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司法制度建設初探

㈠ 談談解放戰爭時期人民民主政權的司法制度的發展

大致如下：

解放前革命根據地時期司法制度概括具有如下特點：（1）司法機關（審檢）組織體制上的不獨立，表現在審判機關既受同級政府領導，又受其所屬的上級審判機關的領導； 例如，1931年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人民委員會和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下有設置於地方和軍隊的各級裁判部等，各級裁判部受同級政府主席和上級司法機關雙重領導，名義上審判權獨立行使，但重要案件須經同級政府主席團討論決定。又如，東北行政委員會1946年10月16日公布指示，規定：「各級法院由各地政府統一領導，在業務上及政策上受高等法院之指導」（而最高法院受大區政府領導），同時明確指出：「應克服司法獨立的觀點」。解放戰爭時期，為適應戰爭形勢的需要，還普遍實行「公、檢、法」等部門的合並，於是司法與行政合一的現象在解放前根據地是比較普遍的。（2）人事制度上也不獨立，司法機關從建立之初，以服從和接受黨的領導為宗旨，形成了司法人員普遍由地方行政長官和黨政幹部兼任的慣例。而各級黨政機關干預司法審判活動的情況也就在所難免。（3）由於實行「合署制」和「配置制」，檢察權受審判權的領導使檢察權對於審判的監督成為空談。總之，出現上述行政化的特徵，除受當時戰爭環境的影響之外，中國古代傳統司法觀念影響也是主要方面。

㈡ 司法管理

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喚醒了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主體意識，使其權利受損時，能在「權」、「力」、「忍」、「法」當中極有可能作出較為理性的選擇，通過法律手段特別是司法手段尋求正義。這樣，與「司法」有關的一些詞語，如「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腐敗」、「司法管理」、「司法質量」等等，就漸漸進入人們話語，甚至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深入及「公正與效率」主題在人民法院的展開，加強司法管理、提高司法管理水平越來越引人關注。那麼，什麼是司法管理？其內涵、范圍究竟是什麼？本文從有關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界定、管理學論著對於「管理」一詞的定義以及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 具體事項的列舉三個角度進行考察，得出司法管理內涵廣泛，歷遍宏觀—中觀—微觀多個層面，以法院管理為核心，涵蓋法院管理、檢察管理、偵察管理、公證管理、律師管理、仲裁管理、獄政管理、司法教育及考試管理等多個方面的結論。

一、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與界定

1997年賀衛方發表的《中國司法管理制度上的兩個問題》對「司法管理」的內容進行了考證，認為在中國法律文獻當中，「司法管理」似乎並不是一個經常使用的詞彙。[1]並且，在現代漢語當中，盡管「司法行政管理」使用頻繁，但「司法管理」一詞也是從《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詞典》以及諸多法學詞典當中查閱不到的詞彙。「司法管理」一詞曾顯得十分陌生。這除了國人對司法問題的關注程度以外，也許還有一個語言習慣問題，因為英語中的「Judicial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OJ）、「judicial management」等等用起來十分自然，不似漢語的「司法管理」那樣生硬； 而許多英語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等，人們對司法正義以及旨在保障司法正義暢通運送的司法管理的關注、依賴程度，要遠遠高於習慣於靠司法外手段（治時倚權，亂世靠力，關系、人情、習慣等是溝通自身與「權」、「力」的橋梁，如果無力走上這座橋梁，則「不與小人一般見識」的「忍」字又成為暫時平息爭議的止痛膏）解決爭議、實現其心目中的「正義」的中國。

（一）廣義的理解

就明確的司法管理定義或對司法管理范圍的界定性描述而言，1968年英國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認為，司法管理是「任何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all of the activitie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of any real-life courtroom drama）；[2]紐約司法管理研究院院長、《司法管理：美國經驗》一書作者德爾瑪·卡倫（Delmar Karlen）教授認為，司法管理不僅包括法院內務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還包括法院結構、司法選擇、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all of the elements which go into making a judicial system good or bad）,[3]贏得時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E. Burger）贊許，認為德爾瑪·卡倫教授秉承了龐德（Roscoe Pound）和范德比爾特（T.Vanderbilt）的傳統，將司法管理的領域由傳統的法官的選用、任期、退休及罷免；法院結構等等這些「傳統內容」拓展到法律教育、聯邦主義、司法至上、實體法改革、律師成功酬金（contingent fees，在我國常稱為「風險代理費」）等領域，繼續前輩們「為更好的法院而戰斗」（battle for better courts）的事業；[4]此外，喬治·科智特利姆（George Coldstream）爵士認為，司法管理這個術語趨於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5]
上述幾個關於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理解實際上異曲同工，都是跳出法院內部管理的框框，著眼於更為廣泛的視野，追及政治制度、憲政體制、立法制度層面，放眼律師制度等廣義司法制度，研究可能影響司法制度品質的一切因素，研究視野要遠遠較法院組織和人事的管理以及訴訟運行的管理要來得開闊。其范圍在縱向上，既涉及憲政制度層面（如「聯邦主義」、「司法至上」、「實體法改革」——為立法問題）、法院系統管理層面（如「法院結構」）以及法院內部管理層面；橫向上，則圍繞「法院管理」這一司法管理的核心，向外圍拓展到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律師收費方式等廣泛內容。

（二）狹義的定義

當然，也有學者對司法管理給予外延較為狹窄的定義，如美國學者格里克（Henry R. Glick）的認為，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兩個領域，一是法院組織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訴訟運行的管理 ；[6] 蔣惠嶺認為，法院管理與法院是同時產生的，自從1983年我國法院組織法刪去「法院的行政事務由司法行政機關管理」後，審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實際由法院行使，從而形成法院職能的「兩分法」與法院機構的「雙重性」，即審判職能和管理職能，[7]即實際上將法院的司法管理范圍限定在法院內部行政管理上，與前面提到的「法院內務管理」似乎相通。
這是兩個比較偏重於微觀司法管理或「法院管理」的定義，在現代司法制度的構建成功與司法獨立問題解決後，作為司法管理的重點研究對象並無不妥，但在目前中國司法尚未真正獨立、社會主義現代司法制度正在構建，「法院何以成為法院」這一司法權在國家宏觀公共權力體系中的合理配置問題尚未解決的前提下，「司法管理」的范圍如果僅僅局限於法院組織、人事管理、訴訟運行管理或法院內務管理這幾個領域，極有可能見木不見林，不能找准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低質、劣質運行的病根，從而難以開出真正有效治療各種司法病症的良方。
事實上，當年援引格里克關於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法院組織人事管理和訴訟運行管理的界定來說明其對司法管理意義理解的賀衛方教授，在其研究「法院何以成為法院」、「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中國司法管理制度當中的這兩個突出的問題後，已經「深切地感受到，我國在建立一種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個法律制度方面面臨著十分特殊的困難。這種困難不完全在於從立法上確立一整套所謂『現代型』的體制，而且更在於附著於大體制之中的具體甚至顯得相當細瑣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夠得到確立，在於操作這種大體制與小制度的人們的觀念是否適應體制與制度的要求」，[8]筆鋒所及，遠非法院組織人事管理和訴訟運行管理所限，而實質上是在「為更好的法院而斗爭」這一廣泛意義上探討中國司法管理問題。

二、從「管理」一詞的管理學定義看「司法管理」的內涵

管理學論著當中，對「管理」一詞，自是眾說紛紜。古今中外無數科學家、思想家、管理學家、學者對管理進行過研究探索，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管理學及管理哲學方面的思想遺產，也為我們跳出對「科學管理」、「管理科學」、「企業管理」不當理解可能帶來的巢臼，在更廣泛的范圍、更開闊的視野上把握「管理」涵義，從管理學角度獲得對「司法管理」豐富內涵的理解，帶來更為有益的啟示。

（一）關於「管理」意義的歷時簡述

早在2000多年前，我國的軍事家孫武的《孫子兵法》就充滿了管理策略思想；另一位軍事家孫臏則以「田忌賽馬」 的故事聞名於世，而該故事蘊涵著現代對策論和運籌學的思想萌芽；而「丁渭修宮」 的故事則無論是從系統工程角度，還是從生產工序管理角度，都是值得反復玩味的經典管理案例。
而在外國，早期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倫王國漢謨拉比（Hammurabi） 時期，不僅為治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強大而完備的司法、行政和軍事機構，而且，著名的、長達282條的《漢謨拉比法典》的編寫，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並以法律形式來調節全社會的商業交往、個人行為、人際關系、工薪、懲罰以及其他社會問題。[9]
在古希臘，蘇格拉底（Socrates）提出管理普遍性問題，認為「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別，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應當注意的是，它們都是由人管理的……那些知道如何僱傭別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能取得成就。那些不知道如何管理別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會犯錯誤」 ；[10]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研究了國家管理問題；另一哲學家色諾芬（Xenophon）以《家庭經濟》為題研究了家政管理和農業。
文藝復興時期，也有許多管理思想出現，如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論》等。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社會的基本生產組織形式轉向以工廠為單位的社會化大生產，效率與效益問題、協作勞動之間的組織和配合問題等新的管理問題需要解決，出現了不少新的管理實踐和思想，如查理·阿克萊特的科學管理實踐、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觀點和經濟人觀點、小瓦特和博爾頓的科學管理制度、馬薩諸塞車禍與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歐文的人事管理、巴比奇的作業研究和報酬制度、尤爾的工廠秩序和法典、湯尼的收益分享制度和哈爾西的獎金方案等，[11]對於後來管理理論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自從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和法約爾、韋伯等人的「組織管理理論」這兩種「古典管理理論」出現以後，經巴納德、梅奧、赫茲伯格、卡斯特、德魯克、盧桑斯等等眾多理論家和實踐者的貢獻，管理理論又已經形成了行為管理理論、數量管理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權變管理理論、質量管理理論，[12]出現了眾多的管理流派，形成了所謂的「管理理論叢林」。在此背景下，管理可以是藝術，是科學，是決策，是過程，是「目標、責任加實踐」……；此外，就不同層次進行考察，也可以把管理看成一種技巧，看成一種技術，看成一種方法論，甚至看成是一種數學或哲學。
近年來似乎數理管理理論更受管理學者和學界的青睞，例如，進入21世紀後方才幾年，就有兩年的諾貝經濟學獎授予給了「計量經濟學」 的學者， 甚至還有「沒有數學的管理只是唾沫，絕非學問」的嘲諷。但這並不意味著人文管理理論的衰落與過時。因為就管理學理論本質而言，無論怎樣千變萬化，無論這「管理理論叢林」如何樹木叢生，無非是對人文管理理論與數理管理理論的偏重與「性格組合」而已：即要麼屬於人文管理理論，要麼屬於數理管理理論，要麼就是二者不同比重的組合，兩者永遠相輔相成，而不可完全替代：因為管理不僅僅是科學，而且也是藝術。在數理與人文的立場上，任何一種極端的做法都不可取。

（二）我國管理學界對「管理」意義的一般理解

鑒於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要給「管理」下一個全面而又准確的定義絕非易事。可以帶著誇張的口氣說，有多少管理學家（或多少種管理理論），就有多少個關於管理的定義。但是，我們也不能由此就陷入不可知論，以為「管理」二字不可捉摸、無從認識。
實際上，無論什麼派別，無論是以人文的或數理的語言表達其對管理的理解，「目標確定」、「資源優化」以及「管理實踐」或「管理活動」這幾項是任何一個管理學者不能遺忘的基本要素；再則，對於研究中國司法管理學學科構建與發展這一應用管理學問題而言，就一般管理學基礎理論進行過多的探討也不可能，故而繞開煩瑣的考據和爭論，採用我國教育部統編教材的定義，即「管理是指組織中的如下活動或過程：通過信息獲取、決策、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創新等職能的發揮來分配、協調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一切可以調用的資源，以實現單獨的個人無法實現的目標」。[13]簡言之，可以將「管理」理解為確定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資源以實現既定的管理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
在對管理進行上述一般理解的基礎上，從邏輯上來說，就可以推導出「司法管理」的定義——即司法管理就是指合法影響或承載司法權運行的組織（制憲機關或立法機構、司法系統或法院系統、法院、法院內部機構、審判庭等等）中的如下活動或過程：通過信息獲取、決策、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和創新等司法管理職能的發揮來分配、協調包括司法人力資源在內的一切可以調用的司法資源，以實現各種司法目標」，或者說司法管理就是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其基本構成要素是司法目標、司法資源和司法管理實踐（司法管理組織活動或過程）。
這個從管理學原理當中推演出來的「司法管理」的定義與司法管理學者的有關司法管理是「任何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司法管理包括「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司法管理是「為更好的法院而進行的戰斗」、司法管理「趨於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的相通之處：「更好的法院」、「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好的「司法制度」等可視為對一定層面上某一司法管理目標精闢的註解；管理資源及管理實踐上，「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包括涉及為社會帶來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項」 、「現實生活中法庭戲劇場景背後的一切活動」、「戰斗」等等用語，道出了司法管理活動的廣泛性、司法管理資源的多樣性，當然也必然預示著司法管理活動或過程的艱巨性：因為從一國司法權的自上而下的合理運行角度考慮，「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絕非輕松之舉。除了任務的繁重、事務的眾多以外，利益的沖突乃是司法管理難以迴避的重大問題。

三、從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事項的列舉看司法管理的內涵

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推進，「司法管理」一詞已經從無到有，越來越多地佔據人民法院，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實務文件的篇幅，有關「司法管理」內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等司法實務文件當中「司法管理」所佔篇幅及內涵的演變，進行簡要的歷時考察。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對外公布的工作報告， 盡管從199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開始就強調「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素質」，並越來越關注審判方式改革、法院改革及司法改革問題，但是，其後幾年的工作報告當中並沒有出現過「司法管理」用語，甚至「管理」一詞也很少使用：2000年工作報告出現一段文字提及「法官管理」問題，並將「法官管理」和「法官選任」、「法官培訓制度」、「提高法官隊伍素質」並列使用，似乎可以用管理的職能之一「控制」進行替代，足見此時對「管理」內涵理解的狹窄；2001年工作報告提到「執行管理新體制」問題，使「管理」一詞在與「體制」的搭配當中擴大了內涵；2002年工作報告觸及「法官與法院行政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問題，2003年工作報告則論及「訴訟費用管理制度」、「加強審判流程管理」、「海事法院管理體制改革」、「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院人事分類管理制度」等多項司法管理問題，管理意識明顯增強，「管理」名下的司法事項明顯增多，但尚未使用「司法管理」一詞。
2004年3月10日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肖揚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費字1,748個，以「完善司法管理，加強隊伍建設」為題，專章論述 「落實以審判流程為重心的審判管理制度，確保審判工作公正高效運行」；「完善以法官管理為重心的法院隊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健全以人民法庭、審判法庭建設和信息化建設為重心的司法政務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司法活動效率」；「自覺接受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堅持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解決「告狀難」、「申訴難」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以及「法官素質不夠高」、「少數法官違法違紀問題嚴重」等「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問題，[14]和以前相比，大大拓展了「司法管理」的范圍。
而發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的《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繼續同樣論述了「完善以審判為中心的審判流程管理制度，確保審判工作高效運行」；「完善以法官管理為中心的法官隊伍管理制度」；加強「審判工作宏觀指導機制、審判流程管理機制、審判質量管理機制、執行工作管理、隊伍管理機制、綜合協調和後勤保障機制」的司法管理問題 ，甚至規范法官與律師的關系、共同維護司法公正等等，[15]「司法管理」的內涵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但有趣的是，2005年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在「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依法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依法審理民事案件，平等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依法審理行政案件和國家賠償案件，促進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依法行使； 加大執行工作力度，努力解決「執行難」問題）、「加強審判監督和指導」（加強涉訴信訪工作，切實解決「申訴難」問題；加強司法解釋工作，統一司法標准；加強對訴訟調解工作的指導，提高訴訟調解水平；加強對審判質量工作的指導，促進司法領域的人權保障；加強對落實司法為民要求的指導，方便群眾訴訟；加強對法院改革工作的指導，完善中國特色審判制度；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認真辦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委託送達法律文書和委託調查取證等工作）、「加強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建設」（調查研究，明確目標；突出重點，狠抓落實；加強業務培訓，提高審判水平）、「加強人民法院隊伍建設」（進一步加強領導班子建設；深入開展「司法公正樹形象」教育活動；嚴格規范法官與律師的關系；積極推進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做好2005年人民法院工作」（全面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維護社會穩定；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維護司法公正；繼續加強隊伍建設，提高法官素質；繼續加強基層基礎工作，著力解決基層法院的突出問題和困難）等標題之下，似乎看不到「司法管理」的字樣了，是否意味著對「司法管理」內涵理解上的「縮水」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在「完善司法管理，加強隊伍建設」的標題下，涉及到的「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問題，幾乎恰恰占據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全部篇幅，「加強審判和執行工作」、「加強審判監督和指導」、「加強人民法院基層基礎建設」、「加強人民法院隊伍建設」 等等，實際上都是對「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的具體論述，並且「積極穩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本身似有突破「審判管理」、「隊伍管理」和「司法政務管理」這些 「法院內務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的框框，將「司法管理」范圍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勢頭。
鑒此，我們可以說，司法管理的內涵，在我國司法實務文件中，從一般的「控制」到全面的法院內務管理，再向法院體制外進行拓展，有逐漸深化的趨勢；並且，也許不是簡單的巧合，這種拓展趨勢與當年德爾瑪·卡倫教授所認為的司法管理不僅包括法院內務管理，還包括法院結構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結論：司法管理——一個內涵廣泛的話語

綜合以上從有關司法管理論著對「司法管理」的定義或界定、管理學論著對於「管理」一詞的定義以及司法實務文獻對於「司法管理」 具體事項的列舉三個方面的論述，我們有理由對司法管理作一范圍廣泛、內涵深刻的「廣義的」理解，即司法管理就是確定司法管理目標並合理運用各種司法資源，以實現既定的司法目標的組織活動或過程。對於司法管理這一內涵豐富的話語，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解。
首先，司法管理是管理司法正義的學問和藝術。而要實現作為矯正正義的司法正義，完全不考慮源頭上正義的分配是行不通的。要管理好司法，既需要司法機關本身做好內部管理，或者說做好中觀、微觀層面的司法管理，實現司法系統內傳送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及程序正義（proceral justice）的目標,又要從源頭抓起，從國家政治管理或者憲政的宏觀層面管理好司法，從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開始，為最終提高司法質量做好前提性、基礎性的管理工作。從司法系統內部及外部進行司法的「全面質量管理」，決定了司法管理的范圍、環節、內涵要遠比我們通常想像的寬泛。
其次，司法管理的主要目標是為了構建更好的法院，內容涵蓋法院內務管理、司法選擇、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法院結構、司法審查范圍的確定、司法權的宏觀配置、對與司法運行質量密切相關其他因素的管理（如檢察管理、偵查管理、律師管理、監獄管理等與法院訴訟運行密切相關的活動的管理）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
再次，司法管理的廣泛范圍及豐富內涵決定了司法管理活動的以下幾個特點：（1）廣泛性，任何涉及「造成司法制度好壞一切因素」，均可能成為司法管理的內容，其范圍遠比單純的法院審判管理廣泛，可以涉及甚至可能超越偵查、檢察、仲裁、執行、監獄、律師、勞動教養、法律援助、公證、調解等「廣義司法制度」[16]]的任何方面,因為這些方面制度運行的質量,往往直接影響到司法制度好壞。此外，「管理」內涵的廣泛性也成為「司法管理」內涵廣泛性的一個重要原因；（2）動態性，即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與具體管理目標的不同，影響司法制度各因素的相關性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與管理環境、管理目標形成互動，從而司法管理各具體內容的份量或比例，特別是法院管理以外司法管理內容所佔份量與比例會發生改變；（3）開放性。同樣，除了已經列舉的內容以外，隨著對訴訟影響力或相關性的增強，「傳統」的司法管理內容會不斷增加新的因素；（4）以法院管理為核心。畢竟法院是司法的核心，訴訟是司法的最終產品，不能在研究次要矛盾時忽視主要矛盾。
第四，對於司法管理的具體內容，可以結合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綜合理解。縱向上，可以按照「宏觀--中觀--微觀」層次，從司法權在國家權力的宏觀配置這一宏觀層面（憲政層）展開，過渡到「司法系統-法院系統-司法組織」的中觀（司法體制層），再到某一具體法院的內務管理（財務、人力資源、裝備、信息等等）與審判管理；橫向方面，則以法院系統為核心，擴展到偵察、檢察、公證、律師、仲裁、獄政、司法教育及考試等多個方面。縱橫結合，並大致可得司法管理的立體全貌：（1）司法權的獨立性、中立性等特徵及如何通過政治制度的構建，實現司法權獨立運行的制度條件。著重研究司法與政治、司法與宗教、司法與政黨、司法與立法、司法與行政、司法與軍隊、司法與輿論、司法與仲裁、司法與非司法調解、司法與國內司法權的國際讓渡及其他公共權力的關系、區別和分界線，弄清獨立的司法權的最低限度，明確合理的司法審查的范圍等特點在宏觀、憲法層面上完成司法獨立、中立的制度設計與實現。包括司法人權、司法主權、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標、司法管理主體、客體、司法資源的開發、司法改革等等宏觀內容。要體現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權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權、司法實現正義的本體價值和理念，肅清司法「階級斗爭工具論」的流毒。管理層次上，處於「宏觀」、「哲學」、「制度」的高度；（2）法院管理模式。在完成司法權的劃分以後，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組織的設置與構建。比較及選擇一元與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國的聯邦與州兩套司法系統）、統一與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設置憲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與行政區相同與差別的司法系統、層級不同的司法組織的幅度、上下級司法組織的關系如何等內容，尤其是理清檢察權與司法權的關系，選擇司法組織的模式、層次、管理方式。（3）司法官員的任職資格、職業保障和監督等司法人力資源管理（4）包括憲法訴訟在內的訴訟制度設計，包括受案范圍、審判模式、審級、證據制度、司法鑒定的地位、錯誤判決的救濟與限度、司法不作為情況下的訴權保障、司法執行的模式、對仲裁、公證、外國裁判的監督和支持等等內容；（5）司法監督及危機管理；（6）司法財務管理、司法行政管理；（7）微觀司法管理，包括微觀司法組織內行為，如組織機構設置、財務後勤支持、司法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司法領導、司法腐敗防治等；組織外功能和行為，主要是訴訟功能的發揮和裁判公正目標的實現。同時，研究審判為中心、審判流程管理、審判質量管理機制、執行工作管理、隊伍管理機制、綜合協調和後勤保障機制等；（8）司法管理的比較研究。可以大力借鑒、移植其國外的先進的司法科學管理經驗與做法，提高我國微觀司法管理水平。
以上內容，大致可分為司法政治管理（重要關注憲政視野的司法權力及相關權力的宏觀配製、司法審查范圍的確定以及國際司法關系等問題）、法院管理（法院內務管理、法律職業的組織與培訓、法院結構、訴訟運行管理等內容）、訴訟相關因素的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檢察管理、偵查管理、律師/公證管理、法院對仲裁活動的監督等與法院訴訟運行密切相關的活動的管理）等三大領域。
最後，司法管理的范圍廣泛性及內涵豐富性決定了其與「司法改革」難分難舍，形成司法權正常運行的這一枚硬幣的兩面。有關司法改革與司法管理內涵密切相關、外延高度同一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在具體表現形式上存在的破與立、變更與穩定、突變與漸變、激情與理性、發散與收斂細微差別，筆者將另文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韋群林版權所有,禁止轉載,剽竊必究)。

㈢ 如何破解審判機關落實司法責任制難點的思考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同時提出:「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准,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

為此,中央《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提出:「主審法官、合議庭法官在各自職權范圍內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

為貫徹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總體部署,優化審判資源配置,明確審判組織許可權,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責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增強法官審理案件的親歷性,確保法官依法獨立公正履行審判職責,根據有關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實際,最高人民法院於2015年9月21日制定頒布了《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分別以目標原則、改革審判權力運行機制、明確司法人員職責和許可權、審判責任的認定和追究、加強法官的履職保障、附則等六部分共48條。具體內容涵蓋了探索改革審判組織模式、明確司法人員職責許可權、明確違法審判責任的情形、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建立專業法官會議制度、加強法官依法履職保障。其中,有探索改革審判組織模式等內容。

在上述政策與制度框架體系下,被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確定為第一批進行司法體制改革的「6+1」省區市的三級法院作了積極的試點與推進工作,其顯著的成效就是沖擊了審判人員固有的集體(法院)承擔司法責任的意識,而轉化為「誰辦案、誰負責」,且「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的新司法責任理念,形成了極具壓力的辦案質量倒逼機制；同時,也根本改變了長期存在於司法領域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行政化辦案模式,初步形成了審判權與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相分離的新機制。司法責任制的推行更為員額制和司法人員分類管理提供了保障。

司法責任制的落實難點

當前,隨著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推進,司法責任制在落實過程中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和障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推進的難度,若不加以有效破解會影響改革成效的充分體現。根據筆者的調研情況看,具體來說,司法責任制落實中的難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如何凝聚合力落實改革措施。

司法責任制改革是本輪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基礎性、全局性的地位。

與此同時,司法責任制改革與其他改革舉措之間,亦呈現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司法責任制的全面落實,需要與人員分類管理、員額制、職業保障、省以下人財物統管、司法責任追究等制度協同推進,形成共同推動改革的合力。當前,部分改革舉措如省以下人財物統管、司法責任追究制度等推進遲緩,部分改革舉措仍停留在中央文件等頂層設計層面,在地方政法機關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再加上還有部分政法領導幹部對司法責任制這塊難啃的「硬骨頭」存在畏難情緒、懈怠心理,存在「不敢改、不想改」的情況。這些因素加大了司法責任制的落實難度,急需採取有效舉措予以破解。

二、如何處理放權與監督的關系。

司法責任制改革的內在邏輯是放權或還權於法官、合議庭,實現「讓審理者裁判」。但基於目前隊伍整體職業素養參差不齊、司法面臨的社會矛盾紛繁復雜、法院內部運行秩序尚未理順等現狀,一味強調放權,理想化地主張讓法官、合議庭完全自主決定案件,不僅不能解決司法的沉痾宿疾,反而可能導致審判運行秩序的混亂,引發新的司法不公等問題。

不久前,筆者在某試點地區法院調研時了解到,自從院庭長不再審簽裁判文書、不再對案件質量把關以來,該地區反映案件審判質量的部分指標,如一審服判息訴率、二審瑕疵改發率、民商事案件調撤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上升。此外,案件審批制度取消以後,「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也有所凸顯。可見,在目前缺少相應的監督制約、指導幫助以及協調管理機制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放權與監管的關系,將決定司法責任制能否順利落實,甚至可能會影響司改的大局。

三、如何設計司法責任追究制度。

除「讓審理者裁判」外,司法責任制另一核心內涵是「由裁判者負責」。科學合理的司法責任追究制度是確保辦案質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選擇。這既有利於增強司法人員辦案責任心,又不會挫傷其積極性。為此,中央專門制定了相關的規范性意見,就錯案責任和免責條件作了原則性規定。然而,司法責任追究制度仍然存在著頂層設計不完善、法檢兩家司法責任內涵范圍不清晰、司法責任追責程序行政化等弊病。尤其是因缺乏司法責任制的配套制度,導致司法權力運行機制不科學、責任保障不到位,制度的落實效果不盡理想。

四、如何面對內部反追責的壓力。

每一起冤假錯案都必須依法糾正,冤假錯案中有關人員犯下的罪錯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由於破案心切或客觀上判斷錯誤,造成對有關事實和證據的錯誤認定；另一種是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對當事人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甚至徇私枉法故意冤枉好人。前一種情況一般要按照黨紀政紀問責,後一種情況則要追究刑事責任,但無論哪種追責,司法機關都面臨著很大的「反彈」壓力。所以,在實踐中,為了避免有關人員被追究責任而掩蓋被錯判的案件,於是出現「追責與反追責」的糾結。由此可見,不少司法人員還是不明白一個道理,即如果為了掩飾錯判、避免追責而拒絕糾正冤假錯案,只會犯下更大的罪錯,最終招致更嚴厲的責任追究。

司法責任制的難點破解思考

一、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形成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整體合力。認清各項改革舉措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和高度關聯性,對各項改革舉措的順序和進程進行科學統籌,把握好推進的節奏和力度。

員額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前提,在積極開展入額工作的同時,還應當妥善處理好未入額人員的分流安置政策；職業保障機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有力驅動,要在頂層設計方案的基礎上,結合省以下人財物統管制度改革的推進,對保障的主體、方式和力度等進行進一步明確；績效考核機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應有之義,通過完善業績考評制度和辦法,明確新型權力運行機制下司法人員的工作要求,實現評價機制與員額退出機制、懲戒機制、激勵機制的有效銜接。

二、有序放權、科學監督,構建符合司法規律的監督制約機制。放權不放任,監督不缺位,關鍵是要明確司法管理和監督權力的邊界和行使的方式。堅持有序放權與監督管理相統一,推動司法業務管理監督由微觀向宏觀轉變,提高管理監督科學化水平。

依託現代信息科技技術,打好辦理案件的「組合拳」。建立適應新型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的內部監督機制,加強規范化、標准化建設,細化各類人員崗位職責、工作流程,確保各類主體權責清晰；發揮專業法官會議作用,架設案件研習的「度量衡」。在放權的同時,加快確保法律適用統一的機制建設,充分發揮專業法官會議作用,建立和完善類案檢索和類案參考制度；改革審判委員會的職能,築牢法律統一適用的「防護牆」。強化審委會總結審判經驗、統一法律適用職能,最大限度減少「同城同案不同判」的現象。

三、嚴格依法、規范程序,設計科學合理的司法責任追究制度。前提是制定司法責任追究的法律法規。追責的依據應上升為法律法規。制定相關法律是構建我國司法責任追究機制最基本的形式,沒有這一形式,追責機制必將如空中樓閣難以實現；基礎是區分違法辦案責任和錯案責任。在此基礎上,分別制定不同的追責制度,完整的追責機制包括追責的依據、主體、事由、程序、種類及救濟等內容；核心是設置明確科學的二元追責標准。追責標准應由當前唯結果論轉向「不適當行為」為主、「結果過錯」為輔的二元追責機制。這意味著,裁判結果並非決定責任追究的唯一條件,這可以避免追責機制對法官良心可能造成的破壞；關鍵是堅持程序正義與實體公正並重。在責任認定過程中,必須遵循程序公開、程序正當原則,適當組織社會專業人士參與責任認定,或直接由省級法官懲戒委員會主持進行,有效解決司法責任內部追究的公信力問題,並充分保障法官的申訴救濟權利和名譽權利；必要是構建法官獨立行使職權的保障機制。保障司法人員獨立行使職權是建立追責機制的必要配套措施,獨立行使職權的保障機制(職業、身份、薪酬、安全、文化等)要與追責機制同步建立。

四、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合理借鑒域外法官責任制度的經驗。域外國家對司法責任的追究主要體現在法官懲戒制度中。這種制度的重心在於對法官個人的職業倫理道德的規制,以人案分離、程序外製約為特色。我們可以從域外法官懲戒制度的比較研究中,找出對構建我國司法責任制構建的有益借鑒。

法官懲戒制度的核心是職業倫理道德。不同的職業以本行業的倫理道德作為行為規則,其職業倫理道德共有意識可以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在遇到問題的時候人們依照職業倫理道德的行為模式可減輕決策的負擔,也有利於社會系統的和諧與穩定。

一個沒有共同倫理的群體,是一個沒有凝聚力且缺乏穩定的群體。應當明確的是法官的職業倫理道德並不是一種古板生硬的說教,也不是一種深不可測的理念,而是對司法本身規則的總結是一種應用倫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技術性思考,並內化為一套可操作的准則。法官行為與職業倫理准則的建立,旨在更周密地定義可以接受和應當禁止的行為,既向法官提供一個如何行為、處理自身事務的服務,又向公眾提供一個他們應當知道的對法官行為的期望。

通過總結,可以歸納出域外法官懲戒制度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施機構的專門性。對於司法官的懲戒機構在相關的法律中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只有法律規定的具有專屬管轄權的部門才有權對出現問題的司法官進行調查和實施懲戒,而其他任何部門和個人都無權實施懲戒。比如:美國聯邦和州都是由國會或議會負責實施法官彈劾制度；同時由司法機構或主要由司法人員組成的機構負責實施司法懲戒制度；德國基本法規定,有關對司法官追訴的審判,專屬於聯邦憲法法院之許可權。在聯邦法官在行使或不行使職權時違犯本基本法的原則或邦的憲法秩序時,聯邦憲法法院經聯邦議院要求,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數裁決將其調職或命令其退休。在故意侵犯的情況下,得為罷免之宣告。

二、審查標準的多元性。普遍設立了多元性的審查標准,意味著法官不僅要對其職務行為負責,更要對其職務外行為承擔責任。域外法官懲戒制度對懲戒行為的界定是寬泛的,只要其行為有損法官職業的威信,就有可能成為懲戒的對象。

三、懲戒程序的嚴格性。聯合國《關於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司法獨立第一次世界大會《司法獨立世界宣言》和國際法曹協會《司法獨立最低標准》均規定了保障被懲戒法官的四大原則,即無明文行為標准不受懲戒原則、秘密審理原則、聽證原則、法官有上訴權或請求復審權原則。相應的,域外各國對於懲戒法官的程序也做了嚴格細化的規定。

四、司法責任的獨立性。法官的職業倫理責任獨立於刑事責任。這避免了追究責任可能產生的競合與混亂,也可以確保法官可以理性、良心、獨立地作出裁判,並賦予其敢於擔當的職業底氣

㈣ 如何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做到司法公正

1、在我國司法機關的概念也是不統一的，有的把公安的刑事偵查部門也歸為司法機關；有的乾脆只把法院列為司法機關。通常是指法院、檢察兩機關。本人在檢察機關工作，憲法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個人認為更多的可以理解為護法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當然了這是個見智見仁的話題。
2、改革必須有突破口，飯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辦，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討。

找准突破口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自黨的十五大以來，司法改革即納入黨和國家的戰略部署。在司法改革的具體表述上，十五大報告的表述是「推進司法改革」，十六大報告的表述是「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十七大報告的表述是「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一直到十八大報告的「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體現了一種堅持不斷、層層遞進的司法改革推動路徑。具體說來，這種遞進式的表述至少昭示了三點內容：
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標不會變。相反，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更加宏大。二是司法改革的決心不會小。相反，更加堅定，更加持久，更加自信。三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不會少。相反，更加廣泛，更加自主，更加靈活。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自黨的十五大以來，司法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涉及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已經有了巨大進步。但改到今天，似乎遇到了瓶頸問題。那麼下一步如何「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我的考慮是：找准突破口，掃清內外障礙，推動司法制度的全面發展和完善。
我認為以下四個方面可以作為司法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以法官單獨序列管理改革為突破口，建立一支能夠當之無愧地享受高地位、高待遇、高權威的法官隊伍，打牢司法公正與公信的組織基礎。法官的素質決定正義的質量。要保證法官的質量，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司法職業培養制度，把兩年的司法職業訓練作為進入法官職業的前置條件；二是注重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建設，形成法治的同盟軍；三是建立與法官素質、職業特點相適應的法官保障制度。
第二，以法院管理體制改革為突破口，探索法院經費和法官的兩級管理模式，將審判工作與管理工作嚴格分離，減少司法對地方的依賴和對內部的依賴。實際上法院管理體制改革已經經過了長期研討，不論是曾經提出過的全國統管說、上提一級管理說、兩級管理說，其核心都是讓人民法院擺脫地方干預和內部影響，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第三，以確保審判獨立為突破口，從觀念上掃清障礙、消除誤解，從制度上加強保障和監督，消除人情關系、物質利益對司法公正的影響，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提供前提條件。
第四，建立以外部標准為主、內部標准為輔的司法評價機制，平衡司法評價的法律標准和社會標準的關系，從司法實踐的角度出發，塑造和引領著全體司法人員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偉大事業。

㈤ 淺析基層人民法院如何踐行司法為民

「人民法院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也是群眾工作部門；人民法官既是司法工作者，也是群眾工作者」，可見，司法為民是法院一切工作的出發點。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最根本的執政理念，也是與時俱進的執政理念。而司法為民是執政為民思想在司法審判工作中的要求，也是黨和人民對人民法院的要求和希望，是人民法院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司法工作應堅持司法為民的宗旨，堅持人民利益高於一切，通過全部司法活動，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司法親民、司法便民、司法利民，贏得民心，讓人民群眾深切感受到親民之聲、便民之舉、惠民之實、護民之德，真正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人民將司法權賦予法院，為的就是通過司法機關的運作在具體的個案中得到救濟、獲得正義。如果把司法過程看作正義這一產品的分配過程，而民眾作為正義這一產品的受眾。那麼，司法要真正「為民」就有了兩重含義:一是司法的最終產品是高質量的，即每一個案件的裁決過程都是公開、公平的，裁決的結果是公正的，這是司法真正的永恆的靈魂和生命。二是這些產品是容易為民眾所獲得的，而且是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獲得的。如果獲得正義產品的代價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是昂貴的，司法的過程便成為有錢人的游戲，「司法為民」便成為無意義的空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降低民眾獲得正義的門檻，消除民眾在審判中碰到的各種各樣不合理的訴訟障礙，使他們能夠容易地、最大程度地接近正義，是「司法為民」的真正含義。 關於第一層含義，與司法核心價值觀中的「公正」的要求是相同的。第二層含義中「降低民眾獲得正義的門檻」，可以分為物質門檻和知識性門檻。物質性門檻主要是指在訴訟活動中支付的必要費用，主要包括訴訟費、鑒定費、獲得法律幫助的費用。此類門檻法院已通過相應制度，如降低訴訟費、設立法律援助、縮短訴訟周期等，予以解決。知識性門檻是指當事人由於對法律知識及訴訟技能的匱乏，在進行訴訟活動中遇到的障礙。此類門檻需法官在辦理每一個具體案件中予以解決。筆者認為降低當事人的知識性門檻，正是司法為民對法官工作的具體要求。要達到這一要求，應從釋明權的行使和依職權取證兩個方面努力。 基層人民法院承擔著人民法院80%的審判任務，處在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公平正義的第一線，只有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的作風，堅持司法為民的宗旨，才能有效應對各種新問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司法為民，就是為人民提供公正、高效、便利地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務，並為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濟。 司法為民的前提是司法，目的的是為民，即運用司法權為民。社會主義司法權同我國所有的其他權力一樣建立在人民主權的基礎上，源於人民、屬於人民、服務人民、受人民監督。司法權的終極主體是民，司法為民是社會主義司法的本質特徵，是「以人為本」的具體表現，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特有的本質屬性。司法為民決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揭示了新時期法治工作的宗旨，具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實踐意義。 筆者認為，基層人民法院應以方便群眾訴訟為重點，全面落實司法為民的要求，要做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增強服務意識，以優質的服務推進群眾工作，徹底改變「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衙門」形象，增進同人民群眾的親近感。二是在立案接待窗口應建立「訴訟有人引、材料有人收、案件有人查、電話有人接、咨詢有人答、法官有人找」的一站式服務、一門式服務。三是在基層法院，應提倡把法庭開到離人民群眾最近的地方。在鄉鎮政府、司法所、村委會、居委會和人口相對集中的村民小組設置固定的巡迴審判點，推廣假日法庭、農忙晚間法庭、車載流動法庭和速裁法庭。四是在審判工作中加強訴訟調解，注意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自覺維護安定團結。在現階段，要堅持「能調則調，當判則判，判調結合」的原則，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努力提高民事案件的調解結案率，力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五是進一步擴大司法救助的范圍，對孤寡老人、孤兒和農村「五保戶」，正在享受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農村特困戶救濟或者領取失業保險金無其他收入的人員提起的訴訟案件，一律免收訴訟費。 在新形勢新任務下，這既對法院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也是對人民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人民法官，要常懷愛民之心、常想為民之策、常練為民之功，如此才是真正的司法為民。 （作者單位：江西省新建縣人民法院）

㈥ 法治中國的司法建設

人民法院是中國的審判機關。人民檢察院是中國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照《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中國審判機關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分為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
中國建立健全了審判制度，完善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審判體系，形成了符合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求的現代司法制度，努力維護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
公開審判制度。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依法公開、及時公開的原則。離婚案件和涉及商業秘密的民事訴訟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其他的案件，除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和未成年人犯罪外，人民法院審理案件一律公開進行。對公開開庭審理的案件預先公告，允許公民和新聞媒體記者旁聽審理過程。人民法院還主動邀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旁聽案件的審理，在審理過程中公開舉證、質證，公開審判，在法定時限內快速完整地公開與保護當事人權利有關的立案、審判、執行工作各重要環節的有效信息。
合議制度。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除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外，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上訴和抗訴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進行。合議庭的成員人數，必須是單數。
人民陪審員制度。為保障公民依法參加審判活動，促進司法公正，除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審理社會影響較大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訴訟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請由人民陪審員參加的一審案件，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人民陪審員依法參加合議庭審判案件，除不得擔任審判長外，與合議庭其他成員享有同等的權利，承擔同等的義務，並共同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獨立行使表決權。
辯護制度。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正義，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辯護權，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辯護人依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訴訟代理制度。在民事、行政訴訟活動中，無訴訟行為能力人由其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法定代理人之間相互推諉代理責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為訴訟。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律師、當事人的近親屬、有關的社會團體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訴訟代理人以當事人的名義參加訴訟活動，實現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迴避制度。案件當事人如果認為審判人員與本案有利害關系或者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對案件公正審理的，有權申請審判人員迴避。審判人員如果是案件當事人、訴訟代理人的近親屬，或者認為自己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或者其他關系的，必須迴避。
司法調解制度。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依照「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原則，根據自願、合法、民主的要求，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採取調解的方式，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解決民事權益的爭議。2006年全國民事一審案件的調解撤訴率約為56%。
司法救助制度。對於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實行緩交、減交、免交訴訟費用的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依法保障弱勢群體的訴訟權利。
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案件的判決或者裁定，在法定期限內，當事人可以依法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當事人不上訴的，法定期滿即發生法律效力。對上訴、抗訴的案件的判決和裁定，上一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和裁定，除死刑案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復核外，都是終審判決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是終審判決和裁定。
死刑復核制度。死刑復核制度是獨立於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以外的、對判處死刑的案件進行復查核準的重要制度。死刑除了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於復核死刑案件若干問題的決定》，嚴格掌握和統一死刑適用的標准、統一死刑案件的證據標准，嚴格規范死刑復核程序，確保死刑案件的慎重與公正。從2006年下半年起，所有死刑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
中國檢察機關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是最高檢察機關，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人民檢察院的職責是維護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正確實施。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叛國案、分裂國家案以及嚴重破壞國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統一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檢察權；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貪污受賄、瀆職侵權等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進行偵查；對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的案件，依法決定是否批准逮捕；對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後，依法作出起訴或者不起訴的決定；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或支持公訴等。法律還規定，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偵查活動，監獄的執法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監督。各級人民檢察院設立檢察委員會，在檢察長的主持下，討論決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
中國制定了《仲裁法》、《律師法》、《公證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法律，建立了仲裁製度、律師制度、公證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考試制度等制度。
《仲裁法》規定，根據自願原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和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不能仲裁。中國實行一裁終局的制度。除非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銷或者不予執行，當事人不能就同一糾紛再次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爭議，當事人不願協商、協商不成或者達成和解協議後不履行的，可以向調解組織申請調解；不願調解、調解不成或者達成調解協議後不履行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律師法》規定，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的人員申請律師執業，必須擁護憲法，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滿一年，品行良好，才能取得律師執業證書。律師可以接受聘請擔任法律顧問，可以接受委託擔任訴訟代理人，可以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擔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律師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截至2006年底，全國共有律師事務所13000多個，執業律師130000多人。中國的律師事務所可以由律師合夥或者個人設立，也可以由國家出資設立。
《公證法》規定，擔任公證員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取得執業資格。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公證機構可以對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公證文書具有法定的效力，主要包括證據效力、強制執行效力、法律行為要件效力、公示及對抗第三人效力、不可撤銷效力等。全國公證機構年辦證量均在1000萬件左右，其中涉外公證300多萬件，發往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截至2006年底，全國共有公證機構3000多家，執業公證員近12000人。
中國自1994年起開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公民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代理人，依法請求國家賠償，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請求支付勞動報酬，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申請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公民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委託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申請法律援助；對於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各級政府建立了法律援助機構，設置了法律援助專職工作人員。

㈦ 如何進行司法體制改革

（一）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從維護國家法制統一、體現司法公正的要求出發，探索建立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的司法管轄制度。到2017年底，初步形成科學合理、銜接有序、確保公正的司法管轄制度。
1. 設立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劃的重大民商事、行政等案件，確保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調整跨行政區劃重大民商事、行政案件的級別管轄制度，實現與最高人民法院案件管轄范圍的有序銜接。
2．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法院。以科學、精簡、高效和有利於實現司法公正為原則，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法院，構建普通類型案件在行政區劃法院受理、特殊類型案件在跨行政區劃法院受理的訴訟格局。將鐵路運輸法院改造為跨行政區劃法院，主要審理跨行政區劃案件、重大行政案件、環境資源保護、企業破產、食品葯品安全等易受地方因素影響的案件、跨行政區劃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和原鐵路運輸法院受理的刑事、民事案件。
3. 推動設立知識產權法院。根據知識產權案件的特點和審判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知識產權案件審判規律的專門程序、管轄制度和審理規則。
4. 改革行政案件管轄制度。通過提級管轄和指定管轄，逐步實現易受地方因素影響的行政案件由中級以上人民法院管轄。規范行政案件申請再審的條件和程序。
5. 改革海事案件管轄制度。進一步理順海事審判體制。科學確定海事法院管轄范圍，建立更加符合海事案件審判規律的工作機制。
6. 改革環境資源案件管轄制度。推動環境資源審判機構建設。進一步完善環境資源類案件的管轄制度。
7. 健全公益訴訟管轄制度。探索建立與檢察機關提起的公益訴訟相銜接的案件管轄制度。
8．繼續推動法院管理體制改革。將林業法院、農墾法院統一納入國家司法管理體系，理順案件管轄機制，改革部門、企業管理法院的體制。
9. 改革軍事司法體制機制。完善統一領導的軍事審判制度，維護國防利益，保障軍人合法權益，依法打擊違法犯罪。
（二）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審判權力運行體系，必須尊重司法規律，確保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實現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到2016年底，推動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促使偵查、審查起訴活動始終圍繞審判程序進行。
10. 全面貫徹證據裁判原則。強化庭審中心意識，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嚴格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發揮庭審對偵查、起訴程序的制約和引導作用。堅決貫徹疑罪從無原則，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的范圍和排除程序。
11. 強化人權司法保障機制。彰顯現代司法文明，禁止讓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訴人穿著識別服、馬甲、囚服等具有監管機構標識的服裝出庭受審。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機制，強化控辯對等訴訟理念，禁止對律師進行歧視性安檢，為律師依法履職提供便利。依法保障律師履行辯護代理職責，落實律師在庭審中發問、質證、辯論等訴訟權利。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健全冤假錯案的有效防範、及時糾正機制。
12．健全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在立法機關的授權和監督下，有序推進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13. 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明確被告人自願認罪、自願接受處罰、積極退贓退賠案件的訴訟程序、處罰標准和處理方式，構建被告人認罪案件和不認罪案件的分流機制，優化配置司法資源。
14．完善民事訴訟證明規則。強化民事訴訟證明中當事人的主導地位，依法確定當事人證明責任。明確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的條件、范圍和程序。嚴格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發揮庭審質證、認證在認定案件事實中的核心作用。嚴格高度蓋然性原則的適用標准，進一步明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條件和范圍。一切證據必須經過庭審質證後才能作為裁判的依據，當事人雙方爭議較大的重要證據都必須在裁判文書中闡明採納與否的理由。
15. 建立庭審全程錄音錄像機制。加強科技法庭建設，推動庭審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建立庭審錄音錄像的管理、使用、儲存制度。規范以圖文、視頻等方式直播庭審的范圍和程序。
16. 規范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明確人民法院處理涉案財物的標准、范圍和程序。進一步規范在刑事、民事和行政訴訟中查封、扣押、凍結和處理涉案財物的司法程序。推動建立涉案財物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完善涉案財物信息公開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