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透視

『壹』 從刑事訴訟法治透視反對自證有罪原則 是怎麼回事

一方面，慣用演繹法的權威主義法哲學派（註：這里所說的權威主義法哲學派和自由主義法哲學派兩種「理想化類型」，只是在某種理論上的抽象設想和誇張化的「觀念」或「模式」。在實際政治生活及意識形態中以及社會人類學中，並不存在上述純粹的絕對化的形式。而是在法庭審判中，立法以及警察的職權行為中常常呈現出對兩種模式的傾向性。）教條式地推斷：所謂法律是被強加於所有法律主體之上的一系列實體性規則。這一傳統觀念將法律程序充其量看作是實施實體法的輔助性工具，而實體法，正如大陸法系一直強調法律的實體方面一樣，則是國家專政權力機構發出的不容置疑的指令。（註：在這里需要對法律的實體方面和程序方面並列的觀點從程序法的價值上作進一步解釋。第一，不要把程序規范與實體規范之間最顯著的區別誤認作是理所當然的和不證自明的事；第二，問題在於法律是如何通過實體與程序兩種規范而實現的，而不是僅通過其中某種規范單獨實現的；第三，問題的焦點在於對法律在社會關系中真正的職能作出較之通常的假定更深入和恰當的認識。）正如凱爾森所言：法律的職能是對社會生活中人們相互之間的對抗性關系所導致的非正常的、不合邏輯的、無理性的無秩序的結果所實施的強制性命令。（註：參見凱爾森（kelsen）：《純粹理論的法律》，加州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

另一方面，一向具有探索精神的自由主義法哲學派（註：參見昂格（ynger）：《知識和政治》，紐約自由出版社，1974年版，第63—144頁。）從不墨守成規，他們以歸納法合乎實際地認為：所謂法律是為了解決各種沖突而使用的救濟手段。（註：譯者註：自由法哲學派，是對當時盛行於歐洲大陸的概念法學和司法中的形而上學的反叛，其觀點的主要特徵是：成文法並非法的唯一淵源，重視社會現實中的活法的作用，主張擴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允許法官依據正義原則加慣例自由地創製法律規則。）自由主義法哲學派對法律職能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似乎少了些妄想而多了些生機。它把以和平方式解決沖突作為法律的首要目的，而把當前的實體性規則作為訴訟程序次要的鋪墊。程序法追隨實體規范的同時，也在反作用並檢驗實體法，以及創造性地或反其道地運用之。只有在這種法律傳統中，霍姆斯法官才可能公然聲稱：「法律的生命不在於其邏輯性，而在於其經驗性！」然而，程序法的功效不僅於此，其最核心的也是最易被人們忽視的職能在於：規范和限制國家公共權力的運用。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認為，程序法具有非依賴於實體法的獨立價值。

這里有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就法律傳統而言，兩種法哲學（註：也可以說「兩種刑事訴訟模式」。）相比較哪一種更為正確和合理，也就是說哪一種更能充分地體現法律的職能所在。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作為公法的一個分支，並不具有法律的典型意義。因為從起源來看，所有法律都源於私人沖突。（註：gumplowitz.dp.cit，n.11. ）私人沖突才是典型的法律關系。所有的實體法從形成之時起，其職能取向就是為了阻止違反契約等私人沖突的發生和補救民事侵權等行為造成的後果，法的公共職能實質上是從這些原始職能中派生出來的。 （註：參見 von bar：《羅馬刑法史》（波士頓1916）。雖然von bar 對此未能專門地說明，但書中顯示出羅馬帝王，特別是奧古斯都大帝對已建樹起的私法概念和制度結構進行開拓，並以懲處判國罪為開端在其私法中強行植入刑罰功能。而在此之後很長的歷史時期，在中世紀一些國家的法律中，人身傷害等行為仍被規定為民事侵權行為。具體內容參見h ·伯爾曼（berman）：《西方法律傳統的變革》（哈佛大學出版社，1983年）。而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國家機器的基本要素和維護社會安定的必要武器，並非隨著國家產生就具有法律的職能。確切地說，只有當國家在法庭審判的對抗性訴訟過程中，作為一個在程序上與罪犯平等的當事人出現時，它的強制約束力才能具有法律職能。在歷史上，英國的大憲章（1215年）和貝卡利亞的《犯罪與刑罰》（1764年）（註：切薩里·貝卡利亞：《犯罪與刑罰》（bobbs—merill出版有限公司，紐約，1965年）。） 是這一認識發展的里程碑。顯而易見，受大憲章等國家憲法調整的民主國家制定的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與專制國家的刑法典與刑事訴訟法典相比，雖然在表面上存在某些相似之處，但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民主國家裡，刑事訴訟必然通過對抗性司法程序進行，國家在原則上處於原告的地位，面對法官和陪審團接受審判；而在專制國家裡，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只是由國家一手操縱的鎮壓工具-一個所謂裁決私人沖突的欺騙性贗品罷了。

為了更簡單地回答這個理想化問題，我們可以進行如下兩種假設，它們分別代表糾問式和對抗式刑事訴訟模式的極端化情形。首先，讓我們假設，在一種極端化糾問式模式中，法律是權力至上和萬能的上帝主持正義的工具，那麼主持正義所依據的實體性規則就代表了一種「絕對道德」，而程序僅僅是執行這些道德規則的工具。顯然，上帝對人間的一切事實都能夠直接感知和認識，認定事實對於無所不知的神聖權威簡直是易如反掌，他在轉瞬之間就可以判明其中的錯綜復雜並作出裁決，用代表著「絕對道德」的規則對違反正義的行為進行懲罰。所以，在上帝的裁決過程中，任何形式的程序都顯得多餘。其次，與以上極端化的糾問式模式相反，我們可以假設一種更接近人類的境況來反映對抗式模式。在斐濟島或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原始森林裡生活著原始共同體，其社會成員之間時常發生沖突。共同體通過讓沖突雙方進行角斗來解決爭端。事實上，此處正義的裁判就取決於體力的強弱。因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爭斗」使社會的群體關系轉變成為個體之間的關系，所以必須用一些「規則」對個體的行為加以約束。

國家及其訴訟制度自其產生之時就是為了禁止藉助武力解決個人沖突。（註：羅馬《12銅表法》（leges odecim tabularum）第一條規則是：「如果你被傳喚出庭，你必須去！」該條款基本的法律含義是：（1）所有沖突應通過合法程序加以解決；（2）禁止採用「自助」，被告人必須出庭經過審判後才能定罪和處罰，這已成為當今社會一個重要的程序規則，不允許有例外。帕舒坎尼斯在其著名的論著《法律與馬克思主義》（ink links，倫敦出版社，1978年，第166頁）中，對羅馬法這一規則做了生動的分析。然而，他所引證的龔普洛維奇（gumplowitz）著述《公民權利和社會主義》（innsbruck，1881）中的論斷（p145， n，16）：「所有的法律都產生於個人間的爭紛」，這是我們最初的前提之一。作為平等（無武力）的當事人間的對抗程序的民事訴訟是解決社會爭端的原本方式。而刑事訴訟則是從民事訴訟這種形式中演化出來的。）禁止使用武力解決沖突這一規則在職能方面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證明這一點也並非難事。首先，假設國家不復存在，這一規則也被破壞殆盡，社會上的武力就會四處泛濫，出現混亂的無政府主義；其次，假設任何沖突都訴諸武力這一社會倒退方式來解決的話，法律程序就會成為多餘之物。上述兩點也反過來說明了國家必須集中控制武力的使用，同時，國家必須制定法律，並依法通過司法裁判來解決沖突，以替代以武力解決沖突。

從某種意義上講，司法公正作為武力的替代品，意味著一種新的價值觀念開始控制社會，與之相關的是智能、創造力、道德規范等價值觀念。而任意地使用武力解決沖突將可能使社會文明的發展毀於一旦，所有這些價值觀念都會被戰爭和無政府的混亂所湮滅。換言之，法律本質並不是一系列得到正面認可的規則，或法哲學家致力去建立其他定義。反之，法律的本質是否定的。它僅僅是為了防止武力的使用。法律就是以「公正」一詞所蘊涵的邏輯的力量去代替武力的邏輯。然而，關鍵並不在於公正的邏輯，因為即使法律毫無邏輯和正義可言，它也會執行其社會職能。（註：參見凱爾森，op.cit.n.3.）福科（foucault ）說國家或世界的和平僅僅是連續宣戰的結果。法律，在一定意義上，相當於對社會上那些訴諸武力解決問題的人宣戰。國家制定出對武力有威懾力的各項刑事法律，以法律為武器，象持著德莫克利斯的劍一樣向社會上的任何沖突宣戰。

可以看到，自然的爭斗是程序和實體的有機合成，如：戰爭、原始競技等，在程序和實體規則之間沒有人為的分隔。對於自然爭斗而言，所謂的程序就是戰斗或運動本身，而判斷輸贏的實體標准也是競技的一部分。

但是國家的建立，自然爭斗的替代者-法律程序的產生，使自然爭斗被杜絕。沖突的解決分化為兩方面：程序和實體。比如：誰是最好的網球選手，事實上不再是由打比賽決定（禁止自助），而是由人為的仲裁來決定。這些人為的仲裁包括特殊的裁決程序和程序中所使用的實體標准，如，速度、靈活性、耐力等。
當然，一定會有人譴責：「法律並非體育比賽。」但說話的人並未考慮這里的問題不在於事實是否是「體育比賽」。從認識論的觀點來看，任何的沖突和爭斗本質上都相當於一場「體育比賽」。在這種富有試驗性的比賽中，當事人雙方都各持勝券在握的假定相互對峙、爭斗。
從某種程度上准確地說，在法理學中，將法律隱喻作「體育比賽」是有一定的根據的。霍姆斯的基本自由假定認為：法律的首要職能是取代以下各種對抗性關系中的「試驗性方法」（武力），包括個人當事人之間（以私法取代），以及不同的主權國家之間（以國際公法取代）的對抗性關系中的「試驗性方法」（武力）。

在用法律取代武力解決沖突的某些場合下，我們可以看到程序作用的優勢（協商、調解、裁決、外交談判）與實體意義的消弱（公正、道德等）。當然，對於解決國際間沖突的實體法標準的缺失，其原由很簡單，因為在沖突雙方之外沒有第三國（超主權國家）來強行維持和平（實體法標準的代理）。

上述內容表明：首先，程序的第一性和實體的第二性；其次，法律的首要職能在於達到程序性的和諧，相比之下，邏輯和實體正義的成分處於第二位；第三，事實上，訴訟程序並非「體育比賽」，而是以自主的法理實體邏輯通過程序取代了比賽中的武力試驗邏輯。以公正的邏輯代替武力的邏輯是法律本質的全部所在。其維護社會安定的實體功效是根據在訴訟中排除武力的程度而定的，也就是說，只有武力被排除在程序之外，程序才是合法的。

因此，在遵循這一首要規則的基礎上，替代武力解決沖突的各種法律程序隨之產生。而從訴訟程序中衍生出的實體規則（由此也產生了人們對實體「正義」的錯覺）則居第三位。給人們以「正義的觀念」的實體規則，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法律」，實質上，它是人們在運用邏輯方法解決沖突的長期司法程序中的經驗積累。
隨著文明的發展，國家作為禁止訴諸武力的保證人和武力的壟斷者，同時它又是法律程序中的當事人。就事實上來看，國家似乎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武力，但在法律上，為了維護正當的程序，國家必須杜絕使用武力。由此，國家才需要程序法來防止自己成為強權壓服者，而反對自證有罪原則便成為制約司法專橫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