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對反腐的作用
(一)題名(Title,Topic)
題名又稱題目或標題。題名是以最恰當、最簡明的詞語反映論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內容的邏輯組合。
論文題目是一篇論文給出的涉及論文范圍與水平的第一個重要信息，也是必須考慮到有助於選定關鍵詞不達意和編制題錄、索引等二次文獻可以提供檢索的特定實用信息。論文題目十分重要，必須用心斟酌選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話：「論文題目是文章的一半」。對論文題目的要求是：准確得體：簡短精煉：外延和內涵恰如其分：醒目。
(二)作者姓名和單位(Authoranddepartment)
這一項屬於論文署名問題。署名一是為了表明文責自負，二是記錄作用的勞動成果，三是便於讀者與作者的聯系及文獻檢索(作者索引)。大致分為二種情形，即：單個作者論文和多作者論文。後者按署名順序列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對研究工作與論文撰寫實際貢獻最大的列為第一作者，貢獻次之的，列為第二作者，余類推。註明作者所在單位同樣是為了便於讀者與作者的聯系。
(三)摘要(Abstract)
論文一般應有摘要，有些為了國際交流，還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論文內容不加註釋和評論的簡短陳述。其他用是不閱讀論文全文即能獲得必要的信息。摘要應包含以下內容：
①從事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②研究的主要內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③獲得的基本結論和研究成果，突出論文的新見解;
④結論或結果的意義。
(四)關鍵詞(Keywords)
關鍵詞屬於主題詞中的一類。主題詞除關鍵詞外，還包含有單元詞、標題詞的敘詞。
主題詞是用來描述文獻資料主題和、給出檢索文獻資料的一種新型的情報檢索語言詞彙，正是由於它的出現和發展，才使得情報檢索計算機化(計算機檢索)成為可能。主題詞是指以概念的特性關系來區分事物，用自然語言來表達，並且具有組配功能，用以准確顯示詞與詞之間的語義概念關系的動態性的詞或片語。
技巧—：依據學術方向進行選題。論文寫作的價值，關鍵在於能夠解決特定行業的特定問題，特別是在學術方面的論文更是如此。因此，論文選擇和提煉標題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據學術價值進行選擇提煉。
技巧二：依據興趣愛好進行選題。論文選擇和提煉標題的技巧之二，就是從作者的愛好和興趣出發，只有選題符合作者興趣和愛好，作者平日所積累的資料才能得以發揮效用，語言應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
技巧三：依據掌握的文獻資料進行選題。文獻資料是支撐、充實論文的基礎，同時更能體現論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觀點，因而，作者從現有文獻資料出發，進行選題和提煉標題，即成為第三大技巧。
技巧四：從小從專進行選題。所謂從小從專，即是指軟文撰稿者在進行選則和提煉標題時，要從專業出發，從小處入手進行突破，切記全而不專，大而空洞。
11.參考文獻格式要規范，嚴謹，基本要求超過三十篇（工程碩士20）。
12.所有參考文獻必須在論文中有引用的地方。
13.所有圖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貝、復制是不允許的。
14.盡量不要用我或者我們這樣的字眼，也就是口語化的東西要杜絕。
15.圖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
16.頁眉需要有下面信息。
17.摘要和目錄是專家評審的主要翻閱的地方，一定要讓摘要和目錄體現所做工作和創新點，所以摘要和目錄的編寫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視！
18.表格需要有編號並至於表格的上方，不同於圖形的放置於下方。
19.論文的結構一般是
背景介紹
·研究現狀
現有演算法、技術、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
提出的新的演算法、協議、方法、技術或手段
對自己提出的方法、技術或手段進行實踐、分析和比較
結論和展望
20.論文撰寫時，一定要注意書面語氣，不要有口語化的成分，很多同學沒有培養這方面的能力，寫的內容過於口語化，應注意！
②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體現反腐敗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九)」)在反腐敗制度建設方面有什麼重要修改和完善，對中國的反腐敗會有怎樣的促進作用?」這是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閉幕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表示，刑(九)進一步完善了我國懲治腐敗犯罪的法網，完善了有關制度，加大了對這類犯罪的懲處。
那麼，刑(九)相關條款是怎樣體現懲治腐敗犯罪法網「嚴密」性的?接下來，將會為反腐敗工作帶來哪些影響?日前，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數額+情節」
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在8月2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鐵偉介紹，刑(九)進一步完善了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將以前規定的單純的「數額」標准，修改完善為「數額+情節」標准，更符合實際情況，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適應。
「對定罪量刑標准進行修改，使其更具彈性，體現了立法的科學性。」9月6日，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秘書長彭新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現行刑法過於突出數額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沒有考慮實踐中的一些具體情形，導致罪刑不相適應。
彭新林分析說，1997年刑法修改時確定的5000元起刑點，與我國自古以來「計贓定罪」的立法傳統有關。但是在實踐中，這一具體標准早已脫離實際，而且也會令公眾產生「量刑不公」的質疑。比如，「為什麼受賄500萬元的與受賄2000萬元的，判處的刑罰一樣?」「為什麼有的貪官受賄幾百萬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的受賄幾千萬元只是死緩?」
「在單純數額標准之下，人們很容易忽略犯罪情節，如是否對國計民生產生惡劣影響，是否有索賄情節，是否抗拒、干擾調查，是否拒不認罪等。」在彭新林看來，「數額十情節」的彈性標准確立後，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也更有利於貫徹寬嚴相濟政策。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數額十情節」的定罪量刑標准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對待腐敗的「零容忍」態度，即無論貪污受賄數額多少，只要情節嚴重，就要受追究;在打擊腐敗和量刑時，可以避免一些爭議和誤解;非常重視腐敗的後果和影響，能提高反腐敗力度，也讓腐敗分子減少僥幸心理。
「『數額+情節』標准，也符合國際反腐大趨勢。」庄德水表示，國際上對腐敗行為也不規定基本數額標准，而是綜合考量結果。從現在反腐敗發展趨勢來看，一些利益輸送、新的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可能具體金額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對此應加以嚴懲。否則有的官員覺得自己沒有拿到那麼多錢，就不會受到懲處。
根據刑(九)，起刑點在個案中可能會高於5000元，對此該怎麼看?「威懾作用不會減弱。」彭新林說，以往的5000元和現在是不同的，人們對社會危害性的衡量標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在「數額十情節」標准下，同樣的貪污受賄數額，但是情節比較嚴重的，可能比以往處罰得更重。刑(九)對貪污受賄定罪的二元、彈性標准，更科學、更有威懾力。
「終身監禁」
讓「巨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審稿新增一大亮點，即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規定「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該內容被保留至表決稿並獲通過。
「這不是一個新的刑種，它的對象只是針對貪污受賄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在具體執行中的一個特殊措施。」臧鐵偉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說。
「這在我國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將載入史冊。」刑(九)草案三審時，任茂東委員對「終身監禁」內容表示肯定。這一內容，源於部分常委會委員的建議。草案二審時，針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王其江委員建議增加終身監禁刑罰，趙白鴿委員建議對此進行專題討論。
三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簡稱「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規定「終身監禁」等問題召開座談會。最高檢、公安部贊成死緩不得減刑的規定，認為對嚴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懾作用。與此同時，刑法室也通過外交部致電我國駐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11國使館，了解這些國家終身監禁的立法和實施情況。調研發現，在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終身監禁就是最嚴厲的刑罰。該11國法律都規定有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
「『終身監禁』就是『不許他出來』，相當於死刑，但基於人性的尊重又沒有剝奪其生命。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相信威懾力會很大。」西安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李景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李景平分析說，司法實踐中，一些貪官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或者無期徒刑，但是過不了多久就可以通過減刑、假釋得以重返社會，「這是老百姓對反腐效果不滿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讓一些貪官有了『越獄』的僥幸心理。」
「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也有利於實現罪刑相適應，讓受賄數額不等的人的刑期產生差別。」李景平說。
「刑法中明確寫入『終身監禁』，這在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訴記者，規定「不得減刑、假釋」，是終身監禁落到實處的雙保險，一方面可以加大對腐敗分子的威懾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我國死刑的負面壓力，更好地開展國際追逃。
彭新林認為，「終身監禁」體現了嚴厲懲處腐敗的方針，高壓反腐會成為常態。同時也體現慎用死刑精神，發揮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對潛在的腐敗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懾作用，「想到沒有出來的希望了，心理震懾會很大。」
嚴懲行賄
讓「圍獵」者「賠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過向國家工作人員陳某行賄30萬元、向對水務局相關官員有影響力的市民張某行賄70萬元等手段，接近、拉攏水務局相關官員，違規向該市一水庫傾倒殘渣余土。後法院依據刑法修正案(七)，認定陳某、張某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並追究刑事責任。但對徐某的行賄行為，法院僅認定其向陳某行賄30萬元構成行賄罪，而對其向張某行賄70萬元的行為則未定罪量刑。
這是發生在2009年的一則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後，類似徐某行賄張某這種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行賄的行為，也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庄德水表示，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是近年來滋生的腐敗現象，一些行賄中介「圍獵」官員無效的時候，會轉而向官員身邊的人，如親屬或司機、秘書等工作人員進行利益輸送，如高薪聘請、重金送禮、合作經營等，以「曲線」行賄的方式達到目的。「刑(九)的這一條款相當於切斷了行賄渠道，壓縮了行賄犯罪的空間，對行賄人將給予沉重打擊。」
記者看到，刑(九)對行賄犯罪增加了財產刑，在每一檔量刑中新增「並處罰金」。「這是讓行賄人『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項懲處。」庄德水認為，很多行賄人是為了不正當利益和需求才行賄，現在讓他經濟上受損、無利可圖，相當於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賄人行賄目的是獲取更高收益，如果給予單純的自由刑，其財產沒有損失，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不利於遏制尋租行為發生。而有了財產刑以後，通過計算成本和收益，會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賄行為。
此外，刑(九)還嚴格了行賄犯罪從寬處罰的條件。依據現行刑法第390條，行賄人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刑(九)則規定，被追訴前主動交待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對行賄人加大懲處力度，是從源頭上打擊腐敗，從而防止腐敗發生的有效手段。那麼，對行賄人「免除處罰」門檻的提高，是否會給司法實踐帶來挑戰?
「這對司法機關辦案會有一定的壓力，這就要求我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來獲取犯罪證據。」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對犯罪官員的懲處，另一方面加大對行賄犯罪空間的壓縮，「兩頭掐，才能真正減少腐敗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應該服從於司法的實質正義。」庄德水表示，換個角度看，刑(九)的這一修改，也是倒逼偵查機關、司法機關提高反腐敗查案能力，不依賴口供，更多依靠書證、物證等客觀證據。
「受賄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別是一對一的受賄犯罪人不供述的時候，行賄人如果不指控，會給偵查帶來挑戰。」彭新林分析說，但是刑(九)的修改也並不是說行賄人指控了受賄人就沒有回報，還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現時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參考：網頁鏈接
③ 求助：有關反腐倡廉試題--案例分析題。
您好：
第一題
李某某的行為構成「為親友非法牟利罪」，
根據《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條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有下列情形之一，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將本單位的盈利業務交由自己的親友進行經營的；
（二）以明顯高於市場的價格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采購商品或者以明顯低於市場的價格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銷售商品的；
（三）向自己的親友經營管理的單位采購不合格商品的。
第二題
王某某、張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
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
第三題
黃某、吳某的行為構成「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
根據《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由於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損失，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國有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有前款行為，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希望我的回答能夠幫助到您！
④ 「賄賂」的解釋
引 論
毫不誇張，腐敗猶如全球性的「瘟疫」，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完全倖免。為此，《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除在第8條規定了「腐敗行為的刑事定罪」而外，又在第9條專門規定了「反腐敗措施」。我國腐敗問題的嚴重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現行《刑法》雖以專章形式規定了貪污賄賂罪，但其實施的效果卻仍不能盡如人意。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刑事立法上所固有的缺陷也確實導致了一系列司法上和理論上的困惑，從而使反腐敗斗爭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能不能借鑒、如何借鑒發達國家立法例，這些借鑒符不符合、在何種程度上符合我國「國情」等問題上的躊躇不前，已極大地妨礙了我國賄賂罪立法的發展和司法的運作。就如同當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葯品和精神葯品公約》促成了我國「洗錢罪」 的確立一樣，相信《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下稱《公約》）也必將有力地推動我國刑法賄賂罪的立法完善。本文僅就我國刑法賄賂罪中賄賂范圍的重新定位問題，探討如下。
一 與《公約》的現實差異
在理論上，「賄賂」是賄賂罪的行為對象，是「作為職務行為的代價所贈受的不法報酬」 ，其范圍的大小直接影響著賄賂罪的成立以及刑事處罰的范圍和力度。因此，我國刑法有關賄賂范圍的規定是否達到《公約》所要求的標准將直接關繫到對《公約》義務的履行。
《公約》第8條第1款規定，行賄罪是指「直接或間接向公職人員許諾、提議給予或給予該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員或實體不應有的好處，以使該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 受賄罪則是指「公職人員為其本人或其他人員或實體直接或間接索取或接受不應有的好處，以作為其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 可見，《公約》的「賄賂」是指作為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的「不應有的好處」。
我國《刑法》第389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行賄論處。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論處。」
也就是說，我國刑法將「賄賂」定位於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索取或非法收受的「他人財物」 。
這樣一來，在賄賂的范圍問題上，我國刑法中的「財物」與《公約》中的「好處」是何種關系，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便成為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
二 我國立法沿革的回顧
要搞清作為我國賄賂內容的「財物」在法律上的內涵外延，還得簡單回顧一下我國有關賄賂的立法沿革。首先，在1979年的刑法典中，賄賂罪的行為對象被直接表述為「賄賂」，亦即受賄罪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賄賂」的行為，這種規定在賦予法律用語以彈性和包容性的同時，也使得該罪構成要件的明確性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損害；於是，在1988年的《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決定》（下稱《補充規定》）中，立法機關對此進行了修改，將「賄賂」限定為「財物」，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構成要件明確性的要求，但因范圍過窄而不符合賄賂犯罪的實際情況；之後，1993年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在肯定「採用財物」賄賂的同時，還承認了採用「其他手段」而成立賄賂行為的可能；然而，1997年的修訂刑法並未在刑事法領域采經濟法的這一立場，而是沿用了《補充規定》的提法，其當時的立法意圖是在於限定處罰范圍，還是認為「財物」一詞在社會生活上已發生了某種語言學上的變化，尚不得而知。
三 對各學術觀點的評析
顯然，在此立法背景下，對「財物」內涵外延的理解直接涉及到了罪與非罪，反腐力度及人權保障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於是，圍繞我國賄賂罪中「財物」之范圍問題，形成了三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現分別評析如下。
（1）財物說
該說認為，賄賂僅限於「財物」，包括金錢與物品，不包括財物以外的財產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它非物質性的利益，並認為這是從法條和現代漢語的語意所得出的當然結論，是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
因依該說不能處理在社會生活上較為普遍的以財物以外的利益進行賄賂的行為，其支持者較少。可筆者認為，就目前立法而言，在實然意義上，財物說的結論是妥當的，由此而在司法上所造成的困惑及其在社會生活中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是立法上的問題。如果不及時完善立法，而是僅僅依靠「解釋」和「理解」的「力量」去維護社會秩序，非但不能推動法治的進步，還有可能侵犯人權，從而背離刑法的價值。因為，刑法不僅僅為司法者和法學家提供了解釋的對象，它更應該為最廣泛意義上的社會成員提供以普通社會生活的觀念進行理解的可能。
（2）財產性利益說
該說認為，賄賂不僅僅限於財物，還應包含金錢及物品以外的可以直接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但該說在對「其他財產性利益」范圍的理解上又不盡一致。有的將所有可以直接用貨幣計算的財產性利益都包含在「財物」之內，如設立債權，免除債務，免費提供食宿旅遊，免費提供勞務，等等 ；而有的則認為應排除諸如免費旅遊、免費勞務等情形，並以限定處罰范圍及類似利益不易計算價值等作為其理由 。該說實際上將財物理解為「具有價值的可以管理的有體物、無體物以及財產性利益。」並認為「財產性利益可以通過金錢估價，而且許多財產性利益的價值超出了一般物品的經濟價值，沒有理由將財產性利益排除在財物之外。受賄罪是以權換利的骯臟交易，將能夠佔有與使用的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完全符合受賄罪的本質」 。同時，該說反對將非財產性利益納入「賄賂」的范疇，認為若如此，既無法估算價值以便准確量刑，又易擴大處罰范圍，同時，也與我國社會約定俗成的「賄賂」含義相左 ，等等。
依據該說能夠處理社會生活中大多數的賄賂行為，且操作性強，既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反腐敗的社會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顧了「財物」一詞語言學上的要求，故得到了絕大多數學者的支持，而成為我國刑法學界的通說。筆者認為，在不能立即改進現行立法及司法狀況的情況下，與其說該說是最為合理的，倒不如說該說是最為務實和最為機智的。因為該說雖然巧妙地維持了「解釋的極限」與人們當罰性觀念的平衡，但卻並不足以完全駁倒另外兩說的觀點――它既未在實然性上完全解決其立場與「財物」一詞在詞義上的矛盾沖突，也未能在應然性上徹底說明以非財產性利益進行「賄賂」行為本身不當罰的理由。
（3）利益說
又稱「需要說」。認為「能滿足受賄人各種生活需要和精神慾望的一切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均可成為「賄賂」。因為「遷移戶口、調動工作、提升職務、安置就業、提供女色等非財產性利益」與財產性利益一樣，也能「起到收買國家工作人員的作用」 。
該說與現行法條中「財物」一詞的沖突是不可能調和的，故在實然性上應予以否定評價，絕不能在解釋論上採取這樣的觀點，否則即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明顯破壞。但從應然的角度論，筆者卻不能完全同意目前我國刑法學界居於通說地位的觀點，反而認為該說在應然性上具有最大的合理性。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某些非財產性的利益比財產性的利益更具腐蝕性，更能夠達到行賄者的目的。因而，將賄賂的范圍擴及非財產性利益更符合賄賂罪「以權換利，以利換權」的本質特徵。該說雖不能成為現實司法的指導，但卻應成為改進立法的思路之一。
四 觀點的取捨和立場的確立
其實，上述觀點的對立並不是絕對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考察問題的角度和基點不同罷了。決定觀點的取捨和最終的立場，首先應確定研究的角度和基點。筆者認為，若以改進現行立法，滿足實踐需求，加速與國際接軌，尤其是履行《公約》義務的見地看，在賄賂的范圍問題上，立法者應采「利益說」的立場。理由如下：
（1）從賄賂罪的罪質看，無論認為賄賂罪是侵犯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犯罪，還是認為賄賂罪是侵犯職務行為公正性或廉潔性的犯罪，「賄賂」均是作為「職務行為的代價所贈受的不法報酬」而存在的，這一不法報酬理當「包括能夠滿足人需求與慾望的一切利益」 。從賄賂罪「以利換權」這一本質屬性來看，能滿足人之需求的非財產性利益與包括財物在內的各種財產性利益並無本質的區別，故無充分理由將其排除在外。有論者認為，對於「收受」不便計算價值的財產性利益（如免費旅遊、勞務）和非財產性利益（如提供職位、性服務）的國家工作人員，施以行政紀律處分即可，對其中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者可以其它瀆職犯罪追究 。對此，筆者不敢苟同。理由在於：（A）依此，不能處理「行賄者」，與對合犯的一般特徵不合 ，無法收到刑罰特殊預防及一般預防的效果；（B）對事實上具有同等社會危害性的賄賂行為，僅因賄賂的內容不同而作出罪與非罪這種性質迥異的法律評價，實質上違背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C）賄賂罪的罪質表明，其當罰性主要在於該罪對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或廉潔性的侵犯，是否為國家造成重大損失，並非刑法設立該罪所考量的重點――對行為人瀆職行為的法律追究不能代替對其受賄行為的法律評價，這種認識與97修訂刑法將賄賂罪與瀆職罪分離的立法旨趣也是一致的。可見，就賄賂罪的罪質而論，以非財產性利益為對象的賄賂行為同樣具有當罰性，且這種當罰性是相對獨立的，並不能完全包含於其他瀆職犯罪之中。
（2）從社會生活的實情看，以某些不便計算價值的財產性利益和非財產性利益實施賄賂已成為腐蝕國家工作人員的一種重要手段，危害相當嚴重，刑法應當對社會生活的這種變化及時作出適當的反應。一些「新興」的賄賂手法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逐漸向「常規化」發展。如，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子女解決升學、就業、提拔或出國問題，給予官員的親屬某種商業上絕對盈利的「機會」，為公務人員的房屋無償提供裝修設計或其它勞務，無償向「實權者」長期出借住房或汽車等等，至於免費吃喝玩樂、提供性服務等則更為常見。在「民間口頭文學」所描述的與領導的「五大關系」中，「一起嫖過娼」是排於「一起收過贓」之前的與領導最「鐵」的一種關系，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賄賂」的巨大「威力」和獨特「功效」，以及普通民眾對我國腐敗現狀的看法。在這些「新興」賄賂的社會危害日漸嚴重，民眾嚴懲腐敗的要求日益強烈，「賄賂」之詞義在實際的社會觀念上已發生重大變化 的情況下，代表民意的立法者絕不能再囿於「計贓論罪」的巢臼，而對新的社會現象視而不見。畢竟，社會實踐才是決定理論走向的最終力量――法律的設置和語言、觀念的內涵都應當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
（3）從人的需要結構看，非財產性利益在人類的各種需求中居於重要地位，其中的相當部分在社會意義上具有賄賂的價值。由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可見，從最低級的生理需要，到最高級的自我實現的需要，非財產性的需要是客觀存在且不可或缺的。弗洛伊德甚至將性看作是推動人類行為的根本力量。連孔子都承認「食色，性也。」我們無意在此探求這些論斷在理論上的准確性，只想據以說明以性滿足為代表的一系列非財產性利益之於人的重要性，並進而標明這些利益作為「賄賂」的價值及其對作為人而存在著的「國家工作人員」的「殺傷力」。有媒體曾報道過某「走私大亨」擺平各路官員的「心得」，其「經驗」表明：凡是當官的都必有一好，要麼好財，要麼好色，要麼好官，故只要因人而異，投其所好，則必有「斬獲」。其實，這位行賄「高人」並不是什麼法律或心理學方面的專家，他的「高明」之處僅在於他客觀地認識並利用了人性的基本弱點。從某種意義上說，法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學。這便意味著刑法必須站在人性的立場，以客觀的態度，擺脫極端「經濟一元論」的消極影響，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在社會意義上具有賄賂價值的所有利益 ，這當然包括諸如性滿足在內的某些非財產性利益。
（4）從國外的立法潮流看，隨著腐敗的社會危害不斷加劇，世界各國反腐敗的力度也相應加大。嚴懲腐敗之理念在立法上的表現之一，就是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均承認，「賄賂除了財物、財產性利益之外，還包括其他非物質性利益，」如義大利、瑞士、德國、日本等國即是如此 。這無疑大大強化了對賄賂犯罪處罰，使得許多依「財物說」和「財產性利益說」不能處罰的行為，成為犯罪而遭受刑罰的制裁。在腐敗問題已相當嚴重的我國，筆者確實不能、也不敢認為存在著某種真正有力的理由能使我國游離於這一立法潮流之外――「特色論」或「國情論」若用於此，是不足以服人的。因為正如政治學和法學界主流觀點所指出的那樣――當今全球性的腐敗問題，有著許多共同的成因和規律，那麼也必然會存在著許多共同的對策。筆者以為，《公約》出台的基礎之一，正這種普遍規律的客觀性和某些普遍對策的有效性。有論者指出，「對一種犯罪究竟打擊面多大，這取決於犯罪的客觀性、懲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從實踐中看，確實存在以非物質性利益為賄賂，並且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但從可行性上看，把財產之外以（的）其他一切不正當利益納入賄賂之中，勢必給司法實踐具體操作帶來困難，……其可行性是不具有的。」 這種擔憂不能說沒有道理的，但以此來否定「利益說」則顯得力度不夠。筆者倒是認為，有必要認真借鑒那些采「利益說」的發達國家的作法，結合我國實情，去解決「可行性」的問題。
（5）從我國立法進程看，賄賂之內涵外延並非一成不變，其運動變化的過程表明，任何一種對「賄賂」范圍的界定都會隨社會生活的變遷而被揚棄。「賄，財也；賂，遺也」的認識及「計贓論罪」的原則，曾是符合當時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的，「財物說」自然會被立法者採納。79刑法中「賄賂」一詞雖在今天看來似乎可能涵蓋任何形式的利益，但依我國歷史傳統、立法當時的社會觀念及司法實情，賄賂主要還是指「財物」――這可從88年《補充規定》及修訂刑法將「賄賂」明確為「財物」以及處刑輕重主要以數額論而得以印證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大量財物以外的財產性利益成為了賄賂犯罪的對象。筆者認為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將「採用財物」以外的「其他手段」作為商業賄賂的一種形式，正是在經濟法領域適應了社會生活這一變化的結果 。可見，「作為賄賂的利益，其內容未必是確定的或永存不變的。它的實現可能要受以後不同的條件所左右，如果實現了預想的可能性，就成為賄賂所得。」 近年來，社會的進步，國家工作人員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反腐敗力度的加大，使賄賂的范圍已事實上大量地及於非財產性利益，立法者對之作出必要的回應是順理成章的。
（6）從《公約》的要求看，締約國有義務「採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使其國內法達到《公約》的基本要求。對於《公約》第8條第1款的賄賂罪，《公約》是採取「均應該……將下列故意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這種強制性條款來規定的。易言之，即使僅從履行國際法義務的角度，我們也必須使我國刑法中賄賂罪的構成要件達到《公約》所確立的基本標准。也就是說，在賄賂罪行為對象的范圍問題上，我國刑法中賄賂的范圍不得小於《公約》的相應范圍。《公約》在該款a、b兩項中將賄賂定位於「不應有的好處」，而「好處」 的范圍明顯大於我國現行刑法中的「財物」，即使采「財產性利益說」這樣的擴大解釋來理解「財物」也是如此。從文理上講，現代漢語的「好處」是指「使人有所得而感到滿意的事物」 ，並不局限於「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的范圍；從論理上說，能夠成為公職人員「在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的條件」的「不應有的好處」，當然會包括某些與「財物」、「財產性利益」一樣，具有滿足人的某種需要和慾望之功能的「非財產性利益」。可以認為，作為各種價值觀念、文化信仰及法律制度斗爭、妥協和融合產物的《公約》，在賄賂的范圍問題上採取了多數發達國家的立場，藉「利益說」以收嚴懲腐敗行為、打壓有組織犯罪之功效。由此看來，將我國刑法賄賂罪的對象擴張及於某些非財產性利益，是《公約》的要求，也是我國必須履行的國際法義務。
結 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刑事立法上采「利益說」的主張，將「賄賂」的范圍定位於包含某些非財產性利益在內的，所有在社會生活意義上具有「賄賂」價值 的利益，是有較為充足的理由的。這既是反腐敗社會實踐的需要，也是賄賂罪罪質的要求；既符合法律的發展規律，也順應了先進的國際立法潮流；既是可行的立法改進方案，同時也是必須履行的國際法義務。至於在法律條文中具體采何種表述方式為妥，則可繼續作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