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研究的意義

㈠ 司法體制改革的意義3000字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這是我們黨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進一步明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具體要求。深刻領會、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大報告和《決定》精神，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深刻認識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大意義
我國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司法保障。司法機關擔負著鞏固共產黨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神聖使命。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處於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各種矛盾和問題集中出現，機遇和挑戰並存，司法工作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響更加凸顯。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關鍵舉措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我國法治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完全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法律缺乏必要的權威，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有效的執行。因此，保證憲法和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嚴格實施，已經成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關鍵。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今後一個時期推進法治建設的重點。《決定》進一步將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內容。司法機關作為執行法律的專門力量，不僅自身應該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程序行使權力，保證公正司法；而且應該監督行政機關依法用權、公民依法辦事，推進依法行政、全民守法。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才能在全社會建立「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
（二）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
公平正義，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線，也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只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才能實現長久穩定的和諧。當前，我國社會大局總體穩定。同時，必須看到，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社會矛盾高發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根本扭轉，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大量存在，迫切需要發揮司法權利救濟、定分止爭的作用。多年來，司法機關為維護社會穩定、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群眾廣泛認可。但是，也要看到，司法不嚴格、不規范、不公正的問題仍然存在，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的現象時有發生，造成了惡劣影響，損害了司法權威。必須加大司法體制改革力度，拓展司法體制改革深度，不斷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讓司法成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三）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
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由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我們國家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所決定的。隨著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公民的權利意識、民主意識不斷增強，遇事「找法律」、「討說法」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大量矛盾糾紛以案件的形式匯聚到司法領域，法律手段成為調節社會關系的主要手段。人民群眾關注的權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義三大問題，都與司法密切相關。社會公眾對司法工作的要求越來越高，不僅要求維護社會穩定，而且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權；不僅要求實體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僅要求享有知情權、表達權，而且要求享有參與權、監督權。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與司法能力不相適應的矛盾，已經變得十分尖銳，如何正確解決好這個問題，也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考驗。必須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責任感、緊迫感，加快司法體制改革步伐，深化司法公開，推進司法民主，完善保障人權的司法制度，切實滿足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和對社會公平正義的期待。

二、始終堅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
司法體制改革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為確保改革不入歧途、不走彎路，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始終順應改革開放的潮流健康發展，始終隨著法治建設的步伐不斷推進，始終與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呼喚同步深化，必須堅持以下基本遵循：
（一）堅持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司法體制的政治優勢和重要特徵，也是司法體制改革攻堅克難的重要保障。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是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基本指導思想。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必須符合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三）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充分聽取人民群眾意見，充分體現人民群眾意願，從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入手，著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公平正義問題。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評判，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改革成敗得失的尺子，真正做到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
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司法制度，歸根結底是由這個國家的國情決定的。世界上沒有也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司法制度。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必須立足於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既認真研究和吸收借鑒人類法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抄照搬外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體制；既與時俱進，又不超越現階段實際提出過高要求。
（五）堅持遵循司法規律
司法活動有其固有的規律性，只有正確地認識、把握、遵循和運用司法規律，才能實現預期的改革目標。司法體制改革只有遵循司法活動的客觀規律，體現權責統一、權力制約、公開公正、尊重程序、高效權威的要求，才能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人類法治文明發展進步作出應有的貢獻。
（六）堅持依法有序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涉及司法權力調整和司法資源配置，事關重大，必須依法有序推進。在落實各項改革措施過程中，既要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又要按照中央統一部署穩步實施。重大改革都要於法有據，需要修改法律的，在完善法律制度後再全面推開。有的重要改革舉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權的，要按法律程序進行，以確保法制的統一和權威。
（七）堅持統籌協調
司法體制改革必須立足於提高司法機關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使命的能力，統籌協調中央和地方、司法機關和其他部門、當前和長遠的關系，統籌司法機關上下級之間、司法機關之間的關系，兼顧公正和效率，確保各項改革措施既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民主政治建設、公民法律素養的要求，又適應司法職業特點，做到整體規劃、科學論證，確保改革積極穩妥推進。

㈡ 國內外司法網站建設的研究情況及重要性

加強司法隊伍建設，樹立司法權威和公信力，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
簡答答案：
① 持黨的領導
② 依法司法，創造條件接受監督，公正司法，嚴格執法
③ 對人民負責
④ 深化改革,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公正司法，樹立司法權威和公信力

詳細解讀：
從立法上解決法警在履行職務過程中的職權問題，如司法調查取證權。完善司法警察教育培訓體制、執行現場中的處置權等加強法警隊伍建設的基本原則
一、 是法警職權明確化，做到互相協調。這是司法警察發揮職能作用的必然要求，形成最高法院—高級法院—中級法院—基層法院法警隊伍的警力網狀布局，解決法警長期以來沒有固定的培訓基地。因此必須對司法警察職責，確立規范的垂直領導體制，落實司法警察的編隊管理、職權進一步明細化、互為補充，提高法警在一個區域的整體作戰能力，形成自成體系的教育培訓系統，能夠具體化，使司法警察職權同公安警察一樣、明確化。

二、 是隊伍管理規范化，確立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司法警察的領導、無法得到正規，不能無視他的存在和發展。這是司法警察依法履行職務的根本保證、系統教育培訓的問題。

三、法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徵，法治的進程必然影響著和諧社會的構建，進而影響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的步伐。加強法治建設已成為廣大政法部門的一項光榮而神聖的歷史使命。作為司法行政機關，擔負著法治建設的重要職能，在面臨著法治建設。

㈢ 司法審查的必要性

1、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從長遠和根本上看是一致的。但是，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長遠和根本一致性，並不能排除和消滅兩者之間的差異，兩者在局部上也會經常發生大大小小的矛盾，因為代表國家採取行動和措施的國家公職人員無法完美無缺，由於情況復雜或者是執法者素質問題，很難做到在任何時候都不越出法律的界限，而侵犯個人的合法權益，是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局部矛盾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在行政管理過程中行政機關與公民和其他組織之間時有爭議發生。無視這些爭議的存在或者故意迴避這些爭議，都是不現實的，也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消極對待這些爭議，極有可能使矛盾激化，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甚至會影響到黨和國家的基石。要使國家和社會穩步向前發展，只有面對現實，採取積極的態度，尋求適宜的途徑解決國家行政機關與公民包括與其他組織的爭議，使國家和個人局部利益的沖突的妥善解決而處在一種良性協調的關系之中，而司法審查正是一條最為適宜的途徑。之所以這樣說，也是經過慎重而多方面的比較的。
2、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行政爭議的解決途徑主要可能有以下幾種：（1）通過人民代表機關。代表機關是權力機關，憲法地位崇高，其主要職能是立法，對國家重要事務行使著最高決定權和最後控制權。雖然代表機關是有高度政治性的機構，且有監督行政機關的權力和職責，但卻不宜也沒有時間和能力，同時制定法律又適用和執法法律，其應在更高的層次上去監督行政機關；（2）通過行政機關自身解決，這種方法是解決爭議最普遍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如行政復議、申訴、上訪等。但行政機關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有時上級會編袒下級，其公正性缺乏切實有效的保障，僅用此種途徑解決爭議，有時會取得反面效果，無法取信於民；（3）通過黨的組織。黨是國家政治上的領導力量，其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協調好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但是，若黨組織分身去處理形形色色的各種行政爭議，將導致黨政不分，同時也會降低黨的領導的層次，將黨組織推向各種具體事務的前台，必然會削弱其政治領導作用。實踐也已證明，黨應該把握大政、方針和政策，不宜陷入各種具體的行政和司法事務；（4）通過社會團體、工、青、婦等社會團體既是維護其成員利益的組織，也是聯系人民與黨組織、國家機關的重要紐帶之一，他們在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功能。但是，由於它們不具有國家權能，無法定強制力作後盾，因而不能亦不宜處斷行政爭議；（5）通過信訪。在某種意義上說，信訪應包含在上述四種方式之中。但信訪的方式長期以來是人民群眾對個別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滿的主要申訴方式，信訪是領導機關洞察民情，了解社會動向，反饋政策、法律的一個良好的機制，多年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於信訪制度和信訪組織不擁有解決行政爭議的權力和有效手段，也不能作為解決行政爭議的有效途徑；（6）通過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例如「四清」、「文革」等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但這種形式已被實踐證明破壞性大，易被壞人利用，已被遺棄到歷史的角落。
根據以上情況，必須開辟一條新的解決爭議的途徑。這一新的途徑就是司法審查。此種途徑中人民法院享有獨立的法律地位，並遵循公正、公開的程序。在行政復議的情況下，若不能妥善地平息爭議，也要最終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來解決行政爭議，因此，司法審查制度是一種比較理想、比較完善的解決行政爭議的制度。
3、《行政訴訟法》是中國一項重要的人權立法。社會主義人權原則是中國司法審查制度理論上的重要基礎。過去，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人權觀念和人權制度的激烈而無情的批判，誤以為是馬克思否定了人權原則本身，因而將社會主義與人權原則對立起來，而經過多年來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領會和研究，馬克思最關心的就是人，實現人的解放，特別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解放。中國自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來制定的憲法和許多法律法規和政策等，確認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並保障這些權利的實現。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人權的保護范圍也在日益擴大，也急需《行政訴訟法》的出台，司法審查制度的建立。
4、公民通過訴諸法律以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也是對行政機關實施的最為有效的監督。中國公民作為社會的成員，不但可以通過其代錶行使國家權力，參與管理國家社會事務，而且也迫切期待在其利益受到具體行政行為侵害時，可以通過司法審查監督糾正其違法行為。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人們也有權對行政機關的抽象行政行為提請審查，這也正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生動的體現和反映。社會主義法治既是倡導司法審查制度的重要根據之一，也影響著司法審查模式的選擇。社會主義法治表現在國家管理領域，就是代表機關即立法機關制定盡可能詳盡周密的法律來規定行政機關與公民的關系，明確行政機關的職責許可權及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同時建立相應的制度監督，並在監督的前提下支持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而相應的監督制度之一就是司法審查。在建立司法審查制度時，有多種模式可供選擇。一種是隸屬於行政系統但又有獨立性的行政法院。如法國，因這種模式中行政法院的獨立性無法保障且不符合我國憲法的法治原則，是不可取的。中國憲法確認的法治原則之一就是審判權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由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另一種模式是設立專門法院，但這種模式與中國的國情不符。最後考慮到中國體制、觀念、人力、財物等方面的種種因素，最終選擇了在普通法院內設立行政法庭這種模式，由普通法院肩負起履行行政法治的責任。
5、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以總體上不能也無須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的制約機制，但是中國憲法為我國設置了共產黨統一領導下的分工制約機制的政體。憲法將立法職能賦予權力機關，將行政職能賦予行政機關，將審判職能賦予審判機關，而作為權力機關的代表機關有權監督上述機關，上述機關須向它報告工作，向它負責，除此之外，憲法還明確了公、檢、法機關在合理分工、互相配合外，還必須相互制約。眾所周知，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而防止權力腐敗的最好辦法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這已成為中國人民的重要思想財富。雖然從本質上講，制約政府的的最深刻的力量是人民，但是以一種權力通過一定程序監督另一種權力卻是絕對必要的，非如此不能確保政府成為人民的公僕和服務型的政府。中國的司法審查制度，正是憲法上的這種權力制約精神的重要產物。

㈣ 研究法律體系的意義

研究法律體系的意義
學習和研究法律體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首先，專學習和研究法律體屬系，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和理解法的本質。
其次，學習和研究法律體系可以有助於國家的立法活動。
第三，學習和研究法律體系，可以有助於法學研究，有助於法學教育和法制宣傳。
第四，學習和研究法律體系，有助於學習和借鑒外國的法律和法學的經驗。

㈤ 目前求民事法律行為在司法審判實踐中的積極意義的參考文獻或論文~急！下周一前要！

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么體的 我來

㈥ 當前我國法律社會學研究有何重要意義

一、促進了法學理論在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隨著社會的變革及法學研究的進步，我國的法學理論逐漸走出了蘇聯的模式，開始尋找自己的發展路徑。但是，仍然存在過多注重研究「應當是怎樣的法」，而忽視「實際上是怎樣的法」；過分強調「書本上的法律」，而忽視「行動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紀80年代，法社會學逐步走入中國法學研究的視野，它注重法的社會性，重視研究法的社會功能和社會效益，強調法與民族傳統模式及心理結構的關系，要求法學家走出書齋，改變繁瑣的注釋方式，從事社會實證的考察分析，致力於解剖社會的「活法」，這些對舊有的法理學的僵化模式和教條化理論不啻是一種強有利的沖擊和改造。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影響，我國出現了一批傾向於社會學研究的法學家，他們從社會對法的實際需要出發，將「習慣法」、「民間法」等概念納入法學研究的范疇，並試圖從「本土資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適合於中國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膽而創新的觀點，逐漸推動著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等方面的變革。
二、促進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會學在中國起步雖然較晚，但是發展的卻很迅速。隨著法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廣泛傳播與運用，法學理論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的變革及我國法制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很多學者看到了我國社會中實踐與理論嚴重脫節的現象，在對原因進行探討的同時也在積極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其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這是對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法律等現狀進行綜合分析得出的結論，體現了法及法治的最終目標和追求。在這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義，也不是將法治理念單單界定為正義，而是將其概括為五個方面。從內容上來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結合我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在平衡了法與社會的關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這種分析問題並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一種法社會學的方法。
法社會學不但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同時本身也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社會學理論及方法與中國法治實踐相結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與社會的互動和制約關系，並將這種關系進行處理和總結，從而得出一個適合於中國社會的法治理念。自從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被提出來以後，全國各地除了理論上認真學習和體會以外，還將其與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聯系起來，採取各種方法和途徑將該理念貫徹於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並取得了很多切實的成果，使我國的法治進程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三、為解決價值沖突提供了廣泛的途徑
法的價值沖突是我國司法實踐的困境之一。法的價值沖突導致實踐中出現很多有爭議的案件，甚至冤假錯案的出現。沖突的解決必須從社會入手，必須將法與社會融合起來以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法社會學的研究在這個時候就更顯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會學者為我們提供的解決價值沖突的基本原則---最佳利益原則。
在當代中國，解決價值沖突的原則包括法定價值優先原則、合階級性原則、綜合測評原則等等。但這些原則在適用的時候往往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其他原則作為補充，最佳利益原則可以作為其中一個。權利沖突是價值沖突的表現形式，而權利沖突實際上是一種利益沖突。最佳利益原則是利益原則和效益原則的統一，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利益原則源於龐德關於法律任務的理解。他認為，法律的任務在於以最小的浪費來調整各種利益的沖突，保障和實現社會利益。龐德的社會利益理論受到了耶林社會功利主義法學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社會利益理論，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當利益發生沖突時，需要對利益進行一種權衡，同時還要考慮一種成本，這也是功利主義的應有之意，這里被稱為是效益原則。當然，現實中的沖突往往很復雜，而且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原則就可以解決的，在必要的時候將利益與效益統一結合，從而實現一種最佳的利益。至於選擇的方法問題，龐德的理論是立足社會利益，通過經驗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權威性觀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礙和最少浪費的情況下給予整個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關於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就我國目前價值沖突的解決途徑來看，有學者將其概括為主體認同方式和外在統一方式、民主方式與專制方式、不違法方式與違法方式。在法治實踐中，這些價值沖突的解決方式確實存在，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這些方式還不夠具體。法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為我們提供了更廣泛更理性的途徑。
（一）謹慎立法。這不但是解決價值沖突的有效途徑，也是預防價值沖突的前提。謹慎立法的關鍵在於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確的、統一的法價值觀。在價值多元的時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須要明白法的價值是什麼，法追求的是什麼。在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著立法者的價值觀，也指導著我國的法治實踐。謹慎立法還要求立法者在正確、統一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適合於一國實際的可以被普遍實施的法律。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不能脫離一國國情而採取簡單的「拿來主義」。法的價值寓於「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確的價值觀的指導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據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資源」，變「送法下鄉」為「下鄉尋法」，然後制定出適合於本民族、本國家的法律，這樣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確的價值觀基礎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預防並解決法的價值沖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實施並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是解決法價值沖突的必要途徑。
在我國，關於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以說是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到現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我國的司法審判中並沒有真正的發揮。長期以來，法官只能嚴格依法辦事，被動地適用法律，使法律適應已經變動的社會需要那是立法機關的事，法官只是一個沒有意志的生靈。事實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於此，作為最重要的法律職業者之一，在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法治實踐中，法官發揮著舉足輕重地作用。埃利希作為自由法學的創始人，主張「自由判決」，發揮法官個人對法的創製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發現和自由法學》一書中說：「法律是社會有機的基礎，法官只適用國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夠的，法律適用的任何學說都不可能擺脫下面這些困難，即：第一次制定出來的規則，從本質上說，都是不完整的，一旦當它被制定出來時，它在實際上就變成了舊的東西了。這種規則，既難治理現在，更不用說治理將來了……負責適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時代的人，它就會根據本民族的時代的精神，就不會根據立法者的意圖，用以往世紀的精神來適用法律」。霍姆斯，美國一位重要的法社會學家，也是法官，他認為「法律的發展不是來自歷史，也不像分析法學家認為的完全來自自身邏輯的演繹，而主要是來自執法者自身的經驗。也就是說，發展法律的任務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兩位法社會學家的論述，充分說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體生命需要法官來賦予，法律的血肉最終隱藏在法官的具體判決中，在沒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釋予以規范的情況下，要充分發揮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解決價值沖突。
（三）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
類法律規范包括黨的政策、組織紀律、習慣規范和道德規范等等。這些類法律規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動中的法律」。龐德說社會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還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時，我們需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解決問題。在我國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擊，以及社會生活復雜性和多樣性等原因， 在社會生活中，類法律規范在規范組織和個人行為、彌補制定法的不足、調解矛盾和沖突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正視類法律規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們的法制，還可以在價值沖突時多一種選擇，從而使法制建設和法治實踐更順利地進行。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㈦ 考法律研究生有意義嗎

法律碩士簡單一些，學的考的都偏實踐一些；法學碩士難一些，偏理論一些。版看你選擇了權。
一般而言，民商法是最好找工作的，因為它即可以去法院律所，也可以去公司企業。此外，由於民法中很多東西都是私法基礎理論性的，對學其他私法門類學科也都很有用，好好學的話也會提高邏輯分析架構能力。學商法的話將來做非訴很有優勢，尤其你是英語碩士，作跨國並購或企業融資等等都有優勢。
英語加法律至少在我們學法的人眼中是強悍的技能組合，因為這兩個學好了（英語除了普通英語外還要法律英語），意味著進外所和國內一流律所的機會就會提高了，在這種地方干幾年做到中層及以上，那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收入都是很爽的啊～
順便說一句，作為一個英語不好的法學碩士，非常羨慕你……

㈧ 研究犯罪心理結構對司法工作有什麼意義 求高手解答！！！

可以從心理開始分析更能好的研究犯罪的出發點和一些犯罪人的心裡攻破點。很有幫助。每個人心理都有入手點和易攻破點的。

㈨ 研究司法審判和法律推理的必要性

(一) 法律推理符合法治精神
美國法學家伯頓指出，法律推理增強了判決的一致性和正當性，
可以為法律問題提供健全的經過充分論證的答案。無論是法律推理
的形式還是法律推理的內容與法治的精神和要求都是一致
(二)法律推理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徑
，法律推理從思維方式上規定了法官判決的思維路
徑。如果法官嚴格遵守法律推理的程序，不違反邏輯規則和法律規
則，並以此種方式論證判決結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那麼我們就得承
認法官的判決在形式上就是公正的
(三)法律推理是通過法官的職業化思維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
法律推理是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的邏輯方法，
因而帶有明顯的職業性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推理是法官的思
維方式。法官隊伍的職業化是法官獨立的重要標志，也是實現司法公
正的一個重要條件
(四)法律推理使法官依靠理性，而不是依賴經驗做出判決
理性被認為是人的心智的結構，其首要特性，就是「對觀點、意見
或結論提供證據」。理性的思維和分析的手段是邏輯，它要求運用邏
輯推理，合乎規律地從一定的根據和理由中得出結論
法律推理的
過程表明法官的判決是有充分的法律根據和理由的，而不是法官的主
觀擅斷或主觀意志的產物。總之，公正判決結果的形成，離不開法律
推理，無論是形式推理還是實質推理，都是為法院公正判決結果提供
法律理由和正當理由的一個法庭決策過程。

㈩ 法律起源的論述，及其研究意義

一、從古到今，許多思想家、法學家對法的起源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關於法的起源的各種學說，主要有：
(1) 神創說：這一學說認為法是人格化的超人類力量的創造物，各種各樣的神為人類創造法。中世紀神學政治的鼻祖奧古斯丁提出：秩序和安排來源於上帝的永遠的正義和永恆的法律，即神法；人法服從神法，是從神法派生出來的。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認識。
(2) 暴力說：這一學說認為法是暴力斗爭的結果，是暴力統治的產物。中國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就認為：「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有斗爭有暴力才需要解決沖突的規則。
(3) 契約說〔古典自然法學者〕：人類在進入政治社會之前處於自然狀態，為了克服自然狀態的缺陷或更好地生活，人們相互間締結契約，通過締結契約人們放棄、讓與部分自然權利，組成政府，這最初的契約是法律。17、18世紀的古典自然法學者大部分都持此說。
(4) 發展說：具體包括兩種：
① 人的能力發展說：隨著社會的進化，人的能力有了發展，例如，火的作用，弓箭的發明等，財富有了增加，社會關系開始復雜，因而需要法。
② 精神發展說：黑格爾就認為絕對精神在自然界產生之前就已存在，絕對精神發展到自然界階段，才有了人類，人類精神的發展產生法。民族精神論者提出法來自民族的精神或歷史傳統。
(5) 合理管理說〔法社會學者〕：許多法社會學者持此說，如美國當代法的社會學家塞爾茨尼克認為，一個群體的法律秩序，是基於合理性管理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是隨著① 生產力的發展、② 社會經濟的發展、③ 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④ 國家出現而產生的，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
法的起源的各種學說及其與法的本質學說之間存在內在的一致和對應的關系，如神創說就與法的本質的神意論觀點一致，是神學法學的主要內容；契約說則是自然法學派的觀點，與法的本質的理性論觀點緊密聯系。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恆存在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社會現象。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是隨著 ①生產力的發展、②社會經濟的發展、③私有制和階級的產生、④國家出現而產生的，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
（一）根源·法產生的根源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產品有了剩餘，出現了私有制和階級剝削，原始社會的氏族聯盟和氏族習慣就逐漸被國家和法所代替。法的產生有著經濟的、階級的、社會的根源，同產品的生產、分配、交換以及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社會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具體而言：
1．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是法產生的經濟根源。從法的最初起源看，正是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導致了法的產生。法是為了維護某種所有制、調整一定經濟關系和秩序的需要而產生的。
原始公社制度解體以前，生產資料是公有的，產品實行平均分配，個人與集體渾然一體。利益基本一致使他們只需依靠傳統習慣就可以把經濟關系調整好了。
在原始社會後期，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發生了三次社會大分工，出現了產品的交換，逐漸促進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形成和發展，進而使得財富向少數人的積累,公有制因此逐漸地解體了。
後來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時期，隨著公有制的解體，私有制的產生，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所有制。在這些所有制的背後，存在著各種不同利益的集團，其中在對抗性的所有制經濟關系中，還存在著兩個對抗性的社會利益集團——奴隸主階級和奴隸。各個不同利益的社會集團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著保護一種所有制和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斗爭，這就使社會的經濟秩序陷入混亂之中。如何才能調整這些經濟關系呢？如何才能迫使廣大勞動者——奴隸服從當時奴隸主所有制的勞動條件進行生產呢？靠原來的習慣顯然是不行了。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奴隸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同時也是為了避免社會各集團在毫無限制的沖突和爭奪中同歸於盡，於是就根據本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認可一些特殊的並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則，來維持社會秩序，以保護奴隸制經濟的發展，限制甚至消滅那些不利於奴隸制發展的經濟，這種特殊的社會規范就是法。可見，法是為了維護某種所有制、調整一定經濟關系和秩序的需要而產生的。
2．階級的產生是法產生的階級根源。法是為了維護和調整一定階級關系的需要而產生的，它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原始社會母系氏族公社以前，人們的關系是平等、互助的關系，那時的習慣也是符合氏族公社全體成員利益的，人們能自覺遵守。後來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時期，隨著公社制度的解體，私有制和階級開始產生。私有制的發展促使私有者吸收更多的勞動者為其創造剩餘產品，戰俘不再被殺死而是作為奴隸保留下來，奴隸制開始萌芽了，隨著個體勞動發展成為普遍現象，產生了個體家庭私有制和子女繼承製，社會逐漸向兩極分化：一些氏族部落首領通過剝削和掠奪而成為貴族和奴隸主，而廣大自由民由於貨幣、高利貸以及土地所有權和抵押的開始出現而淪為債務人，進而淪為奴隸，社會逐漸分裂為奴隸主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他們由於根本利益沖突而進行著不可調和的斗爭。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習慣已不能調整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關系了，奴隸主階級為了維護它的統治地位，除了組織國家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反抗外，還把它的階級意志制定為法，把被統治階級的活動約束在一定范圍內，並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以及統治者與同盟者的關系。顯然，這種維護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特殊社會規范，沒有國家強制力作後盾是不行的。私有制和階級的形成需要有表現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來調整新的社會關系，需要一種特殊公共權力來確定和維護社會成員的權利和義務，於是法就應運而生了。
3．社會的發展是法產生的社會根源。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需要新的社會規范來解決社會資源有限與人的欲求無限之間的矛盾，解決社會沖突，分配社會資源，維持社會秩序。適應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國家和法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規范就出現了。
二、研究法律起源出發點不一樣，利用法律的態度就大相徑庭：
律究竟是怎樣產生的？這是法理學所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科學的解釋。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分析和闡述也有一個逐漸深化和發展的過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針對蒲魯東主義者散布解決工人階級住宅問題的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寫了一組重要文章，先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上，而後以《論住宅問題》為題出版了單行本。在《論住宅問題》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魯東主義者解決住宅問題的方案的理論基礎——「永恆公平」論，明確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住宅問題的解決總是有利於資產者，資產階級法律不可能解決住宅問題，並從正面科學地揭示了法、法學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內在聯系，對法律起源問題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闡述，然而由於受科學資料和研究成果的歷史局限，恩格斯關於法律起源的論述中仍然包涵著若干沒有獲得解決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人類學研究的迅速進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關於史前史研究的權威成果，才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觀條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撰寫出來的一本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和法的問題的傑出著作，是馬克思主義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定型之作。
《論住宅問題》關於法律起源問題的闡述與存疑《論住宅問題》是恩格斯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蒲魯東主義者）論戰的產物。法律的起源是這場論戰過程中涉及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恩格斯看來，與國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問題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歷史觀根本對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他指出：「唯物史觀是以一定的歷史時期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實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7頁。）但是，這個研究的基本點卻很容易被忽略，「人們往往忘記他們的法權起源於經濟生活條件，正如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起源於動物一樣。」（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9頁。）例如，拉薩爾在他的那本法學專著《既得權利體系》中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法權不是起源於經濟關系，而是起源於『僅以法哲學為發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538頁。）至於蒲魯東主義者A·米爾伯格，更毫無掩飾地宣布法權為「永恆公平」或「永恆正義」的產物。諸如此類的觀點，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嚴厲駁斥的「法學家幻想」的典型表現。

華裔人類學家張光直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認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兩種類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會的演進以突破性方式為特徵，另一種是非西方式的，社會的演化進程是連續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國文明最具典型。比較中西國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國國家的形成並不是如同古希、羅馬那樣以氏族組織的瓦解為代價，也不是表現為調和舊貴族與平民的沖突，它有自己的發展道路。隨著原先部落社會的平等原則被打破，社會出現了「分層」，男子的勞動在農業、手工業、畜牧業等主要生產部門中占據主導地位，少數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資料、資源，這些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在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中，位於頂端，是最高的權力中心和主宰，所謂「帝，天神也」，「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1]《說文》中也說「帝、諦，王天下之號也」，可見，中國國家前的這種組織結構明顯與以「民主」、「平等」為組織原則的西方部落聯盟不同，它沒有相應的權力或機關可以與之抗衡，由於國家的產生沒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與國、政權與族權混然一體，融為一爐。這種獨特的國家演進模式，對中國法律有重大影響，致使中國法律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統治，具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

此外，戰爭對中國法律的產生也有重要影響。我國史前的「五帝」時期，社會極不平靜，不同血緣、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間的沖突、戰爭經常發生，為了爭取勝利，調整在戰爭中所發生的長官與士兵、士兵與士兵、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特殊關系，在戰爭中往往要頒布一些誓詞、軍紀、軍令，《漢書. 刑法字》認為「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國《說文》解說中，法的古體為「 」，古法音廢，廢、法往往通義，廢有廢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為伐，具有攻擊、懲罰的意思。「刑始於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這種傳統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後，對中國法都有重要影響。在奴隸社會，法律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2] 此階段基本上是用血緣來確定社會成員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國法和家法的兩重性，或者說宗法就是國法。習慣法還起著很大作用。進入封建社會，中國法律的發展，經歷了確認、成熟、發展和解體的幾個階段。

戰國李悝著《法經》六篇，打開了中國成文法發展的先河，但將《盜法》和《賊法》列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指導思想影響，奠定了中國傳統法律重罪名，重刑罰，重打擊的格局。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當數先秦法家。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3] 法家「法治」理論的哲學基礎是「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和發展進化的歷史觀。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的本性，這種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範，所謂「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行」[4]秦統一中國，第一次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制，圍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進行統一的法律調整，改法為律，從此法稱為律，如《秦律》、《漢律》等。漢初，倡行黃老之學，與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統治者採用，引禮入法，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儒家思想開始占統治地位，法律下降到從屬的次要地位。歷史進入唐代，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興盛時期，法制趨於完備，以《唐律疏議》為代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法系。《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5]這標志著禮法結合以法典的形式穩定下來，封建法制趨於完備。在宋時，隨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嚴重，統治階級全面強化專制主義集權，皇帝頒發的敕令是最有權威的法律，編敕成了最經常、最重要的活動。到元時，大多法規是條格匯編、律令判例混為一體。內容龐雜，結構鬆散。明時，法律出現了兩個大的變化，一是加強對經濟領域的立法，如制定了鹽法、茶法、稅法等門類。二是在司法實踐中廣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諭令是最主要最經常的法律，單行條例也成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關後，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現了針對少數民族的立法加強，如《蒙古律例》《回疆則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於君主專制主義日益發展，導致法律成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漸漸走向它的盡頭。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產階級「法治」（Rule by law）理論被介紹到中國。 特別是沈家本主持變法修律輸入大陸法系以來，中國傳統的法律開始解體，中國法制的發展開始與世界法制的發展連結起來。法律中才出現憲法、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等部門的分類。在此法律的演變過程中，圍繞中西法文化的「體」「用」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極力宣傳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認為中國貧窮、落後、軟弱的根源是歷代統治者長期推行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權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6]「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7].孫中山以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共和等先進思想為武器，對封建政治制度和傳統的法律學說也進行了徹底的清算。他認為中國的出路在於推行民主法治，他大聲疾呼：「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民主政治賴以維系不敝者，其根本在於法律，而機樞在於國會。必全國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舉措有常軌，必國會能自由先例其職權，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謂民治，所謂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說我們要承認「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9]應該「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範，同時仍取數千年舊有文化而融貫之」。但由於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封建專制主義的頑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擔最終還是落到無產階級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