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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刑法

發布時間: 2022-01-23 06:54:23

1. 關於國際管轄的問題

歷史上,隨著國際犯罪的增長和惡化,國際刑法的兩種實施模式,即直接模式和間接模式,漸次形成。眾所周知,前者在反對國際犯罪的斗爭中一直處在補充地位,而後者則是其基本模式。

依作者之見,直接模式的存在和發展,受制於各國國內刑法的國際化程度,而間接模式則依賴於國際刑法的國內化程度。這兩種趨勢相互滲透,並相輔相成。但是兩種趨勢不可等量齊觀。事實上,國際刑法的國內化是國內刑法國際化的一個基礎條件。很明顯,對國內刑法而言,把它們向國際刑法開放總比把它們集結化為國際刑法容易得多。因為國內法反映著一國的意志,而所謂的國內化對國家主權的震動較小;相反,直接模式的建立,其作為國內刑法國際化的目標,本質上意味著國家必須把自己的刑事管轄權的一部分割讓給國際刑事法院。源於強烈的國家主權觀念,這在當今國際社會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問題。
對國際犯罪的刑事管轄權,是關涉國際刑法兩種實施模式的首要問題。與這兩種模式相適應,這種管轄權也可分為兩類,即國際管轄權和國內管轄權。它們分別與國內刑法的國際化和國際刑法的國內化相聯系。限於篇幅,本文僅討論兩個問題:一,中國刑事管轄權體制述評;二,普遍原則在中國刑法中的地位和前景。最後附有一個簡短的結語。
一 中國刑事管轄權體制述評
一般說來,中國在國際犯罪管轄問題上歷來堅持兩個彼此依存的觀點。一方面,中國主張在現實情況下,國內管轄應當作為國際犯罪刑事管轄的基本模式,而國際管轄則應作為補充模式;另一方面,中國認為就國內管轄而言,屬地原則應當具有對其他原則的優先性。下面先談第二方面。
國際犯罪的國內管轄包括兩方面的內容:管轄原則的確立和管轄順序的安排。
在中國的刑事管轄權體制中,屬地原則被作為基礎,而屬人原則,保護原則和普遍原則被作為補充。關於中國屬地原則的規定,1997年刑法典第6條第1款作了明確規定。關於中國的屬人原則的規定,參見該法典第7條。至於保護原則,參見中國刑法典第8條。該法典第9條是關於普遍原則的規定。
如上所述,對國際犯罪的管轄順序是國際犯罪國內管轄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換言之,如果這種順序闕如,管轄權之間的沖突將在所難免。在作者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一步是要在國際層面上建構一些規定,以便在不同管轄權發生沖突時具有優先管轄權的國家得以確定。然後,各國應把公認的關於管轄順序的國際刑法納入各自的國內刑法。如此,對特定國際犯罪具有最優先管轄權的國家可以起訴和審判這一罪案,而其他相關各國則不能再行使所謂的管轄權;假如罪犯不在這個國家控制之下,它應當享有引渡罪犯的請求權,而被請求國,即使它本來具有對該案件的管轄權,也應當履行它的引渡義務。只有這個具有最優先管轄權的國家放棄管轄權,其他相關國家才能按照優先性依次填充管轄主體的空缺,從而獲得優先管轄權。在國際刑法的現行規定中,這樣一個優先原則的缺乏,可以說是一個遺憾。一些國家以及一些學者認為,建立這樣一個優先原則是不現實的,因為引渡的一般規則是如果在引渡的請求國和被請求國之間沒有引渡條約的話,被請求國不會引渡一個人到請求國。即便有這種觀點,建立上述優先原則的必要性仍然在國際社會得到普遍承認。既然如此,各國就應當遵循合作精神,努力達成合意,以便盡快確定這一原則。雖然目前缺乏這樣一個原則,但人們還是能透過國際刑法關於國內管轄的規定看到上述原則的雛形。無疑,在各種管轄原則中,屬地原則總是被安排在第一位,其後總是依次為屬人原則和保護原則。被置於最後的也總是普遍原則。因此,「或引渡或起訴」不能顛倒為「或起訴或引渡」。這一立法方式表明上述優先原則正在形成,這不過尚未成為一個強行規范。鑒於領土、國民和國家利益對主權國家的極端重要性,在自己領土上發現特定的國際罪犯但沒有基於屬地原則,屬人原則或者保護原則的刑事管轄權的國家,僅僅能夠在具有優先管轄權的相關國家都放棄它們對於特定案件的管轄權或者未能在特定期間內提出引渡請求時,根據普遍原則行使管轄權。

以下這個網站有講解,你可借鑒一下.

2. 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狹義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基本內容

根據目前現存的國際雙邊、多邊條約以及各國國內法的規定,有關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內容在狹義范圍內可大致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文書送達是指一國主管機關應另一國主管機關的請求向處於本國境內的關系人送達由請求方發出的司法文書或司法外文書,如送達起訴書、傳票、拘捕通知書等。 刑事訴訟文書的送達是國家尋求刑事司法協助的重要形式之一,許多司法協助公約及協定均對此作出了詳細的規定。1959年《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協助的歐洲公 約》規定,在另一締約國送達司法文書,如果請求國沒有提出特別的要求,被請求國將簡單地把司法文件送交收件人本人。文件的送達應有收件人的收據,或由被請 求國發表的關於文件已經送達的聲明予以證明。如果文件無法送達,被請求國也應將無法送達的理由通知請求國。被請求國可能要求請求國在開庭六十天前將傳票或 文件送交有關當局。請求國在委託外國主管機關代為送達文書的請求書中應當註明:請求和被請求機關的名稱,收件人的姓名、國籍、職業、住所或居所,請求提供 司法協助的具體案由、該項請求涉及的犯罪事實的說明以及有關的法律規定。被請求國的主管機關應將送達文書的執行日期和地點通知請求國主管機關,並附送達回證。
在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中,送達文書只是一般的司法行為,並不涉及實體的執行部分。文書送達的標準是固定的當事人,而不能是當事人所 在地法院的司法人員或司法助理人員(在有些國家律師被視為司法助理人員),必須有當事人的簽字才能視為已經送達,在這個程序上極為嚴格,只要在特殊情況下 有雙邊協定條件才有例外的規定。
在送達文書的方式上,根據各國的司法實踐,主要有外交送達、使領館送達、法院直接送達、委託外國法院送達、 委託外國主管部門送達、郵遞送達等。不管送達的方式,總的原則要求應當是適用被請求國刑訴法的有關規定。因為送達文書被國際上普遍認為是行使國家司法權的 行為,因此應選擇受送達國法律所允許的方式送達。
關於司法外文書的送達,也要求按送達司法文書同樣方式進行。由於各國對司法外文書的概念存在 不同理解,規定也不一致。盡管如此,但一般認為,司法外文書應具備兩個特點:其一,它與訴論案件本身並不相關,這一特點使之區別於司法文書;其二它需要有 某一「當局」或「司法助理人員」的介入,這一特點又使之區別於純粹的私人文書。符合上述特點,均屬於司法外文書。
我國目前尚未建立涉外刑事訴 訟文書送達制度,但在同外國簽訂的雙邊司法協助條約中已開始涉及刑事司法協助的送達文書問題,如1987年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波蘭人民共和國關於民 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2條規定,締約雙方應根據請求,在刑事方面相互代為送達司法文書和司法外文書。今後,送達文書的事務將會越來越多,本著尊重 「政府間的請求」的國際禮讓原則,我國應在互惠的基礎上協助外國送達刑事訴訟文書。凡是外國請求我國代為送達刑事訴訟文書的,一律由主管部門予以審核,確 定給予或不給予協助。 訴訟國通過被請求國的主管機關傳喚處於外國境內的證人和鑒定人出庭,也 是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內容。這種協助活動使訴訟國主管機關有可能直接聽取有關證言,對於客觀全面地查清案件真相具有重要意義。在各國刑事訴訟中,有關 證人或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規則各不相同,特別是在涉外刑事訴訟中,出國作證涉及到諸多棘手問題,如公民出入境護照和簽證的申領、往返旅費、作證期間生活費 用、翻譯證詞、證人人身安全等等。1959年歐洲公約規定,如果請求國認為證人和鑒定人的出庭是特別必要的話,被請求國應允許他們出庭,一切費用由請求國 負擔。如果證人和鑒定人拒絕出庭,他們不能因此而受到處罰,除非他們後來自願進入請求國的領土並受到傳喚。巴西奧尼教授在他編撰的《
國際刑法典 (草案)》中也對證人出庭作了專款規定,這一規定吸取世界各國的司法實踐經驗,雖然在實際中尚無法律拘束力,但對各國的刑事訴訟有一定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該法典在尊重各國的雙邊條約有關國際公約的前提下,對證人出庭的條件,拒絕協助的合法性理由、證人的人身安全等有關問題均作了原則性規定。
我國對於證人和鑒定人出國作證和外國人應邀來華作證尚缺乏健全而系統的法律規范的調整,但在司法實踐中也在逐步走向國際化。1987年簽定的《中波司法 協助協定》把傳喚證人、鑒定人出庭納入了刑事司法協助范圍之內,並規定,對通過被請求的締約一方通知前來出庭的證人或鑒定人,無論其國籍如何,提出請求的 締約一方不得因其入境前犯的罪行或其證詞、鑒定或其他涉及訴訟內容的行為追究其刑事責任和以任何形式剝奪其自由。如果證人或鑒定人在接到無須繼續留在提出 請求的締約一方境內的通知後次日起十五日,有出境的可能而仍不出境的,即喪失前述所言給予的保護,實際上可以推定被傳喚人自願放棄享受國際條約所給予的法 律保護。這一規定的內容實際上與1959年的歐洲公約關於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的規定是一致的,反映了我國的刑事司法協助已經開始注意採取國際通告規則進 行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同時在遵守我國的國內刑訴法律規定的前提下,採取了一些靈活性的原則,在特殊情況下作出特殊處理的方式。 物的引渡是指被請求國應請求,將自己已經掌握的有關案件的證據材料,犯罪物品或其它扣押物品交給請求國於訴訟中使用。一般來說,在移送文書和卷宗材料時,被請求國只移送其復製件,如果請求國明確要求得到原始材料,被請求國也可以考慮接受此要求。
被請求國引渡的物證應當是在本國訴訟中暫時用不著的材料和物品,如果本國的訴訟同時需要使用這些物證書證,被請求國可以決定推遲移送。同時,請求國應當 承諾在盡量短的時間內歸還被移送者的物品和材料,除非被請求方明確表示不要求歸還;被移送的物品只能用來作為證據材料,請求國不應用之去滿足某些民事當事 人提出的返還或賠償的請求。
以上我們對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從概念、途徑及基本內容作了一番剖析,由此可見狹義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一斑, 許多原則性的通則已經成為「國際慣例」;反觀我國的司法協助現狀,則遠遠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建立我國健全的刑事司法協助制度應當早日提上日程,特別是狹 義的刑事司法協助方面的一些制度應通過雙邊條約和多邊條約的簽定或加入逐步使之走向成熟,以利於全面開展國際間的刑事司法合作,從而推動國際刑法的發展;與此同時,要對現行的國內有關法律如刑事訴訟法典進行全面的修改和調整,使今後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開展有法可依,有法可行。
(作者單位:中央檢察官管理學院武漢大學法學院)
註:
(1)該公約全文請參見:米勒與懷斯合編的《國際刑法》一書,1965年倫敦英文版。
(2)參見韓德培主編的《國際私法》1990年版,第43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
(3)參見《國際司法協助與區際沖突法論文集》一書,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頁。

3. 1997年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的哪些內容

-1997年3月14日通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國現行刑法典97刑法典確立的「罪刑法定」、「適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責刑相適應」三大原則,深入人心。

-十年間,國家立法機關先後通過了6個刑法修正案、3個單行刑法和9個刑法立法解釋文件,並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規定了一些刑事條款,97刑法典進一步完善。

97年來新刑訴法實施十年程序公正推進司法文明

97刑法特色鮮明

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頒布實施,共有條文192條。此後,從1979年到1996年,17年間,國家立法機關先後通過了25部單行刑法,並在百餘部非刑事法律中規定了刑事條款。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法治建設也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定的1979年的刑法典,很多條文已不適應現實的需要。市場經濟的發展呼喚著新刑法典的誕生。

1997年3月14日,新刑法典在修改原有刑法規范的基礎上,應運而生。這部於同年10月1日實施、被稱為97刑法典的法律,條文增加到452個,其修改幅度之大,涉及范圍之廣,在立法史上十分鮮見。

與此前的刑事立法相比,97刑法典特色鮮明:

●實現了刑法典的統一性和完備性。新刑法典整合了各種刑法規范,包括單行刑法,為我國刑事法制的統一和有效運作奠定了法律基礎。

●取消了類推制度,確定了三大現代刑事法治原則。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和「罪責刑相適應」三項基本原則,突出了刑法人權保障的功能。

●促進了中國刑法的國際化。增設了普遍管轄規則並擴大了中國刑法的域外管轄權,增設了一些國際罪行和當代新型犯罪。

●提高了刑法典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注意了體系結構的完備,在條文設置上、用語的表述上,力求具體、細密,繁簡得當,便於實際應用。

●注意了法律之間的連續性與穩定性。與其他非刑事法律規定的刑事條款,銜接有序。

新刑法典有破有立,新修改的條文中透露出新的時代特徵。比如,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反革命罪的提法與新的形勢已不相適應,97刑法典第一章罪名便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取代了原來的「反革命罪」;由於不再搞階級斗爭,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新刑法典刪掉了79刑法典中的「社會主義革命」一詞,而在第二條保留了「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原來法典中的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97刑法典也將其更名為「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罪名比原來增加了近十倍。

4. 關於涉外刑事案件處理依據主要有哪些

關於涉外刑事案件處理依據如下:
我國沒有單行的調整涉外刑事訴訟程序的立法,現行刑事訴訟法典基本上屬於第二種立法例,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則采第三種立法例。我國刑事訴訟法典對 於涉外刑事訴訟程序,僅在第16條和第17條作了原則性規定,第20條做了管轄的相關規定,缺乏全面具體的規定。司法實踐中處理涉外刑事案件,除根據刑 法、刑事訴訟法外,主要依據一些行政法規、司法解釋和政策性文件,包括:
1.1986年9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
2.1987年6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轄權的決定》。這些國際公約及相關條款有:
《關於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第3條第2款;
《1970年海牙公約》第4條第2款、第7條;
《1971年蒙特利爾公約》第5條第2款、第7條;
《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第5條第2款、第8條第1款。
《核材料實體保護公約》第8條第2款;
3.1981年6月19日公安部、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處理會見在押外國籍案犯以及外國藉案犯與外界通信問題的通知》;
4.1987年8月27日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於處理涉外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
5.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6.1998年12月16日《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等。隨著法治建設的深化,針對日益明顯得犯罪國際化趨勢,整合、規范涉外刑事訴訟程序方面的立法顯得日益迫切。

5. 國際人權公約中刑事司法准則有哪些積極意義

【正文】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表明中國已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從而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入世,其意義決不限於經濟貿易,它必將對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法律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本文僅就國際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互動關系略述己見。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指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國際社會形成的有關刑事法律的制定、實施和遵行的標准、規范和政策。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具有以下三個特徵:1.國際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世界各國所奉行的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的標准、規范和政策。毫無疑問,各國均有各自的刑事司法准則,這種刑事司法准則是各國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在同犯罪作斗爭中形成的,具有本國的特色。但隨著國際交往的加強,全球一體化同樣會對刑事司法帶來重大影響,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形成了國際刑事司法准則。這些刑事司法准則為各國所遵循,因而成為刑事司法的最低標准。2.刑事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指與刑事有關的標准、規范和政策。刑事司法涉及對犯罪的懲治,因而與一個國家的刑事政策是有密切聯系的。刑事司法活動涉及刑罰權的行使,以往被認為是一個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他國是不能幹涉的。但隨著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形成,國家刑罰權的行使同樣要受到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限制。3.選擇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作為國際化的規范,並不具有對各國天然的強制性。各個國家可以自主地決定是否加入某一國際公約以便決定是否受這一公約的約束。但一旦加入某一國際公約,就要遵守其所規定的義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具有選擇性。聯合國通過發布為數眾多的示範性和建議性的刑事司法准則,便於幫助各國根據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作出適當的選擇。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往往是經國內立法確認以後才發生法律效力的,因而國內法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確認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刑事司法目前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這就是逐漸地擺脫以專政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向以人權保障為歸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進。在這一過程中,我認為借鑒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十分必要的。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清末,中國曾經開展過一場法律改革運動,引入大陸法系的法律制度,吸收當時先進的法律文化。在刑法改革中,就是廢除中國封建專制社會殘酷的刑罰,引入罪刑法定原則等體現法治的刑法觀念。但這些先進的法律文化受到當時專制的法律文化的排斥。如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在於限制國家刑罰權,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它導致中國傳統法律株連家族這類極其野蠻的制度的廢除。但罪刑法定原則所確立的「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精神,是頑固的保守派所不能接受的。當時的御史吳思敬就認為,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一概不予處罰,會「縱惡長奸,莫恥為甚,駭人聽聞。」可見,其抵觸與反應是十分強烈的。正因為如此,清末的法律改革運動雖然宣告了中華法系的死亡,引入了大陸法系文化,而其價值內容與精神實質卻並未獲得。從這個意義上講,清末的法律改革運動不能說是成功的。正如我國學者指出:清末歷史留下的結論是:以本國文化特殊性去抗拒外來文化中所包含的普世性因素,實質是以中世紀的宗法專制否定現代性。[1]轉瞬間,又一個世紀過去了。值此世紀之交,中國又迎來了一場司法改革運動,而且同樣面臨是排拒還是引入世界上先進的法律文化的重大選擇。應該說,經過百年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不僅做好了在經濟上迎接全球化的准備,而且在法律上同樣做好了這種准備。因此,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推動中國刑事司法改革是勢在必行的。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內容是極其廣泛的,在中國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我認為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價值上的轉換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不僅是一種規范體系,更重要的是一種價值體系。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第一,實現司法公正,保障基本人權;第二,控制犯罪滋長,維護法律秩序。我國學者指出,國際社會對這兩個目標的不懈追求是推動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體系不斷發展的動力,而保持這兩個目標之間的平衡是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記載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各項文件,有的側重於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有的側重於控制犯罪和維護秩序。但是,國際公認的原則是不得以犧牲司法公正或威脅基本人權為代價來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上述兩個價值目標,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保障機能;控制犯罪與維護秩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保護機能。就中國當前的社會狀況而言,兩者都十分重要。一方面,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中國逐漸地建立起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相對開放的現代社會。由於社會迅猛發展,流動人口大量增加,中國目前正在面臨巨大的犯罪壓力。因此,控制犯罪是當務之急。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我國一直奉行「嚴打」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治安問題。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正在形成,對自由與平等的呼聲越來越高。人權保障的觀念逐漸地成為社會共識。因此,刑事司法的保障機能與保護機能都應受到重視。但在兩者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如何選擇,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確認的以人權保障為主導的價值觀念,同樣應當成為中國刑事司法的價值選擇。長期以來,中國受到封建專制思想的影響,對於個人的權利是較為淡漠的,沒有將其放到應有的重要位置上。因此,在刑事司法活動中,強調保護機能而輕視保障機能,往往以犧牲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為代價而保護社會整體利益與維護社會秩序。隨著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引入,中國司法改革首先要完成價值觀念上的重大轉換。惟此,才能適應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制度上的改革
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經過這些年的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尤其是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和1999年刑法的修訂,使中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得以完善。但是,對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中國刑事司法制度還存在著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例如,勞動教養制度就是亟待改革的一項制度。中國目前實行的勞動教養是指對嚴重違反治安管理,屢教不改,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人或者構成犯罪但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人,收容於勞動教養場所,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關於這種措施的性質,在理論上一般被認為是一種非刑罰性的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處罰。但實際上,勞動教養比某些刑罰還要嚴厲,對勞教人員實行收容關押剝奪人身自由,有時長達三年之久,必要時還可以延長一年。顯然,勞動教養是違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第一項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確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根據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任何公民被剝奪自由,必須經過司法程序,經由法院判處。而勞動教養作為一種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三至四年的措施,沒有納入司法程序,它名義上由各地勞動教養委員會決定,實際上是由公安機關決定的。這種制度的存在,使得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得不到司法的切實保護,使刑事法治建設取得的一些成果化為烏有。因此,在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以後,勞動教養制度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我國學者提出,參照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改革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途徑有兩種選擇:一是基本上取消勞動教養制度,將其中某些需保留的部分整合到其它法律之中(如行政處罰等);二是保留勞動教養制度,並作如下的改革:(1)更名為「保安處分」或者「公共安全處分」,或者其他更適合的名稱,先制定單行法,條件成熟後再納入刑法典;(2)時間應縮短,一般半年,最長不超過一年;(3)決定機關為法院,即由公安機關提出,法院經聽審程序決定是否採取;(4)允許上訴,遭受錯誤保安處分者有權得到賠償;(5)加強檢察機關對此制度的法律監督[3]。對於勞動教養制度不宜採取一廢了之的方法,因為中國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存在數量因素,勞動教養的大多是輕微的犯罪行為,這些行為在世界各國一般都是作為犯罪處理的。因此,我贊同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改造。無論如何改造,關鍵的一點就是司法化,即經法院依照法定程序決定。只有這樣,才能與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保持一致,充分保障勞教人員的訴訟權利。由此可見,隨著國際刑事司法准則引入中國,中國現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有其相關制度都面臨著需要改革的問題。
(三)規范上的更新
中國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雖然先後在1996年和1997年進行了修改。在修改後的刑法中確立了罪刑法定原則,在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但同時應看到,在刑事法規范中體現罪刑法定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都是不徹底的。從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來看,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我國學者將前半段稱為積極的罪刑法定;後半段稱為消極的罪刑法定。這些學者認為,積極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嚴肅執法,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消極的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要用刑法來防止國家刑罰權的濫用,以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受其非法侵害。根據這些學者的觀點:積極的罪刑法定原則與消極的罪刑法定原則的統一,運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權與約束刑罰權,防止濫用,保障人權的統一,這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全面的正確的涵義。[4]應該說,這是對中國刑法第3條規定的正確詮釋。但問題在於:罪刑法定原則是否應當包括所謂積極的內容。縱觀世界各國刑法,罪刑法定都是在消極意義上規定的,其基本蘊含在於「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因此,罪刑法定原則的精神是限制機能,即通過限制國家刑罰權(包括立法權與司法權)而達到人權保障之目的。由此可見,中國刑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規定並非建立在對罪刑法定含義的正確理解之上。同樣,在刑事訴訟法關於無罪推定原則的規定中也存在缺陷。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一規定的內容雖然類似於西方國家關於無罪推定的規定,但刑事訴訟法第93條又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具有如實回答的義務。這一規定與無罪推定所包含的被告人享有沉默權顯然是對立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國學者指出:由於未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法律並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實回答偵查人員訊問的義務,在偵查、起訴、審判各階段均有關於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設置,因此很難說在中國刑事訴訟中已經完全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5]]因此,在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以後,中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和刑事訴訟法中的無罪推定原則都有待進一步完善。由於是刑事法規范,還需要根據國際刑事司法准則進行更新。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是國際社會在聯合國的主導下,經過長期努力形成的,是世界各國先進的與文明的刑事司法經驗的總結,也是國際社會在刑事司法上達成的共識。中國通過加入WTO,融入國際社會,不僅經濟制度存在一個與國際接軌,而且刑事司法制度也存在一個與國際接軌的問題。我認為,在正確處理國際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司法改革關系的時候,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國際化與本土化
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意味著在刑事司法制度上向國際標准靠攏,這是一種全球化的努力。但任何一個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畢竟是與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等相關因素密切相聯的,是根植於本土的。因此,在移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的時候,要充分考慮中國的特色。例如,國際上對於死刑一般都持否定態度,廢除死刑已經成為國際趨勢。但在中國,由於存在嚴重的犯罪問題,對於那些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人,需要適用死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不可能採納廢除死刑的政策。當然,對於死刑加以限制是必要的。總之,只有立足於中國本土,才能使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發揮作用。
(二)積極與穩妥
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之引入,實際上是一種法律的移植。在進行移植的時候,我們既要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又要切忌急躁,而應當逐漸地消化。中國刑事司法改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完成,而應當緩慢地推進。我們首先要根據中國的實際狀況,引入那些國際上通行的刑事司法的最低標准。在此基礎上,逐漸地提升中國刑事司法的水平。只有以一種穩妥的、適當的方式,才能使中國刑事司法制度接近國際刑事司法水平。
(三)引入與融通
引入國際刑事司法准則,並不是機械地照搬,而是要對國際刑事司法准則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融通。這里的融通,是指融會貫通,因而包含一種創造精神。尤其要注意利用現有的刑事司法制度資源,經過改造,使之適應刑事法治的要求。

6. 刑法 跨國犯罪的定義

跨國犯罪

當犯罪行為、犯罪交易違反一個以上國家的法律時,犯罪學家將其稱為跨國犯罪 (Transnational Crime) 。為打擊跨國犯罪,第55屆聯大於2000年11月15日通過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U.N.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該公約於2003年9月29日正式生效。以下是聯合國將跨國犯罪分為的17大類:

一、洗錢

洗錢的目的是要把非法獲得的資金變為合法資金。大部分現金是靠受賄、貪污、黑市交易、逃稅,特別是靠走私武器、銷贓、倒賣文物及販毒等不正當手段賺取的。

最典型的洗錢法是把「黑錢」轉移到國外去,通過多次國際匯款,把現金轉入國外的帳戶,這樣就再也無法查出錢的來源。經過這些處理,非法得來的現金可以堂而皇之地進行合法投資。

二、恐怖行動

所有反對國際恐怖行動的國家政府長久以來一直希望,既然問題能夠通過談判和簽協議來解決,那麼恐怖行動定會越來越少。但每次調解都未能使談判雙方滿意。結果,恐怖行動依然故我,而且藉助於現代化的交通和通信工具,作案越來越容易。同時,那些堅決打擊恐怖分子的國家,應該隨時准備對付恐怖分子出人意料的行動。

目前,無法立即建立保障逮捕或審判國際恐怖分子的國際機制。犯罪學家僅僅是剛開始試圖研究這一不受國籍限制的犯罪問題。

三、盜竊文物和藝術品

這類犯罪潛在地威脅全人類的文化遺產。早在埃及法老年代,陵墓和紀念碑就遭到了破壞。隨著作案手段的完善,人們對文物的需求不斷增加以及文物運輸更為便利,這就使國際竊賊能制定出一整套辦法,從而使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失去珍貴的文化遺產。犯罪分子每年偷盜價值45億美元的藝術品到國際市場上賣。有4.5萬件被盜藝術品(1997年)在追查中,而且,每月平均要增加2000件新被盜的藝術品。

四、侵犯知識產權

侵犯知識產權包括侵犯版權以及非法使用保護版權的標志和商標等。犯罪分子非法復制受保護的作品並將其低價銷售,主要是在經濟欠發達國家銷售。生產國蒙受的損失很難用金錢來估算。據美國軟體製造商協會統計,僅非法被使用的軟體一項,每年就造成75億美元的損失。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是很難偽造保護產權的標志的。因為這需要巧妙的協調和組織有序的銷售系統,這往往需要串通政府人士。

五、非法買賣武器

如果沒有武器製造者和銷售者的國際網路,地球上任何一處都不會發生武裝沖突。這些非法製造和銷售武器者的活動規模很難統計清楚。其實,在這個陰暗的交易世界裡,扮演主要角色的人並不多,但參與這項危險游戲的人想出了許多狡猾的計謀,他們和政府機構結成同盟,共同行事。盡管武器和軍備的來源受到嚴密控制,但仍難有非法買賣武器的准確消息。

六、劫機

無論是70年代還是80年代,劫機事件一直沒有銷聲匿跡。偶爾會有劫機犯是為索取贖金,但一般說來劫機犯會提出恐怖分子愛提的典型的政治要求。他們想顯示自己的力量和聲勢,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

打擊劫機者的行動往往迅速而頗有成效。今天,劫機的威脅仍未徹底消除,盡管這類事件發生的頻度降低了。

七、海盜

這種形式的犯罪似乎早已被世人遺忘。70年代中期又死灰復燃,有人用快艇或者漁船從南美或中美洲向美國非法販運毒品,海盜們在公海或港口將這些販毒船截獲,殺死船主和水手。類似這樣遇難的船隻已有數千艘。

搶劫船隻現象蔓延到狹窄的通航運河。成千上萬個來自非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不願放過利用滿載珍寶和貨物的船隻發財的機會,這些船隻往往停泊在港口或低速航行。今天,這種形式的犯罪已日益減少。

現在還有這樣一種說法:東南亞的海盜行為被一些同軍隊有聯系的犯罪集團操縱。犯罪學家得出結論:在世界各地同時發生海盜襲擊現象絕非偶然,這些犯罪分子的行動顯然受同一個中心控制。

八、搶劫地面交通工具

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劫持貨車可以算是偷竊行為。但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貨車長途跋涉從東歐到西歐,或從中亞共和國到波羅的海沿岸國家都是常事。遺憾的是,貨車失蹤事件的發案率和貨流量的增長成正比。
究竟這類犯罪的規模有多大,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一點不容樂觀,由於邊境越來越開放以及團伙犯罪日益嚴重(尤其是在東歐國家),這種犯罪今後將更為猖獗。

九、騙保

保險業現已成為國際性的行業,因此,在任何一個國家騙保都會涉及該國的每個居民。世界各國因這類犯罪而蒙受的損失難以估量。但目前,澳大利亞每年因保險業詐騙損失17億澳元,美國每年損失多達1000億美元。

犯罪團伙通過聯合保險領域的一些小型經營者或打入保險界的途徑參與保險業詐騙。

十、計算機犯罪

守法的商業組織和政府機構剛剛涉足計算機服務領域,黑手黨的魔爪也伸了過來。犯罪團伙之手伸向了國際互聯網路。盡管現在很難判斷,國際互聯網路受刑事犯罪的侵害有多大,但犯罪團伙正充分利用該網路的各種功能。

目前犯罪學家只對那些為個人牟取暴利而非法利用國際互聯網路的個體犯罪進行了研究。每年,因計算機犯罪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達80億美元。嚴峻的形勢要求人類刻不容緩地尋找保護這一領域的方法。

十一、生態犯罪

全人類都是生態犯罪的犧牲品。忽視生態標准、同建設監督生產系統的人相互勾結的企業是這類犯罪的主要肇事者。當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時候,這一點變得尤為明顯。在發展中國家,要麼沒有生態監督機制,要麼就是形同虛設,為外國生產者所控制。貧困的人民更青睞能保障他們就業和國民產值增加的工業化,更希望環境清潔。犯罪團伙在這一領域找到了機會,特別是在運輸和藏匿危險品方面。

十二、販賣人口

這類日益猖獗的犯罪包括販運非法移民、賣淫女,販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人到生存條件極其惡劣的地方充當勞工或從事家庭服務,販賣兒童供人收養,等等。犯罪分子從中牟取暴利。

有許多法律規定取締這類犯罪。隨著一些國家邊境日漸開放,這方面的法律也日益嚴格。但由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居民力圖到相對富裕的國家,這個問題依然嚴峻。非法販運人口多由犯罪團伙操縱。通常,那些滯留在發達國家的人都沒有正當工作,他們漸漸成為受剝削的階層,參與犯罪,破壞社會秩序。

十三、人體器官交易

眾所周知,第一例腎臟移植手術是在1954年進行的。迄今為止,全球已經做了近50萬例腎臟移植手術。移植成為醫學界一個密不可分的領域,提供器官的行業也應運而生。

美國大約需要1.2萬個人體器官。因此,非法提供移植的器官能帶來高額利潤。這種交易也漸漸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為得到供移植的器官,犯罪分子不惜殺害無辜。更為可悲的是,貧窮家庭的孩子為了少得可憐的酬金把自己的器官當作商品。

新聞媒介披露非法交易人體器官的犯罪行徑後,一些國家建立了專門委員會來制定整頓這一領域的法令。大量的資料顯示,從第三世界國家非法購買人體器官受西歐一些國家犯罪團伙的控制。

十四、非法販賣毒品

在全世界流通的毒品價值有3000億—5000億美元。1961年的世界毒品公約和1988年的聯合國反對非法販賣毒品公約,為國際監督奠定了基礎。但由於以下原因,對販毒的監督難遂人願:

——由於缺乏必要的資金,聯合國不能監督打擊販毒的國際文件的執行情況;同時,國家和地區性的禁毒計劃得不到撥款,無法發揮效力;

——各國對待打擊販毒的態度相去甚遠。一些國家堅持禁止,而另一些國家則主張控制和容忍。

——許多國家缺少執行國際協定所必需的法律和技術基礎。

十五、虛假破產

日益國際化的貿易把虛假破產從局部犯罪變成了國際性的犯罪。目前尚未統計這種犯罪的實際規模。抽樣調查表明:黑手黨在購買企業後使其破產,獲益頗豐。今後必須由各國聯手才能改善這種局面。

十六、參與合法經營

販毒集團和其他犯罪團伙控制著大量企業。據粗略統計,僅靠毒品交易的收益就能向合法的市場投入2000億—5000億美元的資金。犯罪經營的增幅和合法經營的增幅成正比。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從理論上說,整個世界經濟處於犯罪團伙控制下的日子已為時不遠了。很難斷定,公司老闆與毒品販子是否有聯系,也不知道犯罪分子是否會為藏匿贓款而收買企業。現在有這樣一種說法,每天在各國間流動的資金,有一半是在經濟特區「洗錢」。

十七、貪污受賄,向社會活動家、黨務活動家、官員行賄

目前在一些國家,向官員行賄不受處罰,但其他種類的賄賂均屬刑法典規定的處罰范圍之內。犯罪人員打著代理費、咨詢費、中介費和法律咨詢等幌子行賄。行賄受賄在世界各地無處不在。

商人和投資商經常說,如果不違反業務所在國的政治和經營規則,就無法搞好生意。

7. 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概念

司法協助是國際刑事合作的重要途徑,在當前間接執行模式佔主導地位的國際刑法現狀中,國際上有關刑事方面的公約主要是靠國家間的刑事司法協助的方式來實施的,這種方式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在國際刑事合作中佔主導地位。鑒於此,對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有關問題的探討很有必要,特別是對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方面有關問題的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
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是刑事訴訟國際化的反映,又是國家間聯合採取司法行動,懲處國際性犯罪的一種重要途徑和手段,也是國家司法權的域外延伸。從它的基本形態來看,引渡雖不屬於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范圍,但最 初的國際刑事司法卻是從引渡中發展起來的。從國際司法協助的起源來看,最早的司法協助始於公元前一、二世紀的古希臘,當時主要是向在其他城邦的證人收集證 詞。到近代,1846年法國與巴登之間簽訂的條約被認為是第一個國際司法協助的文件。這個條約的內容涉及到相互送達司法文件,搜集證據和執行判決。其他如 一系列歐洲國家在十九世紀後期締結的引渡條約,也規定了根據委託書實施國際司法協助的條款。例如,1854年7月13日法國與葡萄牙簽訂的引渡條約第10 條規定了詢問證人,第11條規定了傳喚證人。又如1870年5月12日的法、意引渡條約,在第12—14條中,對詢問證人、送達文件、傳喚證人等作了詳盡 的規定。此後,19世紀締結的雙邊引渡條約,大體上對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主要內容作了詳細的規定。由此可見,最初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是隨著引渡的發 展而不斷發展成熟的。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最初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也僅僅是在狹義上開展的。直至今日,國際間的刑事司法協助仍然停留在狹義的范圍內,而 包括外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以及刑事訴訟移管等方面的刑事合作,各國和各地區尚未達成統一的協議,至少在這方面的合作,目前尚未成熟,而有待實踐的發展。其 中的原因或障礙,主要在於,外國刑事判決的承認和執行以及刑事訴訟移管從根本上改變了刑事案件訴訟的地點和審判機關,涉及到敏感的國家主權問題,因此在各 國司法協助實踐中往往難於開展。而對於象代為調查取證、詢問證人、送達文書、互通情報以及物的引渡等司法行為的國際合作,由於較少涉及或根本未涉及敏感的 政治問題,協助國只是為被協助國的訴訟提供服務性合作,只改善該國刑事訴訟所賴以進行的條件,而不直接對受控的行為做出自己的評價,因此它的規模是較小 的,是一種輔助性的行為,不大受各國價值觀念差異的影響,因而在國際刑事司法合作中易於為國際社會所普遍接受和採納,這也是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在實踐 中的生命力所在。
在有關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國際公約中,關於狹義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內容也規定得十分詳細和完備。如1959年4月在歐洲理事會主持下簽訂的《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協助的歐洲公約》[(1)]是一部具有普遍意義的有關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專門公約,在該公約規定的三種國際司法協助 形式中,其中對在另一個締約國送達司法文件和在另一個締約國搜集證據這兩種司法合作規定得相當詳細。與此相反,該公約對第三種形式的司法合作即在另一國家 的法院進行刑事訴訟(訴訟移管)規定得很簡單。由此可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目前尚停留在狹義的范圍內,而且在空間上僅是地區性的,新的、統一的刑事司法協 助國際公約的簽訂尚需國際間的廣泛磋商和協調。

8. 《刑法》分為幾大類

我國刑法分為十大類犯罪:
第一章 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專章 破壞社會主屬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第五章 侵犯財產罪
第六章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國防利益罪

第八章 貪污賄賂罪
第九章 瀆職罪
第十章 軍人違反職責罪

9. 名詞解釋 民主的法律化 基本法律法的國際化法律實效法的適用什麼是法理學 學理解釋

全按個人理解幫你解答,若是為了考試,還得以教科書為准:
民主的法律化:即將民主制度制定為法律,上升到法律的程度。
基本法律:即基本的法律,主要是憲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
法的國際化:即各國的法律相互聯系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趨同。
法律實效:法律發揮的實際作用。
法的適用:即在解決法律問題的時候,適用法律。
法理學:法律當中的基本准則,是精髓,是支柱。
學理解釋:即對法律問題進行學術上的解釋,如法學家的解釋等,沒有強制性。

10. 國際刑法的刑罰體系具體有哪些內容和特點

國際刑罰體系:是指國家以有利於發揮刑罰的功能、實現刑罰的目的為指導原則,專通過屬刑法的規定而形成的、由一定刑罰種類按其輕重程度而組成的序列。
國際刑罰體系具有以下特點:
1.刑罰體系的構成要素是具體的刑罰方法即刑種。
2.構成刑罰體系要素的刑種是經過立法者選擇而確定的。我國的刑種是立法者在總結長期以來我國各種刑事立法規定的刑罰種類及其運用效果的基礎上選擇確定的。
3.構成刑罰體系要素的各刑種是依照一定的標准排列的。我國刑法中的刑罰體系主刑和附加刑都是按照各自的嚴厲程度由輕到重依次排列的。
4.刑罰體系是由刑法明文規定的。首先,構成刑罰體系要素的刑種是由刑法明文規定的;其次,主刑與附加刑的分類是由刑法規定的;再次,刑罰種類的先後排列是刑法規定的。
5.體系確立的依據是有利於刑罰功能的發揮和目的的實現。我國刑罰體系中,無論是刑種的選擇,還是刑種的分類,抑或是刑種的排列,都是立法者從有利於刑罰功能的發揮和刑罰目的的實現而確定的,不是隨心所欲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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