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調整對象論文

A.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法律的完善日益體現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於2017年法律本科 畢業 論文 範文 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篇1
論法學 教育 的困境與改革

一、中國法學教育的發展現狀

中國法學教育源遠流長，據歷史記載，中國最早的法學教育起源於春秋。近代意義上的法學教育始於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所法學教育專門機構——直隸法政學堂。從1952年開始“司法改革”運動，各大學原先設置的法律系撤銷或合並，這一過程被稱“院系調整”。從“院系調整”之後，“政法教育”代替了傳統意義上的法學教育，大學法學系的任務是培養從事政法理論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機構與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進入司法系統，造成了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體制化。這種體制化一方面導致了法學教育主要局限於高等院校內部法學學科體系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職業未能走上職業化的發展軌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眾化的傾向，至今還深深影響著我國的法學教育改革和發展。

改革開放後，法學教育開始復甦，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實施“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極大地促進了法學教育的發展。短短的30年，法學教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1977年恢復招生時，全國只有3所法學院系，100多個大學法學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學專業學生76萬人，其中碩士生8萬人，博士生1萬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學教育為主體的、成人高等法學教育和中等法律職業教育為補充的法律教育體制，建立了包括法學學士、碩士、博士和法律碩士在內的較為完善的學位制度。但是，應當看到在我國法學教育繁榮發展的同時，其背後隱藏的深層次問題。

二、中國法學教育的困境

(一)從社會層面上看法學教育問題

我國的法學教育發展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法律職業與法學教育分離是20世紀50年代法律革命的產物。時至今日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體制，中國的法學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法學人才培養的多元化和層次化，造成了國家教育管理的混亂和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

當年大量農民、工人和轉業軍人經過簡單的培訓進入司法機關，對他們的大規模在職教育催生了法學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多元化和層次化，這一法學教育體制一直延續至今。目前，我國的法學教育從教育層次上有中專、大專、本科、雙學位、研究生教育;從教育 渠道 上有正規普通高校法學教育，有法律函授、廣播電大、夜大等非正規法學教育;從法學教育的招生類別來看，我國法學本科教育有公費生、自費生和委託培養生，法學研究生教育也分計劃內招生和計劃外招生等。這些導致法學教育培養目標和人才標准口徑不一，同時沖擊了正規法學教育，影響了教育質量。

2.盲目擴大招生規模造成教學質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壓力。

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各類教育機構不顧自身的辦學條件，在師資、圖書資料等教育設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招生，導致法學人才培養質量難以保證，現在的法學專業畢業生普遍存在法學基礎不牢、實踐能力差、法律思維能力低等問題。這樣的畢業生無法處理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日益復雜、新型的社會關系，不能滿足時代發展的需要。

3.司法考試制度給我國法學教育帶來了機遇與挑戰，處理不好會影響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在我國，不僅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資格之間是分離的，就是法律職業各個行業本身也是相互獨立的，我國最早有律師資格考試作為律師的准入條件。法院和檢察院從20個世紀80年代末起也開始在系統內部進行相應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檢察官資格考試。但是難度要小於律師資格考試，很大一部分轉業幹部或復轉軍人並不需要參加此類考試便可以直接當上相應級別的法官或檢察官。鑒於此，從2002年開始，國家推行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作為取得法律執業資格的條件，這就為我國法律職業精英化、同質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現行司法考試制度並不完善，其中主要體現在沒有將法學專業作為唯一的報名專業資格，這與西 方法 治發達國家的法律職業准入做法不同，與其他行業(如醫學)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國法律職業精英化、同質化面臨挑戰和不確定性。

(二)從法學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國法學教育的不足

法學教育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才，涉及法學教育培養目標和如何培養兩個基本問題，即培養什麼樣的人才和培養模式。法治發達的西方國家將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為培養“精英型”法律人才，綜合理論素質、實際職業技能以及職業道德水平都達到了一定高度。而從我國法學教育的發展來看，原有的人才培養目標和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法治社會對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學教育出現了許多問題。

1.教學內容上，我國的課程設置不合理。開設的課程主要是以部門法學科的劃分或國家頒布的主要法律為主，重在講授原理和條文，忽視對原理、條文背後所蘊涵的價值取向、社會觀念的講解;培養和訓練學生實際操作能力的課程很少;忽視對學生法律職業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論，輕實踐。教師在課堂上過多地講授理論知識，課堂討論、案例分析教學、啟發式教育等 教學方法 運用過少。這種教學方式很難調動起學生學習積極性，不利於學生法律思維的訓練和培養。同時，很多學校的教學資源嚴重不足，沒有先進的技術設備，多媒體、模擬法庭、實習場所等硬體設施都不到位，嚴重影響教學效果。

3.師資水平上，我國的教師來源單一。大多數教師都是法學院高學歷的應屆畢業生，他們沒有任何法律職業實務 經驗 ，這樣的教師教學只能是理論的思辨，無法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技能。同時，學校重科研、輕教學的情況嚴重，許多教師為了評職稱，關注學術研究，忽視教學工作，這也不利於高素質法學人才的培養。

三、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

面對如此眾多的問題，中國法學教育的改革應該向什麼方向發展，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法律人才，怎樣解決中國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分離的問題，怎樣培養出適合社會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現實問題擺在我們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確法學教育培養模式

法學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必須定位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上，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民主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國際經濟、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趨頻繁，各種復雜、新型的社會關系不斷出現，社會對法學人才的法律認知、法律職業的 思維方式 和處理法律事務的綜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識教育的培養模式已不適應社會對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須更新教育理念，以培養應用型、復合型的法律人才為目標。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使學生掌握深厚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廣泛的科學人文知識;具備嚴密的法律 邏輯思維 能力和突出的語言表達能力;同時注重對學生職業道德的教育、職業技能訓練以及創新能力的培養。

(二)規范辦學層次，優化教育結構，改善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的狀況

1.取消法學專科教育和非正規法學教育。

我國目前法學人才培養分為三類：專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從各國法學教育來看，法學專業的最低層次是法學本科，這是法學專業的學科性質決定的。我國法學專科教育起點過低，容易造成法學人才素質低下，因此應當取消法學專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為主的法學教育層次體系，本科階段以培養從事司法實務的實踐型人才為主，研究生階段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主。

2.規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學教育，優化法學教育結構。

應當明確規定普通高等學校是法學學歷教育的唯一合法主體，禁止司法系統和行政系統興辦的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行政學院、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公安院校、司法學校、培訓中心以及各種廣播電視大學、夜大等各種非普通高校開辦法學學歷教育，將這些學校的法律教育定位為法律職業培訓教育或者法學繼續教育。

3.完善司法考試制度，改善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分離的狀況。

施行司法考試制度有利於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立，對我國的法學教育發展大有裨益，能夠提升法學教育的學歷層次;促使學校改進教學，提高教學質量。要真正實現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同一性必須完善司法考試制度，確定法學本科是報考司法考試的唯一準入資格。

(三)改革人才培養方式，提高法學教育的教學質量

1.完善法學教育內容，培養應用型、復合型人才。

除了法學專業的專業主幹課程和基本課程外，應該開設交叉學科，如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開拓學生的視野;為適應中國和世界接軌的要求，應努力培養熟悉WTO規則、國際條約和其主要成員國相關法律的法學人才。我國法學教育最大的問題是與法律職業相分離，法學人才實踐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課，包括司法文書寫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寫作技巧、實用偵破技術、司法口才技能(如詢問技術、辯護的技術等)。

2.轉變教學方式，重點培養法科學生的司法實踐技能。

首先，淡化理論的講授，採用實踐性教學方法，如案例教學法、診所法律教學法、模擬法庭教學法、法庭旁聽等，讓學生身臨其境地學習、體會法律職業者的工作，學會用法律職業者的法學思維去思考和解決問題。其次，加大對法學教育的基礎性投入，引進先進的科技設備和技術手段，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和互聯網開展教學，實現教學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學教育實習基地，強化與法律職業團體的聯系，讓學生參與到法律實踐中去。

3.加強師資隊伍建設，落實法學教育培養目標。

法學教師是培養法學人才的關鍵，教師的素質直接影響到法學人才的培養。現階段，我國的高校法學教師法律職業水平不高，因此，大學法學教師，特別是講授實務性非常強的課程的教師要定期參與相關法律實務部門的工作或參與辦理案件。同時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選任教師，聘請法律實際工作部門的優秀人才來校兼職客座教授，彌補高校教師實踐能力的不足。高素質師資隊伍的構建還有賴於提高教師的待遇，鼓勵教師探索教學改革和實踐，而不是僅僅將科研成果作為評價教師水平的決定性指標。

我國現代法學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歷史進程上看，還屬於剛剛起步的探索階段，存在問題在所難免。雖然法學教育的改革千頭萬緒、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們立足國情，對未來法學教育的發展有科學的判斷和穩步推進改革的具體方案，實現法學教育現代化將指日可待。
2017年法律本科畢業論文範文篇2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

摘要：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的實質是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之間的範式對話，環境法與民法二者之間在內容上存在著很大的沖突，其原因在於民法所採取的是個人主義範式理論，而環境法所採取的是整體主義範式理論，因此二者之間自然就會存在著差異性。由於當前環境問題的突出，致使法學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此實現法學與民法學的對話尤為重要，與此同時環境法學與民法學自身的範式危機也是構成當前實現二者對話必要性的深層因素。基於此，本文首先闡述了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產生的動因，然後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進行了分析，在此基礎上研究了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目的與功能，再次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內容與現狀進行了探討，最後為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與重構提出對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整合與重構二者之路。

關鍵詞：環境法學;民法學;範式整合;個人主義範式;整體主義範式

前言：當前，環境法與民法之間的互動性成為了法學研究界所關注的一大焦點，民法學關注此問題的原因在於當前“綠色”民法典的呼聲日益高漲，而環境法關注這一問題的原因在於當前很多關於環境法的基本問題都與此研究相關，而關於存在爭議性強的問題通過法學的分析，也會歸結到這一互動研究上。盡管當前關於此議題的探究已經上升到理論層次，但是還是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層意義，從而為二者之間的對話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框架，並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在范圍上分界線的確定奠定基礎。

一、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產生的動因

(一)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

當前，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相關學術界一直為探索解決途徑而努力，加上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面對日益復雜的環境問題，促使跨學術研究更加的活躍。因此，基於社會這股強大的政治氛圍與理論氛圍，環境法與民法之間對話得以實現。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瀾

隨著民法典立法進程的推進，民法學界為了進一步捋清環境問題對民法學的影響，因而需要與環境法學之間建立對話，以順應對民法典立法這一項重任所帶來的挑戰。在民法的立法中，關於物權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資源方面的立法問題，關於侵權行為的相關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環境侵權救濟的問題，因此，民法必然會尋求與環境法實現對話的途徑。

(三)環境法學探索者的推波助瀾

針對當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決途徑成為環境法學者當前所面臨的一大挑戰，而民法中的相關內容正符合了環境法學者的需求，因而構建二者之間的對話，也成為了環境法學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環境法以解決環境問題為先導，因而突破傳統的束縛，實現跨專業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諸多部門法於一身的法學理論“儲備庫”，順利成章的成為環境法學者尋求溝通的對象。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一)環境法與民法對話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屬中國的法律系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共存於中國現行的法律體系內，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於中國法律體系的構成，其立法的本質屬性、目的以及意義等在大體上所呈現出的共性特徵，因此，環境法學與民法學之間是以共性為基礎的，因此，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的對話，只是基於學科設置不同而進行的分領域研究。

2.二者的歷史淵源

二者的歷史淵源表現在環境問題最開始的解決途徑：在我國尚未出台環境法時，關於環境的相關法律問題都是通過民法來解決的。因此，從根本上講，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有著內在的關系，從某種層面上講，環境法學是民法學的繼承者與進化者。而這種關聯性就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實現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也存在著沖突，其區別與獨特屬性使其構成了不同的法律學科，這在當前的法學研究學科的劃分中也已經給予判定。因此，在環境法學與民法學探討共同理論問題時，需要給予明確的界分。

3.二者之間的沖突的實質是選擇

針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之間的沖突問題，其根源並不屬於正確與否的判定，而僅僅是在二者中的選擇問題。構建二者之間的對話的根本在於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決當前社會環境問題所帶來的困難與挑戰，從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環境問題。因此，在解決問題時所面對的是民法與環境法，解決時所面臨的是選擇誰的問題，是到底以何種法律手段來確定解決問題方案的抉擇。

(二)環境法與民法對話的必要性

二者實現對話的必要性總體來講是為了更好的應對當前“挑戰與危機”，其挑戰是來自當前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形勢，而其危機則是來自於民法學危機與環境法學危機。對於其所應對的挑戰是實現二者對話的根本動因，而關於二者所存在的危機的本質為理論研究範式危機。

1.理論範式概念

所謂的範式指的是：由從事某一特定學科研的學者們在這一領域內所達成的共識以及基本觀點，是一個學科的共同體在研究准則、概念體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約定[1]。當前，在國內學術界對於範式的應用非常廣泛，因而其內涵已經遠遠的超出最初庫恩所賦予的定義，具體來講，當前範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個學術共同體時，學者們所構建的共有知識假設、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價值標准，還包括了人們理解世界的知識體系。

2.環境法學範式危機

理論範式概念的誕生來衡量我國法學理論學科，能夠充分的反映出當前其尚未建立屬於自身的理論研究範式，這就證明了環境法學範式危機的存在。之所以說當前中國環境法學尚未構建自身的理論研究模式，可從以下實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調整論”在環境法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對整個中國的法學界的影響也非常大。此理論的提出就充分的證明了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形成理論範式體系。但是，並不能因為中國環境法學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論範式，就片面的認為中國的環境法學就是弱勢學科，事實上，範式危機存在於當前中國各法律學科中。 3.民法學範式危機

中國的民法是繼承於大陸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陸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個人主觀觀念為基礎建立的，在20世紀的私法公法化的呼聲中，此觀念的危機凸顯，因而，民法由此開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過程中又不斷的承受著來自各新法律部門的挑戰，進而危機四伏。中國民法在繼承大陸民法制度的同時，也相應的繼承成了大陸民法的理論體系，而這種民法法律體系的繼承，使其陷入被動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論範式來恆定我國的民法學，在當今的改革階段，顯然其所承擔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遠。但是，不能因為當前我國的民法體系的不規范，就認為其要將其作為全部任務與使命，全身心的致力於此，這並不屬於我國民法學的主要任務。因此，作為我國法律全局性的範式危機，只能說明我國的法律還過於“年輕”，只要一定的時間其必將能夠茁壯成長。

4.範式的整合

實踐作為理論存在的根本，是理論得以存在與發展的根本動力因素。因此，不管對範式危機承認與否，都應該使理論還原於實踐，通過實踐來驗證，並通過實踐來使其“羽翼豐滿”，只有直接的應對社會真實問題的挑戰，才能促使理論體系的日趨成熟。環境問題當前就是社會中的一大問題與挑戰，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存在才成就了環境法學的誕生，而同樣是因為環境問題的日趨加劇，致使法學“綠化革命”的出現，這就充分的顯現出傳統的範式理論無法滿足當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論範式正在發展過程中。因此，構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是理論打破重重危機並構建全新範式理論的最好方式。實現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使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的觀念、立場等問題進行明確的界定，從而實現二者理論重構的目標，也就是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與重構。

三、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與功能

(一)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目的在於：使二者能夠明確界定自身的觀念、價值等，從而實現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各自的理論範式的整合與重構。

(二)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功能

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功能為：拓展雙方的視野、轉換雙方當前的傳統思維模式、更新雙方的方法、實現各自價值的重構。在二者對話的過程中，各自將原有秉持己見的思想意識進行轉變，從而更新自身甚是問題的立場與角度，協調二者之間的對話，進而以對話互動的形式來促進各自的發展與完善。也就是在對話中，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實現了換位思考，通過轉變自身原有思維來實現對原有未知問題的發現與解決，從而也就形成了環境問題上的理論範式重構。此外，在實現對話的過程中，能夠有效的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各自觀念、立場以及價值等的重新認識與界定，從而在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過程中，也就實現了對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

四、環境法學與民法學對話的內容與現狀

(一)環境法學――以民法力量實現對環境問題的解決

環境法的形成與發展的理論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環境法學中，其所用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法律依據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對環境法的重要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當環境法面臨著某些環境難題時，以環境法的思維方式很難尋找到解決的途徑，而轉換到民法上，很多時候會“另有一番天地”，這就是民法學對環境學的影響。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政府強調自身的主導作用，因此，促使環境法也具備了相應的行政法特點，因此，其在表現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規定或者強制性的規范為主，從而使自身局限於其中，因此，“行政主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立法模式成為當前中國乃至全世界環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聲。而其中關於引進市場機制的觀念，就是在環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將民法的思維理念引入，以藉助民法學的個人主義理論來實現環境法學理論範式的重構。

(二)民法學――環境問題給民法以及民法學理論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環境問題給民法學所帶來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其理論上的個人主義，而在民法典制制定過程中，“綠色民法典”的呼聲致使此挑戰也成為了民法發展的機遇。因此，當前加強二者之間的對話，能夠推進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學理論構建的進程。當前，民法學理論已經踏上了重構之路，只是尚需時間來實現深入研究與匯總。比如民法中關於物權法與合同法的理論：當前，在民法中關於物權法領域，如何實現物權法理論的生態化，成為了當前民法學者所關注的焦點。由於物權的社會化，致使將公法的支配與公法的義務融於物權概念中，從而展現了當前物權對社會群體利益的充分重視。因而，如果以此為思維意識出發點，就有學者提出了將環境保護融於物權理論中，從而構建生態物權;也有學者在研究農林牧副漁權的基礎上，提出准物權理論的構建思想。在合同法領域中，同樣存在著將合同法生態化的思想理論，即所謂的“環境合同”。

五、實現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範式整合的途徑――公序良俗原則

“公序良俗原則”在當前民法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於修正並限制“私法自治原則”。當前關於公共安全秩序原則，相關學者對其進行了 總結 ，大致分為十種，其中關於“危害國家工序的行為”的原則需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概念解釋。事實上，這一原則的實質便是個人主義理論範式接受整體主義範式觀念修正的鏈接，因此，環境法與民法的關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則中得以體現。為了更好的適應當前的發展形勢，民法學理論也自覺的承擔起社會化、生態化的重任，結合自身理論框架的實際，最大程度的來實現對社會化與生態化的理論實踐。

而當社會化與生態化在民法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會出現民法無法再調整現象，因此，這也是環境法學產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於以上原因，環境法等法學理論從誕生起便以社會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強調對社會的公益性。基於此，民法與此類“社會法”之間不但在理論上、還在實際規范性上存在許多必然的關聯性，而且其在調整的過程中在內容上也呈現出一定的承接關系，也正是基於這一意義，民法學者梅格庫斯提出了經濟法、勞動法與傳統的商法等是一樣的，都是“特別司法”。先忽視此種斷論的正確與否，其觀點已經表明了所謂的“社會法”―環境法，在內容的調整上與民法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與承接關系。事實上，將“公序良俗原則”作為民法與“社會法”的內容調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將其視為當前法律體系的一種新的思路。

六、總結

綜上所述，本文基於民法學與環境法學的整合進行了研究研究探討，從而為二者之間的對話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框架，並為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範式整合在范圍上分界線的確定奠定基礎。通過對民法學與環境法學對話的產生動因、可行性與必要性、目的與功能、內容與現狀的探討，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整合與重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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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B. 論文關鍵詞：經濟法 民法 商法 行政法

對經濟法與民法、商法、行政法之間關系的認識不能絕對化。其間的聯系與區別按照民法、商法、經濟法、行政法的排列順序,從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屬性不斷減弱,公法屬性不斷增長。其中,以社會法為紐帶,私法屬性與公法屬性的消長變化,說明法律對於社會關系的調整,分別有自身的任務和功能,並呈現出相繼聯結的內在聯系。 一、法律部門劃分的一般理論 經濟法與相關法律的關系，肖先涉及到法律部門的劃分問題，其次是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與其他相關法律部門的聯系和區別。 劃分法律部門的意義，在於力求准確地制訂、解釋、適用法律，以恰當地調整現實社會中越來越復雜的各種關系。法律從旱期的「諸法合體」狀態到今人「各法分離」格局，既說明了人類社會關系的客觀多元性，也反映了人對所生存環境的認識能力不斷強化。法律發展的歷史和現實表明，法律部門的高度分化與高度綜合是法律發展的規律;因而在尊重傳統部門法劃分時應當小局限於已有分類。 對法律分類的基本觀念，大體有三種主張:1.主觀論，認為法律劃分是人的主觀假設，諸如「自然法」、「實在法」的劃分;2.客觀論，認為法律劃分是山特定的社會關系的性質和內容決定的，有什麼樣的社會關系就應當有什麼樣的法律;3.主客觀統一論，認為法律的劃分是現實社會的客觀存在和法學家的主觀認識相統一的結果。在主客觀關系方面，主觀主導』一。法律劃分，應當屬於認識論范疇，相對而言，主客觀統一、主觀主導的觀念史符合認識論原理。認識具有相對性，法律的劃分也就具有了相對性 一般認為，部門法劃分的基本標準是法的調整對象。有特定調整對象的法就可以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盡若學界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表述不一，但是經濟法具有特定調整對象——以社會整體性和國家調控性為基木要索的經濟關系——的共識是客觀存在的。無論在法學理論上還是立法機關對於法律的分類上，經濟法都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與經濟法有較為密切聯系的法律部門主要有民法、商法、行政法。 二、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曾經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少於且由立法機關來闡述其關系(參見顧昂然關於《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在實務界，兩者的關系曾經是模糊不清的，以往法院的經濟審判庭審理的多數是民事案件，以至於法院系統將經濟審判庭史名為民事審判庭，讓一些人認為經濟法本存在了。這是誤解。現在看來，經濟法與民法的個性大於共性，它們是具有不同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的兩個獨立法律部門。 (一)經濟法與民法的聯系 經濟法與民法的聯系，主要體現為兩者的調整對象都與經濟關系有關。經濟法調整社會性經濟關系，民法調整個體性經濟關系，即平等主體之間的則產關系。其次表現為兩者都具有相同的法律淵源。 (二)經濟法與民法的區別 經濟法與民法的區別，首先表現為調整對象本同，民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則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經濟法調整社會性經濟關系。所謂社會性經濟關系，是指具有社會影響的經濟關系，包括具有社會性的公平交易秩序建立和運行關系及社會經濟平衡協調持續發展關系。前者主要體現為市場規制關系，表現為公平競爭關系、消費者權益保護關系、女全公平交易關系等;後者主要體現為宏觀調控關系，表現為產業調整關系、則政稅收關系、金融平衡關系、國有資產運營監若關系等，其中包括非平等主體之間的規制、調控、管理關系。其次是主體不同，民法的主體是具有一般法律人格的自然人、法人。經濟法主體是具有一定社會功能屬性的消費者、經營管理者，雖然消費者、經營者,管理者可以表現為自然人、法人，但是畢竟具有了社會功能屬性而小同於自然人、法人的法律地位。第三是調整方法不同，民法的調整方法主要是通過仃意性規范調整意思自治行為，在特殊情況下採取民事制裁方法。經濟法的調整方法是採取強制性規范、注意性規范和倡導性規范相結合以及獎勵與懲罰相結合。第四是內容不同民法的內容主要是關於民事主體、民事行為、民事權利、民事責任的規定，法律表現為物權法、債權法、人身權法、親屬法等。經濟法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公平競爭、弱者保護、市場規制、經濟平衡、宏觀調控的規定，法律表現為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法、價格法、預演算法、則稅法、金融法等。第五是功能不同，民法的功能主要是提供適應市場交易的基本規范以建立微觀一般交易秩序。經濟法的功能是克服市場缺陷建立公平競爭秩序，彌補民法不足。 經濟法與民法的區別是比較明顯的，但是這此區別都是相對的，區別的意義在於理論上有利於部門法建立，實踐上有利於法律的正確適用。 三、經濟法與商法的關系 商法是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商事關系發生在商事話動中，主要包括商事主體關系和商事行為關系。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與商事話動有密切聯系，但是經濟法與商法在發展原因、作用基點、性質理念、內容制度等方而都有較大區別。總體來看，商法與經濟法的的關系是一元交叉關系。 (一)經濟法與商法的區別 從兩者歷史發展階段和原因來看:民法、商法、經濟法相繼出現。對此現象可以認為，商法的產生是對民法一般性調整而不能適應具有風險性的商事話動簡捷、高效、安全、營利要求的揚棄和發展;而經濟法的形成，則是對商法強調商人營利和商行為自由、安全、簡捷的個體傾向而難以避免走向壟斷、妨礙競爭、濫用權利，造成整體不平衡的糾正。也有學者認為，民商關系的法律保護成本增加產生了對經濟法的生成渴求。總之，對經濟話動的法律調整，是由於經濟話動從個體性而社會化、從私益性而公序化、從局部話躍到整體平衡的發展演進過程，而使法律調整旱現多元和完整。所以，商法是經濟話動中的基礎性、前置性法律，經濟法是經濟話動中的平衡性、後續性法律。 從兩者的基點和作用過程來看，商法的基點是確認和保護商人地位和利益，由此出發，而作用於商人(經營者)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過程;經濟法的基點是確認和保護社會經濟利益，因而要反對壟斷，限制不正當競爭，從社會利益出發來平衡與商人利益的關系。商法作用過程是立足個別，兼顧一般;經濟法的作用過程是立足一般，兼顧個別。兩者在結構上正好是互補關系。

C. 求論文。大學生應如何處理戀愛和婚姻中的法律問題

今天，婚戀問題已經與心理問題、就業問題成為當前大學生最為關注的三大熱點問題。大學生戀愛觀、婚姻觀指大學生對婚前戀愛、婚姻生活以及婚戀過程中性愛取向的基本看法，它是大學生對待戀愛和婚姻的內在標准和主觀看法，其不但直接影響個體對配偶的選擇，還會影響個體對未來婚姻、家庭的責任和義務的承擔。一個人戀愛是否和諧、婚姻是否幸福，與其持何種戀愛觀、婚姻觀有直接關系。文化學者胡因夢曾說：「愛是人類最艱難的課題。」大學生怎樣把握心中愛的沖動，學會愛人，懂得愛情，珍惜愛情，學會做一個幸福的人，其中體現著一種進步和對人生的理解。法律啟蒙教育在幫助大學生形成正確的戀愛觀、婚姻觀方面作用如何?為此，筆者對廣州大學已修完「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本科生進行了問卷調查。此次調查共發出問卷690份，回收有效問卷649份，覆蓋2009級、2010級5個學院10個專業的學生。

一、大學生婚戀觀的現狀

1.大學生戀愛具有較強的主體意識。大學生把戀愛看做自己的私事。作為一個有獨立意識和獨立地位的民事主體面對自己的生活，更關注自身的感受。對於「在戀愛過程中，你做好哪些思想准備」(多項選擇)，73％的學生選擇「有準備，不論對方健康或者生病，不論對方有錢或者沒錢都對對方負責」，51％的學生選擇「要准備承擔做父母的責任」。對於「當父母反對你選擇的對象時，你會怎麼辦」，70％的學生選擇「給定一個期限，如果他(她)仍然不能讓父母滿意的話，就和他(她)分手」，20％的學生選擇「與父母爭執，誓死捍衛自己的愛情，甚至不惜與父母翻臉」，10％的學生選擇「父母閱歷豐富，應聽從他們的看法，忍痛割愛」。64％的學生願意選擇「你喜歡的人」；36％的學生選擇「喜歡你的人」。調查結果顯示，當代大學生處理問題並不簡單，他們有獨立的思考，尊重自身感受，具有較強的主體意識。

2.大學生對戀愛的看法較為理智。關於「大學談戀愛的動機」，有72.5％的學生是「出於對美好事物的追求與欣賞，彼此被對方的某些優點所吸引」，有15.9％的學生是「想彌補內心空虛，尋找精神寄託」，有4％的學生是「因為看到大家都有男女朋友，覺得自己單身沒面子」，有1.5％的學生則是「對方追求激烈，自己不好意思拒絕」。對於「大學談戀愛的態度」，42％的學生認為「是一種真摯的感情，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段寶貴經歷，至少應該經歷一次」，有50％的學生覺得應「順其自然，有也好，沒有也不強求」，有3％的學生認為「會影響學業，得不償失」，有2％的學生是「玩玩而已，何必當真」。關於「不求天長地久，但求曾經擁有」的愛情觀的看法，54％的學生選擇了中立，表示不同意的有41％。可見，大學生較為理性，說明戀愛觀內容、原則、理念等教育產生效果，他們選擇戀人更注重內涵，人生觀、價值觀的共通點。

3.大學生婚姻自主，有較強的權利意識。當代大學生作為現代公民具有獨立的人格，尊重自己的意願，重視自身的權利。對於「從2005年9月1日起，在校大學生可以結婚，你是怎樣看待對這一問題的」，7％的學生選擇「反對，會影響學業和今後的發展」，75％的學生選擇「不反對，但我肯定不會在大學結婚」，12％的學生選擇「如果可能，我會在大學結婚」。在回答「只要兩人感情好，結不結婚都一樣的觀點」，53％的學生選擇「不同意」，15％的學生選擇「同意」，31％的學生選擇「中立」。結果顯示大學生有一定的權利意識。通過法律基礎課學習，就是要讓學生懂得現代社會權利意識構成了公民意識和憲法精神的核心。法治社會以保證公民的權利為根本，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不可侵犯的權利。不珍視自己的權利，或者不尊重別人的權利，都是公民意識缺失的表現。

4.面對婚姻，大學生有一定的法律意識。對離婚的看法，選擇「既然結了婚就不要輕易離婚」的佔56％，選「如果不合適，就應當早點離婚」佔32％，選「婚姻就應該天長地久，不應該離婚」的佔12％。關於父母離婚對子女的影響程度問題，41％的學生選擇「負面影響非常大」，40％的學生選擇「負面影響比較大」。「面對離婚你主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45％的學生選擇爭取更多財產，53％的學生選擇撫養小孩，2％的學生選擇找機會報復對方。對「你會因為婚外戀離婚嗎」，選擇「不會，情人只是過眼雲煙，一場游戲一場夢，夢醒回?」的佔43％，18％的學生選擇「不會，雖然家庭、情人兩不誤，但還是不能沒有家庭」，1％的學生選擇「會，如果遇到的是真愛，本身婚姻就有問題，可能會離」。可見大學生是比較看重婚姻、家庭的，對婚姻中法律關系、父母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認識比較明確，具有一定法律意識。

5.大學生性愛觀呈現較強的責任意識。針對「一夜情」的看法，「堅決反對」的佔38％，有37％的學生則選擇「要慎重，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可以」，25％的學生表示「不反對，但自己不會這么做」。關於對「大學生同居現象」的看法是：62％的學生選擇「這是戀愛雙方自己的事，如果別人發生了，可以接受，但自己會慎重考慮」，29％的學生選擇「短暫的快樂過後帶來的是無盡的悲傷和更多的無奈，大學生應該更好地剋制自己」。性愛關系中體現著道德責任感，對感情的尊重，對性愛的慎重，說明大學生的性觀念、性意識已經趨向成熟，具有一定的責任意識。

二、法律啟蒙是健康婚戀觀形成的前提

1.法律思維引導學生理性面對婚戀問題。法律思維方式是指按照法律的規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解決法律問題的習慣與取向。法律思維崇尚理性，法律本身以理性呈現。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指出：「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聯系。」法律理性首先是認識之真，法律反映社會生活的客觀規律；其次是情理之真，即法律合乎民情民理，反映民眾生活的真情實理，法律只有道真理，講情理，才能產生懾服人心的感召力量。康德指出：「所謂的啟蒙運動，就是人類擺脫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所謂的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法律啟蒙教育引導學生理性面對婚戀問題，懂得相關法律規定，明白法律道理，才能正確規范婚戀行為。在愛中學會尊重對方，把握愛的權利，愛的行為中堅守法律的底線；在婚姻中清晰夫妻雙方權利與義務，正確處理父母子女家庭成員間的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明白結婚與離婚相關法律規定。此次婚戀觀情況的調查，說明學生經過學習法律基礎知識，形成了一定的法律意識，提升了法律素養，能夠理性面對婚戀問題。

2.法律啟蒙呼喚人性回歸。儒家最講究善，孔子和孟子都把善視為人性的精華。《三字經》的第一句話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中國佛法的真諦是「善」，故而勸人向善，言必「善哉」。在西方，蘇格拉底認為善即美。近代關於善的研究的著名學者是康德和黑格爾，康德以「道德律令」為標准來區分善與惡，主張理性的法必須是善的。黑格爾把善理解為法發展到道德階段的一個中間環節，評判一種法的善惡關鍵在於它能否節制人的自然沖動或任性，如果能夠有效地節制人的自然沖動或任性，這樣的法就是善法。法律啟蒙教育的目的在於豐富和完善人性。理想的法律是真、善、美的統一。法律之「善」，即是倫理之善。善法架起了法律與道德的橋梁，使法律可以憑借道德無所不在的精神教化作用而深入人心。法律懲惡揚善，使人知是非，懂善惡，明美醜，對婚戀行為做出選擇、矯正的指引。如果由於求愛不成或者婚姻關系中當愛已成往事，因愛生恨，懷恨在心，甚至做出傷害對方身心乃至生命的極端行為，當事人也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面對嚴厲的法律制裁。因此，學習法律本身即是在完善人性，就是孟子所說的「求放心」或是朱熹所說的「為明珠拂去灰塵」。歸根結底，學法習法是為了使人更完善，更加符合人的定義，更加體現人的質的規定性，使人成其為人。

3.法律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規則意識。此次調查說明學生的婚戀觀彰顯法性，具有一定的規則意識。法律使人追求規則、章法、秩序、條理、公道、平恕。學不學法，是意識問題；懂不懂法，是素質問題；守不守法，是責任問題。我們每個人都要對自己負責，對他人負責，對社會負責。通過法律教育，走人法律的世界，培養學生規則意識，讓學生領會法律之治的人性之美。亞里士多德指出：「公民們都應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規則，讓各人的行為有所約束，法律不應該看作(和自由相對的)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富勒有言：「法律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規則是通向美和自由的必經之路，法律教育被學生內化，讓學生處處感受到「規則」，依法生活，才會擁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真誠的法信仰。在面對婚戀問題時，才能遠離虛偽和欺詐，遠離暴力和傷害，遠離違法和犯罪，才能品學兼優，身心健康，收獲幸福婚姻，走好人生每一步。

三、重視法律教育，構建健康婚戀觀

婚戀觀教育水平的高低不僅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而且反映了一個國家的道德水平、法治程度，反映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素質。一個人戀愛是否和諧、婚姻是否幸福，與持何種婚戀觀有直接關系。然而也有部分大學生，由於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對愛情與婚姻的理解不透徹，法律意識淡薄，缺乏健康婚戀觀的指導，又受到一些錯誤的擇偶標准、價值觀念和戀愛方式的影響，對婚戀問題的認識還存在著一定的扭曲和偏差，對學業和身心健?帶來了某些負面影響，也影響著他們未來的婚姻質量和社會和諧。因此，應加強法律教育，幫助學生形成健康的婚戀觀。

1.戀愛中的法律教育。愛情是人類獨有的情感，象徵著純潔、忠貞、美好和神聖，是男女在內心形成的對對方最真摯、最熱烈、最穩定、最專一的情感。巴爾扎克指出「愛情是人生最難的學校」。愛情以人的性生理發育為前提，當代大學生的性生理發育雖然基本成熟，但性心理還有許多不足，人生觀不夠穩定。雖然傳統道德對大學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在文化多元的今天，大學生開放的思想對「性」及婚姻問題產生了影響，在理智與情感方面處於矛盾的旋渦，追求愛情的同時忽視了法律底線，在嘗試之後往往面對的是尷尬和無盡的悔恨。學生曾經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對大學生情侶未婚同居，後來女孩懷孕了，但在要生小孩時，他們都害怕被人知道而不敢去醫院，所以留在宿捨生孩子，但因為難產而造成女孩和嬰兒都死亡，事後男孩因為害怕，就匆匆離開。這種情況，問：男孩要不要負法律責任?」雖然法律知識浩如煙海，但其基本的原則清晰可辨，那就是以人為本的人性觀、權利觀、義務觀。這個男孩當然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民事法律告訴我們，每個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人都有愛與被愛的權利，具有以自己的行為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能力，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須知民事法律行為與幸福愛情的關系，戀愛中涉及諸多法律問題，如與有配偶的人戀愛即第三者問題、婚前財產公證、婚前協議等問題；戀愛中的權益保護問題，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名譽權以及財產權等。在愛中學會識別愛情「真偽」，增強自我保護意識。當自身權利受到侵害時，應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如果說當一個人的權利受到了侵害，而他不知道怎樣運用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這是個人悲哀的話，那麼，當一個人的權利被侵害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還有這樣一個權利存在，這就是教育的悲哀、社會的悲哀。

2.婚姻中的法律教育。作為現代公民，大學生應具有相應的法律理念。法律教育使學生懂得人生每一個行為都要在法的秩序下進行，幸福婚姻須有法律保障。大學生作為一個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人，應認真學習《民法》《婚姻法》《刑法》等法律，尊重和保護自身合法權利，以法的視角認識婚姻，尊重婚姻關系中雙方的人格權中的生命權、健康權、名譽權、婚姻自由權；尊重家庭成員間的權利與義務，養育子女，贍養老人。懂得身份權的相關法律，知道婚姻關系中的財產繼承、收養、監護和重婚等與家庭幸福有關的相關法律規定；尊重夫妻雙方財產權利，知道婚前財產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雙方共同財產的界限；知道結婚與離婚相關法律規定，理性對待離婚；知道怎樣處理財產與子女撫養問題的法律規定。修改後的婚姻法還規定夫妻應當彼此忠實，因一方過錯而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婚姻從表象上看是個人行為，而本質上是社會行為，個人行為是自己的私事，法律規定了婚姻自由原則，就是要不要結婚，和誰結婚，什麼時間結婚，在什麼地方結婚都是個人的自由，個人意願會受到法律的保護，法律尊重個人的權利，他人和社會都不會干預。但婚姻又是社會行為，個人的婚姻要符合社會規范，主要是受法律即《婚姻法》的調整。當事人必須要到婚姻登記機關履行婚姻登記手續，注冊登記後方成為合法婚姻，受到《婚姻法》的保護，婚姻才被社會承認。結婚後當事人在享有《婚姻法》規定的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婚姻法》規定的家庭義務和責任，如果違反法律規定要受到社會的干預，甚至法律制裁。家庭是社會最小的細胞，所以家庭是否幸福和諧不僅關乎個人生活幸福，更關乎社會和諧穩定、種族的繁衍和傳遞。因此，健康婚姻觀須有法律的正確指引。

D. 如何確定認識民法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的論文急需

正文民法從來就是而且只能是權利本位摘 要：民法本位問題是民法哲學的首要問題和基礎問題。概括起來，存在三種角度與模式：從民法的主體觀察，主張民法的個體本位論或社會本位論；從民法的內容觀察，權利義務是其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有民法權利本位與義務之爭；從權利與權力的關系角度分析，則存在權利本位或權力本位之說。因此權利——權力關系是民法本位研究的核心。 關鍵詞：民法本位；古代民法；義務本位；社會本位�

一、關於學界民法本位之界定�

何謂民法本位？學界觀點不一。梁慧星先生認為，民法的本位即民法的基本理念，亦即民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基本任務或曰民法以何者為中心，民法基本理念之演進可分為三個時期：義務本位時期、權利本位時期、社會本位時期［1］。李錫鶴先生認為，所謂法律的本位問題，其實是指法律的直接依據即立法理由：法律根據何種理由而立？或者說，由何種觀念派生［2］？李開國先生認為,權利本位抑或義務本位是在處理權利義務關系時比民法本位(即社會本位或個人本位)下一位的問題，因此他主張民法應以個人為本位而不提社會本位［4］。龍衛球先生認為，民法應當以權利為本位，並認為現代民法是以個人為本位，這是由民法的維護私人利益的目的所決定的，是民法賴以立足的基石［3］。�
以上學說皆認為民法本位是民法的立足點、根本出發點、基本立場。但民法本位觀說法不一，乃是由於觀察角度分析模式不同。�

二、權利—權力的分析模式應是民法本位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式

民法作為統一法體系中相對獨立的法部門，其本位是民法的指歸、重心、根本立場、根本地位。喪失了本位，民法則失去了在統一法體系中存在的基礎。因此，研究民法本位必然要求我們將民法置於統一法體系中考察其基本立場和定位。民法得以獨立的現實生活基礎是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區分與對立。因此權利——權力關系是民法本位研究的核心。從法律關系的內容上分析，法律本位存在權利——義務、權利——權力、權力——權力三種分析模式。其中，權力——權力的分析模式與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相違背，不可能採用權力——權力模式分析民法本位。法權關系的基本內容表現為權利義務關系，權利義務關系問題是民法的基本問題。但是，在私法范圍內，權利義務關系是而且僅僅是權利——權利關系的外化形式，故在權利義務關系中講權利本位同講義務本位內容完全相同，因而沒有以哪一個為本位的問題。在我國法律生活和法學研究中的權利本位說，從形式上看是在權利與義務關系的范圍內針對義務本位提出來，而實質上卻是在權利與權力關系的范圍內針對權力本位展開的。以權利為主導的權利——義務關系模式，其現實形態是社會個體主動行使權利，國家機關被動行使對應的權力(職權)。以權力為主導的權力——義務關系模式，其現實形態是國家機關主動行使權力，社會個體被動履行義務，以履行有關義務為代價來換取與這些義務相對應的權利的實現。當前學界權利本位論者所主張的是權以利為重心處理權利——權力關系。權利本位論者所針對和否定的實際上是以權力為主導處理權利——權力關系。因此，綜上所述，在學界對民法本位的種種分析模式中，權利與權力的分析模式應是民法本位研究的基本分析模式。運用權利——權力模式分析民法本位，其結果或為權利本位或為權力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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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民法義務本位觀之反思�

古代民法義務本位說的經典表述見於梁慧星先生的《民法總論》，其文是；「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研究古代法，認為社會之進步，有其不移之軌跡。其初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局限於家族，各成員均有其特定身份，而整個社會秩序，即以此身份關系為基礎。故不論在經濟政治或社會方面，均以家族為單位，個人不具有獨立地位，從而亦不能有其獨立意思之表達。此種以身份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的法律，稱為義務本位的法律。法律的基本觀念，在於使個人盡其特定身份上之義務，是謂義務本位之法律」［1］。�
古代民法的存在是討論古代民法義務本位的前提。從上述論述中，我們看到：梁先生分析的對象是古代法律而非古代民法。何謂古代民法？民法分為形式民法和實質民法，古代社會沒有形式民法，但存在實質民法。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此標准對古代民法亦然。如不按此標准則將導致民法概念及體繫上的混亂。古代社會等級森嚴，但是法律主體之間也存在平等的交易關系（只是法律上的主體單位是家族而不是個人）。古代民法的調整范圍與近代民法相比較，古代民法的調整范圍小很多。其原因是在古代等級社會中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很少。梅因在考察了古代法後，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即判斷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高低，只要觀察民法刑法在該國法律中的比例和地位。梅因在《古代法》中認為民法的調整范圍存在由小到大的歷史進程。不難看出，梅因先生也是認可並堅持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標准。本文認為，既然古代民法與近代民法的性質相同，近代民法權利本位已被公認，為何古代民法是截然相對的義務本位（權力本位）？其實，古代民法與近代民法一樣皆為權利本位，只是在統一法體系中兩者的調整范圍和地位有天壤之別。近代民法在近代法律體系中不僅成為獨立的法部門而且取得了基礎性地位，古代民法則夾雜於刑法、行政法的洪流中。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古代民法義務本位觀混淆了古代法律與古代民法，其觀點不成立。根據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的標准，古代民法是權利本位。�
四、現代民法社會本位觀之評析�
19世紀中期以後，現代社會出現了各種社會問題。經濟方面出現了壟斷，出現勞資對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對立。社會方面，貧富分化嚴重，自然環境惡化，人與自然間的矛盾加劇。解決這些問題，要求國家加強對經濟的干預。法律制度特別是民法制度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從注重民法制度的安定性向注重民法制度的妥當性轉化。它表現為由極端尊重個人自由變為重視社會公共福利。法律加強了對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保護，民法也更多地體現為對社會利益的平衡。梁慧星先生認為：「為使社會共同生活之增進，法律即強使負擔特定之義務，限制或剝奪其權利，是謂之社會本位之法制」［1］。由此可見，民法的社會本位觀，指的是民事立法中為了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突出對社會利益的考慮,對個人權利進行限制，更多地體現社會利益平衡的民法本位觀。�
我們認為，現代民法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下對如何行使權利實現權利作了一定程度的調整。這種變化是有意義的。但是，如果將這些變化在理論上歸結為民法由權利本位轉為社會本位論是缺乏理論依據的，於我國社會實踐也是不利的。�
民法社會本位缺乏邏輯支點。在權利——權力的分析模式中，民法本位或為權利本位或為權力本位。由權利體現的個體利益是同由權力體現的公共利益(其法律表現是國家利益)相對稱、相對立的。從主體上看，與權利本位和權力本位相對應的個人本位和國家本位。而社會本身並非一個獨立的人格，無從享受利益。 因此，社會本位論在邏輯上是沒有根基的。對個人權利進行限制、更多地體現社會利益的民法社會本位的實質就是強調國家權力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干預。無須遮掩，社會本位實質就是權力本位。可見，社會本位的提法模糊了其實質，也缺乏邏輯。最為重要的是，社會本位（實質為權力本位）與民法的根本性質相違背。將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是近代的事，發生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分離後。法律劃分為公法和私法具有重大意義：在私法領域提倡私法自治，非有正當理由和正當程序國家權力原則上不直接干預；在法治國家，公法之設，目的在於保護私權。因此，法學家基爾克說過，公法和私法的區別是今日整個法秩序的基礎［1］。民法是私法。它以調整私人利益為第一要義，這必然要求其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即以個人利益為行為依據。其根本目的在於促進人的自由和私權的發展。它既要求公權力的消積保護，但對於權力始終懷抱著高度的警惕，以保護市民利益不受國家的過度干預。將民法定為社會本位（實質為權力本位）勢必導致個人權利和自由的萎縮與喪失，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難以實現，民法也將扭曲甚至蛻變。中國有長達數千年的權力本位傳統，個人觀念、權利觀念、自由觀念本十分淡薄。加之在建國後民主法制建設走過一段彎路，片面強調國家、社會利益，社會尚公法而輕私法。有學者指出，民法的社會本位觀（實質為權力本位），不利於國民權利意識的覺醒，不符合我國的國情［4］。從歷史上看，《魏瑪憲法》所規定的所有權負擔義務，恰為後來的納粹政權上台後肆意剝奪私人財產，提供了憲法依據，此教訓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

參考文獻：�
［1］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0-46.�
［2］李錫鶴.民法哲學論稿［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75-78.�
［3］龍衛球,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54.�
［4］彭熙海.民法的社會本位觀［J］.求索,2004,(8):59-62.

E. 法律與生活的論文，求大佬幫助

法律與生活

法律是人類社會的一項基本制度，它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和規范。法律與生活密不可分，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本文將從法律的角度探討法律與生活的關系，以及如何使法律更好地服務於人民生活。

一、法律對生活的保障

法律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它規定了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文化秩序等各方面的規則和標准，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法律的保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維護社會秩序。法律規定了人們的行為准則，保障了社會的正常秩序。例如，法律規定了人們不得違反他人的合法權益，不得破壞公共秩序等。

2. 保護個人權益。法律規定了人們的個人權益，保障了人們的生命、財產、名譽、尊嚴等方面的權益。例如，法律規定了人們有權獲得公正的審判、有權自由選擇職業等。

3. 維護經濟秩序。法律規定了經濟活動的規則和標准，保障了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轉。例如，法律規定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禁止壟斷行為等。

4. 保障文化秩序。法律規定了文化活動的規則和標准，保障了文化秩序的正常發展。例如，法律規定了文化產業的基本原則、保護知識產權等。

二、法律與生活的互動

法律與生活密不可分，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一方面，法律受到生活的影響，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需要考慮到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法律對生活也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它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准則、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

1. 法律受到生活的影響

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需要考慮到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不斷提高，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也需要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例如，隨著網路技術的發展，法律也需要不斷完善網路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

2. 法律對生活產生深刻影響

法律對生活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它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准則、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例如，法律規定了人們不得破壞公共秩序，這就影響了人們的行為准則；法律規定了人們有權獲得公正的審判，這就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

三、如何使法律更好地服務於人民生活

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需要考慮到人民生活的需要，使法律更好地服務於人民生活。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 完善法律制度。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法律制度也需要不斷完善。例如，需要加強對新興產業和新型犯罪的法律規定和制度建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

2. 加強法律宣傳和教育。法律宣傳和教育是提高人民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的重要途徑。需要通過多種形式加強法律宣傳和教育，提高人民的法律素養。

3. 加強法律執行力度。法律的執行是保障人民權益的重要保障。需要加強法律執行力度，確保法律得到有效執行。

4. 推動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推進法治建設的重要手段。需要加強司法改革，提高司法公正性和效率。

結論

法律與生活密不可分，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法律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和規范，但也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使其更好地服務於人民生活。我們應該加強法律宣傳和教育，提高人民的法律素養，加強法律執行力度，推動司法改革，共同推進法治建設，為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

F. 當今世界面臨的環境問題，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論文）

[內容摘要]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客觀存在,無法逾越和不可忽略的.古代法律和法律理念中,一般反映出人對自然的敬畏和順應關系;近代以來的法律和法學理論中,一般反映出人支配自然,利用自然的關系.當今時代的法學理論,需要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法律定位問題.
[關鍵詞] 人與自然的關系 調整對象 法律定位
近年來,環境法學界對法律能否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最近,以武漢大學蔡守秋教授《調整論——對主流法理學的反思與補充》的出版為標志,又將這一討論引向了高潮,並吸引了法理學界的參與. 在當今所處的環境危機時代,如何看待法律中體現出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如何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法律定位,已經成為法學理論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不管是否同意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法律的調整對象,要否認法律中存在一種人與自然的關系,恐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任何法律體系和法學理論中,始終都會存在一個怎樣看待自然界中的人以及人怎樣對待大自然的問題;這種關系是客觀的,無法逾越的,也是不能忽略的.這是古今中外法學理論和法律制度的共同點.所不同的是,法學家在理論上應當怎樣看待這種關系,以及法律應當採取怎樣的態度處理這種關系.
一,法律中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考察
在古代的法律和法律理念中,一般會體現出人對自然的敬畏和順應關系.
關於敬畏自然,古代關於樹木禁伐,野生動物禁獵以及對死刑犯執行的時間限制,多與敬畏自然,敬畏鬼神的思想有關.鬼神崇拜,實際上也是自然崇拜的一種表現形式.對不可知的自然規律進行神化之後,就產生了鬼神.中國的宗教,基本上源於對大自然的思考,而不是對人性的思考.某一特定時間(如春天),地點(如皇家陵園)不準砍伐樹木,體現了設禁者害怕遭到鬼神(或者具有意志的自然界)的懲罰和報復的觀念.我國古代神話中的神怪,很多與動植物,山林,土地,水有關,如狐狸精,土地神,山神,龍王,樹精樹怪等.統治者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時,也受到鬼神崇拜的影響,對大自然產生了一種基於無知的敬畏態度.
關於順應自然,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靠天吃飯"."靠天吃飯"具體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聽天由命的意思.山區的獵人可以到深山老林里打獵,如果他不打獵,就無法謀生;沿海的漁民可以出海捕魚,如果他不捕魚,就沒有別的生活來源.國家組織農民進行農業生產,一般都要考慮自然條件的限制.例如,根據地力條件,設立輪耕,休耕制度.這些都體現出以人順應自然為特徵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治國理論中,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的天人相類,天人感應學說,系統地體現了這種順應關系,並對歷代君主的治國方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傳統民法中,也可以找到受順應自然觀念影響的痕跡.例如,民法上的物具有能夠被人控制的法律特徵.人無法控制的物,不是民法上的物,即不能當作民法上的財產看待.民法把土地,森林規定為財產,是因為人可以控制土地,森林.但民法沒有把水流,大氣,陽光等規定為財產,因為人無法控制水流,大氣和陽光等自然物.野生動物的情形比較復雜,有些野生動物是人可以控制的,而有些不能.一旦野生動物可以被人控制,就變成了民法上的財產.民法中的先佔原則,就是通過野生動物案件的判例確定的.這些規則,都體現了傳統民法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順應態度.
在近代以來的傳統法學理論中,法學家一般都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支配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關系.
由人敬畏自然,順應自然到人支配自然,利用自然,是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法學思想的轉變.工業革命以來,科技有了很大的進步,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支配自然,改造自然,自然日益人化,從而法律把自然環境中越來越多的有利於人類的東西納入到了財產法之中.在一個物質世界中,任何一種財產,都離不開自然界或者自然要素.離開了自然界,財產法不可能建立.民法上只有兩類基本法律關系,即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而財產關系是人身關系的前提和基礎.徐國棟教授和梁慧星教授就這個問題產生了分歧,但就人支配和利用自然這一點而言,卻沒有根本性的分歧.徐國棟認為,西塞羅奠定的法學階梯民法體系中關於人與物的關系的設計"是對世界的一種悲觀解釋".他認為,人與物的關系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作為慾望主體的人與滿足這種慾望的手段物的關系,另一方面是作為認識主體的人與作為認識對象的物之間的關系. 這種人與物的關系,實際上是傳統民法理論對人與自然關系在法律中的客觀存在的一種正面的肯定.
在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的環境法中,客觀上在以某種方式規范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是許多人都承認的一個基本觀點.無論是主張還是反對將人與自然關系作為環境法調整對象的環境法學者,都沒有反對過環境法當中存在大量的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法律規范.不同的是,主張者如蔡守秋教授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社會關系,可以直接成為法律的調整對象; 反對者認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規范是技術規范,不是社會規范,環境法通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而間接調整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不能直接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 但是,雙方都承認這種客觀關系的存在.應該說,國際組織和許多國家所公布的環境法文獻和法學學者的論著中,已經廣泛地涉及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其主旋律是環境法應該以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為法律目標.即使在反對將人與自然關系作為環境法調整對象的學者的論著中,沒有也不可能迴避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任何要否認人與自然關系的想法,都是不正確的,也是無法成立的.
二,對人與自然關系進行法律定位的兩種方式
在法學理論和法律部門中,究竟應該怎樣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法律定位 是象蔡守秋教授所主張的那樣,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社會關系的一種表現形式並納入法律的調整對象呢 還是象傳統法學理論所定位的那樣,在具體的法律關系中,自然要素和環境是法律關系的客體,即主體(人)的權利義務共同指向的對象呢 或者象生態中心主義論者所主張的,在整個生態系統中,自然物,尤其是有生命的自然物,又尤其是動物,和人一樣具有平等的或者部分平等的法律地位,在具體的法律關系中可以作為主體而存在呢

G. 對民法的認識，急需，1020字論文

「民法」一詞源於羅馬法中的市民法（jus civile）。羅馬法中有市民法、萬民法（jus gentium）與自然法（jus naturale）之區分。市民法調整具有羅馬市民資格者的各種法律關系，萬民法調整羅馬市民與異邦人之間的法律關系。自公元3世紀起，市民法與萬民法的對立逐漸淡化。羅馬法中完備的平權主體法律規范，經過羅馬法復興運動復甦。在歐洲法典化運動中，先後產生了《法國民法典》（又名拿破崙法典）與《德國民法典》兩部具有劃時代意義法典。在對《法國民法典》的引進中，日本學者津田真道錯誤地將「市民法」一詞翻譯為「民法」。清末變法，由中國學者直接抄自日本，譯作今稱。但也有學者認為，民法一詞並非來自日本，而是中國自己創造的，在中國古代典籍《尚書》中就已有「民法」一詞。《尚書·孔氏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做明居民法一篇亡」中的「民法」一詞被有些學者認為是我國民法的起源（實際上，中國真正開始出現成文的民法法典，是在1929年五月，由當時的國民政府頒布）。近代以後大陸法系國家立法中使用的民法一詞，如法語中的droit civil，德語中的Bürgerliches Recht，荷蘭語中的Burgerlyk Regt等都由市民法轉譯而來。

而民法依法源不同，分為直接與間接法源。在台灣地區，民法第一條便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即是對民法的法源規范。當中的法律、習慣、法理即為直接法源，此外尚有所謂的間接法源，指學說與判例而言。現今大陸法系民法在內容分為物權法、債法、親屬法、繼承法等等。英美法系民法在內容上包括契約法、財產法、家庭法、侵權行為法、信託法等等。普遍認為，知識產權法、商法也屬於民法范疇。

關於如何規律司法上的關系，立法上有采「民商分立」制度，即除規律個人關系的民法法典外，另立規律商事交易的「商法法典」。如德國、法國、二戰前的日本，在中國，自二十世紀初國民政府立法之際，決定仿照瑞士「民商合一」制度，即於民法法典外，不另立商法法典。現今中國廣義的民法，除民法法典外，另外還有其他関於私法事項的法律，稱為特別民法。除公司法等商法外，另外尚包括合同法、侵權行為法、知識產權法、婚姻法、繼承法等。狹義的民法僅指調整一定范圍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止於成文的民法法典。不包括婚姻法和屬於傳統商法內容的法律、法規。

民法典是按一定的體例、系統地將民法的各項制度編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新中國自建國以來，尚未頒行一部系統完整的民法典。由於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完善民事立法，民事活動急需要規定一些基本行為准則，在這種條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86年制定並頒布了一部《民法通則》。從中國民法通則的內容來看，盡管其條款較之於各國民法典的條文要簡略得多，但是民法通則基本上概括了商品經濟活動的一般行為准則，它不僅包括了一些民法總則的規范，而且也包括了民法分則的部分內容。

由於近代市民社會是以平等契約為基礎，而與封建社會的階級身分關系為基礎者大為不同，因此司法上乃以「自由平等」為理念，基於此一理念演變成三大原則：

契約自由原則、過失責任原則、所有權絕對原則

契約自由原則（freedom of contract）
主條目：契約自由原則
它是近代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近代意義上的「契約自由原則」，可以追溯到1804年頒布的《法國民法典》。其意義為個人之間的契約關系，應根據契約當事人的自由意思決定，而不得受到國家的干涉。契約自由原則的內容包括：是否締結契約的自由（締約的自由），與誰締結契約的自由（對象選擇的自由），訂立什麼內容的契約的自由（內容的自由），以何種方式訂立契約的自由（方式的自由）。又不僅契約如此，即使單獨行為，如遺囑，亦是如此。因而此一原則遂發展為「私法自治」原則。

過失責任原則
主條目：過失責任原則
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若非出自故意或過失，縱使有損害他人，亦不負賠償責任。換言之，即唯有對自己故意或過失行為，始負賠償責任。至於對他人之侵權行為，則絕對不負責任。故亦稱「自己責任」原則。

H. 民法上邊有哪些可寫的論文題目啊，本人本科生，正准備寫畢業論文，望大神們給點思路和線索，謝謝！

這個很多啊！
民法論文題目
1、論合夥的法律地位 2、論自然人的民事責任
3、論我國民法的調整對象 4、論我國宣告失蹤制度的完善
5、論一般人格權 6、論財團法人制度的完善
7、論法人的民事行為能力 8、論我國的民事主體制度
9、論誠實信用原則 10、論法人制度對於我國企業改革的理論與制度意義
11、論合夥財產的法律性質 12、論法人內部治理制度
13、論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權 14、論有限合夥
15、論隱名合夥 16、論民事法律行為的構成要件
17、論意思表示 18、論表見代理
19、論代理中的連帶責任 20、論代理權的取得與行使
21、論無權代理 22、論民事權利體系
23、論人身權體系 24、論商法與民法的關系
25、論侵害法人人格權的民事責任 26、論損害賠償范圍與因果關系
27、論商法的獨立性 28. 論隱私權的法律保護
29、論效力待定的民事行為 30、論取得時效
31、論佔有 32、論善意取得
33、論質權 34、論物權行為的獨立性
35、論所有權的取得方式 36、論我國農業土地物權制度的完善
37、論地役權 38、論我國典權制度
39、論抵押權的設定與效力 40、論相鄰關系與地役權的比較
41、論共有 42、論佔有制度的意義
43、論物權的效力 44、論物權的支配效力
45、論物權的追及效力 46、論物上請求權
47、論物權法定原則 48、論一物一權原則
49、論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 50、論債的相對性
51、論債權的相對性 52、論債權的效力
53、論債權的履行原則 54、論債的轉移制度
55、論債權人的代位權 56、論債權人的撤銷權
57、論不安抗辯權 #/ 論同時履行抗辯權
#/ 論債權人代位權的行使范圍 58、論合同自由原則
59、論締約過失責任 60、論違約責任制度的特徵與功能
61、論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 62、論繼續履行
63、論情勢變更原則 64、論合同中的第三人
65、論合同的解釋 66、論預期違約
67、論買賣合同中的瑕疵擔保責任 #/ 論違約損害賠償范圍
68、從責任保險看侵權法之嬗變內 #/ 論合同履行中的誠信義務
69、論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方式 70、醫療事故賠償問題研究
71、懲罰性損害賠償與消費者保護 72、論環境侵權民事責任
73、論連帶侵權責任與內部求償關系 74、過錯責任與過錯推定
75、公平原則與自願原則 76、論特殊侵權責任
77、侵權責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 78、隱私權與知情權的沖突與協調
婚姻家庭與繼承法
1、 論婚姻損害賠償制度 2、論我國婚姻法律中的經濟補償制度
3、完善我國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構想 4、淺析我國婚姻法中的損害賠償制度
5、代位繼承比較研究（轉繼承比較研究） 6、夫妻財產制與立法思考
7、論婚姻家庭法與民法的關系 8、論當代夫妻財產制發展的趨勢及原因
9、論違反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責任 10．論保護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11、論對重婚的認定和處理 12、非婚生子女保護制度評析
13、人工生殖法律問題研究 14、論遺囑自由的限制
15、配偶權探析 16、大陸法系親權制度與英美法系監護制度之比較
17、建立我國親權制度的必要性 18、關於遺產稅的法律思考
19、論遺贈扶養協議 20、論夫妻財產制
21、人工生育方式的法律思考 22、論親權與監護
23、論公民的生育權 24、論夫妻約定財產制
25、論婚姻法對家庭暴力的規制 26、論無效婚姻制度
27、論探視權 28、論事實婚姻的法律效力
知識產權法部分
1、論反不正當競爭與保護知識產權的關系 2、論著作權的合理使用
3、商標淡化問題研究 4、論新技術對知識產權制度的挑戰
5、 論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 6、 論TRIPs協議的缺陷與修正
7.、論作品的構成要件 8、 論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法律保護
9、論我國著作權法中的法定許可制度
10、論商標的顯著性 11、 論申請在先原則
12、論商標權的內容 13、 論商標的許可使用
14、論馳名商標的法律保護 15、 論商標權與商號權的關系
16、論不受專利法保護的客體 17、淺析我國專利法中的職務發明
18、論專利權的內容 19、 論專利法中的先用權
20、論專利權強制許可制度 21、 論域名的法律保護
22、論地理標記的法律保護 23、 論商業秘密的法律保護
24、論計算機軟體的法律保護 25、 WTO與中國知識產權法的新發展
26、論知識產權侵權的歸責原則 27、 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反向工程'問題
28、「域名搶注」與商標權問題 29、淺談我國的商標代理制度
30、論知識產權保護與國家創新機制
31、論知識產權法上的權利窮竭原則 32、論未注冊

I. 道德與法律相關的思修論文

法律與道德是重要的行為規范，二者都屬於社會的上層建築。法律和道德的關系一直是法律理論的焦點問題。下面是我給大家推薦的道德與法律相關的思修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道德與法律相關的思修論文篇一
《論法律與道德》

摘要：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試圖給出答案。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在法律和道德之間是不可能劃上一條涇渭分明的楚漢河界的，它們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發揮著不能彼此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法律」與「道德」攜手，才能真正地達到法治的目的。法德相融，相互滲透與協調，法律適當道德化，道德適時法律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才能營造出一個和諧社會。

關鍵詞：法律;道德;道德法律化;限度;法律道德化

法律和道德是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兩大調控手段。自從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法律和道德就始終相伴、形影不離，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它們憑借著自身的獨有優勢規范著人們的言行，推動社會不斷進步。

人們習慣借用西方的一句 諺語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來定位道德與法律的關系，認為法律和道德調整著各自的領域。我不反對這種觀點，但在法律調整而道德不調整的領域以及道德調整而法律不調整的領域外，還存在一個法律和道德交叉調整的領域。正如博登海默說：「道德和法律代表著不同的規范性的命令，其控制范圍部分上是重疊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秩序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范仍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1]法律是在原始社會的末期隨著氏族社會的解體以及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而產生的，換言之，法律與國家的產生同步，而在法律出現之前道德就已經存在了，早在原始社會就有氏族成員一致遵守的氏族習慣和宗教禁忌了;法律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規范，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它通常通過各種法律文書表現出來，而道德主要是人們的一種主觀意識，它是導向性的，沒有強制力，它存在人們的思想中，無須通過書面文字表達出來;法律調整的只是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外化的言行，而道德不單單調整人的 言行舉止 ，還調整著人們的動機和意識;法律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這也是法律的核心，而道德強調的是義務本位，它要求我們主動追求真善美，不去計較個人得失。可見，法律和道德產生的條件、表現的形式、調整的范圍和具體內容有著明顯的區別，因而他們應該有各自單獨調整的領域。它們自律的領域是不可以相互干涉和侵蝕的。例如，國家機關的組織形式和規則，司法審判程序等只能由法律調整，而不隨地吐痰和不講粗言穢語之類只能由道德來規范。法律是道德的底線，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倫理和道德上升為法律，由國家使用強制力來約束人們遵守和履行。社會生活中最重要和基礎的社會關系既是法律調整的對象，也是道德調整的對象;對這類社會關系的破壞既受法律的制裁，也受道德的譴責。在法律規范中我們可以常常看到道德的影子，比方說，在行政法中對行政人員的道德要求，民法中以誠實信用和公序良俗為指導原則。從某個角度看，道德是法律的上位概念，道德的外延要寬於法律，法律所調整的很大一部分可以歸入到道德范疇中來。龐德在《法律與道德》一書中提到「刑法不應調整的，交給行政法和民商法;而那些法律不該調整的，就交給當事人的良心和他們的牧師吧!」

有人說「越是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就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范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成為了一部道德規范的匯編。」[2]從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傾向。所謂道德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法律的、國家意識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3]中西方都不乏道德法律化的例子，較為典型的是中國古代的立法過程。周公制禮，就是將夏商的禮進行整理補充，使禮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禮的原則趨於法律化。「尊尊」、「親親」是周禮的基本原則，這種道德性要求成為法律中最重要的內容。禮和刑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在適用上是互補的，違禮即是違法，違法即是違禮，出禮入刑。在漢朝，道德法律化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深受漢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漢朝的法律中將符合儒家的原則均以法律的形式表現出來。唐朝是禮法結合的鼎盛時期，宗法倫理關系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一準乎禮」是對唐律的評價，禮不僅指導法律制定，而且直接入律。因為我國長期處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所以我們向來重視發揮道德在社會中的作用，也一直存在道德法律化的趨勢。

道德法律化有其必要性。我們在現實社會中總會看到一些人明知道德的要求，但其行為卻偏與道德相背。一個喪失良知、不知廉恥的人是不會考慮自己行為的道德後果的。這就需要將道德法律化，使人們的「所知」和「所做」一致起來。法律是權力和義務的統一體，而道德偏重於義務，將道德法律化能保障履行了道德義務的人得到相應的權力，當然，權力是可以放棄的，行為人可以做出主動放棄權利的抉擇。這樣，可以激勵更多的人來履行道德義務。「把守法作為一種道德義務」[4]有利於法律的實施。「道德所能調節的社會關系，主要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和對抗性矛盾中非對抗性的行為。」[5]對於人們之間對抗性強、利益沖突激烈的矛盾必須由法律來調整。道德在一些情況下是無能為力的。「道德社會的維護，不僅需要很多人都有道德感，而且還需要所有的人都無條件地這樣做。而要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只要一個人或者極少數的人不道德，它就可以摧毀整個社會的道德資源配置制度。」[5]道德對於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只是譴責而沒有懲處功能，這顯然是不夠的，對於犯罪之類的行為需要嚴厲制裁。正是因為道德本身有不夠完美之處，所以我們要「道德法律化。」

道德法律化應該保持在一個合理的限度內，而不是一味地將所有的道德規范都納入到法律范疇。法律應該是「有所為」和「有所不為」的合理兼容。事實上，法律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的，也並非所有的社會問題都可以轉化成法律問題的。法律有其自身的缺憾和局限性，這是無法克服和避免的，也正是因為這樣，激發了人們不斷完善法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梁啟超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一書中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法律的缺憾：「法律權力的淵源在於國家，一次過度迷信法治主義，便迷信國家權力，結果是自由都被國家吞滅了，此其一;法治主義，總不免機械觀，萬事都像一個模子里定製出來，妨害個性發展，此其二;逼著人民在法律范圍內取巧，成了儒家所謂的‘民免而無恥’，此其三。」將道德都並入法律是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最終目的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一些道德逐漸凸顯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並且有被經常違反的風險，就有可能吸納到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要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道德法律化是將部分道德賦予法律效力，而哪些道德需歸入到法律中取決於人們對行為的認可程度。道德法律化的這個「度」，可以看成是普通社會成員的道德觀念所接受和需要的程度，法律對社會成員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整個社會成員的道德水平和個人素養參差不齊，對於道德品質高的人來說，法律的標准過低，對於道德品質低的人來說，法律的標准過高，所以法律要取一個「折中值」。一個人可以忽視道德，但是不可以違反法律。我國現行的《婚姻法》就准確地反映了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我國封建社會實行「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重婚是普遍的、道德的、合法的。我們現代社會以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為道德要求，現行的婚姻法堅持一夫一妻制的原則，明確規定「禁止重婚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且將重婚作為准予離婚的法定條件及規定了無過錯方有請求損害賠償的權利。可以看出，現行的婚姻法較大程度地吸收現代社會的道德因素，加大了對重婚的懲罰力度，但現行婚姻法並沒有把所有的婚外戀的情況都囊括在調整的范圍內。婚姻家庭歸根到底屬於私人領域，還是要感情和親情維系，法律不宜規定得過於苛刻。又如，有學者曾經提出將「見死不救」納入刑法中的「殺人罪」的不作為犯罪。見義勇為、舍己為人是一種美德，也是我們一直倡導的主流價值觀。每個人都能這么做當然好。但是，我們不能不給一個人選擇的權利，如果「救別人」要用自己的性命來換，那麼我們起碼要有權決定是否要放棄自己的生命。如果法律硬性規定去「救別人」，就是強行用一條性命去換另一條性命，造成了兩個生命權實質上的不對等。因而還是將是否「救別人」的問題留給道德來規范，通過社會輿論和社會公德來促使人們做出積極的回應。過分強調道德的法律化很可能導致道德的弱化，而且「國家的財力也不能支撐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的執行成本。」[7]法律不能夠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道德。

在道德法律化的同時，我們還要使得法律道德化。法律道德化並非指將法律調整的對象吸收到道德范圍內，而是說法律規范中的倡導性的規定和禁止性條文能內化為人們自覺遵守的對象，而非迫於國家的強制力和法律的約束力不得已而為之。道德是法律的升華。法律規范必須以倫理道德為基礎，失去倫理道德這個基礎，法律規范勢必蛻變成立法者的專橫意志。解決法律中現存的一些尷尬問題，需要在法律中注入道德的血液，靈活地運用法律，吸取儒家倫理法的合理內核，換言之，道德化的法律要藉助於道德的職能。何況人的思想、信仰、私人生活領域等都是法律不能調整的領域，在這些領域加強道德建設有助於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環境。法律道德化不僅有助於公民道德的提高，也是法治目標的實現。法律和道德同屬於上層建築，也都是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社會發展有著巨大推動作用。無論是「道德法律化」還是「法律道德化」都是當今法治社會的亮點，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迎合法治的需要。

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古今中外的哲人和智者都試圖給出答案。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在法律和道德之間是不可能劃上一條涇渭分明的楚漢河界的，它們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發揮著不能彼此相互替代的重要作用。唯有「法律」與「道德」攜手，才能真正地達到法治的目的。法德相融，相互滲透與協調，法律適當道德化，道德適時法律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才能營造出一個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博登海默著.鄧正來，姬敬武譯.法理學：法哲學及其 方法 .華夏出版社，1987，P386.

[2]王一多.道德建設的基本途徑.哲學研究，1997年第一期.

[3]范進學.論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法學評論，1998年第二期.

[4]劉雲林.論公民守法道德的養成.中州學刊，2003年第二期.

[5]羅國傑.倫理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P72.

[6]王建國.人性的假設與市場經濟.經濟學茶座，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P75.

[7]郝鐵川.道德法律化.檢察日報，199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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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為了中國民法》讀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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