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工委刑法

『壹』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六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66條之規定是：公安機關要求逮捕犯版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權寫出提請批准逮捕書，連同案卷材料、證據，一並移送同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必要的時候，人民檢察院可以派人參加公安機關對於重大案件的討論。
司法實踐中就是：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時，發現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新的證據材料的，應當告知檢察人員、辯護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必要時，也可以直接提取，並及時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查閱、摘抄、復制。

『貳』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體現反腐敗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九)」)在反腐敗制度建設方面有什麼重要修改和完善，對中國的反腐敗會有怎樣的促進作用?」這是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閉幕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表示，刑(九)進一步完善了我國懲治腐敗犯罪的法網，完善了有關制度，加大了對這類犯罪的懲處。

那麼，刑(九)相關條款是怎樣體現懲治腐敗犯罪法網「嚴密」性的?接下來，將會為反腐敗工作帶來哪些影響?日前，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數額+情節」

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在8月2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鐵偉介紹，刑(九)進一步完善了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將以前規定的單純的「數額」標准，修改完善為「數額+情節」標准，更符合實際情況，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適應。

「對定罪量刑標准進行修改，使其更具彈性，體現了立法的科學性。」9月6日，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秘書長彭新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現行刑法過於突出數額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沒有考慮實踐中的一些具體情形，導致罪刑不相適應。

彭新林分析說，1997年刑法修改時確定的5000元起刑點，與我國自古以來「計贓定罪」的立法傳統有關。但是在實踐中，這一具體標准早已脫離實際，而且也會令公眾產生「量刑不公」的質疑。比如，「為什麼受賄500萬元的與受賄2000萬元的，判處的刑罰一樣?」「為什麼有的貪官受賄幾百萬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的受賄幾千萬元只是死緩?」

「在單純數額標准之下，人們很容易忽略犯罪情節，如是否對國計民生產生惡劣影響，是否有索賄情節，是否抗拒、干擾調查，是否拒不認罪等。」在彭新林看來，「數額十情節」的彈性標准確立後，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也更有利於貫徹寬嚴相濟政策。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數額十情節」的定罪量刑標准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對待腐敗的「零容忍」態度，即無論貪污受賄數額多少，只要情節嚴重，就要受追究;在打擊腐敗和量刑時，可以避免一些爭議和誤解;非常重視腐敗的後果和影響，能提高反腐敗力度，也讓腐敗分子減少僥幸心理。

「『數額+情節』標准，也符合國際反腐大趨勢。」庄德水表示，國際上對腐敗行為也不規定基本數額標准，而是綜合考量結果。從現在反腐敗發展趨勢來看，一些利益輸送、新的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可能具體金額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對此應加以嚴懲。否則有的官員覺得自己沒有拿到那麼多錢，就不會受到懲處。

根據刑(九)，起刑點在個案中可能會高於5000元，對此該怎麼看?「威懾作用不會減弱。」彭新林說，以往的5000元和現在是不同的，人們對社會危害性的衡量標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在「數額十情節」標准下，同樣的貪污受賄數額，但是情節比較嚴重的，可能比以往處罰得更重。刑(九)對貪污受賄定罪的二元、彈性標准，更科學、更有威懾力。

「終身監禁」

讓「巨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審稿新增一大亮點，即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規定「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該內容被保留至表決稿並獲通過。

「這不是一個新的刑種，它的對象只是針對貪污受賄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在具體執行中的一個特殊措施。」臧鐵偉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說。

「這在我國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將載入史冊。」刑(九)草案三審時，任茂東委員對「終身監禁」內容表示肯定。這一內容，源於部分常委會委員的建議。草案二審時，針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王其江委員建議增加終身監禁刑罰，趙白鴿委員建議對此進行專題討論。

三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簡稱「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規定「終身監禁」等問題召開座談會。最高檢、公安部贊成死緩不得減刑的規定，認為對嚴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懾作用。與此同時，刑法室也通過外交部致電我國駐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11國使館，了解這些國家終身監禁的立法和實施情況。調研發現，在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終身監禁就是最嚴厲的刑罰。該11國法律都規定有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

「『終身監禁』就是『不許他出來』，相當於死刑，但基於人性的尊重又沒有剝奪其生命。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相信威懾力會很大。」西安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李景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李景平分析說，司法實踐中，一些貪官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或者無期徒刑，但是過不了多久就可以通過減刑、假釋得以重返社會，「這是老百姓對反腐效果不滿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讓一些貪官有了『越獄』的僥幸心理。」

「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也有利於實現罪刑相適應，讓受賄數額不等的人的刑期產生差別。」李景平說。

「刑法中明確寫入『終身監禁』，這在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訴記者，規定「不得減刑、假釋」，是終身監禁落到實處的雙保險，一方面可以加大對腐敗分子的威懾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我國死刑的負面壓力，更好地開展國際追逃。

彭新林認為，「終身監禁」體現了嚴厲懲處腐敗的方針，高壓反腐會成為常態。同時也體現慎用死刑精神，發揮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對潛在的腐敗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懾作用，「想到沒有出來的希望了，心理震懾會很大。」

嚴懲行賄

讓「圍獵」者「賠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過向國家工作人員陳某行賄30萬元、向對水務局相關官員有影響力的市民張某行賄70萬元等手段，接近、拉攏水務局相關官員，違規向該市一水庫傾倒殘渣余土。後法院依據刑法修正案(七)，認定陳某、張某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並追究刑事責任。但對徐某的行賄行為，法院僅認定其向陳某行賄30萬元構成行賄罪，而對其向張某行賄70萬元的行為則未定罪量刑。

這是發生在2009年的一則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後，類似徐某行賄張某這種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行賄的行為，也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庄德水表示，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是近年來滋生的腐敗現象，一些行賄中介「圍獵」官員無效的時候，會轉而向官員身邊的人，如親屬或司機、秘書等工作人員進行利益輸送，如高薪聘請、重金送禮、合作經營等，以「曲線」行賄的方式達到目的。「刑(九)的這一條款相當於切斷了行賄渠道，壓縮了行賄犯罪的空間，對行賄人將給予沉重打擊。」

記者看到，刑(九)對行賄犯罪增加了財產刑，在每一檔量刑中新增「並處罰金」。「這是讓行賄人『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項懲處。」庄德水認為，很多行賄人是為了不正當利益和需求才行賄，現在讓他經濟上受損、無利可圖，相當於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賄人行賄目的是獲取更高收益，如果給予單純的自由刑，其財產沒有損失，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不利於遏制尋租行為發生。而有了財產刑以後，通過計算成本和收益，會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賄行為。

此外，刑(九)還嚴格了行賄犯罪從寬處罰的條件。依據現行刑法第390條，行賄人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刑(九)則規定，被追訴前主動交待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對行賄人加大懲處力度，是從源頭上打擊腐敗，從而防止腐敗發生的有效手段。那麼，對行賄人「免除處罰」門檻的提高，是否會給司法實踐帶來挑戰?

「這對司法機關辦案會有一定的壓力，這就要求我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來獲取犯罪證據。」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對犯罪官員的懲處，另一方面加大對行賄犯罪空間的壓縮，「兩頭掐，才能真正減少腐敗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應該服從於司法的實質正義。」庄德水表示，換個角度看，刑(九)的這一修改，也是倒逼偵查機關、司法機關提高反腐敗查案能力，不依賴口供，更多依靠書證、物證等客觀證據。

「受賄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別是一對一的受賄犯罪人不供述的時候，行賄人如果不指控，會給偵查帶來挑戰。」彭新林分析說，但是刑(九)的修改也並不是說行賄人指控了受賄人就沒有回報，還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現時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參考：網頁鏈接

『叄』 刑法中有關青少年犯罪如何從輕處理的條文

第十七條【刑事責任年齡】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回滿十四周歲不滿答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肆』 治安管理處罰法為什麼是由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負責立法工作而不是行政法室呢

說明治安管理處罰法屬於刑法的范疇，而不屬於行政法范疇。

『伍』 刑訴法修改的幾大亮點

新刑事訴訟法共計修改二十三處，具體內容主要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版的處理;基層權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時的程序規則;補充了不適用速裁程序的情形等。下面列舉幾條：一、增加一條，作為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願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二、將第十八條改為第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三、將第三十二條改為第三十三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三款：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的除外。

『陸』 刑法修正案草案進一步完善低齡未成年犯罪規定，具體修改了哪些法律法規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岳仲明在例行記者會上介紹，即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三次審議稿經修改規定，低齡未成年人犯罪，雖然沒有致人死亡，但是仍然是屬於“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的情形增加規定可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次會議舉行已經，對於審議稿做了一些修改，完善了低齡未成人犯罪的實施辦法。

此外，對於收容教養也做了一定的修改，改為專門矯治教育。這也是為了統籌考慮刑法修改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關問題。針對目前社會上廣泛存在的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法律也在努力的修改完善。此外，對於一些學校，幼兒園等未成年人集中的場所，也明確限制犯罪分子從事這類工作。

『柒』 侵佔股權的行為在刑法上如何定性

摘要：利用職務便利侵佔本公司股東股權的行為該如何定性，該問題爭議的焦點在於侵佔股權的行為是否構成職務侵佔罪。侵佔股權，侵害了股東權利，但就公司而言，可支配的財物沒有因此減少，因此利用職務之便侵佔本公司股東股權的行為不構成職務侵佔罪。

一、基本案例及引發的分歧

2012年6月，王某紅、張某平、梁某仁出資500萬元設立了浙江某公司，三人各持公司股份70%、20%、10%。2013年7月，王某紅委託中介公司辦理股權變更登記，中介公司按照王某紅的授意，假冒張某平簽名，偽造了《股權轉讓協議》、《股東會議紀要》等文件，到浙江省某縣市場管理局辦理變更登記，將張某平的全部股份變更到王某紅名下。2015年3月，張某平到公安機關報案，控告王某紅涉嫌職務侵佔，要求追究其刑事責任。

對本案王某紅的行為是否構成職務侵佔罪，理論與實踐中存在不同的聲音，本案爭議的焦點在於：股權是否屬於本單位的財物？

二、理論與實踐觀點探究

（一）一種觀點認為股權屬於本單位的財物，主要理由如下：

1、從股權原理角度分析

（1）侵佔股權最終轉化為侵佔公司的財產。

看起來股權屬於股東的財產，但事實上除了表決權、經營權等權利之外，更大的價值在於該股權對應的屬於公司管理下的財產。侵佔公司股權的目的都是指向公司擁有的財產，其最終的目的都是獲取某種可期待收益。而達到這個目的需要通過成為股東才能實現。因此，雖然公司依法具有獨立的法人財產權，但該財產在支付必要的運營成本後，得到實際收益的仍然是股東。即使在公司被清算、解散的情況下，最終的剩餘資產也同樣是歸屬於股東。所以說，侵佔股權最終仍是轉化為侵佔公司的財產，只是該財產在一個合理的期限內置於企業的運營、管理之下，原本屬於股東的份額，因行為人的侵佔行為導致財產的權屬發生變化。

（2）股權於公司管理范疇，可視為本單位財物。

《公司法》第33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應當置備股東名冊，記載下列事項：(一)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住所；(二)股東的出資額；(三)出資證明書編號。記載於股東名冊的股東，可以依股東名冊主張行使股東權利。公司應當將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向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辦理變更登記。未經登記或者變更登記的，不得對抗第三人。」該規定也明確了公司在管理股權上的法定義務。因此，股權在管理上屬於公司管理范疇，亦可視為「本單位財物」。

（3) 從公司變更登記看股權也屬於公司管理范圍。

《公司法》第22條規定，公司根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已辦理變更登記的，人民法院宣告該決議無效或者撤銷該決議後，公司應當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撤銷變更登記。《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27條規定，公司申請變更登記，應當向公司登記機關提交下列文件：(1)公司法定代表人簽署的變更登記申請書；(2)依照《公司法》作出的變更決議或者決定；(3)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規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公司變更登記事項涉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應當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簽署的修改後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從這兩條規定可以看出，公司股權變更登記雖然是股東權益的變更，但其辦理程序上卻無法迴避公司作為申請變更登記的主體。換言之，公司對股東的股權享有相當大的管理許可權。公司不提出申請，則股權的變更登記將無法實現。

2、侵佔股權進而侵佔財物角度分析

股權屬於股東個人，而股權所對應的財產則屬於公司獨立所有，非經依法清算，便永遠脫離於股東個人。股權的核心是財產所有權，在公司中股東的財產權表現為股利分配權、剩餘財產分配權、經營決策權等。對股權侵犯的結果只能向侵犯財產權的方向發展，該侵犯包括對公司獨立財產權的侵犯和對股東財產權的侵犯兩個方面。因此，以非法手段侵佔股權進而實現、完成對公司財產的處置，必然侵害公司的財產權益。

（二）另一種觀點認為股權不屬於本公司財物，理由如下：

法人制度使公司的財產關系發生分離，形成兩個方面的財產權利，一個是財產終極所有權，一個是法人財產權，對應的產權主體分別是股東和公司這兩個主體，他們在法律上是相互獨立的，股東依據財產終極所有權可以得到紅利，並能夠出賣股權或者在公司清算後分得公司資產，而公司則依據法人財產權能夠依法對公司所實際擁有的財產進行直接的佔有、使用和處置。職務侵佔罪的犯罪對象本單位的財物應當指的是公司法人財產權。

侵佔股權的行為，雖然侵害了股東的財產權，使股東喪失了向公司索要財產的權利，甚至可能因此改變公司的股權結構，但就整體而言，作為獨立法律主體的公司所支配的財產並沒有減少，公司法人財產權並沒有被侵害，因此不能認定為職務侵佔罪。只有當行為人侵佔他人股權的目的是將股權對應的公司財產據為己有，並使其脫離公司的支配，則其侵佔股權的行為可以視為其侵佔公司財產行為的一部分，將其定性為職務侵佔。

三、案件評析

筆者認為本案王某紅侵佔本公司股權不構成職務侵佔罪。理由如下：

1、《公安部經偵局關於對非法佔有他人股權是否構成職務侵佔罪問題的工作意見》（2005年6月24日）（下簡稱《工作意見》）內容：

近年來，許多地方公安機關就公司股東之間或者被委託人採用非法手段侵佔股權，是否涉嫌職務侵佔罪問題請示我局。對此問題，我局多次召開座談會並分別徵求了高檢、高法及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等有關部門的意見。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書面答復我局：對於公司股東之間或者被委託人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司股東股權的行為，如果能夠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則可對其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司管理中的股東股權的行為以職務侵佔罪論處。

有人據此認為，《工作意見》是，公司股東之間或者被委託人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司股東股權的行為，一概以職務侵佔罪論處。

筆者認為，如果《工作意見》精神確實如此，則違反了最基本的公司制度原理。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工作意見》對非法佔有的股東股權作出了「公司管理中」的限制。如前所說，法律規定公司應當設置股東名冊，變更登記由公司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但是，發生股權變更最關鍵的一步是，必須有股權轉讓協議，而股權轉讓協議必須由股東簽字或蓋章。由此可見，公司僅僅設置股東名冊、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並不是股權管理行為，管理股權的仍然是股東自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工作意見》，公司股東之間或者被委託人利用職務便利，非法佔有「公司管理中」的股東股權的行為以職務侵佔罪論處；非法佔有非「公司管理中」的股東股權的行為，不以職務侵佔罪論處。非法佔有「公司管理中」的股東股權類似於行為人侵佔了本單位依照法律和合同管理、使用或運輸的他人財物。行為人侵佔了這些財產，行為人所在的單位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實質上侵犯了本單位的財物。人們對這種行為以職務侵佔罪論處不會有異議。

2、股權不是本單位財物

股東出資交付的財產屬於公司所有，股東擁有股權，公司擁有法人財產權。股權與公司法人財產權是股東和公司各自享有的法定權利，二者相伴而生，它們因出資行為的完成和公司的設立而同時產生。股權不等同於相同比例股權的股東財物，更不能等同於相同比例的公司財物，對股權的侵佔並不直接等同於對公司財物的侵佔。具體可以參閱本文第四節內容。

3、侵佔股權不構成職務侵佔罪

職務侵佔罪要求是將本單位財物非法佔為己有，行為人侵佔的是否本單位財物，系是否構成職務侵佔罪的關鍵。因為股權屬於股東的財物，不屬於本單位財物，故侵佔股權不構成職務侵佔罪。

最後，本文以2003 年全國人大法工委刑法室、最高院研究室、刑二庭、最高檢研究室、偵監廳、公訴廳、中國檢察理論研究所、人大法學院聯合舉辦的研討會發布的《對妨害公司、企業管理秩序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會議紀要》的意見結束：

股份（權）可以作為職務侵佔的對象，將本單位的股份（權）私自變更到個人名下可以構成職務侵佔罪，但在本單位內侵佔了其他股東股份（權）的，不構成職務侵佔罪。

『捌』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如何界定刑法追訴時效的終點

所謂追訴時效的終點這個不是標準的法律詞語
法工委沒有什麼界定
終點，漢語詞語，拼音zhōng diǎn，意思是即是指一段行程的結束之處，也代指徑賽中規定的終止地點。
如果按這個說法,追訴時效的結束
如果不是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立案偵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情況
超過法定期限結束

『玖』 全國人大法關工委關於《刑法》立法本意

《刑法》第一條：】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

『拾』 刑訴法的修改依據是什麼

如果說是修改許可權的依據，《憲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第六十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如果說的是具體條文的修改依據，恐怕就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草案以及學者、專家的草案、意見、建議以及向全國徵求意見的反饋情況，正如王兆國副委員長《關於刑訴法修改草案的說明》提到的。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從2009年初開始著手刑事訴訟法修改方案的研究起草工作。在多次聽取全國人大代表和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經反復與中央政法機關和有關單位共同研究，形成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稿。2011年8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對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
會後，將草案印發中央有關部門、各地和有關方面徵求意見，中國人大網站全文公布草案向社會徵求意見。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和各方面意見，對修正案草案進行了修改完善。2011年12月，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對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進行了再次審議。委員們認為，修正案草案經過常委會兩次審議，吸收了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和各方面意見，已趨成熟。會議決定將修正案草案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按照法定程序，於今年1月11日將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發送全國人大代表進行閱讀討論。代表們總體贊成修正案草案，同時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和代表們在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對修正案草案作了進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現在提請大會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