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丁刑法

⑴ 請問那位有《刑法中的因果關系》論文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
摘要：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司法實踐問題，也是刑法學者爭論最大的一個理論問題之一。在刑法中，將某結果歸咎於某人時，往往需要查明其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因此，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在定罪中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很多學者習慣於直接將一些哲學概念和范疇引入刑法學研究，忽略刑法中因關系的特性，使問題略顯復雜。針對這一現象，對大陸法系及我國有關因果關系理論進行研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做些新的探索，期對該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建議。

關鍵詞：因果關系；刑法中的因果關系；相當因果關系的重構

在西周成康時代，刑法中因果關系的觀念就在我國產生了，其代表形式為保辜制度[1]。[①]但是，對刑法中因果關系進行體系性研究則是19世紀以後的事了。然而，盡管各國在法律文化傳統、思維方式等存在差異，但對各學者都認為要讓行為人對某結果負責，必須先確定其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各種理論層出不窮。在大陸法系中有條件說、原因說、相當因果關系說。我國的理論也層出不窮，傳統理論糾結與必然、偶然因果關系中。而近年來對國外一些理論的汲取，亦產生了許多新的理論，如修正的必然、偶然因果關系說、新條件說、雙層因果關系理論、客觀歸責理論。而各理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並未形成通說。因此，筆者力圖基於已有的理論，取其優棄其粕，對相當因果關系理論進行重構，以期該問題的解決。

一、刑法中因果關系的概念

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因果關系一詞被廣泛採用，一般而言，其指的是原因與結果之間客觀存在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而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是刑法對一般意義上因果關系的選擇。而由於各學者對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對象有不同的認識，刑法中的因果關系的概念也處於縱說紛紜中，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一些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是指一定的人的危害行為同危害結果之間的關系[2]。此說認為並不是一切人的行為都可以作為刑法因果關系的原因，只有危害社會的行為才能作為原因，人的正當行為和有益於社會行為，不能作為刑法因果關系的原因來研究。

第二種觀點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研究違法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此說進一步指出，危害行為包括違反一般道德和紀律的行為，這些行為與法律無關[3]。

第三種觀點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犯罪實行行為與對定罪量刑有價值的危害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合乎規律的聯系[4]。此說主張刑法因果關系研究的對象是客觀上違反刑法規定的符合犯罪客觀要件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並且認為此因果關系，是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客觀依據。

第四種觀點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刑事違法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合乎規律的聯系。此說認為刑法因果關系的原因只能是違反刑法規范的行為。民事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行為等都不是刑法因果關系的原因。

因果關系是行為與結果之間的一種客觀聯系，這種聯系具有事實性質，但刑法中的因果關系不僅僅是事實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一個法律問題。以上觀點的主要爭議焦點在於確定刑法中的因果關系之「因」，即此「因」是一切行為還是只限於危害行為。目前，在我國刑法學界占據通說地位的，乃是上述第一種觀點，即刑法上所研究的因果關系，是指一定的人的危害行為同危害結果之間的關系。而筆者認為，第一和第三、四兩種觀點，分別從不同角度定義了刑法中的因果關系。第一種觀點，從犯罪成立的角度，認為刑法中的因果關系乃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關系；第三和四種觀點，則是從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角度，把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定義為犯罪實行行為或刑事違法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關系；而第二種觀點，把刑法因果關系之因定義為違法行為，擴大了因果關系的范圍。

二、大陸法系的因果關系理論及其評析

（一）條件說

條件說由德國學者於1873年在其著作《論因果關系及其刑事責任》中提出[5]，他說：「在因果關系的概念之下，可以理解某種現象的成立過程，如果要把握某種具體現象的因果關系，就必須依次確認對該現象的成立顯示出了某種作用的一切力量。果真如此，這些力量的全部總和，就是該現象的原因。但是，與上述完全一樣，這些力量的各個部分，仍然能單獨作為該現象的原因來考慮。因為該現象的存在對各個部分力量具有非常大的依存性，如果從因果關系中除去哪怕是一個個別力量，該現象本身就不存在了。」[6]這段話，簡短來說，就是一切條件共同作用導致結果；如果其中一項缺少，就不會發生結果。

條件說的立場本來是來源於19世紀刑法學中因果論的思考。這種觀點從自然的物理觀念上理解因果關系，將一切對結果產生起了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都看成結果產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直接性特點，有利於人們具體尋找確定因果鏈條，能迅速地將未對結果起到必要作用的因素從原因體系中排除出去。同時，適用「條件說」判斷標准，一般情況下不至於漏掉本應受到懲罰的犯罪者，此外，它也能解釋共同犯罪行為中各共犯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的因果聯系問題。但是，由於該學說在過於寬泛的范圍內推求因果關系，無限制地擴大了追究刑事責任的范圍。如根據該說，典型的例子就是殺人犯的母親也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因為假如這位母親不生育該殺人犯，也就不會發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7]。這樣的因果關系認定方法顯然是荒謬的。同時，我國學者認為，由於條件說不區分哲學因果關系與刑法因果關系，不區分原因對於結果的作用的大小，這就把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混為一談了。

（二）原因說

原因說是為了糾正條件說將原因的范圍擴得太寬而提出的一種理論，它的首創者是德國刑事古典學派的賓丁、庫雷爾等人，時間亦是在19世紀70年代[8]。這種理論實際上是以條件說為基礎，主張從引起某個犯罪性結果的眾多條件中，選出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條件作為原因，只承認在這種原因與結果之間有刑法中的因果關系。這種理論由於把條件和原因加以區別，故又被稱為「條件、原因區別說」。關於區別條件與原因的標准，持此學說又有不同見解，可分為：必要原因說，直接原因說，優勢原因說，最終原因說，有力原因說，異常原因說。

原因說是為了克服條件說的缺陷而出現的，但是原因說為了限制條件說的不足而將諸多條件中的一個作為原因，其他僅作為單純條件，這樣的後果確實能縮小刑事責任的適用范圍，但是原因說也有自身的缺陷：第一，原因說未能闡明為什麼僅將其中一個條件作用原因，而其他的就不是原因；第二，原因說僅將一個條件認定為原因，而為什麼不能是兩個或更多；第三，原因說提出的認定標准也是模糊不清的，並且在實踐中很難認定。因此，原因說的缺陷同樣是明顯的，然而原因說是認識到了條件說的缺陷而產生的，並試圖克服條件說的缺陷，這種嘗試是有益的，盡管未能解決條件說的不足，但是並不因為原因說理論的不合理而否定了條件說不足的存在。

（三）相當因果關系說

相當因果關系說是當今德、日刑法學界之通說，也是德、日法院刑事判例中經常採用的觀點。這種學說認為，在行為與結果之間，按照人們日常生活上的經驗，存在著基於這個行為一般就會發生該結果的這種相當的關系時，就認為有刑法中的因果關系[9]。相當因果關系說的重點在於相當性的判斷，於此又分為三說，包括主觀因果關系說，客觀因果關系說與折中的相當因果關系說。

相當因果關系說避免了條件說過於寬泛的缺陷，又克服了原因說失之於抽象的弊端，故成為日本和我國台灣理論界的通說。但是無論是主觀、客觀還是折中說，其本質上都是以人的主觀認識為標准來判斷因果關系的存在與否，結果都違反了刑法因果關系客觀存在的特性。因為，持本說者總體上均將客觀的因果關系視為依「經驗法則」而判斷的對象，而依所謂「經驗法則」，通常情況下某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又有賴於行為人或普通人的主觀認識狀況，這實際上將因果關系問題與主觀罪過、刑事責任問題混為一談了。

三、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及其評析

（一）我國刑法因果關系傳統理論及其評析

於我國刑法中因果關系的研究，一開始就與哲學因果關系的研究有著不可分割的天然聯系。我國刑法學界緊緊圍繞必然性與偶然性、內因與外因等哲學概念展開了長達半世紀的爭論，最終形成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幾大觀點：「必然因果關系說」、「 必然、偶然因果關系說」、「必然、偶然因果關系否定說」。

1.必然因果關系說

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只有必然因果關系一種形式，沒有其他形式。因果關系表現為一種現象必然產生另一種現象，表現為一種現象和其所產生的現象之間的必然聯系[10]。簡而言之，其認為，只有必然因果關系才是行為人負擔刑事責任的客觀基礎。

雖然必然因果關系說是我國較早的理論，但是綜觀其述，必然因果關系說存在一下一些缺點：第一，把刑法中的因果關系限定為必然因果關系一種形式，是只看見客觀世界中的必然聯系，看不見偶然聯系的結果，是一種片面的思維方式；第二，其把必然聯系同因果聯系混為一談，把偶然聯系同無因果聯系混為一談，是一種機械唯物主義的表現；第三，其否定了因果關系的復雜性。

2.必然、偶然因果關系說

這種觀點與上述必然因果關系說相反，認為必然聯系是因果關系的主要表現形式，但是，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偶然的因果關系形式。所謂偶然因果關系，是一種現象在其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中，偶然地介入另一種力量，最後造成某種結果，換句話說，兩個因果過程偶然交錯在一起，產生某種結果，最初的現象同最後的結果之間，就表現為偶然的因果關系[11]。

3.必然、偶然因果關系否定說

這種觀點既反對必然因果關系，也反對偶然因果關系，認為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只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統一。理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都同時存在著必然性和偶然性兩個方面。而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對立的統一，沒有離開偶然性的純粹必然性，也沒有離開必然性的純粹偶然性[12]。

顯然，必然性和偶然性既對立又統一，誰也離不開誰，這是沒有問題的。因果關系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統一，或者說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也是沒有問題的。但由此就得出結論，說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對立統一的因果關系，則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對因果關系做這樣的界定，無法說明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因果關系，也無法說明原因對結果所起作用的大小。雖然，因果關系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一，但任何一個因果關系都有一個是以必然性為主還是以偶然性為主的問題。對其不加區分，是不正確的。

（二）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新發展及其評價

1.修正的必然、偶然性因果關系理論

該說針對傳統刑法因果關系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錯誤界定，對這些概念進行了修正。該理論把可能性劃分出絕然性、必然性、或然性、偶然性四種發展趨勢，所有這些發展趨勢都有自己產生的內在根據。在此基礎上，把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分為絕然的、必然的、或然的、偶然的四種[13]。同時，此理論中的偶然因果關系與傳統理論所講的偶然因果關系不完全相同，是指數個必然因果環節的緊密鏈結，就像數個緊密連接的鐵環一樣，必須環環相扣，不能脫節。如果有一個環節不是必然聯系，那就脫節了，整個因果鏈條就不能形成偶然因果關系。

該理論認識到傳統理論的缺陷，試圖跳出原來必然性、偶然性的哲學概念進行一種創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於其仍然完全以抽象的哲學理論為依託，因此在認定刑法因果關繫上難免會陷入與傳統因果理論一樣的困境。

2.新條件說

新條件說構建一種開放性的條件說，認為在採取條件說時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作為條件的行為必須是有導致結果發生的可能性的行為，否則不能承認有條件關系；第二，條件定式中的結果是具體的、特定形態、特定規模與特定發生時期的結果；第三，條件關系是一種客觀聯系，與行為人預想的發展過程是否符合，並不影響條件關系的成否；第四，行為是結果發生的條件之一時，便可認定條件關系，並非唯一條件時才肯定條件關系；第五，與前「條件」無關的後條件直接導致結果發生，而且即使沒有前條件結果也發生時，前「條件」與結果之間沒有因果關系；第六，在因果關系發生的進程中，如果介入了第三者的行為或特殊自然事實，那麼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中斷[14]。

雖然條件說的合理內涵使得其至今仍然是德國審判實踐和刑法理論的通說，而且在日本的判例中也佔有主流地位。然而該說也並非十全十美。第一，該說並沒有直接運用因果聯系，而是邏輯地以它為前提，因為只有當人們知道，在原因和結果上之間存在原因上的聯系，才能說，沒有這一原因結果就不會發生[15]。

3.雙層因果關系理論

雙層因果關系理論認為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可分為事實因果關系和法律因果關系。事實因果關系的評價須確定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必要條件關系，這種關系的判斷標准，可採用「有A才有B」的公式進行認定。法律因果關系的評價有指導性原則，但沒有具體的標准。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的關系為，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是作為刑事責任的客觀根據而存在於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為與結果之間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果關系，又是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關系，是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的統一，其中，事實因果關系是刑法因果關系的基礎，而法律因果關系則是刑法因果關系的本質[16]。

該雙層分析理論通過對事實原因的認定，先基於經驗法則判斷的一般自然意義上的因果聯系甄別出具有刑法意義的事實，然後通過對法律原因的篩選，實現最終將結果歸屬於行為的目的。從事實到法律的分析方法受到了許多學者的贊同。但是，筆者認為源於英美法系的雙層因果關系理論由於其產生的背景不同，並不適用於我國。第一，就犯罪構成的模式來看，我國的犯罪構成是一系列主客觀要件的總和，各要件之間彼此聯系，相互依存，形成了犯罪構成的有機統一體。任何要件脫離了這一整體都將不再成為犯罪構成要件的意義[17]。作為客觀要件的要素的因果關系必須與整個構成要件協調一致。而英美法系國家深受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傳統的影響，缺乏嚴格系統的理論體系，刑法中的各個問題都是獨立存在的。因此，將英美法系因果關系理論全盤接納，有所不妥。其次，在雙層因果關系理論中，法律原因的判斷標准眾說紛紜，他們認為，因果關系判斷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在一定程度尚涉及到法學、社會學、甚至政治學的內容，判斷方法和過程比較復雜，不可能在此詳細研究，只能作此粗線條的分析，提出一些基本思路的方法[18]。然而並沒有形成通說。

4.客觀歸責理論

客觀歸責理論最早產生於德國，是以過失犯罪為中心發展起來的，是用來解決刑法中因果關系的一個有力的新學說，也成為我國刑法研究的新熱點。其理論認為，只有當行為人的行為對於行為客體製造了不被容許的風險，這個風險在具體的結果中實現了，這個結果存在於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之內時，由這個行為所引起的結果，才可以算作行為人的結果，而歸責於行為人。其中包含三個基本原則：製造不被允許的危險、實現不被允許的危險與構成要件的效力范圍[19]。 客觀規則理論使人們開始正視歸因和歸責的區別：歸因是一個事實問題，通過因果關系理論解決；歸責是一個評價問題，通過客觀歸責理論解決。它以超出容許的危險作為規則基礎，並由此展開其觀點，使相當性的判斷具有實體根據。但是，客觀歸責理論在第三個層次即判斷不被容許的條件是否歸責於行為人時，採用了規范的保護目的理論，即探究立法者的目的，不免涉及到主觀的東西，這顯然是對客觀規則理論客觀性的破壞。因此，最好尋求其他限制可歸責性的客觀標准。

四、對我國刑法中的因果關系的重構——相當因果關系的重構

通過對上述各理論的分析，筆者認為，各理論的提出者都從不同角度對因果關系理論進行了研究，所主張的觀點對其各自所研究的部分案件，或從其所限定的概念來說，都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依據，但換個角度思考，這些理論就可能存在缺陷，因而很難斷定究竟哪種學說才是正確的。因此，通觀其上觀點，筆者認為，刑法中因果關系問題的解決，筆者認為，需以相當因果關系理論為基礎，取各觀點之優，棄各觀點之粕，以重構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尋求該問題的解決。

（一）相當因果關系理論重構的理論依據

在哲學上，因果關系表述為一種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引起一現象產生的現象叫原因，被某種現象引起的現象叫結果。因此，我們能通過原因實現對結果的控制。義大利當代現實主義刑罰學派創始人安東尼曾提出「人類的因果關系說」，認為其與純自然的因果關系不能相提並論。他認為「一下兩點作為衡量行為與結果因果關系的標准：一是行為與結果間存在一種必要條件的關系；二是行為人能夠阻止結果發生，因為結果屬於行為人的認識能力與控制能力可支配的范圍（如果事後的原因由於發生可能性極小而具有偶然性質，就不屬於行為人可控制的范圍）。」[20]這一理論雖有其可取之處，但其完全以行為人能否支配因果過程為標准，是不當的。因此，筆者認為，應將判斷標准客觀化，以一般自然人的知識，加上行為人的某些特定情況，以客觀存在的事實為基礎來判斷是否能控制結果的發生。

（二）相當因果關系理論重構的提出

首先，作為相當因果關系理論的的重點，相當性的判斷。其實在各理論中都不可避免。只是各理論的表述方法有所不同。客觀歸責理論中，其要判斷什麼是「不被允許的危險」以及是否實現了「不被允許的危險」，這些判斷也離不開相當理論的運用。而雙層因果關系理論中的法律因果關系的認定也夾雜著類似於相當性判斷的成分。其次，如上所述，雙層因果關系源於英美法系，由於兩大法系所採用的犯罪構成理論不同，並不適用與我國的實際情況。而相當因果關系源於大陸法系，因此更符合我國的文化傳統和犯罪構成理論。最後，雖說相當因果關系理論的關鍵相當性的判斷一直受到各學者的批判。而筆者認為，該相當性判斷的復雜性，有其弊亦有其利。通過適當的解釋進行合理處理，該理論亦能發揮出其特色。

（三）相當因果關系重構理論

如上所述，相當性的判斷乃相當因果關系理論的關鍵所在。如何確定相當性判斷的標准，是重構該理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1．「相當性」標準的把握

相當因果關系理論認為，凡屬發生結果之條件，必須與結果有相當之關系，在一般情形下，有同一之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亦即為發生結果之原因，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條件存在，而依客觀的觀察，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亦即無相當因果關系，不過為偶然事實而已[21]。筆者認為，吸取「人類因果關系說」的優點，把相當性的判斷標准具體化為「結果的控制可能性」，即在同等條件下，行為人是否控制結果的發生。只有主體能控制的范圍內所發揮的外界變化，才能將人的行為視為原因。

2．評價主體的確立

評價主體的確定，關系著具體評價標準的運用問題。究竟誰應該來承擔這個評價的重任，判斷相當性即結果的控制可能性。筆者認為，這一重任並非一個具體的單個人能夠承擔，此評價主體應該是一個抽象的群體。是一群理智的觀察者，能理智的運用有關的一般自然人的知識，並能夠結合行為人的特殊情況。只有一群理智的、有豐富經驗和知識的人才能對相當性進行恰當的把握，作出正確的抉擇。然而，怎樣去尋求這樣一個群體，又是該問題的關鍵。就目前而言，筆者認為，通過承案法官這一中介，於審理案件時尋求趨近理智、有豐富經驗和知識的人作為顧問，而後作為這個抽象群體的達標作出判斷。

3．評價所需事實的確立

關於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如前所述，有三種學說：主觀說、客觀說與折中說。主觀說認為，應當以行為人在行為時所認識或可能認識的事實為基礎，判斷行為與結果間是否存在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客觀說認為，應不限於行為時行為人認識或能夠認識的東西，應當以客觀存在的所有情況哪怕是事後產生的情況，只要它曾是可能預見的東西，就應當以它們為基礎進行判斷；折中說認為，應當以行為時一般人認識或能夠預見的情況以及行為人特別認識、預見的情況為基礎論及因果關系。綜觀上述三種觀點，筆者比較傾向於客觀說，但是如日本學者大冢仁指出，客觀說把行為人不能認識的情況和一般人不能預見的情況都作為判斷的基礎，有過於擴大因果關系之嫌[22]。因此，要彌補客觀說的缺陷，需對評價所需的事實進行篩選，找出與相當性判斷標准緊密相關的事實。

第一，行為時所存在的客觀事實，由於與危害行為產生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行為時所存在的各種客觀事實，都可以構成危害行為發生作用的客觀環境。亦即，行為時所存在的各種客觀事實都應作為評價所依賴的事實。

第二，不遵循客觀說的觀點，認為行為後發生的事實也納入評價的范圍。筆者認為，對行為後的客觀事實，應依判斷標准，即行為人是否有控制的可能性，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第一，對於行為人直接引起的情況，一般情況下，應認定為評價所需客觀事實。因為，由於行為人行為直接引起的情況，說明行為人的行為對此結果的發生又很大的支配力，應當把該情況納入評價事實。第二，對於行為人間接引起的情況，或者說有另一因素介入的情況。如果該情況屬於一般正常情況下都會發生的事實，則納入范圍，而如果屬異常情況，行為人事先對此異常情況確屬不知，則不能將其視為行為人所能控制的事情，不納入評價范圍。第三，根據相同道理，突發情況，由於不能為行為人所控制，亦不能納入評價范圍。

五、結語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理論中各學者未達成一致的觀點，以致實踐中因果關系的判斷也很盲目。因此，筆者對大陸法系、我國傳統因果關系理論及近幾年來因果關系理論的新發展進行分析，擇其優棄其粕，以相當因果關系理論為基礎，結合各學說中可取之處，提出了一定的解決方法，希望對該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

參考文獻：

[1]蔡樞衡．中國刑法史[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196．

[2]大冢仁．犯罪論的基本問題[M]．北京：中國政法出版社，1993．96．

[3]高銘暄．新中國刑法學研究綜述[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159-160．

[4]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214．

[5]蘇俊雄．從刑法因果關系學說到新客觀規則理論之巡歷[J]．法學家，1997，（3）：．

[6]張明楷．大陸法系國家的因果關系理論[A]．刑法論叢（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34．

[7]李海東．刑法原理入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2．

[8]侯國雲．刑法因果關系新論[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305．

[9]侯國雲．刑法因果關系新論[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306．

[10]侯國雲．刑法因果關系新論[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348．

[11]王作福．中國刑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128．

[12]侯國雲．刑法因果關系新論[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410．

[13]侯國雲．刑法因果關系新論[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2．

[14]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3．

[15]漢斯·海因里希·塞耶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341．

[16]張紹謙．刑法因果關系研究 [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111．

[17]高銘暄．刑法學原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445．

[18]張紹謙．刑法因果關系研究 [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229．

[19]羅克辛著，許玉秀譯．客觀歸責理論[J]．政大法學評論，1994，（5）：13．

[20]杜里奧·帕多瓦尼．義大利刑法學原理 [M]．陳忠林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27．

[21]韓盅謨．刑法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出版社，2002．121-122．

[22]大冢仁著，馮軍譯．犯罪論的基本問題[M]．北京：中國政法出版社，1993．103．

⑵ 跪求 大陸法系刑法學中的因果關系論是什麼 各位兄弟姐妹 幫幫忙

（一）條件說

條件說由德國學者於1873年在其著作《論因果關系及其刑事責任》中提出[5]，他說：「在因果關系的概念之下，可以理解某種現象的成立過程，如果要把握某種具體現象的因果關系，就必須依次確認對該現象的成立顯示出了某種作用的一切力量。果真如此，這些力量的全部總和，就是該現象的原因。但是，與上述完全一樣，這些力量的各個部分，仍然能單獨作為該現象的原因來考慮。因為該現象的存在對各個部分力量具有非常大的依存性，如果從因果關系中除去哪怕是一個個別力量，該現象本身就不存在了。」[6]這段話，簡短來說，就是一切條件共同作用導致結果；如果其中一項缺少，就不會發生結果。

條件說的立場本來是來源於19世紀刑法學中因果論的思考。這種觀點從自然的物理觀念上理解因果關系，將一切對結果產生起了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都看成結果產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直接性特點，有利於人們具體尋找確定因果鏈條，能迅速地將未對結果起到必要作用的因素從原因體系中排除出去。同時，適用「條件說」判斷標准，一般情況下不至於漏掉本應受到懲罰的犯罪者，此外，它也能解釋共同犯罪行為中各共犯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的因果聯系問題。但是，由於該學說在過於寬泛的范圍內推求因果關系，無限制地擴大了追究刑事責任的范圍。如根據該說，典型的例子就是殺人犯的母親也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因為假如這位母親不生育該殺人犯，也就不會發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7]。這樣的因果關系認定方法顯然是荒謬的。同時，我國學者認為，由於條件說不區分哲學因果關系與刑法因果關系，不區分原因對於結果的作用的大小，這就把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混為一談了。

（二）原因說

原因說是為了糾正條件說將原因的范圍擴得太寬而提出的一種理論，它的首創者是德國刑事古典學派的賓丁、庫雷爾等人，時間亦是在19世紀70年代[8]。這種理論實際上是以條件說為基礎，主張從引起某個犯罪性結果的眾多條件中，選出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條件作為原因，只承認在這種原因與結果之間有刑法中的因果關系。這種理論由於把條件和原因加以區別，故又被稱為「條件、原因區別說」。關於區別條件與原因的標准，持此學說又有不同見解，可分為：必要原因說，直接原因說，優勢原因說，最終原因說，有力原因說，異常原因說。

原因說是為了克服條件說的缺陷而出現的，但是原因說為了限制條件說的不足而將諸多條件中的一個作為原因，其他僅作為單純條件，這樣的後果確實能縮小刑事責任的適用范圍，但是原因說也有自身的缺陷：第一，原因說未能闡明為什麼僅將其中一個條件作用原因，而其他的就不是原因；第二，原因說僅將一個條件認定為原因，而為什麼不能是兩個或更多；第三，原因說提出的認定標准也是模糊不清的，並且在實踐中很難認定。因此，原因說的缺陷同樣是明顯的，然而原因說是認識到了條件說的缺陷而產生的，並試圖克服條件說的缺陷，這種嘗試是有益的，盡管未能解決條件說的不足，但是並不因為原因說理論的不合理而否定了條件說不足的存在。

（三）相當因果關系說

相當因果關系說是當今德、日刑法學界之通說，也是德、日法院刑事判例中經常採用的觀點。這種學說認為，在行為與結果之間，按照人們日常生活上的經驗，存在著基於這個行為一般就會發生該結果的這種相當的關系時，就認為有刑法中的因果關系[9]。相當因果關系說的重點在於相當性的判斷，於此又分為三說，包括主觀因果關系說，客觀因果關系說與折中的相當因果關系說。

相當因果關系說避免了條件說過於寬泛的缺陷，又克服了原因說失之於抽象的弊端，故成為日本和我國台灣理論界的通說。但是無論是主觀、客觀還是折中說，其本質上都是以人的主觀認識為標准來判斷因果關系的存在與否，結果都違反了刑法因果關系客觀存在的特性。因為，持本說者總體上均將客觀的因果關系視為依「經驗法則」而判斷的對象，而依所謂「經驗法則」，通常情況下某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又有賴於行為人或普通人的主觀認識狀況，這實際上將因果關系問題與主觀罪過、刑事責任問題混為一談了。

⑶ 李斯特與刑事社會學講述了什麼

弗蘭茨·馮·李斯特，是德國刑法學家，刑事社會學派的創始人。1851年3月2日，李斯特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父親愛德華·馮·李斯特曾經擔任檢察署長，他的堂兄弟弗蘭茨·李斯特是德國著名的作曲家。1875年李斯特在奧地利的格拉茨擔任刑法教師。以後，他先後在德國的吉森、馬爾堡、哈勒和柏林各大學擔任教授，並在馬爾堡、哈勒和柏林等地開辦刑法研究所，他在刑法教學和研究所中培養了一大批學生。

1881年李斯特創辦了《刑法學雜志》，1889年他與比利時邢法學家普林斯和荷蘭邢法學家哈默爾共同發起組織國際刑法學聯合會。這個組織主要是在德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國開展調查犯罪原因和探索控制犯罪方法的活動，實行刑法的改革。國際邢法學聯合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解散，1924年由巴黎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們發起復建，改名為國際邢法學會。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有《德國刑法教科書》、《刑法的目的觀念》、《德國和外國執行刑法的比較情況》，此外還有《從比較法律說明現代的刑事法制》。李斯特還是一位國際法學家，著有《國際公法的系統說明》。

19世紀下半期起，資本主義逐漸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許多資產階級國家的刑法適應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公開拋棄資產階級上升時期標榜的「民主」、「法制」的外衣，更加赤裸裸地鎮壓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德國在1878年根據俾斯麥的倡議通過了一項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社會治安的法律，這項法律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仿效。同時，由於帝國主義時期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激化，各種犯罪急劇增長，犯罪構成更加復雜，舊的刑法學派已經不可能解釋這種現象的原因，也無力同日益增長的犯罪作斗爭。

以李斯特等為代表的新的刑法學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近代所稱新舊邢法學派之爭，就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德國引起的，以後發展成為世界性的爭論。

所謂舊派，就是刑事古典學派，其主要代表有義大利的貝卡利亞，德國的費爾巴哈和賓丁。新派就是刑事社會學派，其主要代表就是李斯特，還有義大利的非里等。「報應刑」論，是舊派邢法的理論基礎，而「教育刑」或「目的刑」論，則是李斯特的刑事社會學派的刑罰理論的核心。

李斯特運用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刑法，在吸收了義大利刑法學派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刑事社會學派。這個學說的哲學理論基礎，是實證主義和決定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主張與自由意義的「理性人」相反的「經驗人」，而這種經驗人則是以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的認識，以社會規律和自然科學規律中的因果法則充實起來的。刑事社會學派的所謂決定論認為，犯罪是犯罪的條件所決定的，是這個條件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研究刑罰本質，應在國家邢罰制度和社會現象中找原因。

關於犯罪產生的原因，李斯特認為，人是一定社會中的人，這就需要研究犯罪者本身具有的內在和外在的各種原因，他在承認個人的生理因素對人的行為的重要影響同時，著重指出社會因素的決定性作用，諸如失業、貧困、酗酒、煙毒、娼妓、物價高昂等社會環瑰。他強調要研究犯罪人而不是犯罪行為，他的口號是：「刑罰不對行為而是對行為者」。當然，這並不是對犯罪行為置之不顧，而是應著重考慮犯罪人的反社會性或社會危險性，並依照社會危險性的不同程度對犯罪者分類，從而採取不同的刑罰。

在刑罰理論上，李斯特是教育刑論或目的刑論的倡導者，他主張刑罰不是一種本能或原始的同害報復，而是以改造罪犯保全社會為出發點。不但要根據犯罪人的具體情況，進行教育改造，使其盡快復歸社會；而且要根據犯罪者的社會危險性所侵害社會利益的程度，適用相應的刑罰，以達到保衛社會的目的。

李斯特的教育刑論主張刑罰的個別化，即根據犯罪者已成「罪型」和「潛在」社會危險性以及人格形成過程和復歸社會可能性的大小，來適用相應的刑罰，同時，把犯罪者分為偶犯、慣犯、可能改造和不可能改造等類，按具體情況分別適用刑罰。他提出對累犯，其中包括犯過輕微罪行的累犯採取特別嚴重的刑罰措施。

李斯特還是資產階級邢法中的保安處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所謂保安處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產階級刑法中發展起來的一種刑罰制度，它是刑罰以外限制和剝奪人身自由的措施，適用對象從犯罪人擴大到嫌疑犯或有妨礙社會秩序嫌疑的人。

從19世紀末開始，資產階級國家刑事立法上都規定了這種保安處分制度。最早從理論上闡述這個制度的，是18世紀末期的德國學者庫萊茵，但是當時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到了19世紀末，由李斯特、菲里和瑞士的斯托斯等人將這個理論發展完善起來。

李斯特在《刑法的目的觀念》一書中，論述了刑罰必須以防衛社會、預防再犯、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他認為，刑罰不應該是對於犯罪的報應，而是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李斯特主張「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無法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對那些不能矯正的「危險狀態的承擔者」採用不定期刑，或者在服刑後送入習藝所或其他特設的機關；對於那些處於犯罪前的「危險狀態」的人，社會有權採取預防性的「保安處分」，以免遭受危害。他的這些論斷，實際上為保安處分作了理論上的論證，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刑事立法和保安處分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國際法學說方面，李斯特是屬於實在法學派。他主張，「國際法是確定屬於各國在其相互關系中達到其生存目的的法律規范的總和」，他認為，國際法的根據，不是自然的理性，而是表現在條約或習慣之中的各國的共同認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李斯特這一派的觀點在國際法學界具有很大的影響。

⑷ 刑事古典學派興盛時期是什麼時期

刑事古典學派興盛時期是19世紀時期。

在19世紀盛極一時，其代表人物有賓丁、貝靈、巴爾、庫雷爾、畢爾克邁伊等人。

該派學者在與以李斯特為首的新派學者展開的著名新舊派之爭中，仍認為自由意志論基本正確，但承認人的自由選擇要受到社會和心理因素的影響，因此，年齡、智力、環境等因素應在定罪量刑中予以考慮。有人認為，1810年對法國法典的修訂導致了新古典學派刑罰學的產生。

(4)賓丁刑法擴展閱讀

刑事古典學派，刑法學中，將啟蒙時期的刑法理論和以報應論為基礎的刑法理論，合並稱為古典學派。刑事古典學派分為前期古典學派與後期古典學派。

刑事古典學派在以下這些方面的主張具有共同點：

1、在犯罪觀上，都采客觀主義立場，即認為應受懲罰的是犯罪行為。

2、在刑罰觀上，都主張刑罰的報應性、懲罰性，如康德所主張的等量報應，黑格爾所主張的等價報應。

3、都主張罪刑法定原則，反對類推適用，反對不定期刑、緩刑和假釋。

⑸ 刑事古典學派和實證犯罪學派的異同

1、代表人物不同

刑事古典學派前期代表人物主要有貝卡利亞、邊沁、黑格爾、費爾巴哈、康德，後期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德國，如賓丁、貝林格、邁耶等。

實證犯罪學派代表人物為義大利犯罪學家龍勃羅梭及其學生加羅法洛、菲利等。

2、貢獻不同

刑事古典學派創立了一整套刑法體系，明確了犯罪、刑罰等的基本概念，提出了防止刑罰的任意性、專斷性和反對刑罰的嚴酷性，奠定了現代刑法理論的基礎。

實證犯罪學派該學派既是歷史發展的需要，又是科學技術進步的反映，開創犯罪學、犯罪心理學的科學方向。雖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和缺陷，但在現代犯罪學的理論學派中，仍可看到其評價觀點的延伸和發展。

相同：兩大學派的研究對象相同，這則與犯罪學學科的發展有關。

(5)賓丁刑法擴展閱讀：

較之古典犯罪學派，該學派的主要特點為：

（1）反對從人道主義、理性主義出發，主張從實證主義出發，重視人類和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

（2）否定自由意志論，強調行為的因果制約性，認為犯罪行為的產生決定於人類學因素（菲利還提出社會因素和自然因素）。

（3）不強調犯罪行為的定罪判刑，而集中注意犯罪人的個性和特徵。

（4）擺脫僅從法律觀點來解釋犯罪的束縛，著重根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犯罪

（5）反對缺乏實際經驗的研究偏向，重視調查和臨床的方法。

刑事古典學派在以下這些方面的主張具有共同點：

1、在犯罪觀上，都采客觀主義立場，即認為應受懲罰的是犯罪行為。

2、在刑罰觀上，都主張刑罰的報應性、懲罰性，如康德所主張的等量報應，黑格爾所主張的等價報應。

3、都主張罪刑法定原則，反對類推適用，反對不定期刑、緩刑和假釋。

⑹ 什麼是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如何認定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

大陸法系的因果關系理論:
（一）條件說
條件說由德國學者於1873年在其著作《論因果關系及其刑事責任》中提出[5]，他說：「在因果關系的概念之下，可以理解某種現象的成立過程，如果要把握某種具體現象的因果關系，就必須依次確認對該現象的成立顯示出了某種作用的一切力量。果真如此，這些力量的全部總和，就是該現象的原因。但是，與上述完全一樣，這些力量的各個部分，仍然能單獨作為該現象的原因來考慮。因為該現象的存在對各個部分力量具有非常大的依存性，如果從因果關系中除去哪怕是一個個別力量，該現象本身就不存在了。」[6]這段話，簡短來說，就是一切條件共同作用導致結果；如果其中一項缺少，就不會發生結果。
條件說的立場本來是來源於19世紀刑法學中因果論的思考。這種觀點從自然的物理觀念上理解因果關系，將一切對結果產生起了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都看成結果產生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直接性特點，有利於人們具體尋找確定因果鏈條，能迅速地將未對結果起到必要作用的因素從原因體系中排除出去。同時，適用「條件說」判斷標准，一般情況下不至於漏掉本應受到懲罰的犯罪者，此外，它也能解釋共同犯罪行為中各共犯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的因果聯系問題。但是，由於該學說在過於寬泛的范圍內推求因果關系，無限制地擴大了追究刑事責任的范圍。如根據該說，典型的例子就是殺人犯的母親也可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因為假如這位母親不生育該殺人犯，也就不會發生被害人死亡的結果[7]。這樣的因果關系認定方法顯然是荒謬的。同時，我國學者認為，由於條件說不區分哲學因果關系與刑法因果關系，不區分原因對於結果的作用的大小，這就把因果關系與刑事責任混為一談了。
（二）原因說
原因說是為了糾正條件說將原因的范圍擴得太寬而提出的一種理論，它的首創者是德國刑事古典學派的賓丁、庫雷爾等人，時間亦是在19世紀70年代[8]。這種理論實際上是以條件說為基礎，主張從引起某個犯罪性結果的眾多條件中，選出一個特別有意義的條件作為原因，只承認在這種原因與結果之間有刑法中的因果關系。這種理論由於把條件和原因加以區別，故又被稱為「條件、原因區別說」。關於區別條件與原因的標准，持此學說又有不同見解，可分為：必要原因說，直接原因說，優勢原因說，最終原因說，有力原因說，異常原因說。
原因說是為了克服條件說的缺陷而出現的，但是原因說為了限制條件說的不足而將諸多條件中的一個作為原因，其他僅作為單純條件，這樣的後果確實能縮小刑事責任的適用范圍，但是原因說也有自身的缺陷：第一，原因說未能闡明為什麼僅將其中一個條件作用原因，而其他的就不是原因；第二，原因說僅將一個條件認定為原因，而為什麼不能是兩個或更多；第三，原因說提出的認定標准也是模糊不清的，並且在實踐中很難認定。因此，原因說的缺陷同樣是明顯的，然而原因說是認識到了條件說的缺陷而產生的，並試圖克服條件說的缺陷，這種嘗試是有益的，盡管未能解決條件說的不足，但是並不因為原因說理論的不合理而否定了條件說不足的存在。
（三）相當因果關系說
相當因果關系說是當今德、日刑法學界之通說，也是德、日法院刑事判例中經常採用的觀點。這種學說認為，在行為與結果之間，按照人們日常生活上的經驗，存在著基於這個行為一般就會發生該結果的這種相當的關系時，就認為有刑法中的因果關系[9]。相當因果關系說的重點在於相當性的判斷，於此又分為三說，包括主觀因果關系說，客觀因果關系說與折中的相當因果關系說。
相當因果關系說避免了條件說過於寬泛的缺陷，又克服了原因說失之於抽象的弊端，故成為日本和我國台灣理論界的通說。但是無論是主觀、客觀還是折中說，其本質上都是以人的主觀認識為標准來判斷因果關系的存在與否，結果都違反了刑法因果關系客觀存在的特性。因為，持本說者總體上均將客觀的因果關系視為依「經驗法則」而判斷的對象，而依所謂「經驗法則」，通常情況下某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又有賴於行為人或普通人的主觀認識狀況，這實際上將因果關系問題與主觀罪過、刑事責任問題混為一談了。

希望能幫助到您~

⑺ 如何學習刑法

我認為你可以把張明楷的書 全部找過來
然後從刑法學教科書開始看
由淺入深的看
一定有所成功的

⑻ 如何學好刑法

結合案例學習是根本的、唯一正確的學好刑法的方法。
刑法總論部分要學好犯罪構成專的四個構屬成要件，尤其是犯罪的主觀方面的分析，難點是間接故意和輕信能避免的過失的區分；犯罪形態；罪數及歸責原則等問題都是總論部分的難點及司法實踐中極易出現的問題。分則部分的學習主要是要注意對犯罪行為（也就是客觀要件）的准確把握。刑法分則的分類是按所保護的客體進行分類的，所以要注意具體刑法罪名在各章節中的歸類（這是初學刑法者易忽視的，如搶劫罪侵犯的是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雙重客體，但卻歸類在財產犯罪中，所以如何區分搶劫與搶奪、敲詐勒索甚至盜竊是重點），這有助於准確定性。
最後建議你多看看案例評析、研究方面的書，尤其是高法編的《刑事審判參考》。趙秉志教授編的案例研究的書挺多，挺實用，對你學好刑法會有幫助的。

⑼ 德日刑法中的新舊派之爭

大陸法系刑法中的舊派與新派
萬志鵬
(湘潭大學 法學院，湘潭 湖南 411105)
引 言
在西方刑法理論中，長期存在舊派與新派兩大陣營的對峙。舊派又稱為古典學派，可分前期舊派（刑事古典學派）與後期舊派（後期古典學派）。前期舊派以貝卡里亞、邊沁、費爾巴哈、康德、黑格爾等人為代表，形成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由於舊派理論未能阻止19世紀後期西方國家的犯罪浪潮，新派於19世紀末興起，以龍勃羅梭、菲利、加羅伐洛、李斯特、牧野英一等人為代表。為反駁新派觀點，後期舊派也於19世紀末形成，以賓丁、貝林格、畢克邁耶、邁耶、麥茲格、小野清一郎等人為代表。 也有人把貝卡里亞、邊沁歸為啟蒙主義刑法學派，而不將其歸為古典學派，因為，其一：這兩人的思想主要是受啟蒙主義思潮的影響；其二：他們主張的預防論思想與黑格爾等古典學派人物主張的報應主義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一、 舊派與新派的學術背景及主要分歧
舊派學者主要從法規范學的角度出發，立足於法的正義性，論證刑法的存在理由及實定法上的建構。前期舊派是在反對中世紀封建刑法的斗爭中形成的。貝卡里亞最先吹響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責自負等現代法治主義刑法理念的號角，反對酷刑和刑訊，將刑法推進到了科學時代。他主張自由意志，認為刑罰應以預防犯罪為依據。邊沁繼承並發揚了貝卡里亞的思想，他以哲學上功利主義為方法論，運用抽象思辯和邏輯演算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刑罰理論，也是預防論者。費爾巴哈則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強制說」，重視刑罰對社會一般人的威嚇作用，被認為是一般預防論中的立法威嚇論者。與前三者不同的是，同為舊派學者的康德和黑格爾則在刑罰論上持報應主義，康德是等量（一說等害）報應主義和道義報應主義者，黑格爾是等價報應主義（一說等質）和法律報應主義者，但二者都是絕對報應主義者，即刑罰只是對犯罪的回應，絕不為其他什麼別的原因而存在。二者都堅持理性人和自由意志觀點。綜上，前期舊派一般都認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刑罰是對自由人違反刑法的理性反動。犯罪是違反法律，也是違背道德的無價值行為。刑罰對犯罪予以懲罰是報應的需要或是預防一般人犯罪的需要（這一點上舊派學者內部之間有報應論和功利論的尖銳分歧）。一般而言，舊派學者都堅持意志自由論、抽象的行為人論、行為主義、道義責任論。
新派學者主要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刑法的合目的性。新派創始人之一龍勃羅梭是犯罪學人類學鼻祖，他主要從事的是犯罪原因學（狹義的犯罪學）研究，他認為犯罪主要是人的生物因素起作用，並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論。他的弟子菲利繼承並發展了他的理論，提出了犯罪發生的三原因論（即個人因素、社會因素、自然環境因素）和犯罪飽和理論。菲利十分重視犯罪的社會原因，認為刑罰措施對付犯罪幾乎是無效的，治理犯罪應主要致力於消除犯罪的社會原因，因而被後世歸為刑事（犯罪）社會學派。菲利同時也是刑法學家，曾起草義大利1922年刑法，因過於反映激進的實證學派觀點而未能通過。菲利主張取消刑罰的概念，代之以「社會防衛措施」。菲利的學生加羅伐洛也是犯罪社會學派人物，其主要貢獻是第一次將犯罪學作為獨立學科從刑法學中分離出來，並提出著名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類。李斯特也是集犯罪學家與刑法學家於一身，提出犯罪原因論上的二元論論（即個人原因和社會原因），並十分重視犯罪的社會原因和治理犯罪的社會因素。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這一口號。在刑罰觀上，主張「應受刑罰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刑罰有威懾、改善、隔離三種效果，刑罰應以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為任務，並提出了「矯正可以矯正者，不可矯正者使之不為害」的個別預防方針，被認為是教育刑、目的刑的提倡者。綜上，新派學者一般都反對自由意志論，主張人犯罪是諸多自然及社會環境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即所謂「決定論」，注重從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刑法和刑罰，大多持行為人主義、目的主義、特別預防論、社會責任論。
二、 犯罪論上的差別
在犯罪論，舊派與新派的主要對立表現為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爭。舊派一般持客觀主義立場，以客觀的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來認識和看待犯罪，認為刑法上處罰的對象是犯罪行為，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危害社會的行為，正是因為有此危害社會的行為以及結果，才對該人科處刑罰。即行為主義。新派一般持主觀主義立場，以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來看待犯罪，認為犯罪的本質、也就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危險的反社會性格或人格，這種危險性格是危害社會的因素，因而主張刑法的對象是行為人而不是行為，因為離開了行為人這個載體去處罰行為本身是毫無意義也是不可想像的，即行為人主義。但新派又承認，對人身危險性的判斷離不開行為人的客觀行為，至少在目前科學技術水平狀況下離開行為人的客觀表現是難以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危險性格的。不顧客觀行為來談危險性格是很容易造成罪刑擅斷、侵犯人權的。因此，無奈，只有通過客觀行為表露出來的主觀惡性，才能作為刑事責任的基礎，因此又稱為征表主義。
在違法性理論上，舊派基於客觀主義違法論立場，持結果無價值論，認為違法的實質在於對法益的侵害或危險。對於沒有侵害到任何法益的行為，例如某些「無被害人的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不應當認為有刑事違法性。如平野龍一；新派基於主觀的違法性論，持行為無價值論，認為違法性的實質在於危害行為本身以及由該行為體現的主觀惡性。主張刑法應維護社會倫理觀念，對於反倫理道德、反文化秩序、缺乏社會相當性的行為，應認定為有刑事違法性。如小野清一郎、團藤重光、威爾哲爾。二者的爭論，實際上是法哲學上法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在刑法上的反映。從大多數國家刑法規定來看，基本上現在採取的是客觀的違法性論立場，贊同結果無價值論。
在責任理論上，（1）關於刑事責任的本質問題，舊派基於意志自由說，持道義責任論立場。即：行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行為人有選擇適法行為的可能性而竟決意實施違法行為，就應當受到道義上的譴責和非難，刑事的責任的本質也就是對道義上的非難。早期的道義責任論是建立絕對的非決定論基礎上的，主張完全的意志自由，僅以犯罪行為和危害結果作為刑事責任的基礎，這種觀點受到不少批判。舊派學者也認識到這一論述的狹隘性，於是在後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形成了「緩和的道義責任論」，即改變絕對的自由意志論為相對的自由意志論，認為人是否自由，不是是否被決定的問題，而是被什麼決定的問題。當人不處於生理上的而是處於規范心理上的約束時，人是自由的，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基於反規范的動機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就可以進行道義上、規范上的非難。社會責任論是19世紀末以來隨著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為新派學者所推崇。社會責任論以犯罪必然論和意志決定論為基礎，認為犯罪是人的素質和環境的綜合產物，個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天然具有不侵害社會的義務，因而應該對自己的不法行為承擔責任。由此，所謂責任，就是對社會有危險的人應受到社會防衛措施處分的地位。從而，不論犯罪的原因是什麼，也不論犯罪人主觀上是否應受道義的譴責，犯罪人都有承受刑事責任的義務。與道義責任論和社會責任論相對立密切相連的問題是「責任的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上形成的行為責任論和性格責任論、人格責任論的對立。舊派一般持行為責任論，即認為責任的基礎就是犯罪行為及其表現出來的犯罪意思，也稱意思責任論。責任的確立及大小評價都依據行為及結果狀況。這一立場與結果無價值論立場是相一致的。新派則持性格責任論，認為責任的基礎並不是行為或是行為人的意思，而是行為人的危險性格。這一立場與行為無價值論的主張是相映成趣的。而體現二者折中的立場是人格責任論。麥茲格等人認為，犯罪是行為人人格的主體實現，人格與性格不同，人格是性格中由主體形成的那部分，而性格還包括由環境和素質所形成的那部分，人格是可以歸責於行為人自身形成的，性格則是宿命的。人格是各具體行為的抽象。犯罪是主體潛在的人格體系的現實化，刑事責任的第一次基礎是犯罪行為，在行為背後的人格是第二次基礎，總的來說，由犯罪行為所表露出來的犯罪人的反社會人格，是刑事責任的基礎。這樣，人格責任論就綜合了客觀的犯罪行為和主觀的危險性格兩方面內容而具有調和的味道。（2）關於責任能力的本質，舊派認為是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新派認為是刑罰適應能力或受罰資格。從而，舊派認為責任能力是故意過失的前提，不具備責任能力的人不具備故意過失，新派認為責任能力與故意過失無關，沒有達到責任年齡的人也可能有故意過失。（3）關於舊過失論中結果預見義務的基準，舊派採用主觀說，認為應以具體的行為人的注意力為標准，因為要追究道義上的責任，只能以行為人本人的注意能力為准；新派採用客觀說，認為應以社會上一般人的注意力為標准，因為責任只意味著受罰能力；後期舊派又提出折中說，即如果行為人的注意力低於一般人，則應採用主觀說，以行為人本人為准；如果行為人的注意力高於一般人，則應採用客觀說，以通常人為准。
在共犯理論上，兩派在共犯的本質及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分歧。（1）共犯的本質。舊派持犯罪共同說，即認為，因為犯罪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共犯則是二人以上的行為都符合某一構成要件的類型要求，從而共犯的本質是數人共同實施的特定的犯罪。又分完全犯罪共同說與部分犯罪共同說。新派持行為共同說，即認為，只要數人以各自的犯意共同實施行為就可以認定為共犯，也就是說，不要求各行為人構成共同的罪名，只要自然意義上的行為是共同進行的就成立共犯。由於行為共同說與犯罪構成理論相矛盾，因而只有少數學者支持。（2）共犯從屬性論與共犯獨立性論。舊派一般贊同共犯從屬性論，認為正犯著手實施犯罪是狹義共犯成立的要件；新派一般贊同共犯獨立性論，認為正犯有無實行行為與認定狹義共犯無關。教唆、幫助行為本身是行為人反社會人格的表現，具有獨立處罰的必要性，正犯即使沒有著手實施犯罪，狹義共犯也成立。通說是共犯從屬性論中的限制從屬說。
三、刑罰論上的迥異
舊派與新派在刑罰論的爭論主要是刑罰的正當根據是報應還是預防。但是這一爭論具有復雜性。舊派中的絕對報應者如康德、黑格爾認為，刑罰的惟一正當根據是報應，決定不允許有其他任何功利的目的，罪犯只是因為犯罪才受到懲罰，罪犯受到的懲罰也只能與他所犯下的罪行的嚴重性相對應，這樣的懲罰，正是尊重罪犯自己理性的表現，也是社會正義感的要求；舊派中的預防論者如貝卡里亞、邊沁則完全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刑罰，他們認為，刑罰的根據不在於報復，不在於給犯罪人造成多少痛苦，而只為了預防犯罪，特別是預防其他人不再犯罪。罪刑當然也要相適應，重罪重罰，輕罪輕罰，但這是由預防犯罪帶來的結果，如果預防犯罪不必要，重罪也可以輕罰，輕罪也可以不罰。至於新派，其內部的刑罰觀也不完全統一。新派學者一般認為刑罰的根據在於預防犯罪，但重在特別預防。其中，目的主義者認為人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教育刑者認為，刑罰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挽救、改造失足者，使之重新社會化。現在流行的通說是折中說，即相對的報應論，也稱並合論。該說以麥茲格、威爾哲爾、小野清一郎、團藤圖光等人為代表，認為刑罰的根據不是單一的，刑罰既是因為報應犯罪人而存在，又是因為可以預防在犯。刑罰的目的應該是正義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當然，要用報應的限度來制約預防犯罪這種功利的需要，不能借口防止再犯的需要而對從報應觀點看不應該受罰的人發動刑罰。具體怎樣限制，折中論者觀點也不一致。現代各國刑法一般都反映了折中論的思想，幾乎沒有哪一國刑法是以純粹的報應論或純粹的預防論為思想基礎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