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記者

① 河北司法媒體記者為聯通事故受害者做主的媒體人

恩，牛人

② 媒體與司法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媒體自身活力的增強，審判公開原則的逐步落實以及司法腐敗現象的較為嚴重，被稱為「第四種權力」的媒體對司法的監督力度不斷加大，媒體與司法的關系也日益顯得復雜化。在當代中國，新聞媒體對有些涉及權力部門或地方豪強的個案的監督有助於司法權的公正行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的不公,但同時因我國的媒體與司法的關系尚處在一個較為無序的情況下，更引人注目的卻是這兩者關繫上的緊張與不和諧。回過頭來我們也必須看到，媒體與司法的終極關懷近乎於一致，都是圍繞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的歸復與實現，都致力與我國的法治建設。那麼如何讓這兩大社會力量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對中國這樣一個法治建設無論在硬體還是軟體上面都比較落後的國家來說顯得相當重要。為此，當前媒體與司法界之間積極的關系要繼續保持，不合理的方面要努力克服，同時無論是媒體界還是司法界都有必要借鑒國外有關這方面的寶貴經驗，從而為我所用，共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社會。媒體與司法的相互關系涉及到社會生活中兩種基本價值：新聞自由與公平審判，實踐多稱之為媒體監督與獨立審判。兩者之間既有內在統一的一面，又有對立沖突和過分親合的一面，筆者討論的主要是對立沖突和過分親合的一面，論述其產生的原因及一些具體的表現，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以及兩者達到和諧統一對現實社會的意義。

應該說傳媒和司法、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的關系問題雖然是現代法治社會中的一個恆久性問題，但在中國，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銳的程度上浮現於社會實踐，並為人們所關注。他們既有沖突，又有內在的一致性。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也沒有絕對的司法獨立，平衡二者的關系是不斷調整的過程。只有使之達到良性互動，才能更好的促進我國的法制建設，保證公民權利的實現。
媒體與司法各自的定義與定位
我們在討論媒體與司法的關系時，必然涉及到社會生活中的兩種基本的價值，從法治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稱之為媒體的新聞自由和法官的公平審判，從當今中國實踐看，人們更習慣的是媒體監督和獨立審判的提法。那麼媒體和司法是怎麼定義的又是如何定位的呢？
媒體一詞是英文medium的中文翻譯，它具有媒體、工具等意思，作為專有名詞，它最早用於傳播學領域，特指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宣傳工具，又稱「傳媒」即「傳播媒介」。新聞媒體的功能主要有三項，一是宣傳功能；二是引導功能；三是監督功能。我們在討論媒體與司法的關系時可以看到使兩者產生聯系的主要功能應該是監督功能。
新聞自由在我國雖未見諸於憲法文字，但它以表達自由為根據，並且應該是表達自由的必然延伸。而媒體的輿論監督是表達自由和新聞自由發生作用的客觀結果。媒體監督是指報紙，刊物，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對各種違法違紀行為所進行的揭露、報道、評論或抨擊。媒體對司法的影響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輿論監督來實現的。
公平審判是法律的正當程序在司法領域的體現，其基本含義是法官在做出裁判（如決定被告有罪或無罪）時，應該處於公正無偏的立場，不應受到法庭外的力量、信息或在審判中未予承認的依據影響。在司法方面，中國憲法規定的是獨立審判，即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獨立審判最終也是為了達到公平審判的目的，在民主法治的國家，公平審判是法官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審判工作的靈魂和生命所在，是法官必然的價值追求。
兩者內在的一致性
（一）兩者價值追求的統一性
司法與媒體的最終價值都在於追求社會公正。司法通過依靠公眾同意的公共准則——法律來解決糾紛，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媒體則通過激發公眾內心的價值標准——道德來評判是非，批評侵犯者的侵犯行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正是由於司法與媒體能統一於公正這一價值目標，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司法獨立與傳媒自由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
（二）司法需要傳媒介入
首先，從制度設計考慮，媒體監督是遏制腐敗的有力武器；原因是，由於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對權力加以制約。但這種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制度設計有一致命缺陷：一旦掌權者進行權權交易，就會出現「官官相護」的局面，人民只能被當權者玩弄於股掌之間，為此，還需要依賴另一種監督模式，即廣泛的公開的社會輿論監督，藉此尋找一種終極控制權。媒體監督雖然是一種軟監督，但由於有它的介入，會促使權力制約機制生動活潑起來，因此，任何社會都不能對輿論監督的作用等閑視之，再跋扈的當權者也要對媒體監督畏忌三分。
其次，作為司法制度的核心內容，審判公開的一項應有之義就是允許媒體進行報道。在審判活動中，法官代表國家對各種糾紛進行判斷和裁決，其判斷和裁決的運作過程與結果，不僅事關當事人在權利義務方面能否各得其所，更與能否有效地維護社會秩序，實現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休戚相關。同時，公允的報道必將司法活動置於陽光之下，從而實現公正。
再次，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在司法程序中被追究責任的人是以弱者的身份出現的。當他們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時，媒體極有可能成為他們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聲援者。
由此可見，就對司法活動本身的作用看，媒體介入的價值應當是以外在的力量幫助和促進司法機關實現司法公正為目標，這與司法機關遵循自身的程序規律追求司法公正是殊途同歸。
兩者過分親合的一面
在我國，法院除了具有國家司法機關的一般屬性外，還要接受黨的領導，它的審判活動不僅要符合國家法律，還要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也是我國法院與西方憲政國家法院的本質性區別。作為黨的"喉舌"，新聞媒體在接受黨的領導，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方面與法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宣傳和報道法院的工作，共同樹立良好的司法形象也就成為新聞媒體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加上法律事件本身又是現今人們關注的熱點，而法院無疑可以成為這類新聞報道的一個重要來源，且能夠給予司法上的權威說詞，使這類新聞報道以及相關欄(節)目更具有專業性。因此，現今一些傳媒十分熱衷於為法院開辟專欄、專版，也樂意派出編輯、記者登門為法院采寫宣傳稿件或采編宣傳節目。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也願意作這方面的投資，因為能在新聞媒體上以良好形象頻頻出現，對摘取各項榮譽桂冠實在是大有好處。這樣一種親合關系，不排除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宣傳法律、樹立司法形象、營造法制環境。但從嚴格意義上講，由於雙方都不同程度違背了各自"天然的"職業守則而致實現這一目標的基礎實際已不穩。客觀真實是新聞媒體的生命，但處在一種親合關系中，新聞媒體往往失去了自我的判斷力，對法院提供的稿件和新聞素材一般都不予置疑，尤其對各種數據，基本都是按法院提供的照登，不加審核，有時為了突出宣傳力度，甚至還幫助弄虛作假，刻意拔高。坦率地說，靠做書面文章獲得的"美譽度"助長了一些法院的投機意識，也助長了一些法院急功近利的浮誇風。這時的新聞媒體實際在一定程度上也變相充當了法院宣傳部門的"喉舌"。
媒體與司法之間的沖突
在當代中國，媒體的影響力很大。傳媒代表著某種較高權威的令受監督者不可忽視的信號。因此，傳媒監督也很容易變為一種權力干預，一種破壞司法獨立的力量。
（一）中國傳媒監督司法的不平衡性
在我國，媒體都具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質，是黨和政府的「喉舌」，重要的「宣傳工具」，媒體的根本任務是宣傳貫徹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因此，這種官方與半官方性賦予了媒體以很強的政策導向性，受政治環境影響大，在必須嚴格貫徹正面宣傳引導為主的同時又依託強大的政治權威為後盾，具有了解決糾紛的能力，影響力大。這樣一來，一些即將進入司法程序或正處於司法程序中的未決案件，經其具有傾向性的報道評論後，就已為最終審判結果定下了基調。在這一過程中，媒體對司法的監督「成功」大多不是媒體報道而自動實現的，而是因為媒體報道後得到有關領導的重視並作了批示後才實現的，所以，這種所謂的監督，與其說是媒體監督的結果，不如說是領導干預的結果，從實質上來說是其他權力藉助媒體對司法權力的侵犯，是人治權威對司法獨立的法治原則的踐踏。
（二）中國傳媒「監督」司法的弊端
任何一種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專制腐敗，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和制約，司法權力也不例外。運用得當的媒體監督對實現社會公正，推進民主進程，培育法治精神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媒體監督的功能被不恰當地運用後，就蛻變成了「媒體審判」。即「媒體在報道消息、評論是非時，對任何審判前或審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其客觀公正立場，明示或暗示，主張或反對處被告罪行，或處何種罪行，其結果或多或少影響審判」，從而干擾了司法公正。具體來說，中國傳媒監督司法的弊端有如下幾個表現：第一，即前面所論述的我國媒體的官方色彩所帶來的領導「批示」的介入會直接間接地對司法官員施加某種壓力，這就難免造成程序的扭曲以及實際裁決者的不適格，從而導致理性化司法過程的缺失。長期以來的地方保護主義、行政干預，使得我國司法不獨立，法院不得不屈從權勢，而法院的這種妥協勢必造成民眾的不滿，從而形成惡性循環。第二，能夠引起社會輿論普遍關注的案件常常是涉及政治、道德的問題。如果過分的強調社會輿論對司法機關活動的監督，有法律問題道德化、政治化的危險。第三，由於新聞是「自由」的和「無限」的，使它的觸角伸得的很長，並且由於媒體的影響和滲透無所不在，而法官本應是冷靜的，理性的居中裁判者，媒體傳播的與案件事實相關的事實，即使是客觀的，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事實都可能對法官造成先入為主的影響。更何況凡是訴諸法律的案件往往是矛盾尖銳化的產物，而媒體所具有的主觀的、激情的和煽動的傾向，極易調動社會和公眾的情緒，而當公眾的情緒形成強大的社會公意合流時，實際上就把法庭推向了社會，法官的獨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權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第四，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出於對經濟利益的追逐，媒體往往在吸引公眾「眼球」上大做文章，而一些法制觀念淡薄的媒體人員就「嘩眾取寵」地進行報道，這就導致了許多與事實不符的細節趁虛而入。
以上這些原因成為司法獨立、司法公正道路的擋路石，導致媒體與司法關系的混亂，從而做出了事實上的「媒體審判。」
媒體與司法關系的合理構建
在中國社會，媒體與司法自身的發育都遠未成熟，都處於探索與改革之中。所以，我們應對司法與媒體的關系進行合理的構建，從而實現司法獨立和傳媒自由的平衡，並依法加以保障、引導和監督。對此我們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健全新聞輿論的監督環境
良好的新聞輿論環境是新聞媒體有序、高效、合法、公正地行使監督職能的前提。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保持新聞輿論的相對獨立性，拓展媒體監督司法的行為空間。媒體作為一種輿論的承載工具，它代表的應是大眾的觀點與意見，是相對獨立的，不應成為任何其他的附屬。中國媒體既要擔負著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使命，又要擔負著輿論監督的使命，目前應逐步放開對後一使命的種種限制，擴大媒體的行為空間。具體來說，就是要使媒體有多元體系。例如：要建立以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機關報為主，以社會各集團的報刊為輔，以民報為補充的多元體系的辦報格局；大力發展廣播電視，網路傳媒等多種傳媒手段。多元格局能調動廣大人民進行輿論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拓寬信息源，將一切腐敗現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發揮其「第四種權力」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是媒體在行使新聞自由、新聞監督權利的時候可以不負責任的發表言論，而是應該在國家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
第二，完善和落實審判公開制度。我國司法過程的封閉性過強，司法專橫現象導致了對傳媒權益的漠視。這在很大程度上隔絕了傳媒的信息源，限制了傳媒對司法的滲透能力。而且一些司法機構往往還特別排拒傳媒的介入，以技術化的理由擋御傳媒對司法過程具體狀況的了解。所以，應該完善和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具體措施如下：（1）凡公開審理的案件均應准予媒體采訪報道；（2）司法機構通過新聞發言制度等方式，建立與媒體對活的常規渠道；（3）依法應予公開的司法文件均應允許媒體機構查閱；（4）建立裁判理由說明制度，並在判決書上公開；（5）對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司法機構應給予媒體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體適時報道進展情況。
第三，新聞單位應配備專門的法律事務人員，同時還應該提高記者等媒體人員的法律素質，以免對司法活動產生不必要的重大誤解。經過專門的法律事務人員或者說高素質的記者群對即將刊發的文章進行審查，防止可能影響司法獨立或者侵權的報道流向社會。在美國和法國都設有類似的專門人員或專門制度。
第四，保證媒體正當履行職責的行為不受限制或追究，給媒體監督營造寬松的言論環境。我們在處理新聞侵權案件時應借鑒美國的經驗，堅持以下幾條原則：其一，把能夠提起名譽權訴訟的主體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普通公民，另一類是國家公務員和其他公眾人物，對後者的起訴權加以嚴格限制，除非原告能夠證明媒體報道有明顯實際的惡意和捏造事實的行為否則將不可能獲得法律救濟。其二，在處理名譽權糾紛時，無論起訴者是普通人，還是公務員或公眾人物，都不能要求媒體新報道的所有細節完全真實，媒體只要做到基本情況真實就屬於正當履行職責。
（二）新聞監督司法的合理界限
新聞自由權和其他權力一樣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被濫用，超過限度，就會走向其反面。因此對媒體監督這把「雙刃劍」應當給其劃定一個合理的界限，使之在這個限度內發揮其作用。具體而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立案、偵查、起訴和審判的任何階段，新聞媒體都可以對案件進行報道，但傳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報道，更不得發表具有傾向性的評論，對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施加壓力。
第二，傳媒對報道的案件進行評論，要努力作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問題實質。應堅持客觀公正原則，媒體報道應注意給各方當事人同樣的機會與條件，同樣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頗。對於案件審判中運用法律、法規有不同的理解時，不要輕率發表肯定或否定的結論性意見，可先在內部提出，待達成共識後於適當的時間予以發表。
第三，不得對司法人員進行惡意的人身攻擊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實歪曲報道。否則，依法追究直接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第四，傳媒監督應盡量保護公民的隱私權。公民有不願公開或讓他人知悉個人秘密的權利。即使有些行為不符合道德規范，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沒有侵犯他人權利，傳媒沒有必要干預公民的私生活。
現階段，要處理好新聞監督司法的合理界限，除了上述幾點注意事項的要求以外，還要強化職業道德要求，加強管理，廉潔自律，杜絕對司法機關提供各種形式的「有償新聞」，尤其要防止媒體成為司法機關自我宣傳的「擴音器」。而法院可以制定新聞媒體合理運作的內部規則，建立新聞發布制度等等，這樣一來為法院審判提供了方便，也為媒體的合理介入提供了規范性限制，使之有章可循。
解決媒體與司法沖突的域外經驗的借鑒與具體措施
應該說傳媒和司法、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的關系問題雖然是現代法治社會中的一個恆久性問題，但在中國，它只是最近才在尖銳的程度上浮現於社會實踐，並為人們所關注。因此，從制度原理上探求解決沖突的實際可行的標准，有必要借「他山之石」，吸取法治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制度實踐的經驗。在這方面，美國有長久的制度實踐，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以適當地借鑒美國的做法，具體措施如下：
（一）基於固有層面的原因而導致的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的沖突，是我們在制度設計上需要著重考慮和權衡解決的。媒體與司法出現的沖突帶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媒體依靠憲法賦予的公民知情權和言論自由的權利要求進行報道，而司法背後的力量是落實公民獲得公正審判的需要，兩者矛盾沖突實質上是兩種公民權利之間的沖突。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在制度運作中保持合理的張力，在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尋求一個合適的度。例如，在美國，為協調媒體與司法的關系，美國司法界鼓勵媒體在自願的基礎上，與法庭和律師簽署各方都能接受的協議，確定采訪和報道刑事案件的准則。通過協議，媒體既可以在獲取報道素材方面得到司法部門的支持和幫助，又可以盡量避免因不當報道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基於人為層面的因素而導致的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的沖突，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需要正視並努力加以避免和克服的。盡管任何制度運作都難免受到人為干擾，新聞自由和公平審判之間的潛在沖突，應該說大量地是可以通過媒體、司法等方面的自我約束和一般常識來避免的。具體來說，可通過對媒體進行事先約束以及訴諸司法程序兩種方式來解決：其一，諸如美國，為了防止媒體發表可能極大影響訴訟進程和結局的信息，法院可以附條件的簽署「司法限制言論令」 ；其二，就是通過程序方法來保證媒介和公眾不幹預審判。這些方法包括：（1）延期審理，直到媒體偏見的危險消除後再行審理。（2）或者通過變更管轄的方法將案件移送到其他地方的法院審理。通過易地審判以消弭傳媒的不當影響是美國通行的做法。這樣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被告離開媒體，離開輿論渲染的案發地，以便被告可以得到一個相對公正的審判。我國的刑事訴訟亦可以借鑒這樣的做法。（3）如果以上各種方法仍不能消除新聞媒體對合議庭成員的影響，法院可以決定對他們實行封閉隔離，直到案件審結為止。比如在美國，對於一些特別重大的案件，法官可以決定隔離陪審員。對一些影響很大且可能被媒體大肆炒作的案件，為保障司法權的獨立行使，我國也可以適當借鑒美國封閉隔離的做法，以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公正審理。
（三）對於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如果確有證據證明媒體的審前報道造成了對被告人不利的判決結果，那麼，即應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予以變更。我國由於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生效判決的再審程序，故司法實踐中對確有證據證明媒體的審前報道可能對被告人造成了不利判決結果的，可以啟動再審程序重新進行審理。

注釋：
1、趙中頡 ：《法制新聞與新聞法制》 法律出版社 2004年1月版
2、宋克明 ：《美英新聞法制與管理》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8年3月版
3、俞燕敏等：《無冕之王與金錢——美國媒體與美國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0年版
4、張志銘：《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從制度原理分析》，載《中外法學》2000年第1期。
5、賀衛方：《傳媒與司法三題》，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
6、顧培東：《論對司法的傳媒監督》，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6期

③ 記者能參加司法考試嗎

司法考試和記者有什麼關系啊，完全沒有關系的了。
大約要求如下：
（一）報名條件
1.符合以下條件人員，可以報名參加國家司法考試。
（1）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2）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3）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4）高等學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學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並具有法律專業知識；
（5）品行良好。
詳細公告你可查看網頁：http://www.kekeok.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

④ 怎麼找法制日報記者反映問題

大家好：我們是汝州市離退休職工醫院的全民在編員工，共40人。2008年9月我們被單位通知不上班後，逐漸成為「孤兒」被拋棄，我們多次詢問上訪，但是只見批文未見落實，至今已經被忽悠了九年之久。

我們實在是退無可退，忍無可忍，對於那些專門倒賣國有財產的倒爺深惡痛絕，對於那些推諉扯皮的腐敗官員忍無可忍，我們總是在拿到批示時退了又退，但是九年來只見批示，未見落實，我們希望的肥皂泡一個個破滅。

現在我們決定問責：汝州市不管，我們到省里，省里不管，我們到國務院，我們堅信人民的頭頂必定有一片藍天！！！

汝州市離退休職工醫院，成立於1992年，性質為全民企業，隸屬汝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領導，職工為全民在編職工。證據：1992年4月28日，汝州市計劃建設委員會汝計基[1992]39號文《關於建立汝州市退休職工醫療門診部的批復》。當時投資122萬，87萬用於購置富民一街過街樓，35萬用於購置醫療器械……

2008年9月汝州市離退休職工醫院被汝州市社保局局長張民興通知歇業。當時職工們納悶：單位正在盈利狀態，還有大批外債沒有追討，為什麼要歇業？張民興給出的理由是汝州市醫保中心拖欠汝州市離退休職工醫院醫療費從2002年9月到2007年9月合計共1362290.31元。依據是《汝州市審計局關於拖欠汝州市企業單位離休幹部醫療費問題的審計結果》汝審[2008]1號文；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底，汝州市醫保中心又拖欠722290.31元，拖欠職工養老金491853.20和三個月的工資9萬多元。幾項合計共：2666433.82元。

2012年以後，汝州市醫保中心還清了欠款，但是汝州市社保局領導張民興卻沒有通知職工上班。後經多方調查才知道：社保局局長張民興在打著自己的如意算盤，悄悄將汝州市離退休職工醫院的賬目作假，節約資金200多萬不翼而飛，職工醫院的房產記到汝州市社保局的賬下不予追究，暗箱操作將40名全民在編職工按企業強制下崗處理。其間暗藏的利益交換，普通職工哪裡知道，當時只是懷疑，時間久了，才慢慢顯露，但張民興已經被調離局長位置。

至今，40名全職的在編職工成為了「孤兒」，被無故拋向社會，我們多次上訪，但是只見批文，未見落實。汝州市離退休職工醫院還在存續，汝州市社會保險事業局還在收著汝州市離退休醫院的房產的租金。

鑒於以上事實，我們作以下分析：

一、汝州市離退休醫院不管是事業單位還是企業單位，在1992年的背景下一定是國

⑤ 法制日報的記者是什麼編制

法制日報社是事業單位性質，社領導是公務員編制，一般工作人員事業編制，實行企業化管理。

⑥ 記者的職責是什麼

記者的職責如下：

1、及時捕捉新聞線索，及時采寫重要新聞和獨家新聞。

2、保質保量完成記者部下達的選題。對經常采訪地區和部門的重要新聞不漏報。

3、堅持職業道德，不搞有償新聞，不搞假新聞。

記者主要分類

新聞記者按工作性質分為文字記者、攝影記者、廣播記者、電視記者、網路記者；

按報道內容分為政治記者、軍事記者、經濟記者、文教記者、科技記者、體育記者等；

按地區分為本地記者、駐外記者、特派記者等。新聞機構為了專題采訪報道或專門地區、部門的采訪報道，還聘請編制以外的特約記者。

中國新聞記者的職務序列，分助理記者、記者、主任記者、高級記者4級。

⑦ 記者有哪些權利和義務

眾合利達教育老師：
一．記者的權利和義務並存
編輯記者作為專業化職業群體，是信息傳播的把關者。信息傳播在宏觀上是物質之間天然進行著的信息交流運動，中觀上意味著人類的文化交流活動，微觀才是新聞傳播活動。信息傳播具有四個基本特性或規律：客觀性、實用性、損益性和目的性。這些特性必須轉化成信息傳播法律和道德的基本規則即權利義務供記者遵循，才能承擔其社會責任、履行社會職能。
（一）保持信息傳播的客觀性
信息傳播是普遍的客觀存在。客觀規律總是潛藏在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實之中，在不經意間產生最深刻的作用。信息分為事實和意見，發現事實和規律並據以提供社會改革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信息傳播的價值所在。因此，信息傳播的首要功能就是發現事實和規律。
要保持客觀性，傳播者要有發現的本領：尊重客觀性的職業意識和敏銳的專業眼光。這就必須具有社會責任心、歷史使命感等道德信念以及善於探索的科學精神和手段。同時，社會要建立保障客觀性亦即法律上的發現和傳播自由的信息傳播制度，如國家和社會信息公開制度以及對客觀真實性的裁判標准等等。
客觀真實性現實表現為相對真實：法律真實和道德真實。
1．信息的法律真實，是指信息內容符合或不違反法律對事實披露的明確規定，是免除傳播者侵權責任的絕對事由。它具有下列四個條件：信息的基本要素真實；信息中虛構、錯誤、不完整的內容在程度上不足以引起嚴重的誤解；獲取事實的方法沒有觸犯具體的法律條款亦即采訪的程序合法；對事實的披露不違反禁止性法律規定。
2．信息的道德真實，是人們依據主流道德對客觀信息進行的適度反應。道德也是規則，由於人們確信它是必需的和正確的，因此具有實用性和真實性。維護信息的道德真實是信息傳播業者職業道德的重要方面：尊重並避免貶損人格；報道均衡、平等、客觀中立；尊重善良風俗，堅持人文主義視角；注重意見民主和受眾反饋；給人以美感等等。
（二）區別信息傳播的兩種實用性
信息傳播的實用性本質上與真實性相統一。信息的實用性是指物質之間必須依據信息傳播維持其生存和發展。只有人類認為正確、真實的信息才被相信並據以支配其行為。實用性亦即正確指導性，是主客觀合一的規律：真實性是達到實用性的必然要求。但是，實用性有時和真實性相背離，既因為認識和實踐的局限性如無知或誤解；也因為有意的欺騙，如說謊和造謠，尤以戰爭或其他敵對狀態時為甚。
實用性原理體現在法律和道德規范上，就是要區別正常時期和非常時期的新聞傳播。前者適用客觀真實性和言論出版自由為首的規則，目的在於鼓勵記者和公眾自由探求社會規律；後者則適應特定時期如災害、戰爭時期國家或社會的特殊需要。
（三）防止信息傳播的損益性
信息傳播在傳輸中會發生損耗或增殖：在隱秘的環境中易產生真實性損耗，在開放的環境中真實性增大；首端與末端的信息量必不等，末端越遠，信息量越少，與真實性偏差越大；傳播主體的互動是產生信息損益的重要原因。損益性說明傳播環境對真實性的重要影響。可以通過信息傳播制度降低其不良影響。
1． 全面。開放的環境更能增加信息的真實性和生命力，因為多方位傳播和反饋的信息更接近社會生活的本來面目。這需要依靠制度規則消除信息傳播的壁壘，鼓勵良性競爭和意見民主。
2． 直接。傳播的時空距離越短，信息失真越少。反之亦然。縮短傳播距離，才能增加信息真實性、發揮指導性、達成實用性。信息傳播的速度取決於傳播觀念、制度和技術方法，必須依法確立先進的傳播觀念、制度和技術。
3． 超脫。信息傳播主體是互動的，各方的認識和目的性相互影響事實真相。合法的隱性采訪是保持超脫的方法之一。
（四）把握信息傳播的目的性
信息傳播的目的性是指通過傳播信息影響他人的思想和行為從而滿足自己的需求，是人類的信息干預，其模式為：傳播信息——獲得信任——指導行為。干預既可以是良性的，也可能違背客觀規律。信息傳播法則必須從制度上鏟除目的性的消極方面，促進良性干預。既強調記者的輿論引導作用，又不忽視受眾的感覺和認識。
1．解決目的性與客觀性的沖突。
追求名利等目的使信息傳播的客觀性普遍受到質疑。記者和大眾自覺參與新聞本源的形成，謂之新聞策劃。因此，信息的客觀性——偶然性、記錄的旁觀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傷害：製造代替了發現。因此，應當依法區別信息傳播的傳遞消息、教育、娛樂、廣告等多種功能，例如實行頻道（版面）和人員專門化，等等。
2．解決目的性與真實性的沖突。
信息傳播目的性的消極方面，是故意違背真實性做虛假宣傳：掩蓋或者造假，誤導人們。使信息傳播機制產生嚴重缺損和信任危機，妨礙社會預警和指示功能。因此，法律應當確保記者克服消極目的性接近真實性。
總之，信息傳播的觀念、制度決定記者能否遵循其客觀規律。因此，明確記者的權利和義務，為信息傳播法治所必需。
二．記者權利的法律屬性
記者是新聞傳播活動的主體之一，其所處的主要法律關系有二：一是代表新聞媒體行使新聞傳播的專業權利時與社會發生新聞傳播關系；二是與新聞單位之間發生勞動關系。因此，記者的權利，包括新聞傳播的專業權利和勞動權利。
新聞傳播的專業權利可以簡稱為新聞傳播權，包括采訪權、評論權、編輯權、報道權等。新聞傳播權來源於憲法上最基本的政治自由——言論和出版自由。因此，新聞傳播權在法律上屬於政治自由的范疇。作為專業或職業權利，記者的新聞傳播權如同律師、醫生等社會專業工作者的權利一樣，既具有一般民事權利的屬性，又具有社會公共權利屬性，亦即負有特殊的社會責任。因此，是一種特殊的民事權利，具有公共性的特點。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成為該類權利行使的法律依據。總之，新聞傳播權是具有公共性政治性的特殊民事權利，也是具有民事性質的特殊公共政治權利。這就是新聞傳播權的二重性。
記者的勞動權利源於勞動法。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關於事業單位的人事爭議適用勞動法的司法解釋，對於明確記者的勞動權利很有意義。
三．記者權利的維護
憲法上的言論出版自由必須通過新聞傳播法、記者法等具體的法律制度得到落實。我國目前保障記者權利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而要使記者承擔起引導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市場經濟和先進文化的責任，就必須首先維護和保障記者的權利，使其能夠按照信息傳播和新聞傳播的規律行事。目前，侵犯記者權利的情形很多，例如暴力阻撓、恐嚇、打擊報復、人情和權力壓力等妨礙采訪報道，同時，記者勞動權利的維護也逐漸突出。對此，應當採取不同手段加以維護。
1． 協商與溝通。記者及其新聞傳播是為了促進社會交流與溝通。在解決
與其他主體發生的沖突時，也應當首先通過新聞媒體或新聞界組織採取協商與溝通的辦法。事實證明，這種辦法比較有效。
以《新民周刊》記者被打事件為例。2001年11月19日，上海《新民周刊》記者宋元在浙江上虞市法院欲采訪一起普通民事案件而遭法官拒絕，改為旁聽。庭審結束後，審判長、該院副院長徐某懷疑其錄音，搶奪其背包，並召集四名法警對其施暴。他逃出法院後，要求把所扣留的錄音帶封存後交司法部門鑒定，亦遭拒絕。他回來後當即向本單位匯報，單位旋即向上海記協報告，隨後發表了有關報道和記協負責人的批評文章。上海記協致函中國記協尋求支持。中國記協遂致函最高法院和浙江省高院予以協調。2002年1月，該省三級法院的負責人親來中國記協通報核查結果：對責任人給予行政警告處分，兩級法院的領導人以及責任人向《周刊》和受害記者當面道歉，並願意賠償。《周刊》社亦表示滿意。此事得到了非常圓滿的處理。
當然，這方面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訓，有些新聞單位不重視協商和溝通。以重慶日報報業集團被訴案為例。2000年1月12日，該集團子報《重慶晨報》刊登記者報道《手持電警棍，威脅要電人》，批評萬昌公司保安違規使用電警棍。該公司遂起訴其侵犯名譽權，索賠3300萬。該報又相繼發表《事實勝於狡辯——全國最大的名譽侵權索賠案庭審記錄》與《一份畸形的起訴書——全國最大的名譽侵權索賠案的幕後新聞》（2000年4月12日）等文。重慶市高級法院一審判決原告敗訴，原告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月底，該報前來中國記協尋求幫助。筆者根據其提供的情況，旁聽了案件審理，認為報道內容有失客觀真實，提出了庭外和解等對策建議，但未被採納。3月，最高法院裁定發回重審。重審一審判決認定報道違反職業道德、但駁回原告訴求。最高法院於2003年2月再次庭審，6月19日作出判決：有關報道貶損原告、有失客觀真實，令被告登報道歉、賠償損失35萬元、負擔約2/3的案件受理費25萬元。此時，該報悔之晚矣。
2．訴訟。在無法協商一致時，新聞界應當充分重視通過個案訴訟積極維護自身權益。最值得稱道的是無錫日報訴中國足協案。1999年7月26日，中國足協公布《關於某假新聞事件的處理決定》，認為該報記者製造了一則影響比賽的假新聞，要求該報賠禮道歉、嚴肅處理責任者並上報處理結果、之前停止該報采訪比賽的資格。該報認為這嚴重侵害其名譽權和采訪權，遂起訴中國足協，同時請求中國記協予以協調。但協商未果。2000年1月，該案一審判決報社名譽權部分勝訴、采訪權部分不予審理。足協上訴後最終雙方和解。
無論採取協商還是訴訟方法，取得新聞媒體、新聞界行業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支持都是必需的。新聞界對有法律適用爭議的新聞糾紛開展研討以尋求社會共識並逐步形成新聞采訪報道的職業規范，也是維權的重要方法。
總之，記者維權是新聞界依據法律和新聞職業道德准則推進我國新聞法治建設的實際舉措。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從根本上理解為什麼「強勢群體」的記者也需要維權。簡言之，法治的陽光普照中國，當然也包括新聞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