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總則165條

『壹』 最高院：債務加入的認定和處理

2021年1月1日實施的《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條規定，第三人與債務人約定加入債務並通知債權人，或者第三人向債權人表示願意加入債務，債權人未在合理期限內明確拒絕的，債權人可以請求第三人在其願意承擔的債務范圍內和債務人承擔連帶債務。這是我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債務加入。在此之前，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首先明確使用了「債務加入」的概念，其在《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討論紀要(一)》(蘇高發審委[2005116號)第17條規定：「債務加入是指第三人與債權人、債務人達成三方協議或第三人與債權人達成雙方協議或第三人向債權人單方承諾由第三人履行債務人的債務，但同時不免除債務人履行義務的債務承擔方式。」或者在法學論著裡面出現。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對債務加入這一理論運用在判決書裡面。債務加入屬於單務合同、諾成合同、不要式合同、無名合同。

債務加入與第三人擔保有很大區別：1、債務加入後與主債務人並列承擔債務，與債務人的債務具有同一性，二者之間不存在主從關系，即與債務人一起成為共同債務人；第三人提供擔保後，其與主債務人屬於主從關系，合同也屬於主從合同。2、債務加入則不受保證期間的限制，僅受訴訟時效的制約；帶保證受到保證期間與訴訟時效的雙重限制，保證期間屬於除斥期間，在當事人沒有約定的情況下為主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之後6個月，在連帶保證中，債權人必須在保證期間內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否則保證期間經過後，債權人未主張權利的，保證人不再承擔保證責任。3、債務加入後，債務加入人在清償債務後，是否可以向債務人追償，取決於其在債務加入時與債務人之間的具體約定；保證人享有追償權，即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後，享有債權人對債務人的權利，有權在承擔保證責任范圍內向債務人追償。故此，債務加入人比保證人承擔了更重的責任。

一、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16號《民事判決書》認定及處理：

關於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的效力以及法律性質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三條規定：「具備下列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一）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四）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本案中，2015年1月4日，張剛良等人與午時陽光公司及天一公司、魚海軍等簽訂《借款協議》，約定午時陽光公司因公司周轉，向張剛良等人借款2200萬元。2015年8月，張成雙登記成為午時陽光公司股東，持股19.6%。2016年1月，張成雙登記成為午時陽光公司財務負責人。2016年6月22日，張成雙（乙方）與張剛良、梁波、趙栩甜（甲方）簽訂《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約定「剩餘貳仟叄佰萬元整（2300萬元），乙方確保在18個月內支付甲方，必須以現金方式支付，此借款18個月不計利息。」再審審理中，張成雙自認其當時承接了午時陽光公司案涉施工項目中的2、6、8號樓的施工，而張剛良因本案借款多次到工地阻撓施工。本院認為，案涉債務產生後、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簽訂前，張成雙作為午時陽光公司的股東和財務負責人，沒有證據證明張成雙簽訂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時，對案涉債務的產生以及其簽訂合同的法律後果不知情。如前所述，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合法有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一條規定：「合同一方將合同的權利、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第三人的，應當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並不得牟利。……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十四條規定：「債務人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移給第三人的，應當經債權人同意。」以原債務人是否繼續承擔債務為標准，債務承擔可以大體劃分為免責式債務承擔和並存式債務承擔。債務承擔人與債權人約定債務承擔時，未明確約定原債務人是否脫離債權債務關系的，構成並存式債務承擔。債務承擔人以自己的名義另行向債權人出具債務憑據並承諾由其按期履行債務等行為表明由其獨立承擔原債務人的債務，債權人表示同意的，構成免責式債務承擔。本案中，張成雙（乙方）與張剛良等人（甲方）在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中約定：「一、乙方原借甲方人民幣肆仟叄佰萬元整（¥4300萬元），因考慮乙方目前實際困難，雙方同意乙方借甲方人民幣為叄仟叄佰萬元整（¥3300萬元），具體計算方式為，乙方將『丹鳳朝陽』一期5號樓附屬鋼結構共五層，單層面積890平方（現狀空地），沖抵壹仟萬元整(¥1000萬元)，作為乙方支付甲方的借款。二、剩餘貳仟叄佰萬元整（¥2300萬元），乙方確保在18個月內支付甲方，必須以現金方式支付，此借款18個月不計利息。三、『丹鳳朝陽』一期5號樓附屬鋼結構自簽訂之日起，保證在1個月之內作購房合同並在政府備案。四、甲方在建設施工5號樓附屬鋼結構時，乙方要確保三通（水通、電通、路通）……。」從該協議的文義來看，案涉4300萬元系張成雙的借款，張成雙承諾償還，經張剛良同意，張成雙只需還款3300萬元，其中1000萬元以案涉丹鳳朝陽房地產項目的房產抵償，抵償後張成雙還需還款2300萬元。張成雙以自己的名義另行向張剛良出具債務憑據並承諾由其償還，張剛良同意張成雙承擔還款責任，但雙方沒有約定午時陽光公司脫離債權債務關系，張剛良沒有明確表示免除午時陽光公司的還款義務，也沒有其他證據或行為表明張剛良同意由張成雙獨立承擔午時陽光公司的債務，故本案應認定為並存式債務承擔。張成雙作為借款合同外的第三人向張剛良承諾承擔午時陽光公司的債務，其行為並非創設新的債權債務關系，而是加入到午時陽光公司與張剛良之間原有的債權債務關系中。張成雙加入債務的行為是為了保證張剛良債權的實現，但《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約定的內容並非擔保法意義上的保證，張成雙與午時陽光公司之間亦不是保證人與債務人的關系，而是並存式債務承擔中共同債務人的關系。債務加入與保證的本質區別在於債務承擔人並非從債務人，而是共同債務人，與原債務人無主次之分，債權人為實現其債權，可以直接選擇由債務承擔人償還債務，無需待債務人遲延履行，債務承擔人即具有完全清償債務的義務，其履行的法律效果及於債務人，而保證人則是在主債務遲延履行時方承擔責任。綜上，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雖名含「保證」字樣，但名不符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關於「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的規定，案涉《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的性質不是保證合同，而是債務加入協議，張成雙的法律身份不是保證人，而是債務承擔人，張成雙應向張剛良償還《還款計劃保證協議書》約定的債務，該還款承諾非經債權人張剛良許可，不得撤回。

二、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19號《民事判決書》認定及處理：

（一）關於甘綠公司應否承擔還款責任的問題。根據本案查明事實，甘綠公司自認其債務人身份，承諾還款，並以債務人身份履行了部分還款義務，應視為其屬債務加入人，對博瑞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主要理由是：1、2001年甘綠公司為增資擴股需要向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提出《關於將原甘肅省張掖市脫水蔬菜總廠的商標及利用國外政府貸款購置的設備進行入股的申請》申請將原以甘肅省張掖市脫水蔬菜總廠利用外國政府貸款引進的國外生產線投入到甘綠公司，以增大公司股本。在該申請中，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的王姓負責人雖在批註中提出應由新公司承擔債務並應辦理相關法律手續，之後，甘綠公司沒有再就該申請出具書面同意，但自2004年至2007年其主動償還了本案買方信貸121萬余美元以及部分政府貸款，簽收了債權人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向甘綠公司發出的數次催款通知書，出具了還款計劃書，並向本案借款的保證人張掖市甘州區電力局提供了反擔保。上述行為表明，甘綠公司已經承認其為本案借款的債務人並已履行部分債務。2、2013年6月24日，甘綠公司向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出具還款計劃書明確同意願意償還本案《轉貸協議》剩餘本金及利息。至此，甘綠公司作為債務人的意思表示進一步明確。3、甘綠公司一直佔有使用本案貸款所購設備，是實際受益方。對此，甘綠公司在再審中並不否認。甘綠公司雖稱博瑞公司將該部分設備投資入股到甘綠公司以後，資產即轉換為博瑞公司的股權，且博瑞公司又將其股權對外轉讓已經取得該設備的對價，但甘綠公司對此並未舉證，且博瑞公司是否取得對價與甘綠公司作為債務加入人並不沖突。據此，中國銀行甘肅省分行等請求甘綠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依法有據。二審判決免除甘綠公司民事責任，確有不當，本院予以糾正。

三、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501號《民事判決書》認定及處理：

本院認為，本案二審爭議的焦點問題是：一、金爵公司應承擔責任的性質是擔保責任還是債務加入；二、金爵公司應承擔債務數額是多少；三、一審程序是否存在不當之處；四、本案債務是否超過訴訟時效。

第一，關於金爵公司的責任性質問題。2005年6月1日中行廊坊分行曾與金爵公司簽訂《抵押擔保合同》，約定為相應借款合同項下債務本金、利息和費用提供抵押擔保。雙方後於2008年7月23日簽訂《補充協議》，該協議約定了兩項內容，一是金爵公司同意對前述《抵押擔保合同》所擔保的債務本金總計2.32億元承擔還款責任，二是同意繼續以《抵押擔保合同》所約定的抵押物提供擔保。就第一項內容，協議還詳細約定了金爵公司分四筆履行還款義務的具體數額和時間，同時約定對未償付部分的債務本金利息自2008年6月1日起計算並支付利息。隨後，金爵公司還於2009年11月5日向中行廊坊分行出具《代還欠貸款計劃》，承諾：「爭取在2009年內代還2700萬元，其餘資金計劃在2010年下半年、2011年底前分兩年還清」。根據上述內容，可見雙方後續協商的內容並非如何實現抵押權或者提供保證擔保，金爵公司承諾直接向中行廊坊分行還款的意思表示明確，並非僅有承擔擔保責任的意思。故金爵公司主張系擔保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審判決關於金爵公司系本案爭議債權直接債務人的認定，事實依據充分，本院予以維持。

四、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終字第434號《民事判決書》認定及處理：

本院認為，本案二審當事人爭議焦點問題有兩個：一、高洲酒業公司發出的2.10函是否屬於對涉案債務的加入；二、南岸糧食公司基於2.10函而產生的對高洲酒業公司的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是否已經屆滿。

一、關於高洲酒業公司發出的2.10函是否屬於對涉案債務的加入。

原判決查明，2008年至2013年，南岸糧食公司、騰龍酒業公司、會和商貿公司先後簽訂了涉案的五份糧食購銷合同。前三份是南岸糧食公司和騰龍酒業公司簽訂，後兩份是南岸糧食公司與會和商貿公司簽訂，當事人不同，簽訂時間有先後。但是，在後的合同均明確約定，在先的合同尚未支付的貨款全部延續轉移至「本合同」。該約定清晰地表明五份合同的連續性、合同債務的同一性。該筆債務即涉案債務。涉案債務以2.10函為界，此前涉案的債務為騰龍酒業公司對南岸糧食公司的債務，此後會和商貿公司成為債務人。高洲酒業公司稱，其2.10函發出時，會和商貿公司對騰龍酒業公司的債務尚未發生，故不可能構成債務加入。本院認為，將來發生的債務也可以設立債務承擔，債務是否已經實際發生，並不影響債務加入人加入債務意思表示的效力。高洲酒業公司向南岸糧食公司發出的2.10函稱：「會和商貿公司和騰龍酒業公司是我公司所控制的下屬公司，負責我公司部分物資的采購，我公司承諾貴公司與該公司發生的物資及糧食采購的相關經濟與法律責任概由我公司承擔。」高洲酒業公司承諾承擔南岸糧食公司與「該公司」發生的糧食采購法律責任，結合函的前文，「該公司」既包括騰龍酒業公司，也包括會和商貿公司。在2.10函發出時，會和商貿公司尚不是本案債務的債務人，其指向的法律責任自然是將來的債務。2.10函的表述，體現了高洲酒業公司承擔將來會和商貿公司對南岸糧食公司債務的意思。高洲酒業公司主張2.10函的意思是提供抵押而非債務加入，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的規定，抵押是指為擔保債務的履行，債務人或者第三人不轉移財產的佔有，將該財產抵押給債權人的，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的實現抵押權的情形，債權人有權就該財產優先受償。2.10函的表述並未體現出抵押的意思，且債務加入可以與抵押並存，二者之間並不排斥。至於會和商貿公司與高洲酒業公司之間有無關聯關系，對其2.10函是否構成債務加入並無影響。兩份《支付計劃書》的落款時間均為2014年7月，本案一審受理時間為2014年8月。高洲酒業公司聲稱兩份《支付計劃書》系本案一審訴訟期間為達成和解，其向南岸糧食公司出具，但其未提交其他證據證明，本院無法採信高洲酒業公司的主張。《支付計劃書》清楚地表明高洲酒業公司是無力支付「糧食貨款」而非無力承擔「擔保責任」，其償還貨款的數額亦與本案會和商貿公司的債務數額吻合，高洲酒業公司未主張其與南岸糧食公司有其他債權債務關系。《支付計劃書》也印證了高洲酒業公司發出的2.10函的意思是對涉案債務的加入。

高洲酒業公司2.10函所表示的債務加入的意思不違反法律規定，真實有效。此後實際發生了會和商貿公司對南岸糧食公司的債務，南岸糧食公司依據2.10函要求高洲酒業公司承擔債務加入的責任，應予支持。原判決認定高洲酒業公司發出的2.10函屬於對涉案債務的加入有事實依據，適用法律正確。

『貳』 固定總價合同由承包商承擔全部風險，則採用固定總價合同對業主有利。你覺得這種說法對嗎為什麼

三、風險應對

抓投標詢價

1

對於工程總承包項目，投標人要提升自身「概預算」水平，在項目僅有可研、方案設計或初步設計時，對工程項目進行准確估價。

2

投標人在投標前，應釐清信息價與市場價的關系、業主指定品牌的投標價與采購價差異、承包商自選品牌的投標價與采購價的差異等情況。

抓設計確認

固定總價，很多情況下，其價款確定但施工內容未必確認。因此，承包商要盡快確定施工內容，即完成施工圖設計的業主確認。若設計不能「定型」，則成本不能固定，業主變更不明顯，加之突破固定總價本身存在難度，所以設計的遲遲不定，對承包商極為不利。同時，筆者認為，設計確認之後的變更，應按照施工總承包的變更計價處理。

抓承包范圍

重點關註：項目前期的投資機會研究、項目發展策劃、建設方案及可行性研究和經濟評價；工程勘察、總體規劃方案；工程設計（方案設計、技術設計、施工圖設計）；工程采購和施工；試運行和生產運營組織；項目維護及物業管理等內容。

抓風險范圍

1

工程量清單准確性風險：包含清單缺項、漏項，工程量偏差；

2

辦理施工相關許可：包含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施工所需臨時用水、臨時用電、中斷道路交通、臨時佔用土地等許可和批准；

3

移交施工工作面的時間和質量風險；

4

施工條件風險：臨時水電、臨時用地、道路交通等；

5

基礎資料風險：地質勘察資料、地下障礙資料、周邊管線資料、設計資料等提供時間和准確性；

6

測量基準點、基準線和水準點等資料的提供時間和准確性；

7

人、材、機價格調整；

8

法律、法規、政策變化引起工程變更；

9

工程量增減。

抓概算控制

承包商應明晰項目概算金額，在施工過程中合理控制建設規模，避免項目超概；若非因承包商原因導致項目超概，承包商應在過程中要求業主予以確認並要求業主去調整概算。

『叄』 論當代中國法典化思維產生的歷史根源、現實利弊及校正

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迄自清末延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其原因主要有: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中國法律傳統的歷史選擇;大陸法系法典化浪潮的影響;急功近利式法典化的必然結果。
民法法典化問題歷來就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與熱點。對我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歷程進行分析,探討其法典化原因,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我國民法法典化方向和我國民法典命運。筆者試就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做一分析,以期對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問題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簡要歷程

1907年9月,清廷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為修律大臣,參考各國成法,體察中國民情,主持修訂民律。1911年8月,修訂法律館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史稱民律一草。它仿德、日民法典之體例,分總則、債、物、親屬、繼承五編,計33章, 1569條。這部民律草案雖然因清亡而未及頒行,但是其「潘德克頓式」(Pandekten System)的民法編纂模式,打破了中華法系「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舊體例,其法典化的體例和模式確立了中國近代民法發展的基本方向,從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法制的演變。「可以說,《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運動的真正開端。」[1]169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修訂法律館以《大清民律草案》為藍本,於1925~1926年完成編纂《民律第二次草案》。《民律第二次草案》分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五編, 1320條。由於時值北洋軍閥割據,政局動盪,因而該草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而成為民法典。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次年立法院成立民法起草委員會, 1929~1931年先後頒布實施了民法總則、物權、債、親屬和繼承五編,共9章、1225條。這完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民法典—《中華民國民法》,最終實現了始於清末的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

二、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原因

為什麼中國近代民事立法走上大陸法系法典化道路,而沒有選擇英美法系的判例民法模式呢?回顧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歷程,我們認為有以下主要原因:

1.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

近代中國經歷了一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伴隨著社會的歷史轉型,中國法制也在經歷嬗變。法律制度是一個國家社會內部生活條件的集中體現。它反映了一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狀況。正如公丕祥所說的,「推動中國法制變革的主要根源來自於中國社會內部存在著的處於變化狀態中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在這些條件的綜合作用下,形成中國法變革的運動能力和運動方向。」[2]165因此,分析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原因亦應該把它置於這一歷史轉型中去。

近代社會的轉型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源動力。經濟上,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使得中國男耕女織式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商品經濟迅速發展。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民刑不分」的封建性法典已經不適應商品經濟迅速發展所帶來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新變化,因而迫切需要制定民律以便調整、維護民事法律關系的秩序。政治上,中國近代社會由集權政治制度向現代化民主政治制度轉型。「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確立了共和制政體。[

雖然辛亥革命的果實被北洋軍閥所竊取,但它始終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政治目標,以民主、自由、平等和保障人權為價值取向和依歸,並在實踐中切實引進、借鑒實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使得民主法制觀念深入人心。」[3]27-28「對於法典編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並且當法典問世之時,也必定有適當的政治環境。」[4]145因而,民主法制觀念的逐漸普及、民主共和政體的確立為中國近代民法的編纂提供了政治保證。文化上,中國近代社會由封閉、單一、僵化的傳統文化向開放、多元和批判性的現代文化轉型。「在中國特有的社會土壤中產生了諸如專制主義、義務本位、禮刑合一、等級觀念、宗族主義、權力崇拜等特殊的文化現象。當我們觀察這些文化現象時,會發現它們恰恰與建立在民主、權利、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法治主義基礎之上的西方私法文化是格格不入的。」[5]18中國傳統文化缺乏私法觀念,而民法法典化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在中國民眾心中樹立民法與私法的觀念。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轉變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文化基壤

『肆』 委託書什麼意思

委託書的意思：建立委託關系的合法文件（如遺囑、契約或委託聲明）

委託

拼音：[ wěi tuō ]

引證解釋：請人或機構等代辦：這事就～你了。

近義詞：

一、囑托[ zhǔ tuō ]

托（人辦事）；託付：媽媽出國之前，～舅舅照應家事。

《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金滿 聞得眾人有言，恐怕不穩，又去揭債，央本縣顯要士夫，寫書囑托知縣相公。

二、交代[ jiāo dài ]

1、把經手的事務移交給接替的人：～工作。

2、囑咐：他一再～我們要注意工程質量。

柳青《銅牆鐵壁》第二章：「 石得富 也來給區長交代送敵探的收據。

『伍』 《民法總則》施行後，三年的訴訟時效是否具有溯及力，如何適用

您好！
就訴訟時效期間而言，《民法通則》與《民法總則》如何銜接，《民法總則》沒有作出規定，對此，通常應該由最高法院作出相關的司法解釋。

關於《民法總則》中訴訟時效制度的溯及力問題，有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民法總則》中關於訴訟時效的規定沒有溯及力，民事權利被侵害發生在2017年10月1日《民法總則》施行之前時，應適用《民法通則》關於2年訴訟時效期間的規定。實踐中，最高院在《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中部分採用了訴訟時效制度不具有溯及力的觀點。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決定》將行政訴訟的起訴期限由3個月延長為6個月，該決定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依據最高院《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26條及該解釋的起草者在《行政訴訟法新舊法銜接的幾個具體問題》中的論述，2015年5月1日前起訴期限已經屆滿3個月的，應適用修改前的《行政訴訟法》關於起訴期限的規定，2015年5月1日前起訴期限尚未屆滿3個月的，適用修改後的《行政訴訟法》關於起訴期限的規定。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民法總則》中關於訴訟時效的規定具有溯及力，從保護債權人的角度出發，即使民事權利被侵害發生在2017年10月1日《民法總則》施行之前，仍應適用《民法總則》關於3年訴訟時效期間的規定；或者雖然不適用延長後的訴訟時效期間，但對於發生在《民法總則》施行前民事權利被侵害的，作出特殊的安排。
實踐中，最高院在《民法通則意見》中採用該觀點，該意見第165條規定，「在民法通則實施前，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民事權利被侵害，民法通則實施後，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的訴訟時效期間，應當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和第一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從1987年1月1日起算」。
又如，我國台灣地區2009年修正公布的《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4條規定，「民法物權編施行前，依民法物權編之規定，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殘余不足一年者，得於施行之日起，一年內行使請求權。但自其時效完成後，至民法物權編施行時，已逾民法物權編所定時效期間二分之一者，不在此限。前項規定，於依民法物權編修正施行後規定之消滅時效業已完成，或其時效期間尚有殘余不足一年者，准用之。」
如能進一步提出更加詳細的信息，則可提供更為准確的法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