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徵文
1. 司法徵文怎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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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法律的1000字左右的徵文
讀《英國普通法和衡平法形成》有感
我們都知道英國的法學發展對於整個世界的司法有種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作為英美法系的代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形成發展成為我們值得關注的話題。
1066年，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同英國大封建主哈羅德為爭奪英國王位而進行戰爭並成為新英王。他保留原來地方法院，繼續適用地方習慣法，一方面要求地方法院根據國王令狀並以國王名義進行審判，原告要向法院起訴，必須向國王的大法官申請令狀。
法官們開始巡迴審判，亨利二世進行司法改革，頒布詔令使得巡迴審判定期化和制度化。習慣各地習慣法，形成統一法制普通法，各地法院也逐漸轉化為普通法院。隨著羊毛業和商業貿易興旺，因形式僵化，內容陳舊落後，救濟方法也有限，只能針對現實損害，很多難以用金錢衡量的，當事人的損失難以彌補。
因此，以大法官的良心和正義感為基礎發展起「衡平法」，大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間很大，被稱為大法官的腳。十分靈活，可大可小。15世紀時，正式組成大法官法院，即衡平法院。
衡平法發展成為獨立於普通法的新的法律體系，兩者成為英國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相互補充，相互發展。普通法基礎，實施全方位，衡平法是一種補償性制度，兩者都遵循先例，都是判例法。
由於管轄范圍從來不涇渭分明，兩大系統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不可避免。普通法院痛斥衡平法院干涉太多，衡平法院聲稱有理由根據強烈的道德心來糾正普通法院的錯誤。
國王詹姆斯一世認為衡平法應該具有優先地位，但必須盡可能遵循普通法的規則為前提。
1875年，英國根據新通過的《法院組織法》，把兩個法院正式合並，所有法院都可以適用英國的全部規則。但衡平法仍然是創制新規則的重要手段。只是它已經不再有單獨適用的法院了。
3. 關於法律的作文
一，用思考，良心和勇氣去追求正義
前段時間，最能反映我們現行司法體制的弊端消息莫過於下面這一則：
一場審判中的所有人———辯方律師、公訴人、審判長、主審方法院院長都持無罪意見，但受審者周澄最終獲刑5年。在周澄刑滿出獄之後，完全出於偶然，他得到了一套與案件 審判有關的案卷副本。這套案卷副本顯示：當年決定他命運的那場審判竟是「上面要判幾年就是幾年」。(12月7日《中國青年報》)
這則消息一出來，評論如潮，人們紛紛對現行的司法體制進行反思。是的，法官除了法律無上司，但今天我們的法院卻是人、財、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而司法改革討論了多年，並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問題是，即使在這樣的司法體制下，法官就有權作出違背法律的判決嗎？法官能用這樣一條理由來為自己開脫責任嗎？因此，對於這一問題，我們還必須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
從社會學意義上講，人雖然是一個個社會組織的成員，但仍然沒有擺脫我們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應當具有良心和道德、正義感的人這一事實本身。同樣，作為一個政府公務員、司法者，首先是一個社會意義上的人，然後才是國家機器中的一份子。作為公務員、司法者，是否僅僅按照指令行事，還是通過獨立的思考作出符合法律意志的結論，並拒絕執行公然違背法律意志的命令，這深刻地考驗著每個公務員與司法者的思考能力、良心與勇氣。
在周澄挪用公款案中，原本溪市平山區檢察院起訴科科長滕儉秋對此案提起了公訴，今天周澄案的申訴狀也出自她的手。她解釋道：「不是說我不在位了，我就說周澄無罪，即便是當時，我也明白無誤地持無罪的觀點。但是上面定了調子，說只要證據搞好就行，我們也只好盡量往有罪上*。」同樣，在審判中，據知情人士講，上面非要判，而司法機關則認為無罪，但頂不住上面的壓力。知情人士講，這些討論已全部記錄在案。所以，因為上面要定周的罪，滕儉秋就往有罪上*提起了公訴，而法院從院長到審判員也就以有罪進行判決，盡管他們都認為周無罪。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什麼樣的邏輯。
有鑒於公務員服從法律而不是上司命令的重要性，《公務員法》第五十四條特別作出規定：公務員執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變該決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該決定或者命令，執行的後果由上級負責，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應當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顯然，僅僅《公務員法》這一條規定並不能保證公務員、司法者在執行公務與司法活動中可以免除職務變動與失去職位之憂，司法體制的改革必須提上議事日程。
早在19世紀德國法學家耶林諄諄告誡我們「為權利而斗爭」!權利不是一天能得到的，每個人的正義行動會將涓涓細流匯成奔騰的大江，因此，每個人必須牢記，沒有經過思考的生活不值得過，司法者、公務員必須用思考、良心與勇氣來追求正義！
二，一個我很喜歡的小文章：
悼 兄
生命原來竟如此的脆弱，生命原來竟不允許反悔。
是的，人的一生中能有幾次重新開始的機會呢？哥沒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法律的嚴肅剝奪了你生存的機會。只是這一次機會的剝奪，你的歸宿就局限在了一隻狹小的盒子。我無論如何都難以想像出，在這么一個小小的盒子里，你是如何的蜷縮，怎樣的伸展。
在這個物質的世界裡，一個鮮活的生命在頃刻間灰飛煙滅，物質實現了轉換。雖只改變了存在的狀態，但這么一個轉變過程卻得到法律的襄助。平凡的人可以有權利選擇死，但沒有權利選擇死的時間，沒有權利選擇死的方式。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的法學家為廢除極刑而疲於奔命。的確，我們痛恨的是殘忍的犯罪事實，惡心的犯罪行為，可恥的犯罪動機。我們痛心的是犯罪者，你曾經善良過，曾經有過夢想，你知道死亡意味著什麼，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於去承受自己能夠預知死亡結果而且要真切的感受那份痛苦。我寧願你是白痴，你不明白死亡的痛苦，就沒有了畏懼，在不經意中失去了生命。那樣對於關心他的人也可以把這一切歸於天命，而不用在此深深自責。但現實的法律卻是相反，白痴不用去死，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你，必須承受分離，選擇死亡。
32歲的你，人生的歷程就此提前結束。寫下這個文章不為紀念你，真的，你的的確確錯了。只為一種親情，一種近似溺愛的惋惜。如果，如果，如果我可以把你影響，我想你做和我一樣的循規蹈矩的凡人。但是，我沒有辦法影響你，我心虛地把這歸咎與我們道不同，我無法為你謀劃人生。我為自己的不開心感到些許釋然，感覺那樣我也為你做了什麼，哪怕除了難過，我幾乎從沒有為你付出過什麼。
哥，我想你是不會記怪我吧，象我這樣的人寧願在你去了之後每年的年飯擺上你的一副筷，卻不願在你錯誤之前和你相處一天，哪怕只是一天。我們將關心停留在心裡。在某個良心發現後的反省自責和深深懊悔中，我們執著地堅持中國人情感的含蓄習慣，在你的錯誤中保持緘默。或是抽身轉去，把自身置於安全地帶。是中國人的意識讓我沒有了選擇，除了選擇難過。
對於你，哥，你應該高興，你成了我們全家關注的焦點，這是你最大的願望和以往從未得到過的。我們都為你難過，我們都為你擔心。當我們拿出了決心，真誠地想為你做點什麼的時候，你去了哪裡？你為什麼沉默？
看著你居住的小盒子，我哭著告訴別人，關心家人吧！我家已經受到了懲罰！
三，武俠流行之法律分析（我擬的一個題目，這個文章很有意思，視角非常獨特）
分析武俠，「武」只是其中一面。社會既有沖突，又必須有合作。堅持正統的梁羽生甚至說，寧可無武，不可無俠。「俠」究竟為何物？嫉惡如仇、情深義重，乃至捐軀赴國難等等，都屬「俠」的范疇。但概括而言，則是「信」與「義」，即行為在形式上守信，於內容上守義。
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指出：「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10]輕生死、重然諾，言必信，行必果是俠的一個基本特徵。守信是俠客於江湖的立身之本。無論在哪本武俠小說中，守信都是江湖中的基本規范，不講信義最為人不齒。這是因為社會是因人的行為活動而得以延續的，社會中人的行為是互動的，只有對他人的行為具有可期待性和可預測性，人們才能夠理性地決定自己該如何作為，社會也才能延續下去。要使人的行為具有可預測性，一是由社會定一套行為規范，並監管其實施，二是由個人對自己的承諾進行擔保。前者如法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就「在於建立和保持一種可以大致確定的預期，以便利人們的相互交往行為。」[11]後者就是信譽。武俠世界選擇了信譽。經濟學家，如張維迎，認為「與法律相比，信譽機制是一種成本更低的機制」。他舉了個在家樓前小賣部買飲料的例子，如果付了錢拿了飲料要出門時，店主說你還沒付錢呢，這樣的問題法律無法解決，因為法官沒辦法判斷誰說的是真話，如果給小賣部裝上監視器，成本又太高。但實際上這種事情不大可能發生，因為如果鄰居們都知道這件事後，也都不敢去了，店就得關門。店主由於害怕失去未來的生意，才不敢耍賴，這就是信譽機制。[12] 信譽的機制運行實際依賴於未來的懲罰。
但以此來審視一下武俠世界，卻會發現把信譽看得比性命還重的俠士們的條件與此並不相符。俠客們並不是因為「害怕失去未來的生意」才行俠仗義。作生意是為了得利，而行俠則是付出。俠客遵守諾言，此次捨身相助，是為了今後還能無數次捨身相助，這樣的邏輯即使不是荒謬，也是於情不符的，特別是在遵守諾言即意味著死亡的情況下（這在追求戲劇效果的武俠小說中比比皆是），即一次性博弈時，仍信守諾言，就更與「理」不通了。
在高度流動的市場經濟中，另一維護信譽機制的方式是建立企業，企業是將一次性博弈轉化為重復博弈的機制，是信譽的載體，即所謂以「廟」的聲譽來約束和尚的行為。[13]對於武林人士來說，門派就是他們的「廟」，即企業，門派使俠客個體的行為轉換為了群體行為，這樣門派就有積極性去監督其門徒的行為，在小說中也確實有不少的敘述，如《天龍八部》里，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師年輕時與葉二娘偷情，最終被揭露出來，在武林群雄面前，為了少林寺的清譽，玄慈自己下令按門規受杖責而死。但從總體來看，這種作用並不佔主要地位，而且其中更多體現地是個人的道德行為。在武俠世界裡，真正的俠客往往是無門無派的，特別在古龍的小說往往更是如此，對他們來說，幾乎看不到「企業」的作用。
經濟學家的理論與武俠世界的「現實」是矛盾的。當然人們最為常見的反應是武俠小說根本就是虛幻的，不是現實。但武俠小說的武功描寫雖被很多人視為荒唐，而其對人性的刻畫卻很少被人指責。人們在讀武俠時，對這種「現實」是接受的。其矛盾何在呢？
「經濟人」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而俠客的行動邏輯與經濟理論的分歧原因似乎也在此，因為俠客的行為是利他的。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分歧原因並不成立。因為俠客的行為同樣是利己：信守諾言，獲得一種守諾的心理滿足。守諾實際是江湖世界的一種意識形態，信守諾言，可以獲得社會的道德認同，並使內心的信念得到踐行。對於道德君子來說，道德行為是一種能給自身帶來效用滿足的自利行為。
但問題並沒有解決，道德如果是個人的行為，那可以理解，但它成為社會的規范時，成為一種內化於人心的意識形態時，它必須滿足一定的社會條件，經濟學家們分析的正是這些社會條件，如害怕未來的懲罰和「廟」的約束作用。那武俠世界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形成的呢？目前還沒有一本武俠小說講述武俠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而都是直接端給了我們一個武俠世界。武俠本非現實，江湖是人造的江湖，江湖世界的意識形態實際是作者和讀者共同為它預置的。武俠看似是江湖世界的人物，其實他們所遵從的的意識形態是作者和讀者以自己的觀念強加的，實際他們活在人們的觀念世界中。武俠守信是作者和讀者的要求，而不是其自身的現實行動邏輯。[14]如果守信僅僅是為了滿足內心信念，而這種信念又是沒來由的，不守信僅僅是遭到人們的白眼，並無其他懲罰，那麼按現實邏輯，這種「守信」就是不可信的。武俠世界裡俠客們作為道德君子的守信行為在經濟學家看來，只是人們的良好願望而已，不可能實現。如果經濟學家的理論沒錯的話，但人們又並不覺得武俠的「現實」有什麼不對，那麼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武俠世界與人們觀念中的應然社會相符，所以人們相信；而與經濟學家眼中的實然社會不同，所以它與理論矛盾。從本文下面的第四部分可以看到，這種觀念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分歧將是分析的一個重要楔子。
無論能否實現，守信是俠的行為在形式上的要求，而重義則是實質上的要求。在武俠世界裡，「義」的內容極其廣泛，幾乎集中了人類所有的美德：嫉惡如仇、鋤強扶弱，如《飛狐外傳》中的胡斐；情深意重、視友情高於一切，如《多情劍客無情劍》中的李尋歡；挺身而出、抗擊外侮、救民族於危亡，如「俠之大者」郭靖；以蒼生為己念，為免生靈遭兵戈塗炭而不惜殞命，如號稱「天下第一英雄」的蕭峰，……。武俠世界是一個俠「義」的世界，是一個正義永遠壓倒邪惡的世界，是一個讓人感動也讓人神往的世界。想想被稱為經典一段的《雪山飛狐》里胡一刀與苗人鳳比武那一場，生死決斗中，英雄間的肝膽相照、義薄雲天簡直讓君子國的人也會汗顏。
作為武俠世界的兩個支柱，如果說「武」體現了人的自然屬性，那麼「俠」就是人的社會屬性。「武」是武俠世界的權力資源，是社會中的支配手段，而「俠」則是武俠世界的道德資源，是社會的聯系紐帶，「俠義精神是一種以正義感為基礎的社會粘結劑。」[15] 前者解決沖突，後者實現整合。當然，這是個看上去有點簡單化的分析。因為俠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支配人的資源，比如相識、不相識的英雄好漢們看見宋江便會喊聲「哥哥」，納頭便拜，就因為宋江人稱「呼保義」、「及時雨」。但這種「支配」與「武」的支配畢竟還有所不同，它是對象的主動拜服，而非強制性的支配。如果說「武」讓甲能支配乙，「俠」則讓乙拜服甲，正是兩者的互動共同使武俠世界的童話展現在我們的面前。
俠肝義膽，長劍獨行，杏花春雨江南，白馬秋風塞上，這是一個何等簡單而浪漫的世界！以至於說起「人在江湖」，讓人更多地感到的不是無奈，而是神往。
四、「他者」：法律為何缺失
行文至此，可能沒有人覺得這是一篇關於法律的文章，從前面的分析中並沒有看出什麼法理學意義來。然而，只要讓我們稍稍把眼睛從武俠世界移開，對比一下同樣反映西方人英雄崇拜情結的美國西部片，問題頓時就凸現出來。蠻荒的西部，是美國人的武俠世界。荒漠、小鎮、牛仔、快槍手，誰的槍拔得快，誰的槍法更准，誰就是強者。沖突往往展開在強盜與小鎮執法官之間——小鎮的居民受強盜騷擾，於是大家湊錢請來快槍俠擔任執法官維護小鎮安寧，或者出賞金請槍手破案，經過精彩而激烈的槍戰，最後強盜被殲滅，這是大多數美國西部片的情節。大家注意，雖然最後也是靠武力解決問題，但槍手是為社區的居民執法，其行為的性質是行使公共權力，而不僅僅是個人的俠義之舉——雖然有個人俠義的成分。
在中國人的江湖世界裡，則看不到法律。這是一個沒有法律，甚至沒有國家（很多武俠小說無國家背景，只是一個純粹的江湖）的社會。按照西方人的觀念，法律是一種公共契約，小鎮執法官可以看作是美國國家形成過程中司法機構的雛形。按現實生活的邏輯，有人群的地方，就應該會有公共權力和規則的存在，但在武俠世界裡，卻看不到公共權力和法律——法律是由公共權力來制定和執行的公共行為規則，雖然江湖世界裡也有行為規則，如「義」，但它只是由個人來自覺遵守，違反者也只是受到俠義之士的個別懲處，而不是由公共權力按程序來規范化地普遍執行，因而不是法律——即是在個別情況下有，也幾乎無一例外地是被極力批判的對象，如《笑傲江湖》里五嶽劍派盟主左冷禪對未守「規矩」的劉正風的「執法」就被描述得極其丑惡而血腥。而江湖上最常見的殺人，就幾乎未看到按法律程序受到懲處或者按法定程序進行。江湖中公共權力的代表，武林盟主，雖然被無數人爭奪，但大多數情況是到故事說完也沒誰能如願以償當上。所謂武林盟主，總是為智者高人所不屑，只有那些武功雖高（因而有資格去爭），但未臻化境（所以才想去爭）的野心家們去你爭我奪，引來江湖血雨腥風，最後不得不由雖無意盟主之位卻被捲入漩渦的主人公，或單槍匹馬或偕久已退隱江湖的「民間」高手收拾殘局，而那個好不容易拼殺出來的「盟主」，作為邪惡的化身，椅子還沒坐熱，就被剪除。末了，在感嘆一番世人痴愚之後，主人公拭凈血跡，緩緩收劍入鞘，長嘆一聲，歸隱田園。沒有了盟主，沒有了權威，於是一切復歸平靜。爭奪盟主，成為江湖永久的笑柄。
武俠世界是一個反權威的世界。
沒有公共權力，沒有法律，也沒有本文前述信譽機制的作用，卻人人稱信守義，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虛幻的世界，可它卻為大家所接受，甚至沉迷其中。這正是本文第三部分所指出的「觀念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分歧」。
在分析這個矛盾之前，先說一個有趣的心理測驗。被測者須在幾個選擇項中選擇自己願意變成的動物，有人選擇變成鳥，測試答案說這反映了想擺脫繁瑣俗事紛擾的心理。同樣，對缺失公共權力和法律的虛幻的武俠世界的迷戀，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人潛意識里對公共權力與法律的渴望「擺脫」。武俠世界是中國人觀念世界的反映，而非對客觀現實的忠實描摹。觀念世界是自我意識的反映，在中國人的觀念世界裡，缺失了公共權力和法律，說明它們並沒有成為中國人自我意識的一部分。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它們是外在的，強制的，而不是如西方人那樣，是內在的，自發的。
從法律的起源看，中國的法律起源於氏族部落間的征戰，即所謂「刑起於兵」。氏族內部以血緣為紐帶時，還可以習慣來調整，但對被征服的部落，血緣親情是不存在的，只有靠嚴酷的法來維系。「在我國原始社會，法律調整的直接對象是部落和氏族間的關系，個人則主要由氏族原有的習慣所約束。」[16]隨著征服疆域的擴大，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為維系統治，血緣紐帶逐步加強，原來的氏族成員成為統治國家的一小部分貴族，而越來越多的被征服者成了受法統治的子民。上層政治社會與下層世俗社會因異質和利益沖突而對立。對基層社會來說，法律是強加的，外在的。以前對中國「法」字的解釋，多認為「水」旁是公平的象徵，而這顯然與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法觀念有所不符，蘇力教授則認為「水」旁指稱的是法像水一樣自上而下地頒布，[17]這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佐證。而看西方法律，古希臘羅馬的法律起源於貴族與平民斗爭的民主政治，是貴族與平民意志和利益的共同產物，法律自始就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是市民社會的內在物，對市民而言，公共權力和法律是「我的」，而不是「他者」。但對中國老百姓來說，公共權力和法律則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是一種壓迫物。這種他者意識，決定了普通中國人內心中對公共權力和法律的厭棄，公共權力和法律從未內化為中國人自我意識的一部分。
「創造者不願再看見自己，——於是他創造了世界。」[18]中國人便有了這樣一個武俠世界。中國人的選擇是回歸自然，以武功一較高下，只有武功才是自我的，而其他則是外在的，是社會性的。
福柯為我們提供了兩種權力分析的圖式，一種是「契約——壓迫圖式」，是法律的圖式，另一種是「戰爭——鎮壓圖式」，或稱「統治——鎮壓圖式」，前者是合法與不合法之間的對立，而後者是斗爭和屈服的對立。[19]顯而易見，法律的圖式可適用於西方，而「統治——鎮壓圖式」與中國則是吻合的。由於公共權力和法律是外在物，非契約產生，具鎮壓性，因而中國人對這種外在束縛物有著一種天然的離心傾向，遁世便成了中國人一個永恆的主題，甚至在本已是虛幻的武俠世界裡也是如此。小說終篇，袁承志、令狐沖、楊過、張無忌們年紀輕輕就紛紛退隱江湖，去享受田園生活，這似乎也是作者和讀者所能想到的最好結局，而沒有退出江湖的郭靖、黃蓉，只好戰死襄陽。美國西部片的結局雖也是槍手騎馬遠去，但他卻是去往另一個小鎮，繼續下一個賞金、美女與槍戰之旅。
這里就有個中、西方文化中的悖論，也就是在本文第二部分開始時提出的集體主義與英雄情結的矛盾問題。我們總是認為西方文化是張揚的、個人主義的、彼岸的，而中國文化是內斂的、集體主義的、此岸的。從很多表象上看，確實如此，但從另一些表象看，比如從俠文化看，西方卻又是制度化的、約束的、現實的，而中國文化是任性的、放縱的、出世的。其實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個性的自由解放，都有著俠文化，都有著英雄情結，但西方人找到了平衡自我與他人、個體與社會的聯結物與減震器——法律，而在中國，法律不能擔當起這樣的角色，個人與社會間是沖突的、對立的，所以中國人總是在治世與亂世、入世與出世間徘徊。
中國人雖然把英文中的「law」翻譯成了中國自古就有的「法律」，但從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兩者雖然不能說在本質上不同，但至少在某些「質」上，是不同的。語詞在人為上的對應，掩蓋了這種不同。「正是在詞中，我們所想像的東西變成了我們所認識的東西，反過來，我們所認識的東西變成了我們每天表象給自身的東西。」[20]
我們在自己創造的語言里迷了路。
但幸好人類在理性之外還有感性，在學術中迷失的方向，也許在文學中可以找回。文學是對人的心靈世界的直接描摹。武俠文學以成人的童話給我們展示了中國人真實的心靈世界。
這種形而下的感性層面與形而上的哲學層面是相通的。中國的傳統思想主要受著儒、釋、道思想的浸染。「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道家和佛家，既強調個體，又強調普遍性和超越性，個體的人同時又是超越的人。」[21]中國人通過思想達到個人具體性與社會普遍性的溝通，而非通過行為的制度化。從對「類崇拜」和「個體英雄意識」的滿足看，武俠就是這樣一個達到個體性與超越性統一的範例。「至於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則強調社會群體性，其主體性主要表現為社會倫理型思維，就個人而言，則是道德實踐型思維，其意向之所在，主要是道德實踐。主體內在的道德意志，就是世界的根本意義，因而也是人生的根本意義。」[22]重俠守義，快意恩仇，重道德而非尚法律，個體的道德自律成為社會群體性的基石，武俠世界才是中國人的理想社會。
五、意識，抑或無意識：武俠文化的精神分析
武俠文化的流行折射出國人對法律的厭棄心理，但按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一個普遍的看法卻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對法的需求會促使人們法觀念的形成。而且事實也似乎映證了這一點，表現之一是官司越來越多。這讓法治論者頗為鼓舞，因為據說這象徵著中國人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雲雲。
目前訴訟案大幅上升，是否就是因為對公共權力和法律的信任？這是很可懷疑的。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流動性的增強所造成的糾紛本身數量的增加可能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實際上，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度，隨著司法腐敗的滋生蔓延，是在降低而不是在增加。官司打輸了，人們認為這是因為在法院「沒人」，打贏了，則是由於關系「硬」。一個並非是嚴格實證性的判斷是，真正相信司法機關會嚴格依法判案、「只服從法律」的老百姓並不多。
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秩序一定大亂。按照一般的、實際也就是西方的話語解釋，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在一個以法律維系的現代社會里，對法律信仰的喪失，昭示著社會秩序的崩潰，然而這在中國起碼現在並未出現。中國人對法律的不信任是對法律「公正」的不信任，而並非對法律制裁力的不信任。當人們紛紛尋求法律討個「說法」時，只不過是要藉助法律的力量制裁侵害自己的人而已，人們訴求的不是法律的公正，而是法律的力量。所以人們打官司，各種手段往往無所不用其極，造成被動受腐敗之害與主動推動腐敗的惡性循環。法律的被實施，同時也就是法律的被破壞。法治論者所無法認同的事實是，法律的推行，實際是在不斷強化它在民眾中的異己性。
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在民眾中的這種異己性並非無源之水，也絕不僅僅是當代的所謂「司法腐敗」所能承當全部責任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腐敗是「果」而非「因」，是因為異己而腐敗，而不是因為腐敗而異己。這種異己性可以追溯到法律形成之初，它經過歷史的不斷強化，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民族心理，並在文學作品的創作與閱讀中顯露無遺。
看看被讀者們譽為天下第一英雄蕭峰（即喬峰）的舉止：喬峰其時身在京西路汝州，這日來到梁縣，身邊銀兩已盡，當晚潛入縣衙，在公庫盜了幾百兩銀子。一路上大吃大喝，雞鴨魚肉、高梁美酒，都是大宋官家給他付錢。
——金庸:《天龍八部》第20回。
很少有讀者讀到此處時會覺得有什麼不對，反而是贊賞甚至羨慕。這樣一種與「官家」的疏離與對立情緒，已深入心理中的無意識層面，以至難以察覺。除了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被政治話語強迫地「弱化」了一段時間外，一直，並且至今，是中國普通民眾的一種主流心理。公家的東西，當官的，上頭規定，等等這些語匯的心理內涵是任何一個中國人不難體會的。
這種心理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在香港這樣可稱得上厲行法治的社會里，武俠文學卻仍是大行其道，甚至香港電影里，黑社會的血腥火並、肆無忌憚的街頭槍戰與砍殺，讓人懷疑是否該實行軍管才行，而這與香港社會實際上的法度謹嚴形成強烈反差。這是否是在法治約束下，中國人心理中不合法潛意識的一種合法形式的紓放？[23]如果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麼這種社會存在就絕不僅僅是當下的社會現實，——香港當下的社會現實是法治的，但其文化產品所折射的民眾潛意識卻很不「法治」——過去的社會意識的累積，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存在。為什麼武俠文學僅流行於華人圈，並非主要因為語言障礙，而是文化心理的壁壘使然；為什麼武俠文學能流行於華人圈，哪怕他們散居各地，生活環境各異，包括居於法治之邦的法治之民，這是因為他們的心理中總有一部分是共通的。
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緣何發生錯位？榮格的心理學思想提供了答案。榮格對心理學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出了「集體無意識」的概念。「集體無意識是精神的一部分，它與個人無意識截然不同，因為它的存在不像後者那樣可以歸結為個人的經驗，因此不能為個人所獲得。」[24]它是種族的共同的心靈的遺留物，具有超個體的「集體」的性質，不是個體在後天經驗中獲得的，而是本能遺傳的。榮格同時引入「原型（archetype）」的概念。原型是可以通過生活遺傳來生成的深層心理模式，這種心理模式並非來自「個人記憶中的殘跡」，而是來自「遺傳的大腦結構本身」。原型與個人記憶無關，而是一種由生理遺傳得來的大腦記憶。「從科學的、因果的角度看，原始意象可以設想為一種記憶埋藏（bury），一種印記或者記憶痕跡，它源自同類體驗的無數過程的凝聚（condense）。在這方面它是某些不斷發生的心理體驗的沉積
4. 依法制國徵文700字
一、依法治校的必要性 (一)依法治校是現代法治主義的要求 學校對受教育者享有處於法律豁免狀態的自主管理權,這是近代法治主義中「特別權力關系不受法律調整」觀點的集中體現。學校對學生享有無限制的自主處分權,不論該權力行使的程序是否公正、實體結果是否正義,都完全處於司法審查的豁免狀態,這種觀點有利於保障學校辦學的自治權和自主權,但卻忽略了一個簡單的現代法治原則「任何不受控制的權力都將導致專制的高度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1]。傳統的教育觀念導致學校在教育管理中濫用自由裁量權等現象普遍存在,對受教育者造成終生難以癒合的創傷。因此,現代法治主義認為「自由裁量是根據合理和公正的原則而不是根據個人的好惡做事;自由裁量權不應是專斷、含糊不清的權力,而是法定的、有一定法律約束的權力」[2]。由此可見,特別權力理論已經為現代法治主義普遍拋棄,任何權力都必須納入法治的軌道。 (二)依法治校能夠實現現代人類的基本權利——受教育權 受教育權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隨著知識經濟的來臨,它更成為公民享有其它權利的基礎。受教育權的缺失將導致勞動權的被限制與被剝奪,進而影響公民其它財產權的實現;受教育權的缺乏將影響人們運用現代傳播技術進行交流,從而導致公民言論自由權得不到完整的實現;受教育權的缺陷還將降低受教育者的社會評價,從而對公民的名譽權、榮譽權造成負面影響。可見受教育權對於公民而言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學校教育管理對公民的影響可謂終身而深遠,將其納入法治的范疇是現代法治主義的應有之義。 (三)依法治校是WTO基本規則的反映 隨著中國加入WTO,國際化的法治主義也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WTO的重要法治理念「司法最終救濟原則」已經為我國的立法所接受。該原則要求權利受侵害後要窮盡所有的救濟方法應當以司法救濟作為最終的保障。可見學校教育管理已不是孤立的、不受約束的活動,而應當以法治為基礎,將依法治校作為溶入國際大家庭的必要途徑。 二、依法治校的現實可能性 上文已經從3個方面論述了學校教育管理納入法治范疇實施依法治校的必要性,但它是否具備現實可操作性呢筆者認為依法治校已經具備相應的法律理論基礎。上文所述的我國憲法中「依法治國」的規定和WTO的「司法最終救濟」原則都回答了這一問題。同時,《教育法》第28條規定,學校享有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處分的權利。《高教法》第53條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學位條例》第2條規定,公民可以按照本條例的規定申請相應的學位。《高校學生管理規定》第15-38條規定,學校可以依法規定對學生進行各種學籍處理。第62條規定,對犯有錯誤的學生,學校可視其情節輕重給予紀律處分。從以上法律、法規中,我們不難看出學校的教育管理權不是自然產生的,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一種法律授權或賦予的法定權力,它既不可能是一種絕對自由裁量權,也不可能享有法律豁免的特權。由此可見,依法治校是有充分的法學思想、現代法治基本精神、法律原則作為其存在的基礎,是法治主義中必不可缺的。 任何組織、個人都不是孤立地存在於社會之中,它必將與其它法律主體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從而置於整個國家法律體系之中。因此現行有效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都將成為我們依法治校的基石。在「湖南外語外貿學校非法同居案」和「懷孕女生被開除案」中,法院在審理時均適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在中小學教育中還涉及到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規定;另外學校教育還可能涉及到婚姻、家庭、選舉、契約等方面的法律規定。可見依法治校決不僅僅是依某部法或某幾部法來治校,而應當建立以行政法為核心、教育法為指導、其它法律、法規為補充的綜合法治體系,真正實現依法治校的要求。 三、依法治校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程序公正 現代法治主義追求的是公正,其中「程序公正是最大的公正」這一觀點已經為大多數法治國家所接受。法律的任務是用公正的程序推導出法律真實,並用這一法律真實對客觀事實作出法律上的判斷,因此不公正的程序必將導致不公正的實體結果。西方國家很早就認可了這個觀念,在「狄克遜訴亞拉巴馬州高等教育委員會案」、「戈斯訴洛伯茲案」、「佩蒂訴倫敦大學案」中,教育機構均因為程序失當而敗訴。然而我國傳統法律觀念卻認為實體結果的公正才是最重要的,為了所謂「公正」的實體結果可以違反某些法定程序,例如某學者公開宣稱「真實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即使是通過刑訊逼供獲得的,也應當為法院所採信」。這充分說明了時至今日尚有人仍然忽視程序公正的重要性。這一點在學校教育管理活動中尤為明顯,也因此產生了諸多糾紛。在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中發生的多起因學籍、學位處分所引起的訴訟中,學校敗訴的理由無一不是程序不當。這些實例應當引起學校管理者的警覺,充分重視程序公正的重要性。筆者認為,在學校教育管理活動中應當重視以下一些程序,才能盡可能保證其公正性。 1.充分說明理由的程序。它要求學校在作出任何管理決定時應當附加說明該決定的充分理由,這是依法治校的一項基本要求。英國學者韋德強調,某個行政決定沒有說明理由,行政機關將很難使這樣的決定正當化[3]。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也認為,沒有說明理由的行政決定意味著違背正義的要求,說明理由是良好行政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一項憲法性要求[4]。綜合中西方法律觀點,說明理由至少具備以下意義:它表明在形式上決定是理性思考的結果,有利於增強人們對決定合理性的信任;它對那些不滿決定而准備申訴的當事人可以使他們考慮申訴的理由;它能夠體現程序公開的價值,體現對當事人人格與尊嚴的尊重;它對於裁判者意味著在作出決定時必須排除肆意、專斷、偏私等因素。可見說明理由是程序體現公正的必要條件之一,不說明理由的決定總是與任性、專橫、濫用權力相聯系,人們將不可避免地對該決定的公正性喪失信心[5]。 2.預先申辯的程序。它要求學校在進行教育管理活動尤其在作出處分決定時,應當在作出決定之前給予受處分者至少一次的申辯機會。申辯是任何法律行為的必備程序之一,因為受處分的當事人不是某種法律關系的客體,而是可以進行理性思考的平等主體。裁判者不應當對受處分者有任何偏見或先入為主,應當提供機會讓受處分者進行申辯並採納其合理的解釋。有些學校規定對學生的紀律處分應當在24小時內決定,這顯然是剝奪了受教育者的申辯權利。 3.以充分有效的實質性證據支持決定。法治主義的基本要求是以合法的證據推導法律真實,任何真實均應建立在有效證據之上。它要求學校在作出任何決定時應當掌握充分的實質證據,切不可僅僅接納傳聞或道聽途說的證據,也不可接納正在接受審查的證據。僅僅以傳聞作為證據的任何教育管理活動都會被法院推翻的,例如僅僅因為學生在考試時東張西望即認定考場舞弊,或僅僅因為某人的口頭反映就作出紀律處分都是不負責任的決定,若因此引起的訴訟作為學校只有一種結果——敗訴。因此,這一程序還要求學校在作出決定前應當將相關的事實證據記錄在案,建立完整的案卷制度,並且僅能根據記錄在案的事實和理由作出決定。 (二)教育優先 法律所具備的六大功能中,教育功能與懲罰功能是相互對應的兩大重要功能,這二者相比較,教育功能應當優於懲罰功能。本著「治病救人,懲前毖後」的指導方針,在法治主義中應當堅持教育優先的原則。尤其在學校教育管理活動中,根據《教育法》的規定,學校的根本任務是教育和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也要求學校在其教育管理活動中必須堅持教育為主的原則,獎勵和懲戒都只能作為教育的手段而已。因此它要求學校在作出決定時應當遵循以下幾個標准:(1)從輕標准。即在可處分可不處分時應不處分,處分可輕可重時應給予較輕的處分;反之在可獎勵可不獎勵時應給予獎勵,獎勵可輕可重時應給予較重的獎勵。這是法治中從輕兼從新原則在學校教育中的體現。(2)綜合考慮標准。即學校所作出的獎勵或處分決定應當與學生的行為性質、目的、後果相聯系,並綜合考慮其一貫的表現,不能畸輕、畸重。這是現代法治主義中適當性原則在學校教育中的體現。 (三)尊重既往判例與習慣 既往的判例與習慣應當成為人們今後所模仿的對象,這就是古人所謂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受教育者總會根據以往同類事件學校所作出的決定來作為自身行為選擇的依據。法的預測功能也告訴我們前例與後循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既往的判例與習慣不被尊重,裁判者根據個人喜好對同一情形作出不同決定,必然導致人們對既有規則的尊嚴性、權威性、嚴肅性產生懷疑[6]。這一點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是有慘痛教訓的,應該引起學校管理者的重視。這也就要求學校在教育管理活動中應當根據以往同類事件的判例,根據教育活動中公認的良好習慣,對現今的事件作出正確、合理的決定。「大膽創新」是必要的,但「蕭規曹隨」也是不可或缺的。當然,既往的規則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墨守成規」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但是當既往的判例與習慣和現今的情況發生沖突時,學校應當首先修改既有規則,再根據修訂後的規則作出決定。因為規則必須受到尊重,這也是「法不朔及既往」原則的體現。 (四)異議導致執行停止 在行政法中,為了保障一般行政行為的連續性,通常規定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期間不停止已作出的行政決定的執行[7]。但是學校對受教育者的教育管理活動並非一般的行政行為。如上文所述,受教育權涉及公民的諸多權利,並廣泛牽涉國家、社會的利益,同時該行為具有階段性和時間性,錯誤的教育管理活動不立即停止,即使今後得到糾正,也將給受教育者造成終生無法彌補的損失。筆者認為,學校教育管理活動應當屬於《行政訴訟法》第44條、《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21條規定的不停止執行的例外情況,在受教育者對該行為提出任何異議的同時應當立即停止執行該決定。 四、依法治校應當遵循教育規律 我們強調法律必須介入學校教育管理領域,強調必須實行依法治校,但並不等於說可以不顧教育規律,簡單粗暴地干涉學校的自治權、自主權。教育是一項特殊的社會活動,它有自身獨特的運行規律和發展模式,任何不尊重客觀規律的行為都是錯誤的。法院不是一個教育機構,法官也不是教育專家,它們對學校教育管理的認識水平肯定不及教育當局,因此一味強調法治對學校教育管理的全面介入而忽視教育本身的客觀規律的觀點是片面的、錯誤的。司法機構對學校教育管理活動的干涉和審查應當堅持普通行為不幹涉和有限范圍審查原則。法律是用於追求公平和正義的,但並非實現所有公平的有效途徑,因為司法審查和干涉是需要成本的,對於那些影響甚微的教育管理行為提供司法保護,無疑是對有限資源的極大浪費。筆者強調,一方面,依法治校主要應當依靠學校自身轉變觀念,依照法治原則主動、積極地採取措施,完善現存的治校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依法治校還應當遵循教育規律,尊重學校教育管理的自治權、自主權,保障學校依法制定校內規章制度和依法進行教育管理的權力。這2方面的有效結合要求只有在學校的教育管理活動嚴重損害受教育者的合法權益,明顯與現代法治思想相背離時,我們才可以動用司法這一最終救濟手段。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在遵循客觀規律,尊重教育的專業性和特殊性的基礎上有效實現依法治校。
5. 法制教育徵文600字
國家長治久安，社會穩定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歷史經驗表明，依法治國是保障國家繁榮昌盛和穩定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
實行社會主義法治需要有幾個重要的條件，即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要有嚴格的行政執法制度與公正的司法制度，要有?支高素質的執法隊伍，還要求全民具有較強的法律意識，而要增強全民的法得意識，就必須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鄧小平同志指出：「法制教育要從娃娃抓起，小學中學都要進行這個教育。社會上也要進行這個教育。」從小培養孩子的法律意識，教育他們遵紀守法，是百年樹人的重要?環，通過學校法制教育，學生掌握?定的法律知識，具有?定的法制觀念，具備公民必備的基本素質，這對他們成為?名遵紀守法的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把「實現以思想道德修養，科學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觀念為主要內容的公民素質的提高。」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主要目標之一，實際上也是中小學教育的目標。但是，任有少部分中小學生法制觀念淡薄，加上社會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風氣影響，導致違法違紀現象在一些中小學校園中時有發生，一些中小學生甚至誤上犯罪道路，這已成為困擾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問題，直接影響著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和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培養。因此，在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今天，加強對中小學生的法制教育有著及其重要的意義。
同學們，我們一定要遵守法律，不要違法，讓我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6. 法制徵文怎麼寫
爭做手法小公民
我國有句古話「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對國家，對社會來說這規矩就是法。作為國家公民和社會成員，人人都要遵守法律，維護法律。我們小學生作為國家的小公民，社會的小主人，同樣應該學法、懂法、守法，以保護我們自己的權益，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要學法、懂法、守法首先要知法知道我國的基本大法《憲法》。我國的憲法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我們應當從小了解憲法規定，做遵紀守法的小公民。
在海口市某中學讀初一的鄭某與杜某，商量著去吃夜宵，但又沒錢，兩人便決定去學生宿舍找同學強行索要。鄭某用襯衣蒙住臉，杜某則戴一頂旅遊帽，竄入同年級某班宿舍，將門撞開後，向室內的學生索要錢物，並叫道誰不給就打死誰，並用掃把猛打床板恐嚇學生，兩人同時動手搜梁某等4人的口袋。搶得幾元錢後，兩人到校外去買了一瓶礦泉水，並買了幾支煙抽後，復又回去竄到另一個宿舍，採取同樣的方式向同學們「要」錢，當時一個同學口袋裡只有幾元錢，他央求兩人給他留一塊錢第二天吃早餐，兩人丟給這名同學一元錢後揚長而去。當晚，兩人共搶得現金31．5元，均被兩人用來抽煙喝水和炸東西吃。自以為找到了「快速發財」的捷徑，僅隔一天兩人又再次闖入學生宿舍准備搶劫時，被在宿舍附近蹲守的校保衛人員和民警現場抓獲。
只有法律才能保障國家的繁榮和發展，才能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同學們，我們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今天的我們是祖國明天的建設者，現在不僅要學好知識，鍛煉好身體，養成良好的習慣，，也要樹立法律意識，懂法，守法。法律不僅是我們的行為准則，也是我們健康成長的保護神，所以每個人都要認真學法，嚴格要求自己，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孩子
7. 在哪裡可以找到我與司法行政工作徵文
謝謝你們與我相伴生命中總有一些人最珍惜，生活中總有一些人難忘記。而我，一生中最珍惜、最難忘記便是那些曾與我相伴的人！感謝父母是誰在傾盆大雨落下時，默默地在背後為我們稱起一把傘？是誰在第一縷陽光射來時，默默的在餐桌上准備了一杯牛奶？是誰在萬籟俱寂時，默默地為我們蓋上被子？當我看到父母原本充滿光澤額頭上，已顯現出深深的魚尾紋時；當我看到父母原本烏黑的頭發上，已在不知不覺中變為銀發時;當我看到父母原本直直的背，已悄然彎下時，我突然明白了這一切。從我們來到這個世界那一刻開始，父母就開始不停的為我們付出，他們給予了我們的，恐怕我們用盡畢生的力量也無法償還，所以我們一生中最應該感謝的就是生我們、養我們、教育我們的父母。感謝朋友當我得到朋友真摯的祝福，無私的幫助時，我才知道了為什麼哲人會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情懷。人生減去友情是什麼？是孤單？是寂寞？還是凄涼？我不知道，但我明白，失敗時得到朋友一份鼓勵，我便會滿懷希望；成功時得到朋友的一份祝賀，我便會滿心歡喜；迷茫時得到朋友的指引，我便會知道奮斗的方向。我的人生因為有友情的存在而完整，所以我們應該感謝自己的朋友，應為有他們在我們的歲月不再孤單，我們的旅途不再寂寞！感謝對手現在的社會之所以這么發達，是因為社會中的每一位成員都在和自己的對手相比拼，每個人都想擊敗自己的對手，登上最高峰。生活中也許因為對手的存在，你曾一次次失敗。也許因為對手的存在，你曾一次次跌倒。但你可知道？也因為對手的存在，我們的大腦才會時刻保持清醒，時刻提醒自己前方還有一個人等待著我去超越。我感謝我的對手，應為他們我才一點一點學會成長，才開始進步，才有了前進的動力謝謝你們，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對手，謝謝你們與我相伴。因為有你們，我的生命才會如此精彩。在你們飄過我生命的那一瞬間，我笑了……
8. 法律 徵文300字
法律是為了保來障社會的自安寧，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有句俗話說得好：王子犯法，與民同罪。有這樣一則真實故事：一位美國青年，酒後在新加坡鬧事，按照新加坡法律，他不但要被處以高額罰款，還要當眾鞭打五下，美國總統親自求情，但也無濟於事。
有人認為新加坡法律過於殘忍，可正是這殘忍的法律制度，給新加坡人民帶來強大的震懾力。極大地壓制了犯罪犯法活動和不文明現象。以至於現在的新加坡，不僅人民生活充實，而且資源豐富，環境優美，文明禮貌，治安有序令人驚嘆。
中國也有自己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令人感到欣慰。但是中國法律的震懾力，還是不夠高。就以商品都明碼標價而言，雖然也有這方面的要求和規定，但又有誰去遵守過，違者又有誰被重罰過？相比之下中國無論是司法還是立法，都遠遠不夠嚴厲。
只有法律的嚴厲，才會有社會的文明和安定。
9. 普法教育徵文
普法宣傳教育
[摘要] 對於鄉村社會來說，影響法律控制的關鍵在於兩個方面：一是人們能否接受法律所提供的權利觀念，二是法律能否為人們的權利提供保障，法律是否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對於普法來說，第一個方面相對來說容易實現，而對第二個方面，則不僅要求基層政府依法行政，而且也要求鄉村自治組織真正發揮自治職能，能夠為個人權利和政府權力之間提供一個緩沖地帶，從而真正實現法律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控制。
[關鍵詞]鄉村社會 法律控制 普法
一、問題的提出
在法治的背景下，鄉村秩序的安排不管是從現實還是從理想來看，都寄希望於法律。從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開始，鄉村的法律教育已進行了二十多年。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試圖將統一的法律知識和觀念推向農村，以此實現法治現代化。法治就其內容來說，包括兩個方面，即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和對國家權力的限制，這一點不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不應有任何不同。這是因為權利作為一種利益或是一種資格，能給當事人帶來利益，在利益的引導下，很難認為鄉村社會會對其加以抵制。因而在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中，我們必須研究作為法治主體的一個部分，鄉村社會，特別是普通的村民，他們對待法律的態度到底是什麼，他們是不是總是處於被動的接受者的地位，因而對法律的控制有一種本能性的抵制；作為法治主體的另一部分，基層的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是否總是在法制建設中處於一種正面的地位；實行自治的鄉村自治組織在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中應處於何種地位；作為法律的制定者和法治的倡導者，國家究竟應站在什麼樣的角度來看待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只有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對鄉村社會的法治建設有一個更為客觀的認識。
二、普法背景下的鄉村法治觀念
法律控制的一個關鍵是法律能對人們的行為產生影響，通常認為當行為按法律所希望的方向而動時，就被認為有效。從「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農村一直是普法所面向的對象。所謂普法，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套規則及其價值觀念的教和學的問題，相對來說，國家處於主導的地位。但是這並不能說明國家的普法是處於被抵觸的方向的，恰恰相反，普法、大眾媒體和宣傳教育所提供的權利觀念，在鄉村社會中被廣泛接受。
例一：周廣立現象
周廣立是山東陽谷縣一個只有五年級文化的農民，1995年9月周廣立在趕集的時候遇到縣法院正進行《行政訴訟法》實行五周年的法律宣傳，當時縣法院在大街上擺了3張宣傳桌，來一個人就邊遞材料邊說：「有冤案沒有？民可以告官。」 周廣立在咨詢一個有關計劃生育的罰款是否符合立案條件，並得到法官的肯定回答後，便代理了這一案件並且最終勝訴。自此以後，他成了一個免費為當地村民代理民告官官司的「土律師」。在他代理的案件中，勝訴率達到90％以上。1
例二：計劃生育中的人身自由
在廣東韶關始興縣都亨鄉進行的一次法律調查中，都亨鄉的鄉長向調查者講述了這樣一個案例：有一個村民與原配生有一個孩子，在原配去世後又結婚並生有一個孩子，計生人員認為該村民沒有實行相應的節育措施，並將強制執行。但該村民一口咬定法律中「人身自由不可侵犯」這一規定，拒不執行，多次撥打110報警，稱自己的人身自由受到侵害。1
在以往的論述中，學者們過分強調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中，往往是「法律不入」之地，並找出其中原因，如法律過分都市化、市民化；再如鄉村社會更注重內部和諧，而輕視藉助法律，依據公開程序解決糾紛等等。周廣立的實踐充分證明，所謂反映都市人要求的「陌生人的法律」，通過恰當的方式也可以很好地進入鄉村社會。2周廣立是一個農民，他所代理的對象也多是農民，而狀告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鄉政府。從法律知識的來源來說，周廣立最先是在法律宣傳的過程中，從廣義上說也就是普法的過程中獲得法律知識的。他對這種外來知識的接受，開始時雖然出現過疑問，但是基本上沒有太大的障礙，他至少順利接受了進行法律咨詢的法官可以立案的說法。由於這一案件是周廣立代理他人的案件，從新聞報道來看，他的被代理人也是順利、甚至是高興地接受了這一知識，因為「有申冤的地方了」。當時雖然有村民對周廣立的行為表示出一種不信任，但勝訴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這一不信任，否則的話，他代理的案件不可能跨出省界進入河南省與山東相鄰的縣，甚至進入其他省。從當時情況來看，行政訴訟法頒布五周年，民告官在城市都算是一個新鮮的話題，但周廣立等卻將其順利地接受了下來，並在實踐中運用，因而很難以法治過分都市化作為農村法治推行不利的理由。對於鄉村社會來說，它所關注的重點並不是法律是都市化還是鄉村化，而是法律能否解決其現實問題，能否為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提供保障。
從周廣立現象來看，普法只是為法律知識進入鄉村社會創造了條件，當人們知道了法律的存在後，也會按照自己的需要主動學習法律知識。周廣立就多方面自己搜集相關的法律書籍進行學習，他並沒有將自己的法律知識僅限於那次普法。實踐表明，人們會根據自己的要求，主動尋求他所需的法律，並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在韶關的法律調查中，被訪者向調查者展示了一份寫好的起訴書，事實和理由寫得相當規范。材料顯示，被告李某家中有多個兄弟，為村中的惡霸。曾依仗其兄弟勢力橫行鄉里，引起村民糾紛。1我們對此案的結果在這里不進行預測，但是足以說明一個事實，當出現糾紛或者說當權利被侵害時，人們會主動根據法律的要求，尋求法律的救濟。
與之不同的是，例二中的權利觀念就更復雜一些。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也是鄉村社會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同樣人身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也是基本的人權，兩者都沒有問題，但是當村民將兩者結合起來時，問題就出現了。以權利對抗權力固然沒錯，但是權利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這一村民能接受前者，但卻沒有接受後者。也就是說，當法律進入鄉村社會時，鄉村社會會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它。對於普法所宣傳的法律和法律觀念，特別是有關法律可以保護權利的觀念，並不是在鄉村社會中沒有被接受，而是以其自己的方式在發揮其作用，盡管有時候這種作用不是國家所願意看到的。就例二來說，村民以人身自由權抵抗計劃生育固然沒有法律依據，但是至少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就鄉村社會而言，人們願意用法律維護個人權利，這一點與城市並無不同，國家所要做的只是將這種權利的維護確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
三、法律控制的障礙——法外部的原因
在法治的背景下，以普法為代表的法治教育所輸送的國家法律的正當性是無疑的。這一正當性使法律承擔的使命並不僅僅在於讓鄉村社會熟悉法律和維護個人權利，還在於秩序的維護和鄉村的現代化。在這一目標沒有實現的情況下，很多人將其原因歸於鄉村社會對法治的不接受，這可能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是上面的分析可以證明這不是一個主要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或許更為重要。
在鄉村的法治建設中，鄉村自治組織—村委會和基層政權—縣鄉政府處於重要的地位。從法律上講，村委會和基層政府的地位不同，村委會行使的是自治權，基層政府行使的是國家權力，但兩者都在鄉村社會中處於主動的位置。在鄉村法治建設中，村委會和基層政府雖然可發揮積極的作用，但也往往會對法治的推行造成障礙。就基層政府來說，法治的本質在於限權，其中主要限制的是政府的權力，出於自身的考慮，即使對權力的限制是國家法律的要求，也會遇到權力的阻礙。而對村委會來說，自治權的行使容易以多數人的利益對抗少數人的利益，從而對國家法的實行造成障礙。
例三：周廣立的苦惱
周廣立打官司雖然受到當地鄉村社會的歡迎，但在官方卻是另外一回事，周廣立曾被威脅，也被一個副鄉長毆打。但他的苦惱不在於此，而是大案辦不了。
1995年5月，陽谷縣四棚鄉以薛庄村部分村民犯有「妨礙公務」罪，並有製造假冒偽劣商品和超生、非法佔地建房等行為為由，動用推土機將部分村民的60餘間民房推倒，家電、衣物全部搶走。周廣立代理起訴後，陽谷縣法院在向縣委和縣政府請示後，決定不立案。1
例四：姑娘戶問題
在我國鄉村，一般將外嫁他村但戶口仍留在娘家的婦女，稱為「姑娘戶」。富裕鄉村一般通過制定村規民約收回「姑娘戶」已分配土地或拒絕分給她們土地及其相關權益。雖然各地法院從保障村民特別是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宗旨出發，將「姑娘戶」起訴村民委員會案件，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進行立案審理，但只能判決村民委員會重新開會，而不能直接判決應對「姑娘戶」分多少土地、發多少財物。2周廣立所代理的案件已超出山東省。就案件類型來說，他所代理的案件大多是相當簡單的行政案件，在這些案件中，行政機關明顯缺乏基本的依法行政觀念。就例三來說，鄉政府的行政違法性相當明顯，但仍不願接受最起碼的法律約束。在沒有周廣立參與的情況下，陽谷縣曾召開了「周廣立現象」研討會，會後的結論是周廣立的出發點有問題，對於這一現象，只能引導，不能提倡。1也就是說雖然國家法向鄉村提供的法律觀念是行政權應依法行使，個人權利應得到保障，但是基層政權對此卻持保留態度。就周廣立現象來說，鄉村民眾願意以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這方面普法的宣傳教育是順暢的，而周廣立的苦惱則不是單靠普法或法律宣傳所能解決問題的了。在周廣立的苦惱中，不管是縣鄉政府還是縣法院，並不是不懂法。從理論上講，縣政府與縣法院肯定明白司法獨立和依法行政，但在實踐中則是另一回事。在縣法院的請示報告中明確寫明「此案屬法律規定的受理范圍，理應立案。從現有材料看，立案裁判，鄉政府行為無法可依，將會敗訴。而此類行為並非四棚鄉一鄉僅有，判決結果對今後規范鄉政府的行為是有益的，但其產生的連鎖反應，對目前四棚鄉乃至全縣工作將造成很大影響，縣有關領導認為應暫不立案，應是基於此種原因」。2也就是說，當農民希望以法律解決問題時，管理者卻害怕法律。在韶關的法律調查中，有一位鄉鎮長說了這樣一句話：「村民的法律意識的進步，實際上是管理的退步。」這雖然是針對上文所提到的計劃生育事件說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基層政權中的一種看法。農民掌握法律知識後，確實會對鄉村的管理產生一定的限制，但是只要這一限制不是無理由無依據的，而是法律所賦予的，那麼對法制建設只有益處而無害處。因為法治既是以清晰的權利邊界為基礎的，也是以清晰的權力邊界為基礎的。
韶關的法律調查顯示，村委會非常清楚其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地位，在村委會的調查問卷中，認為村委在貫徹國家法律法規的過程中作用很大的佔了90％，作用一般佔10％，作用很小和無用的沒有；認為村幹部經常進行法律學習的佔80％，一般的佔20％，沒有人選擇較少和基本沒有；當村民發生矛盾糾紛時，選擇依法律規定的方式解決佔60％。有意思是對於這一選項沒有像前兩個那樣的一致，有人進行了重復選擇，因而選擇與村裡有威望的人協調解決同時佔了50％。3從這一數據來看，村委會對自己的地位和法律在鄉村管理中的作用是明確的，不管實際情況如何，當對外作為一個問題來回答時，他們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標準的答案。但是當涉及到解決實際問題時，就不象回答問題那麼容易了，這也是第三個問題沒有第一和第二個問題那麼一致的原因。他們所接受的知識讓他們知道法律應是解決糾紛的主要方式，但實際操作中可能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因而他們一方面選擇了法律，另一方面則做了保留，使正確的知識和實際的操作處於兩個不同的層面。 在姑娘戶案件中，村委會則以自己的方式阻礙了國家法的運行。如果問村委會及村民是否知道男女平等，獲得否定答案的機會可能不多，但實際的做法卻正好與正確的答案相反，並且作為一個現象廣泛存在。國家法律在這方面產生的困難並不在於權利受到侵害的村民沒有法律觀念，他們實際上是試圖通過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而法律卻無法實現它給村民所提供的法律預期。因為法治意味著限權，限權意味著權力的邊界，在有關姑娘戶的問題中，村委會擁有的是自治權，姑娘戶擁有的是平等權，而法院所擁有的是司法權。司法權作為一種公權力有一種邊界，平等權作為一種個人權利當它受到侵害以後只能由公權力進行保護，而自治權力的基本構成要素就是其具有公權力不可介入的自治意志，法院在此類案件中無權直接指示或要求村民委員會對土地或財產進行如何分配，審判的結果通常是法院只能撤銷村民委員會的決議，或指定村民委員會另行作出決議。在這種情況下，村委會就以合法的方式阻礙了國家法律在鄉村社會的運行。
四、法律控制的障礙——法本身的原因
當說到國家法律對鄉村社會控制的失效時，鄉村社會非正式的制度，或者說民間法，被認為是法律實行的主要障礙。民間法與國家法相對，具有多種多樣的形態。社會中的習慣、道德、慣例、風俗等社會規范（social norms）從來都是一個社會的秩序和制度的一個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構成性部分，並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們之所以能長期存在，絕不可能僅僅是人們盲目崇拜傳統的產物，而沒有什麼實際的社會功能。1不管是民間法還是國家法，如果要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必須能滿足兩方面的條件，一是具有可執行性，二是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簡單地說，就是法律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例五：農村養老問題
當前在農村，老人訴說兒子兒媳婦不孝的越來越多，可以說已經達到怨聲載道的地步，反映遺棄、虐待和侵犯老人合法權益的人和事不斷見諸報端。據司法部門提供的資料，各級法院受理的贍養糾紛案件逐年上升。農民普遍富裕起來以後為何不願盡孝的反而多了起來是當前農村家庭養老出現的一個新問題。1
例六：曾某的繼承權
在一次普法活動中，農村婦女曾某咨詢其父親死後留下一幢房產，兩個兄弟因此發生爭議，應如何處理。在得知其可以分得遺產後，她啟動了訴訟程序。在訴訟中，曾某的兄弟認為已在其舅舅的主持下，就房產的分配和其母親贍養費的分擔達成書面協議；曾某的妹妹放棄了遺產繼承權。判決的結果是：他們的母親分得了房產的5/8，而曾某和兩個兄弟各分得了1/8，對母親的贍養費問題法官沒有涉及。包括曾某在內，所有的人都對這份判決心存不滿。最終結果是雖有判決，但仍執行了原來的書面協議2.孝敬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社會、國家宣傳的主流社會觀念，在法律上，不管是《婚姻法》還是《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對其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但實際情況是對於孝來說，不論是國家法還是民間法，都沒有得到實行。就民間法來說，現代法律觀念是以個人權利為核心的，而傳統的孝是家族式的，以個人權利為代表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制度向農村社會的滲透，孝所依賴的家族式的觀念的根基就會發生動搖，傳統中的孝也就喪失了解決問題的能力。就國家法來說，與現代法治所伴隨的是不會因一個人的道德問題而對其施以懲罰，只有當事情觸犯了法律時，其所應承擔的不利後果才會明顯。傳統社會中的「孝」不僅涉及對老人進行物質上的「養」，還包括在精神層面的「敬」，這兩方面不可分割，相對來說「敬」更為關鍵。但是當到了法律層面，其重心在於物質層面，從某種意義上說，放棄了精神層面的「敬」，以至法律上的圓滿解決，只能是把「贍養」問題合法地簡化為錢財供應，而當事人則可能無可挽回地失去親人看顧、情感和慰藉，以及，總之一句話，傳統所謂「孝」和「養」所代表的許多東西。1就其原因來說，現代法律以強制性為特徵，但並不是所有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都是可由強制性來解決的，故法律可以通過強制執行贍養費用來實現對老人的物質贍養，但對於精神贍養，對於家庭中的親情，法律是無力進行強制的。即使法律得以執行，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贍養老人的問題，最終造成對老人的贍養問題成了農村社會的主要問題。就曾某的案件來說，其中所涉及的贍養問題從表面上看是依據民間法得到了處理，按照曾某的兄弟的協議，他們兩人得到了房產，也同時需履行對母親的贍養義務，雖有法院的判決，最終履行的是這份協議而不是法院的判決。但是在這一案中，民間法之所以能代替國家法發生作用的原因並不在於民間法，而在於國家法，因為依照國家法的判決本身就不具有可執行性。就房產的分割來說，按我國法律規定，農村房產屬宅基地建房，此類房屋與城市房地產的區別在於其轉讓受到限制，也就是曾某所分到的那八分之一很難兌現，不僅難以轉讓，也難以通過管理而得到利益，她所得到的是一個形式上的判決，除了得罪其兄弟外，沒有任何益處，她所應得的房產只能最終由其兄弟支配。在這方面曾某所接受的現代權利觀念是因為其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而讓位於民間法。這在曾某的母親方面更為明顯。由於現代法律強調不告不理原則，只要曾某的母親沒有對贍養問題提起訴訟，此事就在法院管轄之外。但是生活並不象法律這樣許可權分明，曾某的母親得到了八分之五的房產，作為一個老人來講，法律所給她的並不是她所需要的，這八分之五的房產無法解決她的生活問題。她的兄弟以得到母親的房產為代價承擔了贍養義務，這從表現上看是依從民間社會進行的安排，但實際上與國家法並不沖突，因為不論是民法通則還是繼承法，都有遺贈撫養協議的規定。曾某的行為雖然符合法律的要求，但這不是一個經濟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換句話說，如果曾某懂得的法律再多一些，她會選擇一個更加有效的法律解決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國家法肯定能被民間法代替。
五、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與普法目標的實現
社會的有序或有規則之所以重要，並不是為了社會本身，而是為了個體在社會中的生活。因為只有在有序和規則的環境中，人們才可能對未來有一個大致確定的判斷，才可能有自覺的、有意義的生活，也才有可能在社會生活中運用個人的知識採取有效的行動、做出種種安排，其努力才是有意義的。1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以普法為代表的國家法治教育在鄉村社會中能夠得到接受；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雖然沒有國家權力的支持，有利於生活的民間法也能在鄉村社會得到接受。
當我們談到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時，其中經常會有一個預設的前提，即鄉村與城市的不同，這雖然有一定的客觀性，但是我們不能將之絕對化。鄉村與城市的不同並不是因為生活在其中的要求不同，而在於社會條件的不同。在鄉村社會中，相對來說權利觀念在接受方面的困難遠遠不如在權利實現方面大，而後者的困難並不在於鄉村社會不願意接受法律的控制，而在於鄉村社會的另一面，在周廣立的苦惱中是基層政權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願意接受法律的控制，在曾某的繼承權中是國家法律由於其自身的局限性而無法實現其所倡導的價值觀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果僅僅將問題的落腳點放於鄉村社會本身，無疑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要實現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必須要真正實現限權（力），避免公權力對權利的侵害，並且真正做到以權利對抗權力，以權力對抗權力。要實現這一目的，增強鄉村民眾的法律知識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必須是基層政權的依法行政，真正實現權利是權力的邊界。但是由於權利有依靠權力實現的特點，除依靠權利限制權力外，還必須依靠以權力對抗權力，特別是通過司法權來限制行政權。在周廣立的苦惱中，並不是權利的邊界不清晰，這一點法院也認為農民有權提起訴訟，鄉政府的行為無法可依，將會敗訴，但是由於行政權的干預，最終連立案也無法立案，更無法做到對權利的法律保護了。
在姑娘戶的案件中，問題稍微有些特殊。姑娘戶的出現雖然與傳統觀念有關，但是對姑娘戶的權利的侵害卻不單單是所謂男女不平等的傳統觀念的適用結果，雖然在內容方面與此有關，但是其實際的適用與鄉村自治權的法律性質有關。按照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鄉村社會實行自治，其依據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按照該法的規定，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在土地和財產分配方面，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因此按照法律規定，村民委員會有權決定土地及其它財產權益的分配，在實踐中，侵犯姑娘戶合法權益的也正是村民委員會的決定。這種決定的內容雖然不符合法律的規定，但其形式上是沒有問題的，即使法院判決其內容違法，仍可以另行召開村民委員會做出同樣的決定，從某種意義上說，鄉村自治權的規定成為村委會侵權行為的晃子。自治權的本意是保護自治個體的合法權益，但當自治組織的集體利益受到個體利益的威脅時，即使這一利益是正當的，也可能被自治權所侵害。因而在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中，除要求對以行政權為代表的公權力進行限制外，還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實現對自治權的控權。法治的目標之一是保護個人權利，在鄉村社會中就要求自治權力應該是個體權利的守護人，它既為個體權利的保障提供社會性的力量支持，又要依靠和排斥國家公權力。如何做到三者的協調，自治意志的高度理性與國家意志的全民化之間的妥協是關鍵，而這妥協既有制定法意義上的，也有民間法意義上的。1
在我們上面分析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鄉村社會的自治組織離這一要求還有相當的一段距離，在周廣立現象中，我們雖然沒有看到村委會對他的阻礙，但也沒有看到村委會的支持，在曾某的繼承權中，主持曾姓兄弟訂立協議的是他們的舅舅和族中長輩，也就是說不管是在國家法，還是在民間法的運行過程中，村委會都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這一角度說，要實現鄉村社會的法律控制，在村委會的地位和作用方面有著極大的發展空間，並將對整個鄉村社會的法治發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五五普法將著力培養和增強農民參與村民自治活動和其他社會管理的能力，使農民了解和掌握解決矛盾糾紛、維護合法權益的法律途徑。其內容便是加強法制宣傳教育與法律服務的結合，創新農村基層法制宣傳教育的途徑和形式，開展對農村「兩委」幹部法制教育輪訓活動，培養農村基層兼職法制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