司法權源於

A. 司法權在何種意義上不存在

內容提要: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曾言：「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孟氏所言之司法權，實質上是剛剛從立法及行政中脫胎而出的原生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的市民性司法權，不具有組成國家政制部分的本質屬性，成為政治上的不存在。司法審查的確立使司法權進化為一種政治存在。這是司法參與制衡、保障****的需要，是對民主不信任的結果。關鍵詞：孟德斯鳩/司法權/民主/不信任/市民性司法權 法儒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通過其鴻篇巨著《論法的精神》，把權力分立學說提到了「新的和普遍性的憲法原則的高度」[1].在此傳世經典的第十一章「規定政治自由的法律和政制的關系」第六節「英格蘭政制」里，孟德斯鳩對國家的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進行了最為知名的分析，思想史上完整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學說由此誕生。但在這十二頁篇幅的「英格蘭政制」中間，孟德斯鳩幾近突然地筆鋒陡轉，寫下了這樣一句結語：「在上述三權中，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但這里的「某種意義」具體指何種意義，他在是書中竟未著一字，儼然是要留待後人去探索求解。 「英格蘭政制」乃《論法的精神》之菁華所在，自1748年問世至今，人們對它是引用不止、詮釋不斷。頗堪玩味的是，兩百餘年來，孟德斯鳩的這句結語卻一直被塵封在「英格蘭政制」之深閨幾無人識，排除個別學者附帶性地涉及於此，就基本上未見後來人直面此「結語」之存在，而遑論有多少專家學者曾致力於深究其悠悠意涵。就筆者所知，漢語法學里至今尚無專題研究孟德斯鳩這一「結語」之篇章。有鑒於此，筆者不揣淺陋，試作此文。意在對「某種意義」提出自己的管見與思考，以就正於方家。 一、孟德斯鳩筆下的司法權 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論述，最主要地集中在「英格蘭政制」一節里。從文本上看，在寫下這句交給後人來解碼的結語之前，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存在毫無疑問地持肯定態度。不寧唯是，司法權在國家權力理論譜系中的名分與地位最早還是因他在「英格蘭政制」中的系統闡述而獲得了普遍的認可及重視。在孟德斯鳩的思想學說中，司法權是「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他們懲罰犯罪或裁決私人訟爭」.經研究，他認為此種司法權必須同立法權、行政權分立，否則自由就不存在。因為司法權一旦同立法權不是分立而是合一，那法官即是立法者，擁有了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而司法權倘若同行政權結合在一起，法官就掌握了壓迫者的力量。總之，司法權對保障公民及國家自由至為重要，它必須從立法權和行政權中分離出來。以上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獨立」的論證，在人類政治思想史上堪稱是最早而又最系統深刻。 但如果說孟德斯鳩對司法權必須從國家立法權及行政權中分離出來的思想論證經典有餘的話，那麼，他對司法權的實質構成及存在形態等問題就顯得重視不足。孟德斯鳩認為，司法權應由選自人民階層中的人員在每年一定的時間內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來行使，「由他們組成一個法院，它的存續期間要看需要而定」。「這樣，人人畏懼的司法權，既不為某一特定階級或某一特定職業所專有，就彷彿看不見、不存在了。法官不經常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人們所畏懼的是官職，而不是官吏了。」 司法權的行使人員（法官）出自人民固乃理所應當，但其重要組織機構（法院）之存續時間要視需要而定——法院成了非常設機構——就委實讓人置疑不已：什麼時候不需要司法權；誰作來這種不需要的決斷；在司法權非長期存在的政制下，一旦出現需要司法權的情形，臨時羅織它其利弊又該如何權衡控制等等。而司法權「彷彿」「不存在了」的論斷，其理由是司法權既不應由某一特定階級專有又不應掌握在某一特定職業者手中。這相當於說，法官乃非特定職業，它是一種暫時性的官職；法官之存在並非長期，而是短期的、臨時的；而且在需要的時候，法官這種官職可以授予任何人——國家的法官「不過是一些呆板的人物」.不寧唯是，依孟德斯鳩對司法權的理解，在控告重罪的場合，還「應允許罪犯（按：現代刑事訴訟語境下的犯罪嫌疑人）依據法律選擇法官」來審理其案.有鑒於孟德斯鳩上述有關司法權的論述，英國學者維爾（M. J. C. Vile）在分析孟氏司法權理論時認為，孟德斯鳩對司法部門在國家機構組織中的地位的看法很含糊。「只是在討論君主制政府時，孟德斯鳩才把司法部門視為一個由職業法官組成的常任機構。在寫到英國憲制時，他想到的是一種共和政權，沒有常任的司法部門，而只有特別任命的陪審團。」誠哉斯言。 從舊的「執行權」中分離出一種新的獨立的裁判權——司法權，乃孟德斯鳩最了不起的思想理論貢獻。但從以上孟德斯鳩對法官及法院組織之存在形態的闡述來考量，這種貢獻並不完整，更不徹底。如今，無論在有關司法權的理論學說上抑或在國家司法權的組織實踐中，司法權的人員構成及其組織形態均與孟德斯鳩對其的論述大異其趣。獨立行使司法權的法院已公認是一個最能扞衛法律的、誠實、能幹、博學的機構，而法官更不是由什麼呆板人物充任，他已是一副「具有超人技藝、學識、耐性和智慧的法學家」形象[10].同時，法官因自己獨特的職業技能及倫理，使其對國家危害如此之小以至於一朝任命就常常終身在職。 從上述孟德斯鳩有關司法權的思想學說瑕瑜互見的視角來檢討，他總結說「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似乎並非空穴來風。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一種權力要與它種權力分離開來，前提當然是這種權力有獨立存在的可能及意義。孟德斯鳩既然幾近完美地論證了司法權何以要和立法權、行政權分離開來，那他的司法權不存在之說到底是在何種意義上而言的呢？ 不管是無意識還是潛意識，在其不朽的篇章「英格蘭政制」中，孟德斯鳩在留傳他思想遺產的同時遺留了一個有待後人解碼的結語——費解的、被普遍忽略的斷言。「凡是本文的意義不能直接被理解的地方，我們就必須進行解釋。凡是我們不想信任某個直接表現的東西的地方，我們就必須進行解釋。」[11]毋庸置疑，在意義的理解與表現方面，孟德斯鳩的這句結語符合詮釋學家加達默爾這兩個「凡是」標准，因而，解釋它，對我們來說就像義務一樣必須。下面我們就以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政制發展史為宏觀背景、以司法權的存在形態及功能之進化變遷為透視對象，對孟德斯鳩這句結語的歷史意蘊與思想價值進行一番深度探討。 二、司法權的傳統形態：市民性司法權 司法權（the powers of the judiciary）是可分的（divisible），即能分為政治的（POLITICAL）司法權和純粹民事的（purely CIVIL）司法權。這是美國法官吉布森（C.J.Gibson）——美國早期司法界最富有創造性的法官之一——在1825年發表的伊金訴羅布案（Eakin v. Raub）判決「異議」中提出來的[12].吉布森法官的這份異議，第一次對司法權進行了嚴格意義上的劃分。不無奇怪的是，他的這種開創性的二分法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至少在漢語法學世界是如此，盡管它因被認為是反對司法審查權的可能最好的理由而聞名於世。 吉布森法官認為，市民性司法權（its civil）是法院通常而適當的（ordinary and appropriate）權力，是司法權的本質部分，它無需依賴任何在憲法中假定的授權而存在。在普通法上，司法機構的市民性司法權被定義成與所有政府部門的權力一樣。其權力必要地起因於它的直接事務，司法權僅僅就是實施國內法（municipal law）,換言之，就是執行分配正義，因而，這種權力不能顧及政治領域，宣布按照憲法規定的形式所制訂的法律無效，乃是司法的篡權。[13] 以上吉布森法官所分析的市民性司法權，乃司法權最原生亦最重要的構成部分，定無疑問。適用國家法律、裁判民事爭訴是市民性司法權最基本的職責與功能。在司法權未從國家立法權及行政權中分離獨立出來以前，市民性司法權其實已在實然上存在著——由君主、立法機構或行政部門而非獨立的法院行使。歷史發展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市民性司法權的此等職責功能依然如故，未因紛繁的政治革命而變性，亦未因推陳的理論創新而變質，盡管司法權順應制衡權力、保障權利的立憲時代要求而變得復雜：政治司法權——司法審查權已獲得了普遍的擁護，而最初反對司法部門這種政治權力的吉布森法官後來亦改變了他的立場。[14] 市民性司法權，乃司法部門最古老、最基本的職責權能。關於此類司法權的特徵，理論研究上已有成熟得幾乎不曾遭遇挑戰的概括，它主要體現在司法權的獨立性、被動性、程序性、判斷性及終結性上[15].在此用不著重復勞動地一一闡述如許特徵之內涵及構成要件。不過，列舉一些概論司法權這般特徵之經典言說未必是多此一舉。 作為原生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最早是在英國完成了與立法權及行政權的分離與獨立。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斯密（Adam Smith）在研究「君主或國家的費用」時，對「司法經費」的來源及用途作了細致的分析。最後，他得出了「司法必須獨立」的結論：「司法權如不脫離行政權而獨立，要想公道不為世俗所謂政治勢力所犧牲，那就千難萬難了。」[16]思想史上，這是與《論法的精神》同時代的論述司法獨立性的早期文獻。對於司法的被動性、判斷性，為美國聯邦憲法的制訂及批准貢獻卓著的漢密爾頓早已有傳布甚廣的闡述，在此就不贅述[17].人類第一部成文憲法——《美國聯邦憲法》第三條即規定司法權僅涉及（shall extend to）案件或爭議（cases or controversies）[18]，沒有被訴諸法院的案件或爭議司法權就不可能啟動。因此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從性質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19]戴雪（Albert Venn Dicey）在曠世經典《英憲精義》中說：「法院的職務只是聽訟；必俟訟案發生，法院對於公司的規則乃有機緣問及。……判決雖是審判員的意見，然仍有客觀的標准在。」[20]新康德主義法哲學的代表人物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評論道：「在法官座椅上的法官只不過是歸納器械、判決機器、法律自動裝置，或者是人們按照新的完美法官模式所描述的無評價能力因此也無個性的理性化身」[21].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創始人哈特（H.L.A.Hart）通過研究規則得出了以下認知：「法院把法律規則並非作為預測，而是作為判決中必須遵循的標准，法律規則雖有空缺結構，但其明確得足夠限制（雖不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22]而將法院視為法律帝國之首都，法官乃帝國之王侯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以為：「司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是，對某一特殊罪行的懲罰，必須由立法機構事先規定，法官不能在判決之後對該罪行另加處罰。」[23] 從斯密到德沃金，兩百多年過去了，但市民性司法權的上述特質依然未變，它始終是「兩耳不聞『政治『事，一心只認『規范『書」。其以上性格特徵在歷史的進程中與其說經歷了嬗變，毋寧說獲得了強化：此等特徵已在世界范圍內的國家政治實踐中受到愈來愈普遍的人民認可及制度保障。在那些政治生態由革命型、魅力型向現代法治型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司法權的上述特徵是否完全長成並獲得絕對保障已成為它們「轉型快慢、成功與否」的主要標志。 法官適用既定法律裁判案件，這是市民性司法權最清晰的外在化。對於國家政治、社會秩序及公民生活來說，市民性司法權，與其說是一種權力，毋寧說是一種需要。既無意志又無強制的法官僅根據法律和良心對案件作出客觀化、法律化的判斷，這是法官裁判異於立法政治與行政裁量的關鍵所在。法官在裁判案件時絕無關乎一己私利之情形，其裁判權之行使不過是國家實現法律下的公正的需要。如下文所示，黑格爾還曾把滿足這種需要視為公共權力保障國家社會時刻處於法律秩序狀態的義務。司法權威不僅僅源於人人遵守的憲法與法律規范，它更有法官裁判客觀公正、值得信賴這樣的心理信念基礎。如果說權威與權力之間不可能猶如井水與河水一樣毫不相干，那司法權威中的權力也僅僅體現在唯有掌握司法權的法官享有裁判權——一種最終的判斷權。 將判斷權交給司法，是人類政治經驗與理性構建相結合的產物。在司法裁判中，除了法律所彰顯、保護的權利與利益外，沒有任何別的權力及意志。因而，司法裁判能在兩造之間最大限度地實現正義、公平，這已是幾百年來無人質疑的公共信念。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司法權的主要存在形態——市民性司法權是一種與政治及權力之本質不兼容、自身既無意志又無權力的非政治性存在。 三、市民性司法權之不存在：政治與權力去中心化 「司法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不存在的」，施米特在解讀孟德斯鳩這句結語時認為，司法權本身不具有自身的政治存在，它把全部心思都投到規范上去了，「司法不是一種『權力『，在這一點上不同於其他權力」[24].對政治法學有著精湛研究的施米特，從政治、權力的視角來詮釋孟德斯鳩這句結語，其解釋思路堪稱是蹊徑獨辟、令人哲服。但施米特的詮釋之言只給人豁然開朗一閃念，疑問依然存在：政治是什麼，權力是什麼，司法權與政治、權力之間關系如何等等，全需要去進一步的詮釋，否則，難以真正在理性的邏輯思維世界裡理解施米特對孟德斯鳩此句結語的詮釋。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以上之存疑。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膾炙人口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中，曾如許明確地界定政治：「政治追求權力（Macht）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不論是在國家之間或者是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各團體之間。」[25]而「權力可以定義為有意努力的產物」[26]，「自古以來，權力這個詞意味著對人的支配」。[27] 「權力意味著在一種社會關系裡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志的任何機會，不管這種機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28]從事政治的人就是追求權力的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29]因而，韋伯指出，志業政治家人格上首要的條件是熱情，用熱情去追求權力這項「踏實的理想」。[30] 韋伯當年演講聽眾之一的施米特，是有名的政治法學家，亦算得上是以政治之學術為志業。然而，即便在其代表性的政治論著《政治的概念》里，施米特在界定政治時亦煞不爽快，通篇沒有一個決斷——借用施米特政治法學論著中的一個關鍵詞——性的政治定義。但在其政治概念里，「敵對性」被認作是政治最主要的特徵，所謂「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准」、「一切政治的概念、觀念和術語的含義都包含敵對性；它們具有特定的對立面，與特定局面聯系在一起」。[31] 無論是從韋伯的政治概念來判別，還是以施米特的政治標准來權衡，以孟德斯鳩之闡述為典型代表的傳統形態的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與政治、權力都有些格格不入。從政治與權力的特質上判斷，傳統形態的司法權確如孟德斯鳩所言「是不存在的」。 毫無疑問，這涉及到對司法權在國家政制架構中的地位及性質的定位與判斷。不過，從司法權萌芽、發育到傳統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形成以來，人們始終未停止對此問題的探尋。眾多經典作家常常以比較——將司法權與立法及行政這兩種原生的國家政治權力進行比較——的方法來探討、揭示這一問題。分析、認識以下康德（Kant）、黑格爾（Hegel）和古德諾（Frank J. Goodnow）的比較研究，有關司法權不存在的孟德斯鳩之迷就顯山露水、拔雲見日了。 康德在論述國家立法、行政及司法這三種權力時，曾以三段論中的三個命題作類比，司法權在康德的公共權力（公法）學說中，就是三段論里的結論，它表現為判決書及在具體案例中正在考慮的權利的判決。[32]眾所周知，在三段論的邏輯中，決定性的不是結論而是大小前提，因為結論直接決定於它們。康德這個著名的三段論類比說明，與「規定意志的普遍法則」的立法權及「提出可以應用到一次行為的命令」的行政權相比[33]，作為結論的司法權在國家政治權力話語中位居失語席位，委實猶如天命無可商量。 司法權與國家政治、權力不相關，並非康德一人之見解。繼他之後的黑格爾亦分享著他的這種司法權理念，盡管論證方式並不相同。 在講授《法哲學原理》時，黑格爾既不贊同封·哈勒先生的司法觀——司法是政府方面所做的一件單純善意和仁慈的事，又對將司法看做一種不適當的暴力行為、對自由的壓迫和****制度的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司法應該視為既是公共權力的義務，又是它的權利，因此，它不是以個人授權與某一權力機關那種任性為其根據的。」[34] 黑格爾的法哲學里，「司法以一切個人的特有利益為其客體」[35]，其執行主體——法院不可能自己的特定利益涉足其中。當它自身變質為「營利和統治的工具」時[36]，它是不足以承擔起公共權力公正裁判之義務。因此，司法不但不具有政治權力，它自身還須服從公共權力，所謂「對民主地頒布的法律而言，法官是（有思考地）順從的奴僕，而不是主人」。[37] 鑒於司法部門游離於國家政治運作之外的實然狀況，古德諾（Frank J. Goodnow）在研究政府體制的經典著作《政治與行政》中乾脆地化三為二，將司法部門重新放到了「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名下，這樣，在所有的政府體制中就只存在著兩種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國家意志的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前者就是「政治」，後者則為「行政」。「政治與指導和影響政府的政策相關，而行政則與這一政策的執行相關」。[38]關於司法，古德諾認為，「為了方便和妥當起見，人們認為國家意志應該由某種多少獨立於立法的機關來解釋。這種非立法的機關的活動通常就叫作司法行政，而被委託行使這一行政分支功能的機構通常就被稱作司法機構。」而「司法功能是一種與政治功能不相關的功能」。[39] 康德、黑格爾和古德諾三位經典作家，在司法權的研究上其方法與視角均不雷同，但他們殊途同歸，共同論證了司法權——傳統意義上的司法權既與政治隔離、又與權力絕緣的本質屬性。 政治是獲取及分配公職權力的藝術，權力則是政治主體實現其個人或其一部分人意志及偏好的工具。但傳統的以民事司法裁判為職責的司法部門——法院既不聞「獲取」與「分配」，又不問「意志」與「偏好」，法官在裁判時唯法是從，「對於法官來說，他的職責就是將法律的有效性意志變成有效性，並且為了權威的法律命令將自己的法律觀犧牲掉，從而只是關注什麼是合乎法律的，而絕不關心它是否是正義的」。[40]而法治國家保障司法獨立，將法官從所有國家權力影響中解脫出來，其目的亦無非是為了使法官絕地服從法律。裁判是司法部門的唯一天職。但此天職什麼時候行使、如何行使，司法部門無緣問及。「沒有依法提出訴訟的案件，司法權便沒有用武之地」。[41]至於具體到司法如何去裁判每一個案件即司法過程如何進行，《憲法》、《法院組織法》以及各類《訴訟法》已有明文之規定，法院只要且只能照章行事、按規定程序審判，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法官的方法是客觀的，遵守著他的法律觀念」。[42]概言之，無論在國家的政治行政事務中，還是在公民個人的社會生活過程里，司法的身影從來不會積極主動地顯現出來，所謂「在社會服務的行政工作中、經濟規章的執行過程中，人們接觸到的更多的是行政人員而不是法官」[43].為了在將可能提交到法院由他們來裁判的紛爭前保持利益無涉、不偏不倚之中立並實現其裁判行為的絕對獨立，法官必須與國家之政治、行政權力保持足夠的距離。這種距離既是司法事實上與國家當下政治行政之運作幾不相乾的明證，亦是司法權先天無「權力本能」、後天無權力意志的外在表現。一言以蔽之，對於傳統司法權——市民性司法權，政治與權力已「去中心化」了。

B. 法律權威的來源

波斯納曾說：「法律具有權威不在於它們統帥著與科學家的共識相對應內的律師們的容共識。」當人類放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種解決彼此間糾紛的私力救助方式時，便產生了對權威的渴求，他們期望社會中有一種能使雙方都能服從的權威，以達到糾紛的最終解決，盡快制止無休無止的無序狀態。當國家出現以後，司法便以權威者的身份出現了。一、權威的三種類型及其在司法中的體現（一）來源於信仰的權威（二）來源於傳統的權威（三）來源於理性的權威 二、司法需要權威（一）司法的目的與權威（二）相對於立法的獨立地位與權威（三）司法價值取向的多元性與權威 三、現代社會司法權威的特點（一）現代司法的權威是一種制度性權威而非個人權威（二）現代司法的權威為人認可的原因是形式的公平而非實質的正確（三）現代司法的權威被限制在適度的范圍內
立法和司法都是社會控制手段，前者通過提供一般規范發揮作用，後者則是通過解決具體糾紛完成其對社會的影響。它們在各自的領域里都享有權威地位，不存在誰依附於誰的問題。司法的權威來自於司法本身，而不是來自於立法的權威。如果不承認司法的權威，就是不承認司法獨立於立法的價值。

C.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來源於哪裡有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定

司法解釋權是指根據1981年6月10日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等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對於在審判案件過程中如何具體運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通過決定、批復、答復、復函等形式解釋的權力。
《決議》第二條明確規定：「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或決定。」

D. 由司法機關負責違憲審查最早起源於哪個國家

美國，源於1803年馬波力訴訟麥迪遜案件，在審理案件是附帶審理使用的法律是否違憲，也就是說確立了違憲的法律不是法律。

E. 法律的權威源自於什麼(書中幾頁)

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憲法的根基在於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憲法的偉力在於人民出自真誠的信仰。
第一，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是檢驗法律是否科學合理的重要標准。法律的權威首先取決於法律是否科學合理。任何法律，如果條文內容不科學、不合理，必然不會成為有權威的法律，或者說不會獲得法律的權威。人民群眾是社會的主體，法律是為人民服務的，法律意志最終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所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答應不答應，是檢驗法律科學性和合理性的重要標准。而法律是否呼應人民訴求、是否反映人民利益、是否體現人民意志、是否滿足人民需要，則直接決定著人民群眾對法律擁護不擁護、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概言之，法律是否科學合理，人民群眾具有很大的發言權。應把反映人民需求、符合人民利益、體現人民意志作為實現法律科學性和合理性的重要途徑和要求。如果法律脫離實際、脫離人民需要、遠離甚至背離人民願望，肯定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滿意，這樣的法律就不會是科學合理的法律。因此，取得人民對法律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就要求法律必須反映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願，反映人民訴求，反映人民意志。做不到這些，法律就不會得到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法律就不會具有權威。維護法律權威，使法律得到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必須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增強法律的科學性、針對性、有效性，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人民對法律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才能真正樹立起法律的權威。
第二，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是保障法律有效實施和發揮作用的重要力量。法律的權威還取決於法律能否真正得到有效實施，能否真正發生作用。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任何法律，如果得不到有效實施、不能真正發生作用，必然不會成為有權威的法律，或者說不會獲得法律的權威。而法律要真正有效實施和發生作用，首先全社會要信仰法律。正如美國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法律只有被信仰，成為堅定的信念，才能內化為人們的行為准則。法治信仰，是人們發自內心地認同法律、依賴法律、遵守法律和捍衛法律。一旦法治成為一種信仰，人們就會長期持續地、自覺自願地遵守法律，把依法辦事當成自己的生活習慣。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說過，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如果法律得不到人民的尊崇和遵守，必將淪為一紙空文。如果一個社會大多數人對法律沒有信任感，認為靠法律解決不了問題，還是要靠上訪、信訪，要靠找門路、托關系，甚至要採取聚眾鬧事等極端行為，那就不可能建成法治社會，法律必然沒有權威。所以，人民群眾對法律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是保障法律有效實施和發揮作用的重要力量，是法律獲得權威的重要力量。如果法律得不到人民群眾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必然不會獲得權威。我們必須加強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切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真正讓人民群眾體會到法律對他們有用，法律能夠真正維護他們的權益，使他們從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法律，從根本上樹立法律的權威。

F. 什麼是司法獨立的含義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專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屬涉。」從中外學者的基本觀點來看，司法獨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含義就政治層面而言，司法獨立指司法權獨立，源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第二層含義是法院獨立，法院獨立是司法權獨立的制度表現，包括法院獨立於非法院機構和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第三層含義是法官獨立，既獨立於其他職業的公民又須特別強調法官與法官之間的自主性，法官獨立是司法獨立的最高形態。法官個人獨立與法院獨立是司法獨立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沒有法院獨立，單個法官無法履行其職責；同樣，如果法官不能免於其獨立審判可能會帶來的種種擔心，就不可能有獨立的審理與判決，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獨立。法院獨立審判與法官個人獨立之間的關系就如同結構與其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沒有一個好的結構，組成部分豪無根據，沒有組成部分，結構毫無意義

G. 司法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司法的真正意義？這句話好像沒什麼意義，你所指的可能是指：司法獨立的真正意義吧。

一、什麼是司法？

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在我國司法機關包括：審判機關、檢察機關。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這就是司法的意義！

二、司法獨立的含義

要給司法獨立下一個定義，其實並非易事。德國學者將獨立而不受干涉具體界定為八個方面：1.獨立於國家和社會間的各種勢力；2.獨立於上級官署；3.獨立於政府；4.獨立於議會；5.獨立於政黨；6.獨立於新聞輿論；7.獨立於國民時尚與時好；8.獨立於自我偏好，偏見與激情。

從中不難看出，司法獨立意味著一個社會中特定司法實體的法律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預為內容、為標志。

1、司法獨立的含義：經國家確權的中立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對沖突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中排除任何非理性干預的法律自主性。

2、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3、從中外學者的基本觀點來看，司法獨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含義就政治層面而言，司法獨立指司法權獨立，源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第二層含義是法院獨立，法院獨立是司法權獨立的制度表現，包括法院獨立於非法院機構和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第三層含義是法官獨立，既獨立於其他職業的公民，又須特別強調法官與法官之間的自主性，法官獨立是司法獨立的最高形態。

法官個人獨立與法院獨立是司法獨立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沒有法院獨立，單個法官無法履行其職責；同樣，如果法官不能免於其獨立審判可能會帶來的種種擔心，就不可能有獨立的審理與判決，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獨立。法院獨立審判與法官個人獨立之間的關系就如同結構與其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沒有一個好的結構，組成部分豪無根據，沒有組成部分，結構毫無意義。

三、司法獨立的真正意義

（一）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條件。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弄壞了。

（二）司法獨立有利於定分止爭，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

司法真正獨立能夠緩解諸多矛盾，維持社會穩定；司法不獨立，導致的結果必然與我們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馳，南轅北轍。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當事人只要不服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斷地通過上訪改變對其不利的裁判；允許當事人向司法機關以外的機關和部門申訴，其結果可能是使一方當事人暫時獲得他原來的期望的滿足，但是另外一方當事人也可以通過同樣的手段獲得自己願望的滿足，於是糾紛就這樣永無止境地進行下去，最後獲勝的絕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義的一方，而是在訴訟方面更有耐心和更有毅力的一方。這樣不僅無法解決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

化,長期惡化下去，法律在廣大群眾的心中，只會一紙空文。

（三）司法獨立則能以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大的產出，以滿足人們對效益的需要。

通過獨立公正的審判，迅速有效地解決社會糾紛的數量和質量就是審判效果，以盡量少的時間消耗和物質的投入，實現更大意義上的公正已成為現代司法一個綜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獨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許多不合法的影響裁判的因素，節約了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降低了訴訟成本，並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保證裁判的公正和高效。

H. 由司法機關監督憲法的實施源於哪國

由司法機關負責保障憲法實施的體制起源於美國。180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審理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的判決中明確宣布: 違憲的法律不是法律；闡明法律的意義是法院的職權，從而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審查國會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的先例。從此以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受美國的影響，並將這種體制擴展到地方法院，採取由司法機關負責保障憲法實施的方式，通過具體案件的審理以審查確定其所適用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

I. 司法工作者的職權來自哪裡

司法工作者的職權來自於國家所賦予他們的的權利，都是國家賦予的，
他們代表國家來行使職權
望採納，謝謝

J. 宋朝司法

資料一：

宋朝的司法機構
宋朝的司法機構，也是按照中央集權建立起來的。
宋朝把全國分為諸路，每路都設有轉運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級常設官員，其主要任務是協助轉運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審判事官。宋制地方原則上只分兩級，一般由各級行政長官即地方政府首腦兼理司法。
縣級司法審判事務由縣長官知縣事全權職掌，並且以親自參與審判案件為原則。縣以下的鎮岩官員，無權審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縣官員的監督下，處理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可見，縣為宋朝司法機構的基層單位。
州級（與州同級的機構還有府、軍）司法審判事務由州的長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軍監掌管。進行為了控制司法和監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設通判，作為州的副長官。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須經過通判，才得施行。同時，朝廷還選派幕職官員，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處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務。其掌管檢法議罪的，有司法參軍；掌管調查審訊的，有司理參軍。
因開封府在京師，在司法官員的設置上有些特殊的規定，實際上不同於其他州、府。開封府除設府尹一人外，還設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輪流審判案件。另設左右軍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審訊；左右廂公事干當官四人，分管檢查偵訊和處理輕微事件。此外還設有司錄參軍一人，處理戶口婚姻等糾紛。（原來開封府有這么多官，可憐的包、策、昭三個人要干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設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別共掌司法。大理寺長官不設專職，以判寺一人為首，兼少卿事一人為副，均由其他官員兼任。下設詳斷官和法直官等，辦理具體司法事務。寺不設監獄，所有人犯都寄禁在開封府獄（怪不得開封府的監獄很擁擠）。真到神宗時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長官，才開始設置專職官吏，並恢復大理寺獄。（這就是後話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機構中，還設有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一人為台長，往往由其他官員兼任；以知雜待御史一人為副，主持台務。下設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檢法、主薄等官，辦理對違法失職官吏的偵訊，參與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行使監察職務。與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台有拘禁犯人的監所，稱為台獄，監禁它所主辦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實際上是三級三審制。
宋朝的基層司法審判機關設在縣一級，由其知縣負責。但縣級司法機關只能處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縣搜集證據，並對案件審理明白，然後上送州里，這稱叫「結解」。縣知事對於刑事案件，原則上應親自審理。縣屬鎮岩官員，只能處理輕微刑事案件，以笞為限，應處杖以上的案犯，即送縣訊辦，不得自行決斷。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縣判決執行，知縣署名。縣獄只羈押未決犯，已決犯笞、杖罪的行刑後即釋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羈押已決犯。（想起很多單元里的縣令，都在法場監斬呢，真可怕！）
州一級司法機構，包括府、軍，在宋朝司法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別重視。除知州事外還特設有通判作為各州的副長官。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須經過通判簽署（當時叫簽議連書），方得施行；否則，無效。同時，朝廷又直接選派幕職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處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務。
凡屬處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處理，州可以判決執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審判程序，大致分為推鞫，檢斷和勘結三個階段：
所謂推鞫，就是巡檢、捕獲犯人，或者由縣衙解送人犯到州後，先由司理參軍審訊，傳集人證，搜集證據。（昭的活兒）
所謂檢斷，即檢法議罪的簡稱，就是由司法參軍，根據已經得到和查證落實的犯罪事實，檢出適當適用的相應法規，評議確定應當判處的罪名和刑罰。（策的活兒）
所謂勘結，就是由朝廷選派的幕職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據審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實際和檢出備齊的有關法規，進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視需重新直接審訊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報請行政長官知州簽發。
最後，由知州根據判稿決定判詞，並簽署判決，對外發布公告周知，有所趨避。（包的活兒）
案件的判決雖然是以知州的名議發布的，但是參與判決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參軍，要負邊帶責任。因此，上述有關官員對判決如果有異議，應當及時申請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採納此議，可另寫反對意見的文書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見，這稱作議狀。倘若以後發現判決有重大錯誤時，有議狀在先的官員，可以得到免除連事處罰；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議狀而發現原判決的重大錯誤，並藉以得到及時糾正者，而持有議狀在先者，還可以得到慶有的獎賞。宋朝最高統治者，以此獎懲辦法來提高司法官吏責任心，保證辦案質量。（要照這么說，包包每懲辦一次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著連帶一批官員才是呀！看來和包包同一時期做地方官，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死刑案件，事關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規定。因而，知州在審判死刑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案有「法重情輕，情重法輕，事有可疑，理有可憫」等特殊情事時，知州就應將全部案卷送請朝廷裁判，這叫奏讞。凡奏讞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詳斷。當然，犯罪事實明白，證據充分，定案准確，適用法律也沒有疑義，罪犯本人又已經認罪的，當然就沒有奏讞的必要了。（審不清楚的案件沒看幾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這里來呀！）《宋會要》「刑法四」的規定：凡應奏讞而不奏讞，或者不應奏讞而奏讞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處分。這樣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辦案上的專斷或者推諉。
宋朝對死刑案件還規定有「翻異」制度，即准許呼冤。凡已經判決尚未執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屬都可以鳴冤，這在當時稱作「翻異」。刑律規定，案件一經翻異，司法機關便需再審理一次，這稱為「復推」。（這種情況「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凡在提刑司錄問時，即因復核而審訊時翻異的，提刑司應當差遣原審官以外的法官審理，稱叫「別推」。這在宋時叫不幹礙官司，類似現代的迴避制度。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詳復後核准執行時翻異的，則應由該路其他監司審理。假如本路監司都有干礙，比如同犯人有親友關系等，那就應當由鄰路提刑司審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單元里的大理寺官員，他的女兒就是被懷疑被狄青所殺，老人家一點也不避嫌）再審後，仍有鳴冤的，那就要直接請示朝廷，這稱為奏裁，由皇帝決定。
宋朝還規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復審，同時朝廷也經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審理案件。就是說，一切死罪案犯都須先經過刑部詳細復核。（那為蝦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鍘人呢？？答：因為包包的鍘刀是御鍘！）而由各州奏讞的刑事事案件，大理寺復審後，最終還要交到刑部詳復，然後自送審刑院詳議。由此可見，大理寺的職權是相當有限的。
大理寺的審判事務，具體分工還是嚴格的，其左部負責斷刑，掌管全國官員、將校被檢舉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報請復審的案件；其右部負責治獄，即掌管京師各機關職官的犯罪案件。案件在大理寺經過詳斷作出定判，經刑部詳復後，還須經門下省復核，門下省如果認為案件處理不當，則得依法駁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詳斷；刑部還須再行詳復，或者由門下省直接予以糾正。門下省通過，中書省仍得評議，如果評議結果認為原判不當，中書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陳述異議。假如皇帝也認為案件有疑義時，則發交兩制（即指翰林學士和知制誥的中書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參知政事——副相）、台諫（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諫官——知諫院）共同評議（這當時稱雜議），再行決定。（麻煩死了，還不如直接交給包包方便些！最可氣的是，刑事案件這樣層層把關，可還是冤獄叢生。）
總之，審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為宋朝的司法機關，分工制約統統對皇帝負責；其司法制度也體現著這一高度中央集權的精神。

資料二

宋朝高度的中央集權統治也表現在司法制度方面。司法權統歸中央，皇帝直接控制司法，訴訟審判制度進一步發展，使宋朝的司法制度具有顯著特色。

一、司法機關體系

（一）中央司法體制

宋朝沿襲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為三大司法機關，各機構職責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為加強對司法審判權的控制，朝廷於宮禁中增設審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詳議官六人。全國上奏案件，須先經審刑院備案，再發交大理寺審理和刑部復核，然後由審刑院詳議，並奏請皇帝裁決。這實際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級復審機構，剝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權力，使審判和復核程序復雜化。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審刑院，將其職權歸還刑部。此後，凡奉皇帝詔命所立案件，由朝官臨時組成制勘院審斷；由中書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諸路監司及州軍等派官臨時組成推勘院審斷，從而保證了皇帝對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樞密院有權參與軍政案件的審判監督，三司及戶部有權參與財政賦稅案件的司法審判。

（二）地方司法體制

宋朝地方實行州（府）、縣兩級制，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各縣有權審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將審理意見報送州府判決。各州有權審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須上報提刑司復核，重大疑難案件要上報刑部，由大理寺審議，或經皇帝裁決。在京畿地區，由開封府和臨安府負責司法審判活動。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縣之上增設路一級提點刑獄司，作為中央派出機構，主要監督本路司法審判活動，復核州縣重大案件，監察劾奏州縣長官違法行為，以加強中央對地方司法審判權的控制。

二、訴訟審判制度

（一）訴訟時效與審判時限

宋朝對民事和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已有明確區分，並分別規定了具體的訴訟時限。

1．民事訴訟時限與時效

為了保證農業生產正常進行，宋朝制定了關於民事訴訟時限的「務限法」。所謂「務」，即指農務；入務指農忙時期，務開指農閑時期。根據《宋刑統》「婚田入務」條規定，每年農歷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為務限期，州縣官府不得受理民間田宅、婚姻、債負等民事訴訟案件；如有民事糾紛，應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遞交訴狀，官府須於三月卅日之前審理結案；逾期不能結案，必須上報原因。為防止有人趁入務之限阻攔業主贖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補充規定：侵奪財產案件，雖在入務期限，「亦許官司受理」。

對於判決不服，可逐級上訴，直至中央戶部。為防止訴訟久拖不決，宋朝規定了審理民事案件的詞訴結絕時限。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規定，州縣半年內未結絕者，即可上訴。寧宗慶元年間規定，簡單民事訴訟，當日結絕；需要證人證言的，縣衙限五日審結，州限十日，監司限半月。[14]

關於民事訴訟時效，太祖時規定，因戰亂出走而返回認領田宅者，超過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宋刑統》規定，田地房屋糾紛，事後家長、見證人死亡，契書毀亂超過二十年，不再受理；債務糾紛，債務人、保人逃亡過超三十年，不再受理。南宋高宗時規定，買賣田宅滿三年後發生糾紛，不得受理。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有利於維護依法形成的民事關系和社會的穩定。

2．刑事案件的聽獄之限

對於刑事訴訟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類規定了「聽獄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內結案。如太宗時規定，大理寺分別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審刑院分別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別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哲宗時，按案卷紙張多少，明確劃分大、中、小事的三類標准：二十緡以上為大事，十緡以上為中事，不滿十緡為小事。同時規定：大理寺、刑部復審案件，大、中、小事分別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師及八路地區復審案件，分別為十日、五日和三日。[15] 對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審判的特殊案件，兩宋規定有特殊的斷獄時限，體現了靈活變通的特點。

（二）皇帝躬親獄訟

宋朝皇帝對司法權的控制，首先表現為直接介入司法審判活動。太祖、太宗等都曾親自決斷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筆手詔」斷罪。凡御筆斷罪案件，不準向尚書省陳訴冤抑，否則以違御筆罪論處；承受此類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攔延誤」執行；否則，延誤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論處，罪止流三千里。[16]

其次，皇帝還經常親自錄囚。開寶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兩京和諸州長吏督促獄掾，每五日一錄囚。太宗重申此制，並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聞一次，後又將十日一錄囚定為常制。太祖、太宗還親錄開封在押囚犯，使數十人獲得赦免。南宋孝宗、理宗不僅每年大暑審錄決遣，而且實行「大寒慮囚」[17]。

（三）重視勘驗證據

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宋朝重視使用口供、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各種證據，尤其注重法醫檢驗和司法鑒定等調查取證。官府設有專門檢驗官，並制定勘驗法規，以規范檢驗的范圍、內容、程序、規則，檢驗人員的責任及勘驗筆錄的文書程式等。《宋刑統·詐偽律》有「檢驗病死傷不實」門，《慶元條法事類》也有「檢驗」門及「檢驗格目」、「驗屍格目」等敕令格式，具體規定了檢查勘驗制度。

宋朝法醫學的發展達到新的水平。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點刑獄宋慈（1186—1249年）總結歷代法醫檢驗技術，結合自己的法醫實踐經驗，編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獲准頒行全國，成為官員司法檢驗活動的指南。該書選定官府歷年頒定的條例格目，吸取民間醫葯學知識，編成檢復總說、驗屍、四季屍體變化、自縊、溺死、殺傷、服毒等53項內容。明朝以後，它還被譯成朝鮮、日本、法、英、德、荷蘭等國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鞫讞分司制度

鞫指審理，讞指判案，鞫讞分司就是將審與判二者分離，由不同官員分別執掌。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實行鞫讞分司制度。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詳斷官（斷司）負責審訊，詳議官（議司）負責檢法用律，最後由主管長官審定決斷。各州府設司理院，由司理參軍（鞫司）負責審訊及調查事實等，司法參軍（讞司）依據事實檢法用條，最後由知州、知府親自決斷。鞫讞分司強調兩司獨立行使職權，不得互通信息或協商辦案，有利於互相制約，防止舞弊行為。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復雜多樣，條文內容繁多，設立專職官員檢詳法條，也有利於正確適用法律。但是，鞫讞分司制度並不是解決司法腐敗的根本辦法，而且這種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審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

（五）翻異別勘制度

翻異別勘源於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錄問或行刑時推翻口供（翻異）提出申訴，案件必須重新審理。宋朝錄問是對徒刑以上案件判決前的例行程序，受審者可藉此獲得申訴機會。在行刑前的「過堂」或行刑時，被執行人也可提出申訴。對於這種申訴稱冤案件，官府必須重新審理，稱為翻異別勘。

宋朝的翻異別勘制度，分為原審機關內的「移司別勘」和上級機關指定重審的「差官別推」兩種形式。前者是在原審機關內將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門重審，又稱「別推」。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機構中，都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審判部門，如刑部左、右廳，大理寺獄左、右推；案犯不服判決提出申訴，即移交另一部門重審別推。後者是對移司別推後仍翻異者，由上級機關差派司法官員前往原審機關主持重審，或指定另一司法機構重審。哲宗以後，翻異別勘制度有所變化。凡在錄問前或錄問時翻異者，應移司別推；在錄問後翻異，則要申報上級機關差官別推。

為了防止囚犯反復翻異，《宋刑統·斷獄律》規定，翻異別推以三次為限，超過三次仍翻異者，便不再別推。南宋以後，將其放寬到五推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