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則公序良俗

❶ 民法的基本原則最後一條，公序良俗原則：規避課稅屬於違背公序良俗，但繳納稅收不是不屬於民法調整范圍嗎

《民來法通則》第七條、《合同源法》第七條和《物權法》第七條關於社會公德、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經濟秩序的規定，通常被認為是承認了公序良俗原則。所謂公序，即社會一般利益，在我國現行法上包括國家利益、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所謂良俗，即一般道德觀念或良好道德風尚，包括我國現行法上所稱的社會公德、商業道德和社會良好風尚。

❷ 如何妥當認識我國民法的「禁止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

如何妥當認識我國民法的「禁止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則

——《民法總則》第8條評析

龍衛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

第八條【禁止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本條確立了禁止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則。

1986年《民法通則》在第7條確立了禁止違反公序良俗的原則，但沒有規定「禁止違反法律」的原則要求。《民法通則》第7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這一規定和現代其他國家確立的「尊重公序良俗」條款表述也有所不同，體現了我國關於公序良俗的一種特殊理解，甚至把當時國家任意性很強的的經濟計劃等也納入其中。

1999年《合同法》第7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將禁止違反公序良俗，發展為尊重法律和禁止違反公序良俗並置的原則，且對公序良俗的表述略有變化，從提升合同自由的角度拿掉了經濟計劃等比較意志任性的表述。

此次，《民法總則》通過本條將《民法通則》、《合同法》上述規定予以繼承和提升，不僅在民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全面確立了禁止違反法律與違反公序良俗，而且關於公序良俗的表述簡化了、直接了，直接使用「公序良俗」的彈性概念，不再像過去那樣具體化表述；同時還把《合同法》第7條的「遵守」的正面表述轉換成「不得」的禁止表述，實現這一原則規范在禁止表述方式的統一。

我國《民法總則》的這一禁止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則，是一項明確以禁止表述方式表現出來的民法基本原則，是我國民法基本原則中的限制性原則之一，構成對作為民法體制性原則的平等原則和自願原則等的一種限制。該原則對於傳統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則，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其中最大發展就是把禁止違反法律的要求也加入進來。

尊重公序良俗條款，在近代民法以及之後一個時期作為原則開始得到發展,一開始僅在一定范圍被適用。例如,《法國民法典》第6條規定「不得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以及第1135條規定「如原因為法律所禁止,或原因違反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時,此種原因為不法原因」;《德國民法典》第826條規定「違反善良風俗的方法對他人故意施加損害的人,對受害人負有賠償損害的義務」;《日本民法典》第90條規定「以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和事項為標的的法律行為,為無效」。但是,20世紀40年代晚期之後,它開始被一些國家民事立法或實踐提升為一般條款,以補救傳統民法原則指導的民法規范的不足。例如,日本於1947年民法修正時,便以一般條款的形式確立了尊重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條款,經修正的民法第1條第1項規定:「私權應服從公共利益」。根據這一規定,在私權與公共利益結合的范圍,私權行使應與公共利益結合,受公共利益要求約束或限制,其行使必須同時符合社會公共利益。

現代國家民法上，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按理也是應有之義，但是它們卻沒有從原則表述高度加以強調，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民法對於涉及民事活動的強制規定總是抱有一種深深的懷疑態度，因為擔心國家權力會藉助立法之名而任意施加各種不必要的干預。民法以追求確認和保護民事權益為目的，以貫徹平等、自由為體制追求，因此應當盡可能鼓勵民事活動自由開展，對之進行法律限制必須慎重。總之，民法總體上多是任意法，所以不宜動輒加以原則性的法律限制，而是最好在一些具體的方面引入必要的禁止違反法律的規定來進行具體干預，例如在法律行為領域關於法律行為效力規定中，各國民法往往規定違反強制性法律的法律行為或合同無效的具體規定。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在相關的法律行為效力和合同效力部分也都做出了類似規定。此次，我國《民法總則》將禁止違反法律直接將之提到民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同時大概為了避免表述上重復的緣故，四審稿將法律行為效力部分的相關具體規定刪除了，但未做過多解釋，結果引起了一些細節上的批評和爭議。

筆者認為，此次立法過程對於禁止違反法律的原則規定，其實最值得商榷的是其在上升為基本原則的理由上尚欠一個清晰有力的說明。從有關民事活動的限制性立法的發展趨勢而論，全面確立禁止違反法律原則的合理性僅在於：由於當今社會復雜化的加劇，導致對於有關民法體制原則的社會限制必要不斷添加，其中有些需要通過國家介入強制性立法方式來進行解決，既有在民法之內的強制性規定，例如物權法、合同法中某些強制性、禁止性規定，也有在民法之外的強制性規定，例如一些體現在非以民法為主題的單行法中的旨在限制民事活動的強制性規定。這些強制性規定，不僅僅是針對法律行為、合同，也涉及到權利行使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在這種情況下，將禁止違反法律上升為一項貫徹全部民事活動的原則，確實有一定的事實基礎。但是這種提升的意義，需要嚴格把握，特別是需要注意這種提升本身，並不意味著鼓勵國家可以通過立法來對於民事活動進行任意限制和干預。

我國這一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則，在適用中應當把握以下幾點理解：

第一，這一原則是一項民事活動的原則，因此適用於全部民事活動領域，重點是法律行為特別是合同領域，但又不限於此。這一原則,到了權利行使的領域，則可體現為權利不得違法和濫用等下位原則。

第二，這項原則作為一項限制性原則，所謂禁止違反的范疇，包括禁止違反法律和禁止違反公序良俗兩個方面。

其中，禁止違反法律中「法律」一語，應該限定為強制性的法律。從目前學理和司法而言，不僅應限於法律中與保護民事權益目的直接相關的強制性規定，到了決定法律行為、合同無效的特殊領域，還應該限於那些有關效力性的強制性規定。

至於公序良俗，則指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但本身實際上是不確定的概念，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並且具有相當程度的地域性，通常需要司法實踐逐漸通過類型化方式確定其內涵。

目前，在學理和司法實踐上，公共秩序既體現為憲法和法律的公共秩序，也體現社會共同體規范意義的公共秩序，即人們長期生活中形成的公共生活秩序；善良風俗，除了一般意義的社會道德或良好習俗，有時也包括較高層次的社會公德。

關於我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道德風俗，是否應當進入民法上的公序良俗范疇加以考量，一直存在一些爭議。過去主流觀點認為，社會主義道德風俗，作為一類倡導的道德高標准，不宜作為普通民事活動的硬性要求，否則會存在對於現實民事活動要求太高的情況，而不利於普通民事生活的開展；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們的民事生活應該具有社會主義道德高度。此次《民法總則》在第1條明確將「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總體目的追求加以規定，顯得有利於後一種觀點。

第三，這一原則的解釋,應從客觀標准出發,即不問當事人主觀如何,客觀上構成違反法律或公序良俗,便為法所不許。

❸ 怎樣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則中的「合法和公序良俗原則」

《民法通則》第七條、《合同法》第七條和《物權法》第七條關於社會公德、社專會公共利益屬和社會經濟秩序的規定，通常被認為是承認了公序良俗原則。所謂公序，即社會一般利益，在我國現行法上包括國家利益、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所謂良俗，即一般道德觀念或良好道德風尚，包括我國現行法上所稱的社會公德、商業道德和社會良好風尚。

❹ 為什麼民法通則中沒有公序良俗選擇

你好

按照理論觀點，公序良俗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

民事行為不能違背公序良俗的

如瀘州遺囑案件。遺產給小三，就是違背公序良俗敗訴的。

希望可以幫到你

❺ 關於合同法公序良俗原則的案例及詳細分析

案例：現年60歲的蔣倫芳與四川省瀘州市納溪區某廠職工黃永彬於1963年5月經戀愛登記結婚。二人收養一子（黃勇，現年31歲，已成家另過）以養兒防老。1990年7月，蔣倫芳因繼承父母遺產取得原瀘州市市中區順城街67號房屋所有權。1995年，因城市建設，該房屋被拆遷，由拆遷單位將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77.2平方米的住房一套作還房安置給了蔣倫芳。1996年，黃永彬與比他小近30歲的張學英相識後，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開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黃永彬與蔣倫芳將蔣倫芳繼承所得的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房產，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給陳蓉。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黃永彬因患肝癌病晚期住院治療。黃永彬於2001年4月18日立下書面遺囑，將其所得住房補貼金、公積金、撫恤金和賣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所獲款的一半4萬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機一部，將總額6萬元的財產贈與張學英所有。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對該遺囑出具了（2000）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黃永彬因病去世。黃永彬的遺體火化前，張公開當著原配蔣倫芳的面宣布了黃永彬留下的遺囑。張學英以蔣倫芳侵害其財產權為由訴訟至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

審判

瀘州市納溪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病晚期立下書面遺囑，將其財產贈與原告張學英，並經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公證，該遺囑形式上是遺贈人黃永彬的真實意思表示，但在實質贈與財產的內容上存在以下違法之處：1、撫恤金不是個人財產，它是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死者單位對死者直系親戚的撫慰金，不屬遺贈財產的范圍；2、遺贈人黃永彬的住房補助金、公積金是黃永彬與蔣倫芳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遺囑人生前在法律的允許范圍內，只能按照法律規定的方式處分其個人財產。遺囑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未經共有人蔣倫芳同意，單獨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處理，其無權處分部分應屬無效；3、位於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住房一套，應為夫妻共同財產。蔣倫芳將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賣給陳蓉，該8萬元售房款還應扣除房屋交易時蔣倫芳承擔的稅費，實際售房款不足8萬元。此外，在2001年春節，黃永彬、蔣倫芳夫婦將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養子黃勇在外購買商品房。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在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便對其遺囑進行了公證顯屬不當，違背了《四川省公證條例》第22條：「公證機構對不真實、合法的行為、事實和文書，應作出拒絕公證的決定」的規定。

《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行為不得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違反者其行為無效。本案中黃永彬與被告蔣倫芳系結婚多年的夫妻，應相互扶助、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但在本案中，遺贈人從1996年認識原告張學英後，長期與其非法同居，是一種違法行為。遺贈人黃永彬基於與原告張學英有非法同居關系而立下的遺囑，是一種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公德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講，本案被告蔣倫芳在遺贈人黃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間，一直對其護理照顧，履行了夫妻扶助的義務，遺贈人黃永彬卻無視法律規定，違反社會公德，漠視結發夫妻的忠實與扶助，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原告張學英，實際上損害了被告蔣倫芳合法的財產繼承權，破壞了社會風氣。

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原則和精神，損害了社會公德，破壞了社會公共秩序，應屬無效行為，據此，納溪區法院依照《民法通則》第7條的規定，駁回原告張學英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後，張於2001年11月向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實後，以與一審法院同樣的理由，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

分析

本案屬遺贈糾紛。遺贈是公民以遺囑的方式將個人合法財產的一部分或全部贈給國家、集體或法定繼承人以外的其他人。遺贈行為成立的前提是遺囑，而遺囑是立遺囑人生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按照法律的方式處分自己的財產及其他財物。本案中遺贈人黃永彬立遺囑時雖具完全行為能力，遺囑也系其真實意思表示，但遺囑的內容卻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遺贈人黃永彬對售房款的處理違背客觀事實。瀘州市江陽區新馬路6-2-8-2號的住房為夫妻共同財產。但該房以8萬元的價格出售，黃永彬生前是明知的，且該8萬元售房款還繳納了有關稅費，黃永彬與蔣倫芳共同將該售房款中的3萬元贈與其子黃勇，實際上已經沒有8萬元。遺贈人黃永彬在立遺囑時，仍以不存在的8萬元的一半進行遺贈，顯然違背了客觀事實。其次，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剝奪了蔣倫芳一發享有的合法財產繼承權。他們的婚姻關系受法律的保護。「夫妻有互相繼承遺產的權利。」夫妻間的繼承權，是婚姻效力的一種具體表現，但黃永彬將財產贈與其非法同居的上訴人張學英，實質上剝奪了其妻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立書面遺囑，因其內容和目的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應屬無效遺囑。其遺贈行為自然無效。

我國《公證暫行條例》第2條規定，「公證是國家公證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公證機關作為行使國家證明權的機關，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對所要證明的法律行為、文書和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認真審查。遺囑行為屬民事法律行為，因此法律行為公證的條件就必須與《民法》上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的要件相符合。《遺囑公證細則》第17條也規定：對不符合規定條件的，應當拒絕公證。因此，遺贈人黃永彬所訂立的將其死後遺產贈與上訴人張學英的遺囑雖然經過公證機關辦理了公證手續，但因該遺贈行為本身違反了法律，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屬無效民事行為。瀘州市納溪區公證處所作出的（2001）瀘納證字第148號公證書依法不能產生法律效力，法院不予採信。

本案涉及的法律、法規中，《繼承法》、《婚姻法》為一般法律；《公證暫行條例》系國務院制定，為行政法規；《四川省公證條例》系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為地方性法規；《公證程序規則》、《遺囑公證細則》。為部門規章。《民法通則》是民事基本法律，依《立法法》規定，上位法效力高於下位法效力，因此《民法通則》的效力等級在法律體系中僅次於《憲法》，故在審理民事案件中使用各法律、法規和規章時，應結合適用《民法通則》相關規定。遺贈行為作為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還必須符合《民法通則》對民事法律行為的一般規定。《民法通則》第7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現代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充分體現了國家、民族、社會的基本利益要求，反映了當代社會中居於統治地位的一般道德標准，是社會道德規范的法律化。「公序良俗」原則所包括的「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又可稱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兩者的概念基本一致。並非一切違反倫理道德的行為都是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但違反已從道德要求上升為具體法律禁止性規定所體現的，維持現行社會秩序所必須的社會基本道德觀念的行為，則屬於違反社會公德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

本案中，黃永彬無視夫妻感情和道德規范，與上訴人張學英長期違法同居，其行為既違背了我國現行社會道德標准，又違反了《婚姻法》第3條「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法律規定。黃永彬基於其與張學英的非法同居關系而訂立遺囑以合法形式變相剝奪了被上訴人蔣倫芳的合法財產繼承權。因此，遺贈人黃永彬的遺贈行為，應屬無效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就沒有法律約束力。

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的聯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的聯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是我國的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的子法即部門法。

各部門法都是憲法的子法，但它們與憲法的距離和聯結點卻是不一樣的。憲法性法律距憲法最近。《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是憲法之下各部門法系統中最龐大的法群，憲法對其主要是一種理念與原則的指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調整的是憲法領域之「外」的私權利關系。

在法律體系中，憲法是各部門法的基礎，各部門法都應當以憲法為立法依據，都不得與憲法相沖突；同時，各部門法也都是憲法的的發展和落實，是憲法精神和價值的延伸和體現。部門法需要憲法的指引和規范，以免脫離憲政軌道；憲法也需要部門法的細化和補充，以落實自己的思想和理念。

憲法與民法

民法規范先於憲法產生，[22]從歷史上看，與其說憲法是民法的源泉，不若說民法是憲法的基礎。現代社會的自由、平等、法治理念之源頭在民法而不在憲法，民法能夠供給憲法以思想營養，而不像其它部門法那樣主要靠憲法供給它們以思想營養，能夠滋養憲法的部門法，非民法莫屬。如憲法中的平等原則來自民法中的平等原則（從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角度看，而不是從今天的法律體系之位階來看），然後作為一個憲法原則再轉化為其它部門法的原則，如行政法、訴訟法、刑法上的平等原則，刑法雖然也比憲法歷史悠久，但將「平等」作為自己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在憲政社會之後，是被憲法指引和規范的結果。「在權利本位主義的取向中，傳統民法早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權利類型，其中的人格尊嚴和平等、私權神聖，經濟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為近代憲法確立自己的規范價值和權利類型提供了具體的藍本。後者正是在參照了前者的基礎上，才建構起自己的權利規范體系的。只不過民法的權利乃是市民社會中私人之間彼此所擁有的權利，而憲法權利則主要是個人相對於政治國家所享有的權利而已。」[23]民法「曾為近代憲法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制度模式的雛形。比如近代自然法學派的社會契約論顯然是從民法中的契約原理得到了啟迪，進而認為國家權力應根據自由的人民的社會契約而成立，在其看來，這種『社會契約』的具體形式即是憲法，或曰憲法就是一種『根本契約』。」[24]作為「根本契約」與民法契約的相似之處在於，在制憲階段的憲政關系中，人民彼此之間的關系恰如民事法律關系中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平等對話，共同協商，意思自治。但亦有不同，民事契約在形成時任何一方當事人若有不同意見隨時可以退出，一經退出就與該契約不再有利益關系；而在制憲過程中任何個人都很難退出或退出了可能對己更加不利，即使有人不同意這部憲法或不同意其中部分內容，他們仍必須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接受它。因此，在締結憲法這個根本契約時已經出現了權力（社會權力），出現了少數人的屈從。憲法作為契約比民事契約復雜得多，後者一經制定即可實行，而前者還需經過復雜的再加工（立法對其具體化）才能真正操作起來。前者涉及的主體比後者多，民事契約中即使有多方當事人，他們之間也只是一種平面關系，而憲法這一契約則呈現出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立體空間——錯綜復雜的權力與權力、權利與權力的關系。

雖然民法距離憲法較遠，但距離憲法的遠近並不能作為判斷法律重要性的依據。距離憲法越遠，說明憲法對之干預越少，即距國家權力越遠（有國家權力的地方憲法都會有至少是原則性的規定），從某種意義上說，憲法不涉足或少涉足的領地，就是在告戒國家權力不涉足或少涉足，也就是表明此處屬於「私法自治」之領域，而「私法自治」與憲法保障人權免受國家權力侵害的最高價值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從形式上看民法與憲法距離最遠，但從精神價值層面上看民法又與憲法最近，其它法律與憲法只是形似，而民法則與憲法神似，其它法律或許只是憲法實現其終極價值的途徑和方式，如通過分權、限權來保障人權，而民法的終極價值本身就是憲法的終極價值，甚至憲法消逝之後，民法可能永存，即國家權力消逝，人權永存，從這個意義上說，甚至憲法都只是實現民法價值的一種手段和方式。在哈耶克看來，憲法屬性的吊詭性在於它既作為公法的上層建築，然其最終目的又是為了實施私法。哈耶克與戴雪都認為，憲法乃私法之結果，而非私法之淵源，哈耶克更是作了進一步的推進，認為法治乃私法的公法之治，憲政乃以憲法的公法形式實施私法。[25]

但「公法易逝，私法長存」[26]只是遙遠未來的一幅圖景。以人類歷史目前的發展來看，憲法還處在生命力旺盛的青壯年，在有的國家甚至還處於稚嫩的童年時代。在當今的憲政社會，憲法更宏觀的視野，更復雜的結構，尤其是它以人民的名義說話而具有的一種自然法力量，使憲法在法律體系中居於「最高法」的地位，民法在法律位階上不得不低於憲法。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時也應以憲法為依據，在憲法之前的民法規范只有在不與憲法相抵觸時才能繼續適用，民法隨時都可能受到合憲性審查。雖然憲法之前的民法制定時並不需要憲法作依據，它依據的主要是人民的習慣、歷史的傳統、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等，但有了憲法之後，這一切都蘊涵在憲法之中了，憲法就是人民的習慣、歷史的傳統、法之理念、自然法精神的結晶，以前它們分散地呈現在教科書中，在學術著作里，在鄉規民約或法典匯編中，在人民的思想和信仰里，現在它們集中體現在一部憲法文本中，以庄嚴的根本法規范明確而集中地表達出來，憲法因此而閃耀著神聖的光輝，成為「萬法之母」。

「私法被認定為社會關系的調節規則，在這方面，國家除了為保證解決爭端的程序得以有秩序地進行外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而公法則被看作是國家機構之間以及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的法律框架。」[27]民法作為典型的私法，主要是規范私人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憲法重點規范的是權力關系以及權利與權力的關系，對權利與權利的關系只作了簡潔的原則規定（如權利的平等性、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等），其具體內容由民法自己去處理。如果說憲法對憲法性法律是千叮嚀、萬囑咐（為其制定了一大堆相對具體的規則），對訴訟法、刑法、行政法也是態度嚴厲，約法三章，那麼它對民法則是和顏悅色，甚至有點放任自流。當民法是憲法的規范對象時，憲法對民法比對其它法律寬松，立法者在制定民法時比制定憲法性法律、行政法、訴訟法等法律有更多的發揮空間，此時憲法對它們的制約可能遠不如民風民俗、傳統習慣、歷史文化等社會因素對它們的影響大。當某些行為是民法規范的對象時，民法也比其它法律寬松，如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民事法律關系中比在行政法律關系中明顯更多，民事法律關系中的當事人有較為充分的自由選擇權，而行政法律關系中的當事人的意志卻很難影響行政機關的決定，行政機關是依法行政，而不是與對方協商行政。與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法律相比，民法不太受憲法影響的變化，對憲法變遷的反應相對遲鈍，不論政府如何更迭，政體如何變遷，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方式依舊，市民社會之間的來來往往所遵循的規則並不因此有大的變化。「即使是在因革命或征服而致使整個政府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大多數正當行為規則，亦即私法和刑法，卻會依舊有效——即使是在那些主要因欲求改變部分正當行為規則而導致革命的場合，事實亦是如此。」[28]

民法的基本原則，如平等原則，自願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等，[29]與憲法的有關原則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由於民法先於憲法而存在，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與其說是從憲法原則中「引申」出來的，不如說是它們與後來的憲法之間完成了一種有效的「對接」。其中平等原則與憲法中的平等原則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只是憲法中的平等原則比民法中的平等原則內涵更寬泛。其餘的原則如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等是專屬於民法的原則，但它們與憲法中的權利義務一致原則、權利界限原則之含義也是相通的。誠實信用是與他人相處時的要求，它涉及兩個利益關系：「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和當事人與社會間的利益關系」，「在當事人間的利益關系中，誠信原則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對待自己事物的注意對待他人事物，保證法律關系當事人都能得到自己應得的利益，不得損人利己。……在當事人與社會利益的關系中，誠信原則要求當事人不得以自己的民事活動損害第三人和社會的利益，必須在權利的法律范圍內以符合其社會經濟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30]公平原則是通過協商和平衡的手段「在民事主體之間合理地、恰當地配置權利義務」，「使民事主體在實現自己利益而享有權利的同時，也為實現對方的利益而承擔相應的義務，……民法既鼓勵人以正當行為取得權利並在權利范圍內把別人化為自己利益的工具，同時又不允許人只享受權利，不承擔義務，在法律規定范圍拒絕充當別人利益的工具。」[31]這與我國憲法第33條、第51條規定的權利義務一致原則、權利界限原則是完全契合的，[32]是公民行使權利的憲法原則在民法中的表現。「兼顧公益」的要求使民法中亦存在某種「公法」因素，這一因素是它與憲法之間的一座橋梁。

但民法基本原則中還有一些較為明顯的道德因素，如誠信原則固然體現了憲法中的法治原則精神，其宗旨是為了維持社會的經濟交易秩序（一種公益），秩序是法治的基礎價值，「法律旨在創設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33]但誠信原則又不完全是一種法律原則，它最初樹立的是一個「誠實商人」的道德標准，「在歷史上，誠實信用這一道德原則曾長期以商業習慣的形式存在，作為成為法的補充而對民法關系起著某種調整作用。」誠實信用原則被民法所吸收後，先是作為債的關系之原則，後來才「上升為涵蓋整個私法領域的基本原則」，成為其「帝王條款」。[34]這一原則中的道德成分往往直接源於社會生活，而不是直接源於憲法。當它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時，它的主要作用是指導整部民法，構建具體的民法制度和民法規范，這種對民法規范的指導作用，即約束立法者的作用，多是通過民法的子原則和民法規則表現出來的，如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公民、法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我國《合同法》第114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這些子原則和規則都是誠信原則的具體化，它強調只有當事人的誠實守信才能維系民事法律的秩序，「這種秩序或體現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體現為一定道德基礎的可供依賴。」[35]在個別時候，當民法規范缺乏具體規定時，立法者授權法官可以依據誠信原則直接進行案件的裁判，法官在這時候對這一原則的適用往往是在發揮該原則中的道德作用，法官的創造性司法活動所「創造」的是這一原則中的道德要求在具體案件中的運用，這種道德性更多地體現的是社會因素而不是法律因素，反映的是社會上人們所普遍接受的道德水準，這種個別情況下的依誠信原則判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道德判案。在嚴格要求「依法審判」的訴訟法領域，在明確要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刑法領域這是不可想像的，它是民法領域的特有原則。因此同是對憲法權利界限原則的具體化，刑法、行政法、訴訟法所確定的權利界限是明確的，相對固化的，而民法所確定的權利界限有時是模糊的，由法官臨時裁量的。

民法中的具體規則以及相關子原則有的源自民法中的基本原則，有的直接源自憲法，如民法中的身體權、健康權與憲法中規定的人身自由，民法中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與憲法中規定的人格尊嚴，民法中的知識產權所包括的著作權、專利權、發明權、發現權及其它科技成果權等與憲法中的科研文藝創作權，民法中的財產權、繼承權與憲法中的財產權、繼承權等等，都有一種直接的對應關系。像《繼承法》這樣的次級民事法律，其基本原則（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繼承權，繼承權男女平等，養老育幼照顧病殘，互諒互讓，團結互助，權力和義務一致）[36]也往往與憲法原則或規則有直接關系，如保護公民繼承權的原則直接源自憲法第13條，[37]繼承權男女平等原則直接源自憲法第48條，[38]養老育幼的原則直接源自憲法第49條，[39]權利義務一致原則直接源自憲法第33條和第51條，[40]等等。民法規范與憲法中的公民權利規范十分相似，但同為權利規則，二者之間還是有明顯的區別，民法中的權利所產生的義務是另一個或另一些權利主體的義務，而憲法中的權利所產生的義務主要是國家的義務，民法調整的是權利與權利的關系，民法中的權利對應的是義務，而憲法調整的權利與權力的關系，憲法中的權利對應的是國家的責任。

❼ 民法基本原則的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合稱。公序良俗原則是現代民法一項重要的法律原則，是指一切民事活動應當遵守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它有維護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一般道德觀念的重要功能。我國《民法通則》第7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經濟的公序，是指為了調整當事人間的契約關系，而對經濟自由予以限制的公序。經濟的公序分為指導的公序和保護的公序兩類。市場經濟條件下，指導的公序地位趨微，保護的公序逐漸占據了重要位置。與保護勞動者、消費者、承租人和接受高利貸的債務人等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弱者相關的保護性公序，成為目前各個國家和地區判例學說上的討論、研究的焦點。良俗，即善良風俗，學界一般認為系指為社會、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是特定社會所尊重的起碼的倫理要求。不難看出，善良風俗是以道德要求為核心的。為了將公序良俗原則與誠實信用原則區別開來，應將善良風俗概念限定在非交易道德的范圍內，從而與作為市場交易的道德准則的誠實信用原則各司其職。與誠實信用原則相仿，公序良俗原則具有填補法律漏洞的功效。這是因為公序良俗原則包含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因素，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因而能處理現代市場經濟中發生的各種新問題，在確保國家一般利益、社會道德秩序，以及協調各種利益沖突、保護弱者、維護社會正義等方面發揮極為重要的機能。一旦人民法院在司法審判實踐中，遇到立法當時未能預見到的一些擾亂社會秩序、有違社會公德的行為，而又缺乏相應的禁止性規定時，可直接適用公序良俗原則認定該行為無效。

❽ 從民法通則到民法總則 有哪些新

您好，從立法體系看，民法包括民法總則，民法通則，物權法，合同法，擔保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繼承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
從民法通則到民法總則有以下新看點：
亮點一：明確胎兒利益保護

亮點二：以年齡來劃界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下調為8周歲
亮點三：再次強調撫養贍養義務
亮點四：擴大監護對象范圍
亮點五：單位將不作為監護人
亮點六：完善撤銷監護人情形
亮點七：新增非法人組織為民事主體
亮點八：細化了知識產權的范圍，增加保護數據、虛擬財產規定
亮點九：普通訴訟時效期間由兩年延長為三年
亮點十：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起算點作了明確的規定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