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刑法志
⑴ 刑法志什麼意思
刑法志 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法律史著作，中國紀傳體史書篇目名，內志書的一種。始創於東漢著容名史學家班固(公元32~92年)的《漢書》。此後各紀傳體斷代史多相沿用。如二十四史中的《晉書》、《魏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以及民國初年編的《清史稿》，都撰有"刑法志"(《魏書》稱"刑罰志")。
⑵ 舊唐書簡介
唐代（公元--907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時期。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錄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書》，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新唐書》問世後，才改稱《舊唐書》。《舊唐書》共二百卷，包括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
本紀部分
高祖至代宗，基本脫胎於吳兢、韋述等《唐書》帝紀；德宗至文宗，大體圍繞相關實錄多寡加減、編纂而成，與前半部已有現成帝紀可以直接引用的情況不盡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採用的是賈緯《唐年補遺錄》65卷。《舊唐書》卷一八宣宗紀「史臣曰」 的第一句稱，「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我們知道，唐宣宗實錄在唐代沒有纂成。唐昭宗時，裴庭裕「采宣宗朝耳聞目睹，撰成三卷，目為《東觀奏記》，納於史館。」今本《唐會要·修國史》中的這一記載，在整部《舊唐書》中隻字不見，而且連裴庭裕這個人也未提起，後晉史官似未見其人、其書，這個「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只能是賈緯了。因為後晉史官中，只有賈緯為纂修唐史、補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訪遺文及耆舊傳說」，撰有《唐年補遺錄》。同樣，《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這更證明，《舊唐書》武宗以下的帝紀是采自賈緯之書，並無裴庭裕《東觀奏記》。
志的部分
有一個以往都未曾注意的問題。這就是：唐代關於「禮法之沿革」的幾部主要撰述，《舊唐書·經籍志》沒有著錄，後晉時卻曾為朝廷重視過。《冊府元龜》卷五五九、《舊五代史》卷七八中，都有一段關於修《大晉政統》的記載。後晉高祖天福四年（939），即詔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奏雲：
請於內外臣僚之中，擇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為一部，商議古今，俾無漏略，目之為《大晉政統》，用作成規。
其事雖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幾部撰述後晉時顯然尚存。除了《禮閣新儀》外，其餘都可以在《舊唐書》的紀、志、傳找到它們的纂修情況和內容簡介。前、後《會要》，即蘇氏兄弟《會要》、崔鉉監修《續會要》，為今本《唐會要》的前身。這類有關「禮法之沿革」的撰述，無疑是《舊唐書》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如果分別來說，大體可以作如下概括：禮儀志7卷，主要采自《大唐開元禮》、王彥威《曲台新禮》和文宗以後的一些禮儀奏章，而編纂體例則參照了《通典·禮典》。音樂志4卷，志一主要依據前、後《會要》，並參照了《通典·樂典》；志二主要本於《通典》卷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並參照了前、後《會要》、昭宗時的有關奏議；志三、志四為後晉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諸廟樂章舞名」，這是修史計劃中作有規定的。歷志3卷，應當本於韋述《唐書》，這可從其序文中找到線索，即所謂「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歷法，以備此志」。天文志2卷，大部分內容、文字都與今本《唐會要》卷四二至四四的相關記載同，顯然采自前、後《會要》；志下「災異編年，至德後」，不少見於各帝紀，當采自肅宗至武宗各帝實錄及司天台有關記載。五行志1卷，以前、後《會要》為主要史源，並參取各帝實錄、有關奏疏。地理志4卷，篇幅最長，極有可能是采自韋述《唐書·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職官志3卷，志一「錄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許多文字直接錄自《唐六典》及後晉尚存的《宮衛令》、《軍防令》等；德宗時的變革，主要錄以當時的詔敕。輿服志1卷，采錄《大唐開元禮》的同時，又以蘇氏《會要》為另一重要史料來源。經籍志2卷，節取毋煚《古今書錄》而成。食貨志2卷，為最初總體規劃中所無，在纂修過程中對唐代社會經濟發展逐漸有較深入的認識，加之最後一任監修劉昫在後唐、後晉都以宰相判三司，總管鹽鐵、戶部、度支，必然注意唐代中後期以來的錢谷、貨物，因而增立此志。就其所記內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詳於玄宗和玄宗以前。代宗以前以韋述《唐書·食貨志》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間的主要史源則是前、後《會要》。刑法志1卷，以《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為主要史料來源。總括起來說，《舊唐書》「十一志」基本不是採用唐代實錄、國史「舊本」，而是以「記禮法之沿革」的各項「專史」為主要史料來源，如《大唐開元禮》、《唐六典》、《通典》、《會要》、《續會要》、《曲台新禮》、《大中統類》以及律令格式等。
列傳部分
以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目錄為據，立傳者（包括目中出現的附傳、有目無傳者），除去重復，共1820餘人，周邊政權45個。
關於人物，大致有三種纂集辦法。第一，吳兢、韋述《唐書》中有傳者，後晉史官大都用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錄，或略作編排。第二，韋述《唐書》以後的人物，後晉史官多據各帝實錄進行剪裁。以韓愈《順宗實錄》為例，中有7人傳記，即張薦、令狐峘、張萬福、陸贄、陽城、王叔文、王伾、韋執誼傳。對照《舊唐書》中相關列傳，除不記言外，只有取捨詳略和文字繁簡的差異，並無規模、形制方面的不同。尤其令狐峘、張萬福、陽城三傳，與《舊唐書》三人傳記，如出一轍。列傳剪裁實錄，還有一種情況，即以實錄中的記事補敘到相關人物傳中，如《玉海·唐河北三受降城》條所引《唐憲宗實錄》140餘字，幾乎完完整整地出現在《舊唐書·盧坦傳》中。第三，國史、實錄失記或記述不完整的人物，則家傳、行狀、墓誌、文集，乃至雜史、小說，不論《經籍志》是否著錄，凡武宗以前的著述，都可能是後晉史官的取材之源。
列傳中的45個周邊政權，取材情況與人物傳傳記不同。概括而言，不只「國史、實錄舊本」，《通典》、前後《會要》、賈耽《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等，都是其重要史料來源。
總體
總而言之，《舊唐書》的史料來源問題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但是，五代後晉史官在纂修這部唐史時，絕非僅僅限於唐代的國史、實錄舊本，這是必須清楚的。應當說，代宗以前的紀傳體唐代國史，德宗以前的編年體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實錄，宣宗以前的有關「禮法沿革」的各種典志，以及《舊唐書》中提到的大臣奏議、諸公文集，乃至雜史、小說，都是後晉史官修史時的採摭對象。此外，不要忘記的就是《唐年補遺錄》了。至於剪裁是否恰當，考辨是否精審，又是另外的一個問題。由於宣宗以後的原始素材本來就短缺，盡管幾經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後晉史官不得不大為感嘆：「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允墨揮翰，有所慊然！」《舊唐書》卷18下《宣宗紀》「史臣曰」。
⑶ 《舊唐書》每卷分別記載了什麼內容
《舊唐書》十一志共三十卷，其中《禮儀志》七卷，篇幅最大，主要是根據《開元禮》改編而成。《音樂志》四卷，多取材於《通典》，對南朝時的吳聲、西曲的起源和歌辭頗多敘述，而對唐代的宴樂歌辭，反認為「詞多不經」，沒有記載。《歷志》三卷，記載唐初傅仁均所造《戊寅歷》、高宗時李淳風所造《麟德歷》、玄宗時僧一行所造《大衍歷》三家歷法。《天文志》二卷，記載僧一行和梁令瓚所造的天文儀器黃道游儀，以及一行實測子午線每度之間距離的經過。《五行志》一卷，列舉各地不同的自然災害，其中還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業狀況和國內外交通方面的資料。《地理志》四卷，記載了全國邊防鎮戍的分布和兵馬人數，並以天寶十一載(752)疆域為准，分道敘述了各地州縣設置和戶口等情況。《職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並記載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時官品的變革。《輿服志》一卷，記載唐代帝、後、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級規定的車輿、衣冠、服飾制度，用以區別貴賤士庶，是封建等級制度的體現。《經籍志》二卷，以開元盛世為准，記錄了經、史、子、集四部的存書。志序還扼要敘述了安史之亂後直至後梁遷洛期間國家書籍的殘損情況。《食貨志》二卷，比較集中地記載了唐代田制、賦役、錢幣、鹽法、漕運、倉庫乃至雜稅、榷酤等有關經濟史資料。《刑法志》一卷，記載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的制訂過程，並有關於執行情況的概略敘述。總的說來，《舊唐書》諸志集中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但也存在著錯訛和重大遺漏。
⑷ "格"字的文言文意思
引申為格子
格，椸架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
共其牛牲之互。——《周禮·地官·牛人》。註：「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2.柵欄
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逾。——杜甫《潼關吏》
3.法式；標准；規格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禮記·緇衣》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清·龔自珍《己亥雜詩》
武德二年，頒新格（特指法律條文）五十三條。——《舊唐書·刑法志》
4.箭靶子
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淮南子·兵略》
5.
通「落」（ luò）。村落
置伯格長，以牧司奸盜賊。——《史記·酷吏王溫舒傳》
6.
阻止；擱置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附《孫臏傳》
7.
糾正，匡正
人不足與適（同「謫」）也，政不足閑（非議）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
8.
擊打；格鬥
格者不舍。——《荀子·議兵》
窮寇不格。——《周書·武稱》
皆可格殺。——《後漢書·劉盆子傳》
乃解衣就（接受）格。——《後漢書·鍾離意傳》
9.
抗拒；抗禦
嘗從行，有所沖陷折關及格猛獸。——《史記·李將軍列傳》
10.
古書借「格」為「佫」。來到，到達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書·舜典》
格汝禹——《書·大禹謨》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書·湯誓》
天迪格保。——《書·召誥》
11.
通「嘏」（ gǔ）。大 。
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儀禮·士冠禮》
以格於主人。——《儀禮·少牢饋食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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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古代的刑法
我國古代的法律制度重刑輕民，因此刑法就成為了體系最為完整的部門法。作為刑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刑罰在我國古代更是種類繁多。不過，我國古代的刑罰大致可以歸入五大類。隋以前的五刑為：墨刑、劓(yì)刑、刖(yùe)刑、宮刑、大辟(pì)，前四種為肉刑。漢文帝始議除肉刑，至隋文章制《開皇律》，基本上以五刑——笞(chī)刑、杖別、徒刑、流刑、死刑取代了舊五刑，以身體刑（又稱痛苦刑）取代了肉刑。值得一提的是，這里所提到的自由刑、身體刑，基本上屬於法律規定的正刑，而實際上法外施刑的情況非常普遍，施刑有著極大的隨意性，五花八門，十分殘酷。
l、湯鑊：死刑的一種，也作「烹」，是把人放過大鼎或大鑊，用滾湯將人活活煮死的酷刑。
2、黥：又稱墨刑，其法是以刀刻鑿人面（體）再用墨塗在刀傷創口上，使其永不褪色。漢以前，墨刑主要施於犯人面、額之上，適用於較輕罪犯；以後，墨刑間或有之，主要用於選奴、竊盜和輔助刑。
3、斬：死刑的一種。古時分腰斬和斬首，腰斬用鐵鑕（今鍘刀），斬首用刀刃。隋以後新刑告皆指斬首之刑。此處即為斬首。
4、刖：斷腳之刑。刖刑系以臏刑演變而來。臏刑是去掉犯人的膝蓋骨，犯人受臏刑後不能行走，受刖刑即斷足後，裝上假肢仍可行走，故刖刊輕於臏刑。
5、刺配：臉上刺了字，發放送往遠地充軍。刺：即上文的黥刑，在罪犯額面或肌膚上刺上字，用墨染上顏色。配；流刑，發往遠地充軍。
6、笞：古代新五刑的一種，用竹板或荊條打人背部或臀部。笞刑自十至於五十下。敲撲，刑具，短的叫敲，長的叫撲，這里指用嚴酷的刑罰來奴役天下的百姓。
7、謫戍：流刑，將有罪的人流放到邊遠地區防守。課本注為「被征發戍守邊遠地區」是不準確的。
8、菹醢：古代的一種酷刑，把人剁成肉泥，製成肉醬。
9、杖：自隋起定為五刑之一。用大荊條、大竹板或棍棒抽擊人的背、臀或腿部。杖刑自五十至於一百下。
10、宮刑：又稱腐刑，是僅次於死刑之刑。男子閹割生殖器，女子幽閉。因犯人閹割後畏風須暖，要在蓄火如蠶室之宮刑獄中將養百日，所以宮刑也叫做隱宮、下蠶室。
⑹ 漢書刑法志梗概
《刑法志》是《漢書》中的一篇。但是除了《漢書》以外，《隋書》，《舊唐書》等多部史書都有這樣的篇目。主要介紹的是關於法律刑罰的情況。
《漢書刑法志》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部敘述刑法制度發展史的專著。作者班固以「德主刑輔」的觀點，評述了夏商周以來法制及其變革的功過得失。《漢書刑法志》的前半部分首先對夏商周、春秋戰國以及秦朝的法治變革進行了闡述，並未詳盡闡述作者自己的觀點，但從作者舉例時引用的一些文獻中，依然能看出其重禮輕刑、輕視法律的思想。
文章開篇兩段對中國中國古代刑法的產生的原由進行了說明，「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上身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人說而從之」，「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也」。可以看出，統治者在法與禮制的產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之後三至六段作者以兵刑不分的觀點，闡述了春秋戰國到西漢的刑法的發展過程，由於作者把用兵當做行「行大刑」，所以作者說用兵其實就是闡述刑法的發展狀況，但作者秉承仁義用兵（刑）為上，文武（禮治與法治）相配為立法治國的原則，「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而窮武極詐，濫用刑法則是下策。作者在第七段提出了自己「德主刑輔」的觀點，「文德者，帝王之利器也；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後面幾段主要結合「刑新邦用輕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亂邦用重典」的觀點，引用西漢以前的一些例證來說明法制對治國理政的負面作用。以上就是我目前所閱讀部分的主要內容，下面來談談我的感想。
《漢書》的作者班固生活在東漢時期，當時儒家思想已經取得了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理政思想得到了漢武帝的推崇，將其作為西漢的主流統治思想，並作為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班固作為東漢學者，自然尊崇儒家思想。應該看到的是，西漢以後的儒學已經不是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孟子所單純信奉的儒家思想，它根本的目的是為了迎合統治階級的需要，以儒家為基礎，融合了法家、道家、墨家等學派的一個「大雜燴」的思想體系。尤其是融合了法家的思想，相信當時漢朝的學者也是看到了法家思想在維護統一多民族國家中所能夠發揮的作用。同時，從作者筆下也可以看出，他主張的是「德主刑輔」的觀點，對「刑」與「禮」的地位有著明確的劃分，強調「本末有序」，堅持「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法律在當時只是被看作輔助禮制的工具。同時，我想到了漢朝時重要的一個斷案制度——春秋決獄，即在斷案的時候依據儒家經典、春秋大義進行裁決，在審判案件的時候考慮行為人的內心動機，「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可見，法律在當時的司法背景下只是禮制的「輔助者」，禮制對法律的施行有著指導作用，只有在禮制的指導下，法律才能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同時，作者其實是一種兵刑不分的觀點，將軍事制度看成一種「刑法」，謂之「大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撲」，講述了遠古及夏、商、周以兵定天下，以文德教導百姓及編制軍隊，立武治國的歷史。
但是，作者主張「德主刑輔」的思想的同時，沒有很好的處理法律的地位以及沒有正確認識法家思想，作者這方面的觀點，我不敢苟同。首先，作者兵刑不分的論述方式有失偏頗。對外用兵屬於一國的「外交」范疇，而一國的法律則屬於「內政」問題。當今法學界有關於法律「屬地效力」的界分，相信在當時秦國的法律也不會對齊國的人民產生約束力。所以法律根本上屬於一國的「內政」問題，只對其管轄下的人民有普遍約束力，不能與對外用兵混為一談。作者將對外用兵作為用兵刑合一的思想對其觀點進行論述，其所引用的範例也多是涉及軍事用兵方面的例子，卻沒有更多地引用涉及「內政」方面的例子，其論點的說服力上打了折扣。其次，作者沒有很好的認識法家思想的精髓。法家強調君主制定良好的法律治理國家並嚴格執行，強調君主治理國家要將法、術、勢三者有機結合。作者引用的吳起、商鞅等例子，將這些法家學者看成了「狡詐之士」，只看到了他們破壞了「禮制」，「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混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而沒有看到「術治」在治理國家、維護君主權威中所發揮的作用。對於「法治」，作者在叔向與子產的對話中也沒有很好地看待其作用，同樣只看到了「法治」對禮制的破壞，而沒有對「法治」在治國理政 中的作用進行分析，並引用聖人孔子的話來反對子產「鑄刑書」的行為。另外，更為偏頗的是，作者錯誤地將法家思想看成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在第十一段中，對秦國商鞅變法到秦朝重刑治國進行了簡要說明，體現出了法家思想造成秦朝滅亡的觀點。我認為，應該正確區分法家思想在秦國時期與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秦王朝後所發揮的不同作用。在戰國時期，秦國任用商鞅變法，「燔詩書而明法令」，獎勵耕戰，維護君主的無上權威，使秦國迅速成為了當時的強國，為之後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在這一階段，法家思想是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學界的共識。然而，秦始皇統一全國後，雖然表面上還是遵循法家的思想，但是實際上已經背離了法家的思想宗旨，更多是一種極端的國家主義，同時也沒有根據統一全國後社會狀況的變化相應的修改其法律，違背了法家早期思想家倡導的「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的思想。同時，到了秦二世時期所實行的嚴刑峻法已經背離了法家所倡導的「以刑去刑」的精神以及重刑主義的要求，完全變成了一種赤裸裸的國家恐怖主義。因此，秦朝由於嚴刑峻法不得人心而被推翻不假，但是，認為是法家思想造成了秦朝的滅亡，這種看法是有失偏頗的。
當然，漢書作為官方編著的史書，必然要打上時代的烙印，折射出統治者的意志，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江山穩固。因此，必然要為自己政權的合法性找出一個論點，所以，在思想領域批判法家、尊崇儒家，把秦朝滅亡的原因歸結為法家思想的錯誤也就不難理解了。畢竟，歷史歷來都是由取得江山的人來書寫的。
⑺ 舊唐書刑法志中兵部尚書樊子蓋是哪個朝代人，死於何處葬於何處
您好，他是隋朝人。死後葬在西安。您看看網路的話。
樊子蓋（545年—內616年），字華宗，廬江容（治今安徽合肥）人[1] ，隋朝官員。歷任樅陽太守、辰州剌史、武威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民部尚書、東都留守等職，為官清廉謹慎，不納賄賂，治軍嚴格，因平叛有功，封爵建安侯。大業十年（614年），進爵為濟公。大業十二年（616年），樊子蓋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萬餘人為他送葬，武威民吏痛悼，立碑頌德。
⑻ 史書里有哪些細思極恐的細節
歐陽修的《縱囚論》是古文名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來年死囚悉數歸隊受死，太宗隨即將其赦免，此事於新舊唐書、資治通鑒均有記載。歐陽修對這種政治作秀的批判也成為經典。但還有一個細節引人注意。
貞觀六年，唐太宗放走的死囚人數，按舊唐書記載為290人，按新唐書與資治通鑒記載為390人，按貞觀時期200多萬戶的人口計算，雖然不是什麼小數，但在死罪罪名甚多的古代也算是手段溫和。但是只要把史書向前翻兩年，就可以看到：
「...是歲（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
——《舊唐書·刑法志》
新唐書與資治通鑒在此數字上與舊唐書完全一致。貞觀四年的29人，是全年判決的死刑數量。而貞觀六年的290或390人，是太宗在十二月復核時的在押數量，之前有沒有本年已決的猶未可知。也就是說，過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唐朝的死囚數量至少變成了之前的十倍。在一個政治清平，經濟上升的年代，如果理解成單純的犯罪增加，是有些可疑的。
那麼在這兩年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翻開貞觀五年的歷史，最大的一樁案件莫過於大理丞張蘊古的死刑案，史書上是這樣記載的
「......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瞀亂，有妖妄之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吾常禁囚於獄內，蘊古與之弈棋，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於東市......」
——《舊唐書·刑法志》
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認為一位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不應該承擔刑事責任。一位好管閑事的紀委官員於是參了一本，告發法官與犯人家屬的不正當關系，結局就是皇帝大怒之下，把這位倒霉的法官給咔嚓了。
做完此事，皇帝陛下產生了深深的悔意。由此對死刑的復核制度進行了改革。
「......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資治通鑒·唐紀九》
由於執行不力，唐太宗還特地細化了要求
「......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資治通鑒·唐紀九》
復核不僅有次數要求，還有了時間要求。饒是史書上記了一筆「全活甚眾」，但還是多了九倍的死囚。
因為，這些政策，根本沒有什麼卵用。
「太宗既誅張蘊古之後，法官以出罪為誡，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網頗密。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對曰：『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則無辜，失出則便獲大罪，所由吏皆深文。』......」
——《舊唐書·刑法志》
曾經有一個膽子大的法官，想要放過一個囚犯，等來的卻是身首異處的結局。於是所有法官都學會了寧肯錯殺也不錯放的手段，這是血淋淋的生存法則。太宗用自己的屠刀抹殺了自己仁政的理想，最後也只能靠一出縱囚的大戲重新挽回人心了。
至於那個靠揭發同僚上位的權萬紀，在群臣眼裡成了卑鄙小人。最後死於皇子叛亂，乃至被肢解，下場也很是悲慘。
⑼ 舊唐書刑法志中兵部尚書樊子蓋是哪個朝代人，死於何處
隋朝時期的人在公元616年（大業十二年）七月初八日，樊子蓋在京都府第去世
⑽ 唐朝十大酷刑
一、竹書夾身
用刑手段：
受刑者雙手被銬起並固定住，將竹板編織成的書襖圍繞在受刑者胸部至腹部，由酷吏轉動連接在書襖兩側的繩索，以收縮之力輾壓受刑者身體，施刑過後看不出痕跡，但會令受刑者痛不欲生。
二、割舌
用刑手段：
將人舌頭割掉，常用於後庭妃子對宮女施刑，或皇帝對亂說話的大臣施刑。
三、鴆毒
用刑手段：
用毒葯致死人命，常用於賜死的情況。劇中飲鴆毒死後會出現七孔流血的情況
四、杖殺
用刑手段：
受刑者被酷吏用重杖擊打屁股處死，宮中卑微的宮女、小太監會常被以此刑罰處置，受刑者身體血肉模糊，口吐鮮血。
五、絞縊
用刑手段：
用繩子勒死受刑者。
六、梟首
用刑手段：
把人頭砍下掛在城門上示眾
七、大理寺刑房十二道菜
用刑手段：
大理寺刑房的十二種特殊招供刑罰，需要配合特殊刑具使用，每種刑罰都有特定的名字，如仙人橋、茄侉子等，非常殘酷可怕，受刑者一般無法承受完十二種就斃命
八、滅族刑
用刑手段：
株連刑，一人犯死罪家族所有人都要死。
痛苦指數：★★★★
滅族刑是株連刑，一人犯死罪家族所有人都要死。《新唐書 酷吏傳》記載「楊慎矜兄弟皆賜死，株連數十族。」楊慎矜、楊慎余、楊慎名兄弟乃隋帝楊廣的嫡系玄孫，楊慎矜唐玄宗時為御史中丞遷戶部侍郎。只因受李林莆的污衊就要連累怎麼多無辜的生命。以法制嚴苛著名的明清最嚴厲的時候也是株連九族而唐朝竟是株連數十族。因一人有罪而牽連自己父母、妻妾、兒女、親人、朋友、鄰居等等和自己有關系的人都要倒霉遭殃都要死。前文「甘露之變」之變王涯的族人親朋更是倒霉、死得不痛快還要受腰斬的痛苦罪。其實唐朝藩鎮互相屠殺用滅族刑已習以為常，唐朝之混亂人性之惡毒可想而之，屠族滅門慘禍在混亂的唐朝為家常便飯。
九、腰斬
用刑手段：
用重斧從腰部將犯人砍作兩截，執行後犯人往往一時還死不了，所以很比起斬首要殘酷得多。
痛苦指數：★★★★
腰斬是用重斧從腰部將犯人砍作兩截，執行後犯人往往一時還死不了，所以很比起斬首要殘酷得多。《資治通鑒》記載: 公元648年 (貞觀二十二年) 「太宗怒，腰斬辯機，殺奴婢十餘人。」辯機因與高陽公主私通。唐太宗下令腰斬辯機，同時殺戮高陽公主身邊知情不報的奴婢十多人。唐朝法律的殘酷性與隨意性可見一般。(一個私通因自己的女兒不檢點竟株連殺害無辜少女十多人唐太宗豺狼之心可見一斑，其之心黑手毒連老爹都敢囚禁。能把親兄弟侄子殺戮干凈，霸佔兄弟媳婦的人有什麼事做不出來?)唐朝的夏州都督、平原郡公劉蘭也是被腰斬的。《舊唐書 劉蘭傳》記載: 「貞觀末，以謀反腰斬。」《新唐書 後妃傳》記載: 武則天時代「尚方監裴匪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白澗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潛謁帝，皆腰斬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