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1846

㈠ 那位能提供拿破崙的簡介,先謝謝了

拿破崙 · 波拿巴

(1769 –1921)

拿破崙·波拿巴，法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1769年出生於科西嘉島阿雅克修城的一個破落貴族家庭。
1779年，在法國布里埃納軍校學習軍事。1784年，升入巴黎軍官學校，畢業後被任命為瓦朗斯炮兵團少尉軍官，時年僅16歲。
1789年，法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拿破崙同情革命，一時成為雅各賓派的擁護者。他三次回到故鄉科西嘉島，積極開展爭取科西嘉島自治和自由的活動。由於受到當地親英反法的保利集團的排擠，被迫舉家遷至法國本土。
1793年7月，拿破崙帶兵一舉攻下了保王黨的堡壘土倫，深受雅各賓派奧古斯都.羅伯斯庇爾的賞識，1794年1月14日，被任命為少將、炮兵旅長。熱月政變發生後，雅各賓派共有103人遇害，拿破崙亦受牽連，於8月5日被捕。後經審訊，無罪釋放，但被免去少將、炮兵旅長職銜。拿破崙一時困居巴黎。
1795年10月4日，巴黎發生保王黨人的武裝叛亂。督政官巴拉斯請來拿破崙幫助平息叛亂。拿破崙用大炮一舉擊垮了叛亂者，挽救了危局。督政府晉升拿破崙為陸軍中將、巴黎衛戍司令。一夜之間，窮困潦倒的拿破崙成為軍界和政界無人不曉得大人物。
1796年3月2日，年僅26歲的拿破崙被任命為法國義大利軍司令官，從此開始了獨立作戰的生涯。3月9日，拿破崙與巴黎著名的交際花約瑟芬.博阿爾內匆匆舉行了婚禮。兩天後，他告別新婚妻子，趕赴義大利軍團上任。他統率數萬大軍直驅義大利，與處於優勢的第一次反法同盟軍奧軍和撒丁軍連續作戰，取得了一系列的輝煌勝利。從義大利凱旋巴黎時，他暗下決心，要做一統天下的社稷首領。 崛起的拿破崙使督政府感到了威脅，督政官員們決定把他調到遠離巴黎的地方去。
1798年4月12日，拿破崙被任命為法國埃及軍（東方軍）司令官。5月18日，拿破崙揮師東下，遠征埃及。他希望藉助新的勝利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1799年8月22日，拿破崙看到國內局勢急轉直下，人民怨聲載道，認為時機已到，立即率親信離開埃及，返回巴黎。
1799年11月9日，拿破崙發動了霧月政變成功，成為第一執政。
1800年6月14日，拿破崙在馬倫哥大敗奧地利軍，迫使第二次反法同盟解體。拿破崙利用歐洲大陸短暫的和平，勵精圖治，發展國力，一時間法國出現了繁榮昌盛的局面。 1802年5月，經全民投票通過，拿破崙成為「終身執政」，集行政、司法、立法大權於一身，向帝制過渡鋪平了道路。
1804年5月18日，拿破崙黃袍加身，宣告自己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皇帝，稱號為「拿破崙一世」。
1805年8月9日，奧、英、俄結成第三次反法同盟，拿破崙率軍東進應戰，取得了烏爾姆、奧斯特里茨等大戰的勝利，俄皇、奧帝狼狽而逃。拿破崙乘勝在南德、中德、西德各諸侯國組成「萊茵同盟」，把它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 1806年秋，英、俄、普等國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1日，普魯士率先對法宣戰。14日一天當中，法軍同時在耶拿和奧爾斯塔特打了兩個漂亮仗，普軍幾乎全軍覆沒。10月27日，法軍進占柏林，海涅曾誇張的說：「拿破崙一口氣，吹去了普魯士。」接著，法國東擊俄軍。
1807年6月14日，拿破崙在弗里德蘭大敗俄軍，俄皇被迫求和。 為了窒息英倫三島，嚴格實行「大陸封鎖」政策，1807年10月，拿破崙發動了征服伊比利亞半島戰爭。法軍入侵激起島上人民的強烈反抗，法軍很快陷進了民眾戰爭的泥潭難以自拔。拿破崙不得不吞下自己種下的苦果。
1809年初，因對付普、奧等國的第五次反法同盟，拿破崙不等西班牙戰事結束，就匆匆率兵一部回國，東征奧地利。拿破崙憑著他那鋼鐵般的意志，轉敗為勝，迫使奧地利再一次割地求和。
1810年3月，娶奧國公主瑪麗亞.路易莎為妻。拿破崙帝國達到極盛時期。 可是，這個歐洲梟雄最得意的時刻也是其霸業發生決定性逆轉的時刻。
1812年，拿破崙集兵50萬遠征俄羅斯。他長驅直入，直搗莫斯科城。然而，俄國的嚴寒氣候和當地軍民的抗法斗爭終於使法軍大敗而歸。
1813年，歐洲第六次反法同盟成立，拿破崙率軍40萬余聯軍作戰，不料在萊比錫戰役中一敗塗地，各附庸國及諸小邦乘機起來擺脫法國控制，拿破崙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1814年，聯軍向法國本土進軍。3月30日，巴黎淪陷。4月6日，拿破崙被迫退位，並被放逐到義大利的厄爾巴島。波旁王朝復辟。 然而，這個失敗者再次創造了歷史上罕見的奇跡，他從戒備森嚴的厄爾巴島上逃了出來。
1815年3月20日，他不費一槍一彈進佔了巴黎，重新登上皇帝寶座，建立了歷史上所稱的「百日王朝」。 歐洲各君主國重新又調集重兵，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軍。
1815年6月，法軍在滑鐵盧戰役中覆沒，拿破崙第二次退位。10月，被流放至聖赫勒拿島。
1821年5月5日，拿破崙在島上病逝，終年52歲。 四天以後，島上的人為這位征服者舉行了葬禮。在禮炮的轟鳴中，棺木徐徐下葬在聖赫勒拿島上的托貝特山泉旁。在這幽靜的峽谷深處，幾棵垂柳掩映著一條流水，秋海棠、海芋和美人蕉競相開放。拿破崙，這位一度叱吒風雲、有功也有過的蓋世英雄，便長眠在這些綠葉鮮花之下。 19年後，法國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力浦派軍艦到聖赫勒拿島接回了拿破崙的遺骨。
1840年12月15日，巴黎人民滿腔熱情地舉行了隆重的接靈儀式。數不盡的人群冒著嚴寒、迎著風雪，護送著靈柩前往塞納河畔的榮軍院。從此，拿破崙的遺願得到了實現，他以一個老兵的身份安息在塞納河畔，安息在他熱愛的法國人民中間。

㈡ 歷史法學派的學派分化

隨著歷史法學派的發展，在該學派的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即盡管大家都強調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法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應是對歷史上的法律淵源的發掘和闡述，但在哪一種法體現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種法最為優越這一點上產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的羅馬學派（Romanisten）和認為體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國歷史上的日耳曼習慣法（德意志法），強調應加強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學派（Germanistik）。羅馬學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薩維尼和普赫塔外，還有溫德海得（B. Windscheid，1817～1892）和耶林等人。 該學派強調當前德國法學家的任務，是對德國歷史上的羅馬法窮根究底，進行深入的研究，發現其中內含的原理，區別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經死亡了的。胡果和薩維尼，都試圖在研究羅馬法的基礎上構造一門概念清楚、體系完整的民法學學科，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羅馬學派開始向概念法學發展。
法的精神
19世紀中葉以後，羅馬學派又分為兩派，一派以溫德海得等人為代表，在研究《學說匯纂》的基礎上，使概念法學發展得更為充分、更加系統化，從而形成了「潘德克頓法學」（Pandektenwissenschaft）。另一派則以耶林為首，逐步意識到概念法學的弊端，主張對法不應當僅僅作歷史的、概念的研究，還必須從法的目的、技術、文化等角度來研究。
歷史法學派中的羅馬學派轉變為「潘德克頓法學」，是當時德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19世紀中葉以後，德國開始出現統一的趨勢，統治階級開始認識到，統一的德國對於其擠入帝國主義列強是必要的。為此，在德國出現了統一立法的趨勢。1848年以後，《德意志一般票據條例》開始在德意志關稅同盟的絕大多數盟國實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絕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員國實行。其後制定民法典的呼聲也甚高。而在這些現象的背後，則體現了國家的意志。這無疑刺激了「潘德克頓法學」的成文法至上主義。 「潘德克頓法學」的體系，由專事研究《學說匯纂》的學者海塞（Heise）創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溫德海得。
溫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頓法學」的核心人物，也是後期歷史法學派的主要代表。溫德海得的代表作品有：《關於前提的羅馬法理論》（1850）、《條件成就的效力》（1851）以及《潘德克頓教科書》。溫德海得的理論主要集中在後者中。該書是德國「潘德克頓法學」的集大成。首先，該書在對所有「潘德克頓法學」文獻進行概括、整理和闡明內容的同時，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對其進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該書體系完整、理論結構嚴密，不僅在各項制度研究上運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邏輯性操作構成的系統的法學方法，而且將其推廣到了整個私法學領域；第三，傳統的「潘德克頓法學」作品，或偏向於理論或偏向於實用，而本書則第一次將理論和實用結合在一起。它是對以往「德國普通法」理論的集大成，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具有極大的權威，不僅支配了整個德國的民法學，而且也深深地影響了1900年《德國民法典》 （1888年的民法典第一草案就曾被說成是「小溫德海得」。）。
「潘德克頓法學」的特點，一是對概念的分析、闡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構造法律的結構體系，尤其是溫德海得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確立的五編制民法學體系，成為1900年《德國民法典》（包括後來的日本和舊中國等的民法典）的淵源；三是以羅馬《學說匯纂》作為其理論體系和概念術語的歷史基礎。「潘德克頓法學」，顧名思義，它是《學說匯纂》（Pandekten之音譯）的注釋學，
歷史法學派
這是近代德國民法學明顯區別於《法國民法典》的地方（後者以查士丁尼《法學階梯》為藍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脫離現實、從概念到概念、從條文到條文的傾向。
在溫德海得將「潘德克頓法學」發展至頂峰的同時，以耶林為首的「目的（利益）法學」（功利主義法學）也在羅馬學派內部形成。耶林的主要作品有《羅馬法的精神》（全4卷，1852～1863）、《為權利而斗爭》（1872）、 《法的目的》 （全2卷。1877～1884）。在這三本書中，耶林對「潘德克頓法學」只注重概念、脫離社會現實利益（權利）斗爭、脫離社會法的目的的傾向進行了批判。在《羅馬法的精神》一書中，耶林首先分析了權利概念。薩維尼將權利定義為「意思的力」，耶林主張將權利定義為「在法律上受到保護的利益」。〔10〕在《法的目的》中，耶林又對人的目的和動機作了研究，這種目的或動機形成兩個大的系列即個人的和社會的。個人對社會行為的利己動機有兩種：報答（Lohn）和力（Zwang）；社會動機也有兩種：義務的觀念和愛的觀念。這一學說為強調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結合的新功利主義法學出台創造了條件：目的是法的創造者，而目的就是利益，利益又有個人的和社會的，兩者不可偏廢等等。這些思想，對以後的社會學法學的勃興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歷史法學派中另一個學派日耳曼學派，其特點是埋頭於德國本民族法（日耳曼習慣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創始人是艾希霍恩，代表人物有米特麥爾（K.J.A.Mittermaier，1787～1867）、 阿爾普萊希（W.Albrecht，1800～1876）、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 ）以及祁克等。該學派自1830年以後，開始與羅馬學派決裂，而1846年在呂貝克召開的「日耳曼法學家大會」則是這種決裂的公開化。
日耳曼學派堅持歷史法學派的基本觀點，認為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該學派也贊成羅馬學派的研究方法，主張用邏輯的、概念的、體系的手段來研究歷史上的法律。但是，與羅馬學派不同，該學派主張發掘德國私法自身發展的歷史。與羅馬學派為近代民法學的體系、原則、概念和術語奠定了基礎相對，日耳曼學派的貢獻除了為近代提供社會團體主義理念之外，還表現在促進了近代商法學和有價證券法學的發達方面。而對日耳曼法學的總結、整理和定型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則是祁克。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理論主要集中在他的《德意志團體法論》（全4卷，1868 ～1913 ）和《德意志私法論》（全3 卷，1895～1917）等著作中，其內容非常廣泛，其中，關於法的本質、法和道德的關系以及社會法思想代表了他的歷史法學派的基本立場。

㈢ 速算巧演算法

一、30以內的兩個兩位數乘積的心算速算 1、兩個因數都在20以內 任意兩個20以內的兩個兩位數的積，都可以將其中一個因數的」尾數」移加到另一個因數上，然後補一個0，再加上兩「尾數」的積。例如： 11×11=120+1×1=121 12×13=150+2×3=156 13×13=160+3×3=169 14×16=200+4×6=224 16×18=240+6×8=288 2、兩個因數分別在10至20和20至30之間 對於任意這樣兩個因數的積，都可以將較小的一個因數的「尾數」的2倍移加到另一個因數上，然後補一個0，再加上兩「尾數」的積。例如： 22×14=300+2×4=308 23×13=290+3×3=299 26×17=400+6×7=442 28×14=360+8×4=392 29×13=350+9×3=377 3、兩個因數都在20至30之間 對於任意這樣兩個因數的積，都可以將其中一個因數的「尾數」移加到另一個因數上求積，然後再加上兩「尾數」的積。例如： 22×21=23×20+2×1=462 24×22=26×20+4×2=528 23×23=26×20+3×3=529 21×28=29×20+1×8=588 29×23=32×20+9×3=667 掌握此法後，30以內兩個因數的積，都可以用心算快速求出結果。 二、大於70的兩個兩位數乘積的心算速算 對於任意這樣兩個因數的積，都可以用其中的一個因數將另一個因數補成100求積，再加上100分別與這兩個因數差的積。例如： 99×99=98×100+1×1=9801 97×98=95×100+3×2=9506 93×94=87×100+7×6=8742 88×93=81×100+12×7=8184 84×89=73×100+16×11=7476 78×79=57×100+22×21=6162 75×75=50×100+25×25=5625 掌握上述兩方法後，30以內兩個因數的積和大於70的兩個兩位數的積，都可以用心算快速求出結果。 三、大於50小於70的兩個兩位數乘積的心算速算 對於任意這樣兩個因數的積，都可以將較小一個因數大於50的部分移加到另一個因數上求積，然後再加上這兩個因數分別與50差的積。（運用一個因數乘以50等於將這個因數平分後乘以100）例如： 51×51=26×100+1×1=2601 53×59=31×100+3×9=3127 54×62=33×100+4×12=3348 56×66=36×100+6×16=3696 66×66=41×100+16×16=4356 四、大於30小於50的兩個兩位數乘積的心算速算 對於任意這樣兩個因數的積，都可以用較小一個因數將另一個因數補成50求積，然後再加上50分別與這兩個因數差的積。（運用一個因數乘以50等於將這個因數平分後乘以100）例如： 49×49=24×100+1×1=2401 46×48=22×100+4×2=2208 44×42=18×100+6×8=1848 37×47=17×100+13×3=1739 32×46=14×100+18×4=1472 五、乘法口算速演算法 乘法口算速演算法是一種簡便的，極易被掌握的乘法心算速演算法，是將傳統演算法改為補整法，例如：49×47可改為50×46+1×3=2303， 98×94可改為 100×92+2×6=9212；移尾法，例如：51×53可改為50×54+1×3=2703， 31×32可改為30×33+1×2=992；補商法，例如：84×24可改為100×20+4×4=2016等等，下面逐個介紹，並注意一個因數乘以50等於將這個因數平分後乘以100。 1、補整法 任意兩個因數的積，都可以用其中的一個因數將另一個因數補成「整數」求積，然後再加上這個「整數」分別與這兩個因數差的積。例如： 19×19=18×20+1×1=361 27×28=25×30+3×2=756 46×48=44×50+4×2=2208 94×99=93×100+6×1=9306 87×98=85×100+13×2=8526 38×48=36×50+12×2=1824 補整法比較適用於首接近尾之和不小於10的乘法，特別適用於兩個因數都略小於20、30、50、100的乘法。 2、移尾法 任意兩個因數的積，都可以將其中一個因數的」尾數」移加到另一個因數上求積，然後再加上這兩個因數分別與這個「整數」差的積。例如： 14×12=16×10+4×2=168 22×23=25×20+2×3=506 55×51=56×50+5×1=2805 62×54=66×50+12×4=3348 43×37=50×30+13×7=1591 112×103=115×100+12×3=11536 移尾法比較適用於首接近尾之和不大於10的乘法，特別適用於兩個因數都略大於10、20、30、50、100的乘法。 3、補商法 令A、B、C、D為待定數字，則任意兩個因數的積都可以表示成： AB×CD=(AB+A×D/C)×C0+B×D 補商法特別適用於C能整除A×D的乘法。例如： 23×13=29×10+3×3=299 33×12=39×10+3×2=396 46×11=50×10+6×1=506 28×77=30×70+8×7=2156 82×55=90×50+2×5=4510 81×24=97×20+1×4=1944 76×36=90×30+6×6=2736 當C不能整除A×D時，AB可加A×D/C的整數部分運算，余幾就在原結果上再加幾十。例如： 84×65=90×60+40+4×5=5460 73×32=77×30+20+3×2=2336 掌握此法後，130以內兩個因數的積，基本上都可以用心算快速求出結果。 六、接近100的兩個數乘積的心算速算技巧 對於計算任意兩個大於90的兩位數的乘積及任意兩個小於110的三位數的乘積，運用巧妙的算速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准確、快速、達到心算一口清。 1、兩個都小於11 0的三位數的乘積 對於任意兩個小於11 0的三位數的乘積，其積必定是五位數，且左邊三位數總是等於其中一個因數加上另一個因數的「尾數」，右邊兩位數總是等於兩「尾數」的積。例如： 108×109=11772。左邊三位數等於108+9=117，右邊兩位數等於8×9=72，同理： 105×107=11342 104×109=11336 102×103=10506，右邊兩位數等於2×3=6，因為是兩位，所以應寫成06，同理： 101×109=11009 103×103=10609 2、任意兩個大於90的兩位數的乘積 對於任意兩個大於90的兩位數的乘積，其積必定是四位數，且左邊兩位數總是等於80加上兩個因數的「尾數」，右邊兩位數總是等於100分別與這兩個因數差的積。例如： 91×92=8372，左邊兩位數等於80+1+2=83，右邊兩位數等於（100-91）×（100-92）=72，同理： 93×93=8649 94×94=8836 95×96=9120 99×98=9702，右邊兩位數等於1×2=2，因為是兩位，所以應寫成02，同理： 99×99=9801 97×97=940950道常見的速算題：1）1.5x1.3x4=7.8
2)2.7+3.1=5.8
3)2.9+3.2=6.1
4）21-4.4-5.6=11
5）17x12=204
6)25x5=125
7)4.8x2.1=14.4
8)2.5x30=75
9)7.8+6.5+2.2=16.5
10)15x0.5=7.5
11)3.5/14=0.25
12)9.3x0.25x4=9.3
13)13+5.2=18.2
14)28+33+23=84
15)10+11+9=30
16)84/30=2.8
17)2.5x12=30
18)12.53-1.35=1.18
19)0.8x2.5=2
20)10-7.3+2.5=5.2
21)1.35x2=2.7
22)0.47+0.34=0.81
23)4.6x5=23
24)5.4/18=0.3
25)2.99+0.65=3.64
26)1.6-0.54=1.06
27)4-0.04=3.06
28)3.5x4=14
29)1/0.125=8
30)6.25x5=31.25
31)61-1.25=59.75
32)4cm= 0.04 m
33)32m= 320 dm
34)153-98=55
35)32.6+19.9=53.5
36)0.5x101-0.5=50
37)40x0.25=10
38)9000/72=125
39)13.6+2.8.6.4=22.8
40)5.4/18=3
41)240x1.5=3
42)240x1.5=360
43)1.25x0.7x8=7
44)80/0.5=40
45)5.2-0.5=4.7
46)0.8x12=9.6
47)1-0.19=0.81
48)0.49+0.22=0.71
49)2.1/30=0.07
50)25/0.5=50
參考資料： http://wenku..com/view/db91037da26925c52cc5bf2a.html

㈣ 關於 英國諾丁漢 凱斯學院的詳細資料！！

諾丁漢凱思學院（CASTLE COLLEGE NOTTINGHAM）是英國的公立學院，它是英國國家教育系統的組成部分， The People』s College Nottingham始建與1846年，Castle College Nottingham建於1949年。學院是英國政府認可的教學機構，而且具有30多年的培養海外學生的歷史；學院擁有3500名全日制學生，其中有350名學生來自海外30多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學院同諾丁漢大學聯合開設了大學預科，學生有更多機會進入諾丁漢大學升造，同時此課程也被其他的英國大學所承認，大學分別為：阿斯頓大學，巴斯大學，地芒福特大學，埃克斯特大學，拉夫堡大學，紐卡斯爾大學，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牛津布魯克斯大學；除此之外，該學院的學生還可以申請到其他別的大學學習，例如：在2005年，學院的海外學生升入到38所不同大學；UCAS統計的記錄，學院是全英國升學率最高的學院之一；學院是英國學院協會(AOC)的成員之一,同時也是英國文化協會英中教育夥伴機構的一員。

學校特色以及概況

學校簡介：諾丁漢凱思學院是英國的公立學院，它是英國國家教育系統的組成部分， The People』s College Nottingham始建與1846年，Castle College Nottingham建於1949年。學院是英國政府認可的教學機構，而且具有30多年的培養海外學生的歷史；學院擁有3500名全日制學生，其中有350名學生來自海外30多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學院同諾丁漢大學聯合開設了大學預科，學生有更多機會進入諾丁漢大學升造，同時此課程也被其他的英國大學所承認，大學分別為：阿斯頓大學，巴斯大學，地芒福特大學，埃克斯特大學，拉夫堡大學，紐卡斯爾大學，諾丁漢特倫特大學，牛津布魯克斯大學；除此之外，該學院的學生還可以申請到其他別的大學學習，例如：在2005年，學院的海外學生升入到38所不同大學；UCAS統計的記錄，學院是全英國升學率最高的學院之一；學院是英國學院協會(AOC)的成員之一,同時也是英國文化協會英中教育夥伴機構的一員. 學校地理位置：學院在諾丁漢及其周邊地區擁有很多校園，國際學生主要學習生活在位於諾丁漢西部的比斯頓（BEEESTON）校區，也有一些在諾丁漢市中心的校區。

英國諾丁漢凱思學院優勢專業

1. 諾丁漢大學預科課程 （一年） 【專業方向】商貿學、經濟管理與金融學；計算機科學；工程學；電子商務；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建築學；心理學 2. 研究生預科課程 （一年） 【課程內容】商務經濟、市場營銷、商法、人力資源管理、信息管理、僱傭關系、會計金融、國際金融及市場營銷等 3. GCSE課程（相當於中國的初中課程） 4. A-level課程（相當於中國的高中課程）學制：兩年 【專業選擇】會計、藝術設計、生物、商務、化學、計算機、英語、影視學習、歷史、人類生物學、IT、法律、數學、傳媒、攝影、物理、心理學、社會學 5. 英語課程

·入學條件有哪些？

高中 (A-Levels) 課程：16歲以上, 有4個A到C的GCSEs成績或學生在英國的同等學歷; 中國學生需要高中2年以上的成績. IELTS 5.0； 本科預科：申請9月開學的學生，17歲以上，具有優秀的高中畢業成績；根據選擇科目的不同，IELTS 5.0---5.5或同等水平；申請經濟管理/金融學/人類科學，IELTS 一定達到5.5。申請1月開學的學生，必須18歲以上，具有優秀的高中畢業成績；IELTS 5.0。 碩士預科課程：IELTS 5.5， TOEFL score of 500-600 。

·我什麼時候開始申請？

每年9月和1月入學

· 我要准備多少資金來留學？

學費:5400英鎊/年生活費:

㈤ KRAKOW是什麼地方

克拉科夫(波蘭南部一城市)

㈥ 電大試卷號商法1846是什麼意思

電大

試卷號

商法1846

㈦ 先期違約及其補救。。。主要請問補救。。

一、先期違約的概念、本質及其構成

按通說，先期違約制度源於英國1846年Short V Stove 一案的判例 [1]。此後，即在英美法系得到遵循、發展，並被廣泛適用於國際商務交往中。《美國統一商法典》與《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對先期違約也都作了規定。我國新的統一《合同法》第108條規定：「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合同義務的，對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對先期違約制度作了移植。

先期違約（Anticipatory breach of contract or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是指合同當事人一方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後、合同規定的履約期屆滿之前，明確地向合同另一方表示他將不按合同規定履行合同債務（即拒絕履行，renounce his liabilities under the contract）或者以自己的行動表明屆時他不會或不能履行合同債務（by his own act make it impossible that he should fulfil his liabilities）的行為[2] 。按先期違約當事人表示其在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至時他不會或不能履行合同義務的表示方式的不同，可將其分為明示先期違約與默示先期違約兩種。在明示先期違約中，先期違約的一方表示其將不按合同約定履行合同義務（evinces an intention not to go on with the contract ）的方式是肯定的、明確的、顯而易見的；而在默示先期違約中，先期違約的一方並不直接向對方表明其違約的意圖，但其行為卻使對方能「合理地」判定他將不會履行合同義務或不可能去履行合同義務。[3] 在這里，所謂「合理地」判定是指，任何一個具有正常理性的人（a reasonable person）對此行為所做出的判定。

二、先期違約的法律救濟

根據先期違約制度，針對先期違約人的先期違約行為，受害人享有如下選擇權：

1、 接受對方先期違約，將對方先期違約視為實際違約，並據此解除合同、訴請返還、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以獲得補償；

2、 不接受對方的先期違約（disregard the repudiation），堅持合同原有的法律效力（affirm the contract），坐等合同履行期到來進而提起違約之訴； [9]

先分析第一種選擇，即受害人接受對方先期違約，將對方先期違約視為實際違約，並據此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以獲得補償的情況：

先期違約制度的最大特色也即是其優勢所在，就是賦予了受害人立即訴請救濟的權利，即先訴起訴權。[10] 但是，對於先期違約而言，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到期，當事人還不負有履行合同的義務，因此，這里就引申出一個問題：先期違約人承擔先期違約責任的法理依據何在？換句話說，受害人在履行合同義務的規定期限到來之前訴請救濟的權利基礎又是什麼？

根據合同法「合同必須嚴守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合同有效成立後，合約雙方即相互負有注意、通知、忠實、保護、保密、協助等等附隨義務。也即是《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09條第一款所述「不得侵害對方基於合同的期待利益」的義務。[11]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在合同有效成立後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到來前這段時間，是債務人理應為其履行合同義務而做積極准備的階段，債務人在這一時期負有不危害給付實現的不作為義務以及促成、保護債權實現等附隨義務；同時，這一階段也是債權人期待債務人按期履行義務的階段，也就是說，債權人在這一階段享有期待債權實現的期待權，即「期待債權」。所以說，先期違約雖然並沒有直接侵害債權人的現實債權，但卻侵害了債權人的期待債權；它雖然並沒有直接違反合同規定的給付義務本身，但卻違反了基於合同法規定的誠信原則的不危害給付實現的不作為義務或忠實、通知、協助、保護等附隨義務，這就是先期違約人承擔先期違約責任的法理依據，也是受害人享有先訴起訴權的權利基礎。而且，實際上，侵害現實債權與侵害期待債權，違反給付義務本身與違反不危害給付實現的義務，並不是互不相干，涇渭分明的，而是相反，它們彼此之間聯系得十分緊密。因為，如果侵害期待債權的狀況得不到改變，持續到合同規定的履行期屆滿時便成為侵害完全債權；違反不危害給付實現義務得不到矯正，持續到履行期屆滿時便成為違反給付義務本身。也就是說，先期違約的行為如若得不到改正，在合同規定的履約期滿時便轉化為現實違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先期違約與現實違約具有質的同一性，所以先期違約適用違約責任的補救方式。 [12]

當然，對受害方來說，接受對方的先期違約也並非沒有任何條件或限制。首先，他必須給對方以接受先期違約的通知。對此，《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公約》（第七十一、七十二條）和英國判例法都有規定。對此通知並不要求特別的形式，書面、口頭、行為都可以，只要能清楚地、不含糊地讓對方知道自己已接受先期違約、解除合同即可。[13] 其次，接受對方的先期違約要「合理的快」（within a reasonable time）。即如果有時間限制，則其接受先期違約的權利必須在規定的期限內行使，如果沒有規定的期限，則其選擇權必須在一合理的時間內行使。[14] 否則，先期違約方可以撤銷先期違約（retract his repudiation）[15] ，這樣，先期違約行為就象沒有發生一樣，受害方也就錯失良機，喪失了先訴起訴權。第三，受害人一經選擇並通知對方，則再也不可改變。 [16]受害方對其選擇沒有反悔權。第四，對先期違約的接受是完全的和明確的。受害方不能一方面承認對合同中某些條款的先期違約以享有先訴起訴權進行先期索賠償，而同時又承認合同其它條款的即有效力，以期希望對方予以履行。 [17]最後，行使選擇雖然可以用明示方式或是默示方式，但其行為不得與其作出選擇的意思表示相互矛盾，使得對方無所適從。

受害方一旦接受先期違約人的先期違約，解除合同並行使先訴起訴權，即採取實際違約的救濟方式，則在法律上便負有及時採取必要、合理、有效補救措施以避免損失進一步擴大的特定義務，受害方不能就擴大的損失向先期違約方索賠。

接受先期違約人的先期違約，對受害方來說，至少有以下幾大好處：1、可以行使先訴起訴權，在合同履行期限屆滿前向對方索賠損失；2、不必再為履行合同作任何准備；3、有權拒絕先期違約方撤銷先期違約。 [18]

再看看第二種選擇，即不接受對方的先期違約，堅持合同原有效力，等待合同履行期滿時追究先期違約方的實際違約責任。如果受害方作此選擇，則對方的先期違約行為就象沒有發生過一樣，合同對雙方權利義務的規定一如既往，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如此，則受害方的先訴起訴權喪失，在合同規定的履行期限屆滿前不能獲得損害賠償，只能在合同履行期屆滿後去追究對方實際違約責任。因而，作出這種選擇便具有了某種風險，即在合同履行期滿前發生了某種意外事件，如不可抗力，使合同得以合法解除，且先期違約者得以以此免責，因而受害方無法獲得任何賠償。此類案例比比皆是，如Avery v Bowden(1855) E&B714；當然，通過拒絕接受先期違約，受害人也因此保有了強制先期違約方履行合同債務的權利，並且也還保持了不經法律訴訟獲得合同實際履行的可能性，如先期違約方撤銷先期違約，在合同履行期滿前全面履行合同義務。

但是，先期違約制度的本來目的便在於尋求經濟便利，避免資源浪費。因此，如果事實表明，受害方不接受先期違約人的先期違約而徑自履約，對他自己並無「合法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也就是說，受害方在於已無益的情況下仍然要對方背負追加的責任，應屬不合理，要受到法律限制。在合同履行期滿後，先期違約方對受害方在無「合法利益」的情況下徑自履約而造成的損失不應承擔任何責任。這一原則，在美國著名判例Rockingham County v Luten Bridge Co [35 F 2d 301 (4th Cir 1929)]中得以充分體現。該案中，R縣與L修橋公司簽訂修橋合同，後鑒於大眾反對，縣政府決議取消建造此橋，而通知原告停止建橋，但此時建築商已為勞動力和建築材料支出了1900美元。於是，L公司置此通知於不顧，繼續依該合同修完該橋。之後，L公司向縣政府要求支付遭拒，從而提起訴訟，請求為其工作償還1830107美元。一審原告勝訴，被告上訴，上訴法院改變了一審判決。判決中，法官認為：「該縣固然無權解除合同，而其向原告所作的通知構成了他這方的違約（作者：為先期違約）；但是，在原告收到違約之通知後，不做任何因此帶來的損害的事情便是他的義務。。。。。。他因而沒有任何權利繼續建造一座毫無用途的橋來增加損害。」因而判決原告所能求償之金額為被告通知其取消雙方間契約時所發生的1900元之費用及原告預期之利益（anticipated profit），經被告通知取消契約時之後，原告繼續建造而發生之費用等，原告不得求償。[19] 這一原則，在我國的先期違約制度中，亦應加以確認。唯其如此，才能避免過猶不及，真正達成設立先期違約制度的初衷。

以上所述對於先期違約的法律救濟均是針對明示先期違約而言。對於默示先期違約，根據《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609條的規定：「1、買賣合同雙方都負有不辜負對方要求自己正常履約的期望的義務。當任何一方有合理理由認為對方不能正常履約時，他可以書面形式要求對方提供正常履約的充分保證，且在他收到這種保證之前，可以暫時中止與他尚未得到約定給付相對應的那部分義務，只要這種中止在商業上合理（mercially reasonable ）。2、在商人之間，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合理和所提供的保證是否充分，應根據商業標准(mercial standards)來確定。3、接受任何不當的交付和付款並不影響受害方要求對方對未來履約提供充分保證的權利。4、一方收到另一方有正當理由的要求後，如果未能在最長不超過30天的合理時間內(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not exceeding thirty days)按當時情況提供履約的充分保證，即構成毀約。」可知，它賦予了默示先期違約三種救濟方式：1、請求對方當事人提供能夠全面實際履行合同的充分保證；2、中止履行與他尚未得到約定給付相應的那部分合同義務；3、若默示先期違約方拒絕提供履行合同的充分保證，另一方合同當事人可將默示先期違約視為明示先期違約，選擇明示先期違約補救方式進行救濟。[20] 這種對默示先期違約的救濟方式，與不安抗辯權的行使很是相似，其中差異，因限於篇幅，本文不予贅述。

㈧ 論述歷史法學的產生、主要理論觀點並結合社會法治實踐進行評價

胡果批判了啟蒙主義立法者對法發展的僭越，他指出，「將自己的意見提供給統治者的法學家，一般而言，並不比同時代的其他人賢明多少。」〔2〕他們試圖將法納入各種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謬的，法的本質之源是習慣法。從現存的歷史和比較觀察中，必然導致出將來應發生的事情。而與此相對，自然法並不是追求正確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標准。當然，在這一點上，胡果還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識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鳩在繼承法國道德論過程中確立起來的經驗主義立場上對自然法理論進行了批判。〔3〕系統論述歷史法學派之基本觀點的是薩維尼。他通過對法的產生、法的本質和法的基礎三個問題的闡述，表達了該學派的代表性理論。薩維尼認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長和幾乎是盲目地發展，不能通過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來創建。」（4）他指出：「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藝術和音樂一樣，都是他們的文化的自然體現，不能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內部的力量推動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專斷意志推動。」〔5〕法律如同語言一樣，沒有絕對停息的時候， 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識一樣，總是在運動和發展中。「法律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法便趨於消逝。」〔6〕薩維尼認為，法的發展呈現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法直接存在於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並表現為習慣法。第二階段，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中，出現了學術法。此時，法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家手中一門特殊的科學。當然，能夠促使該階段法發展的法學家，必須是那種具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又有淵博知識的人，而這樣的法學家現在在德國還很少，所以，在德國還未具備開展統一立法的條件。第三階段就是編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階段，也要謹慎立法。對法的本質，薩維尼認為，法並不是立法者有意創制的，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識」，才是實在法的真正創造者。在《現代羅馬法的體系》中，薩維尼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徵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法就已經有了其固有的特徵，就如同他們的語言、風俗和建築有自己的特徵一樣。「在所有每個人中同樣地、生氣勃勃地活動著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產生實定法的土壤。因此，對各個人的意識而言，實定法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種同一的法。」〔7〕這種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共同意識和信念。因此， 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們不能修改語言和文法一樣。立法者的任務只是幫助人們揭示了「民族精神」，幫助發現了「民族意識」中已經存在的東西。最後，薩維尼對法的基礎作了闡述。他指出，法的最好來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只有習慣法最容易達到法律規范的固定性和明確性。它是體現民族意識的最好的法律。
繼胡果、薩維尼之後，普赫塔在《習慣法》這部著作中運用費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辯證法的技巧，對從羅馬法主義的民族精神轉向專家支配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他繼承並發揮了薩維尼在《論立法與法學的現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發展三階段的學說，認為法的進化經歷了「樸素的時期」、「多樣性時期」（即經驗性的判例時期）和多樣性與學問性結合的「高層次統一性時期」（即學者性的法律家統治時期）三個階段。而在這最後一個時期，只有學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認為，作為民族的「機關」的這種法律家，在學說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佔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普赫塔依據的是後期歷史法學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論的演繹方法，即不是從各種法律、命題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從概念中演繹出教條式的命題和判例。這種方法雖被後來耶林批評為是「倒置法」，但卻為後期歷史法學派中「潘德克頓法學」的繁榮奠定了方法論基礎。〔8〕隨著歷史法學派的發展，在該學派的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即盡管大家都強調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法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應是對歷史上的法律淵源的發掘和闡述，但在哪一種法體現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種法最為優越這一點上產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的羅馬學派（Romanisten）和認為體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國歷史上的日耳曼習慣法（德意志法），強調應加強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學派（Germanistik）。

㈨ 求助關於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方面的英文文資料

英文沒找著，不好意思。不過中文的到有一篇，不知道能不能幫你的忙。
德國民法典的制定背景和經過
在德國歷史上，制定統一民法典的思想產生於1814年。從那時起，至1896年法典公布，德國民法典的制定
歷時近一個世紀。其中僅法典纂寫就用了22年時間（1874—1896）。本文以美國學者Midhael John的研究成果
[1]為基礎，先從政治、經濟、 思想意識等方面概括制定法典的歷史背景，然後分五個階段（1814—1848；18
48—1867；1867—1874；1874—1888；1888—1996）敘述法典的制定經過。
一、德國民法典誕生的歷史背景
（一）十九世紀德國的經濟發展概況
直到19世紀初期，德國才廢除農奴制。在1815年左右，德國1500萬人口中絕大多數是農民，城鎮人口只佔
極少數。德國當時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製造業，更談不上現代化的工業，農業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
1820年，第一條蒸汽船出現在萊茵河；1836年，第一條鐵路建成（6公里長）。1840年，鐵路長度增加到5
50公里，蒸汽機車也從1837年的423台增加到1846年的1139台。 如同其他迅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一樣，在
德國，伴隨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手工業者大量破產，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出現貧困化。
1870年以後，德國迅速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1871年，德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3.9％，1880年和18
90年，農村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58.6％和57.5％，到190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成為45.6％。[2]相應
地，19世紀80年代以後，不動產的價值相對降低， 而流動資產和工業資產的價值相對升高。
19世紀後期，德國對外貿易也發展迅速。1881年德國貨物出口總額突破30億馬克，次年貨物進口總額也達
到30.98億馬克。到1890年， 德國貨物進口總額突破40億馬克，1898年進口總額突破50億馬克，同時出口總額
也漸增長，1900年達到46.11億馬克。[3]
德國19世紀後半期發生的經濟轉變，被視為近現代史的奇跡之一：在大約30年的時間里，德國經歷了英國
用100 多年才完成的事情——將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落後國家轉變為一個現代高效的工業技術國家。[4]
（二）十九世紀初期和中期的政治形勢：德國走向統一
在1806年以前，德國土地上有大大小小300多個的諸侯國， 它們在「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n
ro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Nation）的稱號下鬆散地聯系在一起。1806年，拿破崙將「帝國」取消，[5]重
新劃分了各諸侯國的統治范圍。挫敗拿破崙後， 德意志各諸侯國於1814年9月—1815年6月召開維也納會議（W
iener Kongreβ）， 成立了德意志邦聯（Deutscher Bund），[6] 再次劃分了各自的勢力范圍。通過這一次劃
分，普魯士成為除奧地利外最大、最富、人口最多的國家。
從1818年開始，德意志各國開始協商建立關稅同盟，但直到1834年才實現。北德各國都加入關稅同盟；奧
地利由於已自成體系，沒有加入；依附於奧地利的南方三國巴登、薩克森和巴伐利亞基於自身利益考慮，也加
入該同盟。在關稅同盟中，由於奧地利的缺席，普魯士自然成為領導者。
1864年，普魯士與奧地利聯手打退丹麥。普魯士因此獲得通往北海的出海口和周圍的大片土地， 並推動
成立了「北德意志聯邦」（Norddeutscher Bund），通過憲法，開始籌劃統一的立法。
1870年7月，北德聯邦與法國的戰爭爆發。在公眾輿論的要求下，德意志南方三國也對法宣戰。普法戰爭以
北德聯邦的勝利告終，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Deutscher Reich，史稱第二帝國）宣告成立，南方三國
也加入帝國。至此德國的統一完成。北德聯邦的憲法經過修改，成為德意志帝國的憲法。[7] 該憲法為法律的
統一化和法典化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十九世紀德國的思潮和黨派
19世紀初期，德國正盛行18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想。與法國不同，德國啟蒙思想僅影響到受過良好教育的社
會上層人物。德國的啟蒙思想家接受理性思想，同時保持傳統的宗教信念；思想中缺乏激進成分，認為社會改
革可以通過國家機構（即政府）來實現，而不須推翻現存統治。這一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的改革不是自下
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在德國人民反對民族分裂，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中，出現民族主義、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民族
主義的主要觀點是：擁有共同語言和文化的人們，有權生活在同一的疆界內，採用同樣的價值觀，並且由尊重
民族文化和傳統的同一的統治者領導。德國的情況很特殊，沒有英國那樣統一的人種和自然的疆界，而且，各
地的語言、宗教和文化差異很大。此外，瑞士雖然和德國有同樣的語言和文化，但瑞士不願歸入德國；奧地利
也與德國有同樣的語言和文化，但奧地利長期處於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奧地利是「哈布斯堡帝國」、「奧匈
帝國」的同義語，有很大的獨立性。德國的民族主義是與浪漫主義交織在一起的，可以說，前者是後者在德國
的產物。浪漫主義化的民族主義認為，每一個民族，都可以通過研究歷史，發現自己的歷史使命。事實上，德
國人一直在追億「神聖羅馬帝國」的光榮，並把它看作是更遠大未來的基礎。這一民族主義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但由於困於內憂外患，如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與保守思想的斗爭等問題，民族主義在整個19世紀都強
烈地支配著德國人的思想，並直接作用於民法典的編纂。
民族主義主要影響大城市中受過教育的人口，而在各地，還存在「地方主義」，強調保護其所在地區的利
益。既要強調全國統一的民法原則，又要保護各地的特殊利益；如何協調這二者的關系，是民法典制定過程中
的一個主要爭論和難題。
民族主義者積極參與政治生活，表現為自由主義和政治派別，要求推進國家統一和政治改革。自由主義思
想與德國啟蒙思想相聯系，深受法國民主、自由觀念影響，德意志統治者在19世紀前半期一直通過出版審查、
限制學術自由等方法進行壓制。1830年法國革命期間，自由主義者在德國也舉行了集會、示威等抗議活動。18
48年，自由主義者領導了革命，並取得領導權。他們著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全德統一的憲法，載明現
代社會的基本原則，如個人民主權利、經濟自由、民選議員以及議會控制國家預算等。他們並不要求推翻君主
制，實行充分的民主，實際上是主張漸進（evolutionary）而非革命（revolutionary）。可見總體上，德國的
自由主義思想是在世界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影響下，表達德國資產階級政治要求的社會思想。由於德國資本主義
生產關系尚不發達，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帶有封建性；而由於自由主義思想尚不成熟，尤其是尚不具備執掌國家
政權的能力，對社會問題估計不足，1848年革命並沒有改變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
自由主義思想又分為溫和的自由主義和激進自由主義思想兩個派別。後者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主張通過
限制更少的選舉法，宗教與國家政權分離，議會相對於行政機關來說有更多的權力等。後者與19世紀七、八十
年代影響日益擴大的社會主義思想，一直是德國統治者的禍患。民法典起草時，小心謹慎地避免受到這些思想
的影響，但在討論法典草案時仍然考慮了一些社會主義者對草案的批評意見。
溫和的自由主義，或稱右翼自由主義，自稱為民族自由主義，19世紀後半期以國會為主要陣地，在國家政
治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對於推動民法典的編纂也起了積極作用。
在德國占統治地位的是保守主義思想。保守主義者贊成地方主義基於民族主義，熱愛農業基於工業，主張
團體責任而反對個人自由。保守主義者還主張以世襲、地位為基礎決定政治權力的分配，而反對民選和議會制
。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在許多方面有所變化，如有一個鼓勵經濟自由的政府，有一部統一的憲法，根據
該憲法，國會的下議院（Reichstag，又譯「德意志帝國國會」）實行普選等。新形勢之下， 保守主義者分成
兩派，其一是德國保守黨派，另一派是自由保守黨派。後者積極支持國家工業化和民族統一。保守主義派別的
主要社會基礎是地主和農民，以及少部分城市居民。隨著德國的工業化，鄉村人口的減少，保守主義派別的支
持率顯著下降。
二、制定經過
（二）1814—1848
1814 年， 德國洋溢著反法戰爭激發的愛國熱情。 海德堡（Heidelberg ）的法學教授安東·弗里德
里希·尤斯圖斯·蒂鮑（AntonFriedrich Justus Thibaut）發表了一篇文章《論統一德意志民法典的必要性》
（ Ue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呼籲
以「自然正義」、「理性」[8]為指導思想，制定一部清楚、詳盡，統一的法典， 以促進工商業和法律的發展
，進而促進國家的統一。該文引起強烈反響，而柏林大學的法學教授薩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卻寫了一篇反對文章：《論當代立法和法理學的使命》（Von Beruf unserer Zeit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提出， 現在的德國不具備制定法典的能力，不可能產生有價值的法典；分析最近普
魯士、法國和奧地利的法典（應指1794年的《普魯士地方普通法典》、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1811年的《
奧地利普通民法典》[9]）， 都是失敗的作品，因為它們的作者尚未具備充分的立法理論；法律與語言、文化
不可分，都是民族內在的情感的反映，民族精神的反映；法律與人民的性格和特質間存在有機的聯系，這一點
如同語言。薩維尼關於法律本質和來源的思想影響了德國整整下一代的法學家，而後者如伯恩哈德·馮·溫德
沙伊德（Bernhard von Windscheid）等人， 正是德國民法典的起草人。
薩維尼的思想在當時受到保守主義政治家們的歡迎，成為回擊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要求改革的最好武器
。薩維尼本人反對法國革命，主張德意志民族有其特有的發展道路。但薩維尼與蒂鮑的思想在許多方面是一致
的，都主張以法律來保護安全，維護和平；都認識到德國的巨大地區差異性；意識到官僚專政和自由主義的議
會制兩者都具有危險性；都同意法典化在德國不是創造新的法律，法典的編纂應由法學家來進行而不是委派給
政治團體； 主張民事法律的非政治性（ unpolitical nature）；都不同意地方主義，主張國家統一。 兩人
的分歧僅在於對上述幾方面的強調程度各不相同。
薩維尼在柏林大學講授羅馬法的歷史，宣傳其哲學思想和法學研究方法；蒂鮑則在海德堡大學講授羅馬法
的淵源，宣傳其邏輯的抽象方法。二者各有其追隨者，由此形成歷史法學派和法典編纂派的論戰。兩派的分歧
表面上是當前是否適於制定法典，實則是如何制定法典的問題。在德國尚未統一的政治環境下，這一問題又表
現為如何統一地方差異性。蒂鮑傾向於使用羅馬法的抽象方法，而薩維尼則提出，抽象對象並非自然存在，而
須從歷史尋找。薩維尼不是完全反對使用羅馬法的抽象方法，他強調的是不能以羅馬法、法國法或其他外國法
代替德國本土的法律。薩維尼的觀點最後佔了上風，並獲得統治者的支持。1842年至1848年，薩維尼本人即任
職普魯士司法大臣（preuβischer Justizminist-er）。[10]
19世紀40年代以後，薩維尼的觀點就佔了絕對優勢。這時，從歷史法學派中又分出羅馬法學派和德國法學
派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的分立，主要緣於薩維尼法學觀點中的一個矛盾：通過對羅馬法的詳細研究來發現德
國傳統法律。羅馬法學派致力於研究古代羅馬法，尤其看重《學說匯纂》部分，又被稱為「潘德克頓學派」（
《學說匯纂》的德文譯名為「潘德克頓」）；德國法學派則努力從德意志接受羅馬法以前的日耳曼法中探尋民
族精神，又被稱為「日耳曼法學派」。對此分立，薩維尼反復強調，羅馬法學派和德國法學派的觀點是互相補
充而非互不相容的。後來法典的編纂正證實了薩維尼的說法。
1814—1848年，可以概括為法典思想的產生和理論醞釀時期。
（二）1848—1867
1848年以後，法典編纂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19世紀40年代，德意志許多邦都成功地將其法律法典化。這
引起自由主義者的憂慮。因為各小邦制定法典對統一法律是一個障礙。
40年代中期以後，民族主義運動更加高漲，法典化的思想隨之而從其南方各邦的根據地傳遍北德各地。
1848年，人們對於法典化的態度出現根本性的轉變。1849年，由自由主義者一度掌權起草的憲法——後來
流產——第64條規定了民法典的制定，但對於如何制定未詳細規定。1848年革命，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蒂
鮑主張制定一部簡單的、大眾化的法典，只是一個美麗的夢而已，德國法學的希望在於歷史法學派。另一方面
人們還認識到，所有的立法都是個人意志而產生的武斷的作品，世代相傳的習慣法在一定意義上起點比較高。
自由主義者開始接受薩維尼的觀點，同時摒棄了他關於立法的消極觀點。這樣，歷史法學與保守主義思想之間
的聯系打破了。
19世紀50年代以後，有必要統一法律，漸成為大多數人的信念。當然，如何達到統一，哪些部分的法律最
適合於統一等問題仍有待解決。保守派反對法典的思想也有變化，如溫和的保守主義者，薩維尼的學生莫里茨
·奧古斯特·馮·貝特曼—霍爾維希（M ōritz August vonBethmann—Hollwig）撰文指出： 「盡管薩維
尼關於民族精神的觀點應當接受，他對立法價值的否定觀點卻不應接受。」保守主義派別中有人指出，法典化
有助於克服各邦單獨立法的危險（這曾是自由主義者的觀點）；還有人指出，法典化有助於加強邦聯的力量，
以反對「革命的」民族主義。在1848年前，邦聯以不參與任何可能推動民族主義運動的行動著稱，1847年通過
的《統一匯票法》雖未有大的改觀，卻是一個轉變的標志。1848年後，南方三邦都認識到法律改革與加強邦聯
之間的密切聯系。1851年後，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相繼開始說服邦聯的部長委員會制定商法典和統一計
量法等。《德國商法典》最後於1861年通過。
1859年11月3日，邦聯召集會議， 各邦就建立最高法院和制定刑事、民事法律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但普魯
士對法典化的實際態度是否定的。由於不能公開地反對，普魯士提出，按照邦聯的憲法，邦聯無權制定有關法
典。邦聯開始討論普魯士的反對是否構成多數，終於在1862 年2月，建立了民事程序法制定委員會和債務關系
法制定委員會。普魯士拒絕參加這些委員會。
但是，在政治紛爭以外，到19世紀50年代末，法律統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達成共識。各種推進法律統一
的組織紛紛出現。最有影響的是1860年成立的德意志律師協會（German lawyers congress）， 其成立宣言稱
，該協會的目標就在於「推進民事、刑事和訴訟法律的統一」。
縱觀1848—1867年（這一年北德聯邦成立）德國社會對於法典態度的變化，可以發現，除了理論上對薩維
尼觀點的廣泛接受和重新解釋，以及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逐漸走向統一等因素，經濟的發展也是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正如柏林法律協會1860年3月召開的一次會議上， 主要的發言人霍爾岑多夫（Holtzendorff）所指出
的，法律統一的共識來自於經濟生活的物質利益（the material interests of economic life），遠勝於來
自於共同的法律意識：正是由於對「物質利益」的考慮，保守派的政治家們逐漸認識到法律統一與政治實力的
聯系。
這一時期對於法典態度的變化，是法典編纂的前提。同時，在這一時期各邦都積極地制定邦法， 使得
德國民法典不再是法典化（codification）的產物，而是「統一」的（unification）結果， 這是德國民法典
制定過程中頗具特色的地方。
（三）1867—1874
1867年北德聯邦建立後，普魯士與南方三邦對法典化態度發生相反的變化。關於憲法根據、理論依據等問
題， 兩方進行了數年的爭論。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南方三邦已失去與普魯士抗衡和討價還價的實力，於是
雙方進行了妥協。
1866年以前，普魯士以沒有憲法根據為由，反對邦聯統一法典；北德聯邦成立後，尤其是1871年德意志第
二帝國建立後，普魯士又極力推進法典化；而這時南方三邦巴伐利亞、薩克森和符騰堡由於擔心普魯士過於強
大而損害它們的利益，反而對法典化持反對態度，也以憲法為根據，反對法典化。
北德聯邦1869年憲法規定，聯邦政府的立法許可權於債法、刑法、商法、匯票法和訴訟法。1869、1871、18
72、1873年，都有人提議將法院組織法和債法以外的民法部分都包括進去。這就是拉斯克爾—米克爾（Lasker
-Miquel）提議。這一提議最初當然地遭到南方三邦的反對。 南方三邦提出，憲法是各邦訂立的合同，任何修
訂都須合同各方重新協商而達到所有州的同意。而提議人之一米克爾（Miquel）認為，1871年帝國憲法對聯邦
憲法有所修改，已賦與北德聯邦在有關州的事務上有完全獨立於各州的權力。
在國會中民族自由黨佔主導地位， 提出「從統一到自由（fromunity to freedom）」的口號，認為法
律統一會極大地增強國力，對於國家和個體自由均有益處。保守主義者則利用薩維尼的理論，強調德國法律發
展中的地方差異性，攻擊民族自由黨破壞各邦的自由、權利。米克爾反駁說，薩維尼並非反對法典化和法律統
一。薩維尼的學生伯恩哈德·馮·溫德沙伊德認為，對於立法的觀念應該改變，因為，在歷史發展中，面臨不
同的因素應該有不同的觀念，這正是歷史法學的觀點。薩維尼的另一位學生貝特曼—霍爾維希（Bethmann-Hol
lwig）提出，薩維尼反對蒂鮑，並不表示他反對法律統一的理想，法典化是不可避免的。公眾普遍認為，歷史
法學派的創始人在法律起源方面的理論是正確的，但低估了主觀因素（subjective factors），即立法者的作
用；薩維尼認為法律來自於人民，但現在，人民（Volk）是被用來指德國人，而不是其他，如巴伐利亞人。正
如萊溫·戈爾德施米特（Levin Goldschmi-dt）1872年寫道：「在當前形勢下， 尤其是為了支持個別州的立
法、反對統一的德國法，而使用薩維尼的語句，將是對它的誤用。」重新評價薩維尼思想開始了，薩維尼甚至
被認為是主張制定民族統一法典的先驅。到此為止，他的理論不是被保守派獨享或與自由派共享，保守派再也
不能將其作為根據而引用了。
1872年，拉斯克爾-米克爾的提議被提交討論時， 有關法院組織法的內容略去了。這是向自由帝國黨作出
的妥協，也是向其他保守派別及南方三邦作出的妥協。自由帝國黨是一個小黨派，成員都是有影響的人物，所
謂「部長和未來的部長們」。這一妥協有利於打破南方三邦的聯盟。
擁護法典化的一方在理論上大獲全勝，同時，1871年後普魯士的實力大為增強，此外，拉斯克爾-米克爾提
議又作了妥協， 南方三邦似乎再也不能固執地反對法典化了。1873年12月，帝國國會[11]終於通過了拉斯克爾
-米克爾提議， 對帝國憲法有關帝國立法權的條款作了修改，統一民法典於是有了憲法依據。
在這一時期，除了討論如何恰當保護各邦利益的問題之外，如何防止立法過程中引進激進、 自由的改革，
即所謂「現代觀點」（modernidea），也是人們考慮的內容。正是基於這一考慮，南方三邦對於婚姻、家庭、
繼承等方面的法律統一非常敏感、謹慎。
（四）1874—1888
1873年12月拉斯克爾－米克爾提議通過，從此開始了法典制定的新時期。從1874年開始，到1896年法典通
過，這22年的時間是民法典纂寫、修改和定稿一共用去的時間。其中，1874—1888年期間的纂寫過程決定了德
國民法典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拉斯克爾－米克爾提議通過時，人們對於如何制定民法典實際上毫無概念。此前，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很
少。普魯士雖曾提出過討論建議，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而只使南方數邦產生雙重的害怕：一則怕普魯士擴
張主義（prussianization）；二則怕「現代觀點（modern idea）」。
在1873年12月底，自由主義的國家報（National-Zeitung）發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說如果民法典不委託
於一個人起草，將不會成功，因為任何指定的委員會都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地方主義的俘虜。文章還稱贊了普魯
士的立法。南方數邦懷疑文章獲普魯士政府授意，十分緊張，開始強烈要求法典起草人中要有他們利益的代表
。
1874年2月，聯邦議會指定了一個五人的委員會， 為民法典的起草擬訂綱要。該委員會於同年4月19日向國
會提交報告。 報告認為：「只有未來的民法典堅持已獲驗證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和德國現存的大陸法法律制度原
則，它才能夠反映德國人民的正當願望，代表所有各州的利益，遵照法學和法律實踐的要求。」委員會認為立
法的第一考慮是需求，其次才是法律學邏輯。考慮現實需求時，應當聯系現存法律和地方特殊情況。考慮地方
特殊情況，主要是應尊重南方數邦保護地方利益的努力，尤其是在婚姻財產制度方面。委員會甚至考慮採取二
、三種不同的制度。委員會堅持，法典原則上應涵蓋民法的所有領域，但也應允許有例外，如商業和礦業法律
應當全國統一，但它們性質特殊，不適於包括在民法典中；另外，帶有封建痕跡的法律、如遺產取得、地租、
家庭財產繼承等，應留給各州自行規定，此外，委員會認為，有的法律跨越公、私法，不適合規定在民法典中
。
委員會報告有以下主要特徵：（1）對法典的具體內容未作規定，不束縛立法者。（2）注重現存法律和尊
重地方利益。 符騰堡代表屈貝爾（kübel）的觀點很有代表性：法典化不應是創造新法律，而應以目前法學所
要求的方式，將現存法律組織起來。（3 ）認為法典化的進程主要是形式化和技術化，其任務是解決德國法律
發展中地區多樣性與系統化的需要之間的矛盾；認為德國普通法構成委員會工作的基礎。
委員會報告受到普遍稱道，但是部分內容仍須修改。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利伯（Friedrich Augu
st von Liebe）認為，法典不應滿足於編輯，而應當是一件理性化的、系統性的、甚至是藝術性的作品。委員
會報告中貫穿的思想和利伯等人的意見都為德國民法典所吸收。
德國民法典的正式編纂開始於1874年7月。聯邦議會任命了11 人的起草委員會。 [ 12] 委員會主席海因里
希·馮·帕佩（Heinrich von Pape）成功地指定了五個主要的編纂者。 他指定編纂者的出發點是：帝國各主
要法律體系應當平衡。他承認，羅馬法化的德意志普通法應當成為統一法典的基礎；但同時認為，這些普通法
已在各州的立法中不斷地受到修正。所以，有必要指定南方三邦符騰堡、薩克森和巴伐利亞的法律專家。對於
普魯士，他認為該法律專家不僅應熟知普魯士法，而且應懂得普魯士在1866年新獲取省份的法律體系。最後他
指定阿爾伯特·葛普哈爾德（Albert Gebhard）作為巴登的代表，以正確地收集和表述法國法。
委員會的工作頗具特色。1881年以前的七年中，委員會成員很少會面，而各自忙於收集德國各地的法律材
料。成員間交流很少，每年僅有一次秋季年會，用以擬訂立法原則，解決法學理論沖突。這樣，編纂者在纂寫
法律時思想非常自由，不易受他人影響。1881年10月，委員會開始討論。在討論階段，溫德沙伊德起著主導作
用。人們認為，德國民法典這一委員會作品的極端抽象性和幾乎不能被人理解的表達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要
由他負責。
委員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處理體系化與保存各地歷史差異性之間的關系。當時流行一種觀點，認為
民法的某些部分不適合列入法典，尤其是土地法（又尤其是抵押部分）、家庭法和繼承法，因為地區差異性過
大。地區差異性與體系化的矛盾仍來自於薩維尼理論中關於「法律的確定性」的矛盾：人們的法律意識與立法
者關於真正法律來源的認識和選擇之間，往往存在差異；在當時德國立法中，這一差異尤甚。如何解決這一矛
盾，使制定的法律具備合理的確定性？當時對此問題的解釋是：德國的政治需要，促使人民產生對民法典的需
求；後者又授予立法者編纂法律的權力。由此，人們的法律意識與立法者的編纂是一致的。如帕佩在致俾斯麥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的信中寫道：如果民法法典化不僅是一個系統化地編輯現存法律規范的問題，
那麼，法律中的許多實質性的變化就不應迴避。此外，有必要解決現存法律中的矛盾，在爭議的事項上作出決
定，以及填補空缺。最後，新出現的法律需求和法律實踐中的新發展也不應忽視。帕佩的這一觀點，與溫德沙
伊德和普朗克（Planck）是一致的，都傾向於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法學」（conceptual jurisprudence）的
技巧，通過邏輯抽象的方法，從有限的法律規范中創造出法律的確定性。
概念法學的主要特點有：
1.私法自治 在德國民法典中，私法自治主要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所有權絕對原則。19世紀70年代
、80年代開始對此進行限制，但該限制僅作為例外，而不屬於原則的一部分內容。第二，遺囑自由原則。認為
繼承法的基礎是「人類意志的獨立性」，因而遺囑自由應優先於法定繼承。第三，合同自由原則。這一原則有
許多資格要求和限制規定，因為在合同領域，個人自由的濫用對社會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與此相應的還有過
失責任原則——以無過失責任為補充。
2.公私法劃分分明 私法自治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