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等制度創新及影響

① 我國民法典為什麼需要創新與突破

一、民法典是民法科學化的基本形式和標志
民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法律部門，民法學是一門科學。民法學有科學性，民法也有科學性；如果民法沒有科學性，或者不可能有科學性，那麼民法學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依據。
民法的科學性源於何處？源於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規律性。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主要的是自然人。人要生存就需要有物質資料，就需要有財產權；人活得自由、有尊嚴，就需要有人身權。隨著商品經濟發展，法人也成為民事主體。民法是調整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是調整社會生活關系和商品經濟關系的基本法。民法調整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各部分都有其豐富的內容，各有其不同的特點，但有共同性，有共同的理念、原理、原則。明確了民法的理念、原理、原則，就能掌握民法發展的大方向和規律。民法的理念、原理、原則集中體現在民法典中。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重視個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注重商品交換，發展市場經濟。伴隨著的是民事立法的大發展，成果輝煌。立法機關宣布，2010年已經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已經形成的民法體系是初級層次的體系，不夠完善，科學化程度不高。例如：缺少民法總則；缺少債法總則；關於人格權的規定不能適應新情況；單行法之間存在著重復、矛盾、沖突，等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民事司法的統一、公正、高效和權威性，是產生社會矛盾的原因之一。這些問題都屬於立法問題，不能用司法解釋的方法解決。
進一步說，即使全部單行法都修訂好了，而不將其整合為民法典，也不是高層次的、科學的民法體系。因為民法所調整的各種社會關系有其內在的聯系和規律性，單行法各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不能體現民法整體的內在聯系和運行規律。《物權法》和《合同法》各自獨立，沒有民法典，不能反映合同是債法的組成部分，不能反映債是財產的組成部分。物權關系和債權關系以及其他各種民事法律關系之間，不僅是互相聯系的，而且往往是互相轉換、互相制約的，其聯系、轉換、制約有一系列的制度和規則。例如：市場交易可以請他人代理，需要適用代理制度；買賣合同可能會發生不動產轉移，需要適用不動產登記制度；發生債權債務關系，可以採用擔保方法，需要適用擔保制度；請求履行合同、清償債務不能沒有期限，需要適用時效制度；違約或者侵權的，需要適用責任制度；為了維護民事主體的權益和民事秩序，需要有健全的民事主體制度，等等。這些制度各有不同的具體規則，它們是密切關聯的整體。只有民法典才能全面規范民法的基本內容，形成總則與各法分則結合的完整體系，體現全部民法規范的內在聯系、規律性、邏輯性和科學性。有了條理清晰的民法典，處理民事關系就能以簡馭繁、事半功倍。反之，沒有民法典，單行法則不好掌握、處理號民事關系，會事倍功半。
世界民事立法發展史證明，民法典是民事立法科學化的基本形式。歐洲聯盟的民法典草案於2008年完成，這個草案進一步說明了民法典在立法上發展的趨勢。民法典是衡量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程度的很重要的標志，我們不應當忽視民法典在我國的重要性。我國是有悠久歷史的泱泱大國，為世界文明、包括法治文明做過卓越的貢獻。雖然當今我國的民事立法還不夠完善，但是我們有後發優勢。制定一部符合我國國情、21世紀的先進的民法典，將是我國法治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將是對世界法治文明的新貢獻。
二、民法典能夠充分體現民法的重要地位和功能
民法調整社會關系，涉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關系每個人的切身權益，因此民法是非常重要的法律部門。在19世紀中後期歐洲的語境中，民法典在法律體系中具有一種實質上的「憲法性」的地位，這在歐洲學界基本上得到公認。知道當代，這樣的判斷仍然得到歐洲各國學者廣泛認同。20世紀30年代我國學者黃右昌說：「根本法有二：一為憲法，一為民法，其他非憲法的附屬法，即民法的附屬法。」本世紀初日本學者星野英一說：「民法是與憲法並列的法律，憲法規定的是國家的基本理念和構造，而民法規定的是社會的基本理念和構造。」但是，在我國，民法作為非常重要的法律部門，不能與憲法平起平坐，更不能只有單行民事立法民法典才能充分體現民法的重要地位，充分發揮民法的功能。
不同的法律部門，功能不同，不可偏。我國自古就有「重刑輕民」的傳統觀念，1949年建國以後這種觀念還長期存在。記得改革開放初期，媒體上經常這樣講：「要用經濟的方法、行政的方法和法律的方法管理經濟。」這里講的與經濟的方法、行政的方法並列的法律的方法，實際是指制裁經濟犯罪的刑罰方法。改革開放以來，民法的地位空前提高。但是，全民的民法觀念和民事權利觀念的提高還需要一個過程。至今，還在一些人、包括少數領導幹部的心目中，加強法治就是加強政法，加強政法就是加大處罰、嚴打的力度，不懂得民事立法在法律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這是「重刑輕民」典型表現。
作為《法國民法典》起草者之一的波塔利斯說過，民事法律「即使不是構成政府的基礎，也是維系政府之所在」；「只有私權利才能保障公權力。」行政權力直接維護社會安定，民事權利為社會安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基礎牢，則上層穩。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法是長治久安法，是強國之法。
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要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目的在於人民當家作主，保護人民的利益。民法是民事權利法，民事權利是人們生產和生存的基本權利。確認、規范和保護民事權利，是民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任務、基本作用。通過民法規范和保護民事權利，調動全民的積極性，對於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意義重大。從這個角度說，民法是富民之法。
「以人為本」是當代我國的科學發展觀和社會治理的基本理念，充分保護民事權利，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基本內涵。民事權利是人們生存之本。本者，根也，不傷根，不離本，充分保護民事權利，乃富民強國之道。民法典能夠充分發揮民法的功能，為了強國富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民法典。
民法是裁判規范，具有裁判功能。只有單行民事立法，沒有民法典，造成法官查找法律、適用法律、解釋法律等諸多困難，難以充分發揮民法的裁判功能。民法又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具有行為規則和指南功能。只有單行民事立法，沒有民法典，人們難以懂得民法是什麼；有了民法典，便於人們適用民法。
民法還是人們保護自己民事權利的工具，是人們與侵害民事權利者作斗爭的武器，具有法律工具和法律武器的功能。法國民法典是拿破崙親自領導制定的。拿破崙希望法國民法典能為法國人民人手一套，這一點基本上做到了，民法典成了宣傳法國大革命成果工具。如果我國人民基本上都知道我國有一部保護民事權利的民法典，那就標志著我國的法治文明達到了較高的境界。
三、全國深化改革需要民法典
全國深化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就對市場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民法典全面規范商品歸屬規則、商品交換規則和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制度，從而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據。
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容之一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的實質是限制行政權力，加強民事權利，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這是轉變重行政權力，輕民事權利的傳統觀念，改善官民關系，社會發展的基本途徑。民法典的制定、頒布和實施有利於推動這項改革和鞏固這項改革的成果。民法典確立全面的民事權利體系，就為正確處理行政權力和民事權利的關系奠定法律基礎。在此基礎上，實現在民事上「法無禁止即可行」，在行政上「法無授權不可行」，從而構建文明、和諧的社會。
全面深化改革包括民主法治改革。我國《民法通則》規定的基本原則有平等、自願、公平、誠實信用等。民法是集中體現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的基本法。民事法律關系的實踐活動是民主法治生活的大學校、大課堂。制定、頒布和實施民法典，不僅對於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有重要意義，而且有利於培養和提高全民的民主法治意識。
民事立法不僅要描述社會，而且應當引領社會發展。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被海外學者譽為中國的「民事權利宣言」，事實上《民法通則》在較長時期成了改革開放的推進器。未來的我國的民法典應當成為中國的「民事權利經典」，成為全國深化改革的推進器，成為宣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工具。

② 我國《民法典》的主要內容和主要創新點是什麼

1、主要內容：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

2、主要創新點：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

在編纂民法典的過程中，合理借鑒世界法治文明建設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外國的民法條文，更不照抄書本上的民法理論，而是始終堅持從我國國情和實際出發，堅持問題導向，滿足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民法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偉大實踐的最新成果。例如，總則編創新法人制度，增設特別法人；物權編落實中央關於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的要求，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相關規定作了完善。民法典是民事法治實踐的最新成果。

編纂民法典，通過完善權利保護和救濟規則，更好地維護人民權益。民法典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需求。例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們對人格獨立、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的關注程度日益提高，尊重和維護人格權成為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內容。

我國民法典是一部紮根中國大地、立足中國國情、彰顯中國精神的民法典。民法典編纂工作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聽取民法典編纂工作相關匯報。正是因為在編纂工作中貫徹落實黨中央確定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才確保了民法典編纂工作的成功。民法典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特徵。

(2)民法典等制度創新及影響擴展閱讀：

編纂民法典的重大意義：

編纂民法典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和立法任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設部署。編纂民法典，就是通過對我國現行的民事法律制度規范進行系統整合、編訂纂修，形成一部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體例科學、結構嚴謹、規范合理、內容完整並協調一致的法典。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國擺在突出位置，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征程中，編纂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③ 我國為什麼採取民商合一主義

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實質探究
摘 要：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爭其實質是立法模式之爭，「法律部門說」和「法律制度說」都是這一問題的錯誤演繹。「民商完全融合論」、「民商分立論」及「大融合、小分立論」都有其固有的缺陷，在現實立法中難以從理論變為實踐。以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為標志的「民商實質合一、形式適當分立」的三級層次立法體例是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合作與博弈的結果。

關鍵詞：民商合一；民商分立；立法模式；三級層次

當前，我國正在制訂民法典，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就法工委提交的民法典草案進行過了一次討論。為制訂一部完善的、理想的民法典，各種意見、主張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與交鋒。其中，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這個20世紀上半期中國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在20世紀下半期和21世紀初期再次成為理論界爭論的焦點。在20世紀上半期，由於現代意義上民法典的編篡，人們開始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展開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出現了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觀點。到了20世紀下半期，人們又重新拾起這個話題，開始了長達數年的爭論。有趣的是，現在人們提出的理由與20世紀上半期學者提出的理由幾乎一致。將這種現象簡單地歸結於中國學術發展的停滯不前似乎有些不妥，但它確實說明在我國有些問題的討論似乎沒有擺脫歷史的局限。在我國民法典出台之前，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對民商的合一與分立這一老話題予以重新探索，作出民商立法模式的理性選擇，對於我國民法的繁榮與商法的勃興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民法與商法關系的實質

對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這樣一個問題，盡管我們已經爭論了近一個世紀，但人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爭論問題的實質是什麼。中華民國時期，為了編纂民法典，人們自然而然地需要考慮西方傳統上屬於商法的內容是否需要容納到民法典中。在這場爭論中，出現了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觀點。討論的結果是，制訂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全面的民法，但是，在這個民法典性質的文件中，不包括公司法、票據法以及海商法等內容。隨著民法典的頒布，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爭論暫時告一段落。這場爭論的起因是為立法者起草民法典提供理想的模式，但在爭論中，人們自然提出並分析了民法與商法的異同問題。現在我國已經開始了民法典的起草，並打算在2010年以前完成民法典的編纂工作。於是，圍繞民法典的制訂，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是採用「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立法體制的大討論。一時間，專著論文可謂蔚為大觀。但學者提出的觀點和理由與20世紀上半期學者們的意見並無二致。從歷史的發展來看，20世紀上半期學者們提出的關於民法與商法關系的理論對民法與商法自身的發展並無多大幫助。幾十年來，民商法的這種格局在台灣仍然存在，人們並未因這種所謂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而大感不便或歡欣鼓舞。可以說，立法者一時的決策決定了台灣現行民商法的體系。因此，我們可以說，長達百年的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爭實質上是「立法模式」之爭，它是民法與商法實踐的產物，而不是一個理論上的重大問題。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問題逐漸異化。這個傳統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模式問題，而成了「法律部門問題」，「法律制度問題」。民商法關系的這種變化具有顯著的「中國特色」，因為只有我國的學者對「法律部門」和「法律制度」的分類方式如此熱衷，以致於用學術上的分類方法來代替立法上的模式選擇。有的學者認為，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是民法與商法同屬一個法律部門或分屬於兩個法律部門。而法律部門是什麼呢？就是按照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對現行法律規范所作的劃分。由於民法與商法的調整對象不同，所以民法與商法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門。那麼民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商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學術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是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目前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實際上，法律部門是學術界為了研究的方便而對現行法律規范所進行的一種極其含糊的分類。即使同屬於一個法律部門，也未必都放在一個法律文件中，法律文件不等同於法律部門。民法與商法是不是一個法律部門對民商立法沒有多大的指導意義。這種爭論與當初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爭論沒有直接的聯系。這是典型的「老瓶裝新酒」，將問題的實質進行的替代或更新。很顯然，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忘記了討論的終極目的，而陷入了「自己製造題目，自己來解答」的怪圈。

所以，將近一個世紀的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爭論加以分析，我們發現有「立法模式說」，「法律部門說」，「法律制度說」等觀點。爭論的問題實質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問題的起源來看，「立法模式說」更接近真正的問題，是爭論的實質，而「法律部門說」和「法律制度說」則是這一問題的錯誤演繹。

二、我國當前民商立法模式的論爭及評介

對於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學者們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激烈爭論，形成了「民商完全融合論」，「民商分立論」和「大融合、小分立」三種最具代表性的觀點，筆者試圖從現實立法的角度予以評介。

1.民商完全融合論

我國多數學者持這種立法觀點。他們反對制定商法典或商法總則，主張在私法領域只制定民法典一部基礎性的法律，至於公司、票據、保險、海商等則以單行法的形式加以規定，除此之外，還可以相應的民事、商事特別法輔之。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合同法》的制定，使民法和商法有機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法完全融合的經典範例。[1]

這種觀點因其合理性而得到了絕大多數民商法學者們的贊同與支持。但是，從現實立法的角度來看，民商完全融合的立法體例卻有其致命的硬傷。其一，全國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的民法草案除合同法外的其他八篇極少能見到商法的規定，有時連影子也見不到。所謂民商完全融合，法典上卻有民無商。這種做法的結果，必然使人認為法律上只是有民無商而對民商合一產生懷疑，進而反對所謂的民商合一並主張單獨制定商法典。其二，從民法典的立法技術上來講，民法典講求形式的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對諸多商事法律起統率作用的商法一般性規定如商號、商業登記、商業帳簿等內容在民法典中無容身之地，因此民法典無法從綱領上統率諸多商事單行法與特別法，使商事法處於一種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

2.民商分立論

在主張民商分立的學者中，由於對民商關系的看法不同，又可分為兩類。一部分堅持民商分立的學者認為，民法與商法應是兩門完全獨立的部門法，在他們看來「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會認為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觀點是正確的」，其根據主要在於，他們認為民法與商法不僅在指導思想、價值取向等理念方面具有根本的區別，而且在具體法律制度方面，也是格格不入的。另一部分主張民商分立的學者雖然承認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但仍然認為應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這部分學者認為只要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民法和商法的區別，則當然還應採用民商分立的模式。

事實上在民法典的立法模式上，民法起草工作小組內部的意見是一致的，即繼續堅持民商合一立法體例。[2]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張民商分立已經只具有研究上的理論價值，失去了指導現實立法的實踐價值。誠如列寧所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失去實踐價值的理論是不具有生命力的。從世界立法的歷史來看，這種討論也會隨著法典的頒行嘎然而止。當然，我們並不是否認這種主張的學術意義，相反，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3.大融合、小分立

在民法典立法模式的大討論中，個別學者主張用制訂《民商法律總綱》的辦法，實現民商的大融合、小分立。其建議在我國未來的民商事法律完善工作中，放棄試圖制訂一部大而全的或者完整的民法典或民商法典的設想，轉而立足於我國現有的民商事法律規范樣態，一方面制訂一部在功能上總攬民商事活動基本原則和民商法律通則，類似於現行《民法通則》的法律文件，稱之為《中國民商法律總綱》，另一方面則對於現有的各個單行的民商法律進行加工整理，查漏補缺，分別加以完善，使之相互協調，形成民商單行法的系列，從而建立起一個在《中國民商法律總綱》統率下的以各單行民商事法律為支撐的民商法律網路體系。[3]

這種放棄制訂民法典的民商大合一、小分立的立法主張在總體上承認民商合一的歷史發展趨勢，但認為在實踐中民商還需要適當分立。應該說這是對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發展與創新。然而制定民法典已成為受大陸法系熏陶與影響之下的各個國家不約而同的選擇，我國也不例外。在學們者看來，大陸法系的精神即在於以民法為核心的私法體系，民法典則是這種法律精神的象徵，而且它已經演變成為大陸法系存續的一個精神支柱。民法典不僅是一個國家法律文明的象徵，而且已超越法律本身滲入到國民的信仰之中，成為整個社會文明的標尺。在我國，民法典已經正式提交最高立法機構，民法典的制訂已是勢在必行。這種大合一、小分立的立法主張雖然已經不可能由理論變為現實，但對開拓我們視野的啟迪意義卻是巨大的。

三、我國未來民法典中商法規則的設計

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已成為立法者和大多數學者的共識，這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實。在市場強烈呼喚現行中國的商事立法模式及技術水平的調整和提高的今天，如何在民法典中體現商的含義，尚有可探究之餘地。民商的完全融和論與民商的大融合、小分立的立法主張都有其固有的缺陷，難以在立法上彰顯民法與商法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的法律品格。因此，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之中探求第三條道路，是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之中民法與商法反復合作與博弈後的理性選擇。

1.探求第三條道路的必然性

其一，綜觀我國的立法狀況，商法是在既沒有商法典編篡也沒有商法總則統領的情況下，以單行法聚合形式發展期來的，盡管學者們主張我國民商立法體例上應繼續採用《民法通則》的民商合一模式，但在現行的民法框架中還沒有反應對商法整體原則的抽象與歸納，正在起草的民法典也未給商法未來的發展以切實的關懷。隨著市場經濟向全球化、復雜化方向發展，市場對商法將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不能憑著簡陋的商事制度、用民法的基本意識甚至是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來解決商事問題。

其二，法典化是民法的形式理性，大凡法典都具有完整性與統一性，民法典更是以其結構的體系化和邏輯的嚴密性而著稱。我國民法典的制訂極其注重外來資源的移植與利用，由此還形成了羅馬式與潘德克吞式之爭。而無論是羅馬式還是潘德克吞式民法典，其編制結構和體系都無法容納如商號、商業登記、商業帳簿、商法的特殊原則等商法的一般原則性規定。商法特有的規則體系使民法和商法完全融合成為不可能。

其三，雖然國外多數採用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國家，如瑞士、泰國、義大利等，在法典的制訂上只有民法典，沒有商的體現。但我國特有的社會經濟生活背景決定了我國在立法上決不能照搬照套。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或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市場主體缺乏商人氣質和市場觀念，我國急切需要完善統一的商事法律以形成強大的沖擊力，促使市場主體確立全新的現代市場觀念和現代商人意識，快速發展我國的商文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之中的民商完全融合論不符合市場經濟繁榮要求商事法律發達的時代要求，民法典固有的編制體系也使商法內容難以容身。如果一味在民法典之內尋求民商法的形式合一，只會走入法典編纂的死胡同。因此，在民商合一的大框架下探求立法模式的第三條道路，是民法典編纂中處理民法與商法關系的一個無奈選擇。筆者以為，民商法的精神理念的實質合一與形式的適當分立相結合，是一個解決矛盾的不錯選擇。其基本模式包括如下幾個層次：一是學者們普遍認同的觀點，即在私法領域只制定民法典一部基礎性的法律，公司、票據、保險、海商等則以單行法的形式加以規定；二是商法與民法共有的且易於合並立法的制度寓於民法典之中，如公平、平等、誠實信用、合法性等民商法共有的價值取向，商事代理、行紀、居間等制度；三是在民法典之外就民法典無法融合而又對其他商事單行法有著統率作用的商事一般性規定製訂《商事通例》，《商事通例》主要就制訂《通例》的根據、任務、商法特有的基本原則，商號、商業登記、商業帳簿、商事法律淵源等加以規定。由此就構成了民商法的民法典———民事單行法、商事通例———民事特別法、商事特別法的三級層次。

2.三級層次並非民商分立的變臉

民商立法的這樣一個三級層次由於其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必遭諸多詬病，尤其會被以為是民商分立的又一翻版，但筆者以為這種實質民商合一、形式適當分立的立法體例與民商分立是大異其趣的，而非民商分立的變臉。

首先，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的三級層次在實質上仍屬民商合一。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和整個市場所適用的共同規則和共同制度集中規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市場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4]其實，在三級層次的第一個層次即民法典之中，就已經包含了民事生活和市場活動所共同適用的且在立法技術上易於合並立法的規則和制度。民法典在法律地位上仍處於民事基本法的地位，對商事通例等民事單行法、特別法具有統率、指導作用，對商事通例及其輔助性法律的罅漏仍具有補正的功能。通例的制訂，並沒有使調整平等主體關系的規則人為地被分為兩套，並沒有造成民法與商法內容的沖突與矛盾。相反，不同效力層次的民事法律規范構成了一個結構完整、邏輯嚴密、在廣度與深度上能更好調整平等主體關系的法律群落。

其次，在三級層次中民商的適度分立，對民商合一的原有編制體系並無實質改變。主流學者關於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可稱之為兩級結構：民法典———民事特別法。在此種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別法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主體適用民事主體的規定、行為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所謂三級層次實際上在兩級結構的之間加入一個統率公司、破產法、海商法等諸多零散商事特別法的總綱，商事特別法在商事通例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適用民法典的規定。這種三級層次並不是板塊式和拼盤式的結合，而是一種立體滲透的構造，本質上對原有兩級結構的深化與細化，是原有結構失衡下的制度創新。

同時，以商事通例為標志的三級層次符合民法和商法各自的特點，順應了時代呼喚商法復興的要求。由於傳統和計劃因素的雙重影響，我國商法無論在觀念層面還是在制度層面均不發達，制度供給與現實需求之間一直存在緊張關系，現實呼喚商法制度的勃興。三級層次的民商立法體例在民商法律制度中凸現了商事法律制度，對於培育市場主體商人氣質、商法意識具有重大啟迪意義；對於維護商事主體合法利益、保障交易繁榮、安全具有重大制度價值，進而必將導致商法的復興。

這種民商實質合一、形式適當分立的三級層次立法體例是民法與商法的關系、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合作與博弈的結果，其合理價值在於解決了民商完全融合與民商分立兩種論爭的矛盾與沖突。應該說，這種立法體例是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是解決我國目前商事法律制度短缺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參考文獻：

[1] 王利明。論中國民法典的體系[A].徐國棟。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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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梁彗星。商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