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輿論關注司法審判

① 司法的外部監督方式包括哪些

司法的外部監督方式主要包括：人大監督、輿論監督和公民監督。

（一）人大監督

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對由其產生的國家司法機關的監督是其憲法地位的一項重要權力。人大監督司法權的實質，是按照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對國家司法權進
行制約，以保證司法機關按照人民的意志和需要運轉。人大監督是國家最高層次、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監督。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權力來源的權威性

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監督權直接來源於憲法。人大法律監督所依據的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國家根本大法，而在行政監督和司法監督中，行政機關和司法
機關所依據的可以是憲法，但更多的是依據法律、法規行使監督權。人大監督代表的是國家意志、人民意志，體現的是我國國體和政體的本質與內容。

2.監督對象的廣泛性

人大的法律監督，從對象上，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機關；從客體上，包括了三機關的人事、財政、立法、執法活動。[1]在我國，沒有任何其他機關能夠像人大一樣同時擁有監督全部國家機關重要活動的權力。

3.監督層次的至上性

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是代表國家和人民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監督。人大監督同其他國家監督形式之間是授權與被授權機關的關系，國家機關體系內一切其他層次的監督都必須向它負責，並接受它的監督和制約。

4.監督方式的間接性

人大的監督權側重於對監督對象起威懾、督促、指導作用，主要是通過間接手段來達
到監督目的，一般不直接去糾正、處理違法行為。主要表現在人大在聽取「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或對它們進行質詢時，通常只發表一些評價性意見，對有關機關
的違法行為提出批評性意見，要求自行糾正其違法行為等方面。人大最嚴厲的監督方式是罷免或撤職，而這也僅僅是促使司法機關依法辦案的手段。

（二）輿論監督

輿論監督，是指電視、廣播、網路、報紙報刊等大眾傳媒對各種社會現象所進行的揭露、報道、批評或抨擊。輿論監督具有相對的言論自由性、及時性、廣泛性。

1.新聞輿論監督是公眾了解、參與和監督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的重要媒介，是防止和糾正司法腐敗，推進公正執法、文明執法，實現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監督力
量。司法通過公開接受輿論的監督，滿足憲法賦予媒體的新聞自由權、公眾對司法的監督權、參與權、知情權和表達權；輿論通過司法公開監督司法行為，從而能更
好地促進公正審判、防止司法權的濫用，同時也是確保司法公正能夠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的有效方式。

2.新聞媒體監督在現代法制國家已成為一種誰也無法漠視、不敢小看的監督力量。平民百姓街頭小巷的議論成不了氣候，而新聞媒體的評論就不一樣，對法院的審
判具有強大影響力，甚至決定了法院判決的走向，因而素有「媒體審判」之稱。而輿論監督本身具有覆蓋面大、影響深遠、及時有效等特點，它通過營造輿論環境進
而影響人們的心理、思想、行為，並藉此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從而起到約束國家權力、保障司法公正的作用。輿論監督可以提升司法的透明度和公開度，拓寬公眾
參與權力運作的渠道，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和糾正司法偏差，有助於捍衛公民的權利和實現社會的正義。從「房姐事件」「問題奶粉事件」「郭美美炫富事件」等諸
多案件來看，輿論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提升了司法機關的辦事效率及公開程度，推動了社會公正的落實。同時，正面的輿論報道可以提升法院的公信力，宣傳普及
法律知識，促進法治社會的建構與發展。拿「孫志剛」案件來說，正是由於輿論的廣泛關注，引起了國務院的重視，推動了《城市生活無著落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
出台，進一步保障了人民的利益。

（三）公民監督

公民監督，一般是指公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進行監督的活動。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公民的監督權具體內容分為三部分：一是批評和建議權；二是申訴和控告權；三是檢舉權。

1945年7月，毛澤東在和黃炎培談論如何避免「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權更迭周期時，曾經說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
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公民監督權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監督國家機關及其工
作人員活動的權利，是一項重要的憲法權利，而公民監督司法權則是公民監督權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也是公民參與公權力行使的重要途徑，當前我國公民監督司法
權主要通過人民陪審員制度和人民監督員制度實現。

② 你覺得社會輿論對法律的判決會有影響嗎

有多大不好說，但是肯定有影響。

對於「社會輿論」對法律判決的影響，確實有法學教授做過相關實證研究，一位是徐光華教授，一位是白建軍教授。二位博導，都是熱衷於進行實證研究的刑法學者，尤其是白建軍教授的論文。

在徐光華教授在論文中總結了130份判決，其中23份，民意對刑事司法的影響。白建軍教授曾總結2000年以來的刑事判決，共32萬份，其中無罪判決僅586個，而受到輿論影響的無罪判決就有8個，這個數字不可謂不驚人。

回歸到個案上來，輿論的監督對一些案件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許霆 ATM 機盜竊案」，由於民意的影響，從無期徒刑改判為5年有期徒刑；「崔英傑殺死城管案」順應民意判處死緩；「鄧玉嬌刺死官員案」最終判處防衛過當並免於刑事處罰；「深圳機場梁麗拾金案」無罪處理。這類案件因為行為雙方的身份差距巨大，引發了社會的巨大關注，最終也確實影響了判決，可這類判決的基礎有的是在自由裁量的空間內對民意進行回應，有的則跨越了法律本身的維度，比如馬克昌教授就曾明言：「若沒有民意，鄧玉嬌至少會判緩刑。」

當然不能只著眼於這類案件，同樣是因為輿論的關注，比如對「齊二葯假葯案」、「河南三鹿奶粉案」、「河南瘦肉精案」的關注，最終推動《刑法修正案（八）》增設食品監管瀆職罪，修改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構成要件並加重其法定刑。這就是輿論關注的正向反饋。

所以社會輿論確實對法律判決有影響，這樣的影響有正向反饋也有負面反饋，可不論如何，司法還是應保持其獨立性，以塑造其權威性。這有賴於整體法治環境、法治文化、從業人員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水平、普通民眾個人素養的提升。而這恰是如今轉型升級的中國的陣痛點。

③ 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一、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

輿論監督有利於司法公正，輿論監督就像一面鏡子放在司法工作者的面前，時刻警醒他們依法履行職責、行使權力、維護司法公正，並且我國對於輿論監督的態度也越來越開明。2009年12月印發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第一條中就明確指出，人民法院應當主動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

（一）輿論監督有利於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基本原則司法腐敗是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大「短板」。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發表了《人權宣言》。第一條指出:「在權利面前，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這是首次提出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人們傾向於安全，有序，可預見的世界，不希望出於混亂，難以控制的境地……在法律適應中，由於權勢，金錢的影響，導致一方受到偏袒，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無序的狀態。」人們對於自己的出身是無法選擇的，所以人們渴望在後天的到法律平等。有了輿論監督，司法活動就被置於公眾的眼前，最大限度的擺脫了由於金錢和權勢帶來的不公，為司法審判塗上了一層防腐劑，從而有利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實現。

（二）輿論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輿論不僅對社會、對群眾起著特殊的監督作用，它對於黨、對於政府、對於一切領導機關和領導者也起著監督作用……經過這樣經常的輿論監督，這類行為將會大大減少。例如中央電視台法制頻道以及各地方衛視的法制節目在司法公開和司法透明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輿論監督作用。正如前文提到的河南農民時建峰偽造軍車牌照騙免高速公路通行費案，電視台對其庭審進行了現場直播。類似的輿論監督使得案件在公開、公平、公正環境中的解決，有利於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糾紛。此外，輿論監督是的廣大的普通的民眾參與到案件的評論中來，一方面形成了有效的司法監督力量，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司法專斷以及冤假錯案的出現。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對於案件的持續跟蹤報道，也起到了普及法律知識以及警示社會大眾的效果。

（三）社會監督有利於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絕對的正義需要完善的追求正義的環境和設備。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員在處理具體案件的時候要堅決執行有關規章制度，嚴格依法辦事，禁止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假公濟私，以權謀私，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社會監督可以使司法活動在陽光下運行，從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

（四）輿論監督可以促使司法工作人員提高其業務水平由於我國建國較晚，法學教育起步晚，各個地區的司法工作人員素質水平參差不齊，特別是在偏遠地地區，司法工作人員的水平更無法保證。輿論監督對於一些案件的關注和評論，迫使司法工作人員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增強辦案水平。2009年的在「躲貓貓」事件中被處理的民警，就值得整個司法系統人員學習，以及在2010年年底，河南農民時建鋒被指控偽造軍牌騙免368萬多元高速通行費案件中被處理的法官敲醒了警鍾。廣大司法工作人員應該切實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作為人民的公僕應該用好人民賦予你們的權利，盡心盡力的履行自己的職責。切實

（五）社會監督有利於促進司法改革和立法改革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披露了孫志剛死亡的情況。此後有關孫志剛死亡的報道在各大門戶網站上被轉載，引起國人的一片嘩然。一時間孫志剛以及導致此次悲劇的收容制度成了全社會關注的焦點。6月20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國務院第381號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全國各地的收容所紛紛摘牌，舊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漸被救助管理制度所代替。再比如，正在討論的勞教制度的改革無不體現著輿論監督的作用。勞教制度很難保證程序正義，並且做不到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是不符合現行的司法制度以及相關的法律原則。改革勞動教養制度，不僅是符合法治精神的當然要求，也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必由之路。相信社會輿論會像促進收容制度的改革那樣監督勞教制度改革的。

二、輿論監督對於司法公正的妨礙作用

如文章開頭關於許霆的案例，一些法學家認為是社會輿論綁架了法官，干擾了司法獨立。在中國有關新聞、網路媒體的相關立法不健全，媒體在報道有關案件的時候缺少監管，新聞媒體便會做一些捕風捉影的報道，或者只對整個事件的一部分做傾向性的報道，從而給了輿論錯誤的導向。甚至有一些不法分子或者利益相關者為了逃避自身的責任，濫用新聞輿論的報道、媒體輿論的善意炒作以及公眾同情弱示群體的心態，擾亂司法人員正常的辦案程序。（本文來自於《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雜志。《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一）在中國人情社會的大背景下，道德評判有失法律公正影響司法審判。輿論監督對具體案件往往以道德的標准來進行評判，而司法審判則要求司法人員以法律的標准來進行審判，二者評判標准不同，不是在所有問題上都能達成共識。社會輿論對於一個案件的判斷總是出於主觀的感性的認識，所謂的公知很少從法律的角度對一個案件作出評判。而新聞媒體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會用生活中的道德標准報道一些案件中的熱點問題，在案件沒有作出最後的法律審判之前盲目的做一些報道。作為司法裁判者的工作人員難免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在做最後的法律判決的時候難免會考慮社會大眾的承受度。這樣的話，輿論監督就沒有發揮其應有的監督司法活動作用，反而干預了司法，左右了法官的判斷，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二）給審判人員帶來很大的壓力。媒體對於案件的熱點做失真的盲目報道，這樣的話法律裁判者就有來自案件本身和社會輿論兩方面的壓力，他們勢必為了平衡這兩種壓力而做出一些妥協，而很多時候法律裁判者會向社會輿論妥協。因為那樣或許會導致司法的不公，但不會有來自公眾的不理解和社會的輿論壓力。

（三）作為輿論監督主力軍的各種媒體素質參差不齊，盲目的報道會侵害法律權威。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由於缺少法律監管和行政監管。逐利性使得廣大媒體會迅速的介入一宗案件的報道中，並且會做持續的跟蹤報道。甚至會為了利益做一些盲目的、不真實的、具有傾向性的報道去迎合公眾的情緒。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媒體本身的形象，也使得法律的權威性受到侵害，損害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民眾心中的形象。

（四）輿論監督會擾亂司法程序。輿論監督具有炒作性、制約性、傾向性的特點。輿論監督的這些這些特點決定了輿論監督在促進司法公正的同時也會妨礙司法公正。在實踐中，由於缺少監管，一些媒體炒作某一案件，對某一案件做具有傾向性的評價來博的讀者的眼球。於是一些人便利用媒體的這些特點，炒作一些關鍵詞，欺騙廣大的讀者。利用人們同情弱者的心態來干擾辦案人員的視線，以期做出有利於把自己的司法裁判。現階段，由於有關新聞媒體的立法不足，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因此，我國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處於不確定的狀態，輿論監督對於司法公正的影響有利也有弊。這就要求我們通過立法規范新聞監督、完善司法獨立制度、吸收國際立法，公約的先進經驗等方法來完善輿論監督。從而更好的平衡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的關系。掌握好輿論監管的度，發揮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避免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實踐中，法院和檢察院應該努力做到既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和知情權，又合理的處理輿論的監督，做到辦案不受社會輿論的傾向性引導，保證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公開。這就要求廣大法院檢察院應該堅持依法辦事，依章程辦事，努力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同時要求作為司法工作者的法官、檢察官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提高辦案能力，樹立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平衡好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兩者的關系，共同努力為中國的司法改革進程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作者：包華斌李新鵬單位：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區人民法院福建省永春縣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④ 大眾輿論關注司法審判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

大眾輿論關注司法審判利大於弊。
大眾輿論關注司法審判有利於防止司法腐敗、促進司法獨立，有利於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有利於司法公開、進而促進司法公信。輿論首先是一種關注，這種關注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將社會熱點案件置於陽光之下，讓審判過程更透明，進而防止強權的干涉和司法腐敗的滋生。
司法審判的主體是法官，大眾輿論只能通過引起法官、社會注意來發揮作用，沒有能力左右法官的審判、甚至影響司法的獨立。並且由於大眾輿論的監督能保護司法權的行使不受外在強力的干預，反而促進司法的獨立。
司法審判追求的是公平正義，當今社會發展飛速，而法律存在一定的欠缺和不完善，在這種背景下，法官理應被委以自由量裁權，使其能根據法律參考民意，抓住司法公正與社會公正的切合點。而大眾輿論某種程度上正是社會公正的體現。法官應該甄別輿論是否過於偏激還是合乎常理，而後根據法律及諸多社會因素作出更加公正的獨立判斷。只有這樣的審判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司法需要向大眾解釋道德良知和法律程序的界限、感性判斷和理性分析的差別。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

⑤ 法律論文範文8000字

法律與人們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法律是維護秩序，規范、調整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下文是我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於法律論文 範文 8000字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法律論文範文8000字篇1

淺析憲法在依法治國中的重要作用

論文摘要：依法治國就是依完治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規定了整個國家的基本制度和法律運行機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加強憲法的實施，必須改進全社會的憲法觀念，加強憲法的宣傳，憲法實施的監督，憲法的司法化等工作。

黨的十七大 報告 強調“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深入落實，全社會法制觀念進一步增強，法治政府建設取得新成效。”依法治國，概括而言，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就是依憲治國。這是因為以憲法為最高法的完備而優良的法律體系是依法治國的基礎。

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

(一)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處於核心地位。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藉助於國家權力所具有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它的高低、大小是衡量一部法律在法律體系中地位的重要標志。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已為世界上各成文憲法國家所公認和接受。如日本國憲法規定，憲法為國家最高法律，凡與憲法條款相沖突的法律、法令、詔敕等一律無效。這說明：第一，憲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據和立法基礎，沒有憲法依據和憲法授權，則不能制定法律;第二，即使其他法律有憲法上的立法依據，但其內容和精神也不得與憲法的原則和條文相抵觸，否則無效或部分無效;第三，憲法是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公民的最高行為准則。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准則，並且負有維護、遵守、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我國現行憲法也規定了自身最高的法律地位。

(二)憲法規定了法治匡f家的基本制度。

憲法規定的內容是國家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則。例如我國現行憲法包括四個修正案

(1)全面、准確地體現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規定：“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雜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

(2)規定了我國的國家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是我們的國體，它確定了我們國家的性質和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還有其他勞動人民，把國體確定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更加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3)規定了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們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定為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規定：“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從中體現出我們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4)規定了我們國家在政治、經濟、 文化 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再如美國1789年憲法第一條就規定了代議制度，其中包括美國國會的組成、職權、活動原則及其與總統、聯邦法院的分權制衡關系等等。

(三)憲法規定了整個國家的法律運行機制。

憲法規定了憲法和法律的監督、解釋體制。我國憲法在 總結 建國以來的實施 經驗 和吸收各國憲政發展長處的基礎上，確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憲法的實施，這既保證了“議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貫徹執行，又兼取特設專門機關監督的優勢，使憲法實施的監督真正落到實處。國家立法機關所制定的一般法律以及其他國家機關頒布的規范性文件必須遵循憲法，同憲法的原則精神相符合，否則勢必會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影響國家的法治建設，因此，各國憲法對於憲法實施的監督都做了規定。如，我國憲法就明確規定由立法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監督憲法實施。

(四)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基本權利表明了公民在—個國家中的憲法地位，是公民行為合法性的依據。自憲法產生以來，公民的基本權利就是憲法的一項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現行憲法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對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作了廣泛的、充分的規定。首先強調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我國公民的一項權利，也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一條基本原則。還規定了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人身權利和自由，社會經濟權利，監督權，老人、婦女和 兒童 等特定主體的權利等等。

我們不但在憲法中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且在許多方面還有保障：(1)物質保障。我們國家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廣大勞動人民直接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為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2)政治保障。我們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政權決定了全力維護廣大勞動人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核心職能之一。(3)法律保障。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是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體現，因而它不僅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而且通過依法制裁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行為，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實現。

憲法所規定的這些制度，不僅為法制的統一奠定了基礎，而且也為法制的完整提供了保證。如果沒有憲法，各種法律和法律制度就沒有統一的依據，法制的內部一致性就沒有了根本保證;同時，也只有在憲法制定和頒布之後，其他法律以及整個法律制度才能獲得賴以產生的基礎，有關立法、執法、司法和監督憲法等機關的組織，才能根據憲法的知道原則而被確立下來。

二、改進憲法觀念，加強憲法實施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但是只有把紙上的憲法轉化為社會主體的行動指南，憲法才能真正成為物質力量，立憲的目的、憲法價值才能實現。因此我們需要在全社會進一步普及憲法知識，提高憲法意識，培植憲法信仰，使憲法銘刻在公民的心裡，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首先，加強憲法的宣傳工作

我國憲政建設缺乏先天的內在因素，憲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或政府推動的，是通過國家或政府來組織實施的。加強憲法的宣傳工作，重要的是要對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幹部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憲法的普及、宣傳。目前，在相當多的黨政幹部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頭腦中，並沒有憲法至上的觀念。人民主權是憲法的原則之一，其核心思想就是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政府的權力來自於人民，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國家機關的黨政幹部、工作人員具備了較高的憲法意識，憲法在實施過程中就不會因遇到法盲而侵犯公民權益。加強憲法的宣傳工作，還必須向公民宣傳憲法知識。讓公民了解憲法最根本的精神就是限制權利、保護權利，國家機關只是受人民委託，為人民服務的機構，應該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國家權力應該時刻以保護公民權利為己任。不懂憲法，就意味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很好地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其次，加強憲法實施的監督工作

一個國家法治狀7兄和法治水平如何，與該國憲法的規定在實際中得到實現的程度密切相關。如果憲法得不到有效地實施，就不可能實現法治，至多隻能造就人治形式下的法治，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所以，保證憲法的實施就成為一國法治建設最重要的任務。加強憲法實施的監督，就要加強監督機構監督憲法實施活動的法律效力。通過法律和規范性法律文件將違憲的概念和含義確定下來，注重違憲與法律責任制度的銜接和關聯，同時設立違憲責任形式和違憲責任所對應的法律制裁 措施 。對於此類工作，如能持之以恆，如能制度化，就可以極大地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樹立憲法的權威地位。還要加強社會公眾對憲法實施的監督。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社會公眾對憲法的監督是人民對國家進行監督，對憲法進行監督的一種重要方式。一是通過憲法賦予公民的批評、建議和申訴、控告和檢舉權，通過制度的手段對違憲的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監督。二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也就是社會輿論和新聞批評的方式來實行對憲法的監督。

最後，加強憲法的司法化

長期以來，一些同志認為憲法作為根本法的作用，不是通過憲法條文的規定直接實現的，而是通過其他部門法來實現的，所以，憲法規范對人們的行為沒有直接的法律約束力。這種錯誤認識是憲法在實施過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調控手段造成的。加強憲法的實施關鍵還在於加強憲法的權威性，最突出的就是憲法的司法化。為此，必須賦予憲法的可訴性，使憲法直接進入司法活動當中，人們從自己周圍發生的各種案例中體驗到憲法的價值，在利益關系中實現憲法規范。公開取締、撤銷違憲立法，禁止、杜絕違憲行為，依法追究各種違憲責任。建立、健全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強化全國人大及其會的機構建設，強化普通法院的行政庭建沒，規定審查違憲案件的許可權，撤銷同憲法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以及地方性法規等，對違憲法律、法規宣告無效或者拒絕適用。通過彈劾、罷免等方式追究違憲行為的責任，直至追究法律責任。我們欣喜地看到2001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山東“齊玉苓案”的批復，開創了將憲法引入司法訴訟的先河，這意味著任何公民的權利都會受到憲法的保護，從而使公民從心理上產生了對憲法的神聖感與崇敬感。

法律論文範文8000字篇2

淺析輿論對刑事審判的影響及規制

一、輿論影響刑事審判的形式

法院是刑事裁判的唯一主體和權力行使者，但由於媒體報道產生的社會效應，使其在刑事審判中掌握了主動權，成為引領刑事判決的風向標。目前，我國輿論影響審判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由於傳媒報道了具有爭議性的司法案件，引起了民眾大規模的熱議，然後傳媒以公共討論平台的身份發布這些爭議，致使形成了輿論與法院之間觀點的對峙;[1]另一種是網民為引起廣泛關注，在網路媒介上發布了爭議性的案件，導致了大量的評論和轉載，各家媒體也開始聞風爭相報道，輿論在所謂情理的參與下帶有明顯的傾向性，給法院帶來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媒體在對進入司法程序中的司法案件進行報道時，搶先對案件進行討論、分析，甚至攻擊、侮辱與案件有關的法官、當事人及 其它 訴訟參與人，得出預測性結論，令受眾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造成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法院審判的現象。[2]

二、輿論影響刑事案件的特徵

(一)當事人身份特殊。

涉案當事人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社會名人往往是媒體吸睛尋求關注的出發點，為了防止具有特殊身份的涉案人員獲得特殊法律待遇，對案情進行大肆報道，引起民眾的廣泛監督。法官在民眾的監督下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會威嚴掃地。

(二)具有間接性和代理人效應。

輿論以其明顯的傾向性引導大眾，生成了一種足以影響法院獨立審判的輿論氛圍，從而使得審判在不同程度上喪失了其應有的公正性。[3]而另一方面，一方當事人為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試圖從輿論方向影響司法審判，主動要求媒體介入報道，媒體對當事人的一面之詞先入為主作出傾向性的報道，引起社會大眾關注，形成輿論觀點，對法院的審判評論和干預，法院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脅，被傾向性觀點開始引領，大大影響了司法審判公正度的最大化。

(三)影響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我國刑法為實現量刑的合理合法化，針對不同的案件性質和事實，規定了不同的量刑情節。在實踐中由於媒體等輿論的傾向性報道和評論，使得一些本應具有減輕，從輕量刑的被告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受到限制，法院在權衡下，選擇了妥協民憤，舍棄了司法審判原則，犧牲了被告人的利益。

(四)影響司法公信力和權威。

隨著輿論對審判影響的日益嚴重，使人們不得不懷疑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公平正義是法律追求的重要價值，是人們信服司法和法律的根本，司法的權威性才能牢樹於民心，然而，政府部門為了平息民憤對司法進行大肆干預，嚴重威脅司法的獨立性，使法官妥協於社會輿論，致使本已明確審判方向的在審案件被迫改變初衷，作出迎合輿論的裁判，已經生效的判決也再次被掀起再審風波。司法的權威性盪然無存，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人們不再信賴和尊重司法，反而遇事直接訴諸輿論或信訪，司法名存實亡。

三、輿論影響刑事審判的規制

(一)提高媒體素質。

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中，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往往具有很嚴重的傾向性和針對性，無法以法律的角度作出客觀的評論，經常以道德的名義對案件情況進行傾向性報道，在案件沒有作出判決前，提前給涉案人員定罪量刑，扣上犯罪的帽子。所以，媒體應首先做到對案件的相關情況做到保密，尤其是被告人的隱私。其次要時刻維護司法尊嚴，客觀評價司法行為，充分考慮報道的時機和場合，適時適度的對案件進行報道，正確引領輿論方向，同時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豐富 法律知識 ，培養法律思維，從法律角度出發，與司法部門進行溝通，避免觀點分歧。

(二)推動司法公開。

輿論之所以相悖於司法，正是由於司法的不公開透明，才會引起民眾對司法正義性的質疑，對法院產生誤解。司法公開是人民真正理解司法活動公正性，避免誤解性輿論泛濫的有效途徑。建立健全司法公開 渠道 和機制 [本文由WWw.lw54.com提供，第 一論 文網進行論文代寫和論文發表服務，歡迎光lw54.com 聯系方式QQ 712086966]，使人民大眾時刻能夠了解和掌握自己所關心案件的進程，全程見證司法活動的公正性，如完善人民陪審制度，推廣司法文書公開和庭審公開渠道，及時答疑解惑，澄清有關事實真相。使人民大眾信服司法，揚威司法，依賴司法。

(三)提高法官水平。

法官是裁量權的最終行使者，其裁判結果是否令人信服，不僅僅是依法裁判，更是取決於其判決理由的充分性和邏輯嚴密性，民眾主要通過判決理由對案件提出評判，所以法官需要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向民眾就裁判結果作出解釋說明，而這最終要求法官具有較高的專業水平，能夠站在法律思維的角度，向社會作出普遍接受性的發言。

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向來是情、理、法的並重結構，所以說，規制輿論影響刑事審判的任務仍艱巨曲折。

參考文獻：

[1]周福興.新時期“媒介審判”現象的深層機制[J].新聞窗，2009，(2)：18

[2]付松聚.我國“媒介審判”現象研究[D].河南：鄭州大學，2009.

[3]魏永征.新聞傳播法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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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輿論對司法審判的影響是利還是弊

總體來講是弊大於利，畢竟法官會有獨立的判斷，而不能被輿論所左右，這個西版方國權家是非常忌諱的，但是，在中國就不一樣了，畢竟中國人的法律素養太低了，我們喜歡干預法院的審判，往往是輿論擔任法官，最終影響了判決結果，所謂了民憤極大之類 的玩意兒

⑦ 論文:如何評價新聞傳播出現的媒介審判問題要求結合近年來出現的媒介審判的案例來說 媒介審判的原因意義.

「媒介審判」的原初法律涵義西方學者認為：「媒介審判」是一種不是依據法律程序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實施的非法的道義上的裁判，也叫「報刊裁判」（trial by news paper）。它的歷史沿革是西方國家的法律審判實行大陪審團制度，陪審團由普通公民組成，如果大眾傳媒在開庭審判前就對案件或涉案的當事人做過多的報道和渲染，就會影響陪審團的公正投票，從而間接影響判決的公允。 典型的案例是：上個世紀中葉發生在美國的「謝帕德案件」。1954年6月4日美國的一個外科醫生謝帕德（SamSheppard）被指控謀殺自己的妻子的兇手。由於當時在事發現場沒有留下任何線索，使得案情無法開展。但是，民眾和媒體的合理想像認定謝帕德醫生是殺死其妻子的兇手。媒體為了炒作的需要，不斷製造新聞，以此來刺激受眾情緒，致使法院最終裁定謝帕德醫生有罪。作為無辜的受害者謝帕德醫生每年上訴，一直上訴了十二年，屢次被法院駁回。直到1965年，美國最高法院接受謝帕德醫生的請求，重新審判，被判無罪。 我國學者魏永征認為，「媒介審判」是指新聞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對涉案人員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勝訴或敗訴等結論。「媒介審判」是對法院的審判權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權利的雙重侵犯。
2009年5月7日發生的「杭州飆車案」 成為網路熱點，在輿論與司法處於是非的泥潭中痛苦交鋒中，許多新聞傳播學者再次把眼光投向「媒介審判」現象。近些年來，在我國，無論是新聞傳播界還是法律界的教授或學者都對「媒介審判」現象比較關注。筆者就這方面的研究論文在中國知網對「媒介審判」關鍵字進行全年跨庫檢索，時間從1998年到2008年，採取等距抽樣的方法，時間跨度為2年，結果如圖1—1。從圖中可以看出，關於「媒介審判」現象的研究就目前而言，仍然是個熱門話題，並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由於「媒介審判」現象是個新生的事物，許多學者對此的研究僅僅以個案作為研究切入點，很少從一個宏觀角度對我國近些年來發生的「媒介審判」現象的流變進行詳細的梳理。學者魏永征曾經在他的《新聞傳播法教程》里有過這方面的梳理，不過，只是一筆帶過，略顯粗糙。本論文在充分調查文獻的基礎上，以「時間」為經度和以「媒體功能」為緯度進行立體性掃描，以期更深度地理解我國「媒介審判」現象的流變過程。

一、媒體本位功能缺失時期中的「媒介審判」現象

自新中國成立到我國改革開放以前，媒體主要作為黨的宣傳工具，其傳播方式基本上以「說教」和「灌輸」為主。過多的強調媒體的宣傳作用消弭了媒體的本位功能，即媒體以傳播信息為主。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一些政府官員和司法部門將媒體當作自己的傳聲筒，純粹將媒體看作自己管理的工具，往往給媒體行政指令，先由報紙定性和預演，然後司法介入審判的做法更是成了慣例。媒體在這樣長期的思維範式下，難免出現代替司法進行審判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我國「反右擴大化」和「文革」時期表現最為突出。當時的情形是新聞媒介已經演變為階級斗爭工具和專政工具的工具，新聞媒介可以凌駕於司法之上，直接宣布他人罪名，實行「專政」。「新聞審判」可謂登峰造極。 媒體特別是中央級媒體以社論的方式，來營造「不殺」或「不判」不足以平民憤的輿論攻勢的情況，許多案件最後的結果都依賴於中央級媒體確定的基調，案件的走向和涉案當事人的命運也多由媒體決定。

在此期間，典型的「媒介審判」案例有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是由最初的文藝思想的批判轉化為對敵斗爭的政治運動。媒體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它不該扮演的角色，出現了代替司法而「先行審判」的現象。當時報紙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為標題公布了胡風和他的朋友之間通信摘編，判定胡風和其他有關人員都是反革命分子，然後才是對他們實行逮捕，而對他們的正式判決則是在十年以後。 比如《人民日報》從1955年5月18日開始到7月初，每天都以半版或一版的篇幅發表「揭露」和批判文章。該報的專欄標題，先是「提高警惕，揭露胡風」，後改為「揭露和譴責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行」，進而改為「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最後改為「堅決肅清胡風集團的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些文章標題帶有嚴重的「審判」色彩，比如有：《這是個革命同反革命的斗爭》、《不是作家，是陰謀家》、《胡風是最陰險的階級敵人》、《胡風——反革命的灰色蛇》、《披著人皮的豺狼》、《胡風，你的主子是誰？》、《胡風是蔣介石的忠臣肖子》、《胡風是人民的死敵》、《我們決不能容忍》、《討伐胡風》、《嚴懲胡風》等。

二、傳統媒體輿論監督功能復興時期的「媒介審判」現象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媒體的本位意識開始覺醒，及時報道信息成了媒體生存的法寶。與此同時，媒體融入市場的改革也逐漸走人正規。由於我國處於在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初期，我們的法制建設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力的情況大量存在，傳統媒體輿論監督的便凸現出來。1994年4月1日，中央電視台大型時事評論節目《焦點訪談》的出現，標志著傳統媒體輿論監督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峰。《焦點訪談》節目創辦之時，適逢我國「二五」普法工作正進入關鍵性的後半階段，很自然，節目關注的主要議題是涉及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當然，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凸現，這是廣大群眾反映最強烈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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