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假定

1. 法律假定，處理，後果三者如何定義與區分

假定指法律規范規定的發生一定法律後果的條件或情況；處理指法律規定的人們的行為模式，及人們應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部分；
制裁指是法律規范中規定的因違反規則而產生的法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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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法第二百三十二第一款條例：
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里的假定就是符合刑法所規定的應付刑事責任的主體，在本刑法有效的效力期間與區間內，在沒有其它免責事由的情況下，處理是不能故意殺人，法律後果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 刑法法條中得禁止性規則假定條件是指什麼另外，法的技術性規定是什麼

我覺得這題選D，假定條件就是前面的，就是假定什麼樣的情況發生專，「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屬，情節嚴重」，法律後果應該是危害結果，是「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制裁是一種較為嚴厲的法律後果承擔方式，應該是後面的刑期，所以，禁止性規定的構成就是，假定條件+法律後果+制裁。所以行為模式應該是規范性規則里的，就是知道人們如何去做的，什麼是可以做的。這樣的。還有，技術性規則就是，法的技術性規范指規定包括法的解釋權、法的生效時間、法的修正程序、法公布的文字形式等內容的條文。 好了，這是我的理解。

3. 法律規范的假定,處理,後果

這是法理學中有關法律規范結構的要素說，現在的學說主流是「二要素」說，即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和新三要素說，即條件、模式和後果。你的是老三要素說，假定指法律規范規定的發生一定法律後果的條件或情況；處理指法律規定的人們的行為模式，及人們應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部分； 制裁指是法律規范中規定的因違反規則而產生的法律後果...

4. 休漠的無賴假定說明了什麼有什麼意義急啊!!在線等待!

摘要：作者認為，特定的社會倫理觀念和倫理規則是各國民法制度賴以建立的基礎，也是評價民法制度優劣的主要標准。各國民法無一不是將本國基本倫理制度上升為法律規定的結果。目前中國民事立法所存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對外國先進法律制度的移植不夠，而是對傳統文化的借鑒不足。中國未來的民法典必須同時兼顧其先進性和民族性，應當是在揚棄和繼承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套既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又可得到廣泛社會接受的新型民法典體系。

關鍵詞：倫理道德、民法典、民法文化、傳統與習慣、移植與繼承

為了構築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同時也為了充分發揮法律對社會生活的確認、界定和引導功能，目前的中國正在緊鑼密鼓的在進行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但對民法典應依何為本，在理論學界並無一致看法。但基本的態勢是對外國先進民法制度的借鑒和移植比較充分，而對作為中國本土資源的傳統文化、傳統倫理、傳統習慣的研究則做的相當不夠。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理論上過多地強調了民法與市場經濟的關聯性，而對作為民法本體的倫理性則表現出不應有的冷漠。民法雖然是主要調整財產（經濟）關系，但民法就其產生和演變來說，對人（其中特別是公民）自身的價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權利的關注遠勝於對財產的關注。這也是民法區別於商法的表現之一。因此，對民法來說，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財產僅僅是實現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規范財產關系作為民法的主要著眼點和核心內容，而不注重對人類理性的提升和確認，那麼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對民法本質的歪曲和異化。作為民法上的人其最主要的特徵則是其具有強烈的倫理性，是典型的倫理性動物。因此對民法的研究離不開對民法倫理性的研究。

倫理一詞，按照《辭海》的解釋，是處理人們相互關系應遵循的道理和准則，現在常作為「道德」的同義詞使用。 中國的「倫理」一詞來自於音樂現象，「凡音者，生於人心也；樂者，通倫理也。」[ ]指按照律呂規范進行樂曲演奏的狀況。將其應用到人際關系領域，與人倫概念非常接近。按照先秦思想家的觀點，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是人倫的應然形態。[ ]在西方，亞里士多德把倫理學視為管理人自身的政治，盧梭在《社會契約論》將倫理視域從人類個體拓展到整體的意義，它提出了與個體幸福相對存在的公共福祉，把普遍社會也視作具有自身固有品質的道德的生命。叔本華在《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中，指出「同情」是道德的起源和基礎。認為 「倫理體系得以建立，乃是源於有組織的群體希望創造社會生活的起碼條件的強烈願望。制定社會道德規則，就是為了約束全體間的過分行為、減少掠奪性行為和違背良心的行為，培養對鄰人的關心，從而增加和諧共處的可能性。」[ ]現代所理解的倫理包括的范圍非常廣泛，「既可以是低層次的、外在的類似於法律屬於『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東西」，「也可以是高層次的、綜合了主客觀的、類似於家園、體現了人或民族的精神本質的、可以在其中居留的東西。它連接內外，溝通上下、甚至在凡俗和神聖之間建立其通道。」[ ]倫理道德的功能首先在於通過評價等方式來指導和糾正人們的行為和活動，「道德的目的，從社會意義上看，就是要通過減少過分自私的影響范圍、減少對他人的有害行為、消除兩敗俱傷的爭斗以及社會生活中其他潛在的分裂力量而加強社會和諧。」[ ]同時道德還能夠道德能通過評價和鼓勵等方式，塑造理性人格，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和道德觀念。而法律除了具有工具性價值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具有倫理性價值。[ ]在真正的法治國家，法治所體現的價值與社會的主流倫理道德規范表現出高度的同質性，法治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道德規范的價值，或者是倫理道德規范的評價指標。這點在民法中表現得非常突出。

一、 倫理性是民法的基本特點之一

（一）民法文化是倫理性文化。從一般意義上說，法律實質上是文化的表現形式之一，與傳統、習慣等文化因素密切相關法律文化依賴於一種久遠的歷史習慣和傳統，是一個民族長期的生活方式、宗教倫理、思維方式等的沉澱和凝結的結果，具有極強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穩定性，並深深地融會於人們的觀念和意識中。亨廷頓認為，我們所說的文化是指人類生產或創造的，而後傳給其他人，特別是傳給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習慣、觀念、制度、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 ]而民法文化作為法律文化的一種，與其他類型的法律文化的最大區別在於，民法文化主要表現為一種倫理文化，所體現的價值以對人自身的關懷作為首要價值取向。「人性的首要法則，是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於其自身所應有的關懷。」[ ]

一百多年前，英國著名法學家亨利•；梅因曾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即判斷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只要觀察一下民法和刑法在該國法律文化中的地位即可獲知答案。大凡文明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其民法就享有相應地比較發達，並且會在整個國家的法律文化中居於核心和靈魂地位；與此相反，在文明程度比較低的國家，其刑法就特別發達，而民法相對萎縮。[ ]我們經常說中國法律文化不發達，其中主要指的是民法文化不發達，而民法文化的不發達又直接源於中國長期遵行的「重刑輕民」傳統。在現代社會，由於民法作為「經濟關系直接翻譯為法律原則的法律，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准則」[ ]，從而使「民法典不管是在哪裡，都往往被當作整個法律制度的核心。」[ ]因此，對民法觀念的弘揚成為各國法治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由於不同社會對法律的作用和功能以及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的看法不同，因此不同的法律文化在法律制度上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在有些國家中，由某種法律制度所調整和控制的社會關系，在另一些國家中，卻由非法律的其他社會規范調整和控制。譬如，古代羅馬的私法所調整的很多民事關系，在中國古代則由民間的禮俗和習慣來調整。從形式上看，近代歐洲市民社會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市民法律體系，而實質上則是孕育了一種蘊含於市民法之中的偉大的私法精神，並由此滋養了源遠流長的近現代西方法律傳統。[ ]不僅如此，就其本質而言民法具有非常強的正義性品質。它把維護人的尊嚴、自由和人格獨立作為整個民法制度賴以建立的基礎，把個人視為法律關注的焦點，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裡，每一個個人就是整個的國家。」[ ]正是民法的這種正義性才賦予了市民社會不可或缺的自我支持的力量。

（二）民法規范主要表現為倫理性規范。所謂民法規范是指以實現公平為目的，按照一定程序制定出來的為市民社會主體所必須遵守的行為准則。英國近代思想家霍爾斯認為：「法律，作為得到批準的法規，其用處不在於約束人民不做任何自願行為，而只是指導和維護他們，使之在這種行為中不要由於自己的魯莽願望，草率從事或行為不慎而害了自己。正如同栽籬笆不是為了阻礙行人，而只是為了便他們往路上走一樣。」[ ]從社會學角度觀察，法律條款無非包括倫理性條款和技術性條款兩大類。一般而言，民法規范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提供了一般的行為規則，這些一般行為規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及其經濟基礎的抽象和概括，是人們理性思維的結果，一般較為合理也較為穩定。正是基於這種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徵以及調整手段的特點所決定，因此民法條款絕大多數屬於倫理性條款，即憑社會主體的簡單常識和倫理判斷就可確定其行為性質，而並不需要當事人必須有豐富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專業判斷能力。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對民法概念和原則的闡釋來加以說明。

首先民法制度是道德化的法律制度。法律作為一套行為規則體系，是通過規定一定的行為模式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並對人的行為、活動產生直接的法律效力。而倫理道德主要用於調整人的觀念，並通過調整人的觀念來影響人的行為，因而倫理道德對於人的行為的效力是間接的。但不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作用於人的行為，倫理道德與法律都具有調整功能，這就決定了倫理道德與法律之間有著共性。它們各自通過自己的方式作用於人的行為，對人的行為發生影響，因此它們都屬於社會規范體系，具有規范屬性。倫理道德的普遍適用意味著倫理道德通過觀念調整人的行為，會隨著社會生活的積累而固定下來，形成一定的行為規則來調整人的行為。倫理道德與法律的調整對象在內容上有交叉重合之處，即有些對象既受倫理道德的調整，也受到法律的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求需要把具有普遍化特徵到的倫理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定，即實現倫理道德的法律化。典型的如作為民法「帝王條款」的誠實信用原則，該原則在應用到在法律體系之後，其主要作用是為了克服既有法律規則在適用時可能產生的不正義和漏洞補充中可能產生的偏差。但另一方面，該原則又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這主要源於它原本是一項倫理道德規則。從世界范圍言之，「越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則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已成了一部倫理道德規則的匯編。」[ ]當然立法者也會顧及整個社會對這種倫理道德行為的認識程度與接受程度。並不能將所有的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都能上升為法律或確立為法律。如果將全部倫理道德問題變為法律問題，那就等於由倫理道德取代了法律，這既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目的，也使國家財力無法能支撐倫理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所需要的執法成本。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倫理觀念的進化，國家有必要把盡可能多的基本倫理規范和和重要的倫理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特別是民法規范。[ ]

其次，民法概念是具有倫理性的概念。由於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是將人類行為置於某些規范標準的支配之下，而且不對某一特定標准所旨在適用於的行為種類加以劃分就無法確立規范標准，因而法律與概念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自羅馬法特別是德國民法典之後，民法非常注重對概念的使用和概念的界定，民法也因此而成為典型的概念法學。概念不但是法律規范賴以表現的形式，也是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不可少工具。「沒有概念，我們便無法將我們對法律的思考轉變為語言，也無法以一種易懂明了的方式將這些思考傳達給他人。」[ ]與刑法基於罪行法定原則所要求的概念的明確肯定性和不可產生歧義性的要求不同，民法概念則具有相當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典型的如作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判斷行為效力的善意和惡意、確定行為人是否承擔責任的過錯等概念，都具有相當的靈活性。民法概念的這種不確定性主要是由於社會生活過於復雜，法律概念無法覆蓋現實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其次則在於民法概念具有高度抽象性。而「法律規規范的用語越概括，就越不明確，在法律規范的實施中，給予法官的自由也就越大。」[ ]因此，即使是在一個比較靜態的社會中，也不可能創造出能預料到一切可能的爭議並預先加以解決的永恆不變的規則。誠如有的法學家所言：當人類關系每天都在改變時，也就決不可能有持久不變的法律關系，只有流動的、彈性的，或有限度確定性的法律制度，才能適應這種人類關系，否則社會就會受束縛。[ ]最後一個原因則在於民事活動本身就社會倫理生活的一部分，具有強烈的社會趨同性，而倫理規則是很難用精確的法律語言加以描述的。正是基於民法概念的這種不確定性，民法規范的這種高度概括性和極強的倫理性，決定了法律的適用必須以倫理性的基本原則和民事習慣為指導，並依據各種事實關系與法律規定的內容進行對照，然後作出相應的價值判斷。對此，《瑞士民法典》第l條規定：如果法官於制定法中不能發現相應的明確規定，則必須根據習慣法作出判決，而在沒有相應習慣時，「則根據如果他作為一個立法者應採取的規定」。 中國台灣民法典第1條也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不僅如此，《法國民法典》第4條還禁止法官以法無明文、含糊不清、不盡完善為借口拒絕受理案件。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以通過研究民法的精神對法律進行明智的和合理的適用。[ ]

（三）民法的法治精神體現為符合理性的倫理性法治精神。法治是現代社會對人類社會的重大貢獻之一。貫穿西方法治的一根主線是對人類理性的呼喚。關於法治的含義，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一書中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並率先提出了「人是理性的動物」的命題。現代西方法根基是羅馬法，在古羅馬那裡，法這個詞就是正義Lustus.法被傑爾書定義為「善良和公正的技藝」，烏爾比安提出法的定義是：「誠實生活，不犯他人，各得其所」。[ ]梅因在《古代法》中講到：「羅馬人認為他們的法律制度是由兩個要素組成的。經查斯丁尼安皇帝欽定出版的『法學階梯』Institutional TreaA tises）中說：『受法律和習慣統治的一切國家，部分是受其固有的特定法律支配，部分是受全人類共有的法律支配。一個民族所制定的法律，稱為該民族的』民事法律『，但是，由自然理性指定給全人類的法律，則稱為』國際法『，因為所有的國家都採用它。』所謂『由自然理性指定給全人類的』這一部分法律，就是被假定為由『裁判官告令』帶入羅馬法律學中的原素。在有些地方，它被簡單地稱為『自然法』（Jus NatuA rale）；它的規定據說是受命於自然衡平（naturalis Equitas）和自然理性。」[ ]西方近代市民社會的興起就伴有羅馬法的復興、宗教改革及新教倫理形成等深邃的社會文化背景。理性作為斯多葛學派的一個重要概念，被認為是一種遍及宇宙的萬能的力量，是法律和正義的基礎。西塞羅認為自然法的本質是正確的理性，理性是人區別於自然界其他動物的標志。自然法思想是現代西方法治的基石，而自然法的一大內容就是理性。孟德斯鳩、盧梭等是近代西方法治的主要設計師，他們又都是啟蒙思想家和理性主義的倡導者。而理性和倫理又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作為理性結晶的民法並不對個人的倫理道德省思的能力及其所達到的境界問題予以太多關注。而注重底線上的、足以約束共同體所有成員對於共同體公共價值准則、公共利益分配方式的倫理建構。[ ]可以說理性要求就沒有現代民法制度。

（四）民法的權利本位思想主要體現的是倫理思想。著名法學家梁慧星先生認為，所謂民法之本位，也就是民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作用或基本任務。概言之，即民法之所以存在，其追求的效果是什麼，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則民法就實現其存在的價值。其中自由、平等、正義是法律所追求的永恆的價值，同時也是民法所擁有的最基本價值。[ ]對民法以何為本位在學術界有不同理解，但以權利為本位無疑是一種主流觀點。其主要表現是，民法在整個內容設計上就體現為是權利法，她以一系列權利的設定來給人自由選擇的空間，承認、弘揚人的理性。民法的權利本位思想首先來源於社會經濟倫理思想，這種經濟倫理包含的內容主要有市場交換中的道德秩序、分配法則和佔主導的價值體系，如對財富的追求、使用和管理。市場經濟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經濟倫理的第一層次-職業道德和經濟信用構成，這兩者構成了人們的行為准則，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基石和市場有序化的保證。現代市民社會奠基於市場經濟體制之上，有其道德基礎，即對他人生命、財產、自由權利的尊重，其包括民法在內的全部法律制度都以此為出發點。道不僅如此，權利本身就意味著正義。拉丁文「ius」在理解上既指權利也指正義，英文「right」也同時有權利和正義的含義西方文化中將個人的權利強調為是一種社會普遍適用的爭議，反過來說，正義也不言而喻地象徵著一種當然而為的權利。[ ]對此，黑格爾總結到：「在希臘人中，道德同時也是法定的權利，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憲法完全以來於道德和認清，其中還沒有一定的原則，來均衡人們內在生活的易變性和個人的主觀性。」[ ]在法律和倫理的關繫上，郝鐵川教授曾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良善優於法律》，認為在解決良善與權利的沖突中，應當良善優於法律。認為權利本身有其固有缺陷，權利的本質是通過對他人的不信任和防範，來捍衛自己的利益，實現權利的辦法是把每一個人從整體中盡量剝離出來，以昭示個人權利的排他性。因此提出，我們既要吸納西方尊重權利的經驗，又要防止權利代替良善的弊端，最大限度地減輕權利本位的負面作用。 [ ]這一觀點對當前我國的民事立法無疑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二、 民法的倫理基礎

（一） 民法起源於人的倫理要求。人性本是一個純倫理學的范疇，但對人性的預設構成了所有時代、所有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出發點，也構成了立法的基礎。任何制度都是針對人設定的，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定基礎上的。對人性的不同假定可能導致不同的政治路徑。法律是一種文化，性善與性惡是其永恆的主題。有人認為在，一切法律問題說到底都是法律文化問題，而一切法律文化問題說到底又都是從對人性善惡的假設與判斷開始的。中國古代之所以沒有形成像古希臘、羅馬那樣崇尚法治的傳統，除了經濟、政治原因之外，與性善論這一價值觀念具有密切關系。性善論把人心視為一切美好價值觀念的源頭，從而把治理國家看做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修養過程，不是努力通過建立、完善外在的規范和制度去約束人的行為，相反卻是盡力向內心挖掘，試圖通過提高人的覺悟來建立一個君子國。[ ]因此，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孝治天下」、「以德治天下」是最好的治國方式，從而產生所謂的「泛道德主義立法」。

而西方則更多的強調的是性惡論，人性惡構成法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哲學主體性預設。柏拉圖早年認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到了晚年，柏拉圖發現人的本性並非他所說的那樣善良，因此，他提出了人性總是貪婪自私的觀點，主張在人性尚不能向善的情況下，只好暫時採用法治。亞里士多德是西方哲人中率先提出法治主張與學說的，他完全拋棄了性善論信條，徑言人的本性是貪婪自私的，需用法治加以約束，而掌握權力的人的本性更容易暴露罪惡，所以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西方的法治思想就是這樣從假定人性惡的基礎上啟動起來的。基督教產生後，其「原罪」說更使西方人堅信人性本惡，中世紀經院哲學家認為人有原罪，人在胚胎中就有了罪惡，因此需要用外在的力量加以抑制。中世紀教權與王權的並立、沖突，也更使西方人堅信權力制約的必要性。西方近代法律文化思想不僅沒有中斷人性惡與法的因果邏輯鏈條，而且使之日益突出和系統化。霍布斯認為，作為自然的產物，人類的情感和慾望構成了人性；利益是慾望和情感的動因；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個人利益，都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情感，因此人天生是自私的和是惡的。普芬道夫、斯賓諾莎、孟德斯鳩都是公開主張人性惡並將其作為法的基礎的思想家。康德雖強調理性是人的本性，也承認自然慾望是人性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他也同樣強調「人性的軟弱和缺點，」這種缺點不僅指道德上善良的欠缺，而且指在它裡面存在著傾向於罪惡行為的強有力的因素和動機。人的本性陷在惡里很深，這導致了人們在社會中的對抗，正是這種對抗喚醒了人的全部力量，實現了人類歷史由野蠻到文明的發展。所以，惡表現為人類歷史的動力。黑格爾堅持用辯證的觀點看待惡，認為惡作為善相對立的范疇也是意志的表現，惡同善一樣都是導源於意志的，而意志在它的概念中既是善的又是惡的，善與惡是事物的肯定與否定的統一。[ ]人性惡在所有權制度的產生上具有非凡的作用。正是為了適度抑制人性惡，產生於社會而又超脫社會、作為社會異己力量的國家才出現，國家才以法律確認私人佔有的合法性質，私人所有權才得以產生。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所有權的產生是人們無可奈何的選擇，源於人性惡，也是為了遏制人性惡，因為在任何社會和任何情況下，生存都是人的第一本能。為了公眾生存，必須有超強制的公共權力把人的行為控制在規則許可范圍內。[ ]大體而言，在人類法律史上，凡是法治論者多是理性主義者。而理性就其本質來說是對人的本性不信任的人們所特有的一種思維方式。認為法律不是針對善，而是針對惡制定的。

（二）弘揚和抑制人性是民法的主要作用。人性惡的假定在不同的法律領域有不同反映和要求。就公法領域來說，由於「憲政主義認為人性是不完善的，有自私和濫用權力的傾向」，[ ]而「憲政就是被設計用來彌補人的缺陷的」[ ]，因此每一種政治制度都是針對某些惡而設計的。憲政的存在這一事實即表明了人性的不完善。康德認為，法律必須也適用於一群魔鬼，如果它們只有頭腦的話。休謨認為，「政治家們已經確定了這樣一條准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 ].休謨的這種「無賴」假定，不是究詰人性的真相，而是從規范的意義上為憲政給定一個出發點。它體現了人類的睿智與策略：先設定一種最壞的情形即每個人都是無賴，然後在這個前提下求其防堵，求其疏導，求其化彌。府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麼呢？「所以必須對人的內在本性進行控制。在民法領域，性惡所防範的對象則主要是國家和國家公權。民法認為國家公權力的私慾最容易泛濫，最容易侵害公民的私利權，所以民法必須實行私法自治和私法優先，凡公民私力可以妥善了結的事情，就無需國家公權介入。有學者說，民法是最貼近人的本性的法律。人的本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獸。禽獸的一面來源於人的慾望的膨脹，天使的一面來源於社會規范的矯正與內化。立法者必須考慮的是：作為其法律規范接受者的，正是這些聰明和自私但又沒有些許道德而聚集一處的人。由於對人性的不信任，為了防止社會個體間的權利濫用，人們制定了界定每一個體權利義務的私法，劃定了每一個體的權利義務范圍，既不允許國家權力擅入個體權利領域，也不允許社會個體間相互踐踏權利。[ ]民法對人的這種不完善性的預設，實際上是從強烈的道德感出發的，是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缺陷的正視和反省，因此在制度設計上，民法不但要弘揚人的天使的一面，對公民賦予眾多的權利，同時又要抑制人的禽獸的一面，以一系列義務的設定來防止人的慾望的膨脹。

（三）是否符合倫理是判斷民法制度優劣的主要標准。判斷一個法律制度優劣的主要標准有兩個：一個是法律所體現的人類理性程度的高低，即法律必須是良法；另一個則是法律為社會所接受的程度的高低，二者缺一不可。與此相適應，法治社會形成的最基本條件也就是亞里士多德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後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類良知與正義道德的法律。能夠被稱之為良法的法，至少應包含人權性、利益性、救濟性三種內在的品格。其中人權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礎，失去人權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實際價值不合理，最終會被人類所唾棄。[ ]在古希臘羅馬的時期，法學家把法律提到倫理性的高度加以贊揚，認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藝術」；同時，他們十分重視從社會文化倫理角度解讀法的精神本質，將其看成是深藏在實定法之後的最高價值主體，從而確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查士丁尼曾說：「法學是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科學」。正義作為法的基本原則，它追求的是某種完善的目標、道德價值或理想的秩序。但正義不僅是一種法律理想，也是一種現實的可操作性的法律原則、標准和尺度。人們期望通過這樣的法律原則，建立起個人和他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可見，維持人類生活秩序之最後手段，乃在於有理性之道德觀念。[ ]法為良法的另一層含義就是本身必須具有合法性，「惡法」不應當被社會所遵守。西塞羅提出了著名的「惡法非法論」。馬克斯•；韋伯認為，「所有經驗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況下，統治都不會自動地使自己局限於訴諸物質的或情感的動機，以此作為自身生存的基礎。相反，任何一種統治都試圖喚醒和培養人們對其合法性的信念。」[ ]而合法性本身就具有非常強的道德評價因素，「合法性含有若幹道德意味，滿足了合法性，似乎意味著滿足了在道德上很重要的價值」。[ ]

（四）倫理性是民法得到有效遵守的信仰保障。作為法律特別是民法之所以能被有效遵守，其前提是該法律必須被社會公眾素信仰。對此，著名法學家伯爾曼曾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形同虛設。」[ ]而作為法律被信仰的前提又是法律必須有神聖的淵源，「沒有了神聖的淵源，也就沒有了永恆的有效性。」[ ]「正如心理學研究已經證明的那樣，確保遵從規則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歸屬感，遠較強制力更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並且因而並不要求強制力制裁的時候，才是有效的」[ ].西方的民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來源於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之所以能承載這種維系文化延綿的任務，首先是因為信仰能給出了使行為動機成為可能的

5. 法律規則中怎樣區別假定和處理（行為模式）

從兩者的含義來區別：

假定是指指適用規范的必要條件，就是適用法律的前提條件。

處理是指行為規範本身的基本要求，就是法律規定可以做什麼、禁止做什麼的內容。

舉個例子：《繼承法》第18條：「夫妻有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這條沒有明確寫出假定部分，但可以推論出來，即夫妻一方先亡而有遺產，便是假定。夫妻之間可以相互繼承，這就是處理。

(5)刑法假定擴展閱讀：

法律規則的分類如下：

（1）按照規則的內容不同，法律規則可以分為授權性規則、義務性規則和權義復合性規則。所謂授權性規則，是指規定人們有權做一定行為或不做一定行為的規則，即規定人們的「可為模式」的規則。

所謂義務性規則，是指在內容上規定人們的法律義務，即有關人們應當做出或不做出某種行為的規則。義務性規則又可分為命令性規則和禁止性規則。所謂權義復合性規則，是指兼具授予權利、設定義務兩種性質的法律規則。

（2）按照規則內容的確定性程度不同，可以把法律規則分為確定性規則、委任性規則和准用性規則。所謂確定性規則，是指內容本已明確肯定，無須再援引或參照其他規則來確定其內容的法律規則。

所謂委任性規則，是指內容尚未確定，而只規定某種概括性指示，由相應的國家機關通過相應的途徑或程序加以確定的法律規則。所謂准用性規則，是指內容本身沒有規定人們具體的行為模式，而是可以援引或參照其他相應內容規定的規則。

（3）按照規則對人們行為規定和限定的范圍或程度不同，可以把法律規則分為強行性規則和任意性規則。

所謂強行性規則，是指內容規定具有強制性質，不允許人們隨便加以更改的法律規則。所謂任意性規則，是指規定在一定范圍內，允許人們自行選擇或協商確定為與不為、為的方式以及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內容的法律規則。

基本要素

1、「舊三要素說」該學說認為，法律規則通常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個要素構成。法律規則在邏輯結構上形成了「如果—則—否則」的公式。

2、「兩要素說」 該學說認為，法律規則在邏輯上一般由行為模式和相應的法律後果組成。這種觀點認為，在法律條文中常常沒有假定部分，或在法律總則中作了原則的規定，甚至有時候假定部分已包含在行為模式中，所以沒有必要單列「假定」或「適用條件」部分。

6. 法律規則中的假定條件，刑法中的犯罪構成，民法中的民事法律事實。三者感覺有相似之處。但又感覺不同。誰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7. 如何區分法律規則中的假定條件和行為模式

區分法律規則中的假定條件和行為模式：

假定條件是指該法律規則適用的時間、空間、主體、客體條件。時間、空間很好理解，你用的都是刑法的例子，那我也用刑法的例子，如「戰時造謠的」中的「戰時」就是時間條件，「在道路上發生事故」中的「道路」就是空間條件。

主體條件，如貪污罪的「國家工作人員」。客體條件，如你例1中的「故意殺人情節較輕」，就是客體條件。行為模式是當人們處於規則假設的條件之下時，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假定條件與行為模式的區別在於。

假定條件在法律規則設置的場景中，屬於已經發生的事實；而行為模式在該場景中，是人們將要做或不做，但尚未發生的事實。而法律後果，則是人們符合或不符合行為模式時，要承擔的後果。

法律規則的邏輯結構，指法律規則諸要素的邏輯聯結方式，即從邏輯的角度看法律規則是由哪些部分或要素來組成的，以及這些部分或要素之間是如何聯結在一起的。對法律規則的結構，目前學界有不同看法。

8. 無罪假定的是個什麼概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總則第一章第十二條明文規定：未經人民法院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是新《刑訴法》確定的一條重要原則，簡稱為「無罪推定」原則或「疑罪從無」原則。新《刑訴法》在審判程序中進一步確認了這一原則。《刑訴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人民法院對於「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可以說，確定「無罪推定」原則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一個重大進步。我們在審判實踐中必須深刻理解這一原則的立法精神，牢牢把握其本質特徵，合理准確地適用法律條文，從而更好地發揮其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安全，維護穩定之作用。

一、「無罪推定」原則的由來和立法原意
無罪推定原則，顧名思義是針對封建社會的「有罪推定」原則提出來的。①一般表述為：「即被告人在未經法院依法確定有罪之前，應推定為無罪的人」。最早由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在1764年出版的《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提出這一思想主張，其主要含義是：「任何人在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之前，都不能叫做罪犯。在尚未決定被告人確實違反他應遵守的條件之前，社會就不得不對他加以保護」。這一原則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封建地主階段斗爭的一個重要產物。在資產階級革命浪潮席捲之下，這一先進思想理論被帶到了整個歐美國家。在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這個思想理論原則先是被歐美一些國家載入憲法或刑事法律中，隨著西方文化的傳播，逐步被歐美以外的一些國家所融入，使無罪推定的思想理論原則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共識。《世界人權宣言》、《歐洲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法律文件也確立了這一原則。無庸置疑，無罪推定較之封建專制下的有罪推定和通過刑訊拷問迫使受訊人自證其罪，無疑是刑事訴訟的一項徹底變革，是人類法制文明發展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
無罪推定原則可概括為四項基本規則：一是只有法院並依照法定的訴訟程序，才能判定某人有罪。即定罪權歸法院。二是證明犯罪的責任由控訴方承擔，通常由警察和檢察機關承擔。因為根據天賦人權的理論，人的基本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是生來就無罪的，因而也是無須證明的。國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須提出有罪的證據，否則「任何人」的無罪的法律地位不變，就不能轉化為罪犯。三是疑罪無從。證明有罪的證據必須達到充分的程度，即達到使法院確信有罪的程度，否則仍不能使「任何人」成為罪犯。四是被告人有沉默權，不能強迫任何人作出對自己不利的供述。法學界普遍認為，前三項規劃是無罪推定的最基本的含義，前兩項屬於程序要件，第三項屬實質要件，至於沉默要問題，並不影響是否實行無罪推定原則問題。
無罪推定是世界各國刑訴法普遍確認的原則，這一原則能否適用於我國的刑事訴訟，是一個長期爭論而認識很不一致的問題。
從50年代中期的「反右」斗爭直到80年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我國法律界始終沒有中斷對無罪推定原則的批判。尤其是在「砸爛公檢法」和「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文革時期，無罪推定更是被視為「禁區」，試想一個農村生產小隊的治安員就可以隨便抓人、捆人、審問人犯，誰還敢提「無罪推定」？那個時代「無罪推定」被烙上「階級性」烙印。到了80年代，我國法學界主要爭論其是否符合我國國情問題，認為有了「實事求是」這一原則，就不必再規定無罪推定原則。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我國政治、經濟、文化與世界的全面接軌，無罪推定原則得到越來越多的法律界人士的認同，直到一九九六年修改《刑訴法》時，被作為一項基本原則寫入新的《刑事訴訟法》。
確立無罪推定原則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
1、無罪推定原則是世界各國立法的通例和國際公約的普遍規定。無論是歐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無罪推定都是其刑訴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中國經濟要想與世界全面接軌，作為其保障體系的法律也要有此原則。
2、無罪推定原則在我國國內法中已有先例。全國人大通過頒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均已明確規定：「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香港、澳門基本法都是國內法，而非外國法。
3、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利於在訴訟中有效地保障人權。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任何人在未經判決確定有罪之前，其身份只能是「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因而法律必須賦予並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和其他各項訴訟權利，它還可以有效地防止辦案人員「內定」被告人有罪，搞事實上的有罪推定。
4、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利於提高公安司法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辦案質量。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內容，是要求起訴方對被告人涉嫌的罪名用確實充分的證據加以證明。如果能夠收集到確實充分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告的無罪假定，即可確認並判決其有罪。它使公安、檢察人員承擔了嚴格的證明責任，必將有力地促使公安政法機關努力提高業務素質，改善執法環境，最終有利於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5、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利於疑難案件的解決。無罪推定的含義就是，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就應當認定被告人無罪。這有利於徹底解決過去對於證據不足，不能證明犯罪的案件（即所謂的疑罪）久拖不決，致使被告人無限期被關押的不正常做法。
6、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利於克服刑訊逼供和虐待被監管人員的錯誤行為。「嚴禁刑訊逼供」是我國刑法，刑訴法的明確規定，然而過去曾屢禁不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安政法人員把被告人看成罪犯，認為對付「壞人」就該「嚴打」。確立無罪推定原則，有助於扭轉公安司法人員的觀念，從而減少或逐步杜絕此類現象。
二、無罪推定原則的本質及特點
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實質上是把過去由當事人承擔的證明責任轉交到由起訴機關承擔，這是證明責任的一次重新劃分。過去，如果當事人沒有充分確實的證據證明自己無罪，就推定其有罪，即「自證無罪」、「自證其罪」或「有罪推定」；新訴訟法規定：如果起訴方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當事人有罪的，就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確定的無罪判決，即「公證有罪」或「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從「自證無罪」到「公證有罪」，從「有罪推定」到「無罪推定」，我國刑訴法產生了一次巨大的飛躍。因為它保護的不僅是被告人的利益，而是社會每個成員的利益。因為每個人都有成為被告人的可能。
為什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負舉證責任，而由控訴機關承擔舉證責任呢？這是因為，第一，刑事訴訟的證明對象非常復雜，證明要求很高，但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由於人身自由受到某種強制措施的限制，既無權收集證據，又無法進行調查，根本無法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無罪。即使能提出某些證據，也往往難以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司法機關一樣承擔證明責任，勢必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訴訟中的不利地位。讓被告人負證明責任不符合法治公平的原則。其次，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負證明責任，容易使司法人員推卸自己的證明責任，消極地依靠犯罪嫌疑人自我證明有罪或無罪，對查明案件的消極影響大於積極影響。其三是資產階級法學家提出的天賦人權理論，人沒有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義務。
無罪推定原則確定在公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擔證明責任，也就是沒有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不能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證明自己無罪便據此得出其有罪的結論。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並不享有沉默權。法律明確規定，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回答，如實回答的含義是有罪的犯罪嫌疑人應當如實交代罪行，提供自己能夠提供的證據；無罪的犯罪嫌疑人則應如實陳述無罪的事實，並提供自己能夠提供的證據或線索。這一點我們與西方國家的法律是截然不同的。西方國家的法律包括港、澳、台等地方的法律規定，當事人享有沉默權，可以拒絕回答警方的提問。而我國則不同。由於犯罪嫌疑人對自己是否犯罪知道得最清楚，因此法律上不能允許犯罪嫌疑人拒絕回答問題或作虛偽陳述。② 「對有罪者，要求他如實交代罪行，有利於偵查機關准確及時地查明案情；對無罪者，要求他積極與偵查機關配合，以協助查明事實真相，查獲真正的犯罪分子，同時使他本人盡早解脫嫌疑。犯罪嫌疑人必須如實回答，不等於其負有證明責任；犯罪嫌疑人不負舉證責任，不等於其有沉默權」。法律的這一規定，從刑事訴訟的實踐出發，掙脫了傳統證明責任概念的束縛，走出了西方證據理論的誤區，既有利於與犯罪分子作斗爭，又有利於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可以說是非常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原則。但是任何事情都是發展的、變化的，隨著我國國情的變化，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進一步健全，社會文明程度的進一步提高，群眾法律意識的進一步增強，「無罪推定」原則派生出的另一項人權「沉默權」也會寫入法律的。「沉默權」問題目前在法律界的爭論也非常激烈。請採納為最佳答案

9. 假定因果關系是否是犯罪

一，刑法的因果關系是犯罪客觀要件中的選擇要件？

解析：犯罪客觀方面的要素：危害行為、危害結果、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行為的時間、地點、方法等。其中，只有危害行為是客觀方面的必備要素，而其它都是選擇性的要素。

因果關系僅僅存在於實害犯，如：結果犯，不存在危險犯、行為犯、舉動犯之中，因為這些犯罪都存在犯罪行為，但是不一定存在犯罪結果。比如：甲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但是，沒有任何犯罪結果發生，甲構成犯罪只是危險行為本身，不存在所謂的危害結果，就不存在因果關系這個構成要件了。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只存在於實害犯（造成實際損害的犯罪），包括未遂的故意殺人罪，根本不存在結果，只存在故意殺人的行為，最終未遂又怎麼可能有因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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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害結果在刑法中的意義包括區分此罪與彼罪么？

解析：包括。有的刑法條文明確規定以危害結果的大小輕重或是否造成危害結果的嚴重危險作為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比如：聚眾斗毆犯罪中，致人重傷或死亡結果的，構成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這樣的罪名正是以犯罪行為的危害結果來區分此罪還是彼罪。

還有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等轉化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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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有無因果關系要怎麼區分認清？

解析：一般情況下，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很容易區分，但是，在存在介入因素的情況下，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就很難區分了。

A，一行為一結果之分析：

第一步：看是否構成刑法上的條件關系。刑法上的條件關系：如果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無前即無後)的關系，就認為有因果關系，實則為必要條件說。比如：甲因瑣事與乙發生爭執，向乙的胸部猛推一把，導致乙的心臟病發作，救治無效而死亡。甲的行為與乙的死亡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注意：存在因果關系並不意味著必然承擔刑事責任，千萬不能以是否需要定罪來判斷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標准。因為甲推乙的行為雖然是故意，但是不代表這就是是刑法上的故意或過失，也有可能是意外）

第二步：如不存在刑法上的條件關系，看是否構成假定的因果關系，有該條件固然能產生結果(充分條件)，但即使無該條件，由其他條件也能產生同樣結果(非唯一的充分條件)，肯定說，有因果關系(無前有後，有前有後)

B、兩行為（或事件）一結果之分析：要判斷前條件還是後條件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這是判斷因果關系的重點。注意：這里的兩個行為包括行為和自然事件。

判斷標准：先看兩條件是同時發生還是先後發生，如同時發生，看是否二重的或重疊的因果關系；如先後發生，除了重疊的因果外，主要就是所謂的介入因素問題。

1、兩行為同時發生：

先看是否符合條件說，符合條件說，有因果，公式仍然是「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

如果不符合條件說，再看是否符合二重的因果關系：不符合條件說，但擬制為有因果，指二重的因果關系。

同時成就的兩個以上的條件分別都能導致結果，但在無意思聯絡下，競合在一起導致了結果的發生。整體考查說，如果任何一個行為單獨均能發生結果，除去全部行為將不發生結果，則全體行為都有因果關系。(有一必有後，無二必無後)

2、兩條件先後發生，

先看前條件是否足以單獨地導致結果的發生(否則可能是重疊的因果關系)：

如果前條件足以單獨地導致結果的發生，則有兩種可能，或者是前行為與結果有因果關系，或者是介入因素(後條件)與結果有因果關系(或曰因果關系被切斷)。

注意：先後的兩個條件，前條件在司法考試中一般是行為人的行為，後條件即所謂介入因素，可能包括非行為的自然事件。為便於分析，將前條件稱為A，後條件稱為B，結果稱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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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介入因素包括四種形態：自然事件、他人行為、被害人自身行為、行為人的第二次行為。

解題步驟

1、在有介入因素的情況下，一定要先看介入是異常的還是正常的(或曰是獨立於前行為還是附屬於前行為的。)以一般人的生活邏輯為標准進行判斷，一般人能想得到的就是正常的、附屬的(例如殺人後拋屍就是合乎生活邏輯的)。

2·1、如果介入因素是正常的或附屬的則不切斷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

2·2 如果介入因素是異常的或獨立的，還要看介入因素對結果發生作用的大小。

2·2·1 如介入因素只是略微提前結果的發生，僅有介入因素尚不足以導致結果的發生，不切斷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

2·2·2 如介入因素足以單獨地導致結果的發生，切斷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

舉例：如甲的行為已經導致乙重傷，瀕臨死亡，後來，丙對乙毆打，只是導致乙的死亡時間略微提前，僅有丙的行為尚不足以導致乙死亡；但是，如丙開槍射殺乙，丙的行為足以單獨地導致乙死亡，應認定丙的行為切斷了甲的行為和乙的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果關系的斷絕)。

介入因素是因果關系部分的重點，尤其是行為人的第二次行為和介入因素對結果發生作用的大小這兩個要點。注意對介入因素切斷因果關系後可能結合未遂、預備、罪數深入考查。

3 例外：如前條件或同時條件之一不足以單獨地導致結果的發生，看是否重疊的因果關系：單獨的一個條件不能導致結果，兩個條件並存才能導致結果，肯定說，認為這種情況下兩個條件都與結果有因果關系。(無一必無後，合並方有後)實際上用條件說也可以得出此次結論。

注意：不作為犯罪的因果關系模式：不履行義務才是因，產生危害結果(廣義，指侵害和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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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作為如何違反禁止性規范？

解析：義務的產生途徑主要由於：（1）法律的明文規定。不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要構成犯罪，還必須以刑事法律規定的義務為依據。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偷稅罪、遺棄罪、侵佔罪等，都有刑法的明文規定。（2）行為人職務或業務上的要求。例如，值班醫生有義務搶救病人，交通警察義務指揮交通，消防隊員有義務撲滅火災，等等。（3）因實施一定的法律行為而產生的義務。如某甲受雇為某一家庭護理卧病在床的老人，就承擔起了維護老人健康、安全的義務。（4）因先行行為引起的義務。當行為人已經實施的行為給法律所保護的利益造成危險時，行為人具有排除這種危險的特定義務。

注意：不作為不代表沒有行為，作為和行為不是同一個概念。所謂不作為犯罪就是有作為義務的行為人違反禁止性規范而不作為。

比如：法律命令消防隊員必須救火，消防隊員不救火的行為就是典型的不作為，並違反命令性規范。法律禁止醫生見死不救，醫生看見患者不進行救治就是典型的不作為，並違反禁止性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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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為人的身體動作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是相對於刑法的命令規范和禁止規范而言的是什麼意思？

解析：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包括積極的行為，如拿刀殺人行為，也包括消極的行為，如醫生見死不救。

兩種行為均可構成故意殺人罪，前者是直接故意即希望被害人死亡，後者是間接故意即放任被害人死亡。

刑法禁止規范如禁止殺人，行為人積極的殺人（希望）如普通的拿刀故意殺人，

刑法命令規范如命令醫生必須救治病患，但是醫生通過消極的行為放任病人死亡，就是違反命令規范構成故意殺人罪。又如負有救助義務的丈夫看見妻子意外落水，卻不積極救助而是放任妻子淹死，雖然並不希望妻子死亡，但是也不反對和排斥妻子死亡，也構成故意殺人罪。

即：法命令行為人應當實施某種行為，而行為人不做該行為構成犯罪（該行為既可能是積極行為也可能是消極行為。如：遺棄罪中的遺棄行為既可能是消極行為也可能是積極行為）

法禁止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而行為人卻實施該行為構成犯罪。（如法律禁止公民任意剝奪他人生命權，而行為人積極故意殺人或消極放任故意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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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禁止性規范與命令性規范均屬於義務性規范和強行性規范。區別在於方向剛好相反，命令性規范「必須」做某事，而禁止性規范是「不得」做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