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刑法總則的變遷

Ⅰ 試述中國封建刑法的總則體例變化過程

中國的古代刑法典中總則的產生遠遠早於東西方其他各國，但直至1910年清末，在清政府頒布的《大清新刑律》中，它才真正的被稱為「總則」，此前的名稱歷代以來多有變遷，《唐律疏議》卷一的名例律編首［疏］內記載得很清楚：「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商鞅傳授，改法為律。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興、廄三篇，謂九章之律。
魏因漢律，為一十八篇，改漢具律為刑名第一。
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為二十篇，於魏刑名律中，分為法例律。
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齊，並刑名、法例為名例。
後周復為刑名。隋因北齊，更為名例。
唐因於隋，相承不改。
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名訓為命，例訓為比，命諸篇之刑名，比諸篇之法例。但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應，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為首篇。」

此後，「名例」之名及名例為律典總則規定共同原則，其他篇章為律典分則規定具體關系的體例一直為後世封建法典所因襲，直至1910年清末，清政府頒布《大清新刑律》時，才把「名例」改為「總則」，其他稱為「分則」。
成於公元前407年的《法經》被視為中國成文法典的濫觴，而公元651年頒行的《唐律疏議》則被譽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的代表」、「如果說羅馬法是奴隸制時代最完備的法典，拿破崙法典是資本主義社會典型的法典，那麼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唐律代表了封建法典的最高成就。」如果以《法經》與《唐律疏議》為代表，與同時期的古代東西方典型成文法典及近現代刑法典中刑法總則相比，那麼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古代刑法總則在立法技術和理念制度上都成就斐然。中國古代刑法總則形式完備、內容盈實。概括說來，以《唐律疏議·名例》等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刑法總則的特點就是「形完神足」。

Ⅱ 試述中國封建刑法的總則體例變化過程

早在公元前407年,中國古代刑法總則就在李悝制定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封建法典《法經》專中誕生了。這一時間遠遠屬早於東、西方其他各國。此後,將有關定罪量 刑的原則性規定單獨作為法典的一篇,成為中國歷代編纂成文法典的固定體例。這一體例形式包括其中的制度理念,對後世及國外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朝鮮、 日本、越南等東亞諸國在立法中競相仿照沿襲。在思維定勢上,中國古代刑法總則有其獨有的、鮮明的特色,表現為直覺思維、群體本位和延續意識。與東西方古代 典型成文法典和近現代刑法典中總則相比較,由於中國古代獨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以《唐律疏議·名例》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刑法總則不僅形式完備,體例結 構完善,而且內容豐實,理念先進成熟。現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理念以及對刑事責任進行主觀考量的原則、刑罰的矯正意識,在以《唐律疏議·名例》為 代表的中國古代刑法總則中都已經有了圓熟完滿的的表達,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人對世界法律制度文明的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