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的擴大解釋

『壹』 刑法中的 類推解釋和擴大解釋 分別是什麼意思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貳』 刑法中的擴大解釋，縮小解釋以及類推解釋，如何容易區分

擴大解釋和限制解釋（縮小解釋）比較容易區分：

1、一個法律概念通常的內定義是一般人可以想像到的容或者說經驗就可以理解，如果法律解釋的定義超出了一般的人經驗那麼就屬於擴大解釋，如果低於一般的經驗那麼屬於限制解釋。

2、至於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雖然理論很多，但是現在依舊是一個難題。就好比上文的把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貌似都有道理，很難區分。所以想容易區分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是不可能的。

『叄』 擴大後的損失是指什麼，，民法中是否有所體現

《民法通則》規定的「擴大損失」是指「當事人一方因另一方違反合同受到損失，版應當採取措施防止損權失的擴大」，這顯然是指合同關系的財產損失，不適用人身損害或工傷賠償。
另。工傷發生後，用人單位負有為受傷員工及時搶救和治療和責任，除非有充分證據證明受傷者拒絕治療，否則，不能追究受傷員工的責任，用人單位也不能用此擺脫或減輕責任。

『肆』 刑法中的擴大解釋是什麼意思擴大解釋到羈押期間又是什麼概念呢

（此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提問要點不明。） 5、犯罪的外國人用什麼刑罰 答9、我國刑法中告訴才處理的罪名 答：侮辱罪、誹謗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伍』 刑法中的擴大解釋和縮小解釋怎樣才能易於理解

擴大解釋和縮小解釋都不能超出詞語本身涵蓋的范圍，如果超出，就是類推解釋了。

舉例：

擴大解釋：刑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對懷孕婦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審判時是否可以適用死刑問題的批復》（法釋[1998]18號 1998年8月7日公布 自1998年8月13日起施行）：懷孕婦女因涉嫌犯罪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後，又因同一事實被起訴、交付審判的，應當視為「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依法不適用死刑。

縮小解釋：《最高院關於審理為境外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情報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4號2001年1月17日公布 自2001年1月22日起施行）第一條第二項 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條規定的「情報」，是指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

(5)民法中的擴大解釋擴展閱讀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具體些說，也就是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和應該負刑事責任，並給犯罪嫌疑人 刑罰處罰的法律。刑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

廣義上的刑法不僅僅指刑法典，還包括對刑法典中局部內容進行修改補充的決定或補充規定，如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3]；也包括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如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十一章中有16個條文作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此外還有「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工作人員進行內幕交易的，從重處罰」、「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證券監督管理機構依法行使監督檢查職權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

對刑法典進行局部修改補充的決定或補充規定，理論上稱為單行刑法；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理論上稱為附屬刑法。所以，廣義刑法是由刑法典、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組成的。狹義刑法則僅指系統地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刑法典。在我國，即指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陸』 刑法中的擴大解釋，縮小解釋以及類推解釋，如何區分

擴大解釋和限制解釋（縮小解釋）比較容易區分：

1、一個法律概念通常的定義內是一般人可以想容象到的或者說經驗就可以理解，如果法律解釋的定義超出了一般的人經驗那麼就屬於擴大解釋，如果低於一般的經驗那麼屬於限制解釋。

2、至於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雖然理論很多，但是現在依舊是一個難題。就好比上文的把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貌似都有道理，很難區分。所以想容易區分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是不可能的。

『柒』 法律解釋中的擴大解釋和類推解釋究竟怎麼區別最好舉例子。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轉自鄒建章博客 請採納

『捌』 民法的解釋方法都有哪些

法律解釋可按不同標准作如下分類：
（1)按法律解釋主體的不同，可將法律規范分為正式解釋和非正式解釋。
①正式解釋又稱法定解釋，有權解釋。它是指由特定的國家機關，依據法定的許可權，對有關法律進行的解釋。正式法律解釋與其所解釋的法律有同等效力。正式解釋又可依據解釋的機關不同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立法解釋，是由立法機關在其職權范圍內對法律的內容含義、立法的原意等所作的說明。司法解釋，是我國最高審判機關和最高檢察機關，就司法中法律的具體適用等問題所作的解釋。行政解釋，是指行政機關對法律在行政管理中的具體應用問題等所作的解釋。
②非正式解釋，是指由有關機關團體、個人對法律所作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又稱非法定解釋或無權解釋。非正式解釋又可分為學理解釋和任意解釋兩類。學理解釋、是指教學科研機構、學術團體、專家學者等在學術研究、教學和法制宣傳中對法律所作的解釋。學理解釋、雖然沒有正式效力，但對正確理解、掌握和實施法律是有重要意義的。任意解釋指一般公民、社會組織、訴訟當事人、代理人等，對法律的內容、含義等所發表的風解。任意解釋常出現在訴訟復議、聽證等場合，這種解釋也不乏對法律含義和精神的正確理解，值得主持訴訟、復議、聽證的人員認真思考，有重要參考價值。
（2)按解釋法律尺度的不同，可將法律解釋分為字面解釋、擴充解釋和限制解釋。
在實際上是為使對法律的理解不離開立法的原意所要求的三種解釋方法。成文的法律往往受文字表述的局限，使法律的文字表現與立法的真實意圖之間呈現出或者正好相當，或者文字表現窄於立法原意，或者文字表現寬於立法原意的復雜情況，為使對法律含義的理解不離開立法原意，就必須分別採取字面解釋、限制解釋、擴大解釋三種解釋方式。當法律的字面意義與立法原意正好相當時，就要用字面解釋方法，嚴格按法條的字面含義作既不擴充、也不縮小的解釋。如《刑事訴訟法》第79條的「期間以時、日、月計算」「期間開始的時和日不算在期間以內」的規定，就只能嚴格按其字面含義作解釋。當立法的原意寬於其字面意義時則必須作擴充解釋。如《婚姻法》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這里的父母按立法原意，就應作擴充解釋，解釋為既包括親生父母，也包括繼父母、養父母。但換一個角度，還應該說法律的立法原意窄於其字面表現，應作限制解釋。如這里要承擔撫養義務的父母應是指有撫養能力的父母；這里接受撫養的子女應該是指尚未成年、無獨立生活能力、無固定收入的子女。應承擔贍養扶助義務的子女，是指已成年、有勞動能力、有固定收入的子女。接受贍養、扶助的父母是指生活上需要不同程度照顧的父母。
（3)按解釋方法的不同，可將法律解釋分為語法解釋、邏輯解釋、系統解釋、歷史解釋。
語法解釋，是通過對法條的詞語含義、語法結構等的分析來闡明法律的內容、含義；邏輯解釋，是通過對法律規范作邏輯分析，來求得對法律規范結構，規范適用的條件、范圍等的確切理解；歷史解釋，是通過對規范性文件制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以及其他歷史背景材料的研究等方法，來闡明法律的含義；系統解釋，是指將法律規范放在整個法的體系中通過研究其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作用來揭示其內容含義。

『玖』 我國民法中有什麼制度的適用需要目的論擴張解釋

目的性擴張在實踐中運用

司法實踐中涉及目的性擴張的是《民法通則》131條的過失相抵原則。第131條規定：「受害人對於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此條文涉及到了過失相抵原則，在梁慧星老師的《裁判的方法》提到的「器官異位」的案件提到了原告甲狀腺被被告誤當做腫瘤切除，被告存在過錯，但是原告的甲狀腺沒長在通常的地方，而且這種比例相當低。因此可以認定原告也存在過錯，正好符合了《民法通則》131條的過失相抵原則。

再如《人民法院案例選》2007.4輯提到的李紹蘭訴聊城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行政復議決定案，這個案件爭議點主要在於直系親屬的界定。《工傷保險條例》的立法目的主要是為了保障工傷職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而不是限制工傷職工及親屬的權利。如果在職工因工死亡，又無直系親屬，用人單位和工會組織又不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情況下，不賦予旁系親屬申請工傷認定的資格，那麼，該旁系親屬為此而支付的喪葬、救治等費用，將得不到合理補償，雖然法律規定其在享受工亡保險待遇的范圍之內，但實際上他的這種權利因直系親屬的缺位而被剝奪了，這顯然不符合立法目的。因此適用目的性擴張其應該具有與同等直系親屬相同的法律地位。

『拾』 刑法中擴大解釋都是正確的嗎

擴大解釋也有其適用范圍，類推解釋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