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

❶ 有沒有刑法方面書目推薦

1.張明楷，周光權抄二位的刑法教科書

2.王安異《刑法中的行為無價值和結果無價值研究》
3.陳家林《不能犯初論》
4.周光權《法治視野中的刑法客觀主義》《刑法學的向度 行為無價值論的深層追問》
5.賈濟東《外國刑法學原理（大陸法系）》
這是國內目前介紹德日刑法相對最靠譜的書，其他人寫的可以不看（尤其是武漢某T姓教授，槽點太多不想吐）
6.Roxin《德國最高法院判例（刑法總論）》《刑事政策與刑法體系》《德國刑法學總論》
7.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不移不惑獻身法與正義》（第一本已絕版，第二本大陸沒有）
8.Jakobs《行為 責任刑法——機能性描述》《刑法總論》
9.何慶仁《義務犯研究》
10.陳璇《刑法中社會相當性理論研究》
11.方泉《犯罪論體系的演變》
12.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 《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
13.馮軍《刑法問題的規范理解》
14.王政勛《犯罪論比較研究》
15.賈宇《死刑研究》
16.若干老師的論文
吃透這些後，基本可以秒殺國內一流大學的刑法研究生了

❷ 近代以來西方史上刑法理論的主要學說或學派

1911年公布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專門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採用了一些近代資產階級刑法原則及通用術語。

❸ 有哪些刑法學必讀的經典著作

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第三版），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馬老仙逝，其思永存，學術地位自不待言。
馬克昌主編：《外國刑法學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神作，囿於先生早年經歷，翻譯的很拗口，但也好懂。
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同上，也是很難讀，卻很易理解。
馬克昌主編：《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我還沒拜讀這一本大作。
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上中下]（第五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王先生是傳統刑法和新刑法的集大成者。
陳興良、周光權著：《刑法學的現代展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少壯派法學家
陳興良：《刑法哲學》[上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怎一個好字！

❹ 能否推薦學習外國刑法的書目，就是關於外國刑法的著作。謝謝！

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第三版），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馬老仙逝，其思永存，回學術地位自答不待言。
馬克昌主編：《外國刑法學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神作，囿於先生早年經歷，翻譯的很拗口，但也好懂。
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同上，也是很難讀，卻很易理解。
馬克昌主編：《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我還沒拜讀這一本大作。
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上中下]（第五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王先生是傳統刑法和新刑法的集大成者。
陳興良、周光權著：《刑法學的現代展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少壯派法學家
陳興良：《刑法哲學》[上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怎一個好字！

❺ 學習刑法學總論有什麼必看的書籍

1.張明楷，周光抄權二位的刑法教科書

2.王安異《刑法中的行為無價值和結果無價值研究》

3.陳家林《不能犯初論》

4.周光權《法治視野中的刑法客觀主義》《刑法學的向度 行為無價值論的深層追問》

5.賈濟東《外國刑法學原理（大陸法系）》

這是國內目前介紹德日刑法相對最靠譜的書，其他人寫的可以不看（尤其是武漢某T姓教授，槽點太多不想吐）

6.Roxin《德國最高法院判例（刑法總論）》《刑事政策與刑法體系》《德國刑法學 總論》

7.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不移不惑獻身法與正義》（第一本已絕版，第二本大陸沒有）

8.Jakobs《行為 責任 刑法——機能性描述》《刑法總論》

9.何慶仁《義務犯研究》

10.陳璇《刑法中社會相當性理論研究》

11.方泉《犯罪論體系的演變》

12.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 《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

13.馮軍《刑法問題的規范理解》

14.王政勛《犯罪論比較研究》

15.賈宇《死刑研究》

❻ 西方國家刑罰制度的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一、西方國家刑法中的刑罰目的
刑罰目的是西方國家刑罰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圍繞刑罰目的問題西方學者中的不同學派分庭抗禮，見仁見智，提出了不少頗具價值的觀點。

〈一〉報應主義的刑罰目的

刑罰的報應目的是指刑罰是作為對犯罪的一種報復、回報而存在並付諸實施。報應主義的刑罰目的觀認為，犯罪是一種惡害，刑罰的內容是痛苦和惡害，對犯罪科處刑罰是基於報應的原理，亦即以惡害報應惡害。報應刑論中的絕對報應刑論主張，報應刑理論是一種回溯性的懲罰理論，刑罰只是由於已然犯罪才被科處。刑罰只能是報應，除此之外，作為報應的刑罰本身不具有也不應當去追求其他任何目的。報應刑論的具體主張可進一步分為神意報應主義、道德報應主義、等量報應主義、等價報應主義和法律報應主義。

神意報應主義在西方進入中世紀以後曾占據主導地位。神意報應主義認為犯罪是違反了神的旨意，因此犯罪行為的實施者應受到神的懲罰，神意報應主義以神的旨意作為報應犯罪的理由，並認為國家是神的代理者，國家對犯罪適用刑罰是秉承神意給予防罪人以報應。神意報應借用虛幻世界的神之旨意詮釋現實社會的刑罰，其立論之荒謬是顯而易見的。

西方近代歷史上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創始人、著名哲學家康德力主道德報應主義。道德規律不但是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基本准則，同時也是國家立法必須遵守的依據和准則。因為法律價值的核心是公正，康德認為公正的實質與道德規律相符合，因此，可以認為法律規則與道德規律的基礎是基本相同的。[1]犯罪行為的實施者侵害了他人的權利，違背了道德的規律，因而應受到懲罰。康德指出：「法律就是那些使任何人的有意識的行為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則確實能與有意識的行為相協調的全部條件的綜合。------任何一個行為，如果它本身是公正的，或者它依據的准則是公正的，那就是：根據普遍法則，這個行為和每個人以及和所有人的意志自由在行動上可以同時並存。」[2]犯罪和違反道德的行為一樣，都是違反了理性的絕對命令的行為，它對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則同樣構成了侵害。法律肩負著必然的道德使命。因而，刑罰權的理由和根據、國家刑罰的目的，也應求諸於道德，求諸於意志自由的根本法則和絕對理性的至上命令。康德從自由意志論及道德命令，由道德的命令又論及法律規則，從這樣論述中尋找責任的基礎和刑罰的根據。這顯然屬於一種典型的道義報應主義。值得注意的是， 康德從尊重人作為目的的價值出發，認為人是現實上創造的最終目的，對人的行為的反應只能以其行為的性質為根據。雖然惡行必有惡報，刑罰是針對犯罪人因犯罪行為而引起的道義責任所施加的懲罰和報應。但根據理性和正義的要求，犯罪行為人也是有理性的人格主體，國家的管理人或統治者不得將之視為維護社會秩序及預防他人犯罪的工具或手段。與此觀點相呼應，康德還主張刑罰與犯罪對等，即根據犯罪的道德的罪過及其外在表現決定懲罰的方式和程度，實行等量報應。康德的道義報應思想及等量報應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及公共正義的要求，但由於以道德罪過來詮釋刑罰的本質，顯然混淆了刑罰與道德的本質區別。同時道德報應是不足以說明刑罰目的的，因為刑罰是法律現象，僅從道德上闡明刑罰目的，不可能作出符合實際的解釋。因此，道德報應主義的缺陷也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康德主張的等量報應的特點是強調刑罰與犯罪在侵害方式，特別是危害結果上的對等，因而其報復刑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與同態復仇沒有質的不同。

（二）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

刑罰的預防目的是指通過對已然犯罪人適用刑罰，實現防止犯罪發生的效果。西方歷史上用預防將來再犯作為刑罰目的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羅塔哥拉，此後，古希臘另一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和荷蘭的政治思想家、資產階級自然法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格老秀斯表達了同樣的思想。[5]但在近代西方社會正式提出預防主義刑罰目的的是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利亞。貝卡利亞對報應刑論持徹底的否定態度，主張刑罰之目的是預防犯罪，並進一步表明了雙重預防的思想。貝卡利亞指出：「刑罰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殘折磨一個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已犯下的罪行。------刑罰的目的僅僅在於：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並規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6]這里所謂「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 就是指刑罰的特殊預防目的；所謂「規戒其他人不再重蹈覆轍」，則實際上指的是刑罰的一般預防目的。在刑罰的雙重預防中，貝卡利亞更強調一般預防的價值。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貝卡利亞不僅指出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犯罪，而且進一步認識到預防犯罪並不能僅靠使用刑罰來達到。他認為要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必須在樹立法律權威的前提下，嚴肅執法，並應建立司法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同時完善對公民的教育措施。

近代德國刑法學者費爾巴哈是繼貝卡利亞和邊沁之後主張一般預防刑罰目的觀的主要代表人物。費爾巴哈以其著名的「心理強制說」對刑罰威懾的心理學根據進行了理論上闡釋，費爾巴哈認為，人人都有趨利避害、向樂避苦的心理，這就是人們實施一切行為的心理動機。犯罪人之所以要實施犯罪，是因為犯罪行為能給他帶來某種歡樂；而如果有一種犯罪後的必然結果能夠讓犯罪人承受大於犯罪歡樂的痛苦，犯罪人就會放棄犯罪念頭。刑罰就是為犯罪人設定的這樣一種痛苦。每個犯罪人在實施犯罪之前必然在犯罪之樂與刑罰之苦之間進行選擇，只要刑罰有可能帶給他足夠的痛苦，他就不會選擇犯罪。如果從刑法學和犯罪心理的角度來理解費爾巴哈的心理強制說，則可以將其解讀為：刑罰是對犯罪人適用的建立在剝奪性痛苦基礎上的最為嚴厲的強制措施，懲罰是刑罰的本質屬性。刑罰在社會心理和個人心理上造成的畏懼和威懾效應，形成了人們遠罪避害的心理和思維定式。也就是說，刑罰的懲罰性和強制性壓抑了人們犯罪意念的形成和對犯罪行為的模仿。

十九世紀後半期，由於自然科學的發展，自然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逐漸產生影響。近代學派也都採用「實證」的方法對犯罪現象進行研究，加之當時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固有矛盾逐漸顯露，犯罪率急劇上升，尤其是財產犯罪大量增加，累犯 顯著增多，青少年犯罪也呈激增趨勢。曾經備受推崇的刑罰的威懾作用及刑罰一般預防的效果日益引起人們的懷疑。在這種情況之下，以實證主義為思想方法的特殊預防主義應運而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龍勃羅梭、菲利和李斯特。義大利的犯罪學家龍勃羅梭以「先天犯罪人」為依據提出剝奪犯罪能力的理論，他主張應該研究和治理的是具體的犯罪人， 而不是抽象的犯罪，應當針對各個不同的個體犯罪人的特殊情況適用不同的處罰方法，即根據刑罰個別化原則注重刑罰的特殊預防。義大利刑法學家菲利進一步發展了龍勃羅梭的特殊預防目的觀。菲利主張刑罰的目的在於對犯罪人進行改造，使其人身危險性逐漸消失，從而不至於危害社會。菲利根據「犯罪飽和法則」，主張根據造成犯罪人不同的人格的社會情形，使用不同的救治方法取代刑罰，在刑罰學說上，菲利否認國傢具有懲罰犯罪人的刑罰權。菲利的這一刑罰思想被稱為「刑罰替代物論。」德國刑法學者李斯特是著名的教育刑論的倡導者，李斯特主張：「應受懲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刑罰不是對犯罪行為的事後報復，而是防止具有社會危險的人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刑罰是以保護有關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的利益和保衛國家的存在、安全和統治利益為目的而適用的。只有「法益保護」或「社會防衛」才是刑罰的目的和刑罰的正當化根據。李斯特還認為，刑罰的另一個目的在於改造和教育犯人，消除其危險性，使之重返一般市民生活之中。[8]李斯特強調不同犯罪人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的差異，認為刑罰必須以每一個犯罪人的個別情況為標准來確定個別的刑罰，為了達到防止具有社會危險性的人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刑罰目的，刑罰必須個別化。正如我國學者所指出的，李斯特的刑罰思想在以下這句名言中灼然可見：「矯正可以矯正的犯罪，無法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9]

（三）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

西方國家的報應主義與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觀，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又具有難以克服的片面性。為了彌補報應主義與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觀的缺陷。西方國家的刑法學者開始探索在報應主義的刑罰目的與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之間進行折衷、調和的可能性與合理性，並由此提出了折衷主義或綜合主義的刑罰目的觀。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觀認為刑罰是由於有了犯罪而科處，將刑罰的原因歸之於報應主義；同時承認刑罰的目的，主張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或防衛社會。刑罰在價值取向上應兼容正義（公平）和功利（效益），用報應主義來限制刑罰對功利的追求，在功利主義的前提下追求公平的報應才是合理的選擇。西方刑罰理論中相對報應刑論即是絕對報應刑論與目的刑論的折衷和調和，相對報應刑論主張，刑罰雖然是對已然之罪的一種報應，但同時具有預防未然之罪的目的，即所謂「因為有犯罪，並為了沒有犯罪而科處刑罰」。

需要說明的是，現代西方國家的刑罰目的論多以折衷主義的二元論或多層次論的面目出現。如德國學者考斯特林認為：「刑罰只有在報應主義的范圍內且達到刑罰目的的必要范圍內才得科處之。」[10]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從三個方面觀察刑罰的目的，可將其作用作如下分類：對犯罪人方面，刑罰首先對犯人發揮其作用，稱之為特別預防；對社會方面，刑罰又以警戒一般社會以防後車的傾覆為目的，謂之一般的預防，而同時又有滿足一般社會報應思想的作用；對被害者方面，刑罰對被害者法益不當的侵害不能忽視，而又給予滿足的作用。[11]以英國學者哈特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刑罰的根據應視刑事活動的階段性而定。刑罰活動分為立法、裁判與行刑三個階段，與此相適應，刑罰的根據也表現為三個方面。刑罰在立法上的確定，即規定什麼樣的行為應受懲罰以及應受多重的懲罰，主要取決於一般預防的需要。在審判階段，刑罰的裁量則以報應為根據，即只有對已犯罪的人才能適用刑罰，對具體犯罪人所處的刑罰的份量應該與其犯罪的嚴重性程度相適應。刑罰執行階段，佔主導地位的是個別預防，即是說，對犯罪人是否實際執行已判處的刑罰，實際執行刑罰的方式，以及實際執行的刑罰的份量，均應以個別預防為根據，即應與教育改善犯罪人的需要相適應。[12]美國學者麥克爾·D·貝勒斯認為，在已揭示出來的刑罰的諸多基本目的中，下列幾個是較為重要的：使人們不敢實施犯罪行為（威懾）， 報復犯罪行為（報復）。改造罪犯（改造或復歸），以及譴責違背社會價值的行為（譴責）。另外一個可能存在的目的，即對人們進行社會價值的教育，與譴責密切相關，因為教育經常是通過譴責違背社會價值的行為而實現的。[13]由此觀之，西方國家刑法上的刑罰目的論之爭，極大地豐富了刑法理論。其中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觀融正義觀念與目的思想於一體，對西方國家的刑事立法、司法活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西方國家刑法中的刑罰目的對我國刑罰目的界定之借鑒意義
西方刑法中的報應主義刑罰目的觀蘊含著社會公正觀念，合理的解釋了刑罰正當化根據，由於報應論強調已然之罪對刑罰的決定作用，因而使刑罰的裁量具有了客觀標准，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犯罪人遭受不公平的處罰。西方刑法中的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觀強調刑罰的個別化，滿足了預防犯罪的社會需要。折衷主義的刑罰目的觀將報應論與預防論予以調和，強調刑罰目的對公正與效益地追求。折衷主義的多層次說的刑罰目的觀確實提出了刑罰目的理論發展的正確方向，這種多層次說或綜合說的刑罰目的觀有著諸多可資借鑒之處。從我國的情況出發，應當認為我國刑罰的目的包括三個層次，三個層次的刑罰目的依次是：懲罰犯罪；預防犯罪；保護法益。下面借鑒西方國家刑罰目的觀，對我國三層次說的刑罰目的中的懲罰犯罪的刑罰目的作一探討。

近代刑罰理論從人本主義出發，以人的主體性或主導性為支點，從而發展了以行為為中心的現代刑罰理論，建立起「分配主義」的罪刑相適應原則 。[14]我國刑法典第5條規定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就是從傳統的罪刑相適應原則發展而來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含義是：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責任，法院也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在確立、適用與執行刑罰時，既要考慮犯罪的客觀社會危害性，也要結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該原則合理化的基本因子就是懲罰與預防，其所展示的價值取向則是公正（或正義）和功利（或效率）。雖然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既注重刑罰與犯罪行為相適應，又注意刑罰與犯罪行為人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相適應，但不容否認的是，在立法上規定和實踐中適用刑罰時，應當以犯罪行為為客觀基礎和基本依據。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指出：「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力量越強，制止人們犯罪的手段就應該越強有力。這就需要刑罰與犯罪相對稱」。[15]即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是決定刑罰輕重的重要依據。罪責刑相適應作為罪與刑關系的基本准則始終制約著我國刑事活動的全過程，而刑罰目的作為國家創制、適用和和執行刑罰的總體目標也具有普遍指導意義，刑罰目的決定對刑罰方法和制度的選擇與取捨。我國刑罰目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利型預防論的刑罰目的觀忽略了國家創制、適用、執行刑罰活動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忽略了刑罰目的與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之間的辯證關系。超出罪責刑相適應的界限而追求刑罰的功利性目的即是本末倒置。綜觀我國現行刑事法律規范和司法實踐，可以看出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已成為刑罰創制、刑罰裁量和刑罰執行的基本依據或核心。這實際上就承認了刑罰首先是對已然犯罪的回顧。因此，可以認為刑罰懲罰目的是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於刑罰目的的必然要求。刑罰目的應以通過刑罰懲罰犯罪，伸張社會正義作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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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賈濟東：《外國刑法學原理（大陸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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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不移不惑獻身法與正義》；
8.Jakobs：《行為 責任 刑法——機能性描述》、《刑法總論》；
9.何慶仁：《義務犯研究》；
10.陳璇：《刑法中社會相當性理論研究》；
11.方泉：《犯罪論體系的演變》；
12.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 、《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
13.馮軍：《刑法問題的規范理解》；
14.王政勛：《犯罪論比較研究》；
15.賈宇：《死刑研究》；
16.若干老師的論文；

❽ 法學的法學發展簡史

在中國，法學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那時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極為輝煌的時期，各學派相繼興起，百家爭鳴。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兩家）爭論的問題之一。這一時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對中國後來的思想家有深遠影響。春秋時期，中國古代法律已從習慣法向成文法、從秘密法向公開法發展。子產鑄刑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到戰國時期，魏國執政李悝在各諸侯國法律的基礎上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封建社會的法典《法經》。這部《法經》雖早已失傳，但在一些歷史著作中載有其篇目。《法經》開創了中華法系獨樹一幟的立法先河，確立了中國封建社會法典的基本體系，以後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開皇律》、《唐律疏議》的體例都是在《法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戰國時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韓非等人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與儒家相反，他們強調法律及其強製作用，而輕視聖賢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張「法治」。法家還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為一種權衡、規矩、尺度，提供一個判斷是非的客觀准則；法應隨時代而變；法由國家制定；法應公開，應平等適用；應嚴格守法，法與賞罰不可分，等等。那時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以加強君主專制和嚴刑峻罰為基礎的，不同於西方17～18世紀反封建專制 、反酷刑的法治。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採納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議，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代替法律，而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法家思想來立法。
漢武帝採納儒家董仲舒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在思想領域中，儒家學說被奉為正統，儒家的法律思想壟斷了長達2000年的法學領域。通常所講的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法律思想就是指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實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專制主義，其結果是導致法學在中國的衰落。
在這一時期中，繼百家爭鳴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學說，對以專制君主名義發布的成文法進行文字上、邏輯上解釋的律學，即通常所說的注釋法學。東漢經學大師馬融、鄭玄等都曾對漢律作章句註解。晉朝張斐和杜預也曾對漢律作註解。東晉後，私家註解逐漸由官方註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長孫無忌等人於公元 652 年奉詔編寫《唐律疏議》一書，對《唐律》作了權威性的解釋，與唐律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獻。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輔」作為主導思想。《唐律》及其《疏議》集戰國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為唐以後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範。《唐律》對當時中國近鄰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法律也有重大影響。因而在國內外法學著作中，通常將以唐律為代表的中國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國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稱為中華法系或中國法系。
從三國魏明帝時起，設律博士職，專門傳授法學。這一官制一直延續到宋朝，至元代才被廢除。晚清法學家沈家本在總結中國歷史上法學的發展時曾認為，元明清時法學已日趨衰落。1740年編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部法律。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逐步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司法制度和法律思想領域也發生相應變化。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思想、嚴復所翻譯的許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紀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又有社會學、進化論方面的內容。
如果說嚴復等人在中國傳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學方面的思想，那麼，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政府官員則主要傳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別是基於羅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訂法律大臣時，主持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國傳統法律的工作。他派遣政府官員和學生出國考察和學習西方法律，聘請日本法學家來中國修訂法律和講學，1906年創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學校；組織翻譯了大量外國法律。
在1911 年辛亥革命後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西方各種法律思想，繼續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也開始傳入中國。 人類歷史上積累了豐富多彩的法律文化。除中國外，還有古代埃及、古代兩河流域鄰近地區各國、古代印度以及中世紀伊斯蘭教各國、日本和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學的內容極為廣泛，通常指古希臘 、羅馬奴隸制社會、西歐封建社會以及近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法學或法律思想。
在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希臘城邦，盡管成文法並不很多 ，也沒有職業法學家，但當時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文學等著作中，探討了關於法的許多基本問題。例如法是神授還是人定；法的基礎是權力還是自然、正義或理性；是法治還是一人之治 ，以及法和民主 、自由 、平等的關系 ；法和國家、自然法和實在法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思想對後世西方法學一直具有影響。
與古希臘不同，古羅馬的成文法（主要是私法）和法學極為發達。在西方歷史上，正是在羅馬帝國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職業法學家集團，第一次出現了法律教育和法學學派 ，第一次出 現了法學著作。羅馬五大法 學家之一的蓋尤斯的《法學階梯》，是一部最早的並完整保存下來的西方法學著作。
歐洲中世紀，由於天主教會在政治、經濟上佔有很大勢力，教會神學在思想領域中居於壟斷地位，法學與哲學、政治學等都成了神學的附庸。到中世紀中期和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社會內部的出現和成長，出現了一種以恢復和研究羅馬法為核心的法學，即自12～16世紀相繼出現的義大利的注釋法學派、評論法學派以及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這三個法學流派雖各有特點且相互對立，但通過它們 ，羅馬法在歐洲大陸得到廣泛傳播，從而為歐洲大陸以羅馬法為基礎的統一的法律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歐洲大陸不同，英國中世紀的法，主要是普通法。這種情況表明了以後西方世界兩大法系的淵源：民法法系（又稱大陸法系）是在羅馬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普通法法系（又稱英美法系）是在英國普通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7～18世紀最為盛行的法律思想是古典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荷蘭的H.格勞秀斯、英國的T.霍布斯和J.洛克、法國的C.L.S.孟德斯鳩和 J.-J.盧梭等人。他們的學說和政治綱領盡管有很多差別，但總的來說 ，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封建壓迫、爭取民族獨立的思想，是《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法制的理論基礎。這個學派極大地提高了法在社會中的地位，倡導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則，創立了憲法、國際法等新的法律學科，沉重地打擊了神學，使政治學、法學擺脫了神學的束縛。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典《拿破崙法典》，就是在這個學派的思想基礎上制定的。古典自然法學派起過巨大的歷史進步作用，但也不可能超出時代所給予它的限制。
《法國民法典》亦即《拿破崙法典》
在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確立，古典自然法學派漸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的哲理法學派。在歐洲大陸，開展了廣泛的編纂法典的活動，比較法學和行政法學隨之興起。隨著英國和歐洲大陸一些國家從事殖民擴張，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影響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西方兩大法系終於確立起在世界范圍的地位。
進入 20 世紀 ，西方法律和法學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所謂「法的社會化」問題，即強調法不僅應保護個人權利，而且應著重保護社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新的科技革命，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空前發展，國家經濟職能大大增強 ，資本主義經濟有了較大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更多地採用改良、讓步和福利主義政策。在這種條件下，一般地說 ，資產階級統治相對穩定，資本主義民主和法制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它們主要體現在下列方面：
①德、意、日三國在戰後通過新憲法，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有所擴大，憲法和法律監督進一步加強。
②立法重點從私法轉向公法，新的公法、公法化的私法、公私混合法大量出現。
③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已從17～19世紀的理性主義、概念論法學轉向現實主義、利益多元論和折衷主義，在強調法律重大作用的同時承認這種作用的局限性。
④在法律形式上，雖然也制定和修改了若乾重要法典，但一般採用單行法、特別法形式。
⑤對司法組織和程序進行改革，加強法官解釋法律的權利 ， 形成事實上的 「 法官創制的法律」。
⑥兩大法系逐步靠攏 、 國際立法增多。但與此同時，破壞法制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在法學領域中，學派更加繁多，新自然法學（或類似的價值論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大派別相互靠攏。非法學思潮對法學影響更不斷擴大，出現了經濟分析法學、批判法學等新的法學派別。
馬克思主義法學
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法學領域幾乎一直是由有產階級思想家、法學家壟斷的。他們為法學提供了大量歷史資料，有的人在闡述法律現象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合乎或接近科學的觀點，有的法律思想也起過歷史進步作用。但由於階級地位和時代的局限性，他們沒有也不可能真正科學地闡明法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
馬克思主義3個組成部分中所包含的馬克思 、 恩格斯的法律思想，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它的出現為法學領域帶來了根本變革。它代表了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的利益 ，以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闡明了法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使法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以往法學的原則區別
①以往法學主要以歷史唯心主義為基礎，否認經濟因素對法的最終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是掌握國家政權階級意志的體現，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最終是由這一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當然，法和經濟以外的各種因素也相互作用。但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
②以往的法學否認法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肯定法的階級性，同時肯定法的繼承性。馬克思主義法學和社會主義法都是在批判地繼承人類歷史上優秀法律文化遺產的同時創立和發展的。
③以往的法學大都認為法是超歷史的，永恆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法也將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那時當然還有具有某種強制力的行為規則，但已不是階級意義上的法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法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是：
①他們在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也就說明了法的本質和發展規律。
②他們在考察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在直接參加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分析和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法律制度。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主要貢獻是：
①在領導革命斗爭，特別是在與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孟什維克、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和其他機會主義者作斗爭的過程中，揭露了沙皇俄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特別是與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相聯系的資產階級法制的本質及其虛偽性。
②他在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創建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開始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法制的理論。
法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政府《六法全書》的指示以及《共同綱領》關於廢除舊法律創建新法律的規定 ，都表明一種新的法學在中國大陸的創立。但在相當長 時期內 ， 這一法學的發 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1978 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 中國法學就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的指引下，成為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服務的法學，它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發展了法學。
當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個方面是在中共和國家重要文獻或領導人關於法制的重要論述中體現的發展。
首先，法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法學的發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中國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同時也研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經驗，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作出了科學的論斷：「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重申和發展了這一結論：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沒有民主和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闡明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被忽視，為了防止類似悲劇的重演，就必須加強民主和法制。
其次，法律和宏觀經濟調控也促進了法學的發展。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指令，採用直接控制為主的運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作用是有限的。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過程中，人們已日益認識到法律在經濟領域中的巨大作用。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中提出 ，「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准則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從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改為主要依靠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並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間接控制方式。中共十四大將中國經濟體制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後，法律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更為加強，法學研究隨之進一步開展。
同時，中共中央主要根據中國經驗，提出了綜合治理的方針，即在中共和政府的領導下，政法機關協同其他各機關、團體，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充分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文化、思想道德教育等各種手段，預防和打擊犯罪，改造罪犯。十餘年來的社會實踐證明，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種綜合治理的理論是對法學，特別是對刑法學、犯罪學等法學學科的重要貢獻。
此外，還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即設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按照這一原則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一國兩制實現就意味著「一國數法」的出現。這將推動當代中國法律和法學向多樣化發展，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是一重大貢獻。
當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另一個方面是中國的專業的法學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貢獻。主要是：
①對一系列重大法學理論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為此而撰寫專著、教材和論文，以及編寫法學工具書、召開學術研究會。在各個部門法學以及國際法學中都曾進行過有關本學科重大問題的研究。
②改進和發展許多已有一定基礎的法學學科（如憲法學、刑法學、民法學、訴訟法學和國際法學），同時又創建許多在國內以往並不存在的新學科，如經濟法學、行政法學、軍事法學、科技法學、環境法學、現代西方法律哲學、法律社會學、比較法學、立法學等，並發表有關論著。
③專業法學工作者經常參加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或提出有關立法建議等，很多專業法學工作者出任兼職律師或參加其他法律實際工作。這些活動都有助於法學與實踐的結合。
④從事法律院校教師工作，培養中高層次的法律專門人才（大學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為此編寫大量各種形式的法學教材。
⑤將國外法學（包括方法論）新動向引入國內作為借鑒，為此翻譯了不少外國法學論著、法律、法規、法學工具書等，並進行了廣泛的國際法學交流，大量的學生、教師去國外學習、進修和講學或參加國際法學會議，又有不少外國法學家來中國講學和學習。
法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不同於文學、哲學、史學等人文科學的一個特徵，就是法學、經濟學比文學、史學等更具有強烈的適用性。因此，強調法學理論要經世致用，不要變成玄之又玄的經院哲學，在總體上是不錯的。從主觀上來說，中國法學家們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學說遠離現實，但從客觀上來看，法學家的不少主張離實際操作過遠的現象，還是相當嚴重。這一問題不能僅僅用法學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來解釋，而就聯系中國的法學教育體制和法學家的出身經歷，作更廣泛的考察。
從法學教育體制來看，據筆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學法學院的院長、教授都有過擔任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律師的經歷，他們把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一道傳授給了學生。而中國法學院院長、教授中有過官員、法官、律師、檢察官經歷的實在為數不多。他們大都是從高中進大學，然後留校任教，這種經歷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深入了解實際，不可能具有較為豐富的社會經驗，要他們的學說貼近實際(不是盲從、附隨實際)也多少有點勉為其難，要他們立場公正、持論公允，也非舉手之勞。
瀏覽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學家，他們大都有擔任過官員、法官等經歷。根據何勤華教授主編的《外國法律史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統計，古羅馬時代的著名法學家有四個：蓋尤斯、帕比尼安、烏爾比安、查士丁尼，除蓋尤斯出身不詳外，帕比尼安曾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近衛都督（相當於副皇帝）等。烏爾比安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查士丁尼是東羅馬帝國（又名拜占庭帝國）著名的皇帝。
法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居亞斯和朴蒂埃兩位，居亞斯雖未當過官，但其師從的是巴黎高等法院院長的法國駐威尼斯大使弗利埃，朴蒂埃則在奧爾良初等法院法官助理的職位上工作了50年。
德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薩維尼、耶林、祁克等三位，除耶林外，薩維尼擔任過普魯士樞密院議員、柏林上訴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顧問等，祁克大學畢業後擔任過律師、見習司法官、軍官等。近代以來的著名法學家有科克、布萊克斯通、邊沁、奧斯丁、梅因等五位，這五位都有過官員或律師的經歷。科克做過律師，擔任過諾里奇市法院的首席法官、倫敦市法院的首席法官、英國副總檢察長、國會下議院議長、英國檢察總長、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樞密院成員等。布萊克斯通做過律師，大學校長、法院陪席法官、國會議員、王室法律顧問、王室副總檢察長、高等民事法庭法官等。邊沁做過律師，雖然他是個很內向的人，但為了自己的學說能緊密聯系實際，他走出書齋，曾經草擬了憲法、民法、刑法以及議會改革的要點，給俄國沙皇編製法律。奧斯丁當過陸軍軍官，做過律師，被大法官布勞漢任命為第一刑法委員會的委員，擔任過皇家刑法和訴訟委員會的成員。
美國近代以來著名的法學家有霍姆斯、卡多佐、龐德等三位。霍姆斯做過律師，擔任過馬薩諸賽州最高法院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官大法官等。卡多佐做過律師，擔任過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紐約上訴法院常任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龐德做過律師，擔任過內布拉斯加州高級法院上訴受理專員和州最高上訴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顧問和教育部顧問等。
經濟學家中也有類似情況。作為首屆（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簡·丁伯根從年輕時起就投向仕途，在荷蘭中央政府任職15年。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1962年就任於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後來成為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遜1941年受聘到美國資源計劃局工作，1945年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1953年在美國預算局任職，擔任過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二戰期間被美國政府委任為華盛頓戰時生產局計劃統計處副處長。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擔任過柯林頓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因此，從事應用性很強的法學專業的學者們，如欲把學問做得扎實、有價值，就要勇於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讓自己的學說接受國情的檢驗，或者貼近現實，或者改造現實。就政府而言，也要建立有利於法學家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的制度，促進理論聯系實際的制度化。

❾ 西方刑法與我國中國刑法的主要差異差別有哪些

西方刑法和我國刑法的差別，主要在於兩種法系的區別，我們國家屬於大陸法系，也就是成文法。英美法系主要採用判例法。但是最近的趨勢是判例法和成文法都在逐漸吸取對方的有點，
這兩種法系的區別主要是：
1、 從法律淵源傳統來看，大陸法系具有制定法的傳統，制定法為其主要法律淵源，判例一般不被作為正式法律淵源(除行政案件外)，對法院審判無約束力;而英美法系具有判例傳統，判例法為其正式法律淵源，即上級法院的判例對下級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有約束力。
2、 從法典編纂傳統來看，大陸法系的一些基本法律一般採用系統的法典形式。而英美法系一般不傾向法典形式，其制定法一般是單行的法律和法規。當代英美法系雖然學習借鑒了大陸法系制定法傳統，但也大都是對其判例的匯集和修訂。
3、 從法律結構傳統來看，大陸法系的基本結構在公法和私法的分類基礎上建立的，傳統意義上的公法指憲法、行政法、刑法以及訴訟法;私法主要是指民法和商法，英美法系的基本結構是在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類基礎上建立的。從歷史上看，普通法代表立法機關(協會)的法律，衡平法主要代表審判機關(法官)的法律(判例法)，衡平法是對普通法的補充規則。
4、 從法律適用傳統來看，大陸法系的法官在確定事實以後首先考慮制定法的規定，而且十分重視法律解釋，以求制定法的完整性和適用性;英美法系法官在確定事實之後，首先考慮的是以往類似案件的判例，將本案與判例加以比較，從中找到本案的法律規則或原則，這種判例運用方法又稱為「區別技術」。
5、 從訴訟程序傳統來看，兩大法系也存在一些傳統的差別，如大陸法系傾向於職權主義，即法官在訴訟中起積極的作用，英美法系傾向於當事人主義，即控辯雙方對抗式辯論，法官的作用是消極中立的。
6、 從職業教育傳統來看，大陸法系在律師和法官的職業教育方面突出法學理論，所以大陸法系自古羅馬以來就有「法學家法」的稱號;而英美法系的職業教育注重處理案件的實際能力，比如律師的職業教育主要通過協會進行，被稱為「師徒關系」式的教育。
除了區別，刑法教育教學的應用也逐漸由傳統的講授式教學，逐漸往實踐教育靠攏。

法源刑法模擬教學軟體系統介紹
法源刑法模擬教學軟體是一款服務於高校教師課程教學，通過學生自主練習及教師安排實驗的訓練方式，結合軟體提供的知識點訓練以及大量系統實驗的使用，幫助提高學生的理論實踐運用能力的課程化軟體。
一、軟體功能意義
法源刑法模擬教學軟體以刑法學教材為基礎，以刑法案例為切入點，通過教學內容展示、教學材料拓展、交流與溝通、自我練習、作業和考試等各種學習方式，一方面為法學理論教學提供輔助工具；另一方面為學生不分時段、不分場合的隨時學習提供可能。因此，對於理論知識的學習，課程化軟體有非常大的作用：一是可以整合現有的教學資源，提供豐富的教學內容；二是可以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加大學生的參與力度；三是可以改革教學方式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學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