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體制存在的問題
1. 司考改革後存在哪些問題呢有什麼不成熟的地方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規范化、制度化，鄉土中國的濃濃人情味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法治國家進步的一大阻礙
2. 司法體制改革的問題
1、司法獨立性難以保證，司法權的地方化傾向明顯。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人員在訴訟過程中只有正直無私，沒有任何私情或私利的考慮，而且具有獨立的意志，不受任何外來干涉，也不屈從於任何外部壓力，才能做到公正辦案。然而長期以來，中國司法實踐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司法獨立性難以保障。在地方黨委握
有司法人員的實際任免大權和地方政府握有司法機關的財政大權的情況下，司法活動受行政干預和其他不正常干預的現象十分嚴重。一些地方的黨政領導隨意批條子、打電話，指令司法機關按其意志辦事，以權壓法；對於堅持原則，不按其指示辦事的司法機關領導和辦案人員隨意撤換、免職或調離，致使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法律規定常常成為一紙空文。司法權缺乏獨立性還導致實踐中的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盛行。一些地方的司法機關及其司法人員成為地方利益的忠實代表，他們憑借司法裁判權，依地域劃線，對一方當事人的利益給予超出法律之外的特別保護。正如有人指出，現在許多地方法院實際上成了「地方的法院」，本來是國家設在地方的法院變成了從屬於和聽命於地方的法院。司法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干擾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破壞了法治統一和社會正義的實現。
2、法院管理體制沒有理順，審判活動行政化色彩濃厚。長期以來，中國法院系統的設置、管理和運作未能很好地體現司法工作自身的規律和特點，而是借用了行政工作方式處理案件、管理審判工作，從而使審判職能的作用受到影響。這首先表現在法院相互關系的行政化，實踐中存在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匯報的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審級制度；其次，在現行司法體制下，法院內部設有審判委員會，另外還有主管院長及庭長對案件的審批制度，由於審委會成員、主管院長和庭長都屬行政角色，他們通常不參與庭審卻對案件享有決定權，就如同醫生沒有親自診斷病情卻在開葯方。這嚴重違反了審判的基本規律，使法庭審判和雙方的法庭辯論、質證過程流於形式，造成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不正常現象，很容易導致司法判決的不公；再次，法官人事管理行政化，法官被當做行政官員進行管理，壓抑了法官的獨立性，也影響了審判活動的公正性。
3、法官職業的准入制度不嚴，相當一部分法官職業化程度不夠。不可否認，在中國法官隊伍中，不乏具有較高法律素養和良好品行且具有豐富經驗的優秀法官。但從整體上看，中國法官隊伍專業化程度不高的問題比較突出，司法隊伍整體素質亟待提高。長期以來，由於沒有形成嚴格的職業准入制度，使專業性極強的審判工作成為一種大眾化職業，大量未接受過正規法律訓練的人紛紛進入法官隊伍，其中一些人還被安排在院長、庭長等領導崗位上，從而使中國法官職業的非專業化現象相當普遍。據統計，截止1998年底，在全國法院系統28萬多名法官中，研究生層次的僅佔0.25%，本科層次僅佔5.6%。盡管對法官的繼續教育在近些年得到了加強，但至今法官隊伍中仍有不少人達不到最低學歷要求。
4、司法活動存在很大程度的隨意性，司法權威不足，效率低下。由於現行一些法律存在立法過於粗疏、可操作性差等缺陷，加之司法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和對司法的不正當干預等因素，使得憲法所規定的國家法制統一原則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一體執行。一些案件承辦人員在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以及法律適用上，隨心所欲，任意取捨，完全超出了正常的自由裁量權的范圍，直接導致訴訟案件裁決結果的不可預見性。例如，刑事審判中量刑畸輕畸重的問題比較突出；在民事審判中，有關精神損害賠償及其數額的確定上也存在相當程度的混亂現象。另一方面，司法權威不足，效率低下成為一個普遍問題。在刑事司法領域，主要表現為公、檢、法機關之間的合作與制衡機制不夠順暢；刑事司法系統抗制犯罪的效能不盡人意，刑罰的及時性、必定性不能充分體現，以至於出現刑罰量同犯罪量同步增長的局面；同時刑事訴訟中侵犯公民權利的現象還大量存在，刑訊逼供、濫施強制、超期羈押等違法行為屢禁不絕，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的地位不對等，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在民事訴訟
領域，許多案件久拖不決，審執脫節、法院裁決難以切實執行成為普遍問題，一些法院裁判成為「法律白條」。在行政訴訟領域，由於觀念滯後、配套制度不健全及執法環境不佳等原因，使行政訴訟幾乎走入困境，行政訴案件少、撤訴多、審判難、執行差的問題十分突出。
5、司法腐敗成為社會公害，司法形象和法律尊嚴面臨嚴重挑戰。受司法體制缺陷及部分司法人員素質低下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中國司法隊伍中發生了比較嚴重的腐敗現象，而且呈蔓延態勢。司法腐敗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司法腐敗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輕者吃請受禮，重者索賄受賄。司法腐敗必然會引發有法不依、辦案不公甚至踐踏法治的後果。例如有的司法人員為袒護一方當事人，故意瞞案不報、壓案不辦，甚至濫用職權，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徇私舞弊，貪贓枉法。一些案件因執法不嚴，裁判不公，人民群眾反映強烈。司法腐敗和司法不公不僅會直接損害有關當事人的合法利益，而且會動搖社會大眾對法律的信仰和信心，其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破壞往往是致命性的。嚴懲司法腐敗已成為實現司法公正的當務之急。
3. 談談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改革的認識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五）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3.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4.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哪些問題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 司法權地方化
（二）司法權行政化
(三)法官素質不高
（四審判方式不科學
（五）「執行難」問題
（六）司法腐敗嚴重
5.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 在實踐中出現了哪些問題
第一，我國現行的司法機關的管轄區域與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的管理區域完全重合，故而強化了司法權的地方化。我國是單一制國家，理應只能存在一套統一的國家司法系統，各級司法機關應是一脈相承、統一而完整地行使國家司法權，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國家法制和司法權的統一。然而，在現行的體制下，統一的司法權被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區域所分割，各級地方司法機關已演變為「地方的」司法機關。再加上在現行體制下，地方司法機關人財物都依賴於地方、受制於地方。顯然，要求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權，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有效實施，無異於在緣木求魚。
第二，司法機關系統內的監督機制疲軟，致使司法機關無力通過自身的監督機制來糾正各種執法不嚴以及司法腐敗現象。目前，我國司法系統內的監督主要有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檢察監督和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級監督。就檢察監督而言，人民檢察院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它有權對國家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但是在實踐中，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從來就沒有真正確立和實現。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檢察監督的力度軟化，檢察機關的執法監督意識和監督行為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困擾和束縛，出現了種種障礙，有些檢察機關認為當前法制不健全，監督手段不完備，致使檢察監督難以展開，即使對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進行監督，不僅審判機關不理解，一些黨政機關及領導對此也存在思想誤區，由於出力不討好，不如不監督；二是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所進行的監督只是一種事後監督，在實踐中檢察機關發現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違法時，只能以抗訴的形式要求審判機關糾正。如果審判機關拒絕糾正，檢察機關也無能為力。長此以往，必將嚴重損害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檢察機關也是司法機關，我國現行法律只規定檢察機關有權監督其他司法機關，至於如何監督檢察機關的檢察權問題，除了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監督外，目前尚無其他明確規定，從而為檢察機關濫用權力提供了便利。就審級監督而言：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上級審判機關有權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實行審級監督，在實踐中，上級審判機關通過審級監督的形式對下級審判機關的違法行為確也進行了有效糾正。但是，審級監督是審判機關系統內部的監督，由於我國實行二審終審制，再加上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困擾，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進行審級監督的著眼點已不再是法制的統一和國家法律的有效實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護。
第三，輕程序、司法機關不遵守程序約束的現象相當普遍。與西方社會所奉行的「程序優先」這一法律理念不同，我國有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傳統，往往把法律程序視為純形式的東西，甚至看成形式主義，或者認為它束手束腳。1979年至今，我國先後頒布了《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等程序性法律。但是由於我國輕程序的法律傳統的影響，在這些程序法中，存在著濃厚的國家本位主義思想。比如：在各種訴訟中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的司法機關始終居於絕對支配地位；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不平等和控告方的證據具有絕對效力；各種程序性規范對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來說是一些硬性的規范，而對司法機關則是一些軟化的約束等。由於我國在立法中輕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影響，有些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甚至認為程序法只是約束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司法機關則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約束。實際上，在我國，司法錯案的發生往往不是適用實體法不正確，而是出現在程序法的執行不嚴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由於受國家本位主義的影響和程序法中缺乏一套嚴密、具體、合理的程序規則，再加上司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輕程序，這樣就極易造成司法活動游離程序法所規范的軌道。程序不嚴謹必然導致執法不規范，執法不規范則必然帶來司法不公正。
第四，現行司法機關的內部管理體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司法責任制。由於長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響，我國司法機關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來管理司法工作，特別是審判機關往往習慣於以此方式來管理法院的審判工作。在我國的審判機關中，法官始終是以法院工作人員而不是以法官個人身份出現在審判程序中，他們對外代表法院履行職權，包括依法調查收集證據、組織並主持案件的開庭審理，但卻無權獨立對外作出裁判。目前，有相當一部分法院由審判委員會或者行政性質的庭務會以集體負責的名義行使對案件的裁判權，無論該案件是否重大或者是否疑難，均由審判委員會或庭務會討論決定。獨任庭、合議庭只對案件事實負責，失去了應有的職能作用，以致形成了審者不能判、判者又不審的局面，審理與判決嚴重脫鉤。由於庭務會和審判委員會擁有案件的實際裁判權，因此裁判的結果和相應的責任自然也由集體承擔，而所謂集體負責的結果是誰也不負責。這種採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法院的做法，既違背了審判工作特有的規律性，也與法律規定不符。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固然不等於法官獨立辦案，但是人民法院的裁判總是應由法律規定的審判組織以法院的名義作出的。目前，隨著審判機關的職能作用不斷擴大和案件大幅度的上升，法院工作的效率越來越成為影響法院形象的障礙，而法院系統內現行的管理方式又加深了法官責任心的缺乏和審判工作的低效率，產生了整個社會對審判機關的「信任危機」。
第五，司法人員法律專業水平偏低，司法腐敗問題相當嚴重。首先，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法官、檢察官任職資格條件的要求是比較低的。例如，我國《法官法》將法官的專業學歷起點確定為大學本科以上，《檢察官法》的規定也是如此。然而，我國現有司法人員學歷的實際情況離這一要求卻相距甚遠。在全國法院系統25萬多名法官中，本科層次的只佔5.6%，研究生僅佔0.25%.而在全國檢察機關系統內的20多萬檢察官中，本科層次的更少，只佔4%.我國司法隊伍的絕大部分構成人員是在1979年後到司法機關的，從這支隊伍的來源上看，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畢業生；二是復轉軍人；三是通過社會招干途徑考入司法機關的高中畢業生。從人數比例上看，後兩部分的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人數。在我國，司機可以轉干當法官，軍隊幹部可以當法官，工人可以轉干當法官；沒有經過政法部門鍛煉、沒有辦過案子、沒有讀過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當院長。（註：夏勇主編：《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頁。）可見，我國現行司法隊伍中非專業化的傾向是相當嚴重的。我國司法隊伍中的另外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司法腐敗。應該說，我國司法隊伍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還是相當廉潔的，但隨著社會上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向司法隊伍滲透，司法腐敗問題漸漸變得嚴重起來。近幾年來，雖然各級司法機關在廉政建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司法機關內部違法違紀的問題依然存在，其中有些性質和情節還很嚴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違法違紀領域越來越寬，違法違紀的人職位越來越高，非法所得數額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狡猾、惡劣的現象，（註：宗河：《譜寫好歷史的新篇章-記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載《人民司法》1997年第2期。）嚴重地敗壞了司法機關的形象、損害了法制的權威。目前，我國司法腐敗的現象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流傳在老百姓中的許多民諺，如「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等等。都說明了司法腐敗現象之嚴重，部分法官、檢察官等已經成了產生腐敗的污染源。（註：李曙光：《97法治：五個問題、五種趨勢》，載《法學》1997年第2期。）
我國司法制度的上述弊端，使得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已無法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有效實施現行法律的需要，它不僅無法使人民司法制度發揚光大，而且已嚴重地損害了司法形象和國家法制的權威與統一。所以，司法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6. 當前行政執法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歸納總結，當前行政執法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行政法律文書製作不規范
行政法律文書的製作，直接體現了行政機關的執法水平，並影響著行政案件的復查、檔案信息的保存和查詢。
對法人依普通程序進行的行政處罰，目前，主要存在問題一是稱謂不規范，如將「法定代表人」稱為「法人代表」。二是有些行政處罰決定書只列法人名稱，不列法定代表人全稱。更有甚者，連法人的名稱也使用簡稱，沒有使用全稱，這不符合行政法律文書的規范要求。
對自然人的行政處罰，一是所列的被處罰人姓名與其有效身份證件不一致，或者列用被處罰人的曾用名，未列用現用名。二是被處罰人的身份不明確，在處罰決定書中未列全基本情況，如出生年月日、籍貫、民族、文化程度、住址等。然而，年齡、民族和文化程度在案件的實體審查中又有著重要法律意義。而且，有相當比例的處罰決定文書製作上簡單、書寫上潦草，讓人無法正確辨認。
二、行政處罰的隨意性大
行政處罰的隨意性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對被處罰人違法事實認定上的隨意性。如在做出處罰決定前對違法事實調查不全面，在製作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中不陳述被處罰人的違法事實，就直接認定其行為違法，並據此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二是程序上的隨意性。如作出的罰款處罰不按收支兩條線的規定收繳，而是執法人員直接收取，且往往不給被處罰人開具法定的罰沒票據。三是自由裁量權使用上的隨意性。比如在最低罰款標准以下作出的罰款處罰無法律依據，以及在自由裁量權使用上作出典型的「人情罰」都屬於這類情況。四是行政處罰決定執行上的隨意性。如處罰決定送達後，沒有法定事由而自行撤銷或者不再過問，不了了之。
三、不注意法律法規之間的有機聯系和邏輯關系
我國法律日趨完善，法律與法律之間、諸多法律程序之間相互關聯，邏輯性強，是有機的整體。例如，《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立法法》，它們之間就有著緊密聯系；《行政處罰法》與《民事訴訟法》有重要的聯系；《農村土地承包法》與《繼承法》也有著重要關系。而實際上，許多行政執法工作人員對日益精細、成熟的法律法規了解不多，甚至一無所知。在行政執法過程中，遇到問題只查閱和研究與本職有關的法律法規，忽視了對公共法的學習和研究。有的工作人員在執法中遇到了問題，不是兩眼茫然、不知所措，就是判斷失誤、妄下裁決。有些行政執法機關在行政訴訟中屢戰屢敗，究其原因，除了人為因素外，與執法人員的法律視野不開闊，不熟悉公共法律知識有很大關系。目前行政機關的執法水平提高緩慢，也與此很有關系。
四、混用行政處罰的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
混用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是當前行政執法中比較突出的問題。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為了減少工作量，對應當使用普通程序的，卻適用了簡易程序。二是應當使用簡易程序，可以簡化繁瑣法律手續的，卻適用了普通程序，增加了行政管理相對人的經濟、精神負擔，浪費了行政管理資源。三是在程序使用上有時看是簡易程序，但在處罰過程卻適用了聽證等程序。名為簡易程序，實則為普通程序，抑或是「簡、普混用」。
五、濫用行政罰沒權和罰沒收據
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對行政處罰種類中罰款的收取程序和向被處罰人開具的收據，都有明確規定。我國《行政處罰法》和其他單行法律規定，對法人適用簡易程序當場作出處罰的，不超過1千元，對自然人則不超過50元。目前，普遍存在的問題，一是對法人的當場處罰金額超出1千元，甚至高達1萬元，開具當場處罰收據。如某行政執法機關對某化肥經營部的行政處罰，就開具了1萬元的當場處罰收據。另如某行政執法機關對某幼兒園的當場處罰收據載明處罰金額為2千元。二是對自然人的當場處罰金額超出50元，甚至高達3千元以上，並開具了當場處罰收據。如某行政執法機關對自然人海某的當場處罰就是3千元，並開具了當場罰沒收據。三是處罰決定明明是對法人的處罰，開具的罰沒收據台頭卻是自然人；相反，處罰決定明明是對自然人的處罰，開具的罰沒收據卻是法人。四是我國法律法規規定了罰款除交通不便地區外，行政執法機關應當告知被處罰人限期將罰沒款繳至指定銀行，但某些行政機關處罰的對象處於交通便利地區，居然也收取被處罰人的現金，並且不給行政管理相對人開具法定票據。有的雖然開具了票據，但開具的卻是舊式收據，沒有使用新式法定收據。這一方面，公安交警在對機動車輛違法違規處罰活動中表現得最多也最明顯。
六、不告知或不正確告知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復議、訴訟權利
告知被處罰人或者行政管理相對人復議、訴訟權利，是行政執法機關的法定義務。一些行政機關在處罰過程中不告知、不完全告知或者不正確告知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復議、訴訟權利。一是在行政處罰決定書中或其他行政法律文書中根本不告知被處罰人的復議權和司法救濟權。二是只告知被處罰人有復議、訴訟權利，但不告知復議機關、受訴法院，也不告知復議、訴訟的期限。毫無法律依據地告知行政管理相對人復議期限為「20天」，「3個月」，訴訟期限為「60天」，「20天」等等。這些告知完全是行政機關自設的期限。三是只告知行政管理相對人向實施處罰的行政機關的上一級復議，而不依法告知地方政府也擁有復議權。或者相反，只告知地方政府有復議權，不告知上一級行政機關也有復議權。只告知行政管理相對人有行政訴訟權，而不告知復議權。或者只告知復議權，而不告知行政訴訟權。
七、行政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情況時有發生
執法人員的服務意識淡薄導致不作為。我國現行法律、法規或者政府規章中，確實存在部門執法主體多元化的問題，導致執法部門工作范圍重疊和交叉。好管的事或者涉及部門利益的事，大家都爭著管；不好管或者不涉及部門利益的事，大家都不管。有些行政管理相對人因為不了解法律、法規，跑錯了部門，或者領導對申訴材料誤批了處理機關，該部門不向領導解釋清楚執法主體，硬要自行做出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不告知行政管理相對人正確的受理部門，要麼在受理後把材料轉給其他部門卻不通知行政管理相對人，造成行政管理相對人反映的問題長時間得不到解決，以及應當行政作為的而不作為，應當作出書面文書的具體行政行為，卻只用口頭告知行政管理相對人，規避法律賦予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法定復議、訴訟等救濟權利。這些都暴露了某些行政機關的執法人員服務意識淡薄，影響了整個執法機關的整體形象。
亂作為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不按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要求辦事，比如超出行政自由裁量權，過高或過低處罰，以罰代法等。如按照法律規定，應當通過公開招標或者平等競爭的方式實施行政許可項目的，承辦行政執法機關不依法定程序辦理，而是直接自行確定。另一種情況是超越職權，在法律規定之外行事。當前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對國家機關公務人員交通肇事涉嫌犯罪的，不能及時向公安機關移交，或者盡管公安機關已經介入，但卻極盡其所能進行調解，以賠代罰，有些甚至長期調而不解，其後果是相關人未受到應有的懲罰，削弱了法律應有的效力。
八、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
正確適用法律程序是正確實施實體裁量的前提。目前一些行政執法機關在處理行政案件時，只注重案件的事實和結果，忽視了處理案件的法定程序，法院因程序不合法而撤銷的行政行為屢見不鮮。例如，行政執法機關在作出某些具體行政行為前，應當先依法履行告知程序，但卻不告知，直接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除了著裝、亮證、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的適用等等存在問題以外，就連法律文書的送達這類對執法機關來說屬於普通法律常識性問題，也存在諸多疏漏。例如將處罰決定書送給案外非親屬關系人員，由案外人轉交給被處罰人，違反了法定的送達程序規定。
九、以行政執法替代民事處理問題
不少行政執法機關和行政執法人員，對如何正確區分行政法律關系與民事法律關系問題，沒有足夠認識，一味簡單地認為只要老百姓來找的事都應該管，且都應由自己管，導致一些本應該由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訴訟解決的民事法律問題也以行政的方式來解決。行政機關處理的這類民事法律事務而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行政管理相對人申請行政復議後，復議機關不得不依法受理並做出行政復議決定，而且行政管理相對人一旦提起行政訴訟，結果要麼是復議機關、要麼是原做出行政處理的機關不得不參加行政應訴活動，從而導致將本機關、上級復議機關把大量行政管理資源拖入復議、訴訟程序中，造成國家行政管理資源的嚴重浪費。例如：涉及道路通行權的糾紛問題、排除妨害問題，均應告知當事人通過基層調解組織或者向人民法院訴訟，而沒有必要一定由行政機關做出處理。當然，要正確區分和判斷行政法律關系與民事法律關系，還需要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掌握比較全面的法律專業知識，而從目前行政執法人員的整體執法狀態看，現有的在職機關工作人員中，這類人才還比較短缺。
十、行政執法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
構建廣大群眾信賴的法治政府，必須要有一批高素質的行政執法人員。當前行政執法人員就素質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執法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部分人員業務水平亟待提高。由於目前的法律和專業知識培訓往往跟不上社會的迅猛發展需要，行政執法人員的法律和專業知識明顯不足，缺少系統的培訓，工作中往往很被動：處理行政案件時往往把不住關，抓不住關鍵，或者將案件擱置、拖延，致使問題無法及時妥善解決，侵害了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二是部分執法人員的責任和服務意識淡薄，權力本位思想嚴重，與新時期大力提倡的法治、責任、服務意識背道而馳。這部分執法人員總是以管理者的姿態出現，並未意識到執法人員既是管理者，更是服務者。這種以管理者自居的執法思想往往造成執法人員和行政管理相對人之間的矛盾激化，對政府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三是目前大量的上訪問題中，相當部分是由於下級行政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的工作失誤、業務能力欠缺、甚至主觀意識不良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的，應當引起各級行政機關、執法人員的高度重視。各級政府法制機構應當依法強化對同級行政執法機關及執法人員的層級監督和業務指導，使各級行政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能客觀、准確、公正地處理好每一件行政執法事項和行政管理事務。只有這樣，才能從源頭上真正減少和解決大量群眾上訪問題。
依法行政是構建法治政府的基礎，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則。近年來，隨著一部部行政法律、法規的相繼頒布，我國的行政法律體系日漸完善，依法行政有了操作依據和行為規范。同時，對加強政府法制建設、提高公務員依法行政的意識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現狀是行政執法機關在依法行政方面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我們還應看到這方面存在的問題仍比較突出，實事求是地講，這些問題也暴露了法制工作的薄弱點。
7. 中央政法委員會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
200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快建設法治國家的戰略高度，對司法體制改革作出了戰略部署。目前，此「意見」已在政法系統內下發，中央政法委正在抓緊制定實施改革意見的分工方案，改革實施工作正在積極穩妥推進。這是2009年和今後一個時期政法機關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央推出的司法體制改革方案的指導思想是：在繼續抓好2004年中央確定的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事項的基礎上，從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出發，以維護人民利益為根本，以促進社會和諧為主線，以加強權力監督制約為重點，緊緊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進一步解決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障礙，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順利運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堅強可靠的司法保障和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核心是調整司法職權配置，加強權力監督制約，促進司法獨立。主要改革內容包括政法經費保障、司法職權重新配置、規范司法行為、落實寬嚴相濟政策、加強政法隊伍建設等方面。
一、建立政法系統財政保障機制，政法經費由中央財政統一保障
長期以來，我國司法不獨立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於司法受制於當地政府，法院的經費及其法官工資、檢察院的經費及其檢察官工資等，都是由當地政府財政部門解決，司法機關的「財權」由政府部門「把持」，使得司法難以「硬」起來，司法很容易受到來自當地政府的干擾，形成司法地方保護主義。從財政負擔上看，2006年全國檢察系統的全部財政支出大約150億元，法院系統大約200億元，一共不到400億元，加上基本建設費用和適當增加工資福利，總量仍在財政可承受范圍之內。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建立政法系統財政保障機制，以後法院、檢察院的經費將由中央財政專項確定，建立分類保障政策和公用經費正常增長機制，解決基層法院的經費保障問題，從而開始打破司法經費由地方保障的格局，逐步化解司法的地方化難題。具體有可能會採取分地區，分級別，結合案件數量和訴訟費收入情況，採用因素計演算法確定各法院的財政撥款數。
二、檢察院刑偵職能劃歸公安局管轄，檢察院專司法律監督
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原有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院享有對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等部分刑事案件的偵查權（自偵權）。對於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可以由檢察院進行法律監督，但是對於檢察院的自偵案件，則長期缺乏必要的制度性限制，只在檢察院內部進行監督。根據「有權利就有監督」的原則，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檢察院對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的刑偵職能從檢察院剝離開，劃歸公安局管轄，檢察院主要專心做法律監督建設，以實現加強權力監督制約的目標，其中包括對法院的監督和對於司法系統其他部門的監督。
三、法院執行職能劃歸司法局管轄，法院其他有關行政職能劃歸司法行政機關管轄，法院專司審判
在我國，法院判決後案件「執行難」很突出，影響到法院判決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包括法院執行在內的有關行政職能劃歸司法行政機關管轄，法院專司審判。
四、看守所劃歸司法局管轄
長期以來，看守所作為主要的羈押場所，由同級公安機關管理。在偵查、羈押、改造主體一體化的管理模式下，看守所對偵查機關的訊問活動缺乏有效的監督，容易出現刑訊逼供現象。近年來曝光的佘祥林案、聶樹斌案中，都存在刑訊逼供，這些案件主要發生在看守所。許多學者提出，為了體現程序公正和控辯平衡，必須做到偵查權和羈押權的分權與制約。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看守所的管理移交到司法部(局)體系之下。
五、決定勞教權力由法院行駛
長期以來，由於其未經審判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點，勞教制度受到很多專家學者的質疑。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長期呼籲取消勞教制度。勞動教養制度主要的依據是1957年8月3日國務院公布實施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及1979年由國務院公布施行的補充規定和1982年由國辦轉發的試行辦法。胡教授認為，一個決定實施半個世紀，一個試行辦法試行20多年，已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此項權力由公安機關移交調整到法院來行使，以確保這項權力的行使更加規范化。
六、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司法體制改革提出要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上升為法律制度，轉化為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落實到執法實踐中去，使之既有利於控制社會治安大局、增強群眾安全感，又有利於減少社會對抗、促進社會和諧。一方面，適應新時期犯罪行為發生的變化，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的犯罪從嚴打擊。另一方面，對輕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按照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實行寬緩處理，盡量教育挽救，增加社會和諧。
七、加強政法隊伍建設
司法體制改革本著「從嚴治警」與「從優待警」相結合的原則，提出完善政法幹警招錄和培訓機制，完善政法幹警行為規范和職業保障制度，加強政法機關廉政建設，嚴肅查處政法幹警違法違紀行為，改革完善司法考試制度和律師制度等。
8. 如何破解審判機關落實司法責任制難點的思考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同時提出:「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准,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
為此,中央《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提出:「主審法官、合議庭法官在各自職權范圍內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
為貫徹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總體部署,優化審判資源配置,明確審判組織許可權,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責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增強法官審理案件的親歷性,確保法官依法獨立公正履行審判職責,根據有關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實際,最高人民法院於2015年9月21日制定頒布了《關於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分別以目標原則、改革審判權力運行機制、明確司法人員職責和許可權、審判責任的認定和追究、加強法官的履職保障、附則等六部分共48條。具體內容涵蓋了探索改革審判組織模式、明確司法人員職責許可權、明確違法審判責任的情形、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建立專業法官會議制度、加強法官依法履職保障。其中,有探索改革審判組織模式等內容。
在上述政策與制度框架體系下,被中央司法改革領導小組確定為第一批進行司法體制改革的「6+1」省區市的三級法院作了積極的試點與推進工作,其顯著的成效就是沖擊了審判人員固有的集體(法院)承擔司法責任的意識,而轉化為「誰辦案、誰負責」,且「對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的新司法責任理念,形成了極具壓力的辦案質量倒逼機制；同時,也根本改變了長期存在於司法領域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行政化辦案模式,初步形成了審判權與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相分離的新機制。司法責任制的推行更為員額制和司法人員分類管理提供了保障。
司法責任制的落實難點
當前,隨著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推進,司法責任制在落實過程中也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和障礙,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推進的難度,若不加以有效破解會影響改革成效的充分體現。根據筆者的調研情況看,具體來說,司法責任制落實中的難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如何凝聚合力落實改革措施。
司法責任制改革是本輪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基礎性、全局性的地位。
與此同時,司法責任制改革與其他改革舉措之間,亦呈現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司法責任制的全面落實,需要與人員分類管理、員額制、職業保障、省以下人財物統管、司法責任追究等制度協同推進,形成共同推動改革的合力。當前,部分改革舉措如省以下人財物統管、司法責任追究制度等推進遲緩,部分改革舉措仍停留在中央文件等頂層設計層面,在地方政法機關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再加上還有部分政法領導幹部對司法責任制這塊難啃的「硬骨頭」存在畏難情緒、懈怠心理,存在「不敢改、不想改」的情況。這些因素加大了司法責任制的落實難度,急需採取有效舉措予以破解。
二、如何處理放權與監督的關系。
司法責任制改革的內在邏輯是放權或還權於法官、合議庭,實現「讓審理者裁判」。但基於目前隊伍整體職業素養參差不齊、司法面臨的社會矛盾紛繁復雜、法院內部運行秩序尚未理順等現狀,一味強調放權,理想化地主張讓法官、合議庭完全自主決定案件,不僅不能解決司法的沉痾宿疾,反而可能導致審判運行秩序的混亂,引發新的司法不公等問題。
不久前,筆者在某試點地區法院調研時了解到,自從院庭長不再審簽裁判文書、不再對案件質量把關以來,該地區反映案件審判質量的部分指標,如一審服判息訴率、二審瑕疵改發率、民商事案件調撤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上升。此外,案件審批制度取消以後,「同案不同判」的現象也有所凸顯。可見,在目前缺少相應的監督制約、指導幫助以及協調管理機制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放權與監管的關系,將決定司法責任制能否順利落實,甚至可能會影響司改的大局。
三、如何設計司法責任追究制度。
除「讓審理者裁判」外,司法責任制另一核心內涵是「由裁判者負責」。科學合理的司法責任追究制度是確保辦案質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選擇。這既有利於增強司法人員辦案責任心,又不會挫傷其積極性。為此,中央專門制定了相關的規范性意見,就錯案責任和免責條件作了原則性規定。然而,司法責任追究制度仍然存在著頂層設計不完善、法檢兩家司法責任內涵范圍不清晰、司法責任追責程序行政化等弊病。尤其是因缺乏司法責任制的配套制度,導致司法權力運行機制不科學、責任保障不到位,制度的落實效果不盡理想。
四、如何面對內部反追責的壓力。
每一起冤假錯案都必須依法糾正,冤假錯案中有關人員犯下的罪錯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由於破案心切或客觀上判斷錯誤,造成對有關事實和證據的錯誤認定；另一種是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對當事人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甚至徇私枉法故意冤枉好人。前一種情況一般要按照黨紀政紀問責,後一種情況則要追究刑事責任,但無論哪種追責,司法機關都面臨著很大的「反彈」壓力。所以,在實踐中,為了避免有關人員被追究責任而掩蓋被錯判的案件,於是出現「追責與反追責」的糾結。由此可見,不少司法人員還是不明白一個道理,即如果為了掩飾錯判、避免追責而拒絕糾正冤假錯案,只會犯下更大的罪錯,最終招致更嚴厲的責任追究。
司法責任制的難點破解思考
一、突出重點、統籌兼顧,形成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整體合力。認清各項改革舉措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和高度關聯性,對各項改革舉措的順序和進程進行科學統籌,把握好推進的節奏和力度。
員額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前提,在積極開展入額工作的同時,還應當妥善處理好未入額人員的分流安置政策；職業保障機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有力驅動,要在頂層設計方案的基礎上,結合省以下人財物統管制度改革的推進,對保障的主體、方式和力度等進行進一步明確；績效考核機制是落實司法責任制的應有之義,通過完善業績考評制度和辦法,明確新型權力運行機制下司法人員的工作要求,實現評價機制與員額退出機制、懲戒機制、激勵機制的有效銜接。
二、有序放權、科學監督,構建符合司法規律的監督制約機制。放權不放任,監督不缺位,關鍵是要明確司法管理和監督權力的邊界和行使的方式。堅持有序放權與監督管理相統一,推動司法業務管理監督由微觀向宏觀轉變,提高管理監督科學化水平。
依託現代信息科技技術,打好辦理案件的「組合拳」。建立適應新型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的內部監督機制,加強規范化、標准化建設,細化各類人員崗位職責、工作流程,確保各類主體權責清晰；發揮專業法官會議作用,架設案件研習的「度量衡」。在放權的同時,加快確保法律適用統一的機制建設,充分發揮專業法官會議作用,建立和完善類案檢索和類案參考制度；改革審判委員會的職能,築牢法律統一適用的「防護牆」。強化審委會總結審判經驗、統一法律適用職能,最大限度減少「同城同案不同判」的現象。
三、嚴格依法、規范程序,設計科學合理的司法責任追究制度。前提是制定司法責任追究的法律法規。追責的依據應上升為法律法規。制定相關法律是構建我國司法責任追究機制最基本的形式,沒有這一形式,追責機制必將如空中樓閣難以實現；基礎是區分違法辦案責任和錯案責任。在此基礎上,分別制定不同的追責制度,完整的追責機制包括追責的依據、主體、事由、程序、種類及救濟等內容；核心是設置明確科學的二元追責標准。追責標准應由當前唯結果論轉向「不適當行為」為主、「結果過錯」為輔的二元追責機制。這意味著,裁判結果並非決定責任追究的唯一條件,這可以避免追責機制對法官良心可能造成的破壞；關鍵是堅持程序正義與實體公正並重。在責任認定過程中,必須遵循程序公開、程序正當原則,適當組織社會專業人士參與責任認定,或直接由省級法官懲戒委員會主持進行,有效解決司法責任內部追究的公信力問題,並充分保障法官的申訴救濟權利和名譽權利；必要是構建法官獨立行使職權的保障機制。保障司法人員獨立行使職權是建立追責機制的必要配套措施,獨立行使職權的保障機制(職業、身份、薪酬、安全、文化等)要與追責機制同步建立。
四、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合理借鑒域外法官責任制度的經驗。域外國家對司法責任的追究主要體現在法官懲戒制度中。這種制度的重心在於對法官個人的職業倫理道德的規制,以人案分離、程序外製約為特色。我們可以從域外法官懲戒制度的比較研究中,找出對構建我國司法責任制構建的有益借鑒。
法官懲戒制度的核心是職業倫理道德。不同的職業以本行業的倫理道德作為行為規則,其職業倫理道德共有意識可以增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在遇到問題的時候人們依照職業倫理道德的行為模式可減輕決策的負擔,也有利於社會系統的和諧與穩定。
一個沒有共同倫理的群體,是一個沒有凝聚力且缺乏穩定的群體。應當明確的是法官的職業倫理道德並不是一種古板生硬的說教,也不是一種深不可測的理念,而是對司法本身規則的總結是一種應用倫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技術性思考,並內化為一套可操作的准則。法官行為與職業倫理准則的建立,旨在更周密地定義可以接受和應當禁止的行為,既向法官提供一個如何行為、處理自身事務的服務,又向公眾提供一個他們應當知道的對法官行為的期望。
通過總結,可以歸納出域外法官懲戒制度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施機構的專門性。對於司法官的懲戒機構在相關的法律中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只有法律規定的具有專屬管轄權的部門才有權對出現問題的司法官進行調查和實施懲戒,而其他任何部門和個人都無權實施懲戒。比如:美國聯邦和州都是由國會或議會負責實施法官彈劾制度；同時由司法機構或主要由司法人員組成的機構負責實施司法懲戒制度；德國基本法規定,有關對司法官追訴的審判,專屬於聯邦憲法法院之許可權。在聯邦法官在行使或不行使職權時違犯本基本法的原則或邦的憲法秩序時,聯邦憲法法院經聯邦議院要求,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數裁決將其調職或命令其退休。在故意侵犯的情況下,得為罷免之宣告。
二、審查標準的多元性。普遍設立了多元性的審查標准,意味著法官不僅要對其職務行為負責,更要對其職務外行為承擔責任。域外法官懲戒制度對懲戒行為的界定是寬泛的,只要其行為有損法官職業的威信,就有可能成為懲戒的對象。
三、懲戒程序的嚴格性。聯合國《關於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司法獨立第一次世界大會《司法獨立世界宣言》和國際法曹協會《司法獨立最低標准》均規定了保障被懲戒法官的四大原則,即無明文行為標准不受懲戒原則、秘密審理原則、聽證原則、法官有上訴權或請求復審權原則。相應的,域外各國對於懲戒法官的程序也做了嚴格細化的規定。
四、司法責任的獨立性。法官的職業倫理責任獨立於刑事責任。這避免了追究責任可能產生的競合與混亂,也可以確保法官可以理性、良心、獨立地作出裁判,並賦予其敢於擔當的職業底氣
9. 如何看待司法體制改革
您好，
第一，對本輪司法改革的態度問題。我認為，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依然應該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輪司法改革。中央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學界的預期，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是應該對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問題上，學界是有共識的，黨中央也有共識。當然，完全的共識可能還沒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環境和氛圍已經良好，因此，我們應該從各個方面積極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這次機遇。
第二，應充分認識到司法改革的艱巨性。我參與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所進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參加了廣東省司法改革試點方案的調研、座談，等等。從自己的親身體會而言，從實際出發，我認為，對於司法改革不應過於樂觀，而必須充分認識到其艱巨性。僅以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試點的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來說，每一項試點工作的實現其實都很難，困難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為例說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為例。這項改革的目的，是通過單列法官員額，精簡法官隊伍，提高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和專業化水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方案將法官在司法隊伍中的比例確定為33％，這給中央很大的信心，覺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實際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現有全體人員總數而不是單以中央政法編法官人員總數為基數計算的。深圳的員額制改革，力度比上海還大，在我看來，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並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難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如何妥善處理現有人員。如果大量現有人員超出改革方案確定的人員分類比例，如何安置這些需要轉崗的人，顯然就會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同時，伴隨著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長期不辦案的法院領導轉為法官，那麼，現在正在一線辦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轉為法官助理等，辦案質量誰來保證？不會辦案的成為一線法官，會辦案的成為法官助理，這種情況如何避免？對於人員分流，我們的慣例就是論資排輩，這種辦法阻力最小，但與改革的目的直接沖突。如果不允許法院領導迴流辦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員通過職務升遷而認可改革的動力不復存在，就可能成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個單位工作，管著法官的待遇低於法官的待遇，他們的積極性如何調動？
其次，完善司法責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權責統一、責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明確法官辦案的權力和責任，要求法官對所辦案件終身負責，嚴格錯案責任追究，對於提高案件質量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主觀上沒有任何問題。但完善司法責任制，需要釐清一系列錯綜復雜的關系。比如，如何在主審法官與合議庭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在合議庭與審委會之間劃分許可權和責任范圍，如何處理好法官與法院院長、主管副院長、庭長、主管副庭長的關系，切實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面臨諸多體制性難題，涉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盤考慮，系統規劃。而且，法院的領導是法官的行政上級，即使他們不再享有審批案件的權力，但作為領導，他們對法官的影響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實現。不允許審批案件，法官獨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負責？同時，有些案件，法院領導都決定不了，這是我國的實際情況，辦案必須講政治，一個法官，能負起責任嗎？另外，完善司法責任制，還面臨如何平衡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偏重責任忽視權力，最終很可能導致法官在重壓之下以消極怠工逃避責任，無法實現提高審判質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獨立上同時推進，這項改革也很難到位。
再次，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現對人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統一由省提名、管理並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機制；二是實現對財物的統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經費由省級政府財政部門統一管理機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標的針對性很強，就是要切實解決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財物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政府而無法實現審判獨立的問題，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國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財物方面不再受制於地方黨委政府，也仍然難以完全擺脫其影響。像建設規劃、家屬安置等，很難不受地方控制。特別是，在我國現有體制下，離開了地方黨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級黨委政府的支持，法院開展工作比如執行判決就會面臨不少困難，甚至寸步難行。因此，如何在擺脫地方黨委政府幹預的情況下，獲得其對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進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實現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後，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對省以下各級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預，也是需要繼續認真考量的問題。從實際情況看，上級對下級的干預，實際上並不比同級黨委政府的干預少，甚至還要更多。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最後，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目的是通過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動司法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正規化建設，使法官們能夠安於工作，獨立判斷，獨立負責。對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對司法人員的職業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懲戒、免職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別於普通公務員的特殊規定。應當說，這種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符合司法職業的特點。問題是，在當下的社會環境下，如果對法官的退休年齡、薪酬待遇做出優於公務員的規定，如何讓全社會尤其是行政部門理解並接受這種改革而不致產生新的矛盾？畢竟，每個部門都會認為他們工作的責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質更重要，例如紀委、組織部、發改委、編辦等等，還有主導本輪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統。從目前已經出台的試點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實很有限，但責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則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員是否可以承受這種改革？之前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從貴陽市法院系統借調來一批法官幫助辦案。工作結束後，廣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優秀法官可以留下來工作，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留下。貴陽的法官普遍認為，在廣州工作，工資待遇雖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則多出了數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當年求職時，他們中的許多人想分配到廣州工作來不了，現在有機會，他們卻不願意來。這種心理，應該不是個別的，需要我們重視。
第三，我認為司法改革應重點解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需要進一步明確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認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終是解放生產力，是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進一步提高法官檢察官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能夠在工作中切實忠於憲法法律，有條件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處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設與改革。體制改革只是保證他們切實做到依法辦案的一種方式。不能把體制改革本身當成目的，而應把通過體制改革解放司法官當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僅僅是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對如何更好地達致改革目的缺乏考慮，甚至缺少熱情，聽取一線法官、檢察官、律師意見不夠，針對性需要加強。
第二個問題是需要進一步釐清司法改革的動力來源。司法改革依靠誰進行？由誰來推動？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領導體制問題了。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幹部管理體制和工作體制。在體制不改的情況下，由上級發動進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懲戒委員會懲戒有錯誤的法官。但懲戒委員會能代替紀委嗎？是代替不了紀委的。懲戒有懲戒委員會，違紀有紀委，違法還有司法機關。懲戒委員會能做違紀違法查處工作嗎？還有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能代替組織部，能代替人事部門嗎？現在，法官檢察官通過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提名，由組織部門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長、檢察長則是組織提名，包括上級法院、檢察院與下級法院、檢察院的同級黨委協商後提名，但提名後，也要到組織部門去考察，然後要提交人大去通過，而且是地方人大通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在目前的法律體系格局下，如何發揮地方黨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個問題。況且，我國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僅考慮上級來推動改革，不認真發揮下級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難做好，而且還涉及我們的政權組織形式這一根本問題。所以，依靠誰去進行改革？不去充分發揮地方的作用，不去動員人民群眾，僅僅靠這種方式改，我覺得可能有點問題。還是應該要調動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領導與群眾，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頂層設計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頂層設計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當年中國之所以進行改革開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頂層設計出了問題。在小平同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並取得了巨大成功。現在，情況好了，經濟發展了，國力增強了，是不是就可以放棄摸著石頭過河，改為頂層設計？我覺得需要慎重考慮。目前，加強頂層設計是必要的，但是，我認為，不應過分強調、依賴頂層設計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還是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提法，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觀點，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國情復雜，地區差異巨大，對此，頂層設計很難做到面面俱到。在各個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頂層設計，在具體實踐中放棄「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盡如人意。中央的政策當然很重要，有利於減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給法官漲工資，一開始，組織、人事、財政部門都有不同意見，但是因為一來中央有政策，二來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大力支持，法院與有關黨委政府部門也進行了充分溝通與協商，獲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後還是實現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實踐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寶劍，還必須依靠自己主動去探索、打拚，與同級黨委政府認真協商，這樣，才能根據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解決本地區的具體問題，走出一條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這是目前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10. 司法體制在現代體制中有哪些作用
具體作用如下：
可以有效的管理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問題；
可以制約現在執法人員的管理許可權；
可以保證社會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