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司法現狀

『壹』 基層司法所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是什麼

經費不到位，原來的人員素質不高，管理鬆懈。

『貳』 基層法醫工作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最近，某基層法院碰到了一起棘手的刑事自訴案件。案情其實並不復雜，自訴人湯某控訴被告人范某犯故意傷害罪並要求賠償相關的經濟損失。自訴人提供的證據是當地公安局出具的兩份法醫鑒定書。令人費解的是，該兩份法醫鑒定書時間相隔不到兩個月，然而內容竟截然相反。早期的鑒定結論為「輕微傷」，但兩個月後該局竟出具了九級傷殘的輕傷評定書。被告人認為當地公安局的鑒定結論有失公允，申請重新鑒定，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構成輕微傷的法醫鑒定結論。該基層法院採信了中院的鑒定結論，判決被告人范某無罪，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湯某經濟損失4000餘元。自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二審過程中，自訴人湯某要求重新鑒定，中院遂依法委託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某醫院重新鑒定，鑒定結論為輕傷，中院遂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一起簡單的刑事自訴案因為鑒定結論的迥異變得異常復雜起來。法官在撲朔迷離的鑒定結論面前無所適從，當事人無可奈何地陷入訟累之中。

事實上，這類情況在審判實踐中並不少見。鑒定結論在定案過程中往往成為舉足輕重的「焦點」，在民事訴訟中直接關繫到賠償與否、賠償多少等問題，在刑事訴訟中則直接影響到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問題。然而目前的法醫鑒定機制不完善、鑒定規則不統一、立法明顯滯後等現狀又嚴重阻礙了審判實踐的發展。「扯皮鑒定」、「重復鑒定」、「人情鑒定」等問題日益突出，改革法醫鑒定機制的呼聲越來越高。

（二）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的現狀及其弊端分析。

我國法醫學鑒定實踐起步晚，發展相當緩慢。80年代初期，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主要是從公、檢、法三機關「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原則入手的，在公、檢、法內部都建立了相應的法醫鑒定機構。到目前為止，關於法醫學鑒定仍沒有統一的立法。相關的法律法規有：2002年國務院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新《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等6部委關於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公安部《刑事技術鑒定規則》、最高人民檢察院《法醫工作細則》等等。這些法規的出台對規范我國法醫學鑒定行為，促進法醫學鑒定的發展曾經起到了一些作用。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些零散的不成體系的法律、規章顯然已不能適應法醫學鑒定發展的客觀要求，其存在的弊端也不斷凸現。當前的法醫學鑒定體制對鑒定人資格審查、鑒定標准和程序、鑒定機構、鑒定期限、法律責任等問題都沒有統一的明確規定。這不僅給審判工作設置了障礙，更是為原本就相當薄弱的法醫學鑒定工作的發展增加了桎梏。有人著文說「由於多鑒定體制的存在和鑒定的復核程序沒有嚴格的法律規定，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最舉足輕重的『證據』又最具隨意性、可變性！隨意性和可變性又會和失職、瀆職、偽證乃至國家賠償聯系在一起，以致基層的法醫工作如履薄冰……」[1]

具體而言，法醫學鑒定體制不完善的弊端表現在：（1）立法不完備，缺乏操作性。公檢法三機關「自鑒自偵、自鑒自檢、自鑒自審」等違反科學精神、違反訴訟法原則的事件時有發生；鑒定機構互相扯皮，鑒定結論互相拆台、互相矛盾的現象屢見不鮮。（2）機構設置混亂，缺乏權威性。目前，除公、檢、法、司自上而下設立的鑒定機構外，還有衛生行政部門設置的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醫科大學、政法院校的鑒定中心等。多系統設置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同時又使鑒定質量發生異化，法醫鑒定的權威性大打折扣。（3）鑒定規則各不相同，缺乏統一性。各系統、各地區指導、規范鑒定的標准各不統一，互不約束，各自為政，致使實踐中鑒定結論截然不同。（4）證據採信存在任意性，缺乏公允性。在鑒定結論的認定上，無法律規定的標准，法官自由裁量權太大，裁判的公正性受到質疑。

二、重構法醫學鑒定體制的理性思考。

在考慮構建法醫學鑒定體制之前，我們必須分析一下法醫學鑒定結論的本質特徵。法醫學鑒定結論，是一種證據材料，而不是當然的「證據」，不一定具有證明力，因此不能直接予以採信，我們權且稱之為「准證據」；鑒定結論又是一種特殊的必須通過科學手段和方法進行嚴密科學活動才能得出的結論，具有科學性；與此同時，鑒定結論必須是經過法定程序嚴格審查才能認定的法定證據材料，具有法定性。可見，作為「准證據」的法醫學鑒定結論具有科學性和法定性雙重特徵。鑒定體制的構建必須保障鑒定結論本質特徵的實現，這是鑒定體制在實際操作中的價值體現。換句話說，建立科學的鑒定體制目的是為了保障訴訟中鑒定結論科學價值和訴訟價值的實現。[2]

法醫學鑒定體制在初創時期沒有很好地滿足鑒定結論的科學要求和法律要求，因此，在改革法醫學鑒定體制過程中，人們都把著眼點放在滿足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法律性上。關於重構法醫學鑒定體制，目前主要有四種學說，即「一元說」、「兩元說」、「維持現狀說」和「多元說」。

迄今為止，代表大多數法醫學工作者心聲的是「一元說」，即建立統一的、高效的、獨立的、公正的法醫學鑒定體制。他們主張，在中央設置法醫工作委員會或法醫總局，隸屬於法制委員會。法醫工作委員會或總局之下設置一至二個科學研究機構，進行重點科學研究和疑難病例的會診工作。同時在各省（市、自治區）、地區（地級市）、縣（縣級市）設置相應的法醫機構，分別承擔不同的任務。

「兩元說」則主張分別設置公安系統的法醫鑒定中心和檢察系統的法醫鑒定中心；或者將公安和檢察機關的法醫鑒定中心合並為一個鑒定中心，另構建一個社會性的鑒定中心。

而「維持現狀說」的持有者為保守主義者居多，他們擔心大量的變革會不利於平穩過渡，所以主張在現有的法醫學鑒定體制的基礎上進行局部調整，如嚴格審查鑒定資格，建立監督程序等。

「多元說」我們將在下文作詳細的論述。

逐個分析以上幾種觀點，我們不難發現，除「多元說」之外的三種學說都存在著種種弊端，因此它們都不能成為法醫學鑒定體制的最終選擇模式。

「一元化」法醫學鑒定體制具有三個特點，即高度的集中性、嚴密的隸屬關系和明確的分工范圍。這種體制的根本缺陷在於它無法確保法醫學鑒定結論的科學性，進而使該結論的法律性失去可靠的前提。首先，「一元化」體制容易形成行政隸屬關系和狹隘的行業圈子。鑒定機構的單一性限制了當事人的選擇權，無法滿足訴訟民主的需求，再加之行業壟斷形成的弊端以及主觀人為因素等的影響，因而不能確保法醫學鑒定結論的科學性，鑒定結論失真的現象時有發生。其次，「一元制」不利於法醫學學科的發展，從根本上損毀了鑒定結論的科學性賴以存在的基礎。這主要由於「一元制」下法醫鑒定機制的高度集中性，就剝奪了政法院校、醫科大學參與法醫鑒定的可能，很大程度削弱了法醫教學與研究工作的實驗基礎和經濟條件。從長遠看，法醫學鑒定隊伍將無從保證後備力量的充實和儲備，法醫學的長遠發展勢必受到影響。由此可見，「一元化」體制並不能從根本上避免目前的「重復鑒定」、「人情鑒定」等現象，那麼由現行體制向「一元制」的改革將沒有必要。

「兩元說」持有者的初衷是為了兼顧訴訟民主與科研水平之間的平衡，但其提出的「兩元」模式實際上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跛足」現象。如果只在公安、檢察系統內部設置兩個鑒定中心，則無法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公檢的工作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鑒定質量也難以保證；而如果將公檢兩機關的內部鑒定中心合二為一，則不能保證公安與檢察機關的制約與平衡，進而不能避免鑒定中滋生的腐敗現象，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公正性自然難以實現。

至於「維持現狀說」，更是不能符合目前改革的需要。改革必然帶來「陣痛」，不能因為懼怕「陣痛」而維持現狀。其所提出的嚴格審查鑒定人資格、增加鑒督程序等也無異於隔靴搔癢，難以真正起到作用。

三、國外法醫學鑒定體制的設置。

與我國相比，國外許多國家法醫學鑒定體制的設立已有多年的歷史，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在法治國際化、一體化發展的今天，分析、借鑒外國先進的、通行的做法不啻為我國法制改革中的一個良方，批判地吸收是我國的立法方法之一。

（一）英美法醫鑒定製度。

英國的法醫鑒定體制由三部分構成：死因裁判官、法醫病理學家和警察外科醫生。如果聯系訴訟加以考慮的話，大體上可分為相對的兩套系統：一套是服務於警方的法醫鑒定系統，另一套是內政部主管的面向社會公眾的法醫鑒定系統，當然也不排除警方受惠於該體制，如果警方確有需要的話。[3]這兩套法醫鑒定系統的形成與英國對抗制訴訟結構有密切的聯系。在英國，證人和鑒定人、證人證言和鑒定結論在證據法上沒有明確的劃分。鑒定人（專家證人）一般由當事人聘請，因此辯訴雙方的鑒定人往往會在同一問題上提出針鋒相對的鑒定意見，雙方律師也可以對專家證人進行盤詰。這就有利於確認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法律性。

另外，英國採用鑒定人資格制度，無論是死因裁判官，還是法醫病理學家、警察外科醫生，都必須符合一定的學歷、從業經驗的限制方能勝任，這就從制度上保證了鑒定人的專業化、專家化。美國與英國一樣，也實行多元化鑒定體制，最為龐大的法醫鑒定系統是警察系統，除此之外，很多高校及科研機構也有法庭科學實驗室。還有些個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法庭科學實驗室，它們多向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提供科學鑒定服務，當然也向警方提供服務。美國也實行鑒定人制度，但鑒定人的資格不是採取考試之類的硬體措施確定，而是視具體情況由法官和陪審團來確定。[4]這些規定與美國對抗制訴訟結構是相一致的。

（二）法國的法醫鑒定體制。

法國警察系統設有法醫鑒定機構，在需要進行物證鑒定和屍檢的現場勘察中，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可指定具備相應專業資格的人參與現場勘查；如果被指定者不是最高法院或上訴法院注冊的鑒定人，則他必須以書面形式宣誓，保證以自己的人格和良心發誓為司法提供幫助。[5]可見，法國沒有明確載明實行「多元制」，但暗示了鑒定體制不是單一的，因為鑒定人注冊名單之外的人是個不確定的概念，表明除注冊名單之外還有別的鑒定機構或鑒定自然人。法國實行鑒定權制度，一個案件中是否進行鑒定，由刑事預審法官決定。鑒定活動由鑒定人具體操作，鑒定人資格通常是預先根據行政規章確定是否啟用有資格的鑒定人由預審法官決定，這也體現了法國訴訟結構中法官職權主義的特徵。

（三）日本的法醫鑒定體制。

日本法醫鑒定體制呈現多元化形態，包括監察醫制度、警察醫制度、大學教授解剖制度以及科學警察鑒定製度。[6]日本實行鑒定人資格審查制，一般說來日本鑒定人的資歷要求比英國要高。

可見，英美法日等國的法醫學鑒定體制的共同點是：（一）實行多元化法醫鑒定體制，這與各國訴訟結構的特徵是一致的。（二）警察系統自上而下設置了獨立的鑒定體系。（三）法院內部沒有單獨的法醫機構和專職法醫。（四）各國對鑒證機構和鑒定人的資格審查都有詳細的規定。

四、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的「多元化」構想。

借鑒各國法醫學鑒定體制的成功實踐經驗，並結合我國現階段國情，筆者認為，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應該實現「多元化」。「多元化」的基本框架包括為社會提供法醫鑒定的機構和為國家利益提供法醫鑒定的機構。[7]前者包括高等政法院校或醫科大學的法醫鑒定中心、醫院或民間法醫鑒定部門等，它們承辦民事訴訟中的法醫學鑒定；後者包括公安和檢察系統內的法醫學鑒定機構，它們承辦刑事訴訟中的法醫學鑒定，遇到難以解決的技術難題時，也可委託高等院校法醫鑒定機構進行鑒定。

具體而言，「多元化」法醫學鑒定體制的配套要求有：（1）撤銷目前法院系統內的法醫鑒定機構，或者即便保留，該機構的任務也應當轉變為咨詢性質，為本法院或本系統法官提供技術支持，其本身不再從事鑒定活動。這是因為，法院內法醫只有雙重身份即既是法院的內部成員又是當事人一方的證人，這不可避免地使法官的裁決產生偏向性，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法律上的可檢驗性也不可避免地降低。（2）公安、檢察內部同時保留鑒定機構。公、檢的鑒定中心是為維護國家利益而設立的，在一些刑事大案中，內部存在鑒定機構有利於工作的保密性，兩者共存則有利於實現權力的制約與平衡。（3）司法部門的法醫鑒定機構應改為民辦。因為該機構一直面向社會從事鑒定活動，在職能上並不代表國家，改為民辦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有利於節約人力、物力以及減少國家財政的負擔。（4）符合條件的醫院可以從事法醫鑒定活動。新《刑訴法》第120條第2款規定「人身傷害的醫學鑒定有爭議需要重新鑒定或對精神病的醫學鑒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進行。」這是醫院參與法醫鑒定的法律基礎。包含兩層含義：只有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少數醫療水準很高的醫院才能進行法醫鑒定，這類醫院只能就特定法醫學事項從事鑒定。（5）醫科大學、政法院校的法醫科研中心可以進行法醫鑒定。一般這類中心的科研水平較高，可以從事專門性強的疑難病例或屍體檢驗。一定條件下允許它們成為鑒定主體，有利於資源的最合理化利用，也有利於推動法醫教學的發展，從而為我國的法醫學提供人才儲備。

在法醫學鑒定體制的設置模式上，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按行政區劃設置數量不等的鑒定中心。這樣，既合理地實現法醫鑒定資源優化配置，又可以滿足訴訟民主的需求，保障當事人的選擇權，從而實現法醫鑒定體系的科學化、獨立化、專業一體化。（1）區縣級地區可設置公安、檢察以及醫院組成的三位一體的網路化鑒定模式。從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分流出來的鑒定資源可充實到公、檢系統。而醫院的法醫鑒定機構可與該地區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合二為一，遇到特別疑難的病例時，可以從三家鑒定機構中抽調部分專家組成臨時的鑒定綜合小組，由此形成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統分結合的三足鼎立的科學格局。（2）地（市）以上的地區可以設立三家以上鑒定機構。除公、檢內部的兩個鑒定機構外，可以成立兩個左右的醫院法醫鑒定機構，緩解醫療事故及法醫鑒定數量增多帶來的工作壓力，同時又可以擴大當事人的選擇權。當然，這兩家醫院的綜合技術力量必須絕對過硬，同時鑒定機構還應吸收同地區其他醫院的優秀專門人才，具體的機構人員配置由當地衛生行政部門負責，法院負責監督協調。操作時可通過電腦區域聯網，建立人才資料庫，實現區域人才共享。有條件的地區，這里主要指轄區內建有高等政法、醫學院校的，可以根據其法醫學實力組建科研性質的鑒定中心，必要時可以接受法院、當事人或者其他法醫鑒定機構的委託，從事疑難復雜病例的鑒定。

在按行政區劃設置鑒定機構時，有人主張縣級區域建立三家鑒定機構，地級區域建立四家，省會城市建立五家。筆者以為沒有必要作此硬性規定，因為地區之間發展很不平衡，有的地區沒有必要設置五家，有的地區則不能達到五家鑒定機構的規模。過於死板的硬性規定則可能適得其反，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而且機構過於繁冗也不利於鑒定的科學性和效率性。

總之，「多元化」的法醫鑒定體制是一個開放的、健康的、科學的體系，能夠避免鑒定機構的官僚化、行政化，有利於營造「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學術科研氛圍，還能夠保障訴訟民主、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法院超脫（撤銷）法醫鑒定機構也有利於保障法官的中立地位，從而保證公正地採信鑒定結論，並作出合理的裁決。一句話，「多元化」的法醫學鑒定體制是實現鑒定結論科學要求和法律要求的最佳選擇。

五、相關的幾個問題。

（一）法醫鑒定的監督問題。

法醫學鑒定是一項技術性、專業性很強的活動，法醫鑒定結論對民事、刑事案件的判決往往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法醫鑒定活動必須加強監督，以防止鑒定濫用、違反程序等現象的發生。

為穩妥起見，我國可實行鑒定權制度和鑒定人資格制度。鑒定權由主審法官或者合議庭掌握，在委託合法鑒定機構進行鑒定時，要嚴格審查鑒定機關提供的鑒定人選，具有法定資歷的方可實施鑒定。值得一提的是，除對醫院鑒定機構提供的人選進行審查外，法官對公檢系統的法醫適格性也應審查。這樣就實現了鑒定機構和鑒定人資格的雙重認證保險。這里又產生一個問題，鑒定權的決定由法官掌握，但法官決定鑒定是否適時，採信鑒定結論是否合法，是否遵循迴避規定等情況，又應由誰來監督呢？目前，這個問題的解決只能藉助法院內部政工、紀檢部門，以及人大、政協等機關的監督。當事人一旦有異議，可向該院政工紀檢部門或檢察機關反映。新聞輿論界也可發揮積極的輿論監督作用。

（二）法醫鑒定可引進參與機制，適用抗辯程序。

在公、檢等機關組織的法醫鑒定過程中，法官、法院應具有參與權。主審法官的適當介入，可以嚴格程序監督，從而有效避免證據採信時的「拿來主義」或「隨意主義」。控辯雙方當事人也可申請參與到法醫鑒定中來，雙方當事人對鑒定活動應當具有知情權、在場權和發表意見權，發現異議的，雙方還可進行辨論。鑒於當事人缺乏醫學專業知識，當事人可以委託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到法醫鑒定過程中來，但受委託的對象須與本案無利害關系，與法官、鑒定人無利害關系，不能影響案件的正常鑒定進程。通過引進鑒定抗辯制，法醫鑒定結論將更加科學、合理、公正。

（三）鑒定時限及鑒定人法律責任。

法醫鑒定是訴訟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法醫鑒定過程中，訴訟期間自然中斷。一般說來，法醫鑒定並不會必然導致案件超審限。但客觀上，如果鑒定時間過長，就會造成案件久拖不決的現象，使當事人陷入訟累之中，不利於提高訴訟效率。然而目前，我國除對醫療事故的鑒定期限作出了規定，其它無法律、法規規定法醫鑒定期限問題。筆者主張，法醫鑒定機構自接到鑒定委託書之日起45天內必須作出鑒定結論，特殊情況提請審委會討論批准後可延長兩個月。

目前，法醫鑒定還存在責權不明的現象。事實上法醫鑒定結論對定罪量刑甚至生殺予奪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萬一法醫鑒定結論有錯誤，責任將如何追究？為此，筆者認為，應引進鑒定責任制，法醫鑒定應由單位責任向自然人責任過渡。法醫鑒定應實行合議制，參與鑒定的鑒定人都應當署名。[8]鑒定書中應有各種不同意見的如實記載，包括被否決的少數人的保留意見，而不能只有一種意見的記載。首席鑒定人對鑒定書的真實性、合法性負責。在責任認定上，應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即只要鑒定結論出錯，除非鑒定人有證據證明其無過錯，鑒定人都應對錯誤鑒定結論帶來的損害後果承擔賠償責任，鑒定人存在故意的，還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叄』 基層司法所現在歸鄉鎮管還是局裡管

作為縣市區司法局在鄉鎮（街道）的派出機構的司法所，實行由縣市區司法局與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雙重領導，以縣市區司法局為主的管理體制。

司法所人員編制管理和業務指導由縣市區司法局負責。

拓展資料：

目前基層司法所有兩種性質：一是縣市區司法局在鄉鎮（街道）的派出機構，此類各地名稱不一，有所謂直派司法所、直屬司法所、司法行政派出所等；

二是鄉鎮街道的內設機構，經常以掛靠鄉鎮街道綜治辦形式存在（此類人、事、經費都是歸鄉鎮街道管理，司法所工作人員往往由鄉鎮街道中的有關人員兼任）。

在我國司法行政體系中，鄉鎮（街道）司法所是我國司法行政系統最基層的單位，是司法行政工作面向基層、服務群眾的窗口和平台，承擔著人民調解、法制宣傳、依法治理、安置幫教、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法律援助等九大職能。

鄉鎮司法所與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等部門構成鄉鎮一級的基層政法體系，它們各司其職、優勢互補、協作聯動，共同擔負著維護基層社會穩定、保障法律正確實施、完善基層法治機制的重要使命。

長期以來，鄉鎮司法所普遍存在編制缺口大，人員不專職，經費保障水平低，裝備和基礎設施較差等問題，加上司法行政職能相對弱化，如何求生存，謀發展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

『肆』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伍』 考公務員考到司法局或者下面的基層司法所有前途嗎

前途沒啥，混口飯吃還行。不過想想生活是自己的，多大前途才算前途呢，最主要是自己過的舒心，享受生活才是真的。所以到司法局或司法所也不錯，尤其是女孩子。

『陸』 基層司法所的發展前景！

基層司法所主要負責矛盾糾紛調解，法律援助，安置幫教和社區矯正等工作。
從它的專性質來看是普法宣屬傳、法制建設工作的排頭兵，未來作為司法系統內公檢法部門的重要補充還將在基層長期存在。
就我所在地區來看，司法局雖然權利有限，人員編制也少，但是隨著中國法制社會建設的不斷深入，基層司法所的作用也將更加明顯。這個單位的發展前景還是不錯的。
如果你問的是本人前途話，這個單位是可以做點事的，但是基本沒人注意到你，手中的權利也有限。你就算當了所長，未來還是要向政府或其他部門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