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理性

1. 訴累是什麼意思

訴累，我個人認為就是在訴苦自己有多累，自己有多難。有著一種心理不平衡的心態。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會有苦有累。本來生活就是不容易。我們應該克服方方面面的問題。

2. 通過法律救濟渠道用公證的程序理性的方式解決各種糾紛是 法制社會的基本特點也是，在和諧社會的必要保障

法治社會的基本抄特點也是在和諧社會的必要保障。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執政者的個人喜好以及親疏關系來決定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公共事務。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具備精神和制度兩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簡約而言，法治的精神方面主要是指整個社會對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認同和堅決的支持，養成了自覺遵守法律法規，並且通過法律或司法程序解決政治、經濟、社會和民事等方面的糾紛的習慣和意識。

在法治民主的社會中，法律和行政法規等由規范的民主程序產生和制訂出來，並且其司法和執行過程通過規范的秩序受到全社會的公開監督。

(2)司法的理性擴展閱讀

法治作為一種治國的基本規則，要求法律成為社會主體的普遍原則，不僅要求公民依法辦事，更重要的在於制約和規范政治權力。所以，法治在政治上，是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和對政治權力的規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法律是否至上，特別是權力的運行有沒有納入法律設定的軌道，是區分法治與非法治的主要標志。要實現法治，立法機關就要依法立法，行政機關就要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就要依法審判，執政黨就要依法執政。

3. 亞里士多德曾說過：法律是沒有激情的理性。如何理解這句話

「法律是沒有激情的理性」，這是亞里士多德留給世人久頌不衰的法諺。法律是理性的，但這種理性不因情感、私慾和偏見而產生的激情來評判是非紛爭，更不因激情來演繹法律的理性和司法活動的理性。法律工作者理性地運用法律，法官理性地尊重審判規律，那麼，已頒行實施的法律就能成為評判是非、平息紛爭、教化人們言行的唯一準繩。審判規律，就是以實事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以程序公正為載體，以實體公正為目標，以匡扶正義、解決糾紛、平息訟爭、促進社會和諧為理性思維，事後的、被動地、中立地調整行為與法律的關系。用激情左右審判，以激情理解、適用和引申法律，將激情滲透到事實和證據的採信過程之中，神聖的法律就會被人為玩弄，司法活動就會成為激揚文字的游戲，庄嚴的法庭自然也就成了展示訴訟技巧的競技場，人們期盼獲得或彰顯法律意義上的實質正義也就因之而失去了平衡。

司法活動中，要求做到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正是「法律是沒有激情的理性」的理性體現。程序公正，是實現實體公正的前提保障；實體公正，是程序公正前提下的相應結果。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並重的關系，充分揭示了審判活動規律和司法理性的和諧統一的關系。程序法所設定的司法程序，不只是為司法工作者所適用，程序法中道道[程序，同樣為尋求司法救濟主張權利者所運用，殊途同歸，都是追求正義平衡、實體公正的理性。因此，司法活動中的理性，實為一種公共理性，法院審判的特殊作用使得這個公共理性成為人們判斷是非曲直的公共規則，社會實現了正義，法律這個「沒有激情的理性」就會自然回歸。理性的訴訟，理性的裁判，理性的尊重法律，理性的尊重法律事實，也就成為人們共同遵守的一條法則，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也就有了客觀的評價。

同案同判，採信法律實事作為定案依據並依照法律規定作出判決，是「法律是沒有激情的理性」的司法規律和司法實踐。同案同判，採信法律實事，無論是對為主張權利而提起訴訟的當事人還是對執掌審判權的法官來說，都不是憑激情、憑主觀、憑技巧可以實現的，而必須建立在沒有激情、只尊重法律和法律實事的基礎上，給說法，討公道，解紛爭，揚正義。用豐富的激情理性來參加訴訟，以先入為主的激情來偏倚法律實事，憑感覺去理解和適用法律，明顯違背了「法律是沒有激情的理性」的法諺，會使應有的公平正義受到嚴重的損蝕。

4.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5. 美國司法審判一件案子往往出於預感，出於感性，並非是理性思維邏輯！是這樣嗎

美國司法審判根據法律去判決，如果遇到法律里沒有的，就根據歷史上類型案件的判版例去審判。如果法權律明文里沒有，歷史也沒有類型案件判例的，就由法官根據根據具體情況去判，如果不服，就上訴，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決就是最後的判決，以後遇到類型案件，就以最高法院的判決去判。

6. 自由心證

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之探討

自人類舍棄「神明裁判」、「司法決斗」等非理性的證明方式，採用證據裁判主義以來，歷史上出現了兩種證據制度——法定證據制度與自由心證制度。大陸法系國家先前採用法定證據制度，後來轉為自由心證制度。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採用內心確信的證據制度，但內心確信即自由心證，只不過名異而已。英美法系國家雖然制定了龐雜的證據規則，但在對證據證明力的判斷上卻交由陪審團或法官「自由證明」，故其實行的仍是自由心證制度。我國法學理論界在批判西方法定證據制度與自由心證制度的基礎上，提出了事實求是的證據制度。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的司法解釋生效施行，標志著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初步確立。本文試結合該《規定》的有關內容，對自由心證制度的有關問題做些探討。

一、西方自由心證制度歷史發展之考察

自由心證，又稱內心確信，源自法文I』 intime conviction，日文譯為「自由心證」，是指「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由法官根據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斷，形成確信，並依此認定案情的一種證據制度。」 〔1〕其核心內容是對於各種證據的真偽、證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實如何認定，法律並不作具體規定，完全聽憑法官根據「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地判斷。法官通過對證據的審查，在思想中所形成的信念，就叫「心證」，「心證」達到無任何合理懷疑的程度叫做「確信」。法官通過自由判斷證據所形成的「內心確信」這樣一種心理狀態，就是判決的直接依據。自由心證制度要義有二：一是自由判斷原則，即證據的證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斷，法律不作預先規定；二是內心確信原則，即法官依據證據，在內心「真誠地確信」，形成心證，由此來判定事實。

作為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心證制度（以區別於現代自由心證制度）是由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法學家杜波爾首先提出的。1790年12月，議員杜波爾向法國憲法會議提交了一項革新草案，認為法定證據制度起先規定了各種證據的證明力和判斷證明力的規則，既不要求符合案件的真實情況，也不要求法官的內心是否確信，這是一種危害社會的荒誕的做法。他主張用自由心證取代法定證據制度。但是這一建議遭到了保守議員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法定證據制度具有客觀確實性，而自由心證只能使法官主觀擅斷。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杜波爾的建議獲勝。1791年1月，法國憲法會議通過了杜波爾改革證據制度的草案，並於同年9月29日發布訓令正式宣布：法官必須以自己的自由心證作為裁判的唯一根據。〔2〕1808年《法蘭西刑事訴訟法典》第342條對這種新的證據制度作了經典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審員報告他們建立確信的方法；法律不給他們預先規定一些規則，使他們必須按照這些規則來決定證據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所規定的是要他們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處探求對於所提出的反對被告人的證據和被告人的辯護手段在自己的理性發生了什麼印象。法律不向他們說：『你們應該把多少證人所證明的每一個事實認為是一真實的』；它也不向他們說：『你們不要把沒有某種筆錄、某種文件、多少證人或多少罪證所決定的證據，看作是充分證實的』；法律只是向他們提出一個能夠概括他們職務上的全部尺度的問題：『你們是真誠的確信嗎？』」 〔3〕繼法國之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在各自刑民事訴訟立法或證據立法中確立了自由心證的證據制度。

自由心證制度是資產階級為反對封建司法的法定證據制度而提出的，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其在長期演進的過程中，經歷了兩種主要發展形態，即傳統自由心證制度與現代自由心證制度。現代自由心證制度是在批判傳統自由心證制度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法官具有自由判斷證據的職權和職責，其他人無權隨意干涉；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證據的行為受到法律規則，尤其是證據規則的制約，其行為必須符合基本的證據法則。現代自由心證制度徹底摒棄了傳統自由心證制度的非理性和非民主的因素，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首先是內涵不同。傳統自由心證片面地強調法官的心證自由，而現代自由心證保留了傳統自由心證的合理成份，但否定了法官單方面的自由。它擴展了自由的外延，強調「對等的自由」。它不僅要求法官的心證自由，而且要求保障當事人的權利，保障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的「旁聽自由」，以及對審判結果（心證結果）進行公正評論的權利。可見現代自由心證已拋棄了傳統自由心證絕對的性質，而具有相對性。其次是性質不同。傳統的自由心證實質上是一種秘密心證，它要求絕對保證法官內心思想（即心證）的自由，法官有權不公開關於案情的任何看法，除了審判結果。但審判結果是如何形成的，法官有權拒絕回答。因此，傳統自由心證具有濃厚的隱秘性和神秘感。現代自由心證具有公開性，其公開性表現為心證條件、心證過程和心證結果等方面的公開。總之，現代自由心證在本質上是一種開放的心證，一種公開的心證。它一方面保障法官內心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要求法官公開其判決的理由。傳統自由心證制度發展為現代自由心證制度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從法律技術上說，現代自由心證制度既有助於發現真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裁判者的主觀隨意性。因此，現代法治國家在證據評價方式上幾乎無一例外地採用了現代自由心證制度。

二、我國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之評判

傳統觀點認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工作都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審查判斷僅有「以上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人民法院應當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觀地審查核定證據」等原則性規定，故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採用的是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它「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的調查研究方法，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一切從實際出發，以查證屬實的證據作根據，准確地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由於實事求是是貫穿於整個證據制度的基本精神，所以，我們把它叫做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 〔4〕這一證據制度要求司法人員從各個案件的具體情況出發，深入研究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科學地運用證據查明案件的客觀真實。且司法人員在認定案件事實時主觀必須符合客觀，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其核心和最有說明力的理由是這種證據制度科學地解決了主觀和客觀之間的關系，即主觀正確地反映了客觀。

我們認為，作為審查判斷證據的原則應具備如下條件：一是具有法律性，是法律原則，非政治原則或理論原則；二是具有指導性，對法官審查判斷證據具有指導意義；三是具有可操作性。誠然，實事求是是我們做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但將實事求是奉為我國運用證據的基本制度，是不妥當的，也是不科學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實事求是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是一個政治術語，它只是給認識事物的本來面目提供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認識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普遍意義的認識方法和工作方法作為一門專門的科學的制度原則，不能體現該門科學的制度特點，其結果必然造成證據制度的空洞化。

其次，法院或法官認定案件的事實，是法律事實，不一定是客觀事實。因為民事糾紛總是發生於起訴之前，法官探求糾紛的過程總是處於起訴之後，且案件的真實情況是通過證據的證明而得以反映的。它有時和客觀事實相符，有時接近客觀事實，有時卻和客觀事實相反。正如弗蘭克所說：「一個發生爭執的案件的事實，並不是當事人之間實際曾經發生的事實，而是法院現在認為發生了的事實。」顯然，將客觀真實作為訴訟證明的任務，在實踐中不能完全做到，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它提高了證明要求，脫離了訴訟實際，為民事訴訟中的超職權主義行為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將實事求是規定為我國的證據制度，對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都是有所損害的。

再次，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並不能完整概括民事訴訟中法官判案的實情。比如，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沒有提出證據材料，法官也沒有收集到相應的證據材料時，法官是不能拒絕裁判的，他必須按照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進行裁決，即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理所當然地要敗訴。如果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有證據就判，沒有證據就不能判。那麼類似案件就必須先擱下來，等到有了證據後再行判決。如果這樣的話，民事訴訟將產生數不清的懸案。顯然，這與民事訴訟的宗旨和目的是相違背的。

最後，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根本沒有回答法官是如何形成對客觀事實判斷的過程問題。實際情況是，法官總有一個由不知到知，由不全知到基本知的過程。隨著過程的推進，法官腦海里會逐漸形成一種印象、一個判斷。對一種證據制度的命名，基本上應反映法官的這種認識過程。將實事求是的政治術語套在訴訟理論上貌似時髦，實則抽象。它既不能指導理論研究，在司法實踐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顯然不能成其為一項證據制度。

其實，從我國民事訴訟立法以及司法實踐來看，由於民事訴訟法有關證據內容的規定過於粗疏，加之內涵不明確，事實上賦予了法官幾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權。審判人員往往依靠審判經驗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實際上不知不覺都在運用自由心證原則。對此，台灣著名民訴法學者楊建華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論大陸學者如何解說其判斷證據方法實事求是，諱言自由心證主義，但在審查分析比較各個證據後所為之事實判斷，在不採法定證據主義情形之下，仍需視各個法官之學識或經驗與智慧行之，最後仍落入自由心證主義原則之內，在非唯自由心證之餘，仍難免受自由心證主義之影響。」 〔5〕不僅如此，何家弘教授進一步指出：「由於我國多年來一直宣稱我國採用的實事求是的證據制度，一直強調在運用證據時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因此，我國的司法人員在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時確實享有頗讓外國法官羨慕的自由裁量權。」 〔6〕由於在實踐中我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無限膨脹，有學者乾脆將我國的民事證據制度定性為「超級自由心證」。

三、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之構建

縱觀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在證據制度上基本上是以現代自由心證為主，並在吸收法定證據合理內核的基礎上進行改良。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大膽地摒棄了以往對自由心證的誤解，結合我國的國情和司法實踐，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

1. 《規定》的出台標志著自由心證原則的確立

自由心證作為一種制度立足於自由心證基本原則之上。《規定》第64條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原則。該條規定：「審判人員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觀地審核證據，依據法律的規定，遵循法官職業道德，根據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和證明力大小獨立進行判斷，並公開判斷的理由和結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對《規定》的起草說明中所作的解釋，該條所指的「法官職業道德」相當於「良知」、「邏輯推理和日常生活經驗」相當於「理性」、「獨立」相當於「自由」。結合前面對自由心證的闡述，可以斷言：《規定》第64條涵蓋了自由心證原則的基本要求，在證據審查判斷方面實際上採納了現代自由心證原則。只不過考慮到公眾對法律觀念的適應性，在名稱上使用了中國化的術語：法官依法獨立判斷。

2. 《規定》對自由心證原則的規范與制約

在自由心證原則下，存在著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內在危險，因此對自由心證進行規范，也就成為其正當發揮作用的必不可缺的前提。這種盡可能限製法官個人感性因素在證據判斷中的影響的制約機制是多層次多方面的。這些制約在促使自由心證從絕對化走向相對化、由主觀化盡可能走向客觀化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試就《規定》的有關內容予以闡述：

（1）自由心證與法官職業道德

所謂法官職業道德，是指法官從事法律職業時為了維護法官的職業形象，規范其相關行為，在倫理道德上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准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8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職業道德基本准則》之規定，法官職業道德的具體內容包括法官的獨立與公正、司法效率、清正廉潔、遵守司法禮儀、加強法官自身素質、約束法官職務外行為等。法官的職業道德即「良知」，可見法官職業道德的重要性不亞於法律的素養。法官個人的正義感、廉潔與否、個人的好惡和偏見等因素，對於司法判斷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法官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是司法公正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自由心證由法官秉承自己的「良心」作出判斷，而「良心」作為一種職業道德規范，對自由心證的約束一般需通過自律機制予以實現。

（2）自由心證與邏輯法則和經驗法則

所謂邏輯法則，是指人們能夠得以進行正確的思考所必須依據的規則。其主要包括同一律、排他律、矛盾律等。邏輯法則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以經驗法則為根據，從既知事實推導出未知事實的邏輯推理工具。無論任何法系，任何國家，司法審判都是按照三段論的邏輯形式進行的。大陸法系國家一般採用演繹推理，而英美法系國家則慣用類比推理。邏輯是法律思維的工具。公正司法需要邏輯力量和邏輯程序來加以保障。所謂經驗法則，是指人們在長期生產、生活以及科學實驗中，對客觀外界普遍現象與通常規律形成的一種理性認識。經驗法則具有一般性，它是一種不證自明的顯然性命題，是法官評價證據的主要依據。邏輯推理及日常生活經驗是對法官的邏輯法則與經驗法則的認知提出的要求，這個要求可以簡單地概括為「理性」。法官應當是一個理性的人，其經驗、推理、自由心證都應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邏輯法則和經驗法則構成了對自由心證的內在制約。

（3）自由心證與公開原則

公開審判是訴訟制度文明和進步的標志。訴訟活動採用公開原則的首要意義在於，能夠將訴訟這種特殊的社會活動置於廣大人民與社會的監督之下，增強訴訟活動的透明度，促進法官依法公正裁決，進而有利於促進和保障司法公正。正因為如此，現代各國的訴訟法都將公開原則作為一項根本的訴訟法原則。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開審判制度主要包括：庭審過程的公開與審判結果的公開。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有關心證公開的要求，在證據評價中具體包括心證過程的公開、心證結果的公開以及心證理由的公開。公開原則不僅有利於社會公眾對審判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且也構成了對法官自由心證的有效制約。

（4）自由心證與證明標准

自由心證原則在賦予法官在事實認定中自由裁量權的同時，為了不至於使法官的心證這種主觀性的把握為法官個人所濫用，就必須使心證具備客觀性、外在性的基礎。而證明標准則是自由心證客觀化最好的表現形式。所謂證明標準是指「事實認定中法官形成心證的最下限」。〔7〕自由心證是審判行為的靈魂，同時它也是深刻地打上心證主體的經驗、學識、情感烙印的主觀性活動。當人們意識到放任法官心證的恣意與沒有法律一樣都會造成秩序的混亂時，證明標準的客觀化於是被提上了日程。《規定》第73條即為我國民事訴訟確立了「高度蓋然性占優勢」的證明標准。通過證明標准對心證過程中的客觀蓋然率的要求，使得法官不再象以前那樣僅以自己內心是否獲得純粹的心證為依據，而更多的要考慮心證的獲得與客觀現實的必然聯系。由此可見，在事實探知相對化的理念和現實境況下，以證明標准限制自由心證是實現程序正義的最佳選擇。

（5）自由心證與證據規則

證據規則即有關證據運用的法定原則與規范。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證據規則實際上是對人類一般的倫理的、普遍的經驗的一種總結，是經驗法則的一種法定化形式，但與法定證據制度（狹義的證據規則體系）有質的區別。為把自由心證裁量空間限定在合理范圍之內，最高法院結合審判實踐，在《規定》中確立了一系列證據審核認定的規則。如相關性規則（第66條）、自由排除規則（第67條）、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68條）、補強證據規則（第69條）、最佳證據規則（第70條）、自認規則（第72）條、優先規則（第77條）、證人能力規則（第78條）。這些證據規則一般是對證據能力即可采性進行消極限制，但也有對證明力的大小直接予以規定的，如第77條（優先規則）。證據規則是自由心證原則的例外，當然也構成對自由心證原則的制約。

四、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之完善

入世後，我國加快對國外先進法律制度學習和借鑒的步伐。為完善有中國特色自由心證制度，至少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提高法官素質，推進審判長選任，嚴格執行法官獨立審判制度

自由心證在一定意義上是一項依賴於法官主觀人格、品德、經驗運行的法律技術。因此，法官具備良好素質，是公正、准確評判證據的前提，也是其正當行使自由裁量權的保證。正如我國台灣地區學者所言：「法院於事實之真偽，雖有判斷之自由，然亦非可率爾以從事，法律之所期待者，是審判官恆為富於學識經驗之人。」法官是社會的精英，如今我國離培養專家型、學者型的法官之路還很遙遠。在我國當前法官隊伍的總體素質不高的情況下，以一套公開、透明、科學的方法，將少數道德素質高、專業修養深、審判經驗豐富、工作實績突出的法官，選任為審判長，並賦予他們較大的審判權，使法官與合議庭真正承擔起人民法院的審判職能，是非常必要的。馬克思早就說過：「法官沒有別的上司，僅根據他對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嚴格執行法官獨立審判制度，有利於提高法官的使命感、責任感和法官的業務素質，從而為法官迅速審查、准確判斷證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2.進一步推進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改革

當事人主義的哲學基礎就是「讓雙方當事人的偏見在激烈的碰撞中使真實浮出水面」的法諺。當事人主義的訴訟結構表現為等腰三角形，原、被告各為一方，法官為第三方。為了保證裁判者的中立和程序的公正，法官必須與雙方當事人保持相等的司法距離。盡管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已開展了多年，但當前訴訟模式中的職權主義成份仍然過濃。法官庭外調查取證行為還在延續，當事人的辯論結果尚不能對法官的裁判形成實質性的約束等。這樣就有可能使本來中立的裁判機關，在證據收集過程中喪失中立性，容易對案件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加之當事人的辯論要旨不能對法官的自由心證形成必要的限制，所以法官形成心證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令人質疑。而在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下，法官在訴訟實體方面保持相對的消極，以實現中立。法官失去了產生先入為主的可能，亦根除了裁判的恣意，這就在最大限度上保持了法官形成心證的中立性與合理性。可以說當事人主義既是自由心證原則的要求，也是自由心證原則良好運作不可或缺的前提，進一步推進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的改革，是我國較長一段時間內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方向。

3.加強裁判文書改革的力度，要求法官在裁判文書中詳盡展示其心證形成的過程，並建立裁判文書公開制度

我國法官對於裁判文書的製作重視不夠。許多判決書往往單純列舉證據，缺乏具體的分析與論證。一般在列出雙方當事人的訴辯主張後，即寫明法院所認定的案件事實，並用「以上事實有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證明，來表明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是有根據的，然而從法院的裁判文書中根本看不出對存有爭議的材料法院是如何評價、如何採信的」。〔9〕針對裁判文書中存在的問題，最高法院院長肖楊曾在全國法院院長座談會上作出了措詞嚴厲的批評——「現有的裁判文書千案一面，缺乏說服力，嚴重影響了司法公正形象。」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將「加快裁判文書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書的質量」作為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的重要內容，而改革的重點則是「加強對質證中有爭議證據的分析、認證，增強判決的說理性。」正是根據這一綱要精神，《規定》第79條指出：「人民法院應當在裁判文書中闡明證據是否採納的理由。」裁判文書詳盡展示法官心證形成過程，對於制約法官評判證據時的自由裁量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對法官分析、推理、表達能力的提高，總結司法經驗也是十分有益的。同時，為了擴大法官心證接受監督的范圍，還應考慮建立裁判文書公開制度，以便於社會公眾知悉案件審判的結果及法官心證形成的過程。

4.完善心證的監督機制，嚴格落實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

雖然我國與自由心證制度相關的監督機制是多層次、全方位的，有法院內部的自我監督，外部的檢察監督、權力機關的個案監督、社會輿論監督等，但它們的運作方法和效果卻並不令人樂觀。在現階段，著力加強法院內部的自我監督，不失為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對法官在判決書中拒絕開示其心證理由的，當事人可以向法官所在法院或其上級法院反映，要求追究法官瀆職審判的責任。同時，應通過對上訴、申訴、當事人及案例人向法院紀檢監察部門投訴的案件實行嚴格的心證過程審查，對惡意運用自由心證的枉法裁判者，按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嚴厲制裁。

5.加快民事證據立法，科學設定自由心證與證據規則的關系

自由心證存在於證據體系中，就其孤立的行為過程來看，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只有完善了保障程序，特別是相關的證據制度，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抑製法官的主觀性。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規定只有12個條文，而且基本上都是原則性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雖然是一部比較系統針對民事訴訟證據問題所作出的司法解釋，並且解決了司法實踐中的許多問題，但它畢竟只是一種解釋，其全面性、權威性和穩定性都不及於法律。因此，我們應在認真總結我國民事審判實踐，尤其是《規定》實施後運用證據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科學定位自由心證與證據規則的關系，合理確定我國民事證據制度的目標模式，以《民事訴訟法》的修訂為契機，盡快建立起完善的、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心證制度。

7. 什麼學生適合報法學是不是必須很理性之後的司法考試是不是很難我該選什麼專業

不要報法學了抄建議。。。你想啊，襲現在幾乎每個學校都開設法學專業，將來就業壓力會很大的，司法考試已成為全國第一大考，要想過可不是那麼容易的，我是學經濟的，建議你學經濟會比較不錯，因為畢竟經濟才是這個社會的主流，是一切東西的物質基礎。另外，自己的興趣和自己的事業並不一定要符合，那樣你的就業面會很狹隘的。。。你說你喜歡地理和文學，那你不至於去學地質和語言文學吧。。。其實所有的東西，你把他作為事業，總是和你的興趣有差距的，你真正把它作為事業後，反而可能失去了原有的對他的興趣。。。經濟類的專業，雖說人數很多，可他需要的人才也很多，這就需要你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了。。。這是我的建議，希望對你有幫助。。。

8. 我們請了律師 法院判決書下來了 但是律師不把判決書給我們，我們是當事人 請問下判決書應該給誰

律師這樣做很明顯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們請了律師的話，法院一般會發2分判決書給律師的。法院這樣做的原因是：律師需要一份作檔案留底，一份是給當事人的！

你可以去律師所要，他們要是不給的話，你可以去司法所投訴，讓司法所來處理。

再者你就是去法院再要一份，法院都有好幾份作為檔案留底的。

(8)司法的理性擴展閱讀

對一份司法判決而言，如果其裁斷結果是非理性的、不公正的，那麼判決書中所體現的再嚴謹和高超的邏輯推理，再鮮明的規范性、創新性、公開性、法律性和准確性的形式特點也毫無價值。通常而言，由於法律和事實的不確定性，因而裁決結果的公正性標准往往難以界定（當然，違背基本法律規則認定事實、裁斷案件的不在此列）。

也正因為如此，實務界才越來越重視司法判決的理性含量。裁判文書改革應從現實出發，以增強判決的論理性為著手點。當今社會，司法民主已滲透於審判的各個環節，理性審判是法院「公正與效率」主題的必然要求，增強說理性、以理服人是司法判決的內在需要，也是理性審判意識在司法判決上的體現。

司法判決的理性化程度反映了法律文書的品位，富於理性含量的判決書，通過透徹的說理、充分的論證，保證了當事人和社會公眾知曉、理解裁判結果之所以然。因此，強化司法判決的論理性是實現判決公正性的途徑與保障。

9. 最近的法律問題頻繁,法律系統是不是應該更加完善些

法律的生命在於推理
——我眼中的中國法學的困境和出路
「不可調和的調和，矛盾的結合，對立的綜合——這些就是法律的問題。」
——卡多佐
「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
——霍姆斯
摘要：本文從中國法學當下的困境——因非法律因素的干預造成法律結果的不確定性，以至於人們普遍對法律失去信仰，甚至信心——出發，強調在法律適用中法律推理（主要是實踐推理）的價值，以期通過對形式正義的追求，使法律更具明確性，挽回普羅大眾對法律的信心，最終實現追求實質正義的目的。至於如何使法律更加明確，更具預測性，我選擇的進路是建立以類比推理為基礎的遵循先例原則。
關鍵詞：法學困境? 法律推理?? 演繹推理? 實踐理性? 類比推理? 遵循先例? 判例制度？
一.我所謂的當下中國法學的困境?
在我看來，中國法學的最大困境乃在於它的權威遠沒有達到它應該有的高度。這種表現是多方面的。「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1] ，而「敬法者始能成為護法者」，但中國當下的法律人顯然沒有足夠尊敬法律[2]。有學者指出，中國法學困境的關鍵是因為主體性中國的身份缺失。中國的法律人迷失了自己，成為留聲機或者傳話筒，看似對一切事物都思考，但唯獨「對思想根據本身不思想，根據本身是沒有的，或者說是物質的」，以至於「我們沒有中國自己的未來，擁有的只是西方的過去和今天」[3]。而這在我看來也是其對中國自有法律信心缺失的表現。法律人尚且如此，遑論普羅大眾。
中國人並不習慣法律思維，中國人乃是最務實的。中國人習慣的是信仰權威[4]，所以，「有困難找政府」才是中國人數千年連綿不絕的思維方式，期待青天大老爺出來給自己做主才是大多數中國人的期望。這種傳統鄉土中國[5]留下的深深烙印，已經成為我們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難以更易。而所謂法治又必須首先活在普羅大眾心中成為其生活之常態始有實現之可能[6]。這種悖論造成了法律在現實中的尷尬[7]。
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最主要原因又是什麼？我認為是法律的不可預測性。所有人都知道，法律並不是我們尋求解決問題的最終途徑，甚至不是主要途徑（遑論唯一途徑）。「大案講政治，中案講影響，小案講法律」這幾乎是一條眾所周知的潛規則，深深藏在每個法律人（至少是司法者）的腦海深處，無論遇到什麼案件，這條原則總是扮演著過濾器的角色。所以毫不誇張地說，法律最多隻是第三選擇。這是所有法律人的悲哀。
所以，當法律（特別是司法和執法中）過多摻雜進意識形態、政治、民願、道德等其他因素之後，法律並不能給人以確信。也正是這種不確信導致了普羅大眾甚至法律人對法律的不信任。而中國的法律人顯然又沒有告訴，似乎也沒有資格（甚至是違心地）告訴普通人「法律是確定的」[8]。當然即使他們說了，有多少人願意天真地相信也實在是一個不難想像的問題。
二.法律推理
中國的法律不是純粹的法律，中國的法律問題也不是純粹的法律問題。「天理，國法，人情」，國法夾在兩者之間，求上不得，求下不能，不能動彈[9]。即使在有限的運用法律來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法律人所體現的業務素質依然讓人難以恭維[10]。
弗里德曼用資訊理論的觀點分析了法律制度的一般過程，並將這個過程分為原材料的輸入、加工、判決輸出和信息反饋等階段[11]。我在這里集中討論的是第二階段，也就是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即法律信息的處理和思維加工過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分析的問題。
按照波斯納的觀點，法律分析是對法律概念之間關系的探討。而博登海默乾脆認為法律分析就是分析推理，也就是法律推理。這兩種說法都難免太抽象。那麼法律推理究竟是什麼呢？德沃金說：「法律推理是建設性闡釋的一種運用，我們的法律存在於對我們整個的法律實踐的最佳論證之中，存在與對這些法律實踐做出盡可能最妥善的敘述之中。」[12]
由此可見，法律推理是個極其龐大復雜的概念，甚至可以包含法律解釋。它是邏輯思維方法在法律領域中的運用，即對法律命題所進行的一般邏輯推演[13]。可以說，它貫穿於法律適用的始終，甚至還一直都是關鍵。
法律推理根據法律推理在不同難度的案件中所表現出的不同邏輯形式和推理規則，可以劃分為形式推理和實質推理兩部分[14]。
三.法律問題有正確答案嗎？
但在進行法律推理（分析推理）之前，我們首先應該考慮這樣一個前提：法律問題存在正確答案嗎？因為這一問題實際上乃是法律推理是否必要、是否有效的合法性基礎。
德沃金相信法律問題客觀上必然存在唯一正確的答案，「多年來我一直在批駁實證主義者的主張，即對有爭論的法律問題不可能存在正確的答案而只有不同的答案；我一直堅持認為在大多數案件中可以通過推理和想像的方法去求得正確答案。」[15]但顯然波斯納不能完全贊同這種觀點。他稱德沃金為「道德實在論者」，主張衡量法律推理結論正確與否只有一個合乎情理的標准，認為客觀性是指「我在情理上認為其他具有常規智力和良心的人們都可能會合乎情理地當作正確的東西」[16]。有論者認為，他「把正確性和真理性對立起來，陷入了一種真理神秘論」[17]，會導致法律沒有明確性，從而變得不可預測[18]。這是不可思議的。我認為法律問題從來不會像數學或者物理邏輯那樣能夠用公式窮盡一切可能，最終得到真相。法律問題因為人為的參與，不自覺地必然會摻雜很多個人以及群體的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使得法律問題很難說能有一個客觀答案[19]。而只能通過各種綜合實踐理性的方法找到最為符合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人認同的情理的答案。
但這並不意味著法律的不可預測。在後面我將論述，建立合理的先例制度就是十分有效的解決方法。
四.邏輯推理（司法三段論）的作用與缺陷
相信對大多數（法律）人而言，法律推理就是司法三段論。尤其在分析法學家看來，「所謂法治就是要求結論必須是大前提和小前提邏輯必然結果」，但這種將法律適用看作是自動售貨機式的簡單思維[20]，「即使在亞里士多德必然推理和辯證推理的意義上也是一種倒退」[21]。不過在簡單案件中，其實演繹邏輯的簡單推論已經足夠了。
演繹推論的實質/關鍵是：個案是否是規則的一個事例。還是以這個可能是最著名的三段論為例：「所有的人會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會死。」論證的有效性不過在此：蘇格拉底會死這一結論，包含在第一個前提——「人」的定義——之中。事實上，大前提說的只是，這里有一隻標有標簽「人」的盒子，盒子裡面有一些東西，其中每一個都是「會死的」。小前提告訴我們，盒子里的東西都是有名字牌，其中一個名字牌上寫著「蘇格拉底」。當我們把蘇格拉底拿出盒子時，我們就知道他會死，因為盒子里僅有的東西都會死。波斯納指出這種三段論之所以擁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性是因為使用了一個隱喻，一個箱子的隱喻[22]。
演繹推論的適用前提有兩個[23]：1、法律體系的公理化：窮盡事理和自成體系。A、法律體系是完備無缺的；B、體系是和諧一致的，不允許同時肯定又否定一個命題；C、消除了所有符號表述規則及其適用領域方面的模糊性。2、法律命題的形式化。
演繹推理（司法三段論，或者如波斯納所言還包括所謂預設三段論）對於維護法律的確定性和法治原則依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是一但遇到疑難案件或是涉及倫理的案件（也就是我們並不能清楚知道什麼是那個「箱子」，其中裝的又是什麼的時候），僅憑演繹推理就無能為力了。除此之外，演繹推理本身還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24]：三段論的合法性和它的真實可靠性並不必然一致。它的真實可靠性不僅取決於具體的三段論是否合法，而且取決於前提是否真實。也即，當大小前提存在虛假的情況下，結論是否正確是或然的，並不確定。再用關於蘇格拉底的另一個恰當且著名的例子加以說明：「所有的斯巴達人都很聰明；蘇格拉底是斯巴達人；因此，蘇格拉底很聰明。」在這里，盡管結論正確，但由於大小前提都是錯誤的，所以它真實但不合法。而這必然在司法實踐中給人帶來難以名狀的困擾。
五.實踐理性粉墨登場
那麼，如何克服演繹推理對疑難案件的無能為力呢？波斯納的方法是主張用「實踐理性」的推理方法對邏輯推理加補充[25]。實踐理性「這一術語缺乏一種標准含義」，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用法[26]。但「一般來說，實踐理性方法是與邏輯推理的純粹理性方法相對應的注重行動的方法。實踐理性則是人們用以做出實際選擇或者倫理的選擇而採用的方法；它包括一定行為的正當化論證和相對於一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確定，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經驗智慧。所謂實踐理性就是法官、律師在一個個具體案件的法庭審判實踐中，在一次次急中生智的法庭辯論中表現出來的經驗智慧。」[27]
實踐推理應該包括若干實踐理性的方法，其中常識推理、直覺推理、類比推理和解釋推理則是典型。中國其實並不缺乏類比推理的傳統，所謂「春秋決獄」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最為簡單樸素的類比推理的方法[28]。只是隨著近現代中國選擇大陸法系發展道路，並且沒有建立起判例制度，才使得類比推理式微。
而「在大多數現代法律人看來，法律推理的中心是類比推理」[29]。
六.「善推而已矣」——類比推理是什麼？
「類推推理，亦就是將一條法律規則擴大適用於一種並不為該規則的語詞所涉及的、但卻被認為屬於構成該規則之基礎的政策原則范圍之內的事實情況。」[30]所以，類比推理實際上就是根據兩個對象某些屬性相似而推出它們在另一些屬性上也可能相似的推理形式。它的基本邏輯形式是：
A事物具有a,b,c,d,? B事物具有屬性a,b,c；所以，B事物有屬性d[31]。
就法律適用而言，「類比推理在法律適用過程中的公式大體是：甲規則適用於乙案件，丙案件在實質上都與乙案件類似，因此，甲規則也可適用於丙案件。」[32]所以類推其實就是「以前一個案件的相同方式來判決後一個案件。」[33]
這實際上就是遵循先例的判例制度的基本原則。
七.遵循先例原則
「當今，英美法系中站支配地位的觀點認為，明確或隱含地提出某個法律主張的法院判決——特別是終審法院的判決，構成了法律的一般淵源和正式淵源」。但「在羅馬法系國家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論認為，司法先例不應當被視為是法律的正式淵源。」不過我以為隨著兩大法系的不斷交流融匯，大陸法系國家並不能僅僅因為查士丁尼的命令——「案件應當根據法律而不應當根據先例來判決」[34]——就對判例制度心存偏見。而大陸法系國家顯然也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事情正在起變化[35]。在大陸法系國家，「一系列對法律主張做出相同陳述的判例，其效力幾乎等同於英美法院的判例或一系列英美法院判例的權威性。注意到判例匯編是頗具意義的，例如，德國最高法院認為，一位律師如果無視法院在其正式的判例匯編中所發表的一個判例，那麼他本人便應當對此產生的後果對其當事人負責。」在中國，自1992年開始，最高人民法院也委託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每年都主編《人民法院案例選》，也有學者公開呼籲應當盡快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判例制度」。
我以誠實信用這則號稱「帝王條款」的原則為例，來研究遵循先例原則的現實意義。在我國的《民法通則》第四條只簡單提及此名稱而已，相關法學教科書對此也語焉不詳[36]。我以為這就是缺乏判例制度帶來的隱憂，因為這種道德條款很難用語言表達清楚。而在英美法系國家，誠實信用原則是建立在一個個具體的案例中的，後來的法官或者律師只要運用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從部分到部分的推理方式便可以輕松得出在他經手的案件中是否存在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問題——盡管這並意味著他們能指望先例能像手套一樣被輕松套在新的案件之上。
八.建立完善中國自己的判例制度
因此，我國建立判例制度勢在必行。成文法相對滯後和若干抽象原則難以解釋的特點，使得判例制度這種能有效彌補這些缺陷的制度的建立成為迫切的需要。而如前所述，中國的司法傳統並不排斥判例制度[37]，這使得在我國建立判例制度成為一種可能[38]。甚至有學者指出，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選編是有判例之名而無判例之實，我國早已出現判例制度的端倪。這或許是有道理的，但還是應該注意到案例和判例兩者之間還是存在質的區別的。
就目前而言，建立判例制度至少有如下幾種明了的益處：1.補充成文法漏洞與不足；2.彌補法律解釋的抽象性與不足；3.積累經驗，推動立法；4.利於法院司法裁判。
那麼，應該如何建立判例制度呢？這不是我所能探討的范圍了。但「小子姑且妄言之」，這不外乎是誰來/怎麼選、怎麼編、怎麼公布、怎麼更改判例的問題，而這一切都需要制度甚至是立法的確定和保障。
而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判例制度，在我看來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規范和約束法官的司法裁判，減少其任意性。也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律師的業務素質，最終帶動整個法律人職業共同體的良性發展。這樣無疑是恢復民眾對法律信任的關鍵一步。這一步遲早要走出，我們不走誰來走，現在不走何時走？[39]
九.結語：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40]如果我們非得找到真理，找到萬全的辦法才能行動的話，我們無疑只是在等死。
我願是布萊克筆下的掃煙囪的孩子，又願如葉芝為自己選的墓誌銘一樣：
「對生與死，
冷眼一瞥，
縱馬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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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飄 2011-12-12
一、法律傳統資源[1] 界說

（一）關於「傳統」

什麼是傳統？傳統在歷史之流的滾滾風濤中形成，一個古老民族的歷史傳統，總給人以混茫幽遙的印象，似乎無比豐厚，而又無從把握。據徐復觀先生的考證，「傳統」一詞在中國典籍中最早出現於《後漢書.東夷傳》。[2]但所指的只是統治者的權位繼承，與今天所講的「傳統」相去甚遠。中國過去有「道統」的名詞，但也不等於傳統。傳統這個詞，系從英文「tradition」翻譯過來的，而「tradition」又來自拉丁文「traditio」，其次根「tradere」的含義是「引渡」，是一件東西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的意思。E.希爾斯認為，傳統意味著許多事物。就其最明顯、最基本的意義來看，它的含義是世代相傳的東西（tradium），即任何從過去延傳至今的東西。[3]關於什麼是傳統，還有很多觀點，在此不一一列舉，本文贊同對傳統的特殊限定，即它指稱得是「一種前近代社會文化成果的總和，具有相對穩定、內部和諧一致的系統的特質」。[4]

（二）關於法律傳統

本文所說的法律及法律傳統是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的。狹義上，法律僅僅是法律條文與法典;而廣義上的法律及法律傳統包括那些實在法、法律程序以及法律的觀念和法律傳統的思維與價值判斷的標准。法律傳統可以理解為在現代社會還在發生作用的，古代法律體系中有生命力的法律文化傳統。它應該是一個歷時性概念，不僅存在於古代社會中，而且存在於現存社會之中，是由傳統法律生長和演化而來的對現實社會仍發生作用和影響的未曾間斷、不斷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而傳統法律則是一個歷史性概念，時間上主要是指前近代。傳統法律資源就是所有前近代法律成果的總稱，是一個國家法律發展的根基。一定條件下，傳統法律可以轉化為法律傳統。

二、關於法律現代化

（一）現代化衡量的標准

關於現代化的概念，不同的學者曾經從不同的角度作了界定。

1.C·E·布萊克試圖從歷史發生學意義上對現代化加以理解，認為現代化一詞指的是「近幾個世紀以來，由於知識的爆炸性增長導致源遠流長的改革進程所呈現的動態形式。現代化的特殊意義在於它的動態特徵以及它對人類事務影響的普遍性。它發軔於那種社會能夠而且應當轉變、變革是順應人心的信念和心態。如果一定要下定義的話，『現代化』可以定義為：反映著人控制環境和知識亘古未有的增長，伴隨著科學革命的發生，從歷史上發展而來的各種體制適應迅速變化的各種功能的過程」。[5]

2.以研究中國現代化問題著稱的G·羅茲曼繼承布萊克的方法論原則，強調要把現代化看作是一個在科學和技術革命影響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著變化的過程，是人類歷史上社會變革的一個極其戲劇性、深遠的、必然發生的事例。[6]

3.M·J·列維則從社會結構功能主義的立場出發，把現代化視為整個人類社會的一條普遍發展道路，指出「現代化畢竟是社會現實中的希望之星，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飛躍。現代化是社會唯一普遍出路。」[7]

上述種種關於現代化的觀點， 「盡管側重有所不同，但都顯然包涵著這樣一個判斷：現代化所謂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乃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和躍進，是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所經歷的一場社稷社會生活主要領域的深刻變革過程。」[8]「現代化首先是一個變革的概念，是傳統生活方式極其體制向現代生活方式極其體制的歷史更替」；[9]「其次，現代化是一個連續的概念。是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和變遷的過程。」[10]

在筆者看來，現代性和傳統性並不是互相對立和排斥的極端狀態，在任何社會中都不存在純粹的現代性和純粹的傳統型。相反，現代化過程是一個傳統性不斷削弱和現代性不斷增強的過程。每個社會的傳統性內部都有發展出現代性的可能，因此，現代化是傳統的制度和價值觀念在功能上對現代性的要求不斷適應的過程即：經濟領域的工業化，政治領域的民主化，社會領域的城市化以及價值觀念領域的理性化等方面的互動過程。

（二）法律現代化的含義

法律現代化就是指一個國家的傳統型法制向現代型法制變遷的過程。在靜態方面，法律現代化意味著已公布的法律是體系完整、層次分明、結構均衡、規范協調、體例統一，並且體現人民意志、適應社會發展、代表人類前進趨勢的「良法」；在動態方面，其意味著法律「在任何方面得到尊重而保持無上的權威」。簡言之，法律現代化的目標是「法治」（rule of law）的實現。

三、法律傳統在法律現代化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一）內發先行型國家

在現代世界的諸多法律傳統中，以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響最為廣泛，而兩大法系在演進的道路上又都和羅馬法[11]不期而遇。所不同的是，兩大法系的代表性的國家對羅馬法卻採取了迥然不同的態度：作為英美法系的發源地的英國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羅馬法的影響，走上了較為獨立的法律發展道路，形成了以普通法為核心的一種法律傳統；而以德法為代表的歐洲大陸的國家則採取吸收羅馬法的方式進行法律的現代化，形成了以羅馬法為底蘊的大陸法系。英德兩國實質上都是吸收了包括羅馬法、日耳曼習慣法在內的諸多先前法律成果的結果，英國吸收了大量的羅馬法的先進成分[12]，德國中也保留了許多日耳曼習慣法的合理內核。

1.英美法系——以英國為例：英國法律史學家霍茲豪斯認為:西歐國家法律體系的基礎，部分是羅馬法的殘余，主要的是由基督教神學家所調和的蠻族習慣以及教會所保存的羅馬法學家的政治與法律思想。從來源看，英國的法律傳統綜合了日耳曼因素、羅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3]梁治平教授曾在其碩士論文《英國法中的羅馬法因素》⑤中提出英國對羅馬法吸收方式與大陸國家的不同也可能是英國法獨立於羅馬法傳統之外的一個原因。在普通法建立之初，法官們都是精通羅馬法的，布萊克頓就是一例，他們在簽發令狀時受羅馬法的影響是難以避免的。但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令狀和判例這一普通法的發展方式。普通法以令狀為依據，以判例為表現形式，這使得更抽象化、將法律規則和規則的理由相分離的羅馬法只能溶於普通法之中，而無法以法律規范這一傳統形式表現；另外由於又受制於普通法的思維方式，即便是專家也難以發現羅馬法的影響。而且法系之間最直觀的區別在於法律的表現形式和思維方式而非內容，這一事實又強化了英國法的獨立地位，形成獨立於羅馬法之外的法律傳統。

（1）中央法院系統和巡迴審判。11－12 世紀，在中央王權的不斷強化過程中，審判權也向中央集中。開始由國王及其政府巡迴審判，但隨案件的增加和為了消除不定期巡迴審判的弊端，逐漸形成了固定於威斯敏斯特大廳的三大王室法院，巡迴審判在亨利二世時也進一步制度化。他們的作用是統一地方的習慣，形成了「王國的統一習慣」，這是任何地方領主法院都作不到的。而且，密爾松認為，適用這些習慣的法院由地方法院轉為王室法院，使習慣的性質發生了改變，「王室法院……認為這些習慣只是一些規則和抽象的權利，」習慣就變成了法律。這種將不成文的習慣轉變為法律，並用判決的形式固定下來的結果就是形成了英國自己的法律傳統。

（2）令狀制度。令狀是王室法院管轄權的依據，也即欲獲得王室法院（也即後來的普通法）的救濟，必須獲得令狀。而每一令狀都是對一種爭端的處理並包括相應的程序。

（3）陪審制。先前的陪審團是證明法律和事實的證人，他們為當時的巡迴審判提供當地的習慣，為後來統一全國習慣打下基礎。這里指的是小陪審團，它是為取代神明裁判和決鬥法等落後的裁判方法而設的理性的審判方法。它的運用使王室法院吸引了更多的當事人，促使王室法院的管轄權不斷擴大，這是它對普通法發展的第一個貢獻。另一個貢獻是，由於陪審團不是上帝，而是由會犯錯誤的一般人組成的，概括的證據則會誘導他們犯錯誤，這迫使法院改變以前概括的陳述和抗辯方式，使陪審團「在考慮事實的細節之後才作出」判決。這使得實體法開始產生。

（4）辯護士。辯護士是在王室法院固定和小陪審團產生以後出現的。當固定的王室法院建立以後，鄰人誓證就維系不下去了，從地方帶一群鄰人到倫敦進行訴訟是不經濟的，於是倫敦就出現了一批職業法律者。他們既非鄰人，其作用就不可能是誓證了。加上陪審團的世俗性（如上所述），於是他們的作用就是替原告詳細地而非概括地敘述事實，替被告一句一句地對原告的敘述進行抗辯。而每一種抗辯都是以承認一種規則為前提的，後來人就是從這些辯護士的抗辯中尋找法律規則的。[14]而令狀制度的復雜性以及選錯令狀的後果導致了辯護士的增加和專業化，最終形成了封閉的行會式的律師團體。

（5）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是對法律過程的記述，後來則成為法律教育的基礎和法律淵源的資料來源。第一種是《令狀匯編》，由於訴訟必須以正確的令狀開始，而了解王室普通法也需要令狀知識，而此類書籍的大量存在又為令狀制度的固定化打下基礎。第二種是大法官的作品，其中以格蘭維爾和布萊克頓的最為著名。書的基本內容是關於令狀和判例的使用方法。第三種是《法律年鑒》，它記述了從訴訟以令狀開始到判決結束的整個過程，尤其是關於陳述和抗辯，它將陳述士陳述和抗辯中記錄下來，也即記錄了對案件適應的實體法。沒有人像羅馬法學家一樣寫決疑作品之外的法律評述和體系化的教學用書，沒有將事實簡化成一兩句話的評注，只有程序性的令狀和具體冗長的辯護辭。這些法律文件為法律教育提供了在當時法院中實用的法律知識；這些法律文件的內容又主要是對令狀和判例的評述，這促進了英國法律教育以及英國法律獨特傳統的形成。

（6）法律職業和法律教育。開始有法官而無法律職業，那時的法官是由教會人士擔當的，他們在更大意義上是行政人員；律師並不存在，但後來發生了變革。正如上文所說，由於抗辯和選擇令狀的復雜性和重要性，陳述士出現了，而且到十三世紀末在高等法院已成為一種封閉性的職業，也即律師了。同時就有從這些律師中選拔王室法院法官的傾向，自十四世紀開始，這種做法已成為確定的習慣。統一的英國的法律職業形成了。

（7）判例法。布雷克頓說：「不過，如果出現了相同的案件，就應該用一種相同的方法來判決：因為從判例到判例比較好處理。」這種因素的作用是將書面形式固定的訴訟中體現的習慣法實質上作為了以後審判的法律依據，也即即使當時沒有太多的制定法，法官也可以從以前的判決中尋找到法律依據，而不需要考慮是不是自己按照公平觀念、或是吸收外來法進行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