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法概念

1. 民法的概念

 民法，是指一切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近代「民法」一詞，來源於古羅馬「市民法」。在古代羅馬早期，調整羅馬本國公民即羅馬市民相互之間關系的法律，被稱為市民法。後來，各國在轉譯「市民法」一詞時，採用了與本國語言相應的詞彙。在日本研究西方民法理論和制訂民法典時，把西方國家使用的「市民法」一詞，用漢字表達為 「民法」。這一用法後來傳入我國，遂沿用至今。民法是我國法律體系中最為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根據不同的角度，人們在使用「民法」這一概念時，賦予其不同的含義：

    首先，民法可分為形式意義上的民法與實質意義上的民法。所謂形式意義上的民法，指編纂成文的民法法典（即民法典）；所謂實質意義上的民法，指包括具有一切具有民法性質的法律、法規及判例法、習慣法等。比如，在我國，在民法典尚未制訂的情況下，《民法通則》是基本的民事立法文件。此外，《合同法》、《擔保法》、《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繼承法》等是民事單行法規。而在我國《憲法》以及其他部門法或者法規中，凡是涉及民事問題的法律規定，都是民法的組成部分；

    其次，民法可分為狹義的民法與廣義的民法。狹義的民法指部門意義上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典及商事特別法；廣義的民法的范圍相當於傳統的私法的范圍，即商法典以及商事特別法（如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破產法等）均是民法的組成部分。 我們所學習的民法，是指實質意義和廣義上的民法。

2. 古羅馬的法律

所謂羅馬法，一般乏指羅馬奴隸制國家的全部法律，存在於羅馬奴隸制國家的整個歷史時期。它既包括自羅馬國家產生至西羅馬帝國滅亡這個時期的法律，也包括公元７世紀以前羅馬帝國的法律。
羅馬最古老的立法文獻——公元前5世紀中葉的十二表法。
元老院――是羅馬國家最高政權機關，享有軍事、外交、財政以及監督等方面的權利。立法方面，除對各種會議通過的法律有批准權外，不符合社會需要的法律可宣告為無效，遇有緊急情況能停止法律的適用等。
進入帝國時期，法學界空前活躍，諸家爭鳴，形成了普羅庫路士和沙比努士兩大學派。
帝國後期，由於君主制公開確立，立法權被視為皇帝個人的神聖權利，皇帝敕令在法律體系中占據統治地位，其形式較多，大致分為敕諭（對全國發布的命令）、敕裁（對非常訴訟及主要上訴案件所作的裁判）、敕答（對官吏或個人提出的法律疑難問題做出的解答）和敕示（對官吏下達的訓令）四種。
第一部官方的羅馬皇帝敕令匯編――狄奧多西二世統治時頒布的（狄奧多西法典）。
查士丁尼在位期間和死後不久，當時先後編出《查士丁尼法典》、《欽定法學階梯》（又稱《法學總論》）《學說匯纂》和《新律》等四部匯編，中世紀時期統稱為《國法大全》（又譯《民法大全》、《羅馬法大全》），其中有理論性的法學專著、學說，又有許多法律、決議、法令、卷帙浩繁，內容豐富，是歷史上一部最完備的奴隸製成文法典。標志著羅馬法本身發展到最發達、最完備階段。
羅馬法的分類
羅馬法學家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標准將羅馬法劃分為下列四類：
（一） 公法和私法
公法和私法的劃分是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的首創。前者包括宗教信仰、祭司的法律地位、司法官吏的權利與義務等方面的規定；後者主要指財產所有權、債權、婚姻家庭和繼承方面的規范。
（二）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成文法是指一切用書面形式發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成文法的概念有廣義、狹義之分。
狹義主要包括各種民眾大會通過的法律、元老院的決議、皇帝的敕令。廣義除包括上述幾種外，還包括裁判官的告示、法學家的解答等。
不成文法乏指習慣法，內容包括過去的一些傳統的風俗習慣和通行的慣例。
（三） 市民法、萬民法和自然法
市民法專指羅馬固有的、僅適用於羅馬公民的法律，羅馬公民以外的外來人和被征服地區的居民不受其保護。
萬民法是市民法的對稱，指適用於外國人與外國人、外國人與羅馬人所發生的法律關系的法律。
自然法思想是羅馬法學家承襲希臘思想家關於自然法的思想，並進一步加以系統化而提出來的。
羅馬法歷來有二分法和三分法的爭論，蓋尤斯認為萬民法即變相的自然法，故在自己著作《法學階梯》里分為市民法與自然法。烏爾比安採用了三分法，查士丁尼安編纂的《法學階梯》採納了烏爾比安的見解。
（四） 市民法和長官法（裁判官法）
長官法又稱官吏法、大法官法，專指由羅馬國家高級官吏發布的告示、命令等所構成的法律，其中以最高裁判官頒布的告示數量最多，是長官法的主要組成部分。
與市民法不同，裁判官法不是通過羅馬的立法機關制定的。而是*裁判官的審判實踐活動逐步形成的。
（這里大家注意一下：在古羅馬，相同國籍的外國人之間發生法律關系時，適用當事人本國法）

第二節 羅馬私法的基本制度
羅馬私法的結構和體系是以權利主體、權利客體和私權保護為編制順序，分為人法、物法和訴訟法三部分。（=人法+物法+訴訟法）
一、 人法制度
A.權利主體：
１、 自然人（自然人：人格權=自由權+市民權+家族權。自>市>家。）
在古代羅馬，自然人的含義有二：一是指生物學上的人，包括奴隸在內；二是指享有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主體，不包括奴隸，在法律上奴隸被視為物件，不是權利主體。
自然人要有法律地位，享有權利能力，必須具有人格。所謂人格就是享有權利能力的資格，它由自由權、市民權、家族權等三種身份權構成，總稱人格權。其中以自由權為最高，市民權次之，家族權再次之。
羅馬人根據不同的社會地位，自由權有很大差別，享有自由身份的人為自由人，沒有自由身份的為奴隸，介於兩者之間，自由權受到一定限制的稱為准奴隸。市民權是羅馬公民所享有的特權，根據是否享有市民權或享有多少，自然人分為羅馬市民、拉丁人和外國人。
家族權是指家族團體中的一員在家族關系中所享有的權利。
按照羅馬法，家庭中父有父的身份，子女有子女的身份。
家長（家父）對外能代表一家獨立行使各種權利，故又稱「自權人」。
其他出於家父權力之下的人（妻、子女等）稱為「他權人」。
只有同時具有這三種身份權，才能在政治、經濟和家庭等方面享有完全的權力能力，才是一個享有完全人格的人，否則，三種身份權中有一種或兩種喪失或發生變化，便成為人格不完全的人，這在羅馬法上稱為「人格減等」。
2、法人：
無完整法人制度，也沒有法人的概念和術語。
羅馬的團體分為兩種：社團、財團。
B. 婚姻家庭制度：兩種-----有夫權婚姻、無夫權婚姻。P52
二、物法制度
物法由物權、繼承、債法三部分組成。
A.物權：在羅馬有五種：所有權、役權（地役權、人役權）、地上權、永佃權、擔保權（信託、典質、抵押）。
B.繼承：
C.債法：
債發生的原因：在古典時代，發生債的原因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因當事人簽訂契約而發生債的關系，另一類是由於不法行為（叫做私犯）而發生債的關系。
羅馬法學家把契約分為四大類，即要物、口頭、文書和合意契約。

三訴訟法制度：
羅馬法學家把法分為公法與私法的同時也將訴訟分為公訴和私訴
私訴方面，採用
1、法定訴訟-----〔共和國初期〕最古老又原始的訴訟形式
2、程式訴訟-----〔帝國初期〕比較流行，它克服了一些形式主義的色彩，又擴大了適用范圍，不僅限於羅馬公民，也審理外國人的違法案件。其審理仍分法律審理和事實審理兩個階段，但已有不同。
3、特別訴訟-----〔帝國後期〕唯一通行的訴訟制度

第三節羅馬法的影響：P60（作為論述考過）
a.羅馬法適應羅馬奴隸制社會相當發達的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要求，全面維護了奴隸社會的私有制，鞏固了羅馬經濟基礎，促進了商品經濟關系廣泛的發展；它維護了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保證國家機關實現權力。
b.羅馬私法的形成和發展具有自己的特點。它主要憑借法學家的研究、著述和羅馬長官的司法活動來對各種財產關系進行調整。
c.羅馬法的影響超出了歐洲，遍及亞、非、南北美各國，形成具有世界影響的羅馬日耳曼體系。如德、法等國，以羅馬法為基礎，結合本國的實際，先後制定了民法典。英國普通法中的契約原則、遺囑制度和信託規則均來源於羅馬法。
d.綜上所述，羅馬法在歷史上的作用、影響不僅在於它曾服務於羅馬奴隸制社會，而且通過各種形式直接或間接促進新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形成，推動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和貨幣關系的發展，為後世調整和保障商品生產以及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經濟關系提供了借鑒的現成形式。

3. 法律上的市民與公民的區別

市民法是羅馬法上相對與萬民法的類似於國內法的法律，這里的市民指的是羅馬市民內，萬民法指容的是羅馬帝國佔領的地區的外邦人與外邦人、外邦人與羅馬市民之間的法律糾紛時候適用的法律，很象現在的國際私法和國際公法。市民法則類似與國內法，針對的是羅馬市民之間的法律糾紛。

現代法律上沒有所謂市民之說，只有地方法規規範本地區的公民，而沒有市民的法律用語。

4. 民法、自然法、萬民法的概念和三者間的聯系

在西方,自然法是與成文法相對而言的。成文法因歷史、地域、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其內容具有不完全性,有惡法和被錯誤適用的情況。
萬民法是市民與外人或外人間關系適用的法
自然法強調依照自然規律解釋法律
萬民法不等同於自然法，因為自然法普遍地適用於一切動物，即萬民法只適用於人類自己。

5. 市民法與萬民法的關系

市民法是調整羅馬公民之間的法律,即平等的主體之間關系的法律,是現代民法的始祖.
萬民法,調整的是包括了埃及人,高盧人等等"外國人"的法律關系的法律.調整范圍的不同是兩者之間最主要的區別
古羅馬「自然法」 、「萬民法」意義及關系考

「法」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時空有著不同的含義；從特定歷史背景出發，去理解特定時空條件下的「法」的概念，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本文試圖從西方法律史的二元觀傳統中去探求古羅馬法中「自然法」、「萬民法」及「市民法」的各種不同的含義，澄清相互之間的區別，並嘗試提供一些可能的解釋。

一、 西塞羅對古希臘自然法思想的繼承

最早提出「自然法」一詞的是赫拉克利特（約前5世紀），他認為：一切人法受哺於神法。自然法學說由此發端，遂歷經希臘羅馬、中世紀、和近代古典三大時期。考夫曼教授認為：這三大時期的自然法存在以下三點基本共性。第一、自然法是不變的和普適的，適於一切時間和一切人；第二、藉助理性，自然法是可認識的；第三、自然法不僅是實證法的標准，而且在後者與其相悖時取而代之。[1]當然，這三點共性也非以同樣的程度一以貫之於自然法的歷史，在其各個階段這些共性得到不同的彰顯。

在歷經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後，斯多葛派哲學最終完成了對「自然法」概念的塑造。斯多葛哲學以「自然」為核心，強調自然是支配性原則，其本質具有一種理性的品格，因此，自然法就是理性法(law of reason)，能為人類所認識；自然法也具有普遍性(common law of nature)，適用於一切人，這一特徵恰應了斯多葛哲學家的終極理想——人們作為世界公民在「世界國家」(a world-state)里平等地生活。

希臘隨著內戰的消耗和外敵的入侵而逐漸衰敗，富於實踐精神的羅馬人用鮮血和汗水促成了羅馬的興起。在法學界，西塞羅（公元前106—43年）可謂羅馬人的開山鼻祖，正是他為後來鮮有哲學情調的羅馬法學注入了源自古希臘的自然法精神。在其名著《國家篇》中，西塞羅鮮明地表達了他的自然法思想：

真正的法律是與本性相合的正確的理性（nature）；它是普遍適用的、不變的和永恆的；他以其指令提出義務，並以其禁令來避免做壞事。此外，它並不無效地將其指令或禁令加於善者，盡管對壞人也不會起任何作用。試圖去改變這種法律是一種罪孽，也不許試圖廢除它的任何部分，並且也不可能完全廢除它。我們不可以元老院和人民大會的決定而免除其義務，我們也不需要從我們之外來尋找其解說者或解釋者。羅馬和雅典將不會有不同的法律，也不會有現在與將來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種永恆、不變並將對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有效的法律；對我們一切人來說，將只有一位主人或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他是這種法律的創造者、宣告者和執行法官。無論誰不遵從，逃避自身並否認自己的本性，那麼僅僅根據這一事實本身，它就將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即使是他逃脫了一般人所認為的那種懲罰。[2]

由此可見，西塞羅繼承了古希臘的自然法思想，確證了上帝作為自然法創造者的權威。自然法的普世性和高級法特徵在他那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不僅如此，西塞羅還首創了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概念，[3]他說：「… … 因此，我們的祖先認為，萬民法和市民法是有區別的：市民法不可能同時是萬民法，但是萬民法應該同時也是市民法。」[4]這一經典論述不但間接地確定了市民法和萬民法的外延，而且為下文對兩者關系的釐清奠定了學理淵源。不過分地說，後世羅馬法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論述大多圍繞西塞羅的理論而展開。

二、蓋尤斯的二分法及學理思考

蓋尤斯（約130—180年），古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他是這樣論述市民法與萬民法的關系的：

所有受法律和習慣調整的民族都一方面使用他們自己的法，；另一方面使用對於所有人來說是共同的法。實際上，每一個民族都為自己創立法，一個城邦的法就是這種法，它被稱為「市民法」，可以說它是該城邦自己的法。自然理性在所有人中創立的那個法，由所有人平等遵守，它被稱為「萬民法」，可以說它是對所有民族都適用的法。[5]

公元前242年，羅馬首度出現了外事裁判官，其主要職責是裁判羅馬人與外邦人及外邦人之間的案件。其時，陳舊、僵硬的市民法已遠遠不能滿足正在不斷對外擴張的羅馬帝國在解決外邦人在羅馬法律地位這一問題上的要求，外事裁判官遂根據自然法的一般原理處理糾紛，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反映羅馬與與其有交往的異邦異國所共有的法律制度所組成的一個規則體系，羅馬法學家稱其為萬民法。此即萬民法的第二種含義——實踐層面的外民法，後世所稱萬民法，通常就在這種意義上使用。[6]

那麼，蓋尤斯究竟是在哪種意義上使用「萬民法」一詞呢？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從時間上講，蓋尤斯不可能不受到萬民法制度的影響，他似乎是在描述一個業已形成的制度。而如果單純從上文所引蓋尤斯論述的文本意義來分析，他又似乎在重申前人西塞羅的主張。

後世學者在理解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分歧。依梅因的說法，是先有了萬民法的具體制度，而後經古羅馬法學家運用衡平的手段，將萬民法制度與自然法聯系了起來，賦予了萬民法的理論意味。[7]凱利也持類似的看法，他甚至將這種作法的淵源追溯至西塞羅，指出其實證主義的一面，並認為西塞羅使用的實踐性的「自然」概念在後世的羅馬法學家那裡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最終豐富了萬民法制度；而對於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觀念，僅僅是蓋尤斯對「這一全然實踐性的法律成長」套上了「比較研究的虛幻光環」和法學家偶然地給與其哲學意蘊罷了。[8]

但是，我們不難在梅因和凱利的論述中發現一些紕漏之處。他們都沒有明確區分萬民法的兩種意義，這是他們所犯錯誤的認識論前提。梅因說：「所謂『自然法』只是從一個特別理論的角度來看的『萬民法』或『國際法』。… …它們之間的差別完全是歷史的，在本質上，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什麼區別。」[9]不難看出，梅因依然沒有區別兩種意義上的萬民法，而是用「特別理論」這個語義含混的詞描述了自然法與萬民法的模糊關系。[10]凱利的錯誤如出一轍，他正確地指出了羅馬法學家發展萬民法的一面，但由於忽視了萬民法的理論意義，從而做出了「不能將萬民法定位或歸入到自然法中的唯一例外是奴隸制度」這個看似正確實則沒有完整透視萬民法的結論。[11]

相比之下，尼古拉斯教授的觀點使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耳目一新。他認為：在蓋尤斯的劃分中，萬民法與自然法同義，此即萬民法的理論意義；無非是自然法側重於強調法來源於自然原理，而萬民法重在強調法的普遍適用。[12]當然，尼古拉斯並未忽視萬民法制度的存在，他這樣論述萬民法兩種意義之間的關系：「我們也不知道『萬民法』（指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引者注）這個詞是如何應用於這套法（指實踐意義上的萬民法——引者注）的，或者有關的哲學觀念對它的發展有著怎樣的影響。我們所能肯定的是：在蓋尤斯時期，這個詞，就像前面論述過的那樣，在哲學和理論意義上都被使用，而且在這兩種意義上，它都涵蓋著除人法和繼承法以外的大部分法。」[13]

因此，筆者認為：業已存在的萬民法制度對蓋尤斯是肯定產生了影響的，但這並不等於說蓋尤斯就不能就此展開理論上的發揮，何況早先已有西塞羅的創舉？至於兩種意義的萬民法之間，是否真能條分縷析，也許正如尼古拉斯所言：「羅馬人從來不在實在法（即實際應用的發）與應當訂立的法之間做這種明確劃分。」[14]抑或對這一問題更精緻的探討，須等到與烏爾比安的說法展開比較後，我們才能有更加明晰的認識。

三、烏爾比安的劃分法及相關爭論

烏爾比安（約170—228年），古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與前人不同，烏氏給出了一種異於通說的自然法定義：

自然法是大自然傳授給一切動物的法則，也就是說，這個法不是人類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陸地和海洋的動物包括飛禽所共有的。由此而產生我們稱之為「婚姻」的男女結合及其子女的生育與繁衍。我們可以見到其他動物包括野獸也都精通這門法。[15]

在他那裡，萬民法與自然法是有區別的，因為自然法是所有動物共同的法，而萬民法僅僅是人類自己的法。[16]烏爾比安的這一劃分，開啟了以後羅馬私法關於法的分類的爭論，即所謂蓋尤斯「二分法」與烏爾比安「三分法」之爭。一個普遍的說法是：烏爾比安之所以區分自然法和萬民法，是因為前者否認的奴隸制度為後者所包容；故此，二分法有別於三分法。[17]一直以來，我國學者在論及這一問題時，大多都是就事論事的介紹性文字，而甚少學理探討。這里，筆者嘗試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須明確的是：蓋尤斯的「自然法」概念與烏爾比安的「自然法」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烏爾比安的「自然法」概念異於通說早就成為學界共識。對此，博登海默在引用利維（Ernst·Levy）的話時曾說：「這種由任何動物共同構成的法律共同體，不僅對於西塞羅和斯多葛學者來講是聞所未聞的，就是現代學者也不認為這種觀點是古典法學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18]

其次、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論述萬民法兩種含義之間的關系。我們知道，理論意義上的萬民法與自然法一樣，具有強烈的普世性特徵。在信仰斯多葛哲學的羅馬統治者那裡，這一特徵剛好迎合了他們建立世界國家的願望，在作為一種法律制度的萬民法的發展歷程中，理論意義的萬民法為外事裁判官們提供了一個哲學上的旗號，使得實踐意義上的萬民法的法律適用范圍不斷擴大。對此，著名自然法學家登特列夫作出了非常精闢的評價：「在他們（指羅馬法學家——引者注）眼中，自然法並不是一套完整而現成的法規，而是一種詮釋的手段。在使人定法適應於不斷變遷的客觀情況之歷程中，在使一個國際文明（或毋寧說是超國家的文明）之法律體系日益精良的歷程中，自然法與國際法一起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19]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觀念性萬民法與實踐性萬民法的區別。一言以蔽之，前者在觀念上適用於世間之芸芸眾生，而後者主要針對羅馬及周圍與羅馬發生實際關系的地中海國家的人而言。

綜上所述，不僅「自然法」概念在蓋尤斯和烏爾比安那裡是不同的，就連他們兩人使用的「萬民法」也存在些許的差異。蓋尤斯的萬民法，大多是觀念性的；而烏爾比安的萬民法，實踐性色彩較濃。正是基於這個原因，烏爾比安承認奴隸制的萬民法招致自然法[20]的否定，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四、奴隸制度——爭論的焦點與實質

烏爾比安的這段話讓人再熟悉不過：「就市民法來說，奴隸被認為不是人；但是根據自然法，情形便不同了，因為自然法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21]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法學家弗洛倫提努斯（Florentinus）的一段話：「奴隸制是萬民法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同自然背道而馳的——因為根據這種制度，一個人被迫變成了另一人的財產。」[22]不難看出，法學家們在這里所論述的萬民法，顯然是指實踐性萬民法而言。在實踐性萬民法中，奴隸不再被當作人（Pesona）來對待，而淪為權利的客體。

隱藏在這個問題之後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羅馬法中的法律擬制技術問題。作為具體的法律制度而存在的市民法與萬民法，是羅馬人立法思維的產物，而非如自然法那樣，乃是神明啟示的結果（西塞羅）。在羅馬法，Homo指生物狀態上的人，而Pesona概指權利主體。民法上的自然人概念，實即濫觴於羅馬法對人的擬制。學者認為：「自然人是一個法律構造的獨特概念，它只向特定的法學含義，指稱個人得在法律上作為權利主體的那一存在范疇。這一部分，是生物意義上的人處於自然狀態所不具有的存在形式。生物意義上的人獲得自然人形式，因此是立法承認的結果。」[23]故此，在羅馬民法中，奴隸不是法律意義上的人，而是作為權利客體存在於實踐性萬民法制度中。但是，自然法是主張人人平等的，借用古典自然法學派的觀點，在存在自然法的自然狀態中，人人生而平等，奴隸制度自然是沒有容身之地的。[24]

五、二元觀傳統下的萬民法與自然法——一個簡短的小結

西方法律史中，歷來存在應然法與實然法的對立；在康德、黑格爾以前的法哲學史中，這一二元觀尤指自然法與實在法的對立。盡管在古羅馬時期，法學家們對實踐問題的強調遠遠高於哲學上的進步；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完全無視對正義的追求，事實上，較之於希臘人，他們無非是更多地從實踐的角度去關注正義的實現。希臘哲學對他們的影響，顯著地表現在他們對法的認識上，他們關於法的分類的探討，並未因為似乎多了一層實踐的色彩而褪去形而上的價值追求，好在各自立場不同、觀點各異，為我們更加明晰的透視他們的法律觀拓展了可資比較的視野。因此，在本文中，筆者試圖竭力廓清所謂 「二分法」與「三分法」區分之後的學理內涵，不知實情是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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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夫曼：《法哲學的問題史》，載[德] 阿圖爾·考夫曼、溫弗里德·哈斯默爾 / 主編：《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鄭永流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02頁。

[2] [古羅馬]西塞羅：《法律篇》Ⅲ22（33），中譯文參見沈叔平、蘇力譯《國家篇法律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04頁。

[3] 對此，考夫曼如此評價：「在他（指蓋尤斯——筆者注）的影響下，在羅馬還產生了萬民法（Jus Gentium），它不是今天所指的國際法，而是自然法，它適於每一個人，而不論他是市民還是外來民，是自由民還是奴隸。」參見考夫曼：前揭文。

[4] [古羅馬]西塞羅：《論義務》C3，17，69.中譯本參見王煥生譯《論義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