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中世紀

㈠ 中世紀大學有沒司法豁免權

有司法自治權，但沒有豁免權。
在中世紀，歐洲的司法體制不斷的對大學放寬，直到其自身的司法體制代替了普遍的大眾司法詮注，這對於在世俗政權和神權的夾縫中生存的中世紀大學來說，幾近是最大的優勢了。具體體現在：
(1)當大學成員是原告時，他們有權將被告傳喚到大學所在地來審判。
(2)當他們被指控時，他們可以在宗教法庭和大學法庭之間作出選擇。腓特烈一世授予波洛尼亞大學的《完全居住法》規定：「如果有人由於商業方面的問題要對學生起訴，學生可以享有選擇的機會；可以傳喚起訴者到教授面前，也可以傳喚到本市的主教面前，我們已經給了教授和主教對於這類事件的審判權。」此後這項特權先後授予各地的大學。1198年，教皇塞勒斯丁三世頒布教令，規定凡是對巴黎教士的訴訟，只要是涉及錢財問題的，都應該在宗教法庭而不是在世俗法庭審判。1200年，法王「奧古斯都」腓力二世將這一特權正式授予了巴黎大學的師生。
西歐的中世紀被歷史學家稱為「黑暗時代」，然而，正是在這一封閉、落後的時期萌發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嬌艷之花――大學。中世紀大學是歐洲中古時代留給後世的最為寶貴的文化遺產之一，是世界范圍內大學的直接淵源。在中世紀的西歐，大學享有多種特權，這些特權不但保護了大學的自由，促進了大學的普遍興起，也擴大了知識的傳播，為近代歐洲大學的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奠定了基礎。

㈡ 西歐中世紀時有沒有法官，老百姓怎麼打官司

領主充當了立法司法和執法的全部角色，領主個人喜好決定了老百姓的命運
對於宗教城市，主教成為該角色

㈢ 英國中世紀的法律傳統

【原文出處】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
【原刊期號】200301
【原刊頁號】39～43
【分 類 號】K5
【分 類 名】世界史
【復印期號】200307
【 標 題】英國法律傳統與中世紀地方自治
【英文標題】The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Law and the Local Autonomy in Middle Age
CHEN Ri-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073,China
【 作 者】陳日華
【作者簡介】天津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天津 300073
陳日華(1977—)，男，江蘇泰州人，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英國素有「地方自治之家」的稱號，這應當追溯到中古時期的英國社會生活。在英國，國王利用普通法對地方社會進行管理，同時地方政府在處理地方公共事務上享有較高程度的獨立性。形成中古英國地方社會自治的原因與其法律傳統密切相關。英國的法律傳統在本質特徵上體現著權利的概念，保護著主體的權利。中世紀英國地方社會的自治制度奠定了近代英國地方自治政府的基礎。
【英文摘要】England is often regarded as「the home of local autonomy」.If we want tocomprehend it,we should ascend to the medieval English society.In medievalengland,the king governed the realm by the commom law,and at the same time,the local governments had much independence when they dealt with the localpublic affairs.The reason was that the local autonomy in medieval Englandhad a tight relation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law.The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law in essence embodied the right notion,and it protected thesubjective right.The local autonomy institution in medieval English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nglish local autonomous governments.
【關 鍵 詞】中世紀/英國法律傳統/地方社會/自治/middle age/tradition of English law/local society/autonomy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K5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106(2003)01-0039-05
一、英國法律傳統的來源、形成過程及特徵
英國法律傳統的形成是個長期漸進的過程，經過多種因素的融合和長期的沖突。這里應指出的是，本文所說的法律及法律傳統是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的，廣義上的法律及法律傳統包括具體的法律條文與程序，以及法律的觀念思維與價值判斷的標准。下面從來源、形成過程及特徵等方面來分析英國的法律傳統。
(一)從來源上看，英國的法律傳統綜合了日耳曼因素、羅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卷2，P11)首先是日耳曼因素。日耳曼人滅亡西羅馬帝國後，在西歐，日耳曼法佔據主導地位，它體現的主要是日耳曼人古老的習慣與原始民主制的遺風。從某種意義上講，日耳曼因素奠定了英國法律傳統的基質。其次是羅馬因素。一般認為普通法系是區別於大陸法系的，但這並不意味著英國中世紀的法律不受羅馬法的影響，「在英國，羅馬法的影響也不例外」[2]。再次是基督教因素。伯爾曼認為，起始於11世紀的教皇革命是西方法律傳統形成的起源。教皇革命中形成的教會法與後來的世俗法律體系奠定了西方法律傳統的一個重要特徵，即「在於同一社會內部各種司法管轄權和各種法律體系的共存與相互制衡。多元的法律體系，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反映了多元的社會力量……正是這種社會力量的多元性從而(導致)法律體系及司法管轄權的多元性，使法律的最高權威性成為必要和變得可能」[3]。
(二)從形成過程上看，中世紀英國的法律制度經歷了從分散的地方習慣法到通行全國的普通法的過程。伴隨著英國法律制度形成的是英國社會的封建化過程。諾曼征服後，威廉一世把歐洲大陸的封建制度引入到英國，從而在英國社會中形成了封君——封臣、領主——佃戶間一定意義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即所謂的原始契約關系。在封建法中，封君和封臣各有自己的權利與義務。封建化過程中形成的庄園法與封建法一樣，也體現出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農民有向領主服勞役、交租稅等方面的義務。同時法律(相當程度上是古老的習慣法)也在多方面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從特徵上看，英國的法律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但結構上的多元化只是形式，關鍵在於多元化形式的後面，英國法律傳統的特徵是什麼?無論是回溯日耳曼人古老的習慣還是透視封建法、庄園法等法律體系的內容，我們都可以發現法律的作用不僅僅是暴力的概念，它還體現著對個體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主體權利的保護。(註：關於主體權利概念的重新界定，參見侯建新《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P203～204，濟南出版社，2001。)在中世紀，所謂法庭實際上是指按期召開的審理案件的會議，自由民出席本地區的公共法庭，依據本地區的習慣法處理案件，實行同類人之間審判的原則，這些使得英國法律傳統具有參與裁判的特徵。這無疑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個體的法律觀念與保護主體的權利。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長期居於主導地位的千差萬別的習慣法和以相互的權利義務為條件的契約型的法制傳統正是這種多元法律結構的重要標志。」[4]恩格斯也注意到英國法律的特點，認為英吉利法有對個人自由的保障作用。[5](第3卷，P152)同時英國法律還把古代日耳曼人自由觀念中的精華部分——個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除法庭干涉以外不受任何干涉的獨立性保存下來了。[5](第3卷，P395)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英國的法律傳統滲透到英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此理論為框架，研究中世紀英國的地方社會，我們發現英國的地方社會中存在著自治的性質，英國素有「地方自治之家」的稱號，英國的地方政府被認為是最富有自治精神傳統的，理解這一特色應當與英國的法律傳統聯系起來。如前文所指出的，英國法律傳統所體現的權利概念主要表現為特定的主體權利：對於個人來講，主體權利表現為個體權利；對地方社會來講，則表現為地方權利，即在地方社會中呈現出自治這一特色。
二、中央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與管理
我們探討地方社會的運作，但是地方社會並非孤立地存在，在它的上面還有國王和國家。研究中央對地方社會控制的方式與程度，則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地方社會的情況。下面從三個角度來研究中央對地方社會的控制。
(一)國王在地方上是否有一整套完善的官僚機構。一般來講，假如王權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官僚體系，那麼中央就能更有效地控制國家，地方上的自主性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中世紀英國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中世紀英國國王派到地方最重要的皇家官吏是郡守(sheriff)，郡守通常由國王或財政署任命。郡守的作用包括行政、司法、經濟等方面，有人稱他為「國王忠實的奴僕」[6](P28)。督察官(coroner)是地方政府中的另一個官職，其職責是記錄郡守的活動，以便以後進行檢查與考核；同時還記錄那些原因不明的死亡案件，以便將來法官對案件的審理。國王還向地方派遣沒收吏(escheator)，負責管理王室在地方上的土地與財產，估價、接管、管理那些無人繼承的應歸還國王的土地，維護國王作為所有土地最終領主的權利。此外，為了處理一些特殊的王室事務，國王還任命一些特殊的官吏，如王室所領森林的看護者，王室城堡的守堡人等等。在研究這些官吏間的聯系後，我們發現他們組織嚴密程度是很小的，正如布朗所說的：「他們並未組成一個皇家的官僚機構。」[7](P146)
(二)國王是否控制強大的軍事力量。軍隊作為國家強制力量的重要標志，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中世紀的英國並無常備軍，連保護國王的警衛人員都很少。國王組織軍隊主要有兩種方式：首先，他可以分封土地給貴族，來換取貴族向他提供騎士的義務。但貴族向國王提供騎士的數量與服役的天數是有明確規定的，如果超過服役期，那麼費用由國王負擔。其次，國王作為國家利益的代表，在遇到戰事時，可以向全國發布命令，徵集各地兵員。這些措施只是在戰時才實施，平時國王並無權保持常備軍。
(三)國王在法律的名義下實現對地方社會的統治。中世紀英國國王的首要身份是最高領主。作為最高領主，國王要實現對地方的管理在早期有兩種辦法：一是自己巡視全國，二是派出巡迴法庭。到亨利二世(1154—1189)時，英國已建立起較完善的巡迴審判制度。在長期的司法實踐中，巡迴法官們首先熟悉了各地的習慣法，後加以研究和總結，剔除其中不合理的成分，吸收其通常的做法，逐漸形成了普通法。通過這一法律體系，中央各法院藉助王權的神聖性，可以受理地方上的各種上訴，國王的法律更加滲透到地方。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中世紀英國王權在地方上既無完善的官僚體系，也不具備強大的軍事力量，它是通過逐漸形成的普通法，接受地方上各種事務的訴訟，來實現對地方事務的管理。這種形式為地方的自主發展和獨立性提供了很大的空間，是英國地方社會實現某種程度自治的基礎與前提。
三、中世紀英國地方社會的自治性質
前文論述了中世紀英國國王對地方社會的控製程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英國地方社會在中世紀時究竟是怎樣運作、組織與管理的呢，這是下面所要論述的內容。
(一)地方官員的任命及對什麼人負責。前述郡守是國王派往地方的主要官員，我們有必要對任郡守之職者的身份進行分析。事實上，擔任郡守的人，絕大多數是當地的騎士及縉紳(esqire)。一般說來，郡守是由中央任命，但在實際生活中，郡守的任命是多方利益斗爭與協商的結果。同時我們注意到，從1246年起，由郡法庭選舉而非由中央政府任命督察官，擔任此職的人都屬於郡中的鄉紳階層，到後期出任此職的多為下層鄉紳。地方政府中另一個常見的官員是警役(constable)。警役是村或教區中一個重要的官吏，他的主要職責是維護鄉村的安全，處理一些小的事情。警役通常根據鄉村的習俗，由村民或教區內的居民選舉本地有一定社會地位與財產的人出任，充當警役的人得對本地區的居民負責，向他們匯報工作。在地方社會中還有其他官員，如征稅官和各種臨時的特派員，這些人也都由本地人充任。
由此我們看到，地方政府中絕大多數官員都是本地有地位、有身份、有財產的人。許多研究表明，14世紀以來，興起了鄉紳階層。他們精通法律，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逐漸地，鄉紳掌握了地方社會的政權，使得地方政權沒有成為中央政權完完全全的統治工具。鄉紳作為一個階層興起並掌握地方政府是14世紀後半期英國地方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這表明地方社會有能力實現對本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治理，因而在地方政府的運作中，考慮更多的是本地區的習俗與地方上的利益，為本社區的民眾服務。
(二)地方政府的財政來源與政府運作的各項開支。首先我們考察中世紀英國地方官員領薪俸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只有那些擁有一定數量土地的人，才有出任官員的資格，擁有這種資格的同時，他們也有處理地方公共事務的義務，這表現為絕大多數的地方官員是不領取中央政權薪俸的。對郡守而言，由於他是國王派遣到地方的官吏，因此他可以從為國王徵收的稅收中扣除一部分作為薪俸。而對於後來取代郡守地位的治安法官來講，他們是義務性的地方官員，除季法庭(quarter sessions)開庭期間每天領取4先令的津貼外，沒有任何官方報酬。督察官的情況與治安法官相似，也是義務性的，無任何報酬，直到1487年的一個法令才規定督察官應該領取薪俸。再如警役，他們所管理的事務是些社區性的公共事務，其性質也是義務性的。地方政府的開支還包括地方公共事務的開支，比如建築或維修教堂、橋梁、道路以及支付議員出席議會的費用等。這些資金是由地方官員在郡法庭或百戶區法庭或教區會議上提出議案，在大家商討後再具體攤到每個人頭上。由於中央政府不能從財政上控制地方政府，因而地方官員在處理地方事務中，所受到的來自中央的束縛與限制是很少的。
(三)地方社會的運作與自治。中世紀英國地方社會的組織與管理形式經歷了從盎格魯——薩克森時期的以郡守為中心到都鐸王朝時期的以治安法官為中心的形式轉變，貫穿於這種形式轉變主線的是地方社會的自治特色。國外學者一般認為，中世紀英國地方社會的自治形式是國王命令下的自治政府，最早的論述可能是懷特(註：參見White A·B.Self Government at the King's Command,Minueapolis,1933.)，近來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以萊昂為代表，他認為：「盡管國王命令下的自治政府在詞語上有些矛盾，然而很明顯，在郡、百戶區、鎮層次上，地方政府很大程度由居民自身管理。」[8](P406)當我們再聯系英國法律傳統時，我們發現地方自治體現的是一種權利：一方面是地方社會自己管理的權利，社區的居民可以依照當地的習俗與習慣來處理社區共同體內發生的事務；另一方面則體現了限制國王與國家的權力，國王不能隨意依據自己的意志處理問題。
盎格魯——薩克森時期的英國地方政府組織主要分為兩級，即郡與百戶區。他們各有自己的法庭，其性質屬於公共法庭。郡法庭一般是每四周舉行一次會議。郡庭主持人是郡守，參加者原則上應包括郡內所有的自由人。因為根據傳統，參加郡庭是自由人的權利同時也是義務。後來隨著封建制度的建立，這種權利與義務又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相聯系，只有自由土地持有人才有權利出席郡法庭。郡法庭職能主要是處理郡中的司法、行政、公共生活及其他社區事務，如審理郡中發生的各種民事刑事案件，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務進行協調與處理，徵收地方事務所需要的資金；負責選舉議會議員與地方官員，如督察官、高級警役等。百戶區也有自己的法庭，百戶區法庭帶有部落群眾集會裁決糾紛的性質，它是處理鄰里關系的會議。公共事務的管理離不開公眾的參與，在公共治安方面，所有地方上的人都有義務協助警役工作，在實施法律的過程中，村民參與陪審團是一項義務。如果說郡、百戶區能形成自己的地方團體觀念，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的公共參與活動就是其基礎，正如布朗所認為的：「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在郡法庭和郡公共事務上的實踐活動，使得郡形成了自己的一種結合體，百戶區與教區也是如此。」[7](P149)而這種公共參與的形式正是以權利義務的關系為基礎，參與從本質上就意味著一種權利。在一種強調主體權利的法律傳統下，自由人以權利個體的身份進入公共社會生活，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地方社會中眾多的權利個體共同活動的結果產生了地方社會的區域認同感；同時地方社會相對於中央政權來講，它也是一個權利的主體，在接受中央管轄的同時，它有權利(同時也有能力)自己治理本社區的事務。
12—13世紀，隨著普通法的產生與發展，大多數司法案件移交給了中央法庭。但在地方社會中，自治的性質並未發生改變，而是向以治安法官為中心的地方自治的形式轉變。治安法官一職萌芽於13世紀。1360年，愛德華三世頒布法令，要求各郡由3～4名富有並精通法律的人負責地方上的司法事務，不久出現治安法官(justice of peace)這一稱號。1362年法律規定治安法官每年應開庭4次，此法庭就是通常所說的「季法庭」。此後，治安法官獲得審理對郡守不滿訴訟的權利。1461年法令規定郡守無權逮捕犯人以及收取罰金，而應將案件轉移到治安法官處，這表明郡守地位的最終衰落與治安法官在地方上中心地位的最終確立。都鐸王朝時期，中央賦予了治安法官更大的、幾乎是無所不包的權力：貫徹國王與中央的命令，受理地方上的各種案件，維護本地的治安，頒布地方性工商業條例，調整工資，確定濟貧稅率，批准或撤銷酒館，查禁非法書籍等等，幾乎涵蓋了所有地方上的事務，所以有人認為：「在伊麗莎白時代，絕大多數人並未完全處於中央政權的直接管轄下，大多數人由地方官員管理，特別是治安法官們決定其命運。」[9](P50)治安法官是一個小的團體，開始時每郡由6～8人組成，到都鐸王朝時增至30～40人，形成團體管理的模式。治安法官是由國王通過委任狀的形式予以任命，受樞密院和星室法庭(star chamber)的監督。從這層意義上來講，國王加強了對地方社會的控制。但是在另一個方面，擔任治安法官有嚴格的資格限制，只有年收入達到20英鎊的土地所有者才有任職資格。因此，擔任治安法官的人都是地方上的鄉紳。前述治安法官是義務性的地方官吏，除季法庭開庭期間每天領取4先令的津貼外，他們沒有任何官方報酬，因此治安法官有很大的獨立性，能在較大程度上代表地方社區的利益。
都鐸王朝時期，隨著宗教改革與圈地運動的繼續進行，出現了眾多的無業者，他們到處流浪，成為中世紀晚期英國社會中的一個嚴重問題。宗教改革前，教會通過各地的修道院以及各種慈善組織，或是有計劃地，或是臨時性地對窮人進行救濟。宗教改革後，隨著教會勢力的削弱，這種救濟明顯地減少了。雖然中央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主要的還是各地方政府採取各種措施進行救濟。地方社會中教區在實施濟貧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教區原來是教會組織的最小單位，後來取代了村的地位，逐漸具有了非教會性的職能。1536年法案要求教堂執事等每周徵集救濟，從而為設立專職救濟官員奠定了基礎，初步建立了以教區為基礎的救濟體系。[10](P23)1601年《濟貧法》規定，教區是執行《濟貧法》的單位，教區的主要組織機構是教區委員會，主要官員是濟貧監督，每年濟貧監督由治安法官任命。教區可以對流浪者、擾亂禮拜秩序者處以罰金。教區委員會會議在處理地方事務時，均是公開的。因此，對普通老百姓來講，教區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是很大的。由此可見，以社區共同體成員為基礎的教區會議實現了英國地方社會最基層意義上的自治。
中世紀英國逐漸形成的自治制度，奠定了英國近現代地方政府的基礎。19世紀的一系列地方政府改革則基本奠定了現代英國地方政府的結構。事實上，這些變化都源於中世紀的社會生活，中世紀英國的地方社會貫穿著自治的主線，自治形式有變化，但是自治的本質並未發生改變。
收稿日期：2002-09-1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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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簡答古羅馬司法體系

羅馬私法的結構和體系是以權利主體、權利客體和私權保護為編制順序，分為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三部分。（=人法 物法 訴訟法）
一、 人法制度
A.權利主體：
1、 自然人（自然人：人格權=自由權 市民權 家族權。自>市>家。）
在古代羅馬，自然人的含義有二：一是指生物學上的人，包括奴隸在內；二是指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主體，不包括奴隸，在法律上奴隸被視為物件，不是權利主體。
自然人要有法律地位，享有權利能力，必須具有人格。所謂人格就是享有權利能力的資格，它由自由權、市民權、家族權等三種身份權構成，總稱人格權。其中以自由權為最高，市民權次之，家族權再次之。
羅馬人根據不同的社會地位，自由權有很大差別，享有自由身份的人為自由人，沒有自由身份的為奴隸，介於兩者之間，自由權受到一定限制的稱為准奴隸。市民權是羅馬公民所享有的特權，根據是否享有市民權或享有多少，自然人分為羅馬市民、拉丁人和外國人。 www.21-e.com
家族權是指家族團體中的一員在家族關系中所享有的權利。
按照羅馬法，家庭中父有父的身份，子女有子女的身份。
家長（家父）對外能代表一家獨立行使各種權利，故又稱「自權人」。
其他出於家父權力之下的人（妻、子女等）稱為「他權人」。
只有同時具有這三種身份權，才能在政治、經濟和家庭等方面享有完全的權力能力，才是一個享有完全人格的人，否則，三種身份權中有一種或兩種喪失或發生變化，便成為人格不完全的人，這在羅馬法上稱為「人格減等」。
2、法人：
無完整法人制度，也沒有法人的概念和術語。
羅馬的團體分為兩種：社團、財團。
B. 婚姻家庭制度：兩種-----有夫權婚姻、無夫權婚姻。P52
二、物法制度
物法由物權、繼承、債法三部分組成。
A.物權：在羅馬有五種：所有權、役權（地役權、人役權）、地上權、永佃權、擔保權（信託、典質、抵押）。
B.繼承：
C.債法：
債發生的原因：在古典時代，發生債的原因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因當事人簽訂契約而發生債的關系，另一類是由於不法行為（叫做私犯）而發生債的關系。
羅馬法學家把契約分為四大類，即要物、口頭、文書和合意契約。

三訴訟法制度：
羅馬法學家把法分為公法與私法的同時也將訴訟分為公訴和私訴 21e.com
私訴方面，採用
1、法定訴訟-----〔共和國初期〕最古老又原始的訴訟形式
2、程式訴訟-----〔帝國初期〕比較流行，它克服了一些形式主義的色彩，又擴大了適用范圍，不僅限於羅馬公民，也審理外國人的違法案件。其審理仍分法律審理和事實審理兩個階段，但已有不同。
3、特別訴訟-----〔帝國後期〕唯一通行的訴訟制度

㈤ 司法權的司法觀

這是一種將司法權定性在社會權力為主的一種司法權觀念，將司法權的目標確立在為社會服務，實現社會公正，將司法機構的設置社會化的一種司法觀。這種司法觀是有其現實與價值根據的。司法權是一種特殊的權力，它是介於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力之間的權力，且是社會屬性多於國家屬性的，起碼在社會是如此，或應當如此。
其一，如前所述，司法權是以糾紛的存在為運作前提的權力。司法權的這一特點告訴我們，司法權的啟動依賴一定的社會力量，沒有社會力量的介入，司法權便很少開始運作。這就與立法與行政這類完全由國家主動啟動的權力不同。
第二，司法權具有中立性和被動性。司法權的中立性決定了司法權的行使者有較弱的色彩。它的作用是在不同的社會主體間作出裁決，為社會服務，從為社會服務中獲取報酬，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服務機構。司法權的被動性則決定了它較少地將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貫徹於司法行為之中，它體現的是社會的利益和意志。起碼在應然的意義上是如此。
第三，現代司法權可以在公民與國家權力之間做裁決，是公民控制國家權力的工具，一個控制國家權力的工具是很難劃歸國家權力一類的。司法權還可以在不同的國家機構之間、在不同級的國家組織之間做出裁決（例如德國的憲法法院可以對聯邦和州之間的許可權糾紛做出裁決，法國的許可權爭議法院則對不同法院的管轄權作出裁決），這也是代表社會對國家權力的運作所進行的特殊控制。
第四，司法權有很高的社會參與性與公開性。司法權的社會參與性與公開性是其他權力所不及的。即使在古代的，司法權也是有相當的社會參與和公開性的——大老爺升堂是允許老百姓旁聽的。在現代社會，司法權則在社會的直接控制之下。這種控制的是多種多樣的。例如，通過社會選舉法官，使法官處於社會的監督之下，或通過社會主導的法學與司法控製法官的入口，以控製法官。現代社會直接參與司法權運作的方式是陪審團制度，陪審團的成員來自社會，並且是隨機產生的。在有罪和無罪上，陪審團擁有最終決定權。
第五，司法權曾經有社會直接行使，這在古希臘、古羅馬和西方中世紀長期存在。當人民大會開會時，人民大會就可能成為一個審判庭。在中世紀的歐洲，有教會法院和商人法院，這兩種法院是完全由社會直接控制的，他們與國家無關甚或與國家對立。歐洲中世紀的部族法院和區法院的成員就是當地的自由民。第六，在全球性，司法權成為國際社會控制國家的重要力量。歐洲法院在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各種國際法院、特別是依據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設立的國際刑事法院，他們代表全人類的利益來對特殊的侵犯人權的行為行使管轄權，他們與國家沒有多大關系，具有明顯的社會色彩。總之，司法權的社會屬性源自司法權是受制於社會並為社會服務的權力，它只是從維護的尊嚴中獲取利益。司法權的社會性也源自於在國家與社會的對立中，她是站在社會一邊控制國家的，或者是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對社會與國家間的沖突作出裁決，是社會自治和社會利益的維護者。相對於國家主義的司法觀，這種將司法權定位於社會與國家權力之間的權力的司法觀，我們就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司法觀。
『

㈥ 歐洲歷史上的中世紀真的是"黑暗不堪"嗎

之所以西方人會在此後回顧歷史時形容從羅馬帝國覆滅至歐洲文藝復興為黑暗的中世紀，其主要原因是權力的腐敗造成了民不聊生，但是要說黑暗不堪，那是有些言過其詞。因為涉及歷史非常復雜，所以七師弟用政治的角度給大家解讀一下。

王權與神權的博弈與相互墮落

中世紀在英文之中的標准翻譯是Middle age，直接翻譯是中間的紀元；而在一些古典歐洲表達之中，又有人將其稱為midevil，（或dark age）這個詞直接翻譯是中間的邪惡，意為描述這段時間的黑暗。

無論是東方民族還是西方民族，描述黑暗的一般都是描述政治與社會生活，於是才會有“青天”這種反義詞。而西方中世紀時期的黑暗，主要是權力的墮落。

階段一：王權依仗神權

起因是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大陸就陷入了諸侯爭霸的狀態，其中既有君主政權的王國，也有僭主政權的城邦。諸多劃地為王的君主都有一個煩惱，那就是他們王權的合法性不足，其中貴族的特權需要王權保證，而王權則需要君權神授這種說法才能站住腳。所以此時，各地的諸侯都需要討好教廷和教宗，以神權幫助自己王權的確立，也就是我們熟悉的“真龍天子”這一說法。那麼在這段時間內，各國的王權就弱於神權，各國的王必須向地區的紅衣主教所妥協，也就是我們熟悉的皇帝被國師所蠱惑和操縱的情景。而地區主教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自然是在權力空間內大肆扶植自己的神權力量——神職群體。所以牧師往往在地區里擁有極高的地位和話語權，甚至遠遠高於該地區的長官和貴族。在這種情況下，腐敗也就滋生了，由於神權不需要理性進行保障，所以往往神職人員就可以指鹿為馬，顛倒黑白。這就導致了民生的黑暗。

階段三：神權對王權的反撲

在宗教改革與王權崛起的狀態下，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不失控，神權開始發起了對王權的反撲，其中包括蓄意跳起城邦內部貴族爭斗，以神權授予不均的方式挑撥國家間戰爭，還有就是號召發起宗教遠征。當然，其中也就包括神權對於科學研究的瘋狂打壓和極度恐懼，這其中有很多我們熟悉的例子，包括日心說，血液循環等等。

㈦ 求中世紀西歐官職，

**大體：
皇帝》國王》領主&總督（不同國家以及不同時期有差異，領主類似諸侯，總督就是一個地區的最高官，但不是家族式的繼承）》將軍、元帥（不同的國家有點差異）》騎士團長（歐洲聖戰興盛的時候，在靠近東歐的一些地方以不同的形式由騎士組成了騎士團，多是效忠十字軍的聖戰，出名的有醫院騎士團、條頓騎士團...）
爵位：還有一些對於對國家有功勞的人、或是貴族（和皇家能沾上邊的那種）
爵位只有三級——公、伯、男，侯和子爵
**詳細：
在英國5級貴族中，伯爵出現最早。個別學者認為伯爵爵位來自歐洲大陸，至遲在公元900年的法國，伯爵已成為公爵的封臣。但更多的學者認為英國伯爵（Earl）與法國伯爵（Count）並無繼承或連帶關系；而且英國伯爵稱號是5種貴族稱號中惟一的英文詞，是由古英語eorl轉化而來；大約在盎格魯一撒克遜時代後期，因王權不夠強大，英格蘭廣大地區曾劃為幾個較大的伯爵管轄區（great earldom）。而伯爵爵位卻是在 11世紀初由丹麥國王克努特引進英格蘭的。11—12世紀中葉之前的伯爵多是鎮守一方的諸侯。他們大多是一人治理數郡，所以又被稱為「方伯」。諾曼大公威廉侵人英國後，擔心他們權勢過重，危及王權和國家統一，遂將方伯權力加以分割，移交給他的親信，每個伯爵的轄區僅限一郡，與國王有著極其明確的封君封臣關系，伯爵倘敢興兵作亂便會被王軍鎮壓，或受其他貴族制裁。伯爵職權名號可由後代繼承，但會因為有的伯爵缺少繼承人而使總數有減無增。斯蒂芬在位時，破格加封格奧弗雷。德。曼維爾為艾塞克斯伯爵。14世紀以來，伯爵數目攀升。1307年計有9名。1327年愛德華三世即位時僅餘6名，10年後增至12名；愛德華在位晚期增至14名。14世紀20年代之前，伯爵作為高級貴族，是男爵的「天然領導人」，在地方上負有對男爵、騎士的管理責任。但在1327年政治危機[指愛德華三世廢黜其母法國伊沙貝拉公主的攝政，登極親政時，伯爵曾作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政治群體獨立行動，與男爵們的「距離感」突然產生。1328年由亨利三世增封瑪奇伯爵領地之後，伯爵不必行使地方管理的職責。
學者大都認為早期中世紀或封建主義的第一階段西歐基本上沒有較為完備的行政制度，由於權力的分割，國家對於地方的行政基本處於無力控制的狀態。但自12世紀始，西歐開始國家重建，國家行政制度也有了較大的發展。
12、13世紀國家行政制度在西歐的發展雖然因國情不同而有不少差異，但也有一些共同特徵，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央行政管理制度日漸走向專門化和正規化。早期的王室官員只是國王的侍從而非國家行政管理人員，但從12世紀始，這些官員的職責相對明朗，出現了一些常設性的機構和官員。英國表現得最為突出和明顯。在英國一些機構逐漸脫離國王宮廷管理者的性質，而取得國家行政機關的名分與職能。中書省有中書令、副中書令等主要官員，他們負責王廷文書的頒發。文書分證書及令狀兩種。繕寫文書是文書室主管及若干名文書之事。一般文書都蓋有國王的玉璽，掌玉璽者為副中書令。後來因文書繁多，乃有錦衣庫興起，且有小玉璽出現，以便隨王出巡時及時發出各種文書。財政署的出現則標志著獨立的財政機關的逐漸建立。早期國王的國庫被12世紀初年的財政署所取代。後者成為國家財政收支管理中心，形成了一整套復雜而准確的收支計算方法，並裁決有關王室負擔的各種案件，建立起自己的檔案制度。從著名的《財政署對話集》中我們可以較為詳盡地了解財政署的情況，它的成員分為上下兩部，上部組成實際上是小會議的成員，主持者一般為宰相，參加者有中書令、司宮、司廄、國庫長及其他貴族。下部稱收支部，主要成員為國庫長及司宮的代表。負責整個收支部的活動。上部是財政署的神經中樞，下部是其執行機構，做技術性的工作。其他機構還有錦衣庫，它本是國王存放行李的地方，後來地位日重，發展到能夠取代財政署而主管國家的財政稅收。另有所謂的宰相一職也曾短暫地設置過，它在幫助國王主管司法財政等重大事務方面，代王行使職權，權力極大，後來廢止。雖然這些機構及其官員往往相互重疊，但國家行政制度發展是明顯而有效的。

法國的情形與英國類似，雖然它沒有英國那樣完備，但更具有代表性。法國中央行政管理機構的興起是在12世紀初。1105年或1106年法國曾設置王家中書令一職，但1127年被廢止。該機構負責國王的文書之類的事務，這類令狀由文書們草擬，由國王的掌璽官加蓋印璽，然後頒行。直到菲力普·奧古斯都和路易九世時的大量文書語言和格式統一的令狀的頒布證明該機構是常設的，由一班專門官員組成。與西歐其他國家一樣，法國直到13世紀仍然是國王的內府與國家政府沒有明確地區分，國王的周圍有一大幫親戚朋友。但隨著國事日增，尤其是像菲力普四世這樣愛旅行、朝聖和戰爭的國王，使跟隨國王行動的那些機構從其龐大的家庭成員中分離出來而成為常設的行政機構。檔案材料的保管有專門的官員，財政官員也出現了，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外國人在國王的宮廷出現了。既能持刀舞劍又懂法律的騎士、大量的民法專家也出現在國王的宮廷，由他們豐富的羅馬法知識為國王服務。法國中央政府制度發展最為明顯的一個特徵是王室代理人"貝利斯（Baillis）"的出現。代理人為國王的代表。當時因為國王常常要到東方參加十字軍或者到各地打仗，故將王室事務委託給一些重要人物，他們或是國王的親屬或是親信。他們有解釋王國事務之權力，他們的職位不能任意罷免，除非證明他們犯下滔天大罪。他們代王在國內各地行使各種權力，尤其是司法審判權。他們將審判情形做下記錄，並呈之於國王。這一機構雖是臨時的，卻也反映國家行政制度的發展。

地方行政機構的發展以英國為先。早在盎格魯薩克森時期，英國就有郡、百戶區、村之類的行政區劃。諾曼征服之後，三級行政管理系統仍然得以保留。郡的長官為郡長；早期雖曾有郡長封建化的傾向，但在英國諸王的努力下，對其有很大的遏制。1170年亨利二世曾把幾乎全部的郡長及其下屬撤職，然後組織人員調查郡長是否有侵吞國王應得收入及榨取錢財等其他惡行。這就奠定了郡長一職成為國家公職的基礎，避免了封建化的命運。郡長的職責包括行政、司法、軍事等，相當廣泛。郡下面是百戶區，郡的百戶區的大小及數目不一，有大至60多個百戶區的郡，也有小至6個百戶區的郡。雖然有不少百戶區賜給個人，由私人掌握，但國王對它們的控制仍然很緊。一般百戶區由郡長派管家管理，負責執行郡長所發布的各項行政財政指令，主持百戶區法庭。最基本的行政單位是村，它是一種組織共同體。它實際上是古代農村公社的變形，它履行著國家的一些行政管理職能，如維持治安、抓捕盜賊及其他罪犯、出席郡長及百戶區法庭和郡法庭，還要分擔各種罰金及財政負擔等。因此，英國地方行政管理相當發達，盡管人們對是否有村一級行政單位尚有疑問，但近來的研究證明它是存在的。

比較於英國，法國沒有明確而清晰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統。早期法國地方管理的代表是相當於郡長的伯爵，但這一職務已經完全封建化，他們成為地方上的封建主，是私法意義上的統治者，而非公共權威的執行者。但法國也在發展地方行政管理系統。這種嘗試首先出現於王室領地。11、12世紀一種被稱為"普雷沃（Prevots）"的人物出現在王室領地上代王行使權力，從稅收到司法都管。但是他們的職位及其作為報酬的采邑被世襲化了，所以難以稱其為純粹意義上的國家行政管理官員。"貝利斯"作為國王的代理人出現，他們起先有盎格魯諾曼人的巡迴法官的某些職能，與英國郡長相類似，能夠在許多事務上代表國王，他接受國王的指導．監督國王的財務並向國王報告工作，可審理國王中央王室法庭的訴訟。並且他們的職位由巡迴變為固定，每一位代理人都有固定的管區，在此管區他為王室施政且是一名法官。而普雷沃則漸漸變成了貝利斯的下屬。他們繼續負責地方事務的管理，執行國王的命令。他們由當地那些謹慎守法和受人尊敬的人士擔任，在地方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英法兩國的情況可以看出西歐國家行政制度發展的大概輪廓和主要特點。

第一，王室官員逐漸分離發展為國家官員，國家行政機構增加，與之相適應的是大量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員進入國家機構，成為國家行政官員。他們在從司法到財政的諸多事務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國家的職能越來越明顯，國家處理一應事務也就相應增加，司法審判在增加，頒布發行的令狀在增加，徵收稅款也在增加。這些官員大都出身於中下階層，但在當時興起的大學中接受過教育，尤其是法律方面的教育。這些人在政府中的存在及大量增加事實上已經改變了國家政府的形象與職能。受他們的影響，從中央到地方都有相當多的王室及政府的支持者。他們不是政府官員，但在幫助政府履行其職能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如英國各種法庭上的陪審員，他們成了國家行政事務事實上的幫助處理者，是行政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法國在許多時候的征稅工作若少了那些估稅人的幫助是難以完成的。成千上萬的人進入幫助政府徵收稅款的列，如1314年徵收一項騎士協助金，僅在巴黎近郊就有322名征稅人。這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當時西歐各國行政制度發展的普及狀況。

第二，行政制度的發展不僅是一個與封建世俗勢力爭奪權力及利益的過程，也是一個與教會勢力爭奪權力與利益的過程。前者可稱為封建私法權力的"公法化"，後者則可稱為政治力量的世俗化。教會是西歐各國不容忽視的政治實體，它在各國從中央到地方的事務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從12世紀開始，西歐各國王權不斷削弱和限制教會的力量。這種斗爭的直接後果是教會只能在其有限的范圍內行使權力。中央政府與教會做斗爭的重要武器是那些來自下層的地方世俗小官員，他們到地方上代理國王行使權力，干預教會事務，限制教會權力，使王權大伸。以至像圖盧茲大主教那樣的封建主必須尋求皇家樞密院的干預來保護其教會的基本權利。不僅如此，人們對世俗政府的觀念已經有了改變，人們選擇國王的政府而不是教會作為服役的對象，更有甚者，許多宗教人士也來到國王的世俗政府，而將其教會的義務拋諸腦後。

第三，雖然國家行政制度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顯然不能對此誇大。此時的行政制度表現出相當模糊、不定型、臨時以及重疊、職責不分等較為原始的特徵。它表明中央政府機構仍然沒有完全從王室家庭中分離出來。地方行政系統則即使在英國也沒有上通下達的管理制度。英國的郡長之於其下的百戶區或村，沒有如中國那樣明確而直接的統轄權力。管理在更多的時候仍然靠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個人能力的表現，王權的發展也因此受到限制。

古代羅馬的政治制度P17
1. S平民與貴族的矛盾集中在三個問題上：即土地問題、債務問題、平民向貴族爭取政治權利問題。其中心內容是土地問題
2. S古羅馬王政時代政治制度的內容;它是氏族制度向國家的過渡時期,其特徵是軍事民主制;主要內容有:1.庫里亞大會即羅馬的人民大會;2.元老院即長老院(相當於庫里亞大會的預決機構);3.王或勒克斯(軍事首長,身兼最高祭司和審理某些案件的審判長);
3. S古羅馬共和時代政治制度的內容;它打破了由氏族貴族壟斷政治的局面,是以大土地佔有制為基礎的新老貴族聯訣執政,全體羅馬公民有限參與的寡頭民主制;其內容有:1.人民大會(兩種形式:森杜里亞大會即百人隊大會;以及特裡布大會即平民大會);2.元老院:處於權力的中心地位;3.行政官吏:執政官(兩人組成,擁有軍事權和民政權),獨裁官(國家緊急狀態下元老院任命的特殊官職,有最高的軍事權和民政權),行政長官(訴訟方面的最高長官),監察官,保民官,
4. S古羅馬帝國時代政治制度的內容;實行的是軍事獨裁統治.先後採取了三種體制: ⑴元首體制（奧古斯都體制），他只用元首，保民官和軍事長官的稱號，實際上凌駕於元老院、一切官員和全體人民之上⑵四帝共治體制，戴克里先把帝國劃分四個部分，由四個統治者治理，兩名為奧古斯都，兩名為凱撒⑶君士坦丁體制，他廢除四帝共治體制，從而成為羅馬世界唯一的統治者，是徹底的君主專制政體
5. S古羅馬帝國軍事獨裁統治元首體制的含義;即奧古斯都體制,奧古斯都保留共和制的形式,人民大會,元老院,執政官,監察官,保民官等機構仍然存在,他本人通過共和制的合法程序當選為元老院的首席元老,人民大會的首席公民,並被任命為終身執政官(兼監察官),終身保民官,行政長官和軍事長官稱號;實際上是凌駕與元老院,一切官員和全體人民之上.同時還建立了一套與共和制政權並存的元首制新機構:元首的督辦員,元首的御前會議,元首的內務府.帝國的實質在於行省.
6. S古羅馬帝國軍事獨裁統治四帝共治體制的含義;宮廷衛隊首領戴克里先由軍隊擁立為帝從此君主取代元首成為帝國君王的稱號,羅馬進入正式的君主制統治時代.他把羅馬分為4個部分由4個統治者治理,2名為奧古斯都,兩名為凱撒,他掌握帝國的最高權力.在四帝共治體制下,元老院的權力被剝奪,所有與共和制相關的職位均成了榮譽稱號,全部權力集中在君主和以君主為首的官僚機構中.
7. S古羅馬帝國軍事獨裁統治君士坦丁體制的含義; 君士坦丁廢除了四帝共治制,從而成為羅馬世界唯一的統治者,所有高級軍政官員完全由皇帝指派,皇帝的意志成為唯一的法律,皇帝本身也已神話. 君士坦丁體制是徹底的君主專制政體.
8. L古羅馬氏族社會解體向城邦過渡的必然性;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某些氏族逐漸變成氏族貴族,並掌握權力,而平民無權分得公地且無權參加庫里亞大會和擔任公職,卻要納稅和服兵役,這種只盡義務不享有權力的地位引起平民和貴族間的斗爭.隨著平民的人數超過貴族,且在經濟和軍事上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對於政治上受排擠受擺布和受歧視的地位越來越不能忍受,他們要求形成中的羅馬城邦國家按照財產的多寡而不是按照氏族門第來確定管轄下的居民的權力和義務.此外,氏族制度也越來越表現出它不適應羅馬統治和擴張的性格.導致了羅馬第六王塞維.圖里烏的改革,並且打亂了氏族血緣關系.
9. L古羅馬政治制度發展的三個階段; 經歷了王政時代、羅馬共和國時代、羅馬帝國時代
10. Y古羅馬政治制度對現代西方國家共和政體的影響和意義:⑴古羅馬政治制度第一次以共和國概念替代城邦概念，是國家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⑵古羅馬共和政體被認為是一種混合政體⑶羅馬法是古代世界各國法律中內容最豐富，體系最完備，對資本主義法權概念的發展影響最大的法律，是羅馬人留給人類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11. B帝國時代軍事獨裁製的社會根源:⑴土地私有制運動造成的貧貧富極化趨勢愈演愈烈，一方面導致貴族和富有者進一步壟斷政權，另一方面削弱了平民參政的經濟基礎⑵羅馬的對外擴張形成了一支強大的軍隊，股役的軍人本是各等級的產者和自耕農。馬略改革把徵兵制改為募兵制，形成了職業軍隊⑶共和國晚斯不斷發生的奴隸起義沉重打擊了貴族勢力動搖了貴族寡頭的統治。羅馬在這種緊急狀態下，不得不任命軍事統帥為獨裁者

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君主制
1. S封建君主制的含義: 是對5-17世紀中葉西歐封建國家的主要的政治形態的一種統稱。它是西歐封建社會的產物.它先後出現過封建割據君主制,等級君子制和專制君主制三種形式.
2. B封建領主佔有制:是西歐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間里,居支配地位的土地佔有形式.即土地由享有特權的大地主佔有者佔有.
3. S封建割據君主制的含義;它出現於9-13世紀,是封建君主制的一種早期形態.不同等級的領主統治,大領主的勢力日益擴大,他們與小領主在契約的基礎尚結成封主與附庸的關系,割據一方以對抗國王.大領主在自己的領地內享有的行政,司法,經濟與政治權力不受國王的干預,大領主只是按照封建契約規定的義務服從國王.國王與大領主之間的鬆弛的主從關系是封建割據君主制的核心.
4. S等級君子制的含義; 即議會君主制,是封建割據君主制與專制君主制之間的過渡形態.設立等級代表機構,由確定的等級選派代表組成. 法國的等級代表機構稱作三級會議，即貴族、僧侶和市民三個等級的代表機構,英國是國王,騎士和市民.
5. S專制君主制的含義;是封建君主制的最高和最後形式,國家的最高權力全部集中在君主一個人之手,君主的權力伸展到全國各地,成為一國之君. 專制君主制的特點:一是等級會議對王權的牽製作用喪失；二是君主建立起直接對國王負責的官僚機構；三是確立了君主至高無上的地位
6. S分封采邑制的含義;
7. B墨洛溫王朝的土地分封采邑制及特點:法蘭克王朝的宮相查理馬特，對統治階級內部的土地佔有關系進行改革，實行新的封建土地佔有形象即分封采邑制。采邑是連同居住其上的農民一起分封的，農民過去對國家履行的賦役，現在全部轉移到采邑主手裡。特點：國王是全國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他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給教俗大封建主－＞公爵、伯爵和大主教及修道院長；大封建主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餘的分封給中等封建主－＞男爵和子爵；中等封建主也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餘的分封給小封建主－＞騎士.
8. 中世紀歐洲封建領主土地分封制的結果：在各個封建領地內，政治統治權力與土地所有權實現高度合一，而整個國家層面上，王權或國家權力則極為分散。第一在這種政治結構中，沒有一個人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第二這使封建領地不僅成為一個經濟實體，而且成為一個政治實體
9. S領主和附庸臣屬關系的含義: 采邑制建立了以土地關系為紐帶的領主與附庸之間的臣屬關系.各個等級依照一定的契約關系享有較大的獨立性.
10. L歐洲封建君主制形成過程中教權與王權的關系及其作用; 從封建領主制到封建君主制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在這一個過程中,封建主始終面臨著基督教會的強大的政治壓力,基督教會憑借上帝的權威威懾和索取封建王權的合作,而王權在與教會合作的同時也依持從封建經濟中積累起來的種種優勢試圖抵禦教權對世俗領域的侵奪.這種教權和王權既合作又抗衡的政治互動是推動封建君主制形成的重要原因.
11. B歐洲封建君主制形成過程中教權與王權的沖突:教權與王權的沖突的焦點主要集中在王權的來源上，即世俗君主的權力是誰授予的。教權至上論認為教會把治理國家的權力委託君主，而把管理精神事務的權力留予自己；君權神授論認為無論是教皇還是國王的權力都來自上帝，在上帝面前，教權和王權都是平等的。主教授職權之爭是教權與王權沖突的一個重要事件，它的中心內容是關於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等職務是由皇帝任命還是由教皇任命
12. L封建君主制的歷史演變過程:p37先後出現過封建割據君主制,等級君子制和專制君主制三種形式. 封建割據君主制是封建君主制的一種早期形態、等級君主制是封建割據君子制與專制群主制之間的過渡形態、專制君主制是封建群主制的最高和最後形式

㈧ 根據中世紀教會法的規定基於什麼理由可以實現司法分居

教會法的基本制度
確立了「一夫一妻」和「永不離異」的原則。
教會法允許以通姦，背教或嚴重的殘酷行為為理由的司法分居，但近代意義上的離婚則不允許。但是未實現的婚姻可以通過一方當事人成為神職人員得到解除，另外也可以在任何情況下由教皇解除。此外，特定情形下，一方當事人皈依基督教可以與仍為異教徒的配偶離婚。

㈨ 歐洲中世紀真的存在比武審判嗎

決斗式審判（Trial by battle），又稱司法決斗（judicial el），是指以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肉體搏鬥的結果來判定勝負解決糾紛的審判方式。學者們普遍認為，司法決斗是在中世紀早期北歐所盛行的一種裁判方法，它在英國的生根發芽則應歸功於1066年的諾曼征服，諾曼人在佔領了英格蘭後，也將歐洲大陸的決斗式審判帶入了英格蘭。 決斗式刑事審判的啟動程序為：一位私人控訴人指控另一人實施了犯罪行為，陳述涉嫌犯罪的事實，並聲稱要「以其血肉之軀為證」（prove by his body）來證實他的指控；受指控人否認控訴事實，並同樣聲稱要「以其血肉之軀為證」來表明自己的清白。
如果法官認為該案件適宜於採用司法決斗，他就會確定決斗的具體時間和地點。當所有事項准備就緒之後，決斗者就會步入決斗場並站立於場地的兩側。然後，雙方將走向前場並對神宣誓他是為正義而戰。宣誓完畢後，雙方分開，決斗開始。普通民眾則把觀看當事人之間的司法決斗當成一種難得的娛樂方式，緊張刺激的格鬥場面和懸而未決的格鬥結果使司法決斗堪稱一出無與倫比的「戲劇」。 在當時的歐洲大陸，貴族們通常手握長矛盾牌、身披堅實盔甲、腳踏寶馬良駒而戰；而在英格蘭，典型的決斗場面是手握棍棒徒步而戰。決斗從黎明時分開始，直到一方決斗者被殺死或高呼「我是懦夫」並承認失敗而告終。如果決斗一直持續到星斗閃耀之時仍然不見分曉，法官將宣布被告人獲勝。在刑事案件中，如果敗者沒有戰死，可能被執行絞刑。 英國學者布拉克頓曾經指出，門牙在決斗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常備性武器，掉了門牙的人通常被視為沒有決斗能力者。納爾遜在《司法決斗》一書中記載，在1456年溫切斯特的一場決斗中，當時一方當事人「用牙齒咬對方的鼻子」，從而贏得了戰斗。

㈩ 世界上第一個探討司法問題的思想家是誰

世界上第一個探討司法問題的思想家是（格老秀斯）。
擴展：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蘭人，14歲入大學，攻讀數學、哲學和法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7歲任律師，20歲任荷蘭律師公會主席。他的研究范圍相當廣泛，涉及法學、政治學、文學、語言學、史學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學方面。他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其名著《戰爭與和平的權利》（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礎自然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
格老秀斯在法學上有兩個重要地位：
第一，開創了國際公法學，被人們譽為「國際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國際法領域中提出了一系列較為完整的原則，這些原則對國家關系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後來國際法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中第一個比較系統地論述理性自然法理論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思想家自然主義自然法理論的精華，揚棄和擺脫了中世紀神學主義自然法的桎梏，開創了近代理性自然法（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學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學化，同時，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幾何學的實證方法引入法學研究，推導出一系列相關的命題。
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