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司法變革

㈠ 談談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改革的認識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五）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3.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㈡ 什麼叫司法體制改革

司法體制，本人理解：就是為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設置的機構（審判、內檢察等）、職權以及容規定其在國家中的地位的規范和制度的總和。
1、司法是社會治理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2、公道的社會基礎性秩序，只能由司法來維系，司法是社會沖突的減壓閥。
3、司法另一功能：保障民眾不受政府權力的侵害。司法也是政治沖突的減壓閥。
4、司法體系改革原則或亦可稱之什麼是司法體系改革：
從人民群眾司法需求為出發點，以維護人民利益為根本，以促進社會和諧為主線，以加強權力監督制約為重點，著力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制約司法能力的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問題，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一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
一、優化司法的制度環境
二、優化司法權配置
三、重整法院體系
四、培育法律人群體

中國社會走向優良治理的正道是，分散治理責任，讓司法在社會治理體系扮演其本應承擔的角色。一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體系將及時地分散地解決社會問題。

㈢ 全國司法機制改革涉及司法行政的有哪些

與行政的區別。與行政都是執行法律的個別化的或具體化的行為，統一於廣義的執法活動。但是，行政是實現國家目的的直接活動，而是實現國家目的的間接活動。二者追求的價值目標不同、性質不同、社會功能不同、運行方式不同。

一、從本質上看，權與行政權的有一下區別：

（一)權與行政權追求的價值目標不同。權追求的價值目標是「公正與效率」，在追求公正的同時，兼顧效率、效益等其他價值目標。與權不同，行政權追求的價值目標則是「效率、秩序與公正」，它在追求行政效率、行政秩序的同時，兼顧公正等其他價值目標，但效率和秩序則是行政權追求的首要目標。

(二)權與行政權的性質不同。權是一種判斷權，它是指在訴訟過程中，法官按照預設的法律規則和原則，對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爭議事項進行審理，然後作出具有確定力、執行力的裁判結論，從而以權威性、終局性的方式解決爭端的一種國家權力。權作為一種判斷權，它具有中立性和獨立性，要求法官在處理各種爭議時，地位超然，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從而實現權之基本價值追求——公正。行政權的性質則與此不同。行政權是一種處理權，即行政機關依照一定的原則和方式，依自己的單方面意志對行政管理相對人作出某種行政處理決定的權力。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權力，作出行政行為時，其本身即為行政法律關系的一方當事人，且在該法律關系中佔有主導地位，因此，行政權不可能具有中立性。

(三)權與行政權的功能不同。權與行政權的社會功能是不同的。權的功能：一是以國家強制力作後盾，通過設置正當程序，強制違反義務的一方當事人履行義務或承擔法律責任，或者對發生爭議的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關系進行確認，使受到損害的一方當事人的權利能夠得以恢復或補救，從而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二是通過權對行政權的制約和監督，防止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侵犯公民個人權利，平衡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因此，權的設立與行使的主要功能是為各種各樣的權利提供一種最終的救濟渠道，並對各種各樣的國家權力施加一種特殊的審查和控制機制，以便為個人提供一種表達冤情、訴諸法律的基本途徑，使得那些為憲法所確立的公民權利能夠得到現實的保護。行政權的功能則在於，通過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活動，促使行政管理相對人自覺遵守和維護行政管理法律法規，從而實現行政機關管理社會事務、公共事務的目的。雖然行政權在運行過程中，也會涉及到公民個人權利的保護問題，但由於行政主體在進行行政管理活動時，是以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代表和化身出現的，因此，行政活動所產生的直接的、主要的法律功能便是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得到有效維護，保證國家的行政管理秩序不至於因個人的行為而受到破壞。

(四)權與行政權的運行方式不同。權與行政權運行的最主要區別是權的行使具有被動性的特徵。權的被動性是基於公正性的最高價值追求和中立性的需要。中立性要求權的行使必須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否則就有可能破壞的公正性。權能獨立存在的價值即在於它能充分保證公正性的實現。的被動性要求法院在當事人未提起訴訟時，不能借口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主動啟動訴訟程序，即使是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也不得主動予以追究。當然，權行使的被動性僅僅是訴訟程序啟動時的被動性。權一旦啟動，在訴訟程序中則不一定始終處於消極、被動的狀態。在權啟動後所引起的訴訟法律關系之中，作為權主要內容的審判權將發揮極為重要的主動性作用。而行政權基於及時、有效實施行政管理的需要，其明顯具有主動性的特點。
行政權干預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即使是嚴格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行政權的行使也呈現擴張趨勢。人們普遍認為，對於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社會環境的治理，以至各種災害的預防和消除，綜合國力的增強，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與權相反，行政機關不能對違法行為聽之任之，對公民權益遭受侵害視而不見。行政權行使的主動性和擴張性是社會發展之必然。而與這種必然發展趨勢聯系最為密切的是，人們既要求行政機關提供積極有效的服務和良好的福利，又要求對行政權力的擴張和膨脹實施有效監督，並對行政權力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給予法律救濟的途徑。因此，有權力就有制約，有損害就有救濟，權的運行過程就是對行政權的監督、制約過程。

二、從形式上看，與行政相比，具有如下特徵：

（一）獨立性。在組織技術上，機關只服從法律，不受上級機關、行政機關的干涉。而行政機關實行「首長負責制」，下級機關必須服從下級機關，一級服從一級，全體行政人員必須最終對行政首長負責；

（二）被動性。法律適用活動的慣常機制是「不告不理」，程序的啟動離不開權利人或者特定的提請或訴求，但者從不能主動發起一個訴訟。而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往往具有主動性；

（三）交涉性。法律適用過程離不開多方當事人的訴訟參與：在刑事訴訟中需要控辯雙方的辯駁、質證、對抗；在訴訟中需要原被告雙方的協商、交涉、辯論。而行政權力的行使，更多地是行政機關的命令；

（四）程序性。法律適用過程離不開多方當事人的訴訟參與，者所做的裁判，必須是在受判決直接影響的有關各方參與下，通過提出證據並進行理性說服和辯論，以此為基礎促進裁判的製作。而行政機關也要求嚴格執行實體法和程序法，但行政程序比程序要簡單易行的多。

（五）普遍性。的過程是運用法律解決個案糾紛，將法律適用於個案的過程。案件的解決意味著個別性事件獲得普遍性，普遍性在個別性事件中得以實現。而行政管理對象要復雜的多，具有更多的特殊性。

（六）終極性。法律適用是解決糾紛、處理沖突的最後環節，法律適用結果是最終性的決定。相對其他的糾紛解決方式，成為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解決爭端的手段。行政處罰往往不具有終極性，當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㈣ 中國封建法制的司法機關的變革簡述!跪求。謝謝

我來告訴你

㈤ 論述中國封建法制司法機關的變革

[轉載〕讀完我國古代法律制度，使我不僅對古代的整個法律體系有一個明確的認識，而且還了解到其產生的根源和社會背景。
中國古代自國家出現後，統治階級就開始通過國家機關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體系。
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隸製法律，以習慣法為主，禮刑並用。它體現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滲透了神權思想。夏代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其法律總稱為「禹刑」。刑罰的出現，標志著夏代法律制度已經產生。
「湯刑」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商朝的刑法嚴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於夏、商，到了西周更趨成熟。《呂刑》中對犯人施行五種刑罰的規定長達三千條；同時，明確規定了罰金等級和贖刑制度等。
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奴隸製法制解體，各諸侯國的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成文法陸續頒布。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舊貴族的特權，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標志著奴隸制的瓦解。
戰國時期封建制度確立。各諸侯國陸續頒布了以保護封建私有制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法律。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稱於世，刑罰種類繁多，手段也極為殘酷，對罪犯往往數刑並施。
先秦以前沒有專設司法機關，只是設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設置掌握獄訟的最高法官。
秦統一的秦王朝建立後，「廷尉」列為九卿之一，作為中央司法機關的長官，負責審理皇帝交辦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難案件。秦地方無專門的司法機關，郡守、縣令兼行審判權，可自行處理一般案件。
西漢，蕭何以《秦律》為基礎，製成《九章律》，確立以律、令、科、比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種思想構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論基礎，一直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
漢代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奠定了整個封建社會六部制度的基礎。漢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稱大理）為最高司法長官，地方司法機關與秦基本相同。漢代對各種機構的員額和職權都有明確規定。
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各朝都編纂法典。曹魏對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規定五刑，使刑名進一步規范化；保護貴族、官僚、地主等8種權貴人物在審判上享有特權的「八議」也正式上升為法律制度，這是中國古代刑法的重要發展。《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北魏、南陳法律中規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當」制度，對後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響。
隋唐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諸種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隋朝制定的《開皇律》在封建法典中佔有重要地位。唐律把「十惡」特標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等級劃分，明確規定了社會各等級的不同身份、地位、權利和義務，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唐律》和《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對中國封建法律的發展影響極大，對亞洲一些國家亦有一定影響。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主管司法行政，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案件。御史台為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亦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唐朝時，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作「三司推事」。
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於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宮中增設審刑院，掌審議大理寺上報的案件。宋元《宋刑統》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宋朝全面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皇帝可隨時頒布□令作為斷罪處刑的依據。
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兩個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會後期的時代特點。明、清法規以律為主，律外有誥、例、令、條例、則例、會典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明清兩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於中央設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分典刑獄。對重大案件實行「三司會審」，清稱「九卿會審」，標志著皇帝對司法權的嚴格控制。
在具體的法律制度、法律條文的背後，有著極為復雜的社會思想因素。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點：
①法律出於皇權，維護皇權。古代中國實行專制主義的統治，奴隸社會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會的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②禮法結合，以儒家思想為理論基礎。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維護「三綱五常」成為封建法典的核心內容，德主刑輔、禮刑並用成為法制的原則。
③官僚、貴族享有法定特權。中國古代法律從維護等級制度出發，賦予貴族官僚以各種特權。
④諸法合體、並用，司法隸屬於行政，無獨立審判權。中國古代法律最早表現為禮刑並用，之後形成諸法合體的封建法典。在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權。地方的審判權完全歸屬行政機關。
感受完這一次古老的洗禮，我的受益良多。古代法律制度的背後承載了許多古老的歷史文化和中國傳統思想。只有我們更多地去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演變，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法律制度。

㈥ 司法體制四項改革是什麼會議提出的

司法體制四項改革通過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並從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和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等多個方面推動司法體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原則，制定了各項改革任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對若乾重點難點問題確定了政策導向。

一次次會議，一項項部署，努力把藍圖變成方案、把方案變成現實。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建立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執法司法公開全面推進……隨著一系列帶有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結合的改革舉措陸續推出，司法體制改革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向縱深推進。

司法體制改革意義：

1、司法體制改革要符合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政治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

現代社會，任何一種政治體制模式，都需要對國家權力建立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以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自由、秩序和安寧。至於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具體形式，則與一個國家的政權性質、政治體制和本國國情等緊密相聯。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的根本區別在於國家權力統一由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但並不是所有的權力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直接行使，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設立的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行政權、審判權和檢察權。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由權力機關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人民代表大會既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又是監督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工作的監督機關。這是中國憲政制度在國家權力監督制約方面的一個重要特色。

與西方憲政制度另一個不同的是，中國的檢察機關是在人大之下與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平行的國家機關，它和審判機關共同構成中國的司法機關，檢察機關的任務是以履行國家的法律監督為專門職責，目的是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正確實施。這是中國憲政制度在國家權力監督制約方面的又一個重要特色。

2、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中國現行的司法制度，是適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2006年黨中央做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決定》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所肩負的重要使命，對發揮審判和檢察職能作用、加強法官和檢察官隊伍建設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黨中央專門就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做出決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與深入貫徹好《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結合起來，推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3、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各種社會矛盾也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徵。特別是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公民的權利意識、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經濟社會轉型中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糾紛大量地以訴訟形式進入司法領域，人民群眾對通過司法手段維護合法權益和保障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要求越來越高。

司法環境出現的這種新變化，必然要對司法工作提出相應的新要求。司法體制改革就是要適應這種新變化、新要求，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推進司法改革的根本出發點，牢固樹立「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觀念，改革的措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期望，從人民群眾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強烈的問題入手，從制約司法公正的環節入手，使改革的成果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願望，切實有效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4、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這是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的新論斷、新概括，也是對新時期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司法機關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肩負著重大責任。要把司法體制改革放在黨和國家政治文明、和諧社會建設的大局中來考慮，突破制約司法工作發展的體制性、制度性、機制性障礙，以更好地履行司法職能，使司法成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堅強後盾，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

5、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加強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執政地位是通過對國家政權機關和社會的領導來實現的。當然，黨不是政權本身，不能取代政權機關的職能。黨對各級政權機關、組織和團體等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支持和保證它們依法履行職責方面。在司法領域，黨對司法的領導重點是對司法工作實行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領導，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職責。

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要進一步發揮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優勢，改革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改革的舉措要有利於加強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有利於確保司法機關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人手中，有利於切實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㈦ 中國司法制度的改革趨向是什麼

理論上的司法改革，是朝著依法治國、司法獨立進行的。從1999年開始的第一輪司法改革，確實版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權，如統一司法考試，法官穿法袍，司法職業化。
不幸的是，到了2006年之後，這一輪司法改革，開始出現反復。所謂司法民主化，司法人民化，司法黨化的風氣逐漸蔓延，一方面這是對司法部門腐敗的反應，另一方面更是中央不願放棄對社會問題的最終決定權的一個要求。
早有人指出，黨中央不願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下，最終的結果也將是失去民心，失去活力。可惜！

㈧ 《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為什麼是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

鄙人之見，制定和發布是兩回事。國務院把白皮書制定完了，委託給新聞辦公室發布。。。。。

㈨ 如何改革現行司法體制,保障司法獨立

回答得了這個問題就不是網路知道了，而是全國司法體制改革辦公室的辦公會議上的發言內了。
保障司容法獨立最重要的是體制保障，其中一種是三權分立，但在中國這是沒有可行性的。而且，即使在三權分立的國家，做不到司法獨立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所以三權分立與司法獨立並沒有應然的關系。
那麼剩下的還有通過其他輔助手段保障。在中國，正在討論中的是人、事、物的獨立保障制度。
人，指對於司法系統（僅指審判系統）的人員招錄、晉升、調配等給予獨立的評價與任用體系
事，指對於司法系統的案件管轄，審判內容給予獨立的思考空間
物，指對於司法系統的物質保障給予獨立的預算體系。

將全國法院的預算納入到統一的預算體系內是目前正在慢慢嘗試的一部分。

就目前而言，司法獨立與司法腐敗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保障司法獨立，其目與功能的僅在於提高司法公信力而已，其他的抑制腐敗等功能頂多算是個附帶性功能。
所以，不能急功近利地看待司法體制的改革，對於司法獨立而言，也僅是整個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小部分而已。

㈩ 中央什麼時候提出的推進司法責任制改革

司法體制四項改革通過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並從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和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等多個方面推動司法體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原則，制定了各項改革任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對若乾重點難點問題確定了政策導向。
一次次會議，一項項部署，努力把藍圖變成方案、把方案變成現實。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建立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執法司法公開全面推進……隨著一系列帶有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結合的改革舉措陸續推出，司法體制改革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向縱深推進。
司法體制改革意義：
1、司法體制改革要符合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政治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
現代社會，任何一種政治體制模式，都需要對國家權力建立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以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自由、秩序和安寧。至於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具體形式，則與一個國家的政權性質、政治體制和本國國情等緊密相聯。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的根本區別在於國家權力統一由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但並不是所有的權力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直接行使，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設立的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行政權、審判權和檢察權。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由權力機關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人民代表大會既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又是監督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工作的監督機關。這是中國憲政制度在國家權力監督制約方面的一個重要特色。
與西方憲政制度另一個不同的是，中國的檢察機關是在人大之下與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平行的國家機關，它和審判機關共同構成中國的司法機關，檢察機關的任務是以履行國家的法律監督為專門職責，目的是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正確實施。這是中國憲政制度在國家權力監督制約方面的又一個重要特色。
2、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中國現行的司法制度，是適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2006年黨中央做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決定》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所肩負的重要使命，對發揮審判和檢察職能作用、加強法官和檢察官隊伍建設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黨中央專門就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做出決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與深入貫徹好《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結合起來，推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3、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各種社會矛盾也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徵。特別是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公民的權利意識、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經濟社會轉型中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糾紛大量地以訴訟形式進入司法領域，人民群眾對通過司法手段維護合法權益和保障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要求越來越高。
司法環境出現的這種新變化，必然要對司法工作提出相應的新要求。司法體制改革就是要適應這種新變化、新要求，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推進司法改革的根本出發點，牢固樹立「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觀念，改革的措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期望，從人民群眾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強烈的問題入手，從制約司法公正的環節入手，使改革的成果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願望，切實有效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4、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這是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的新論斷、新概括，也是對新時期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司法機關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肩負著重大責任。要把司法體制改革放在黨和國家政治文明、和諧社會建設的大局中來考慮，突破制約司法工作發展的體制性、制度性、機制性障礙，以更好地履行司法職能，使司法成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堅強後盾，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
5、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加強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執政地位是通過對國家政權機關和社會的領導來實現的。當然，黨不是政權本身，不能取代政權機關的職能。黨對各級政權機關、組織和團體等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支持和保證它們依法履行職責方面。在司法領域，黨對司法的領導重點是對司法工作實行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領導，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職責。
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要進一步發揮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優勢，改革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改革的舉措要有利於加強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有利於確保司法機關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人手中，有利於切實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