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改善

① 刑事訴訟法將在哪些方面做重點修改

1.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對刑事訴訟法制定宗旨的規定是:「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考慮到「人民」在我國是一個政治范疇，在外延上不包括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訴訟法要保護的是包括涉嫌嚴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權利。同時考慮到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目標，《建議稿》將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修改為「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實現司法公正，提高訴訟效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2.進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關於程序法定原則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根據法治國家的授權原則，並特別考慮到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進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則的重要內容，《建議稿》將程序法定原則獨立作為一條，並分兩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規定的許可權。」「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訴訟行為，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應當根據違法的輕重程度及結果情況，決定違法行為是否有效。」

3.將人民法院統一定罪原則改造為無罪推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之基石，《建議稿》第十條第一款根據國際社會的通行表述，將無罪推定原則表述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確定有罪之前，任何人應當被推定為無罪。」此外，為了保證無罪推定原則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於被追訴人處理的精神在實踐中能得到真正的貫徹和落實，該條第二款還規定:「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按無罪處理;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輕的，按罪輕處理。」

4.增加規定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是現代公法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則，被譽為公法的「帝王條款」。在刑事訴訟中，比例原則的確立對於合理劃分國家權力與公民個人權利的界限，防範國家權力濫用，保護公民個人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建議稿》增加規定了此原則，並將其表述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實施強制性訴訟行為，應當嚴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並與所追究罪行的嚴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相適應。」

5.增加規定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基於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對於防止刑訊逼供、保護被追訴人合法權利的重要意義，並考慮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這一原則的規定，《建議稿》第十二條確立了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於自己的陳述。」至於此原則是否包含沉默權，可結合中國實際加以解讀。

6.增加規定刑事和解原則。考慮到刑事和解制度既體現了中國「和為貴」的傳統和諧文化，又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有效地解決刑事犯罪所帶來的各種糾紛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復性司法在國際社會的蓬勃發展趨勢，《建議稿》在第二十條將刑事和解作為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原則予以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願，並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7.增加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鑒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禁止雙重危險規則)在保障人權、維護司法權威和裁判穩定性方面的重要意義，考慮到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重復追訴之現實，結合國際社會一事不再理原則相對化的發展趨勢，《建議稿》第二十一條確立了相對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後，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再次受到起訴和審判，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8.增加規定國際法優先原則。鑒於我國已經簽署和批準的國際公約都規定了不少與刑事訴訟有關的內容;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與這些國際公約的規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異。為此，《建議稿》參照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條增加規定了國際法優先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與本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不同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9.增加規定未成年人特別保護原則。考慮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發展的狀況，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訴人的特別保護對於保障人權以及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建議稿》第二十三條將未成年人特別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規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應當考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10.完善辮護人的職責。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關於辯護人職責的規定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在辯護的內涵上對程序性辯護體現不夠;二是過分強調了辯護人有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針對這兩個問題，《建議稿》第五十四條將辯護人的職責修改為:「辯護人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以及維護其訴訟權利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11.明確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盡管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的幫助，但是沒有明確賦予律師的辯護人地位，從而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順。為此，《建議稿》明確規定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聘請的律師的辯護人地位。

12.通過加強保障辯護人閱卷權的方式解決辯護方的知情權。針對現行刑事訴訟法造成的司法實踐中律師閱卷難的突出問題，《建議稿》結合實際，不明確規定證據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辯護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時間，另一方面擴大了辯護人閱卷的范圍。《建議稿》第五十五條規定:「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國家秘密外，可以查閱、摘抄、復制犯罪嫌疑人的陳述筆錄、技術性鑒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訴訟文書。」「自審查起訴之日起十日後至一審判決前，辯護律師有權到檢察機關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再審程序中，辯護律師有權到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當為辯護人依法查閱、摘抄、復制案件材料提供條件和便利。」

② 如何評價輕型化和非犯罪化對刑法改革的影響

非刑罰化——當代刑法改革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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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論證了非刑罰化運動發端的刑事觀念基礎，分析了非刑罰化運動的方式和途徑，主張我國應當實行「輕輕重重，以重為主」的刑事政策，在以嚴刑懲治重大犯罪的同時，適時地對輕微犯罪進行非刑罰化。
一、非刑罰化：發端及其觀念基礎
德國當代著名刑法學家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曾經指出，通過對犯罪學的研究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各種研究，現代刑事政策在怎樣處理犯罪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和手段來戰勝犯罪方面，大致已經形成了以下三個共識：第一，立法者為了避免不必要地將某些行為規定為犯罪，同時也是為了在一般人的思想上維護刑罰的嚴肅性，必須將刑法所必須歸罪的行為范圍限制在維護公共秩序所必需的最低范圍之內。第二，因為大部分人都是正常發展的，所以，對於有輕微甚至中等程度的犯罪行為的人，應當擴大在自由狀態中進行考驗的辦法。犯罪暗數的研究不僅揭示了犯罪的普遍存在，而且發現，同導致人們陷入重罪的誘惑力相比，公民對法律的忠誠更強有力。只要人們對那些現實地威脅法律所保障的和平的嚴重犯罪還保有免疫力，就不應當認為公共安全受到了威脅。因此，對於有輕微甚至中等程度犯罪行為的人，應當擴大採取在自由狀態中進行考驗的辦法。第三，應當使警察和司法機關的工作集中於較嚴重的犯罪，至於輕微的犯罪則委託給行政機關通過簡易程度予以處理。〔1〕耶塞克教授的這一席論述實際上勾勒出了當代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的一大原則——刑法謙抑和兩大主題——非犯罪和非刑罰化。
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作為當代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的兩大主題，是作為現代刑法基本刑事政策的刑法謙抑原則的直接要求。所謂刑法謙抑，是指刑法應當作為社會抗制違法行為的最後一道防線，能夠用其他法律手段調整的違法行為盡量不用刑法手段調整，能夠用較輕的刑法手段調整的犯罪行為盡量不用較重的刑法手段調整。
刑法謙抑原則首先嚴格收縮刑法干預范圍即法定犯罪圈，能不作犯罪處理的違法行為盡量不作犯罪處理。在西方國家道德高度刑法化、刑法高度道德化的刑事政策思想和「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犯罪化模式既存條件下，刑法改革首先是通過將傳統的道德犯罪、危害不大的行政犯罪進行非犯罪化處理的方式體現刑法謙抑原則的。而我國則主要是通過「立法定性限制加定量要求」的犯罪化模式來嚴格控製法定犯罪圈的。盡管兩種模式利弊不一，但在體現刑法謙抑原則方面則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其次，刑法謙抑原則還要求嚴格收縮法定刑罰圈，廣泛適用刑罰替代措施。所謂嚴格收縮法定刑罰圈，是指盡管行為構成了犯罪，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但在決定對犯罪行為的反應方式時，嚴格控制對犯罪行為適用刑罰的條件，在能不適用刑罰、採用其他非刑罰處理手段也能達到預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時，即排除刑罰的適用，改用非刑罰處理手段。這就是當代刑法改革運動中非刑罰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非刑罰化運動作為與非犯罪化並駕齊驅的當代刑法改革的主題之一，是目的刑主義刑法思想對報應刑主義思想論戰的產物。報應刑植根於人類根深蒂固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報復情感。19世紀的英國著名刑法史學家詹姆斯史蒂芬（JAMESSTEPHEN）曾說：「報復情感之於刑法與性慾之於婚姻具有同樣重要的關系，對罪犯處以刑罰是普遍沖動的合法發泄方式。」〔2〕經過康德的道德報應主義（註：康德的道德報應主義認為，犯罪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實施的違反理性的絕對命令的行為，刑罰則是針對犯罪人因犯罪而引起的道義責任所施加的公正的懲罰和報應，是理性的當然要求。）、黑格爾的法律報應主義（註：黑格爾的法律報應主義認為，犯罪否定了作為絕對的定在的法，刑罰則是犯罪對法的否定的否定，刑罰的本質在於對犯罪的否定和揚棄，通過否定的否定，法才能顯示其有效性，正義才能得到恢復。）和賓丁的規范報應主義（註：賓丁的規范報應主義認為，犯罪是以刑罰法規為前提的對規范的違反，刑罰則是國家基於要求犯罪人服從規范的權利，而對其否定規范的犯罪行為的否定。）的理論推動，報應刑作為一種系統的刑罰理論，主張犯罪是一種惡害，刑罰只不過是社會犯罪這種惡害行為的惡的反應方式，刑罰意義和本質在於報應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惡害，用刑罰所施加予罪犯的痛苦來均衡犯罪行為的惡害和罪犯的罪責，以實現社會正義。在報應刑看來，刑罰應當從所有預防犯罪的目的構想中解脫出來，而單純作為對犯罪惡害的公正報應，刑罰的科處應當以犯罪為法律上的唯一原因，犯罪的惡害程度應當成為決定刑罰輕重程度的唯一依據。簡言之，報應刑主張刑罪相報，有罪必罰，罰必當罪，只追求正義的恢復和人類報復情感的滿足，不考慮刑罰的功利目的尤其是預防再犯的必要性。在報應刑思想指導下，罪必刑，刑即罪，法定犯罪圈和法定刑罰圈完全同其范圍。
而目的刑主義則認為，無論刑罰對已然之罪的事後報應多麼公正，都不可能改變犯罪行為已經發生這一事實，也不可能彌補犯罪所造成的惡害或者恢復犯罪行為發生前的原狀，因而著眼於犯罪惡害程度的刑罰報應總是被動的、消極的、徒勞的。事實上，刑罰只要是國家的，就不可能是原始本能的、沖動的東西，其自身一定會有某種必要性和目的性。例如，李斯特指出：「法的目的觀念是內在的，這個法的目的觀念是法的本體。……只有用刑罰目的觀念來徹底約束刑罰權力，才是刑罰主義的理想。」〔3〕羅爾斯則進一步明確指出：「刑罰妥當與否，只能依據刑罰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實施它的可能效果來評價。如果實施刑罰的結果表明它具有促進社會利益的效果，它就是適當的；否則，就是不妥的。」〔4〕目的刑論主張，一方面，刑罰必須是達成社會防衛的合理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刑罰又必須為防止具有社會危害性的人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目的服務，以每個罪犯的個別情況為標准來確定個別的刑罰。根據對犯罪原因和犯罪人情況的實證的科學研究，目的刑論主張對不同類型的罪犯適用不同的處分，如恩里科菲利主張對生來犯罪人和不能改造的習慣犯罪人適用隔離處分，對可能改造的習慣犯罪人和偶然犯罪者適用治療、矯正處分，對激情犯給予損害賠償處分，對行刑終了仍有危險性的人和雖未犯罪但有犯罪傾向者預先採取防衛措施。李斯特主張，對機會犯以懲戒為主要手段，對可能改善的情況犯應當進行矯正、治療和感化，對不可能改善的情況犯則進行長期或終身隔離。除此之外，李斯特還主張限制短期自由刑、擴大緩刑、假釋的適用范圍、廢除或限制死刑、改進行刑設施，實行保安處分和不定期刑制度。正是以菲利和李斯特為代表的目的刑論，看到了傳統刑罰對犯罪的被動的、事後的、消極的懲罰的功能局限，在積極倡導目的刑觀念的同時，積極探索彌補刑罰功能不足的「刑罰替代措施」，提出了限制刑罰適用范圍的犯罪的非刑罰處理和保安處分理論。在目的刑論的倡導下，在反省以剝奪自由刑為中心的傳統刑罰體系的缺陷的基礎上，各國刑法不同程度地規定了犯罪的非刑罰化處理的措施，從而大大限制了法定刑罰圈的范圍，推動了世界性刑法改革運動中的非刑罰化運動。
二、非刑罰化：方式和途徑
綜合考察當今世界各國刑法改革中的非刑罰化運動，通過非刑罰化對刑罰圈進行實質限制的方式和途徑主要是：
（一）通過規定免刑制度和免除處罰情節，對刑罰的適用范圍進行實質限制。
脫離了報應刑藩籬的現代各國刑法，根據實現刑罰目的的需要，普遍規定了作為有罪必罰原則例外的免刑制度，對犯罪行為規定了許多免除處罰的情節。行為人只要具備了法定的免除處罰情節，盡管其行為仍然構成犯罪，但法院也只能確定其有罪，而宣告其免除刑罰處罰。如《法國刑法典》第132—58條規定：「在輕罪方面，或者除第132—63條及第132—65條規定之場合外，在違警罪方面，法院在宣告被告有罪並在必要時作出沒收有害物或危險物的判決後，得免除被告其他任何刑罰。」第132—59條規定：「如表明罪犯已獲重返社會，所造成的損失已予以賠償，由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已告停止，可予以免除刑罰。宣告免除刑罰的法院得決定在犯罪紀錄上不記載其決定。」〔5〕《德國刑法典》第60條規定：「犯罪人由於因其犯罪而遭遇生活艱難，再科處刑罰顯屬不當時，法院應免除其刑。但本規定不適用於犯罪人因其罪行應判處一年以上監禁刑的情況。」此外，該法第23條還規定：「行為人由於重大認識錯誤，按其犯罪所侵犯的對象或所使用的手段的性質，不能完成犯罪的未遂行為，法院可以免除處罰或酌情減輕處罰。第24條規定：「（1）行為人自動中止犯罪繼續進行或防止犯罪完成的，不以未遂犯處罰。只要行為人自動、認真著力去阻止犯罪的完成，即使犯罪並非由於中止行為而沒有完成，亦應免除處罰。（2）數人共同實施犯罪時，其中出於自己意思而防止犯罪完成的，不以未遂犯處。犯罪並非因中止行為而沒有完成的或犯罪實施與中止犯先前參與行為無關的，只要中止犯出於自己意思而認真作力阻止犯罪完成的，亦應免除處罰。」〔6〕
（二）通過非刑事制裁措施對刑罰的適用范圍進行實質限制。
所謂非刑事制裁措施，是指對依法被確定有罪的罪犯不適用刑罰，而採用刑罰以外的不具有刑事制裁性質的手段予以處分。非刑事制裁措施一般適用於有免除刑罰情節的罪犯、罪行輕微的罪犯或有輕微罪行的未成年人，它本身不具有刑罰的性質，但又可以起到彌補刑罰功能局限的作用。
隨著非刑罰化運動的發展，各國刑法都規定了許多非刑事制裁措施，作為替代刑罰的制裁措施。例如，英國在1972年的《刑事審判法》規定社會服務命令（CommunityServiceOrder）和白天訓練中心（DayTrainingCenter），作為對監禁刑的替代措施。德國1975年對刑法典進行一項改革排除了違警罪的刑事犯罪的性質，把違警罪只作為對法律的一般違反，只處行政罰款，而不處刑事罰金。在比利時則實行緩予起訴制度。如果檢察官認為根據犯罪行為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性質、情節和輕重程度以及犯罪後的情況，認為可以暫緩起訴的，可以決定暫不起訴，而予以考察監督。在經過一定時期的考察監督後，如果認為犯罪行為人表現良好，則可以決定不予起訴。這一做法在本世紀60年代被引進美國後則被改造成審前考察監督制度（pretrialprobation）。被適用審前考察監督的被告人必須是被檢察官認定確實犯了罪的人，如果其行為本身不構成犯罪，不能對其進行審前考察監督。因此，審前考察監督是對事實上犯了罪的人的非刑罰處理方式。與審前考察監督相適應，在美國還有一種適用范圍更為廣泛的非刑罰化的犯罪反應方式，這就是緩刑監督（probation）。緩刑監督，是指法官對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作有罪宣告而不判處其刑罰，但規定一個監督考驗期，在此期限內受有罪宣告的人應當在緩刑監督官的監督下遵守特別的義務。如果認為受有罪宣告的人接受監督表現良好，則期限屆滿後不再對其適用刑罰。目前，美國所有的司法管轄區都規定了這種緩刑監督制度。〔7〕除美國外，英國以及英聯邦國家甚至大陸法系的法國、比利時、瑞典等國都採納了這種緩刑監督制度。但是，緩刑監督雖然也是適用於犯罪人的一種處理方法，但它本質上是一種非刑罰的處理方法，與大陸法系多數國家以及美國少數州實行的緩刑制度有實質區別。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實行的緩刑制度，是指法院對被告人作有罪宣告並判處一定期限的剝奪自由的刑罰，同時根據一定的條件暫緩刑罰的執行，規定一定的監督考驗期限和應當遵守的特別義務，如果認為犯罪人接受監督表現良好則不再執行原判刑罰。在美國，這種緩刑制度叫做暫緩監禁（suspendedsentence），僅有少數幾個州實行這種暫緩監禁制度。暫緩監禁實際上只是監禁刑的一種執行方法，盡管暫緩監禁的實際後果可能是不再執行原判監禁刑。在美國，除了上述非刑罰處理方法外，人們還努力爭取公共和私人的幫助以及利用調解程序，並且通過某些非官方機構和團體的介入，避免使沖突訴諸刑事訴訟。這就是所謂的「轉處」（Diversion）。〔8〕轉處的最早嘗試出現於本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9年費城市政法院設立了仲裁庭（），1970年在俄亥俄州發展了一項哥倫布市首席檢察官之夜間公訴人計劃（theColumbusCityAttorney'sNightProsecutorProgram）。這兩項計劃都在法庭之外處理大量的輕微刑事案件，給予沖突雙方討論其沖突的機會，並試圖解決糾紛。哥倫布市計劃的調解人是受過專門的調解技巧訓練的法學院學生。該項計劃推出不久，即大受歡迎，得到廣泛傳播。1974年聯邦司法部一官員委員會將該計劃列為樣板工程。至80年代，超過30個州的大約140個城市都實施了類似的轉處計劃，其名稱也叫法不一，如「居民糾紛調解中心」、「鄰里審判中心」、「社區調解中心」、「社區委員會計劃」、「城區法庭工程」等。〔9〕在加拿大，這一潮流被稱為「非司法化」。
在原蘇聯東歐地區，則有同志審判會或企業法庭專門審判輕微犯罪案件。〔10〕（三）通過保安處分，彌補刑罰功能的不足，限制刑罰的適用范圍。
保安處分（sicherndemassnahmen），是指國家基於維護法社會秩序之必要及滿足社會大眾之保安需求，在行使刑罰權之外，對於特定的行為人，以矯治、感化、醫療、禁戒等手段所為之具有司法處分性質的保安措施。保安處分一般適用於無刑罰適應性的無責任能力人、限制責任能力人、具有特種危險性的犯罪人如習慣犯、常業犯和累犯等，在有的國家保安處分還適用於未曾犯罪但惡性重大者。
保安處分是近代刑罰理論由報應刑向教育刑轉化的結果，是刑法理念革故鼎新的理論結晶，是刑事實證學派與刑事古典學派論戰的產物。作為一種刑事政策思想，保安處分最初由德國刑法學者克萊因提出。他認為，維護公共安寧和幸福是一切刑事立法的唯一正當根據。因此，就有必要在刑罰之外另行根據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予以保安處分。因為「刑罰具有按現實的犯罪程度而定的確切內容，而保安處分則具有以行為人的犯罪危險性為基準科處的不定期的內容。」〔11〕
經過近一百年的努力，保安處分在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中得到了確認，內容日益豐富和完善。綜觀各國立法例，廣義的保安處分可以分為對人的處分和對物處分兩大類。對物的處分一般包括解散法人、封鎖營業場所、沒收違禁物品；對人的保安處分可以分為剝奪自由的處分和限制自由的處分兩類。「所謂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乃指剝奪受處分者的人身自由，而收容於保安處分執行機構或社會治療機構，接受監護、治療、禁戒、感化教育、強制工作與保安監禁等的保安處分。」〔12〕剝奪自由的保安處分措施主要有以下七種：（1）療護處分，即對於無刑罰適應性的心神喪失人及限制責任能力的精神耗弱人所為的治療與保護的處分。德國、義大利、日本及我國台灣有此規定。（2）強制禁戒處分，即強制吸食煙毒或使用麻醉葯品及興奮劑等成癮者以及酗酒者所為的戒除處分。德國、義大利、瑞士、日本及我國台灣刑法有此規定。（3）強制治療處分，即強制患有某種傳染病之特定犯罪人接受醫葯治療的處分。我國台灣刑法有此規定。（4）感化教育處分，即對於未成年觸犯刑法，或有觸犯刑法之虞，或有影響社會治安之虞者，基於防患於未然與社會保安之需要所為的強制教育的矯治處分。各國刑法大多有此規定。（5）強制工作處分，即對於一切出於怠惰與游盪成性，厭惡從事正當工作而致犯罪者的一種勞動訓練的處分。德國、瑞士、奧地利以及我國台灣刑法曾有此規定。（6）保安監禁處分，指採取刑罰與保安處分二元制的國家刑法中對於習慣犯和常業犯所設的處分手段，其內容是對於已受長期刑罰執行而未能矯正的習慣犯與常業犯予以不定期的預防性監禁，是最嚴厲的保安處分手段。德國、瑞士、英國規定有此種處分。（7）收容於社會矯治機構，即成立專門的社會矯治機構，以特別的社會處遇與輔導以及精神醫學的治療方法對罪犯進行矯治和再社會化的工作。丹麥、荷蘭和德國刑法有此規定。〔13〕而限制自由的保安處分則主要有下列五種：（1）剝奪駕駛許可處分，即對於欠缺駕駛能力，顯然不適宜駕駛機動車對參與道路交通的犯罪人所為的一種駕駛許可的剝奪處分。德國刑法有此規定。（2）禁止執業處分，即對於濫用其職業或營業上的專業知識或特有關系而為故意犯罪或破壞其職業或營業上的義務者，禁止其在一定期間內或永久從事該項職業或營業的處分。（3）素行考管處分，即對於具有再犯危險的累犯，在其刑滿出獄後進入自由社會生活前的危險時期中的一種輔導、考核與管理的處分，以防止其在釋放後的危險時期內再犯新罪。（4）保護管束處分，即對於有較輕社會危險性的犯罪人，委託其所在地的警察機構、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的親屬或其他適當人員予以保護或赦免後強制其離境或遣送回國的處分。〔14〕
三、非刑罰化：評價與選擇
在現代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影響下，非刑罰化運動已經成為席捲世界多數國家的刑法改革運動的主題，對各國傳統刑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非刑罰化對傳統的報應性刑罰提出了根本的挑戰，改變了人們長期以來固守的有罪必罰的報應觀念，推動了社會對於犯罪和罪犯的態度的改變，同時也節約了國家刑罰資源的投入，使現代社會對付犯罪的反應方式在趨向多樣化的同時，更趨向人道、文明、經濟的選擇。各國對輕微犯罪以及中等嚴重程度的犯罪廣泛適用非刑罰制裁措施的實踐效果表明，社會對這些不嚴重威脅社會秩序和公共福利的犯罪採取較以往更為寬容的態度，並沒有導致犯罪率的明顯上升。相反，由於非刑罰制裁措施的獨立或輔助適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傳統刑罰特別是短期剝奪自由刑的種種弊端，從而有效地控制了一段時期以來累犯率和再犯率明顯上升的局面，總體上保持了犯罪形勢的相對穩定，有的國家如美國近年來甚至還出現了犯罪率連續、明顯下降的趨勢。
非刑罰化運動代表了現代社會寬容輕微犯罪的最新趨向，但是，不能因此認為非刑罰化已經成為現代西方刑事政策的主導方面。事實上，基於目的刑觀念和成本—效益觀念的現代西方國家的刑事政策，在強調對輕微犯罪甚至一般犯罪非刑罰化的同時，也十分重視集中有限刑罰資源嚴厲懲罰嚴重犯罪。前者代表了現代西方國家刑事政策中「輕輕」的一面，後者則代表了現代西方刑事政策中「重重」的一面。「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與美國的「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在側重點方面還是有實質區別的。一般認為，歐洲一些國家的刑事政策表現為「輕輕重重，以輕為主」。而美國的刑事政策則表現為「輕輕重重，以重為主」。〔15〕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懲辦與寬大相結合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和世界性的非刑罰化運動相聯系，我國刑法也規定了對犯罪人免除刑罰處罰的制度和免除處罰情節。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法定免除處罰情節包括應當免除處罰情節和可以免除處罰的情節。其中，應當免除處罰的情節有：犯罪中止並且沒有造成損害的；防衛過當；避險過當；脅從犯；犯罪後自首並有重大立功表現等。可以免除處罰的情節則有：在我國領域外犯罪，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預備犯；犯罪中止造成損害的；從犯；犯罪以後自首，犯罪又較輕的；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個人貪污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10000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非法種植罌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獲前自動鏟除的，等等。另一方面，我國刑法也規定，對犯罪情節輕微的人可以用非刑罰處理辦法替代刑罰，第37條規定：「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除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行政處分。」此外，我國在實踐中還有對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人適用的各種行政性的強制性措施，如勞動教養、收容教養、強制戒除等。這些措施作為非刑罰強制措施的適用，在實質上限制了刑罰的適用范圍，是我國對輕微違法犯罪行為進行非刑罰化處理的重要方式。
但是，總的說來，受刑法泛化、刑法萬能和重刑主義的法律文化傳統的影響，我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並沒有對非刑罰化運動給予足夠關注，立法上的非刑罰處理措施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完整的刑法制度，司法實踐中用非刑罰處理辦法替代刑罰處理輕微犯罪案件的案例更是鳳毛麟角。近十多年來，嚴峻的犯罪形勢迫使立法者不斷制定強化刑罰制裁力量的新刑事法律，司法實踐中則根據這些刑事法律廣泛適用重刑和死刑，但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大案要案率並未因嚴峻刑罰而得到有效遏制。實踐中形成了刑不壓罪、犯罪量和刑罰量螺旋式地惡性上升、刑罰投入幾近極限而刑罰效益卻急劇下降的罪刑結構性對抗局面。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罪刑結構性對抗實際意味著我國刑法的運行已經面臨著一場基礎性危機。
我們認為，化解這場刑法基礎性危機可能具有多種方式和途徑。但是，轉換刑法思維，革新刑事政策，調整社會對犯罪反應方式的結構，無疑是其中的一項重要選擇。轉換刑法思維的重要方面就是徹底揚棄報應刑觀念，張揚刑罰謙抑和刑法經濟觀念，承認刑罰的最後手段性，根據成本—效益分析選擇社會對犯罪的反應方式。革新刑事政策，就是要以符合刑法謙抑和刑法經濟原則，同時又不放鬆對嚴重犯罪嚴厲打擊的「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取代我國實行了十多年之久而實踐效果不佳的片面的「從重從快嚴打方針」。當然，根據我國目前的社會發展狀況特別是犯罪形勢比較嚴峻的現實，我們選擇的「輕輕重重」的刑事政策應當是類似美國的「輕輕重重，以重為主」的刑事政策。根據這樣的刑事政策，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確定對犯罪的反應方式時，應當對不同侵害性質和危害程度的犯罪實行區別對待，該重的重，該輕的輕，對於性質、情節和後果都比較輕微的犯罪則盡量不用刑罰手段予以調整，這樣我們才可能以最少的刑罰資源投入達到最大的控制和預防犯罪的效果，從而使我國刑法的運行實現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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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楊春洗.刑事政策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420

③ 求新刑法201條條文關於稅收方面的，謝謝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一條：

【逃稅罪】納稅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較大並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十以上的。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數額巨大並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扣繳義務人採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繳或者少繳已扣、已收稅款，數額較大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對多次實施前兩款行為，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數額計算。

有第一款行為，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後，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五年內因逃避繳納稅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以上行政處罰的除外。

(3)刑法改善擴展閱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二條：

【抗稅罪】以暴力、威脅方法拒不繳納稅款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拒繳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拒繳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三條：

【逃避追繳欠稅罪】納稅人欠繳應納稅款，採取轉移或者隱匿財產的手段，致使稅務機關無法追繳欠繳的稅款，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欠繳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欠繳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四條：

【騙取出口退稅罪】以假報出口或者其他欺騙手段，騙取國家出口退稅款，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騙取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騙取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

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騙取稅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納稅人繳納稅款後，採取前款規定的欺騙方法，騙取所繳納的稅款的，依照本法第二百零一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騙取稅款超過所繳納的稅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構成要件：

1、客體要件

逃稅罪的客體是指逃稅行為侵犯了我國的稅收徵收管理秩序。

2、客觀要件

本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納稅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稅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稅款數額較大且占應納稅額百分之十以 上；扣繳義務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不繳或者少繳已扣、已收稅款， 數額較大的行為。

3、主體要件

本罪的犯罪主體包括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

4、主觀要件

本罪的主觀要件是故意和過失。 進行虛假納稅申報行為是在故意的心理狀態下進行的。不進行納稅申 報一般也是故意的行為，有時也存在過失的可能。

對於確因疏忽而沒有納稅申報，屬於漏稅，依法補繳即可，其行為不構成犯罪。因此， 逃稅罪的的主觀要件一般是故意。

逃稅罪與非罪行為的界限：

（1）非罪

符合稅收征管法律、法規的避稅行為，既不是違法行為，也不是犯罪行為，不構成逃稅罪。

（2）漏稅行為

因無意識漏稅或者因過失造成漏稅，因不具有逃稅罪要求的主觀特徵即故意，也沒有採用逃稅的各種行為手段，所以不構成逃稅罪，應當按照稅務機關規定及時補稅以及進行必要的行政處罰。

（3）未構成犯罪的逃稅行為

雖系故意逃稅行為，但情節未達到逃稅罪要求的法定情節，如數額、比例標准等情節未達到法定要求的，不構成逃稅罪，應當按照一般違反稅法的行為，給予行政處罰。

④ 漢代刑法改革的內容過程和影響是什麼

漢代刑法改革發生在西漢中期 文帝十三年正式改革改革刑制 主要內容：廢除肉回刑，以答笞，死刑來取代原有的刑罰。具體為：把黥刑改為髡鉗城旦舂，劓改為笞三百，斬左趾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市。 漢景帝執政之後，進一步改善文帝改制的內容。一方面，兩次減少笞的數量，另一方面，景帝命丞相劉舍和御史大夫衛綰制定《箠令》，具體規定執行笞刑的刑具尺寸、重量、規格，行刑時中途不得更換人。至此，杖刑開始規范化。 影響漢文景帝廢除殘害人肢體、刻人肌膚的肉刑，具有進步歷史意義，不僅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順應歷史發展趨勢，而且還十中國刑罰制度拜託原始狀態，由野蠻殘酷走向更為人道文明的道路，這也是中國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衛後世以身體刑、勞役刑衛主體的"五刑" 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當然，漢朝這次改革仍存在局限性。如改革過程中，局部范圍曾有一定程度的反復、倒退，斬右趾改為死刑棄市，由輕變種，宮刑本已廢除，後來又予恢復等，改革後的刑制仍十分復雜。即便如此，其進步意義是不可否定的。

⑤ 國家實行刑法與處罰的目的是什麼

你好，
所謂「刑罰目的」是指國家制定、適用、執行刑罰的目的，也即國家的刑事立法採用刑罰作為對付犯罪現象的強制措施及其具體適用和執行所預期實現的效果①。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體制的改革和依法治國戰略的積極落實，結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我國刑法體系的特殊性，針對刑罰目的，法學界專家、學者紛談雜論：
一、絕對主義刑罰目的論
絕對主義刑罰目的論認為刑罰是對犯罪分子應有的必然性的懲治，也就是說刑罰是犯罪的必然結果，犯罪是促成刑罰的必要條件，所謂 「絕對主義」是指刑罰只是由於犯罪行為的發生才被科處，由此以外不應當在追求其他任何目的，具有一元性特徵，又叫做報復主義或報應主義。此主義又分為狹義的報應主義和贖罪主義。
狹義的報應主義主張從意思選擇與因果報應闡述，認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行為人只要實施了惡的行為，即應當受到與之相對應的應有懲罰。由於行為人對正義的出處持有不同的主張，又形成了神意報應主義、道德報應主義以及法律報應主義三種學說。
（1）神意報應主義認為神意就是正義，神是正義的化身，國家是神的象徵，犯罪系違反神意，理應受到神的懲治，即受到國家應有的懲罰。此觀點的代表人物德國法理學家斯塔爾。其將法律與宗教相提並論，混為一談，借用虛幻世界中的神意，來包裝國家的法律，懲罰犯罪，如今看來純屬是對人民的一種愚弄。
（2）道德報應主義認為正義存在的基礎就是道德，犯罪行為是違反道德的，亦是非正義的，行為人如果違反道德的理念當然的也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但是道德與法律辯證聯系，但其間也有著很大的差別，如果只把道德行為的反駁看作是刑罰的目的，未免有些過於苛刻和形而上學了些。
（3）法律報應主義，也稱法理報應主義。認為正義的根據在於法律，犯罪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刑罰是對犯罪的法律報應，是理性上的當然要求。科處刑罰除由於犯罪的原因以外，並不追求其他目的②。
2．贖罪主義認為刑罰的目的使得犯罪人受到了科處的懲罰，犯罪人由於受到了刑罰的痛苦，可以使自己犯過罪的過去解脫出來，即刑罰有消滅罪孽的功能，故而刑罰的輕重，應當考慮到行為人的性格和心理承受能力的大小。
二、相對主義刑罰目的論
相對主義刑罰目的論認為犯罪行為人的行為結果的處罰是相對的，不是必然性的。其認為刑罰的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維護社會利益，如果行為人的犯罪行為不至於在危害社會就可能會免除不必要的刑罰。故稱之為相對主義，又稱目的主義或功利主義。
⒈一般預防主義。其認為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社會上一般人犯罪的發生，因為犯罪大都由於貪欲所引起，國家制刑、判刑和行刑就是用以使人們知道受刑之苦，大於犯罪所得的貪欲滿足，以致知所畏懼，不敢觸犯刑律③。主張此觀點的人又可分為威嚇主義、心理強制主義和警戒主義三派。
⒉特別預防主義。此派認為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已經被科處刑罰的人將來在實施某種犯罪行為。此主張主義者又可分為改善主義和防衛主義。
⒊雙面預防主義。雙面預防主義亦主張一般預防和特別主張相結合，如今對我們來說是值得借鑒的。
三、折衷主義
折衷主義又稱綜合主義。其調和了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的主張，亦其看待刑罰時即認為刑罰中存在著報應的因素，又認為其中存在著預防的因素，但綜合以上對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分析，故看出即使兩者魚和熊掌兼得也不能達到刑罰的理想狀態。
四、我國法學界刑罰目的的觀點
我國刑罰主要有刑罰的根本目的和刑罰的直接目的及理想目的三種學說。
（一）刑罰的根本目的
對於刑罰的根本目的，我國法學學者也是眾說紛壇，其中學者甘雨沛認為「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鞏固和發展有利於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社會關系和法律秩序，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學者何秉松認為刑罰的根本目的是「通過適用刑罰，預防犯罪，保衛社會主義社會。」當代刑法學泰斗馬克昌認為「我國指定、適用和執行刑罰的根本目的在於：保護廣大公民的合法權益和社會秩序，保障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宗上所述我國刑罰的根本目的可以歸納是「預防犯罪，保衛社會」。
（二）刑罰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
我國刑罰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預防犯罪，其中預防犯罪包括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兩個方面。
1.特殊預防其認為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已被科處刑罰的人從新犯罪。
（1）改善犯過罪的人
我國《勞動改造條例》第二十五條和《監獄法》第三條都有明文規定，故可看出我國刑罰的目的一方面是將懲罰和教育相結合、教育與勞動相結合、兩者兼而取之，積極的將犯過罪的人通過刑罰的方式加以改造，然後在將其回放到社會，使其痛該前非，棄惡從善，即國傢具有使犯過罪的人悔改向善的責任，刑罰恰恰就是國家這一責任心的具體表現。
（2）淘汰適用極刑的人
現實生活中有極少數罪不可赦的敵對分子，他們對我國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堪不目睹，為了使這些社會分子不在危害我國社會，刑罰在這時就必須使得他們淘汰於社會，於是對他們適用死刑也是應該的，這也是達爾文進化論 「適者生存，劣者淘汰」 的核心，保留我國社會中的合法公民，淘汰我國社會中罪惡至極的敵對分子。
2．一般預防。是指預防尚未犯罪的人實施犯罪。一般預防對象不是犯罪人，而是犯罪人以外的社會成員④。其主要包括：Ⅰ、警告、威懾社會上的不穩分子；Ⅱ、教育和鼓舞廣大群眾，預防不穩分子實施犯罪；Ⅲ、安撫被害人，防止報復。
3．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關系。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是密切聯系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其對立的原因是特殊預防的對象是犯罪人，而一般預防的對象則是非犯罪人，二者統一的理由是都是在預防犯罪。正確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有助於實現刑罰達到預防犯罪的有效目的。
（三）刑罰目的的理想論
當代的中國刑罰的理想目的是為了實現我國的和諧社會。故刑罰的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刑罰的根本目的，而我國刑罰理想目的的實現要以刑罰的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為必要條件，刑罰的理想目的是我國依法治國的要求和目標，是我國科學發展觀的目的所在，所以要將刑罰的直接目的、根本目的和理想目的區分看待，其中刑罰的理想目的應占據重要地位。
刑罰的理想目的是為了實現刑罰的預期效果，是我國的治家之本，是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精髓與動力，刑罰的全部環節都是為了人民的權利，以實現人民的權利作為我們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由此更能彰顯我國人民權利和人民利益的真正內涵。構建和諧社會，健全法制國家，依法治國，促進我國和諧社會的真正跨步。和諧社會刑罰的理想目的是刑罰和諧，是對極刑的慎重使用，即我國訴訟法泰斗陳光中先生提倡的「少殺、慎殺」，提高訴訟效率，懲治犯罪，保障人權⑤。這種觀點的提出，就足以將刑罰的理想目的表現了出來，故刑罰是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體現。刑罰的罪不可赦與慎之操作是刑罰目的的理想境界，刑罰的理想目的即而能夠更好的實現最初的法律目的，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權，更好的建設我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之存在。

⑥ 漢文帝對秦代以來的刑法，做的重大改革有什麼

漢代文帝、景帝廢肉刑

西漢建立後，重視總結秦亡教訓。漢文帝時鑒於當時繼續沿用黥、劓、斬左右趾等肉刑，不利於政權的穩固，開始考慮改革肉刑。當時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文帝開始刑罰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獲罪當施黥刑，其小女緹縈上書請求將自己沒官為奴，替父贖罪，並指出肉刑制度斷絕犯人自新之路的嚴重問題。文帝為之所動，下令廢除肉刑。

1、刑制改革的內容。把黥刑（墨刑）改為髡鉗城旦舂（去發頸部系鐵圈服苦役五年）；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砍左腳）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文帝的改革，從法律上宣布了廢除肉刑，具有重要意義。但改革中也有由輕改重的現象，如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雖然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改為笞五百，不再用肉刑處罰，但因笞刑數太多，使受刑之人難保活命，因而班固稱其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之」。改革存在不少缺陷，有待進一步完善。景帝繼位後，在文帝基礎上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他主持重定律令，將文帝時劓刑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斬左趾笞五百，改為笞三百。景帝又頒布《箠令》，規定笞杖尺寸，以竹板製成，削平竹節，以及行刑不得換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邁了一大步。

2、刑制改革的意義。文帝、景帝時期的刑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為結束傳統肉刑制度，建立新的刑罰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盡管這次改革還有缺陷，但同周秦時期廣泛使用肉刑相比，無疑是歷史性的進步，在法制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