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局林森

㈠ 民國時期政府徵收遺產稅，可是又逢戰亂，遺產稅徵收效果怎麼樣

民國時期，不但政府面臨著財政困境，司法、慈善、教育等各個領域都缺錢，於是徵收遺產稅的呼聲越來越高。於是國民政府加緊了遺產稅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但是戰亂的年代，遺產稅的徵收效果並不怎麼樣。遺產稅在當時還不具備徵收的條件。

1947年6月3日，貴州省遵義直接稅分局的報告說：桐梓縣民馬空凡於1945年3月死亡，經查馬空凡系該縣具有勢力之士紳，雖嚴催其繼承人依法申報，但迄至1947年6月，時逾兩年，而馬空凡的繼承人一直抗不遵辦。由此可見，國民黨政府的權貴，還有地方的豪紳地主，拒絕依法辦事，偷稅漏稅抗稅現象時有發生。

㈡ 國民黨中統和軍統有啥區別

1、主管上級單位不同。

蔣介石並非一直擔任國民黨政府的黨政一把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但有一個職務始終由蔣介石擔任，就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換言之，蔣是以控制軍權來控制黨務和政府，直到解放戰爭開始後才出任「國民黨總裁」和「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軍統直接隸屬於軍事委員會，是軍隊編制，工作人員為現役軍人，有軍裝有軍銜。

而中統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管理，實際掌權人是陳果夫和陳立夫，中統是黨務機構，沒有軍銜，常見的制服是中山裝。

2、職責和分工不同。

軍統是蔣介石用來監視、控制軍隊的部門，抗日戰爭爆發後兼有諜戰、反特和敵後武裝等工作范疇；

中統僅限於黨務調查、輿論控制和黨政機關的思想監控，不能插手軍事任務和軍隊事務，這是蔣介石劃的紅線，避免中統權力過大。戴笠至死不加入國民黨，其實也有這方面的考慮，不想因為黨員身份接受中央黨部的領導，那樣對軍統與中統的斗爭非常不利。

3.領導人的派系不同。

以抗日戰爭期間為准，中統局局長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朱家驊、副局長徐恩曾，都是二陳的cc系要員；

軍統局長是國民政府辦公廳主任賀耀祖中將、副局長戴笠少將，再加主任秘書鄭介民等人，實際上是黃埔系，自然蔣介石更信任和偏愛軍統一些。

4.組織成員成份不同。

中統從其前身「黨務調查科」開始，人員骨幹一直是文化程度較高的，象徐恩曾就是清華大學畢業，物以類聚，選用的工作人員也是知識分子較多，所以通常中統的邏輯能力、分化勸降能力和潛入我方能力較強；

軍統則一般招納黃埔畢業生和軍隊中表現優秀的軍士，軍事素質和行動能力較強。

5、控制的勢力范圍不同。

中統在各省各大城市的政府、黨部和警察局中，具有最大化的控制力，蔣介石也有意不許軍統染指，以免戴笠失控；

而軍統在野戰部隊、各地警備司令部和軍事機構中有絕對優勢，這些也是中統禁區。

參考資料：網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網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㈢ 從三權分立到五權分立到我看民主

五權分立，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1866～1925）提出的一種政治主張。他認為中國從前實行行政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流弊很大，而西方各國所實行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三權分立，也不大完全，因此，提出採取西洋各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憲法的長處，並融入中國古代考試權和監察權獨立的優點，而創立了以五權分立概念為核心理念的憲法。避免行政權兼考試權會造成私自用人，以及立法權兼監察權會造成議會專制的問題。
孫中山創立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及考試等五權獨立的五權憲法，其目的是要補救三權分立的缺點，希望藉此創立五權分工合作的新政府制度。
雖然五院制架構已經形成，但是在此後的20多年間內，國民政府組織法又經多次修改，而且這些修改大多都是以蔣介石為中心，這主要是體現在國府主席與行政院長之間的權力消長。當1928年10月蔣介石就任主席時，他為了集中自己的權力，在1931年6月修改了政府組織法，將五院正、副院長的任免權集中在自己手裡。而在1931年12月蔣介石下野，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時，又重新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削減主席實權，主席只是作為中華民國元首，不負任何實際政治責任。此時的實際權力由行政院長蔣介石掌握。1943年林森病死後，蔣介石重新代理國民政府主席，並又再次修改政府組織法，恢復主席的實際權力，規定五院院長對國民政府主席負責。可以說，在這些國民政府組織法的背後，都是為了蔣介石的實權，以便其能掌控整個國民政府，實現其個人獨裁。
可見，實際操作中，五院制政府並沒有做到五權分立。
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以及後來實行的五院制都是為了權力制衡，體現了共和理念，但是在後來的實際操作中，五院制政府成了國民黨內部各派系斗爭的場所，也成了蔣介石個人獨裁的犧牲品，五院制與孫中山的初衷背道而馳，相去甚遠。

㈣ 上海復旦大學，投毒案林森

很高興為你解答
復旦投毒案，指2013年4月上海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研究生黃洋遭他人投毒後死亡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是受害人黃洋的室友，投毒葯品為劇毒化學品N-二甲基亞硝胺。
2014年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殺人罪被判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15年1月8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維持原判：因故意殺人罪被判死刑。
2015年6月26日消息：已進入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死刑復核階段的林森浩涉嫌投毒致人死亡案，也就是復旦投毒案，又現新進展。昨天上午，林森浩重新委託的辯護律師謝通祥向最高法提交了7份申請[1] 。
上海復旦投毒案，林森浩死刑復核階段再有新進展。7月31日，復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的父親林尊耀及其新任代理律師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請求最高法院不核准並撤銷林森浩死刑意見書》（以下簡稱《意見書》）及10餘項鑒定申請。《意見書》中林森浩父親及其代理律師認為，兩審法院認定的毒物分析結果與案發之初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進行的鑒定存在重大矛盾。[2]
2015年8月上旬，備受媒體關注的『復旦投毒案「再度引起熱議——被告人林森浩父親林父請求不核准並撤銷林森浩死刑,並與最高法法官為此見面了數個小時的消息引爆了輿論。專家表示,死刑復核階段,法官見被告人家屬是非常罕見的,但對其意見,最高法可答復也可不答復。林父的代理律師謝通祥則介紹,林父的意見對案件有重要意義,他們近期將提交《請求最高法院不核准並撤銷林森浩死刑意見書(二)》。

希望能有最公正的判決

請採納 謝謝

㈤ 林森浩案件公訴意見書

林森浩案件公訴意見書，全文如下：

審判長、審判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84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15條的規定，我們受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檢察長的指派，以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出席今天的法庭，對法庭審理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殺人一案支持公訴，履行法律賦於檢察機關的職責。

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殺人一案，是發生在本市高校校園內，一起罕見、而又在國內產生較大影響的惡性犯罪案件。

經過剛才的法庭調查，法庭審問了被告人，聽取了被告人的供述和辨解，聽取了證人的證言，聽取了鑒定人的出庭意見，宣讀並出示了與本案有關的各組證據，並進行了質證。

法庭調查的結果表明，起訴書指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殺人的犯罪事實是清楚的，證據也是確實充分的，被告人林森浩的行為已經構成故意殺人罪，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為方便合議庭評議，並對本案作出公正的判決，公訴人對本案主要爭議的三個焦點，

第一：被害人黃洋的死亡是不是林森浩投毒行為造成的；

第二：林森浩投毒的目的是為了傷害黃洋的身體健康，是開一個玩笑還是為了殺死黃洋；

第三：林森浩為什麼要殺死黃洋，他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

公訴人就這三個焦點發表三點公訴意見，闡述公訴機關的主要觀點和依據， 供合議庭在評議本案時參考。

起訴指控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投毒殺害黃洋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林正視公訴人之後，將頭深深低下，上身動了動）

歸納這些確實充分的證據，可以從9個方面可以向我們深刻全面地揭示和證實被告人林森浩是怎樣採用投毒的方法故意殺害被害人黃洋的犯罪事實。

這9個方面是

（林抬起頭，眼睛向下看，表情嚴肅，右腳動了一下）：

林森浩目睹呂微微將劇毒物二甲基亞硝胺存放在中山醫院11號樓204室的櫃子里，呂微微等證人證言、相關的購物發票、有關的登記記錄以及林森浩到案後的供述等證據證實，林森浩在2011年與呂微微合作進行動物肝功能實驗時，他清楚地知道呂微微向天津的出產方購買了一瓶100毫升裝的二甲基亞硝胺，而且明確地知道呂微微在做完實驗後將剩餘的二甲基亞硝胺試劑存放於中山醫院11號樓204室實驗台下方的櫃子里。

林森浩親身參加用上述劇毒物做動物實驗的過程，他熟知該劇毒物的毒性，以及實驗所需的動物建模劑量。

上述證據證明，林森浩於2011年和呂微微等人用二甲基亞硝胺做了大劑量作用於實驗大鼠的動物肝功能實驗，目睹了部分實驗大鼠經注射二甲基亞硝胺以後，因急性肝功能衰竭而死亡的結果和過程，林森浩並據此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

林森浩在自己的碩士畢業論文中對二甲基亞硝胺的毒性、實驗大鼠經注射二甲基亞硝胺後死亡的情形及經過做了明確詳細的闡述。

林森浩在作案前取得了上述劇毒物，呂鵬的證人證言以及林森浩到案後的供述等證據證實：

林森浩於2013年3月31日下午2時許，以取手套等實驗用品為名，從呂鵬處取得鑰匙，進入中山醫院11號樓204室內，取出呂微微存放在內的裝有二甲基亞硝胺的試劑瓶和注射器，裝入一隻黃色醫療廢棄物袋中帶離。

林森浩將上述劇毒物帶回了自己的寢室，並趁室內無他人之機，將這些劇毒物注入到寢室內的飲水機中。

盛磊等證人證言、相關書證、錄像，以及林森浩到案後的供述等證據證實，林森浩於2013年3月31日17時50分許，攜帶上述劇毒物回到自己與黃洋合住的421寢室，此時，同住一室的黃洋外出 ，另一室友葛俊琦已於2013年3月29日離校回家未歸，林森浩趁室內無人，將上述二甲基亞硝胺全部注入寢室飲水機中，爾後外出，將注射器、試劑瓶等一一丟棄。

林森浩在場時，黃洋喝下被注入了二甲基亞硝胺的飲用水之後，黃洋發生嘔吐、就診、直至死亡。

吳鑫明等證人證言、黃洋的病歷資料以及林森浩到案後的供述等證據證實：

2013年4月1日上午，林森浩、黃洋同處一室時，黃洋喝下已被林森浩注入二甲基亞硝胺的飲用水後即發生嘔吐，中午即去中山醫院急診，次日下午，黃洋再次前往中山醫院就診，並留院，4月3日下午，黃洋因病情嚴重轉入外科重症監護室急救，此後，雖然醫護人員全力搶救，黃洋仍於4月16日不治身亡。

相關鑒定報告證實，黃洋死因符合二甲基亞硝胺中毒。吳鑫明等證人證言、上海市公案機關物證檢驗中心鑒定報告、法醫學屍體檢驗鑒定書、上海市司法鑒定中心法醫病理司法鑒定意見書、相關情況說明以及林森浩到案後的供述等證據證實：在黃洋使用過的飲水機、飲用水桶出水口封裝蓋、飲水杯、以及黃洋2013年4月4日上午6時以後排出的尿液中均檢出二甲基亞硝胺成份，黃洋符合生前因二甲基亞硝胺中毒致肝臟、腎臟等多器官損傷、功能衰竭而死亡。

林森浩投毒後頻繁上網查詢二甲基亞硝胺的味道、如何檢測等信息內容。

計算機司法鑒定機構從林森浩使用的筆記本電腦中恢復的上網原始記錄和對應的網頁內容顯示，林森浩投毒以後即於2013年3月31日18時25分以二甲基亞硝胺味道為關鍵詞上網網路，查詢二甲基亞硝胺的基本特性，該網頁顯示，二甲基亞硝胺系高毒類化學物，吸入、攝入或經皮膚吸收可能致死，同年4月1日18時起，至4月7日18時止，林森浩頻繁上網查詢關於二甲基亞硝胺中毒後如何確診、如何鑒定，能否檢測出該物質的信息等等內容，反映出林森浩犯罪後尋找掩蓋其犯罪行為的方法藉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急迫心情。

（林低頭）

林森浩被揭露並歸案的過程，自然、正常。葛俊琦等證人證言、黃洋的病歷記錄、公安機關的相關情況的說明

（林向右微低著頭並抬左手摸鼻根部左側，連續撓抓了幾次）

以及林森浩到案後的供述等證據證實：

因為林森浩投毒所用的二甲基亞硝胺相關案例極為少見，投毒手段又較為隱蔽，黃洋4月2日就醫後因無法確診真實病因以及毒物，病情迅速惡化。

其間，黃洋室友葛俊琦得知黃洋系肝中毒表現，便回憶起室友林森浩曾做過動物肝功能實驗，遂上網查詢林森浩的相關論文，得知林森浩曾用二甲基亞硝胺做過動物的肝功能實驗，葛俊琦遂告知黃洋的師兄孫希才，之後，黃洋的學友王歡、劉全等人想方設法購得二甲基亞硝胺試劑，於同年4月10日

（林抬起頭向前方看了一下，微晃後又低下頭，上身微弓）

送到有關鑒定機構進行鑒定，從而確定了黃洋系二甲基亞硝胺中毒。

在今天的法庭調查過程當中，辯護人指出，提請法庭注意，將上術證物送檢的是證人而非偵察機關

（袁在此清了清嗓），

藉以要求法庭甄別這些證物鑒定的合法性、真實性、有效性。

公訴人在這里就這個問題表達三個立場：

第二，上述黃洋的學友、師長因為黃洋中毒而想盡一切辦法，努力尋找黃洋中毒的真實病因，真實原因，他們做的這一些

（林抬右手用食指撓右臉下方部位）

行為，這一些動作，既符合正義，也符合每一個人民群眾他的道德，像本案這樣的投毒案件，正是因為有了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本市公安機關才得以迅速偵破本案。

避免了被害人死亡而被告人逃之夭夭這樣的行為發生。

第二，我們認為參與送檢的這些人他不是普通的人，他們都是醫學的碩士研究生、醫生，他們送檢的整個過程符合基本的醫學規范，也符合基本的醫學常識。

第三，根據今天調查的出示的所有證據證明，在他們送檢取樣、送檢鑒定的過程當中，沒有任何可以提出疑問的地方。請法庭記錄在案。

正是因為人民群眾在偵破本案過程中的勇氣和力量

（林抬起頭直視前方），

公案人員接到報案以後迅速地展開偵破工作，並且於4月11日兩次對被告人林森浩進行了詢問，林森浩矢口否認，直到次日凌晨，公案人員在查詢林森浩的筆記本電腦時發現林森浩在案發前後，曾多次上網查詢有關二甲基亞硝胺中毒、味道、如何檢測、如何鑒定等內容後，確定林森浩系重大犯罪的嫌疑人，對林森浩予刑事立案，並刑事傳喚，林森浩然自此以後才逐步地供述了投毒犯罪事實。

（1：41：29）

被告人林森到案後，直到剛才的法庭調查中，對起訴書指控其故意投毒殺害黃洋的犯罪事實做了供述。

他供述毒物的來源，投毒的時間，地點、方法、和結果，以及作案後多次上網查詢劇毒物的味道、如何檢測等具體犯罪經過的情形，與已經查明的相關證人證言、書證、物證、鑒定意見等證據相互印證，證明屬實。

經過庭審質證的上述九個方面的事實，證據證明，本院起訴指控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投毒殺人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法庭應當予以認定，並據此追究被告人林森浩的刑事責任。

二、被告人林森浩明知自己的投毒行為必然造成黃洋死亡的結果，而決意實施並希望這一結果發生，林森浩的這種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

林森浩到案後對其投毒致黃洋死亡的犯罪事實做了供述，但林森浩一再辨稱，他投毒的目的只是為了整一整黃洋，只是為了讓黃洋吃一些苦頭而不是為了殺死黃洋，他認為黃洋中毒以後，經過治療會慢慢自行恢復的，所以黃洋死亡的結果是他投毒時沒有想到也不願看到發生的結果。公訴人認為，林森浩的辨解，與本案庭審已經質證查明的事實和證據是完全相悖的。

1、林森浩對他投毒使用的二甲基亞硝胺會造成人的肝功能衰竭並死亡的毒性是充分地了解的。

庭審中，公訴人宣讀了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化學品登記中心的復函，這份復函中明確地表示，二甲基亞硝胺被列入2002版劇毒化學品目錄，實驗動物可以經消化道、呼吸道迅速吸收，吸收後，二甲基亞硝胺及代謝產物在人體內廣泛分布，在動物和人體內代謝基本相同，它的主要危害為可以造成人和動物肝臟損傷，林森浩親手做過用二甲基亞硝胺進行的動物肝功能實驗，做這項實驗的實驗者還需要按照一千克實驗大鼠只能使用50毫克二甲基亞硝胺的建模劑量，對二甲基亞硝胺進行配比稀釋，因為超過這個劑量，實驗大鼠被注射後會迅速死亡，這個劑量的要求，這個致死的臨界點，林森浩是清楚地知道的，根據呂微微的證詞，在第一次配比的時候，因為計算錯誤，導致注射用的二甲基硝胺濃度比建模劑量高了十倍，注入第一隻大鼠後，那隻大鼠便迅速死亡，而林是在場目睹的，林森浩 在提審的時候對這一節的情況他也予以了確認，而且林森浩後來也是按照這個標準的建模劑量注射了七十隻大鼠，盡管沒有超過50毫克/千克這個劑量，仍然有十隻大鼠因為被注入二甲基亞硝胺導致急性肝功能衰竭而死亡。

我們知道肝臟是人體維持生命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肝功能的損傷、衰竭往往必然導致人的死亡，這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他都是基本常識，林森浩的碩士導師丁紅陳述，N二對人或動物的肝臟會造成很嚴重的損傷，肝臟會很快地硬 化，具體的劑量是有有關文獻資料可以查的。一般都是按照人或動物的體得來計算，林森浩是具體做實驗的人，他對於多大的劑量會對肝臟造成多大的損傷肯定是清楚的，否則實驗是不會成功的。

劑量大動物會立即死亡，劑量小了對動物肝臟沒有損傷效果，所以，是否能熟練地控制劑量的使用對於這個實驗的成敗很重要，結果林森浩實驗成功了，二甲基亞硝胺會對人體肝臟造成嚴重損害，因為他破壞生物細胞機理是相同的。

林森浩作為一個在讀的成績優秀的醫學碩士研究生，他的導師說，他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林森浩執筆撰寫的多篇論文，及其他所寫的碩士畢業論文中，他對二甲基亞硝胺造成肝功能損害的毒性，他有著明確而有詳細的描述和分析，林森浩在攻讀醫學碩士期間，根據他參與的上述動物實驗的經過和結果，他執筆撰寫了《適時組織彈性成像定量評價大鼠肝纖維化》等多篇學術論文，發表於《中化肝臟病》雜志等權威醫學核心期刊，並將上述實驗及其相關論文內容作為其2013年3月完成的碩士畢業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題為《超聲彈性成像評價肝纖維化的實驗及臨床研究》的碩士畢業論文等文章中，林森浩明確地寫到，二甲基亞硝胺是一種具有肝毒性、基因毒性和免疫毒性的化學物質，它進入肝細胞經微粒體代謝生成乙醛，引起肝細胞損害，同時產生活化的甲基，使核 酸蛋白質甲基化，導致肝細胞壞死，造成肝細胞壞死、再生、壞死而導致纖維化，由此可見，林森浩對二甲基亞硝胺的基本毒性以及它能夠導致生物體肝功能衰竭直至死亡的認知是明確而又清楚的。

㈥ 請問各位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期、北洋軍閥時期、民國政府時期各個時間段是什麼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2日）；北洋軍閥時期（1912年——1928年）；廣州國民政府（1925年7月1日-1926年11月8日）；武漢國民政府（1926年12月5日——1927年8月25日）；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8年5月20日）。

1、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是中華民國於1912年1月1日成立後不久由孫中山在南京成立之臨時管治機構，也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第一個中央政府機構，又稱南京臨時政府，簡稱臨政。

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改用民國紀年，中華民國正式建國。其存在時間約3個月。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

1912年3月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月11日公布實施，取代《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實施後，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解散，由北京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繼承，權力歸入不同機關。

2、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是指中華民國前期以袁世凱為首的晚清北洋軍閥在政治格局中佔主導地位的中國中央政府，於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後正式形成。

北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和平的方式完整繼承前朝疆域的政權，也是中國繼清朝滅亡後第一個被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

"二十一條」簽訂後，袁世凱逆歷史潮流不顧全國人民反對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帝，最終引發護國運動討伐反對而終止。

袁世凱死後，無人具有足夠能力統領整個北洋軍隊及政權，各領導人以省割據導致分裂，以軍隊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勢力范圍。在名義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

但北京政權實際上由不同時期的軍閥所控制，故而在北洋軍閥時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軍閥政府（簡稱北洋政府）的稱呼。歷史上把長江吳淞口以北的軍閥也稱北洋軍閥。

1926年南方國民革命興起，經過五卅運動，形成全國性的革命造反高潮，使廣東革命軍的北伐時機成熟。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北伐軍先打吳佩孚，再攻孫傳芳，最後擊張作霖，各個擊破，不到一年，即控制全國半壁江山。

北洋軍閥政府在面臨失敗的最後關頭，仍不願意自動退出歷史舞台。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企圖聯合各派軍閥，進行最後掙扎。

蔣介石、汪精衛先後進行「清黨」、「分共」，使北伐中途停頓，給北洋軍閥以短暫喘息之機。然而為時不久，國民黨各派再度聯合繼續進行所謂後期北伐，張作霖見大勢已去，遂於1928年6月下令退出京津一帶，向東北收縮。

他本人在回沈陽途中，行至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的炸彈炸死，史稱「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8日，國民黨軍隊進入北京，北洋軍閥政府在中國的統治最後結束。

同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全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

3、廣州國民政府

廣州國民政府於1925年7月1日在廣州成立，當時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它採用委員製取代大元帥府的一長制，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張靜江等16人為委員。

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為常務委員。汪精衛任主席。下設財政、軍事、外交等部。聘鮑羅廷為高等顧問。

國民政府宣布它的職責是履行孫中山遺囑，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消滅帝國主義勢力；對內開展國民革命運動，消滅軍閥勢力。

為此，積極整頓內部，實現了軍政、民政和財政的統一。隨後在廣州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國民革命軍通過第二次東征、南征，先後消滅陳炯明、鄧本殷為首地方割據軍閥勢力，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北伐戰爭創造了有利條件。

1926年11月8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926年12月5日，國民黨中央正式宣布中央黨部和政府停止在廣州辦公，各機關工作人員分批前往武漢；廣州國民政府的歷史使命隨之結束。

4、武漢國民政府

武漢國民政府（1926年12月5日——1927年8月25日），是由以汪精衛為核心的中國國民黨建立的，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中由廣州遷都的第一個政府。

民國十五年（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昌，國民革命重心由珠江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同年12月，一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到武漢。

為了不致使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權力中斷，到武漢的委員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行使中央最高職權，後選定南洋大樓。聯席會議的成立，標志國民政府由廣州遷都武漢。

武漢國民政府以武昌、漢口、漢陽三域為一大區域作為「京兆區」，定名武漢。國民政府又組織管理京兆區委員會，以財政、外交、交通等部長，漢口、武昌二市市長以及防軍司令等九人為委員，管理京兆區。

民國十六年（1927年）8月25日，武漢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並入南京國民政府，史稱寧漢合流。

5、南京國民政府

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8年5月20日），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的最高行政機關，統轄全國各地的中央政府，由以蔣介石為核心的中國國民黨建立，寧漢合流後成為中國國民黨政權，1928年東北易幟後成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

統一中國後，南京中央政府展開了一系列恢復國民經濟措施，包括建設重工業，發展民生，修築大量公路、鐵路。

建造各類金屬礦產，國防物資，開展科學技術，重視教育，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教育、行政、司法趨向統一，達到近代較高水平。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民政府於1937年8月將全國劃分成5個戰區（後增至11個），在正面戰場上抗擊日軍進攻，先後組織了22個重大會戰，其中一部分取得了勝利。

抗戰後期，國民政府軍事上遭受重大損失，大批高級將領投敵，並先後在中條山、浙贛、豫湘桂等戰役中，丟城棄地，使大片國土淪陷於日本人。

抗戰勝利後，南京國民政府無視全國人民對和平、民主的要求和停戰協定，於1946年6月發動全面內戰。

經過將近4年的激戰，尤其是經過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後，到195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徹底殲滅了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軍事力量。

1948年5月20日經國民大會選舉出蔣中正為第一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組建中華民國政府（包括一府五院）。國民政府主席一職也改為總統，國民政府改制為總統府，國民政府至此走進歷史。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北洋政府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廣州國民政府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武漢國民政府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南京國民政府

㈦ 招商局起義的起義經過

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迫近長江，蔣介石為保存實力，卷土重來，准備用招商局的輪船，把他的殘余部隊撤退到海島上去。3月，國民黨把招商局一分為三，開始向台灣和香港撤退。由招商局董事長徐學禹、副總經理韋煥章帶一批人去台灣，將原來的台灣招商局改為台灣招商局總管理處，將所有的萬噸自由輪和大噸位船舶集中到台灣基隆港。由俞大綱、曹省之率一批人去香港，成立華南招商局總管理處，接受台灣指揮，加強對華南、包括香港在內的招商分局的領導；由胡時淵、黃慕宗等留守人員成立上海招商局應變小組，按照國民黨應變部署，從1949年3月開始採取應變措施，將一部分船先行開往台灣，再組織一部分船從上海裝運國民黨軍隊物資撤退到台灣，並將一部分海外船舶集中在香港待命。在國民黨的安排下，當時被劫持到台灣的輪船共125艘，35.6萬噸。其中，招商局的船舶就有26萬噸；撤到香港的船舶共72艘，3.6萬噸。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招商局被人民解放軍接管。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組織恢復招商局的航運，一方面也關心著被國民黨劫持到海外的海員，將赴台海員的家屬組織了起來，成立了縫紉組、洗衣社，生產自救，並動員家屬給在海外的海員寫信，報告上海的生活情況，動員他們回來。
一直和共產黨地下組織保持聯系、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為保護局產而斗爭的招商局總經理胡時淵、總船長黃慕宗共同起草了一份通電，發給招商局各海輪，號召他們起義歸來。電文如下：「上海解放後，軍紀嚴明，人心安定，市面穩定，你們的家人均告平安，盼望你迅速駕船回上海，與家人團聚，並盼將到滬的船期先行電告。」 招商局「海遼」輪的船長方枕流和中國共產黨員劉雙恩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劉的影響和引導下，方枕流對起義一事積極籌劃。1949年9月19日，經過縝密的計劃，海遼輪在船長方枕流的指揮下，在從香港赴汕頭應差途中起義，連夜偽裝船身，駛向菲律賓海峽，繞道太平洋，經過九天九夜的航行，駛向了中國東北港口大連。
起義成功後，旅大市領導將「海遼」輪全體船員接到大連市，召開了盛大的歡迎會，設宴招待全體起義海員，祝賀「海遼」輪首舉義旗成功。方枕流代表「海遼」輪全體船員，請旅大區黨委轉交給毛主席一件全體起義船員在航行途中精心設計、製作的紀念品。這件紀念品是由舵盤與救生圈模型組成的，銅板上刻著「敬獻毛主席：你是新中國的舵工，你是人民的大救星。」中間刻有全體船員名字。接著，「海遼」輪全體起義船員發表了告國民黨招商局、台灣航業公司及各官僚資本輪船公司海員的公開信。信中號召：「諸位，快些覺悟，把船開回來吧！不要遲疑了。」10月24日，毛主席復電祝賀「海遼」輪方枕流船長和全體船員起義成功。電文如下：
「海遼」輪方枕流船長和全體船員同志們：
慶賀你們在海上起義，並將「海遼」輪駛達東北港口的成功。你們為著人民國家的利益，團結一致，戰勝困難，脫離反動派而站在人民方面，這種舉動，是全國人民所歡迎的，是還在國民黨反動派和官僚資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長、船員們所應當效法的。 毛澤東 1949年10月24日
「海遼」輪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直接領導的第一艘海輪起義。「海遼」輪的成功起義，在全中國的海員思想上引起了巨大震動。1949年10月初，「海遼」輪發出通電，號召招商局及其他官僚資本輪船公司被劫各輪的海員，早日駕船開回祖國大陸。
離開祖國大陸隨船駛達香港的海員，時刻思念著大陸的親人。特別是全國解放的大好形勢和「海遼」輪起義，在留港海員心中引起了巨大震動。他們逐漸認清，出路只有效法「海遼」輪，投向光明，起義回國。在這樣的形勢與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決定把香港招商局負責人湯傳篪、陳天駿等人爭取過來，策動香港招商局起義，脫離國民黨腐敗統治。
1949年4至5月間，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國民黨政府撤往廣州，招商局的70多艘船舶撤到台灣，部分船舶集中香港。中共香港地下組織根據黨中央指示，對國民黨政府駐港企事業，包括香港招商局積極進行統戰工作，並對發動起義作了研究和部署。起義的方針定為：一、爭取盡可能多的船起義，不要一條船一條船地搞。二、因為船長有司法權，先做船長的工作。策動招商局停泊在香港的輪船起義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做上層工作，一方面做船員工作，以做好各船船長工作為主。
在中共香港地下組織的宣傳與引導下，香港招商局上層職員中，形成了以湯傳篪為核心的起義領導力量。在他們的努力下，越來越多的招商局船舶以各種名義陸續集結香港。在船員中，他們又發展了一批起義積極分子。
此時，在香港招商局的上層人士中，起義、動搖、反起義各方面力量的斗爭日趨激烈。招商局董事長徐學禹常往來於台灣、香港之間，他的思想彷徨猶豫。當人民革命勝利形勢高漲時，他傾向人民的情緒也隨之高漲。他意識到，這洶涌澎湃的人民革命大潮，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住的。因此，徐學禹做了一些既不得罪國民黨，又對起義有利的工作。他曾悄悄地對陳天駿說：「我願把招商局的船全交給人民政府。」
香港招商局的經理陳冠澄是陳誠的弟弟，他在香港招商局掌權，無疑是香港招商局轉向人民的一個重大障礙。於是，徐學禹說服陳冠澄辭職，改做顧問。不久，又安排陳冠澄回台灣。這就為香港招商局起義清除了重大障礙。隨後，徐學禹提湯傳篪代理香港招商局經理，陳天駿為香港招商局副經理。1949年9月，徐學禹交給湯傳篪20萬元港幣，讓他經營香港招商局。在他的安排下，招商局華南辦事處主任曹省之、副主任俞大綱、李平山等人相繼調任，大大增強了香港招商局的獨立性。徐學禹這樣的安排，使香港招商局的實權落在湯傳篪、陳天駿手中。這對他倆利用所處地位組織起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為以後順利起義鋪平了道路。
1949年8月，上海招商局的各項工作已逐漸恢復正常，逐步將工作重點轉移到運輸業務方面。這時，上海煤糧運輸業務很重。招商局領導僅有的兩萬多噸舊船，擔負不了如此繁重的運輸任務。根據這種情況，於眉、胡時淵、黃慕宗商量，決定派陳邦達到香港爭取船隻回滬。
陳邦達到香港後和陳天駿、湯傳篪共同商定了准備起義的四條原則：表面上與台灣不分裂；找適當借口扣留來香港的船舶；維持南洋業務，盡量將船出租，以增加收入；對船員加緊宣傳發動工作。
到1949年12月，停泊在香港的招商局輪船，已有「海康」、「海漢」、「海廈」、「鴻章」、「林森」、「教仁」、「蔡鍔」、「成功」、「鄧鏗」、「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輪共13艘。起義的准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對此，台灣當局異常驚慌。據香港《大公報》揭露，國民黨公開通緝留在上海的胡時淵、黃慕宗、陳邦達，擬派船務處長王鶴到香港直接控制香港招商局，徐學禹也動員陳天駿離開香港。
起義與反起義的斗爭已日趨白熱化。為此，陳邦達趕回上海匯報了香港招商局的情況。根據當時的斗爭情況，黨組織指示，必須立即召集在港招商局各輪船長共商大計。12月29日，香港招商局在思豪酒家36號房召集留港船長開會。到會的各輪船長，預感到大家嚮往已久的重大事件就要發生。陳天駿向大家宣讀了一份台北招商局的電報。大意是：英國政府可能要承認中共政權，在香港的船舶要速開回台灣。繼而，陳天駿又介紹香港招商局已與北京建立聯系，叫大家把船留在香港，准備起義。陳天駿說：「大家知道，『海遼』輪起義開到東北解放區。『兩航』飛機也走上了起義的道路。我們也要把船舶保護好，等待時機，效法『海遼』，把船開回祖國大陸。上海招商局已派陳邦達船長來香港。但目前對外還暫時不能公開宣布起義。一方面為了防止敵人對輪船破壞，另一方面還要爭取更多的船來香港參加起義。」陳天駿分別宣讀了上海招商局電文和台北招商局總管理處電文後，問：「大家態度怎麼樣，請大家表態。」「海廈」輪船長王俊山、「蔡鍔」輪船長左文淵、「教仁」輪船長羅秉球、「鴻章」輪船長蔡良、「民302」輪船長谷源松、「民312」輪船長張事規、「海漢」輪船長朱頌才、「登禹」輪船長沈達才、「林森」輪船長楊惟誠以及香港招商局副經理陳天駿等，立即在宣言上簽名，表示了起義的決心。「成功」輪船長徐漢卿、「鄧鏗」輪船長劉維英亦表示堅決擁護起義。根據黨組織指示，當時英國政府正在與我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各船在起義問題上不要操之過急，待英國政府正式宣布承認我國時再宣布起義，免遭意外挫折。會後，大家對會議內容絕對保密。
1950年1月5日，英國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發來電報。周恩來總理發布命令：「令駐在香港的原屬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外交、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僑務等機構的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你們務須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嚴禁反動分子有任何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情事。原有員工，均可量才錄用。其中保護國家財產有功者，將予以獎勵；有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情者，必予究辦。」電報使船員們倍感祖國的關懷，革命熱情更加高漲。
香港海員工會派人到各輪宣讀周總理命令，招商局船員決心響應周總理號召，保護國家財產。中共地下組織也在緊張地進行香港招商局輪船起義前的准備工作。1月11日，香港招商局作了人事調整，宣布由湯傳篪、陳天駿、周魯伯負責全局工作。華東財委香港工委的劉若明、陳明和吳獲舟，集中在華南分局香港工委書記張鐵生家中，匯報起義的發動情況，研究起義行動具體步驟。《起義宣言》起草出來了，換旗問題決定了。鑒於起義時機已經成熟，1月10日，吳獲舟、劉若明、湯傳篪、陳天駿等人在運通公司研究起義日期，決定上報中央，後中央批准香港招商局輪船於1月15日宣布起義，將起義聲明見報，改懸五星紅旗。
1950年1月15日早晨8點，在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的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在「海康」、「海漢」、「海廈」、「鴻章」、「林森」、「教仁」、「蔡鍔」、「成功」、「鄧鏗」、「登禹」、「中106」、「民302」、「民312」等1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全體船員，庄嚴肅立，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隨著庄嚴的鍾聲，鮮艷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十幾面五星紅旗在香港上空同時升起，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招商局暨留港的13艘海輪539名員工，向全世界庄嚴宣告：我們這些海員起義了！起義員工相互祝賀，激動得熱淚盈眶。從這一天起，他們回到祖國懷抱里來了。
當天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對起義登出了大幅報道，並刊登了香港招商局及招商局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黨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號召被劫持到台灣的招商局海員起義歸來。
在起義以後的幾個月里，中央駐港組織和招商局海員在保護船舶、順利駛回大陸方面同國民黨進行了艱苦的斗爭，終於勝利地將13艘輪船駛回祖國。周恩來總理，交通部章伯鈞部長，曾先後致電湯傳篪、陳天駿經理及全體起義員工表示慰勉。此13艘輪船船總噸數為25833噸，載重量為31133噸。這些輪船駛回祖國，為新中國的人民航運事業增加了一批新的力量。
香港招商局及13艘輪船海員的勝利起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被列為1950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海員進行的一次愛國的、革命的行動，是中國海員為擺脫國民黨的腐敗統治而進行的殊死搏鬥。在這場波瀾壯闊、艱難驚險的偉大斗爭中，涌現出一批熱愛祖國、熱愛中國共產黨、堅持正義、大智大勇、可歌可泣的海上英雄。他們是中國海員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精英。
起義歸來的海輪，成為新中國建國初期華南地區的重要運輸力量。當時，美國政府配合潰逃到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對新中國實行海上封鎖。但人民政府以起義海員為骨幹，駕駛著起義歸來的船舶沖破封鎖，開辟了華南沿海運輸線，促進了華南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物資交流。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批准了交通部黨組《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揭開了招商局大發展的序幕。1979年，招商局獨資開發蛇口開發區；1985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招商局以此為契機，邁向了多元化、跨國化的發展道路

㈧ 大元帥大本營的機構設置

大元帥孫中山，當時廣州無國會，故大元帥不必對民意機關負責；
總參議胡漢民，為大元帥智囊團首席成員，參議若干名，均為有一定聲望之士，如田桐、張繼、鄧澤如、謝持、居正、戴季陶、丁帷汾、茅祖權、張知本、覃振、王法勤、王用賓等。
參軍處參軍長朱培德，10月東征陳炯明以後由張開儒繼任；
參謀處參謀長蔣介石，未到任，4月辭職，先後由張開儒、李烈鈞接任；
秘書處秘書長楊庶堪，翌年1月改任廣東省長後，由廖仲愷接任；
軍政部部長程潛；
外交部部長伍朝樞；
內政部部長譚延闓，改任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後由徐紹楨接任；
財政部部長廖仲愷，5月改任廣東省長後，由葉恭綽接任；
建設部部長鄧澤如，後專任國民黨黨務，由林森接任；
法制局局長古應芬； 審計局局長劉紀文；航空局局長楊仙逸，犧牲後陳友仁繼任；
宣傳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委員譚平山、劉成禺、黃昌谷等，12月該機構撤消；
財政委員會，成員均為兼職，有當時的大本營秘書長廖仲愷、財政部長葉恭綽，廣東省長楊庶堪、廣州市長孫科等30餘人；
金庫長林雲陔，不久機構撤消，改設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行長林雲陔； 籌餉總局總辦廖仲愷（兼）；
兵站總監羅翼群； 大理院院長趙士北，後因主張「司法不黨」，孫中山以其違反「以黨治國」下令免職，改任呂志伊；
總檢察廳檢察長盧興原；

㈨ 廣州金鵬律師事務所的獲得榮譽

2002年度，肖勝方律師獲勤學獎。
2003年度，易民勝、林森才律師的《合同解除權的若干疑難問題研究》獲理論成果一等獎；卜紅雯律師獲勤學獎；肖勝方律師獲維護社會穩定獎。廣州金鵬律師事務所獲2004年度廣州市司法局先進團支部。榮獲2005年度中共廣東省律師協會委員會「先進黨支部」稱號；榮獲2005年度中共廣州市司法局委員會「優秀黨支部」稱號；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2005年度律師事務所規范管理獎。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2006年度律師事務所規范管理獎。榮獲「廣州市十佳律師事務所」稱號。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黨委「2005--2007年度優秀基層黨組織」稱號。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2007年度規范管理獎、公益愛心特別獎。
2009年6月，榮獲中共廣東省律師協會工作委員會「律師行業先進黨組織」。2009年度廣州市律師協會規范管理獎.2009年度廣州市律師協會公益愛心獎。
1998年獲「廣東省文明律師事務所」；1996年獲得「廣州市先進律師事務所」。2011年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評為「2008-2010年度全國優秀律師事務所」。

㈩ 南京國民政府的簡介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拋棄孫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發出：《秘字第一號命令》，通緝共產黨首要，繼續「清黨」，成為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正式與共產黨決裂，製造七一五政變。隨後，汪精衛即表示願意與南京國民政府「和平統一」，時值蔣介石宣布下野，終促成寧漢合流。1928年2月3～7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改組國民政府等議案。規定國民政府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導、監督，掌理全國政務，政府委員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選舉，政府部門設有內政、外交、財政、交通、司法、農礦、工商等部以及軍事委員會、最高法院、監察院、大學院等。會議推舉譚延闓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國民革命軍在白崇禧指揮下，佔領平津，進抵灤河流域，奉軍退至關外，北伐勝利。
1928年9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宣稱全國進入訓政時期，由國民政府執行訓政職責，並決定以五院制組成國民政府。10月，南京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組成，設主席1人，委員10～12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同時，任命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至此，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權組織形式漸趨完備。6月20日新疆楊增新，7月19日熱河湯玉麟，分別宣布易幟。12月29日，張學良在奉天宣布東北易幟，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31日，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至此，南京國民政府成為得到國際承認、代表中國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北洋軍閥勢力完全退出歷史舞台，但實際上各個地方軍閥勢力依舊盤根錯節，心懷鬼胎，蠢蠢欲動。 1928年後，蔣介石歷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三軍司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1931年12月15日，因九一八事變的輿論壓力，蔣介石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職務，由林森繼任。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國民政府一度遷都洛陽。其間，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召開，重新推舉蔣介石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1938年3月29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主要內容：一、制訂和通過了《抗日建國綱領》；二、選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三、成立民國參政會；四、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和中央調查統計局。
1943年8月，林森在重慶病逝。同年9月，蔣介石被推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大元帥，並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和行政院長，而且還是國民黨總裁，實現了黨政軍一人獨裁，11月開羅會議時，蔣介石的政治聲望達到頂點。1940年代後期，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召開了兩次「國大」，1946年的「國大」在近代史上叫「制憲國大」，1948年的「國大」叫「行憲國大」。蔣介石的「總統」和李宗仁的「副總統」職務就是在1948年的「行憲國大」上選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