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的故事

㈠ 女監檔案故事梗概

在一個鮮為人知的角落，隱藏著一群有著復雜背景的女性，她們帶著詐騙、盜竊、搶劫等各種罪行的故事，來到了這個特殊的場所。這個隱秘之地，是她們新的起點，也是她們贖罪的舞台。

然而，這里並非只有罪惡，還有一群堅韌不拔的警察，他們日復一日地堅守崗位，默默奉獻，甚至犧牲自我。他們不僅是執法者，也是家庭的守護者，展現出人性的溫暖、善良，甚至有時會流露出脆弱和傷感。他們在法律與人性的交織中，演繹著一段段真實而感人的故事。

為了提升改造效果，司法部決定將監獄從偏遠山區遷移到城市，這一決定引發了激烈的較量。監獄內的改造與反改造斗爭不斷升級，減刑加分等議題成為沖突的焦點，勾心鬥角的局面愈發緊張。

在鐵窗之中，竇苗，曾是特警戰士，因婚姻背叛而雇兇殺人。得知仇人未死，她復仇之心再起，逃獄企圖繼續戰斗。而王芬，一個持刀搶劫犯，與黑社會老大黑子結為患難鴛鴦，她甘願入獄保護黑子，甚至試圖賄賂高層逃脫法律的制裁。

黑子的死讓王芬陷入更深的絕望，她為了所謂的愛情，不斷滋事，最終因隱瞞餘罪被判處死刑。這些女性，她們的罪行、她們的選擇，以及她們在罪惡與生命邊緣的掙扎，引人深思。

為什麼她們會犯下罪行？是什麼驅使她們在困境中掙扎？又是什麼力量使她們在絕望中尋找生存的希望？這些問題，像一道道謎題，隱藏在這片蔚藍天空下的鐵窗背後。

這是一個鮮為人知的隱秘角落，一群溺水的女人帶著詐騙，盜竊，搶劫各種斑斕的歷史來到這里……這里還堅守著一批優秀的警察，常年如一日默默奉獻與犧牲，同時，他們也愛自己的家庭，也流露著溫柔善良，甚至脆弱和傷感，有血有肉……司法部為提高改造的效果，決定將地處偏僻山區的監獄轉移到大城市，隨著搬遷，雙發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較量，改造與反改造的斗爭在監獄里逐漸升級，圍繞著減刑加分更是沖突不斷，勾心鬥角愈演愈烈……

㈡ 應松年的個人軼事

他是著名法學家，卻也愛好歷史學和文學，他說那是他的精神家園，可以從中獲得心靈的慰藉和心智的啟示；他職務多、工作緊，卻忙裡偷閑，偶爾拉上一會兒二胡，一曲《二泉映月》讓人如醉如痴；人到中年後，他創造了中國行政法眾多「第一」，從第一部行政法學教材到培養第一代行政法學研究生，從參與新中國第一部《行政訴訟法》的起草到此後眾多行政法的出台，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足跡。他與新中國行政法學和行政法制同行，成為中國行政法學著名的「領頭雁」之一。

「挫折是墊腳石」
磨難對於有志者來說是一塊墊腳石，對於弱者是一個萬丈深淵。挫折能造就強者，也能吞噬弱者。
1937年，應松年出生在寧波奉化的一戶書香門第。195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踏進華東政法學院，在大學的日子裡，他很快嶄露頭角，第二年就在學校的開學典禮上向新生介紹大學生的學習經驗。
可是，厄運很快降臨，1957年「反右」開始，巨大的政治風浪波及全國眾多高校，同許多優秀知識分子一樣，他也被卷了進去。畢業後，他被「發配」去了新疆伊犁。
這里有戈壁胡楊，逆風怒吼，但這里也有葡萄蘋果，青山綠水，還有朴實熱情的各族人民，伊犁河谷不乏溫馨。天涯何處無芳草，邊地賦予應松年生活的激情。這里成了他砥礪人生的起點。
遠離家鄉，遠離專業，不免彷徨，但他沒有放棄對知識的渴求。沒有法學書籍可研讀，歷史、文藝書籍也足以慰藉，總之是找到什麼就看什麼。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讀了許多自己喜歡的文學和歷史書籍，還寫了一些民族文學的評論文章，發表了一組伊犁詩話和有關伊犁的史話。林則徐、左宗棠、細君公主，一個個歷史人物的故事中，金戈鐵馬，雪野情長，顯示了可歌可泣的邊地歷史畫卷，應松年教授從中也深得歷史的啟迪。
回首往事，應松年平靜地說：挫折對於人來說，未見得全是壞事，它可以磨去身上的稚氣和傲氣，促使人更加懂得生活的含義和人生的意義，更加懂得珍惜人間美好的東西，尤其是能使人練就敏銳的洞察力和清醒的辨別力。
「困難和折磨對於人來說，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錘，打掉的應是脆弱的鐵屑，鍛成的將是鋒利的鋼。」正如契訶夫這句話所言的那樣，生活的磨煉和知識面的拓展，為一個未來的行政法學家留下了深厚的儲備。
「填補」出來的行政法學家
機遇只偏愛那些有準備的頭腦。
在伊犁20年了，應松年也已經步入中年，但生活的軌跡卻面臨改變。1980年，西北政法學院和其他政法院校一樣，停辦多年，這時決定恢復重建，但因法學人才斷流，缺乏師資，吁請西北各省支持該院人事處長還專程到新疆覓才。這時，應松年已擔任伊犁州教育局的教學研究室負責人。得知應松年想離去，勸留不得，教育局採取了行政手段，扣住人事檔案不放。面對領導的信任和挽留，應松年心裡湧起一股熱流，但他很清醒，也很堅決。20年的生活經歷，已使他深刻認識到，民主與法制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懷著對伊犁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深依戀和感激，打點行裝，應松年義無反顧地來到了西北政法學院，重返他熱愛的法學領域。
機遇選擇了應松年，應松年也抓住了機遇。
由於對歷史和哲學的偏愛，應松年對法理學和法制史似乎更感興趣。可是當時西北政法學院的行政法沒有教師，應松年又滿腔激情地填補了這塊空白。沒想到這一「填補」，竟補出一位行政法學家，也使他與其他的行政法學家一起，共同補出了行政法學的一片輝煌。
沒有教材，缺乏資料，難以入手，做事有股倔勁的應松年一頭扎進了圖書館，詳細研讀了所有民國的和前蘇聯的行政法學著作。接著，他又從西北到西南，又到中南，收集資料，還結識了當時也剛剛踏入行政法學門檻的同行。
這時，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的王珉燦先生在廈門主持召開了行政法學教材編寫研討會。應松年得知消息，覺得是個難得的學習機會，便毛遂自薦，要求參加會議。望著這個風塵僕僕、滿臉執著的後輩，王珉燦老先生心頭一熱，心裡珍視著來人的這份熱情。沒想到在研討會上，應松年侃侃而談，掌握資料翔實，對行政法學有著獨到精闢的見解，眾人對他開始刮目相看，王老先生當時就決定把他借調到北京，專門從事新中國第一部行政法學統編教材《行政法概要》的寫作和編輯。
王老先生的這一決定成為應松年人生歷程上的重要契機，揭開了他的行政法學之路的開端。歲月如流，王老先生已經逝去，應松年始終銘記著老先生的知遇之恩。應松年說，有時深夜伏案，稍有懈怠，想起王老先生，就又筆不輟手，耕耘在行政法教學研究的陣地上，並以王老先生為榜樣，視獎掖青年學者為己任。
20多年來，我國行政法制發展迅速，從《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處罰法》到《立法法》，一直到剛剛頒布的《行政許可法》，中國行政領域里的民主與法制建設被推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參與起草，還是參加討論，或是提供咨詢，這些法律都傾注著應松年的一份心血，寄託著他的法治理想，承載著他的人生追求。應松年在治學、立法研究的道路上，留下了一個個深深的腳印。
擁有眾多「第一」
在科學的道路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艱險勇於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在行政法學領域里，應松年風雨兼程，一路走來。中國行政法治發展歷程中，應松年有幸參與了教學、理論研究、法制建設的開創性工作，成為眾多「第一」的擁有者。
1981年，應松年參與編寫了新中國第一部行政法學教材《行政法概要》。他回憶此事時說：「我們也是在『邊學邊編』，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也就是現在的國家圖書館，是我那時去得最多的地方。」邊學邊編，包含了我國行政法學開創研究的幾多辛酸。
1984年，他主編了建國後最早的行政管理學教材之一《行政管理學》，這一著作包含著應松年對於中國行政法治之路最初的思考、體悟，第一次揭示了行政法學與行政管理學的內在聯系。這本書後來發行達數十萬冊，獲得全國行政管理學論著一等獎。
1985年，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成立，十多年來，應松年一直擔任該學會的副總幹事兼秘書長，後來又擔任學會會長。學會在組織國內外學術交流、推動行政法學研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86年，著名法學家陶希晉發起了組織行政立法研究組。近20年來，應松年作為研究組主要負責人之一，組織在京的一些學者和在實際工作部門的同志一起，從事了多部行政立法的研究和試擬稿的起草工作。
為促進行政法學的繁榮，應松年一直希望行政法學界有一個可以探討爭鳴的園地。在沒有經費，沒有專職編輯的條件下，群策群力，白手起家，終於創辦起了一份理論刊物。開始用油印，1993年取得一些資助後正式出版，成為我國法學領域里惟一的單科理論期刊，這份雜志就是現在的《行政法學研究》。
掛在嘴邊的法言法語有時被遺忘了
在談到中國行政法體系時，應松年說，法律的制定，某個個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也許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人的共同努力，我們的法治之路才得以不斷向前延伸。
對於他參與已經制定的《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應松年如數家珍，欣慰之情油然而生。目前他又把期盼投向了《行政程序法》。他說，近幾年來，行政程序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尤其是個別政府部門在審批過程中的不透明、效率低下和「尋租」行為。除《行政處罰法》和《行政許可法》作了較完善的程序規定外，其他有關行政程序的規定比較簡略，且不統一。因此，從長遠來看，仍然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的行政程序法。它將更加體現規范行政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宗旨。應松年指出：「我國過去重實體、輕程序，現在必須重視程序的作用。只有程序公正了，才能更好地促進實體的公正。」「進一步說，程序不光是一個工具，程序本身也具有獨立價值」。
但是，應松年同時指出，立法中的缺陷也不容忽視。他說，目前正在實施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是關繫到中國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的一部重要法律，但卻遺漏了權利救濟問題。該法在實踐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兩委」關系和司法救濟問題。當時立法討論時，關於「兩委」關系還有些爭論，但後來還是寫下了相互矛盾的法條。對於司法救濟，大家卻集體「失語」了。該法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但當一個又一個民選村主任被非法撤換、停職或者無法上崗時，村民們卻沒有什麼救濟渠道。告到法院，法院卻以《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未規定，政治權利不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為由，拒絕受理。
「有權利必有救濟，無救濟則無權利，這是法學專家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可這句話卻在立法的關鍵時刻被遺漏了，無論從中國的民主法治角度來說還是從法學專家角度來說，都教訓深刻！」應松年遺憾地說，對此，他自己也沒有盡到一個行政法學者的責任。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人們將自我實現視為最大滿足，對我來說，最大滿足是學生們的成長！
1986年，應松年進入中國政法大學執教。之後，中國政法大學招收了中國最早一批行政法學碩士研究生，應松年先後擔任導師組副組長、組長，後又擔任博士生導師，承擔了培養中國第一代行政法研究生的任務。其間，他還擔任師資培訓和法制幹部培訓的組織教學工作，培養了一批年輕的行政法學教師和實務工作者。
1997年，時值應松年教授從教35周年暨60華誕慶祝會召開之際，他的一位學生回憶說：「不管如何辛苦勞頓，應老師總是精神抖擻地登上講台。他善於用淺顯的語言和生動的故事來解釋深刻的法學思想，受到聽講者的普遍歡迎。」
他的另一位學生也飽含深情地說： 「每次上課，他總是騎著自行車很早趕到等著我們，常令我們感動和慚愧。他採用『討論式教學』啟發和激勵我們各抒己見，使我們在討論中深入，在交流中受益。」
學生們從應松年那裡不僅收獲了知識，更傳承了民主法治信念。一位當法官的學生說：「在跟應老師讀書的日子裡，不論探討學問，還是處理事情，他總是很民主，先讓你說說看法，最後找到一個最為理想的解決辦法，我們很平等。親其師，信其道，我們不僅從他那裡學到了知識，而且學會了做人的道理」。
談到自己的學生，應松年頗為自得：「碩士上百名了，博士有幾十個。許多人都羨慕我這一點，在學生身上，我也學到許多東西。人們將自我實現視為最大滿足，對我來說，最大滿足是學生們的成長！在他們身上，我感到了人生的延伸，理想的延伸。」
認真履行代表的職責
永遠立於大眾的立場。
應松年喜歡讀小說。他說：「文學即人學，法學也是如此。」關注人，關注人性，這應該是文學和法學的共同之處。文學對於正義的崇尚，對於邪惡的鞭撻，也是和法律精神相通的。文學的感性，法學的理性，殊途同歸。只有在深刻參悟人性的前提下，制定出來的法律規范才是切合人民意志的。
「人民的利益就是最高的法律」，這是應松年教授一以貫之、始終不渝的學術宗旨和做人准則。他的一位學生告訴記者說：「他經常教育我們，行政機關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處於不平等的地位，相對人的權益很容易受到侵犯，在這種情況下，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把正義和公平作為自己的行為准則，盡己所能為老百姓做點實實在在的事情。」
應松年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也寫道：「保障人權，體現人性，尊重人的人格尊嚴，這是現代法治理念的核心。在立法、執法領域，堅持人文關懷，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內涵。」「制定法律、實施法治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
應松年告訴記者，盡管中國行政法制發展很快，但目前基層違法行政、濫用權力的現象仍然很嚴重。作為人大代表，他每年接到的申訴信都有300封左右。他總是很認真地轉給相關部門。他說：「相當一部分群眾反映的都是有問題的。」
應松年介紹說，有一次，有一位職工拄著拐杖來找他，主要問題是工傷評定等級過低。應松年教授耐心地聽他訴說後，經過一次次電話聯系，多方奔走，終於解決了這位職工的問題。還有一次，有兩位基層法官找他，訴說他們受到的不公正處理。為此事，應松年多次反映，最後取得了高檢院的支持，終於使兩位法官的問題得到公正的處理。言及此，應松年對高檢院重視人大代表反映的問題並認真處理的行為，深為感動。
作為一位行政法學者，應松年在法學研究、法學教育中作出了業績，同時，在行政法制建設中，在履行人民代表的職責中，應松年作為一個學者，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與行政法同行，是應松年人生軌跡的寫照，我們相信，他將繼續精神抖擻地與行政法一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