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訪的司法解釋

『壹』 尋釁滋事從犯如何定罪

根據刑法和司法解釋，尋釁滋事導致1人輕傷就已經構成犯罪了，根據刑法293條規定應當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根據你說的情況，既然雙方已經達成和解，最現實辦法就是通過做工作讓法院判緩刑或者免刑，也可以讓檢察機關作相對不起訴。這案件有明確的被害人，退回公安作無罪處理可能性不大，除非有證據證明這個年輕人在共同犯罪中情節確實顯著輕微，因為，公安機關也怕被害人纏訴鬧訪。如果公安上有人給你打包票能作無罪處理，你要當心是不是騙你錢的。

『貳』 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的兩金不賠賞指的是哪兩金

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

原因就是在理論和實踐中，對「兩金」的性質存有認知上的不同：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是屬於精神損害賠償？還是屬於物質損害賠償？

一、認為兩金是精神損害賠償的：

1994年1月1日施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1條和2000年9月1日施行的《產品質量法》第44條，都規定在生活補助費之外賠付殘疾賠償金。鑒於此，實務界和理論界的觀點都傾向性認為，殘疾賠償金的性質屬於精神損害撫慰金。

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將「兩金」均定性為精神損害賠償，因此，在該司法解釋的指導下，人民法院對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受害方提出「兩金」的賠償請求均以不屬於刑附民的賠償范圍而予以駁回。

二、事實上，兩金應當是物質損害賠償的范圍：

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25、29條均確認「兩金」乃受害方的收入損失，即「物質損害賠償」。但是，第18條卻將精神損害撫慰金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予以確認，即又承認「兩金」屬於精神損害賠償。然而，第17條和18條在邏輯上形成並列關系，且第31條規定「前款確定的物質損害賠償金與按照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確定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原則上應當一次性給付」，均說明「兩金」和精神損害賠償屬於並列的賠償項目。

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侵權責任法》第16條認為「兩金」屬於物質性損害賠償范疇，且第22條規定了精神損失，可見兩者可同時主張。《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若干問題的通知》（法發〔2010〕23號）第4條「人民法院適用侵權責任法審理民事糾紛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撫養人的，應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將被撫養人生活費計入殘疾賠償金或死亡賠償金。」可見，「兩金」也作為「物質損失」而非「精神損失」范疇予以認定，否則「被撫養人生活費」將無法計算和賠償。

因此，從法律、司法解釋的立法本意出發，根據「新法優於舊法」原則，人們對「兩金」性質的認定已從精神損害賠償逐步過渡為物質損害賠償。

從司法實踐來看，在附帶民事訴訟中不支持「兩金」和精神損害賠償主要歸咎於執行難。法辦〔2011〕159號文件明顯指出，假如附帶民事案件與單純民事案件適用同樣賠償標准，對被害人而言，在被告人無法支付的情況下，高額的判決無異於打「法律白條」,當無法實際執行時，極易引發被害人上訪、鬧訪問題，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均無法保障；對於被告人而言，即使其主觀上願意賠付，但其實際賠付能力很低，同樣得不到被害人的諒解，在量刑規范化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下，依舊並不能減輕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因此，為了化解執行難問題，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對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范圍作了嚴格限制。但是，這種從義務人的履行能力出發直接剝奪了被害人實體權益的做法，屢遭詬病。

『叄』 刑法修正案九對纏訪鬧訪者有什麼規定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第三十一條、將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一款修改為：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增加二款作為第三款、第四款:「多次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經行政處罰後仍不改正，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多次組織、資助他人非法聚集，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改前關於纏訪鬧訪者的規定

第二百九十條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聚眾沖擊國家機關，致使國家機關工作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3)鬧訪的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合理上訪要求

(一)堅持原則，依法依政策解決合理訴求。要把纏訪問題納入到依法依政策解決的軌道上來，嚴防為求得一時一事的解決而引起攀比和新的矛盾。

(二)堅持以人為本，有情解決實際問題。纏訪群眾大多是弱勢群體，他們有問題需要解決，也有困難需要幫助。特別是有的纏訪群眾生活本來就十分困難，而長期的上訪使他們陷入了愈訪愈窮、愈窮愈訪的怪圈。不管群眾有理無理，都應站在群眾利益無小事的高度，認真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

行政救濟、社會援助、司法救助、親情幫扶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堅持真心真情溝通，耐心疏通思想和感情的渠道。面對纏訪群眾，只要在真情和耐心上下工夫，用心靈來溝通，堅冰是一定能夠被融化的。

(四)堅持抓住關鍵，找准突破口。盡管每一個纏訪案件的成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可以著手解決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也就掌握了解決問題的關鍵。只要把纏訪人的心思摸透、心態摸准，抓住了問題的症結，也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五)堅持寬嚴相濟，維護法律權威。在處理纏訪問題時，一方面不能失之於情、失之於心，要帶著感情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另一方面對違紀違法行為的處理也絕對不能失之於軟、失之於寬，違反法律法規的，必須依法嚴肅處理。

(六)堅持從機制和制度上入手，做好化解、穩控和穩定的工作。

一是應建立纏訪問題處理的終結機制，對化解之後再上訪的纏訪案件，無論再鬧到哪裡，都不改變正確的處理意見。

二是應進一步建立完善信訪督查督辦機制，加大督促檢查力度，切實改進督查工作方式方法，建立和完善各種形式的包案督辦責任制，促使纏訪案件件件有著落、事事有結果。

三是應做好穩控工作，與纏訪人員結對，將他們穩控在基層。四是進一步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加大正面輿論引導的力度，真正讓纏訪人從「信訪不信法」的觀念中走出來，徹底息訴罷訪。

『肆』 什麼叫纏訪、鬧訪、無理訪

無理訪、違法訪、過激訪的確認標准信訪工作是各級黨委和政府為解決群眾的合理訴求而設置的職能部門，是黨中央親民工程的重要體現，是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近年來，由於國家對涉法涉訴案件解決力度的加大，一些救濟補助措施的先後出台，給一些上訪人造成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理，出現了大量無理訪、違法訪、過激訪，給信訪工作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那麼什麼情況屬於無理訪、違法訪、過激訪呢？我個人認為：一、無理訪的確認：對經地方黨委、政府，行政機關復議後或經司法機關多個部門認定無理的請求，上訪人繼續上訪的應視為無理訪。上訪人由於對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不理解，為達到自己的要求而多次上訪，企望有朝一日各級組織能做出讓步，使自己的無理訪得到解決。甚至有些上訪人由於對地方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滿意度出現偏差，認為地方政府在解決和處理問題方面有袒護之嫌，存在官官相互現象，加之上訪人根深蒂固的思想作祟，導致無理訪的發生，造成上訪案件久息不絕，甚至纏訪、鬧訪事件時有發生，尤其是一旦遇上國家有大的活動，包括召開「兩會」和08年的奧運會，上訪人就會不失時機的立即上訪，認為，只有進省進京給政府施壓才能解決問題，致使大量上訪群眾滯留在省在京，給當地政府正常工作造成很大壓力。二、違法訪的確認上訪人的訴訟請求，經一審、二審人民法院判決或裁定被駁回或上訪人申訴再審後仍被駁回的，上訪人繼續越級上訪的應視為違法訪。有些當事人因對法院嚴重不信任，導致上訪人「寧可信訪也不信法」的現象發生，因此，當判決、裁定結果達不到自己期望值或法律無法滿足當事人要求時，在申訴無果或上訴被駁回的情況下，上訪人會不停的越級上訪。雖然有些上訪人的訴求問題已經過復查、復核，上訴、再審等程序，仍認定上訪人訴求無理的；有的人民法院為此特邀請人民陪審員或各界代表舉行聽證會來公開審理上訪案件，而且處理意見是公正合法的，但上訪人就是不肯息訴罷訪。究其根源就是有一部分上訪人覺得礙於情面不肯息訴罷訪；有一部分上訪人覺得既然已經上訪了就一定要鬧出個結果來；有一部分上訪人採取從眾心理，明知自己上訪的理由不充分，仍不斷的越級訪。三、過激訪的確認上訪人反映的問題有部分合理，但堅持過高要求的，經勸阻仍妨礙公務，沖擊國家機關，干擾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群眾的正常生活秩序的為過激訪。這些年來，國家對過激訪的行為主要是勸誡和疏導，雖然《信訪條例》中對上訪者的過激行為規定可以通知公安機關予以警告、訓誡或制止，但在實際工作中考慮到上訪人上訪的理由存在部分合理及一些錯綜復雜的歷史原因等諸多因素，對上訪人過激訪的行為沒有造成嚴重後果的，各級黨委、政府仍採取寬容、忍讓、剋制的態度，這樣，往往給上訪人造成一種錯覺，認為：各級信訪部門對過激訪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加之信訪部門在接訪問題上有著嚴格的規定，首辦負責制、領導責任制等規定使信訪工作尤如高壓線，接訪人在接訪工作中如履薄冰，唯恐把矛盾激化，造成上訪人進省進京上訪，上訪人也因此抓住信訪部門的這種心理，指責、謾罵接訪工作人員，有的甚至砸信訪部門的辦公設施，攔截公務車輛等等。以上種種都給我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造成了混亂，給黨和政府帶來了人力和財力上的損失。希望立法機關能盡早立法，使信訪工作有法可依。

『伍』 保留刑事附帶民事部分訴訟請求後能再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嗎

不行的。

最高院工作答復：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問題

（法辦﹝2011﹞159號）
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問題，我院的傾向性意見是：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依法只應賠償直接物質損失，即按照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實際損害賠償，一般不包括死亡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但經過調解，被告人有賠償能力且願意賠償更大數額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調解不成，被告人確實不具備賠償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堅持在物質損失賠償之外要求賠償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對於卻有困難的被害人，給予必要的國家救助。主要理由是：
（1）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和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由於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並應根據情況判處經濟損失」的規定，這里的「物質損失」和「經濟損失」僅指物質財產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同時，刑事犯罪造成財產損失與單純民事侵權行為造成損失在應當賠償、能夠賠償以及法理上存在明顯不同。依據法律規定，對附帶民事案件與單純民事案件不應適用同樣賠償標准。
（2）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被告人絕大多數是農民、無業人員和進城務工人員，非常貧窮，幾乎沒有什麼財產可供賠償，如果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判其高額賠償，必定要打法律「白條」。由於無法得到實際執行，既影響裁判的權威，更常常引發被害方上訪、鬧訪問題，法律與社會效果均無法保障。
（3）簡單套用《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賠償的數額標准高達十幾萬、二三十萬元，常常使被害方對巨額賠償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額賠償，就認為其沒有悔罪誠意和表現，導致民事調解根本無法進行，並進而在刑罰訴求方面堅決要求對被告人判處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纏訟、鬧訪相威脅、要挾，嚴重影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慎重適用死刑」政策的貫徹落實，嚴重影響社會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諧社會的建設。
（4）高額賠償表面上看似乎有利於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這是有的學者和部門認為附帶民事訴訟應與單純民事賠償執行統一標準的主要考慮，但由於刑事案件被告方實際賠償能力很低，甚至沒有，而被害方「要價」又太高，導致實踐中許多被告人親屬認為，與其東借西湊代賠幾萬元被害方也不滿意，索性不再湊錢賠償，結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賠償。命案中這種情況尤為普遍，直接導致的結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慘，既不利於被害方權益的切實維護，也不利於社會關系的及時修復。
（5）解決這一問題應當立足實際，充分考慮我國的現實國情，嚴格依法審判，並著眼於案件裁判的實際效果，促進社會和諧。
感謝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關心和支持！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陸』 跪求律師：刑事案件中要求死亡賠償金，被告方不配合怎麼辦

刑事案件能否在刑事附帶民事中，解決死亡賠償金的問題，各省都有不同做法。（廣西是不支持，
法律出處在下）。對方辯護律師是比較精通法律的，如下回復看視乎比較理想，但是現實中不一定能得到法院支持。
最高法關於刑附民死亡賠償金問題的一個答復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法辦﹝2011﹞159號
簽發人：張軍
對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6039號建議的答復
孫曉梅代表：
您提出的關於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的建議收悉，現答復如下：
關於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賠償范圍是否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司法實踐中爭議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見。為規范附帶民事訴訟審判工作，我院曾先後下發過四個司法解釋。隨著形勢的發展，刑事政策的完善，當事人更加重視民事權利的維護。但是，由於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當事人經濟狀況不同，法院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出現了「執法標准不一，賠償數額過高，空判現象嚴重」等新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引發了許多涉訴上訪問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社會各界反應強烈，要求盡快解決。為了規范和做好附帶民事訴訟工作，解決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我院於2007年啟動了規范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標準的司法解釋起草工作，但由於各方意見分歧，司法解釋暫時還難以出台，有關問題正在研究中。
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問題，我院的傾向性意見是：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依法只應賠償直接物質損失，即按照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實際損害賠償，一般不包括死亡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但經過調解，被告人有賠償能力且願意賠償更大數額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調解不成，被告人確實不具備賠償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堅持在物質損失賠償之外要求賠償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對於卻有困難的被害人，給予必要的國家救助。
主要理由是:
(1)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和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由於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並應根據情況判處經濟損失」的規定，這里的「物質損失」和「經濟損失」僅指物質財產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同時，刑事犯罪造成財產損失與單純民事侵權行為造成損失在應當賠償、能夠賠償以及法理上存在明顯不同。依據法律規定，對附帶民事案件與單純民事案件不應適用同樣賠償標准。
(2)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被告人絕大多數是農民、無業人員和進城務工人員，非常貧窮，幾乎沒有什麼財產可供賠償，如果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判其高額賠償，必定要打法律「白條」。由於無法得到實際執行，既影響裁判的權威，更常常引發被害方上訪、鬧訪問題，法律與社會效果均無法保障。
(3)簡單套用《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賠償的數額標准高達十幾萬、二三十萬元，常常使被害方對巨額賠償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額賠償，就認為其沒有悔罪誠意和表現，導致民事調解根本無法進行，並進而在刑罰訴求方面堅決要求對被告人判處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纏訟、鬧訪相威脅、要挾，嚴重影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慎重適用死刑」政策的貫徹落實，嚴重影響社會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諧社會的建設。
(4)高額賠償表面上看似乎有利於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這是有的學者和部門認為附帶民事訴訟應與單純民事賠償執行統一標準的主要考慮，但由於刑事案件被告方實際賠償能力很低，甚至沒有，而被害方「要價」又太高，導致實踐中許多被告人親屬認為，與其東借西湊代賠幾萬元被害方也不滿意，索性不再湊錢賠償，結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賠償。命案中這種情況尤為普遍，直接導致的結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慘，既不利於被害方權益的切實維護，也不利於社會關系的及時修復。
(5)解決這一問題應當立足實際，充分考慮我國的現實國情，嚴格依法審判，並著眼於案件裁判的實際效果，促進社會和諧。
感謝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關心和支持!
聯系單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監督工作辦公室 010-67556254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柒』 如何解決影響司法公正的深層次問題

(一)自上而下完善司法體制的設置，正確解決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響獨立司法的現實問題，為依法獨立審判提供體制保障、經濟保障、法官資質保障及身份保障

司法獨立原則是指司法機關獨立於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司法機關行使其職權時，只服從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它包括三個基本內容和「四個不」。三個基本內容：一是司法官獨立審批案件；二是司法機關有自己獨立的組織系統；三是法律對司法官的地位特設有保障條款。「四個不」是指不侵權、不介入、不施壓、不妄評。所謂不侵權是指不侵犯司法機關的管轄權。不介入，指不能違法進入司法程序干預司法裁決。不施壓，指禁止對司法官員和官署直接和間接施加某種壓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後果迫使5其按照施壓者的意思作出司法決定。不妄評，指在法律裁決作出可能影響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報道和評論。6保證司法工作不受來自任何外界的干預和影響，以保障和維護法律崇高權威，是真正實現司法獨立的外部條件。客觀地講，我國的司法獨立制度與國際社會「司法獨立」制度在形式和內容乃至性質上有著較大差距。隨著我國加入WTO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司法獨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如何結合我國國情，構建既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又能融會貫通司法獨立之內在精神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模式值得商榷。筆者認為，我國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是基於西方的「分權說」，而是基於「職權分工說」。但是我們可以借鑒「分權說」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我們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權分立」模式，但可以借鑒「分權說」中有利於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並使之與我國國情緊密相結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獨立模式。

1、調整現行經濟利益結構，使法院擺脫對地方的物質依賴。國家財政撥出司法專項款，由中央統一開支各級司法機關的辦案經費、法官工資，福利等費用；司法機關的裝備、辦公用房等設施，由中央按統一的標准解決，切斷法院及法官在財、物方面對地方政權的依賴，同時也使各地司法機關的裝備、經費、辦公用房，法官工資、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區的差異而懸殊過大。

2、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體制：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軍事法院、鐵路運輸6法院等專門審判機構、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免；其他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最高級別的法官由上一級地方人大任免，其餘法官一律由上一級地方人大常委會任免，以擺脫本級地方政權對法官的人事控制，從而杜絕因「行政命令」和「地方保護」而導致的司法不公。

3、保障法官的身份獨立。包括：（1）保證法院的行政領導必須由具有豐富的法律職業閱歷的法官擔任，嚴禁指派無法律職業資歷的人擔任法院行政領導職務。（2）確保法官的待遇從優。要使法官安心工作，不至於受到外界的影響而出現腐敗，必須使其擁有適當的待遇。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須與社會資源承受能力相適應，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筆者認為，法官的待遇應當高於國家公務員的平均待遇，雖然我國不實行「高薪養廉」。況且「高薪並非必然能夠養廉」，但是，我們應當避免法官因不廉而失去這份職位或因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質約束。（3）法官任職終身制，這是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通行的做法。法官非因法定事由（如自願辭職，喪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適合繼續擔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法官工作恆定狀態。（4）法官的懲戒和調動。在日常工作期間，法官不受到隨意懲處；建立法官懲戒標准；設置正當的懲戒程序；非經法定事由和程序，並徵得法官本人同意，法官不得隨意被調動。（4）確保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7由於法官的裁判，都會影響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國家應當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保障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7

4、理順和規范黨委、人大對審判的監督關系，創造使法官只服從法律的法治環境，保障司法獨立。任何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和腐敗，司法不獨立，受制於人，有礙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獨立了，但不受監督制約，或者監督不力，也會出現司法專橫和審判權的濫用，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為此，必須建立規范的監督關系體系，理順各種監督關系，尤其是理順和規范黨委、人大和新聞對審判的監督關系，以保障司法獨立。

(二)下大力提高法官隊伍素質，完善錯案追究和司法賠償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於它的執行,只有公正司法,才能樹立法律的權威,才能維護法律的尊嚴。法官作為法律的執行者，其能力素質決定了司法質量的高低，因此，不斷提升法官隊伍的整體素質，增強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永恆的課題。具體措施包括：1.大力強化業務培訓。按照法官專業化要求和實際工作需要，有針對性地進行業務培訓和崗位技能練兵，打造「法律精英」隊伍。2.努力提高法官的職業道德水準。教育廣大法官不斷加強自身修養，規范司法行為，文明司法，謹言慎行，清正廉潔，遵守司法禮儀，嚴格約束業外活動，樹立公正司法、勤奮敬業、剛直不阿的良好職業形象。3.加強廉政建設。堅持經常性、有針對性地開展警示教育，引導廣大法官增強自律意識，自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蝕，認真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法官懲戒制度等各項制度，從源頭上遏制違法違紀行為。4.完善責任追究工作機制。細化責任追究辦法，強化對審判權、執行權的監督制約，防止濫用司法權，防止發生腐敗案件；完善案件管理機8制、崗位責任制，加大查處力度，重點解決查處失之於軟、追究不到位問題，純潔法官隊伍。5.加強案件質量評查，注重發現影響審判質效的深層次、實質性問題，有針對性地加以改進。建立常態化的案件質量評查機制，堅持定期評查、專項評查與重點評查相結合，堅持發現問題與改進工作相結合，堅持糾正錯誤與總結經驗相結合。

(三)理順和規范公眾輿論對審判的監督關系，以保障司法獨立

在新媒體日益普及的今天，公眾利用網路關注司法的熱情日益高漲，人民法院要正確對待群眾通過各種不同媒體表達的意願。一方面發布全面完整的權威信息及時化解矛盾、澄清事實，消除不良影響；另一方面要寬容對待、認真傾聽公眾的不同聲音，把微博、論壇作為和社會公眾之間增進了解、消除誤會的平台。81、變被動為主動，強力推進審判公開，主動接受公眾監督。執法辦案和新聞宣傳是法院工作的兩駕馬車，兩者之間不應背道而馳。法院應當將網上辦公、數字法庭、裁判文書上網等作為制度固定下來，讓每一次公開庭審都成為法律宣傳的途徑，讓每一份裁判文書都成為生動的法律宣傳的素材。全方位、客觀公正地把法院的審判活動公開出來，切實做到不迴避、不躲藏、不遮掩，讓公眾實實在在地了解法院工作，營造良好輿論氛圍。2、加強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堅持善待媒體、主動與媒體打交道的原則，積極與媒體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形成定期交流機制，與新聞界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公眾，消除社會公眾對司法工作的隔閡，贏得更多理解和支持。3、妥善處置網路輿情，實現司法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在網路輿情處於萌芽階段時起就高度重視，堅決防止虛假信息誤導公眾。主動應對質疑和猜測，竭力搶占輿論制高點。4、規范各類媒體的報道行為，嚴格責任追究制度。法院審判工作有它自身特點，審判獨立是我國法律加以規定和保障的。新聞媒體對審判的監督應以遵守「罪從判定」為前提，以遵循真實性為原則。媒體對審判進行報道時，不得誤導公眾，不得引導審判機關的裁判結局，從而侵犯司法獨立。同時，媒體如果對正在審理的案件報道嚴重失實或者惡意進行傾向性報道，損害司法權威，違反法律規定，應當依法追究相應責任。

(四)改革信訪考評機制，重塑法院信訪工作機制

近年來，涉訴信訪工作在法院整體工作中占據了較大的份額，受種種因素影響和制約，法院雖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但是實際效果並不甚顯著，甚至一度陷入被動應對的尷尬境地，涉訴信訪已經成為困擾法院工作的痼疾。部分上訪人文化水平低，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規定，不能接受法官及其它接待人員的答復和解釋，長期堅持無理申訴；也有一些上訪人在利己思想驅使下，不顧案件的實際情況，向對方當事人或者法院提出許多不切實際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就走上纏訴纏訪之路。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以後，如何應對某些上訪人的過激、違法行為，尚未建立起相應的處置機制，對一些纏訪者尤其是採取過激甚至違法行為的上訪者難以處置。少數上訪人利用法律、制度上對申訴權利缺少制約的漏洞，無理糾纏，甚至辱罵法院信訪工作人員，影響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建立符合實際情況的信訪制度，改革信訪考評機制，刻不容緩。1、做好《信訪條例》的宣傳工作，指導當事人按條例規定依法有序上訪。抓好條例配套措施的制定工作，對條例、現行規章制度和工作措施進行一次全面梳理和調整，使之與新條例相適應，使信訪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建立上下級法院及各接訪機關之間的信訪聯動，統一標准。上下級法院及各接訪機關接訪的原則不一，答復口徑不一，就會加劇當事人的越級訪。實行上下級法院信訪信息傳遞、反饋制度，對一些社會影響面大，疑難復雜的越級訪和重復訪，實行各級同堂會審，盡快給出一個終局結論。3、建立專家陪審團，對重大復雜案件提出專家意見。借鑒西方國家的陪審制度，建立由法學專家、教授及知名律師組成的專家陪審團，對於重大、復雜的案件，由專家陪審團陪審，並給出專家意見，一方面可以提升案件質量，另一方面也提高判決結果的說服力。4、改革處訪機制，改變平行部門或上級部門向法院轉辦或交辦案件的隨意性。對於信訪案件，有的部門或有關領導不懂或不顧案件的具體情況，不考慮能否進入再審程序或能否改判或有無審級限制等因素，直接簡單的批辦、交辦或督辦，轉辦。有些案件已不能夠進入再審程序或屬於上級法院受理而被駁回申訴，但有關領導或部門交、轉辦函成為申訴人手中的「令箭」，向法院申訴不休。5、改革信訪考核機制，依法處置無理訪。信訪工作「一票否決」使基層的有關單位和部門對信訪工作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自身的主要職能，一到「敏感」時期，都要放下所有工作，全體動員反復排查，重點布防，「不能使一個漏網」，既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又影響了本職工作的正常開展。在具體工作中，抓穩控多，解決實際問題少，尤其是「信訪當事人屬地管轄」的規定，更使一些基層法院陷入既無權解決問題，又要承擔信訪工作責任的極為尷尬的境地，無奈之下只能採取「盯梢」、「利誘」、央求等甚為可笑之舉。這樣的後果只能平穩一時，並且助長了個別人員無理、無序信訪的囂張氣焰，從而使法院的涉訴信訪工作走進了惡性循環的怪圈。建議通過建立信訪聽證，劃分無理信訪與有理信訪，對於無理取鬧，纏訪鬧訪的，則依法嚴肅處理。

(五)開展法制教育，推進全民守法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迅猛發展，人民的法治觀念也大大增強，但法律意識淡薄的現象依然存在，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的事件還時有發生。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社會學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識」，「全民守法」作為社會主義法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應當引起高度重視。1、切實推進法制教育，加大普法宣傳的力度和廣度，創新普法形式，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在人民群眾中樹立法律意識，養成自覺守法、辦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為習慣，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真正下大力氣開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從靈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歷來漠視法律的大多數民眾。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絕不僅僅在於冷冰冰的條文、威凜凜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決，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過的新型公民，他們信仰法律，把司法獨立視為天理，並願意盡力去捍衛，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能說我們的法治建設真正成功了。」2、改革法學教育制度。法學教育在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中，承擔著培養法律人才、傳播法律知識、弘揚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對於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目前，我國法學教育的現狀與它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還有差距，法學教育的「產品」—法學人才在政治、經濟、司法等各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尚不盡人意。因此，有必要從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高度，提升法學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並從觀念和制度兩個層面為法學人才在各方面充分發揮作用創造有利條件。3、健全基層法律服務的組織機構、人員編制和管理制度，延伸法律服務的基層觸角。要盡快完善訴訟、仲裁、行政復議等法定訴求表達機制，發揮人大、政協、社會團體、行業協會以及大眾傳媒等的社會利益表達功能，依法有序完善來信、來訪、來電等訴求表達方式，暢通和拓寬社會訴求表達渠道，讓法律的陽光普照。

『捌』 觸電死亡己刑事判2年，法院不支持死亡賠金，該怎麼辦

從法律上說，是沒有辦法的，刑事案件判決完以後，就結案了。根據現行法律規定，也是不能再行提起民事訴訟的。
依據
關於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賠償范圍是否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司法實踐中爭議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見。為規范附帶民事訴訟審判工作，我院曾先後下發過四個司法解釋。隨著形勢的發展，刑事政策的完善，當事人更加重視民事權利的維護。但是，由於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當事人經濟狀況不同，法院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出現了「執法標准不一，賠償數額過高，空判現象嚴重」等新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對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議案的答復
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 法辦﹝2011﹞159號 簽發人：張軍
對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6039號建議的答復
孫曉梅代表：
您提出的關於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的建議收悉，現答復如下：
關於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賠償范圍是否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司法實踐中爭議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見。為規范附帶民事訴訟審判工作，我院曾先後下發過四個司法解釋。隨著形勢的發展，刑事政策的完善，當事人更加重視民事權利的維護。但是，由於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當事人經濟狀況不同，法院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出現了「執法標准不一，賠償數額過高，空判現象嚴重」等新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引發了許多涉訴上訪問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社會各界反應強烈，要求盡快解決。為了規范和做好附帶民事訴訟工作，解決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我院於2007年啟動了規范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標準的司法解釋起草工作，但由於各方意見分歧，司法解釋暫時還難以出台，有關問題正在研究中。
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問題，我院的傾向性意見是：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依法只應賠償直接物質損失，即按照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實際損害賠償，一般不包括死亡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但經過調解，被告人有賠償能力且願意賠償更大數額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調解不成，被告人確實不具備賠償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堅持在物質損失賠償之外要求賠償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對於卻有困難的被害人，給予必要的國家救助。
主要理由是：
(1)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和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由於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並應根據情況判處經濟損失」的規定，這里的「物質損失」和「經濟損失」僅指物質財產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同時，刑事犯罪造成財產損失與單純民事侵權行為造成損失在應當賠償、能夠賠償以及法理上存在明顯不同。依據法律規定，對附帶民事案件與單純民事案件不應適用同樣賠償標准。
(2)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被告人絕大多數是農民、無業人員和進城務工人員，非常貧窮，幾乎沒有什麼財產可供賠償，如果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判其高額賠償，必定要打法律「白條」。由於無法得到實際執行，既影響裁判的權威，更常常引發被害方上訪、鬧訪問題，法律與社會效果均無法保障。
(3)簡單套用《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賠償的數額標准高達十幾萬、二三十萬元，常常使被害方對巨額賠償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額賠償，就認為其沒有悔罪誠意和表現，導致民事調解根本無法進行，並進而在刑罰訴求方面堅決要求對被告人判處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纏訟、鬧訪相威脅、要挾，嚴重影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慎重適用死刑」政策的貫徹落實，嚴重影響社會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諧社會的建設。
(4)高額賠償表面上看似乎有利於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這是有的學者和部門認為附帶民事訴訟應與單純民事賠償執行統一標準的主要考慮，但由於刑事案件被告方實際賠償能力很低，甚至沒有，而被害方「要價」又太高，導致實踐中許多被告人親屬認為，與其東借西湊代賠幾萬元被害方也不滿意，索性不再湊錢賠償，結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賠償。命案中這種情況尤為普遍，直接導致的結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慘，既不利於被害方權益的切實維護，也不利於社會關系的及時修復。
(5)解決這一問題應當立足實際，充分考慮我國的現實國情，嚴格依法審判，並著眼於案件裁判的實際效果，促進社會和諧。
感謝您對人民法院工作的關心和支持!
聯系單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監督工作辦公室010-67556254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
關於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的建議
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犯罪中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害能否請求賠償的問題，一直是各界爭執的焦點，我們認為應當得到支持。針對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將之排除在外的現行解釋，我們認為此解釋已遠遠落後於我國市場經濟的實際發展需要，理應進行相應的修改，理由如下：
一、現狀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案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我國對公民人身損害精神賠償的法律保護，初步建立了我國民事領域內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
然而，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在我國刑事賠償領域卻未得到確立，它遭到了立法的完全排斥。以刑事犯罪中針對女性最嚴重也最常見的性侵害——強奸犯罪為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發案率在各類犯罪中一直居於前列。2007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案強奸案件為31883起，2008年為30248起，分別居各類犯罪中的第五位。[1]據統計，我國性被害人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佔大多數，比例為29.5%;性被害人未婚的比例最高，佔76.6%;對性被害人採用暴力為加害手段的數量最多，佔61.1%，其中，輪奸佔18%，搶劫又輪奸佔25%，強奸兇殺(因受害人寧死不從使得犯罪嫌疑人激情殺人)佔3%。[2]
如此嚴重的性侵害犯罪不僅給社會治安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使被害人承受身體損傷，更給被害人帶來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極大痛苦和創傷，嚴重踐踏了被害人的人性的尊嚴，被害人及其家屬除要求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責任外，也非常關注自己能得到多少民事賠償。但現行司法實踐中卻罕有法院支持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訴求的案例涌現，究其原因，除受限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的規定之外，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這兩個司法解釋更是最大的攔路虎：
(1)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4日發布的《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法釋[2000]47號，以下簡稱《規定》)第一條第二款規定，「對於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1日發布的《關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法釋[2002]17號，以下簡稱《批復》)中明確規定：「對於刑事案件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後，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上述兩個司法解釋出台後，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被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大門已被堵死，精神損害賠償徹底淪為法律的禁區。但近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制的完善和公民權利意識的強化，愈來愈多的公眾加入到對《規定》與《批復》一波又一波的檄文聲討隊伍中來，而性侵害案例的大量涌現也在不斷沖擊著《規定》與《批復》，實踐中要求對其修改的呼聲日益高漲。
二、原因分析
確立和支持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附帶民事訴訟的精神損害賠償，既是適應和保障人權事業發展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客觀需要，也是我國法制發展與國際相接軌的必然要求，更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作為《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有責任、有義務保護女性的基本人權得到保障。而保障刑事案件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是私權發展的要求，也是當今權利本位立法的必然結果。
因此，對《規定》與《批復》的修改乃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完全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
首先，從法律的統一性與司法救濟手段的協調性角度看，《民法通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案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了受害人及其近親屬有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而對侵害行為、主觀惡性、侵害手段、方式及侵害後果較一般民事侵權更為強烈的性侵害犯罪，《規定》與《批復》卻將精神損害賠償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法律之間的沖突非常明顯，這種以刑事法越權制定與民事法相抵觸的規定明顯破壞了法律的統一性和司法救濟手段的協調性。
其次，從司法解釋的許可權范圍看，《規定》與《批復》有違法理和法律規定。雖然《刑事訴訟法》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問題予以迴避，沒有對其做出明確的規定，但是《刑事訴訟法》並沒有否定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害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沒有否定在刑事案件審結後可以單獨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法》就被害人因犯罪行為所遭受的精神損害是否賠償和如何賠償留有一定的空間，其並未剝奪被害人在精神損害賠償方面的訴訟權利與實體權利。而《規定》與《批復》卻以司法權剝奪了刑事訴訟法並未剝奪的被害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這有違司法解釋應服從於法律這一法理，也違背了「法無禁止即享有」這一法諺，司法權超越了立法權。同時其也違反了法律規定，最為突出的表現是《批復》通過對公民提起的有關訴訟採取不予受理的程序處理方式，剝奪了憲法、民法、民事訴訟法賦予公民的有關實體權利、訴訟權利。
再次，從法律公正的角度分析，《規定》與《批復》違背了立法原意，與司法公正背道而馳。從理論上講，有損害必有救濟。因犯罪行為而導致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精神上遭受損害的情況是實際存在的，有損害發生後，就應當有司法上的救濟。對一般的民事侵權行為，受害人尚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而對嚴重的刑事犯罪，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卻不得提起，被剝奪了司法救濟權，對被害人來說，顯然是一種實質與形式的雙重不公。
刑事案件尤其是性侵害案件不僅給被害人帶來嚴重的人身傷害，也給其帶來巨大的精神傷害，尤其當被害人為幼女時，這種傷害的程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年齡的增長愈加嚴重，必將對被害人以後的社會生活、婚戀自由等造成極大的影響，造成被害人終身無法擺脫的痛苦。以2009年轟動全國的河南平頂山小學教師強奸幼女案為例，6名被害人最大的8歲，最小的5歲，其中很多人多次遭受強奸，並因此患上嚴重的心理障礙疾病，可最終每人獲得的附帶民事賠償只有區區2000元，試問這樣的法律規定公平合理嗎?根據國外心理學專家1981—1995年間對25367人所做的37項研究，他們採用元分析方法研究兒童期性侵害所造成的影響，證實：性侵害事件對兒童的心理創傷會導致恐懼、抑鬱、創傷後應激障礙、自殺傾向等嚴重人格障礙。金錢賠償對性侵害被害人來說是一種減輕或消除痛苦的有效手段。
另外，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分析，當性侵害案件發生後，在現行法律明確不支持精神損害賠償的前提下，被害人往往採取對其而言最「實惠」的選擇——與加害人私了「和解」解決，由犯罪分子或其家人支付被害人一定的賠償，被害人不再向公安機關報案;更有甚者，被害人當庭撤訴或更改陳述，幫助被告人逃避法律的追究;被告人則將一定的經濟賠償作為減刑的籌碼，與被害人討價還價，這就給被告人留下了金錢能買贖罪行的錯覺，直接導致再次作案，傷害更多的無辜女性。立法的空白和矛盾以及傳統觀念與社會公平正義的沖突，正是導致上述《規定》與《批復》遭到眾多質疑的主要原因。
最後，從國際立法的視角看，在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基於對被害人權利的尊重與保護，大都確立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的合法性。如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包括作為起訴對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質的、肉體的、精神的全部損失。而在美國，因傷害身體並直接引起精神痛苦而要求賠償的理由，被害人除傷情部分可以得到賠償外，還可以再行請求給予精神損害賠償。
三、對策與建議
首先，針對《規定》與《批復》，修改時，需明確刑事案件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以後，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其次，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建議先以修改司法解釋的形式填補法律的空白，待條件成熟時，再對刑法、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最終以法律的形式將受害人的精神損害納入賠償范圍。考慮到在當前尚不能普遍實行的情況下，我們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可針對典型案例採用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對一些少有物質損失而精神損害尤其突出的犯罪，被害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如性犯罪、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權、名譽權、榮譽權的犯罪行為等。
再次，關於賠償數額的問題，建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案件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的規定，綜合以下因素確定：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犯罪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犯罪行為造成的後果;犯罪分子的獲利情況;犯罪分子承擔賠償責任的經濟能力以及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同時建議根據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的特點，對刑事案件精神損害賠償金設定下限，切實維護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北京眾澤婦女法律咨詢服務中心
2011年3月3日
呈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孫曉梅代表提交

『玖』 最近國家對伩訪有什麼要 有法律為啥還伩訪局。無理纏鬧訪為啥無人管

信訪局以前是歷史遺留問題調查處理機構，平反冤假錯案的；82年以後實行法治，它的正業就是「告知",司法不是它管轄范圍，《信訪條例》也有規定，這個條例是「政令」性質，是憲法法律的下位法，不能本末倒置的。

『拾』 最新 刑事附帶民事不支持死亡賠償金可以另行提起訴訟嗎

《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只是規定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支持物質損失，但對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撫養費並沒有作出排除性規定，屬於法律依據的支持不足而已（法律只是排除了精神損害賠償金）。受害人完全可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的規定，單獨提起侵權之訴來維護權益。

附：法律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九十九條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以上規定，只有因犯罪行為造成物質損失，受害方才可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

第一百三十八條被害人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有權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一百五十五條對附帶民事訴訟作出判決，應當根據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結合案件具體情況，確定被告人應當賠償的數額。

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

駕駛機動車致人傷亡或者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確定賠償責任。

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就民事賠償問題達成調解、和解協議的，賠償范圍、數額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限制。

3、《最高人民法院對附帶民事訴訟精神損害賠償議案的答復》（最高人民法院辦公廳 法辦﹝2011﹞159號）

對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6039號建議的答復

孫曉梅代表：

您提出的關於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0)47號」與「法釋(2002)17號」的建議收悉，現答復如下：

關於附帶民事訴訟案件賠償范圍是否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司法實踐中爭議很大，各方有不同意見。為規范附帶民事訴訟審判工作，我院曾先後下發過四個司法解釋。隨著形勢的發展，刑事政策的完善，當事人更加重視民事權利的維護。但是，由於各地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當事人經濟狀況不同，法院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出現了「執法標准不一，賠償數額過高，空判現象嚴重」等新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引發了許多涉訴上訪問題，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社會各界反應強烈，要求盡快解決。為了規范和做好附帶民事訴訟工作，解決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我院於2007年啟動了規范附帶民事訴訟賠償標準的司法解釋起草工作，但由於各方意見分歧，司法解釋暫時還難以出台，有關問題正在研究中。

關於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問題，我院的傾向性意見是：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依法只應賠償直接物質損失，即按照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實際損害賠償，一般不包括死亡賠償金和殘疾賠償金，但經過調解，被告人有賠償能力且願意賠償更大數額的，人民法院應當支持;調解不成，被告人確實不具備賠償能力，而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堅持在物質損失賠償之外要求賠償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對於卻有困難的被害人，給予必要的國家救助。

主要理由是：

(1)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被害人由於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和刑法第三十六條第一款「由於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並應根據情況判處經濟損失」的規定，這里的「物質損失」和「經濟損失」僅指物質財產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同時，刑事犯罪造成財產損失與單純民事侵權行為造成損失在應當賠償、能夠賠償以及法理上存在明顯不同。依據法律規定，對附帶民事案件與單純民事案件不應適用同樣賠償標准。

(2)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被告人絕大多數是農民、無業人員和進城務工人員，非常貧窮，幾乎沒有什麼財產可供賠償，如果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判其高額賠償，必定要打法律「白條」。由於無法得到實際執行，既影響裁判的權威，更常常引發被害方上訪、鬧訪問題，法律與社會效果均無法保障。

(3)簡單套用《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賠償的數額標准高達十幾萬、二三十萬元，常常使被害方對巨額賠償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一旦被告人不能足額賠償，就認為其沒有悔罪誠意和表現，導致民事調解根本無法進行，並進而在刑罰訴求方面堅決要求對被告人判處重刑乃至死刑，甚至以纏訟、鬧訪相威脅、要挾，嚴重影響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慎重適用死刑」政策的貫徹落實，嚴重影響社會矛盾的有效化解和和諧社會的建設。

(4)高額賠償表面上看似乎有利於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這是有的學者和部門認為附帶民事訴訟應與單純民事賠償執行統一標準的主要考慮，但由於刑事案件被告方實際賠償能力很低，甚至沒有，而被害方「要價」又太高，導致實踐中許多被告人親屬認為，與其東借西湊代賠幾萬元被害方也不滿意，索性不再湊錢賠償，結果造成被害方反倒得不到任何賠償。命案中這種情況尤為普遍，直接導致的結果是被害方的境遇更加悲慘，既不利於被害方權益的切實維護，也不利於社會關系的及時修復。

(5)解決這一問題應當立足實際，充分考慮我國的現實國情，嚴格依法審判，並著眼於案件裁判的實際效果，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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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系單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監督工作辦公室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