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歷程

㈠ 中國法律的發展歷史

1.我國法律發展史

以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的建立為起點，中國法制歷史傳承四千餘年，枯信其總體的發展脈絡、相互間淵源繼承關系是異常清晰的。

不過，四千多年間，朝代不肆敗棚斷更替，政權屢經變更。所以從宏觀上觀察，各個時期法制的內容、特色也各有不同。

按照發展的階段及風格特色等粗略的標准來劃分，中國法制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早期法制、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和近現代法制三個大的部分。一、中國早期法制（奴隸製法制時代）中國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時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奴隸制時代的法律制度。

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476年這一歷史階段。中國早期法制的突出特點，是以習慣法為基本形態，法律是不公開的。

在中國早期法制中，夏、商是奠基時期。自公元前21世紀夏啟建立夏代開始，夏王朝前後存在約五百年時間。

在此期間，中國早期的刑罰制度、監獄制度都有了一定的發展。商取代夏以後也維持了將近五百年。

在繼承夏代法制經驗的基礎上，商代在罪名、刑罰以及司法體制訴訟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20世紀初出土的甲骨文資料證明，商代的刑法及訴訟制度已經比較完備。

中國早期法制的鼎盛時期是在西周。在中國歷史上，西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

在西周政權存續的五個多世紀里，中國傳統的統治方式、治國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經初步形成，作為傳統文化基石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觀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時發端。從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內容都達到了早期法制的頂峰。

在西周時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法制指導思想、老幼犯罪減免刑罰、區分故意和過失等法律原則，以及「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對中國後世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所以，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國法制史學習的重點之一。

春秋時期處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的前期，此時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破」，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國一體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戰。在法制方面，以反對「罪刑擅斷」、要求「法布於眾」為內容的公布成文法運動勃然興起。

鄭國子產「鑄刑書」、鄧析著「竹刑」及晉國「鑄刑鼎」等，都是這一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二、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時代）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一般是指戰國以後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這兩干余年的法制歷史。

自春秋以後，中國開始有了向全社會公布的成文法，從此，中國的法律開始由原來的不公開的狀態，過渡到以成文法為主體的狀態。在從戰國到清代後期這兩千多年中，無論是法律理論、立法技術、法制規模，還是法律內容、司法體制等各個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我們通常所說的「傳統法律文化」、「傳統法律制度」，其主體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發展和成熟的。根據法制發展狀況以及在整個法制傳承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可以把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劃分為以下幾個發展階段：1.戰國時期。

這是由早期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的重要階段。戰國時期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時代的後半期。

而社會變革裂則的許多重要成果，中國的許多思想文化精華都出自這個時期。與春秋時期相比較，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立」。

在法制方面，「立」主要表現為以成文法為主體的新的法律體制開始在更大的范圍內、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來。其中，戰國初年魏國李悝（音虧）制定的《法經》，就是戰國時期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

另外，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中，影響最大的兩大學術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這一時期內成熟並在政治舞台上發揮廣泛的影響。2.秦漢時期。

這是中國古代成文法法律體系全面確立時期。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這段歷史時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統一的專制王朝，確立了以後幾千年中國傳統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在指導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學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論，而且在實踐上貫徹得比較徹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帶有明顯的法家色彩。

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和秦代是法家學派最活躍的時期，而法家理論得到完整的實踐，也僅僅是在秦代。所以，從整個中國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極為鮮明的。

自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以後，許多以前鮮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現於世。從這些珍貴文物資料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法治觀念極深，法律制度也很嚴密。

在兩漢（西漢、東漢）時期，中國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從總體上看，漢代的法律制度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

也就是說，漢代法律體制，從風格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前，主要是「漢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內進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與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別的法律體制；後期則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在指導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論，使儒學。

2.我國法律發展史

中國法學歷史法學產生的兩個基礎性條件1、律發展到一定程度 2、一批專門研究法律的人中國法學歷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1、先秦時期2、秦漢至清末3、清末至中華民國4、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一、先秦時期的法律思想概述1、王權神授、發有天定。

該階段的法律思想目的主要在於宣揚君王及其所頒布的法律的神聖性，借之調和奴隸主統治階級和奴隸之間的矛盾並鎮壓奴隸的反抗，以維護奴隸社會的等級秩序和高壓統治。（人們認識社會現象和法律現象都還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不會出現系統的法學理論知識）2、春秋戰國時期 儒道墨法 儒「禮治」 至漢武帝時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引禮入法」「禮法合一」，儒家思想真是被確立為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法律的思想基礎。

3、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發道，道法自然」一定程度上道家倡導的是法律虛無主義，對調控社會的禮法保佑消極態度。4、墨家主要代表了社會中有知識的中下層民眾的政治和法律觀念。

「兼相愛，交相利」「功之以賞益，威之以刑罰」。追求一種大同世界的理想國家，表達了對人人互愛互利和消滅戰爭的理想社會追求，當支持誅殺暴君的行為和以制止暴虐為目的的戰爭。

5、法家：法是國家的規矩、准繩，是一種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國家制定的法律應該一特定的法律形式向社會大眾公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也」，並藉助國家暴力工具保障其實施。法家法治思想從根本上說是維護君權的工具呃，洞開、嚴苛的法律知識君王駕馭百姓的「刑賞二柄」。

二、從秦朝到清朝的法律思想概述-----以律學為主幹·從公元前211年到19世紀中葉，兩千多年歷史中，中國法學走過了一個以儒家學說為主導，融合法家道家等諸多學說的發展過程，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法律文化系統，典型表現在儒家化的律學的興起與發展。秦代開始法學領域出現律學。

它是根據儒學原則對以律學為主的成文法進行講習、注釋的法學。律學濫觴於秦，發展於兩漢，昌盛於魏晉，至唐達到巔峰，唐以後逐漸衰落。

三、近代中國法學發展概述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法學發展概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法學歷史一、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創立二、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心貢獻三、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中國化中編 法律基本知識法律的本質 狹義方面 人定法：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主要反映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階層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由國家制定和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通過規定權利、義務，設定權利、職責以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特殊行為規范。一法律是國家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二法律體現為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集團和意志，同時也保障社會公共利益三法律所體現的意志歸根結底源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法律特徵一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范的一般特徵（一） 法律的規范性 指法律作為調整人們行為的社會規范而具有的，規定人們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或不應該做什麼，從而，為人們的行為提供一個模式標准或方向的屬性。

（二） 法律的概括性 指法律的對象是一般的或抽象的某一類的人和事，而不是具體的、特定的個人和事法律在同樣的條件下可以反復適用，而不僅適用一次。二法律區別於其他社會規范的基本特徵（一） 法律具有國家意志，由國家制定和認可（二） 法律以權利、義務、權力、職責為主要內容（三） 法律具有國家強制性，有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四） 法律的可述性 它是司法機關實現其司法職責、保證司法公正的基本依據和准繩 第四節 法律作用法律的規范作用（一） 法律的指引作用 法律對人們的行為起到普遍的指導作用。

（二） 法律的評價作用 法律作為一種評價尺度，能夠對人的行為的法律意義進行評價（三） 法律的預測作用 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范預測人們相互之間將會怎樣行為以及行為的法律後果。（四） 法律的強製作用 法律能夠運用國家強制力對違法者施以強制措施，保障法律被順利實現（五） 法律的教育作用 法律不僅是社會的行為規范，也確立了最低的社會道德標准和是非觀念，它可以通過它的傳播和實施進入人人的心靈，矯正人的行為。

法律的社會作用（一） 分配社會利益 通過權利義務的規定來確認利益主體、利益內容、利益數量和范圍等內容，以各種法律規范來指導現實生活中的利益分配。（二） 解決社會糾紛 國家通過法律調整社會利益，確立權利義務；通過司法裁判活動，使違法者受到懲罰或承擔責任，使社會糾紛得以平息。

（三） 實施社會管理 體現在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中 內容上遍及社會各個領域，如經濟、文化、交通、人口、教育、衛生、環保等多方面領域。

3.中國企業法律法規的發展歷史

中國公司法的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

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 *** 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 *** 時期（1928-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 *** 於1904年1月21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頒行了《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

此外，清 *** 還制訂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獎給商勛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等相關法規。 《公司律》共分十一節，共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節，公司分類及創辦呈報法；第二節，股份；第三節，股東權利各事宜；第四節，董事；第五節，查帳人；第六節，董事會議；第七節，眾股東會議；第八節，賬目；第九節，更改公司章程；第十節，停閉；第十一節，罰則。 清末《公司律》確立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

《公司律》的頒行標志著中國開始以公司制企業模式組織、發展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經濟民主理念的、專門規范生產經營組織的法律，從而開啟了中國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與《商法調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欽定商律》頒行之後，《公司律》部分制定、頒行事出倉促，缺陷不少。

修訂法律館曾聘請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於1907年起草編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當時各商會以修訂法律館所編《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與國情不合，於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憲公會發起商法起草委員會，決定組織全國范圍內的商情、商事習慣，參照各國最新立法例，自行編纂商法草案。

至1909年12月召開第二次大會時已完成《商法總則》與《公司律草案》兩編，經大會討論通過，呈請清 *** 施行，並附《公司律調查案理由書》與《商法總則調查案理由書》，農工商部再加以修訂，定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總則和公司律兩編），相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遠比已頒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當《公司律》修定接近尾聲，並即將付諸資政院通過時，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了清王朝的覆滅，該草案也未得頒行。

二、民國時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國民 *** （1912-1927年） 1、《公司條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 *** 農商部頒行了近代中國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條例》。1914年的《公司條例》分為總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及罰則共有6章、251條，其內容和篇幅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較大的變動和增加，並於同年9月起實施。

《公司條例》（共251條）不僅在內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條）詳盡，而且在法理上也較《公司律》上了一個台階。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規定，「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

而《公司條例》則規定，「本條例所稱公司，謂以商行為為業而設立之團體」，「凡公司均認為法人。」第一次對公司概念作出了較為准確的界定，並第一次從法律上確認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徵，體現了現代公司的根本屬性。

再如，在公司分類方面，《公司律》將公司分為「合資」、「合資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類，因分類標准含糊，因而各種「公司」概念界定不嚴，相互重疊。《公司條例》則將公司分為「無限」、「兩合」、「股分有限」和「股分兩合」四種，基本上體現了現代公司理論關於公司的分類原則。

在其它具體條款方面，《公司條例》的規定相對都比較准確、可行。但該條例中將公司的類型規定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兩合公司。

1914年的《公司條例》將1904年《公司律》中「合資有限公司」（實為有限責任公司）刪除，這與當時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總體而言，民初的《公司條例》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較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國民 *** 又主持修訂了《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注冊規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和《破產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規[7]，初步形成了民國初年較為完備的公司法律體系。其中《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在中國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創意義。

這部《公司條例》在頒行時並沒有經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農工商部呈請大總統批准頒布。《公司條例》頒布後，經過二次修正，分別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

其間，雖然於民國五年，法律編查會由余棨昌和日本學者岩谷孫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條），但未經立法機關頒行。所以，《公司條例》是民國北洋時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國民 *** 時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國民 *** 頒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 *** 1914年《公司條例》的基礎上，參酌德法等國《公司法》，於1929年11月擬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

4.法律的歷史和發展

一、法律發展的概念所謂法律發展是法律規范、法律價值及法律行為從萌芽到形成並日益上升與進步的過程。

其具體內容包括：首先，法律發展是依法律現象的歷史時間序列而對法律運行所作的考察。其次，法律發展是法律規范、法律價值與法律行為三重發展的有機統一。

再次，法律發展是法律由混亂、沖突到系統、嚴密、科學，從簡單、低級到復雜、高級的不斷上升過程。最後，法律發展是法律變數和法律變性兩者不斷融匯滲透的產物。

二、法律發展的特徵（一）從縱向關聯上看，法律發展是連續性與間斷性的統一。（二）從橫向對照上講，法律發展是法的地方性與全球性的統一。

（三）法律發展是非平衡性與平衡性的統一。三，對法律發展過程的分析，一直是法學理論中的頗有爭議的問題，東西方學者依其特定的標准和方式進行了種種解脫，歸結起來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一）舊中國及日本學者關於法律發展過程的觀點。

（二）西方學者關於法律發展過程的學說。維諾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根據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將法的發展史分解成依次遞進的六個時期：一是圖騰法即萌芽階段的法；二是部落法；三是城邦法；四是中世紀法律；五是個人主義的法律；六是社會化的法律。

羅斯科•龐德（Roscoe Pound）認為法律發展經歷了如下六大階段：原始法、嚴格法、衡平法和自然法、法律的成熟階段、社會化階段以及世界法階段。昂格爾（R•Unger）將法的發展過程歸結為三大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部落社會的習慣法發展為貴族社會的官僚法；第二個時期是從貴族社會的官僚法轉變為自由社會的法律制度；第三個時期則是從自由社會的法律轉向後自由主義社會的法律。

㈡ 1997年刑法修訂的歷史背景

1997年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對1979年刑法進行了大規模修訂。修訂後的刑法，通稱「新刑法」「九七刑法」或「97刑法」，於當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新刑法在很多方面實現了重大突破：將條文總數增加到了452條，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准確把握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之間的關系，充分體現了限制死刑的立法思路，形成了科學的罪名體系等等。無論從立法技術還是具體制度設計上看，都是我國刑事立法乃至法治建設征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新刑法實施25年的歷程表明，罪刑法定原則已經深入人心，除了懲罰犯罪，人權保障的作用被人們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刑法回應社會重大關切，順應時代發展，在社會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新刑法頒行25周年之際，對這部法律全方位加以審視和評判。對於總結立法經驗，展示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就，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建設的成就，堅定製度自信具有重大意義。
 
 1997年刑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刑事立法的集大成之作，它確立罪刑法定原則，築起刑事法治的人權保障體系，開辟刑法理論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中國刑法走向世界的基礎。

此後的25年來，立法機關並沒有固步自封，而是與時俱進，持續保持發展和完善的積極姿態，刑事立法修改完善成績斐然，有效地滿足了國家、社會以及人民群眾對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樂業和保障經濟發展等日益增長的法治需求。

可以肯定地說，1997年刑法（以下簡稱「97刑法」）的頒行及其25年的發展與完善，充分見證了我國刑事法治不斷健全的進程，也是我國刑事法治成果的集中展現。

罪刑法定原則，掀起刑事司法革命新浪潮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作出修訂，集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為一體的「97刑法」誕生了，在新中國立法史寫下了眾望所歸的一筆。

讓我們將歷史的指針撥回到1986年，以一個案例近距離地感受這部法律的成長歷程。
這年6月27日下午，魯和平、朱永勝兩人正在上海四川中路一個水果攤賣西瓜。一名顧客購買西瓜後，將隨身攜帶的一個黑色拎包遺忘在水果攤上。

魯、朱二人看到後不僅沒有替這位顧客保管遺失物品，而是迅速將其藏匿了。當失主前來找尋時，更是謊稱從未見過。事後，二人瓜分了拎包內價值1.8萬多元的財物。

很顯然，這是一起蓄意侵佔他人遺忘的巨額財物的惡劣行徑，已經達到了犯罪的程度，法律必須嚴懲。但在當時的刑法中，卻找不到相應的罪名和懲罰條款。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關法院根據1979年刑法中的類推制度，比照1979年刑法第152條，對魯和平、朱永勝以侵佔他人遺忘財物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

「當時考慮到1979年刑法分則只有103條，可能有些犯罪行為必須追究，法律又沒有明文規定，不得不規定了類推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原副主任、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原所長黃太雲教授介紹，當時，立法機關在一些民事、經濟、行政法律中規定了「依照」「比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的，多達130條。

從發生在1986年的這起案件中，我們不難發現，在當年中國還難以制定一部十分詳盡、完備的刑法的特定背景下，該制度確實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實際作用。

但在該制度發揮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負面效應。有專家提到，雖然類推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立法的疏漏與不足，但是，與公民權利、自由可能遭受的「法外」侵害相比，刑法漏洞只能算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缺陷。

彼時，在刑法修訂的過程中，對於是否廢除類推制度並在「97刑法」當中設置罪刑法定原則，存在一些爭議。
主張保留類推制度的專家、學者認為，考慮到懲治犯罪的實際需要，刑法又不可能盡善，刑法會對一些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缺乏界定，通過類推可以對這部分犯罪加以懲處。因此，他們認為類推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當時立法機關與當時主流觀點傾向於確立罪刑法定主義。「採用類推制度因為刑法沒有具體規定，執行時不好操作。而且，1979年刑法對類推作了嚴格限制，並且要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當時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的數量並不多，立法機關認為有必要也有條件取消類推的規定。」黃太雲教授說。
在刑法修訂過程中，立法機關盡可能對當時出現的各種犯罪行為在分則中規定了相應的罪名和刑罰，從而為罪刑法定原則的最終確立掃清了障礙。
1996年12月24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同志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的說明》中指出：「這次修訂，刑法分則的條文從原來的103條增加到281條，對各種犯罪進一步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
最終，「97刑法」在確立罪刑法定原則（第3條）的同時，廢除了類推制度，明確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

㈢ 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國際刑法的歷史發展

一個多世紀以來，許多哲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為維護人類和平、安全與發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雖然這些努力遠沒有達到人類所期望的結果，但畢竟在維護和平的進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績，如常設國際法院（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s）、國際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Justice）等國際性特殊機構，以及一些區域性機構，如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和歐盟（European Union）等機構的建立。特別是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洗劫之後，國際社會懲治國際犯罪的意識更為濃烈，國際刑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國際法委員會在起草編纂國際刑法典草案的同時，國際社會及時組織審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種危害人類的犯罪行為，並且形成了一些具有示範效應的國際刑法基本原則，如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國家之間刑事司法合作與協助條約及協議原則等，這些原則至今仍有其現實作用。由此觀之，國際刑法的發展歷程實際上是國際刑事實體法和國際刑事程序法的演進史，或者是國際刑事法典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發展的演進史。這一歷史進程總體上沿著一條從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的曲線發展，在總體發展趨勢下分析，國際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兩者的發展又非同步進行。

（一）國際刑法發展的肇端（1919年以前）

從實體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犯罪的認識肇始於17世紀習慣國際法對海盜罪（Piracy）的認識，「海盜一直被認為是逐出法外之人，一種『違反人類的罪行者』。按照國際法，海盜行為使海盜喪失了其本國的保護，因而喪失其國家屬性；而且他的船舶，或者飛機，雖然過去可能具有懸掛某一國家旗幟的權利，也喪失了這種權利。國際法上的海盜行為是一種『國際罪行』；海盜被認為是一切國家的敵人，他可以被『落入其管轄權的任何國家』加以法辦」。2自1841年至1982年國際社會制定了一系列可適用於海盜罪的國際性法律文件，雖然當時海盜罪行少有發生，但1937年9月14日的《尼翁協議》（Nyon Arrangement）認為「海盜」是一種「恐怖主義」的行為，並將該罪行列入國際犯罪種類之內，使之成為國際社會最早認同的典型的國際犯罪。因此，在以後界定國際犯罪種類時常以海盜罪作為藍本，即考察犯罪行為是否具有嚴重性和國際譴責性。3此後，販賣奴隸行為4和戰爭行為5應受國際譴責的特徵逐漸顯露出來，因而成為國際社會譴責的對象。這些罪行不僅危及國家利益，而且威脅著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寧，然而，這一時期國際社會尚未考慮從事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

從程序上考察，國際社會對國際刑法的認識可以追溯到1474年，當時27名聖羅馬帝國法官審理了皮特。馮。哈根巴士（Peter Von Hagenbush）允許其軍隊實施強奸、殺害和掠奪無辜平民財產的行為，並因這種行為侵犯了「上帝和人道法」（Laws of God and Man）而認定其有罪。6這次審判嘗試被國際社會視為國際刑事審判的序幕。然而，由於當時國際刑事審判機構以及其他國際性審判或司法機構均未誕生，所以這項審判屬於在「非正式」場所中進行的審判活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Carnegie Endowment建立了一個唯一具有國際特色的非政府委員會，該委員會負責調查1912年第一次巴爾干戰爭和1913年第二次巴爾干戰爭中針對平民和戰犯實施的那些應受指控的暴行。在第二次巴爾干戰爭開始時，為了向西方國家提供一個「受影響地區正在發生事件的清晰的、可靠的畫面」，該委員會調查了沖突的整個過程及個人行為。巴爾干委員會組織了幾個事實調查團，在事後根據他們發現的事實作出了實質性的報告，並於1914年7月遞交了這些報告，同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該報告的作用便成為歷史的縮影。7

因此，從形式上看，國際社會對國際刑事程序法的認識似乎早於實體法。盡管實體意義上的國際刑法或程序意義上的國際刑法都沒有進入規范化的過程，即既沒有進行國際罪行實體法的編纂，也沒有從事正規的國際性刑事審判，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雛形已露端倪，特別是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國際刑法完全呈現出一種獨立發展的態勢，並且努力試圖形成一種集中立法和審判機構的模式。這種發展態勢顯示了基於國家調查和執行的多邊法律文件或機構的增長，與國際領域犯罪作斗爭的政治必要性相比，法律在這一領域的獨立發展已經有力地說明一般國際刑法的發展。8多邊公約的增長賦予國際刑法廣泛的內涵，使國際刑法擺脫了僅適用於危害人類罪方面典型案件的局限性。一些新的國際公約已經涉及非普通的國際犯罪、長期存在的焦點問題、引渡制度等，特別是那些真正具有高度國際政治寓意的國際犯罪。

（二）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次高峰（1919—1955）

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的同時，也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這一期間是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國際刑法進入發展高潮的直接誘導因素。此時，國際刑法在實體和程序上的發展並駕齊驅。從實體上講，人類社會認識到戰爭罪行和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嚴重危害結果，進一步明確戰爭罪和違反人道主義罪屬於嚴重的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英國、美國、義大利等戰勝國經過多方妥協最終達成《凡爾塞條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正式的戰爭發起者責任與刑罰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895名應受指控的戰爭罪犯名單，並希望通過協約國軍事法庭進行一次較為正式的國際刑事審判，即根據1907年《海牙公約》序言中馬頓斯條款的規定，起訴1915年在土耳其境內實施大規模屠殺亞美尼亞人的土耳其官員以及其他實施「違反人道主義罪行」的個人。9 盡管由於當時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協約國的審判活動沒有成為現實，特別是萊比錫的審判。10因此，有學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家們的目光短淺和對陌生事物的恐懼傾向，已經使國際刑法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阻礙。11但這一時期國際社會所作的努力已經表明國際社會懲治嚴重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犯罪的強烈願望，從而使國際刑法呈現急速發展的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國際刑法的發展達到第一個顛峰，同時也為國際刑法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石。這一時期，實體法上除了強調戰爭罪、反人道罪、危害人類罪及侵略罪等嚴重國際犯罪以外，還肯定了滅絕種族罪等其他國際犯罪。從程序上講，紐倫堡審判12和東京審判13不僅在社會意識上獲得了成功，而且滿足了民眾企盼和平與懲治戰犯的渴望。紐倫堡法庭憲章及其審判活動，以革新的方法創制了解決武裝沖突的法律，創設了新的國際法原則-紐倫堡原則（其中包括著名的個人責任原則）。14盡管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屬於事後的立法行為（ex post facto legislation），沒有依據當時國際社會廣泛崇尚的罪刑法定原則（nullum crimen sine lege， nulla poena sine lege）。15 但是紐倫堡審判的合法性卻毋庸質疑。因為在紐倫堡審判之前，國際社會已於1928年訂立了旨在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即《凱洛格—白里安條約》（或稱《巴黎條約》）。在簽署條約的63個國家中包括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這些國家作為締約國對條約的內容及宗旨顯然有明確的認識。雖然《凱洛格—白里安條約》中沒有刑事罰則的規定，但紐倫堡審判恰好彌補了該公約的這一缺陷，這也正是紐倫堡審判發展國際法的功績所在。雖然東京審判略晚於紐倫堡審判，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傳統國際法基礎上審判那些違反戰爭法規或習慣的普通戰爭犯罪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相同，而且還確立了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審判實例，然而，這些原則的確立是對紐倫堡原則的擴展，特別是有關「共同陰謀」進行侵略的理論，東京審判較紐倫堡審判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不僅把國際刑法的發展推向高峰，其深遠意義還表現在另外兩個方面：一是促使聯合國將注意力轉移到建立一個常設國際刑事法院問題。1948年召開的聯合國大會要求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6研究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價值性和可行性，聯合國大會在審查了該委員會的報告後得出結論，建立這樣一個法院既值得又可行，並決定由聯合國17個成員國組成一個國際刑事司法協會，籌備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具體事宜，該協會於1951年提交了一份規約草案，1953年委員會第二次修訂這一草案。1953年規約草案規定建立一個常設法院，法院將對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s）包括國家元首和其他政府機構人員所犯「國際法公認」的罪行具有管轄權（這些罪行通常認為是在《懲治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罪行法典草案》（以下簡稱《法典草案》）中規定的具體犯罪）。17法院將根據罪行發生地國家以及罪犯的國籍國根據「公約、特殊協定或根據單方聲明」授予法庭的管轄權來行使屬人管轄。二是促進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有學者指出，歷史上編纂罪行法典的設想總是與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設想相伴而行，但是在兩個設想之間卻沒有必要的聯系。假如國際刑事法院沒能建立，那麼國際刑法典沒有法院的建立便無處施行。通過國家之間合作或依賴地方訴訟的「間接執行」，很難化解公眾對嚴重違法行為的憤慨。18

我們認為，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段較短的期間之所以被譽為國際刑法發展的一次高峰，是因為這一時期的國際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發展相輔相成。國際社會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國際刑事審判的希冀，步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刑事審判實際操作，進而轉入呼籲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這種思維變遷業已表明國際刑法在程序上的行進步伐，在此期間進行的國際刑法典編纂工作同樣說明國際刑事審判對實體刑法的迫切需求。自1924年以來，國際刑法學協會一直致力於籌建國際刑事法院和編纂國際罪行法典工作，直至紐倫堡審判時，方始加快實現這種願望的進程。1946年第一屆聯合國大會期間，確認了「紐倫堡憲章和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所承認的國際法基本原則。」191947年聯合國大會指令國際法編纂委員會（即國際法委員會的前身）20制定一部總的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21決議授權進行工作的內容包括：（1）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和法庭判決中所承認的國際法的一些原則；（2）起草一部關於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明確指出與第（1）部分提及的內容相一致的地方。22 兩年後，國際法委員會遵照決議的精神開始制定「紐倫堡法庭憲章中的基本原則」，並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3 委員會下設一個附屬委員會，任命一名專門的報告起草人，起草違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罪行法典草案。24 1954年草擬的法典草案雖然僅有5個條款，列舉了13種獨立的國際罪行，但是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積極編纂和國際刑事審判的成功進行共同構築了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的繁榮景象。

（三）國際刑法發展的低谷（1955—1992）

如果說是國際性歷史事件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展，那麼自國際社會審判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戰犯之後，國際社會似乎度過了一段虛假平和時期。然而，由於這一時期沒有所謂巨大的歷史事件發生，所以國際刑法的發展亦隨之處於低迷階段。

在此期間，國際社會基本上沒有進行任何國際性的刑事審判，國際法委員會仍在繼續從事一些有關國際罪行法典的編纂工作。正如國際法委員會在1984年的報告中所說，「委員會編纂國際刑法試圖遵循的程序是：詳審認為構成國際犯罪的違反國際制度（公約、宣言、決議等等）的行為，選擇其中一些最為嚴重的行為，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國際犯罪都會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產生危害。」25而且國際法委員會還在1988年《法典草案》中，將「offence」易為「crime」，26目的在於增強對犯罪行為嚴重程度的認識；由於侵略罪的定義遲遲沒有定論，乃至影響了整個法典的編纂進程。

這幾十年中，盡管國際社會在編纂國際法和創建國際法院方面的興趣較低，但有關國際犯罪種類的界定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逐漸從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等極其嚴重的國際犯罪轉向一些新型的犯罪，諸如侵略罪、種族滅絕罪、種族隔離罪、國際恐怖主義罪行以及非法販運毒品罪等。1990年，國際社會已經著手處理出現的兩類新型的國際犯罪，即環境犯罪27和盜竊核武器和核材料罪。28 這一時期，聯合國仍在認真努力編纂國際罪行法典，並積極籌劃國際刑事法院建立進程，盡管「冷戰」阻礙了這一進程的推行，但自1990年以來國際刑法的發展已逐漸走出低谷。

（四）國際刑法發展的第二次高峰（1992—1998）

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發生了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國際性武裝沖突，1994年盧安達境內的武裝沖突中也出現了滅絕種族罪和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的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再次推動國際刑法朝著一個新的峰值邁進。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顯著特點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其一，國際刑事特設法庭的建立。1992年10月6日安理會正式通過第780號決議建立前南斯拉夫調查戰爭罪行專家委員會，這個專家委員會負責對前南斯拉夫沖突中的「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和其他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的調查和取證工作。291993年2月22日，繼專家委員會遞交第一份臨時報告後，30安理會第808號決議明確規定，「設立一個國際法庭來起訴應對1991年以來前南斯拉夫境內所犯的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負責的人。」1993年5月25日前南國際刑事法庭（ICTFY，以下簡稱前南法庭）在海牙正式成立。繼前南法庭建立之後，1994年7月安理會通過第935號決議，旨在調查盧安達內戰期間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並建立了盧安達調查違反國際人道法專家委員會，其中包括調查可能實施種族滅絕行為的專家委員會。同時安理會第995號決議批准了盧安達法庭規約和審判機制。

我們認為，前南法庭和盧安達法庭的建立及運作是國際刑法在程序方面的重大發展，這兩個法庭的建立從本質上鞏固和發展了紐倫堡、東京審判中確立的國際法基本原則。這些進展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法律淵源上的進展。兩個法庭都是聯合國安理會依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並根據安理會決議設立的國際特設法庭，因而兩個法庭對及時有效地解決當時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嚴重違反人道主義法行為發揮了積極的功效。31二是拓展了國際法原則。兩個法庭在紐倫堡法庭和遠東法庭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將只由沖突一方承擔刑事責任的理論擴展為不受限制，只要行為人實施了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無論其為沖突任何一方均應承擔刑事責任。三是進一步糅合國際法和刑法的基本理論。在訴訟活動中，兩個法庭合理使用的一些原則沿展了國際刑法基本原則的內涵，諸如並行管轄權的行使問題、32一罪不二審原則的明確適用、33強調司法獨立的原則、34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權利保障和國際司法協助等。

其二，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與草案的通過。經過國際法委員會、國際刑法學協會等國際性機構積極努力，危害人類和平與安全國際罪行法典草案的編纂和頒行工作順利完成。1991年《法典草案》的文本正式形成，聯合國綜合各方提出的意見不斷對草案進行分析修訂，並於1996年正式通過了《法典草案》。該《法典草案》是歷史上確定國際犯罪種類最多的一次，共包含了26種國際性犯罪。35這部法典的製作擺脫了原有國際公約不含刑罰特徵的弊端，吸收了現代國際公約及國際刑法發展中逐步形成的有關刑罰適用的規定和特點，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確立的個人刑事責任原則，以及應受到國際刑事審判的國際犯罪等。同時，該法典還充分展示了國際犯罪行為的固有特徵：（1）構成國際罪行禁止性行為的明確規定，或依照國際法構成的國際犯罪；（2）通過確立禁止、預防、起訴和懲罰及類似的義務，來間接認可行為的刑罰性；（3）禁止性行為的犯罪化；（4）起訴的義務；（5）懲罰實施禁止性行為的義務；（6）引渡的義務；（7）在起訴、懲罰（包括刑事訴訟程序的司法協助）方面的合作義務；（8）刑事管轄根據的建立（刑事管轄的理論或刑事管轄的優先）；（9）國際刑事法院或國際刑事法庭的建立；（10）取消上級命令的辯護理由。36《法典草案》的編纂與通過不僅滿足了國際刑事審判活動的法治需求，而且還為常設國際刑事法院的建立提供了屬物管轄的選擇空間。

其三，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誕生。1992年11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國際法委員會開始根據1992年國際法委員會組成的工作組的建議，起草國際刑事法院規約。1994年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出台，國際社會於是加快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的進程，1995年聯合國成立了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籌備委員會，1996年10月28日籌備委員會向聯合國第51屆大會遞交了報告，請求擴大籌備委員會的工作范圍，並決定於1998年完成統一的公約文本、規約和附加議定書。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義大利羅馬舉行的世界外交官大會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被正式通過。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是國際刑法發展的里程碑。這一方面是國際社會各學術機構和國際法委員會積極努力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在世界各國渴望和平、安全與發展的共同期待下，克服各種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之間的差別，求大同存小異的結果。從規約制定的過程及其內容上看，國際法委員會希望盡可能地體現不同的法律文化和價值觀念。作為創立國際刑事法院依據的主要法律文件，規約確立了嚴格的訴訟機制和行政機制，其細微之處囊括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各個環節。這不僅為國際刑事法院的有效運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且是國際法在實體和程序上有效結合的典範。

罪行法典草案和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誕生足以表明這一時期國際刑法發展的豐碩成果。那麼，此後國際刑法將如何發展，是平穩直線發展，抑或有所振盪，則取決於國際關系格局以及社會發展變化的影響。

㈣ 中國大陸刑法典從清代到現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於1908年完成，但由於守舊派的反對，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該律並未施行。它採用資產階級的刑法體例、刑罰制度和刑法原則。在刑法體例方面，分總則、分則兩篇。

在刑罰制度方面分主刑、從刑兩種，主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包括褫奪公權和沒收。 在刑法原則方面，採用了資產階級的罪刑法定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此外，還根據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的新情況，規定了有關妨礙國交、妨礙選舉、妨礙通訊、交通以及妨害衛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暫行新刑律》

《暫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對《大清新刑律》稍加刪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規，於1912年4月30日頒行，內容與《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凱發布命令：「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抵觸各條應失效力外，余均暫行援用。」此處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據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隨即擬定《刪修新刑律與國體抵觸各章條等並刪除暫行章程文》，並附列刪除各章條目，經呈袁世凱批准，並通令各司法衙門遵行，是為《暫行新刑律》。

後1914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以「重典」威懾人民，頒布《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15條，增設了一些罪名，並加重了原來的許多刑罰。此外，北洋政府還在1915年和1918年先後擬定了兩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頒行。

3、國民政府1928年《中華民國刑法》

該刑法分為總則和分則兩編，共48章，387條。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經過修改的刑法,即所謂新刑法。其中總則編12章99條,分則編35章258條。

列舉了諸如竊盜、殺人等罪名，並針對各罪內容特別規定。學說上一般把刑法分則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為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和個人法益數部分；在個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細分為生命、身體法益、自由法益和財產法益等。

原則上本法總則部分的規定適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規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規定稱附屬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別刑法），在分則的部分則列舉了基本的刑事處罰規定。

4、國民政府1935年《中華民國刑法》

新刑法標榜「從輕主義」,對一般輕罪的處罰比舊刑法規定的有所減輕,但對於所謂觸犯反動統治秩序的行為則從嚴、從重處罰。

同時吸取了德、意、日帝國主義國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謂「社會防衛主義」和「主觀人格主義」精神，宣稱犯罪原因在於人的生理素質和心理因素，主張應以主觀的犯罪動機，而不是以客觀的犯罪事實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

對所謂「內亂罪」以及「外患罪」、「殺人罪」、「強盜罪」等「危險極大」者，皆規定了懲罰「預備犯」、「未遂犯」和「陰謀犯」的條款。

特別增加了「保安處分」專章,對於所謂有犯罪行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險」的人,可以借口預防「犯罪」或「再犯罪」,實行「社會防衛」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處所。

5、新中國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

在 1950 年，我國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的主持下進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備工作。刑法大綱草案是對新中國各項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後刑法修訂的基礎

6、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保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群眾生活秩序，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㈤ 墨刑是什麼樣的刑法

黥刑，又名墨刑，黵刑，刺字，上古的五刑之一，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使用時間最長的一種肉刑，直至清末光緒三十二年修訂《大清律例》時才被徹底廢除，前後沿用時間長達數千年。是封建國家刑罰制度中的正刑。

在漢文帝廢肉刑之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黥刑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被廢除，而成為國家刑罰制度之外的一種私刑，根據封建統治者的需要和喜怒可以隨意使用。到了五代後晉天福年間之後，黥刑又正式成為封建國家刑罰制度中的一種附加刑，直至清末被廢除，才真正退出了歷史舞台。

墨刑的歷史由來：

中國至遲在春秋時期就有了黥刑。黥刑一般是刻紋，而不是刺字。漢文帝時一度廢除黥刑以剃光頭來代替這種刑法。南朝梁武帝時規定「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黥面為劫字」，把黥刑只當作輕刑而已。黥刑不僅官方有禁不絕，甚至私刑中也用。

黥面成為定製後，凡被招募入伍者，先要被察視體格是否強壯，動作是否敏捷，考選合格，臉上刺字後，才算有了軍籍。而應選入軍籍者，較多還是自願的。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墨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