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發布稿

⑴ 什麼叫偽造公司印章罪

1.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條偽造、變造、買賣或者盜竊、搶奪、毀滅國家機關的公文、證件、印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印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3.關於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犯罪的處刑規定。根據本款規定，對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犯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4.根據犯罪情節輕重，本款對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犯罪規定了兩檔處刑：1．情節一般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5．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里的「情節嚴重的」，主要是指偽造、變造的次數多、數量大的；非法牟利數量大的；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等等。

⑵ 李庄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李庄，原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合夥人。2009年11月，李庄接受委託，成為重慶市龔剛模涉黑案主要嫌疑人龔剛模的辯護人。當年12月，龔剛模向重慶市司法機關檢舉李庄，稱李庄教唆他編造「被刑訊逼供」的虛假口供。隨後，重慶市警方以涉嫌偽證罪為由逮捕李庄。

2010年1月8日，重慶市江北區法院一審認定李庄犯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兩年半。同年2月4日，李庄以藏頭詩的形式寫下一紙悔罪書，被法院認定為「認罪態度較好」。2010年2月9日，重慶市一中院終審改判李庄有期徒刑一年半。

2011年3月29日，就在李庄即將刑滿釋放之時，又被追究「遺漏罪行」，但該案最終以檢方撤訴告終。2011年6月，李庄刑滿出獄。

(2)刑法發布稿擴展閱讀：

「李庄案」對法治的三大積極意義：

第一是促成中國律師抱團，這對於律師權利的維護很重要。

第二是李庄案一季終審判決後，直接推動了2010年5月份《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出台，這是司法改革中的小進步。

第三是，加快了刑事訴訟法的大修，其中有最重要的「李庄條款」，即再碰上類似李庄這樣的案件，要異地偵查、異地審理；另外，要先審本案（龔剛模案）再審衍生案（李庄案），不能先把李庄案判掉，再審龔剛模，那是司法邏輯顛倒。這是大進步。

⑶ 刑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

刑法總則與抄分則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襲，是結合起來的。

編：

我國刑法將總則和分則列為兩編，把各種刑法規范科學而系統地納入總則和分則之中，並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刑法總則是關於刑法的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以及關於犯罪和刑罰一般原理的規范體系，這些法律規范是定罪量刑所必須遵守的共同規則；刑法分則是關於具體犯罪及其法定刑的規范體系，這些法律規范是定罪量刑的具體規則。

(3)刑法發布稿擴展閱讀：

刑法不僅按照編分為刑法總則與分則，還有附則，附則不另立一編，但性質上與總則、分則並列。

刑法分則包括：

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第五章侵犯財產罪；

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危害國防利益罪；

第八章貪污賄賂罪；

第九章瀆職罪；

第十章軍人違反職責罪。

⑷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體現反腐敗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九)」)在反腐敗制度建設方面有什麼重要修改和完善，對中國的反腐敗會有怎樣的促進作用?」這是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閉幕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表示，刑(九)進一步完善了我國懲治腐敗犯罪的法網，完善了有關制度，加大了對這類犯罪的懲處。

那麼，刑(九)相關條款是怎樣體現懲治腐敗犯罪法網「嚴密」性的?接下來，將會為反腐敗工作帶來哪些影響?日前，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數額+情節」

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在8月2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鐵偉介紹，刑(九)進一步完善了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將以前規定的單純的「數額」標准，修改完善為「數額+情節」標准，更符合實際情況，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適應。

「對定罪量刑標准進行修改，使其更具彈性，體現了立法的科學性。」9月6日，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秘書長彭新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現行刑法過於突出數額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沒有考慮實踐中的一些具體情形，導致罪刑不相適應。

彭新林分析說，1997年刑法修改時確定的5000元起刑點，與我國自古以來「計贓定罪」的立法傳統有關。但是在實踐中，這一具體標准早已脫離實際，而且也會令公眾產生「量刑不公」的質疑。比如，「為什麼受賄500萬元的與受賄2000萬元的，判處的刑罰一樣?」「為什麼有的貪官受賄幾百萬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的受賄幾千萬元只是死緩?」

「在單純數額標准之下，人們很容易忽略犯罪情節，如是否對國計民生產生惡劣影響，是否有索賄情節，是否抗拒、干擾調查，是否拒不認罪等。」在彭新林看來，「數額十情節」的彈性標准確立後，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也更有利於貫徹寬嚴相濟政策。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數額十情節」的定罪量刑標准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對待腐敗的「零容忍」態度，即無論貪污受賄數額多少，只要情節嚴重，就要受追究;在打擊腐敗和量刑時，可以避免一些爭議和誤解;非常重視腐敗的後果和影響，能提高反腐敗力度，也讓腐敗分子減少僥幸心理。

「『數額+情節』標准，也符合國際反腐大趨勢。」庄德水表示，國際上對腐敗行為也不規定基本數額標准，而是綜合考量結果。從現在反腐敗發展趨勢來看，一些利益輸送、新的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可能具體金額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對此應加以嚴懲。否則有的官員覺得自己沒有拿到那麼多錢，就不會受到懲處。

根據刑(九)，起刑點在個案中可能會高於5000元，對此該怎麼看?「威懾作用不會減弱。」彭新林說，以往的5000元和現在是不同的，人們對社會危害性的衡量標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在「數額十情節」標准下，同樣的貪污受賄數額，但是情節比較嚴重的，可能比以往處罰得更重。刑(九)對貪污受賄定罪的二元、彈性標准，更科學、更有威懾力。

「終身監禁」

讓「巨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審稿新增一大亮點，即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規定「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該內容被保留至表決稿並獲通過。

「這不是一個新的刑種，它的對象只是針對貪污受賄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在具體執行中的一個特殊措施。」臧鐵偉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說。

「這在我國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將載入史冊。」刑(九)草案三審時，任茂東委員對「終身監禁」內容表示肯定。這一內容，源於部分常委會委員的建議。草案二審時，針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王其江委員建議增加終身監禁刑罰，趙白鴿委員建議對此進行專題討論。

三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簡稱「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規定「終身監禁」等問題召開座談會。最高檢、公安部贊成死緩不得減刑的規定，認為對嚴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懾作用。與此同時，刑法室也通過外交部致電我國駐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11國使館，了解這些國家終身監禁的立法和實施情況。調研發現，在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終身監禁就是最嚴厲的刑罰。該11國法律都規定有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

「『終身監禁』就是『不許他出來』，相當於死刑，但基於人性的尊重又沒有剝奪其生命。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相信威懾力會很大。」西安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李景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李景平分析說，司法實踐中，一些貪官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或者無期徒刑，但是過不了多久就可以通過減刑、假釋得以重返社會，「這是老百姓對反腐效果不滿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讓一些貪官有了『越獄』的僥幸心理。」

「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也有利於實現罪刑相適應，讓受賄數額不等的人的刑期產生差別。」李景平說。

「刑法中明確寫入『終身監禁』，這在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訴記者，規定「不得減刑、假釋」，是終身監禁落到實處的雙保險，一方面可以加大對腐敗分子的威懾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我國死刑的負面壓力，更好地開展國際追逃。

彭新林認為，「終身監禁」體現了嚴厲懲處腐敗的方針，高壓反腐會成為常態。同時也體現慎用死刑精神，發揮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對潛在的腐敗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懾作用，「想到沒有出來的希望了，心理震懾會很大。」

嚴懲行賄

讓「圍獵」者「賠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過向國家工作人員陳某行賄30萬元、向對水務局相關官員有影響力的市民張某行賄70萬元等手段，接近、拉攏水務局相關官員，違規向該市一水庫傾倒殘渣余土。後法院依據刑法修正案(七)，認定陳某、張某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並追究刑事責任。但對徐某的行賄行為，法院僅認定其向陳某行賄30萬元構成行賄罪，而對其向張某行賄70萬元的行為則未定罪量刑。

這是發生在2009年的一則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後，類似徐某行賄張某這種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行賄的行為，也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庄德水表示，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是近年來滋生的腐敗現象，一些行賄中介「圍獵」官員無效的時候，會轉而向官員身邊的人，如親屬或司機、秘書等工作人員進行利益輸送，如高薪聘請、重金送禮、合作經營等，以「曲線」行賄的方式達到目的。「刑(九)的這一條款相當於切斷了行賄渠道，壓縮了行賄犯罪的空間，對行賄人將給予沉重打擊。」

記者看到，刑(九)對行賄犯罪增加了財產刑，在每一檔量刑中新增「並處罰金」。「這是讓行賄人『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項懲處。」庄德水認為，很多行賄人是為了不正當利益和需求才行賄，現在讓他經濟上受損、無利可圖，相當於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賄人行賄目的是獲取更高收益，如果給予單純的自由刑，其財產沒有損失，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不利於遏制尋租行為發生。而有了財產刑以後，通過計算成本和收益，會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賄行為。

此外，刑(九)還嚴格了行賄犯罪從寬處罰的條件。依據現行刑法第390條，行賄人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刑(九)則規定，被追訴前主動交待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對行賄人加大懲處力度，是從源頭上打擊腐敗，從而防止腐敗發生的有效手段。那麼，對行賄人「免除處罰」門檻的提高，是否會給司法實踐帶來挑戰?

「這對司法機關辦案會有一定的壓力，這就要求我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來獲取犯罪證據。」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對犯罪官員的懲處，另一方面加大對行賄犯罪空間的壓縮，「兩頭掐，才能真正減少腐敗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應該服從於司法的實質正義。」庄德水表示，換個角度看，刑(九)的這一修改，也是倒逼偵查機關、司法機關提高反腐敗查案能力，不依賴口供，更多依靠書證、物證等客觀證據。

「受賄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別是一對一的受賄犯罪人不供述的時候，行賄人如果不指控，會給偵查帶來挑戰。」彭新林分析說，但是刑(九)的修改也並不是說行賄人指控了受賄人就沒有回報，還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現時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參考：網頁鏈接

⑸ 630車禍最後怎麼處理的

南京「6·30」特大醉酒駕車肇事案在南京開庭。新華社記者 韓瑜慶 攝

昨天（27日）上午9點30分，備受關注的南京「6·30」特大醉駕肇事案在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檢方認為酒後駕車造成5死4傷的肇事司機張明寶的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並建議法庭據此予以量刑定罪。昨天的庭審進行了約兩個小時，20多家媒體記者及部分受害者親屬、市民代表獲准入場旁聽。因案情重大，法庭宣布，此案將擇日宣判。

今年6月30日晚上，從事建築工程承包的張明寶與朋友在南京江寧區金盛路吃飯並飲酒後駕車回家，沿途先後撞倒9名路人，並撞壞路邊停放的6輛機動車，造成5人死亡、4人受傷的特大交通事故。事發當晚，張明寶即被警方控制。經交警鑒定，張明寶屬醉酒駕駛，事發時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381毫克／100毫升。南京檢方對此高度重視，派員提前介入案件的偵查工作，並對案件的定性進行了多次研討。7月15日，張明寶因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檢察院批准逮捕。昨日，該案在南京中級法院開庭審理。

這起因醉酒駕車引發的特大慘案發生後，立即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對張明寶如何定罪、如何量刑成為焦點。

檢方調查，張明寶此前就常有酒後駕車的經歷，他擁有的3輛轎車2006年以來有過80次違章記錄。據悉，事故發生後，由於張明寶現有財產一時無法足額支付賠償，南京江寧區政府代為償付了300多萬元賠償金。

庭審中，控、辯雙方對案情事實扒陪答沒有異議，分歧主要在犯罪主觀意願及罪名認定上。控方認為，張明寶明知酒後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醉酒駕車，肇事後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其行為觸犯了刑法規定，應當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責任。

張明寶的辯護律師則辯稱，張明寶沒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且過去有過酒後駕車經歷，吃飯的地點離家較近，路況熟，屬於「過於自信的過失犯罪」，應當以「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同時考慮到張明寶犯罪後認罪態度較好，有悔罪表現，積極對受害者進行經濟賠償等，要求法庭依法對其減輕處罰。

昨天，張明寶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在庭審結束前，他痛哭流涕，向受害人家屬道歉。慘死小夫妻鄭琳和康偉東的父母以及另一位死者家屬表示，堅決不接受道歉，要求嚴懲張明寶。

「6·30」慘案發生後不久，南京掀起了「禁酒風暴」，嚴厲打擊酒後駕駛。同時，關於酒駕的法律問題也成了探討的熱點。對於與醉駕者同桌勸酒者承擔何種法律責任問題，也引起人們關注。昨天上午，張明寶接受了法律、受害者家屬及自己良心的三重審判。再過數日，他將被定罪量刑，得到應得的懲罰。「6·30」慘案發生後，本報曾撰文追問，同桌共飲者要不要擔責，接受采訪的法律界人士認為，跟張明寶同桌喝酒的人如未盡提醒義務，則對慘案負有一定責任。事實上，近5個月過去了，這些人似乎並沒有被追究。

昨天，檢察院在起訴中提到了與張明寶事發當晚同桌飲酒的共有9人，起訴書中列出了其中5人的姓名，但並未提及他們的身份，記者多方打聽，試圖聯系他們，但均未成功。隨後采訪張明寶妻子時獲知，她認識其中一位同桌共飲者，但從沒想過聯系對方，對方也從沒跟她聯系過。她認為，禍畢竟是自己丈夫闖下的，盡管別人說一起喝酒的也有一定責任，但她不想將別人牽連進來。

記者從交管部門了解到，經過持續的整治，目前酒駕情況已經比以前明顯減少。這一變化我們每個人都能感受到，親朋同事聚會時碰到開車人一般都已不再勸酒。在此，將張明寶在法庭上掏心窩子的話送給每位駕駛人：開車不喝酒，喝酒莫開車。記住，這是一位酒後駕駛者的懺悔之言。（記者 陳珊珊 陳迪晨）

張明寶醉駕案回放

6月30日晚20時許，張明寶在南京江寧金盛路醉酒駕車，釀成5死4傷的慘劇，當場被警方抓獲；

7月1日，張明寶涉嫌交通肇事春慧罪被南京市江寧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7月15日，張明寶被南京江寧區檢察院以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

9月15日，南京市公安局偵查終結張明寶案，張明寶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移送審查起訴；

10月16日，因案件重大、復雜，該案延長審查起訴期限半個月；

11月27日，張明寶案在南京中級法院第一次開庭審理。

張明寶流淚大喊「對不起」 受害人家屬痛斥「太亂襲遲了」

昨日上午9：30，製造了震驚全國的「6.30」醉駕慘案的張明寶在南京中級法院受審，南京市檢察院對張明寶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訴，庭審中張明寶對自己的行為基本未作辯解，承認所犯罪行，只是痛哭流涕地請求受害人家屬原諒。他的懺悔未得到在慘案中不幸身亡的康偉東、鄭琳父母等受害人家屬的原諒，控制不住悲憤情緒的受害人家屬在法庭上幾次出聲痛斥。辯護律師認為張明寶構成「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罪最高刑是7年。張明寶將如何量刑？檢察官未提出具體量刑意見，只是請法院依法判處。庭審持續了兩個小時結束，未當庭宣判。

雙方家屬都參加了旁聽

開庭時間是上午9點半，8點20分，記者來到南京中院門口時，部分受害人家屬已在寒風中等候多時。其中有兩名神情悲愴的老人，正是在車禍中慘死的孕婦鄭琳的父母，57歲的鄭傳潤和55歲的袁振英。鄭琳的公婆、康偉東的父母也來了，由於康母日前不慎跌傷腿，需坐輪椅，所以提前從特殊通道進入法庭了。此案受到了全國幾十家媒體的關注，不僅南京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派了眾多記者到場，還有不少中央和省內外媒體記者，由於旁聽席座位有限，還有不少媒體記者沒有能拿到旁聽證。進入不了法庭，他們就在庭外采訪受害人家屬等人。還有不少市民自發前來，家住明月港灣的陳先生告訴記者，他不認識死者，但是事情發生在小區附近，他對此事極為關注，對康偉東鄭琳的父母充滿了同情：「孩子都走了，兩家老人怎麼辦啊，太悲慘了。酒後駕駛真是害死人。」

進入法庭後，記者沒有看到張明寶的家屬。要開庭前，在旁聽席的後排出現了一位神情憂郁的婦女，記者認出，她就是張明寶的妻子。

上午9點30分，審判長沈曉蓓宣布開庭。兩名法警將身穿黃色犯人服、戴著手銬的張明寶帶上法庭。相比於5個月前，現在的張明寶面色灰暗浮腫，看上去蒼老了不少。他輕輕掃了一眼旁聽席，旋即移開目光，徑直走到被告席。當張明寶出現在法庭上時，受害人家屬露出憤怒的神情。

庭審特寫 張明寶突然沖旁聽席大喊「我對不起你們」

庭審持續兩個多小時，張明寶的情緒基本穩定。從他回答法官及公訴人訊問時的表現可以看出，他的悔罪態度還是不錯的。另外，整個庭審過程中他一直低著頭，神情悲傷，語氣低沉。

最後陳述時，張明寶首先向受害人家屬道歉。「我要向受害人家屬說一聲對不起，我確實不是完全故意的，真的……」說到這里，張明寶語氣發顫，哽咽出聲。在此之前，公訴人與他的辯護律師就「故意還是過失」進行了激烈辯論，大概是受此影響，張明寶用了「不是完全故意」的表述。

張明寶說，開庭前他在看守所一夜沒睡，連夜寫了份稿子，想拿出來讀。法官說，書面材料庭審結束後交給法庭，現在簡明扼要地陳述一下想法就行。張明寶頓了頓，再次向受害人家屬道歉，「我給受害人家屬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損失，我非常非常愧疚。我想以我的事情告誡所有的開車人，大家一定要以我為誡，開車別喝酒，喝酒就不要開車。」

張明寶的最後陳述很簡單，大概只說了兩三分鍾，一半內容是向受害人家屬道歉，另一半則是哀求法院對他從輕判決。張明寶說，他對自己的犯罪事實全部承認，希望法院念在以下三點，對他從輕判決。一是事發至今，他的悔罪態度一直很好，也在積極賠償受害人的損失；二是，他以前一貫表現良好，是個合格的公民，從來沒有危害過國家和社會；三是，他工作兢兢業業，為國家社會創造過財富，做出過貢獻。

說這段話時，他有點「抖抖豁豁」，幾乎帶著哀求的意味。最後，他說：「希望法官看在以上三點，對我有個好印象，讓我早日回歸社會，再創財富，再去進一步補償受害人。」

在被帶出法庭時，張明寶回頭對旁聽席大喊「我對不起你們」，痛哭著離開了。

受害人家屬：他就是「劊子手」

旁聽席上除了媒體記者、市民代表外，還有不少受害人家屬。鄭琳的父母和康偉東的父母都來了，四位老人緊挨著，坐在旁聽席北側後排，神情悲愴。在他們旁邊，坐著一名年輕男子，是受害人汪雲水的兒子汪先生。

昨天上午，這些家屬第一次見到「殺害」自己親人的劊子手，他們的悲痛和憤怒可想而知。庭審開始前，記者看到康偉東的母親鄭翠紅坐在旁聽席默默流淚，心中不忍，上前安慰她。老人告訴記者，從事發到現在，兒子、媳婦和未出生的孫兒的身影無時無刻不在她眼前晃悠，她內心悲痛難忍，真的熬不下去了。20多天前，她恍恍惚惚地摔了一跤，腿摔壞了，剛在鼓樓醫院開了刀，早上還是坐輪椅來的。

考慮到受害人家屬身體狀況不好，情緒波動太大可能出現意外狀況，法院特意安排了醫生在庭外值班。開庭前，主審法官還過來安慰鄭家和康家的四位老人，提醒他們在庭審中控制情緒。鄭翠紅咬著牙說，她會忍住，堅持住，一定要看著劊子手受審。

庭審中，每當鄭琳、康偉東被撞的瞬間被提起，記者總忍不住回頭望望四位老人，怕他們撐不住。只見他們低著頭強忍悲痛，肩頭一顫一顫的。

張明寶的眼淚和道歉，在受害人家屬的劇痛面前，顯得如此蒼白。庭審結束時，張明寶猶在道歉，鄭琳的母親袁振英和康偉東的母親鄭翠紅終於忍不住怒吼出聲：「你的對不起說得太遲了！從我孩兒死到現在，這么多天了，你現在才說對不起？！」張明寶痛哭出聲，他扭過頭沖兩位悲痛欲絕的母親說：「我也沒辦法，真的對不起，對不起……」

張明寶被帶離法庭後，鄭母、康母喊著慘死孩子的名字，抱頭大哭，鄭父和康父也老淚縱橫，此情此景，令人心碎。

律師減罪辯護惹怒受害人家屬

庭審中，張明寶的辯護律師提交了好幾份證據，證明張明寶具有酌定從輕減輕處罰的情形。所有辯護，檢察官迅即反駁，有的更激怒了旁聽的受害人家屬，使得他們忍不住高聲責罵。法官不得不多次提醒旁聽人控制情緒。

辯護律師出示被撞傷的西瓜攤攤主王某和李某與張明寶達成的諒解協議，表示希望可以從輕或者減輕對張明寶的處罰。還有包括張明寶鄰居的證詞，證明張明寶平時為人真誠熱情，工作踏實勤奮，關心社區工作，關心家庭，是個好公民，沒有劣跡。但檢察官反駁說，這些材料並不能為張明寶起到任何一點開脫，實際上，不少受害人，如康偉東與鄭琳的父母就提交材料要求嚴懲，還有不少市民甚至希望對張明寶處以極刑。因此，判決不應該受此影響。

辯護律師指出，張明寶肇事的那條道路缺乏相關安全設施，道路自身存在安全隱患，檢察官認為這個理由很荒唐，不能睡不著怪床歪，難道貪污犯能指責制度缺陷嗎，難道強奸犯能以被害人衣著暴露為減責理由嗎？

辯護律師忠於職守地進行辯護，張明寶是酒精肝病人，醉酒後控制力比健康的人要弱。但檢察官迅即指出，張明寶有酒精肝這種病，更應該注意不能酒後駕駛。律師又說，張明寶曾有見義勇為的行為，聽到「見義勇為」四個字，鄭琳的母親忍不住怒斥這是「屁話」。而法官也打斷這位律師，稱張明寶有無見義勇為與本案案情無關。

隨後，檢察官也明確表示，這些所謂的證據並不能證明案情，也不能證明張明寶具有酌定從輕減輕處罰的情形。因為張明寶是個好居民，好父親，與他犯罪量刑無關。

法庭激辯「故意」還是「過失」

檢察官認為，張明寶明知酒後駕駛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醉酒駕車，肇事後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第115條第一款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此罪量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庭審中，張明寶大多數情況都是低著頭，對檢察官的指控基本不持異議，其辯護律師也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和證據表示認可。但是辯護律師認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而張明寶應該以刑法115條第二款，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責任。此罪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說，如果以此款定罪，張明寶最多判7年徒刑。他認為張明寶並不希望撞人，只不過自認為經常喝酒開車都沒事，這一次也沒事，因此屬於「過於自信」的過失。而且，張明寶沒有仇視社會和社會公眾的故意。

對此，檢察官迅速予以反駁，指出如果張明寶醉駕希望撞到人，故意撞人，那就不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是故意殺人罪了。張明寶雖無撞人的故意，但他明知酒後駕駛是違法的，是存在危險的，卻還是酒後駕駛，實際上是放任這種行為的發生，因此屬於故意犯罪里的間接故意。而且，從來沒有一條法律規定，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須以仇恨社會為條件。

檢察官提醒辯護律師注意，間接故意與過於自信的過失之間存在明顯差異，過於自信的過失，是指行為人應當預見後果，但輕信能夠避免這一後果；但本案中，張明寶在第一次撞人和第二次撞西瓜攤時都有意識，此時，危害結果已經發生，過於自信的過失成立的基礎已經喪失，張明寶顯然不適用「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並且，此時，他沒有停車，而是繼續前行，放任了危害結果，顯然屬於間接故意犯罪。

如何量刑 「酌情考量」是未知數

檢察官對自己的觀點提供了法律支撐，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醉酒駕車犯罪案件法律適用問題新聞發布稿》，發布稿指出：行為人明知飲酒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後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發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符合刑法規定。

文中特別提到「行為人醉酒駕車，對自己行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有所減弱，量刑時也需要酌情考量」，「行為人賠償被害方的經濟損失不影響追究其刑事責任。但行為人認罪、悔罪，積極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並因此得到被害方諒解的，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依法可酌情從輕處罰。」一位律師表示，依據該司法解釋，張明寶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似乎沒有多大問題，但如何「酌情考量」還是個未知數。

「我不敢面對他們，不知如何應對」

昨天上午9點多，醉酒後駕駛私家車在南京江寧區金盛路上釀成5死4傷慘劇的主角張明寶首次受審，在張明寶被羈押將近5個月後，同樣作為一名間接受害者的張明寶的妻子、43歲的劉鳳霞，在丈夫受審前一天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敘述了丈夫肇事後至今的痛苦心路歷程。她流著眼淚一再哀求記者轉達她一個請求，希望社會能給張明寶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我欠他們一個道歉」

「我丈夫從進去到現在，我一直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在裡面過得怎麼樣？」劉鳳霞說，有時想想也挺恨丈夫的，毀了別人幸福的家庭，也毀了自己幸福的家。深夜裡，有時甚至想一死了之。

「我一直對被我丈夫傷害的人心存愧疚，我也多次委託街道和社區處理事件的領導表達我的歉意。」對於外界指責她一直沒有出面向受害者家屬道歉，劉鳳霞說，自己很害怕，對這樣的事也不知如何應對，更擔心面對受害者家屬時，怕他們難以控制情緒，自己無法面對。」

打電話道歉沒人接

張明寶的妻子進入法院時，沒有記者發現。庭審結束她走出法院大門時，立即受到了各路記者的圍追堵截采訪，張明寶的妻子在家人的陪同下准備打車離開現場，而所有的媒體記者也跟著緊追了過去，瞬時整條廣州路立即堵塞起來，法院法警不得不一邊攔住記者，一邊幫助張明寶妻子打車離開現場。在坐上計程車前，張明寶的妻子對眾多記者說，她在事後曾多次打電話到鄭琳的家裡，可是就是一直沒人接聽，她希望受害人的家屬能原諒她，無論她做什麼她都希望能彌補，可惜他們不原諒她。說完這句話，張明寶的妻子就鑽進了計程車離開了現場，而她的親屬則還沒來得及上車，一路追過去喊「她身上沒錢！」

「這5個月，我眼淚都流幹了」

在一位親戚的家中，劉鳳霞對記者說，「這些日子以來，我的眼淚都流幹了，日子過得太艱難了。」劉鳳霞說，為了償付因丈夫惹禍而欠下的賠償款，她四處奔走，籌湊款項。

劉鳳霞告訴記者，張明寶的父母均是孤兒，且均在早年過世。張明寶上有兩個姐姐，但大姐幾年前已去世，二姐夫在其事發之前數天，正好檢查出患上了胃癌，又動了手術。「那段時間，我都快要崩潰了，每天上醫院掛水，前後就我一個人忙裡忙外，半個月就瘦了20多斤。」劉鳳霞流著淚說，當時連幫忙的人都很少，什麼事都要她自己處理。就是到了現在，每到晚上，她就睡不著覺，整夜失眠。「想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不想，就這么想著想著，就心酸，就失眠。」劉鳳霞說。

對於當地政府墊付的賠償款300多萬，劉鳳霞稱自己一直在努力尋求機會償還。「三套房子和兩輛車都交給政府了，由政府來處理。」在昨天法庭上，劉鳳霞是第一次聽說三套房產賣了110多萬。劉鳳霞說，當初的那輛肇事別克小轎車，現在仍然停在交警大隊的停車場里。「如果可能，也要將這輛肇事車賣掉，多湊一點是一點。」

「丈夫進去了，欠賬難要」

劉鳳霞向記者證實，跟張明寶一直合作的一家公司，算下來，尚欠他們家500多萬元，但自從張明寶被羈押後，劉鳳霞找到這家公司，希望能支付相關的款項時，被對方以這筆債務需要審計為由，一拖再拖，沒能要到一分錢。

「以前都是我丈夫在外面打理，現在他進去了，輪到我到處找別人要錢，原本算好的賬，又說要審計，到現在一分錢也沒能要到手。」劉鳳霞介紹說，張明寶跟對方合作了6年多，為了要錢，她是拿著算好的賬單找對方要錢，但被推翻了。劉鳳霞向記者回憶稱，以前張明寶都是干一段時間，基本是到年終了，結算時，算一下工程量，以監理簽字為准，扣去非常小的一部分，再通過內部協商，就能拿到幾百萬的工程款。但現在改為由她去討要工程款時，對方卻稱需要審計，還告訴她，初步審計後，可能張明寶還倒欠該公司200萬至300萬元。

「實在不行，只能通過起訴解決了，欠政府的錢不能不還。」劉鳳霞說，沒想到自己出去辦事這么難，欠的錢沒要回來，張明寶先前在外面欠錢的債主也找上門來，好在不多。但無論如何，所有這些欠的錢都要還掉。劉鳳霞表示，欠了政府的錢，而政府相關人也了解了她家的情況，確實有一些外債沒能要回來，但還是有償還能力的，目前需要再等等。

「希望社會給他一個機會」

劉鳳霞一直關注著相關媒體對丈夫張明寶的報道，她告訴記者，律師多次傳達了丈夫的意思：「賣掉家裡值錢的東西，盡最大努力賠償受害者，償還政府墊付的費用。」

劉鳳霞說，丈夫犯下了錯，傷害了那麼多人，社會影響也很不好，這些都是不能抹掉的事實。「我理解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心情，我丈夫也要為自己所做的付出代價，但同時，我也希望社會能給丈夫一個機會，看在他積極悔過的行為上，給他一個機會。」劉鳳霞說著說著又流下了眼淚。本報記者 梅建明

父親庭外舉著女兒女婿婚紗照

「他們家人怎麼就不能登門向孩子遺像鞠個躬？」

昨日上午，在「6·30」慘禍中痛失孩子的康偉東、鄭琳的父母等受害人家屬早早來到南京中院參加旁聽，盡管有在該案中受傷的傷者與張明寶達成諒解協議，但康偉東、鄭琳的父母堅決表示不原諒，並要求法院判張明寶死刑。

把兒子女兒照片捂在胸口

上午8點20分左右，「6·30車禍」受害者康偉東、鄭琳的父母均來到了法院，因為康偉東母親腿受傷，康偉東生前的同事建議老人就不要去聽庭了，但是老人堅持要來，說無論如何也要看看那個「殺人犯」是如何被審判的！當老人坐在輪椅上出現在公眾面前時，曾經在事發前采訪過老人的記者明顯感覺眼前的這兩位老人又憔悴了許多。康偉東的母親由於過於傷心，終日精神恍惚，20多天前摔斷了腿，幸好兒子的同事接她來南京治療。昨天她是坐輪椅來的，她哭著說，沒有人能體會到這幾個月來她每天度日如年的感覺。人家生病，兒子女兒都來到病床前看望自己的爸爸媽媽，而她卻沒有，只能把兒子媳婦的照片捂在胸口……7月份從南京回鹽城老家後，她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買了套房子，裝修得跟兒子家一模一樣，把兒子媳婦的婚紗照掛在裡面，專門紀念他們。康偉東父親則表示，他們堅決不能原諒張明寶。

在沒有進入法庭之前，鄭琳的母親和父親面對記者的鏡頭，幾度哽咽得說不出話來，鄭琳的母親一邊流淚一邊向記者表示，自己的女兒忘記不了，女兒肚子里的孩子也忘記不了。鄭琳的父親鄭傳潤說，在事發之後，他們全家雖然悲痛萬分，但心裡總是還有一個小小的期盼，希望張明寶的家人能夠登門，向孩子的遺像鞠個躬，獻束花。可遺憾的是，張明寶的家人從來沒有露過面。

高舉女兒女婿遺像

上午11點30分，庭審結束後，剛剛走出法庭的鄭琳的母親，又被記者圍了起來。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又一次淚流滿面。「我一直在想著我的孩子，我們一定要張明寶來償命。」她堅定地說。而鄭琳的父親則在法庭門口再一次展示了女兒女婿的大幅結婚照，上面一對恩愛的小夫妻，如今不在，而面對著數十家媒體記者的詢問，鄭父一手高高地舉起這幅照片，同樣堅定地回答：「讓張明寶來為車禍中所有的逝者償命，是最好的結果。」
康偉東的父親推著輪椅上的老伴走出了法院的大門，面對電視台的鏡頭，康偉東的父親高舉著手臂表示，一定要判處張明寶死刑！由於當庭沒有宣判，老人表示他們之前已經上書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求判處肇事者張明寶死刑，雖然當天沒有結果，但是他們期待著宣判的那一天。

⑹ 中國在1949年到1979年沒有刑法典的年代是如何打擊犯罪的

在中國內地社會主義刑法史上，具有真正刑法典意義上的分則規范，初見於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即中國內地第一部刑法典。內地現行的刑法典分則，即在這部刑法典分則的基礎上形成。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內地刑法分則性規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根據地刑法(又稱新民主主義刑法)的有關立法內容。革命根據地的刑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制定的，對人民實行民主，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行專政的一切刑事法規的總和。在革命根據地的長期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在刑事立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刑事立法具有直接歷史淵源和重要借鑒作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至1979年7月1日內地第一部刑法典通過之前的30年間，內地刑事立法內容從性質上看，主要是刑法分則性的規范(當然，其中也滲透著不少刑法總則性制度)，這些規范內容成為嗣後供刑法典分則起草、擬訂而用的重要參考文獻。為較為全面地把握內地刑法分則的來龍去脈，下面分若干個歷史時期對內地刑法分則的立法沿革作一闡述：
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新民主主義刑事立法階段
這一歷史時期自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又可分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的萌芽階段)，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的奠基階段)，抗日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的重要發展階段)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民主主義刑法在全國取得逐步勝利的階段)這樣四個階段。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為維護工農民眾的基本權益，鎮壓國內外敵人的破壞活動，即運用刑法這一銳利武器，同國內外反動勢力及一切犯罪分子作斗爭，為此制定了一些刑法分則性規范。例如，為了懲治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1927年制定了《湖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11條，其第1條確定了土豪劣紳的主要罪行，規定：「憑借政治力量、經濟力量或其他特殊勢力(如團防等)，在地方有下列行為之土豪劣紳，依本條例懲治之：(1)反抗或阻撓革命者；(2)反抗或阻撓民眾運動者；(3)勾結軍匪蹂躪地方者；(4)殺害人民及縱火、決水、強奸、擄掠者；(5)壓迫平民致人死傷或損失者；(6)苛索民財或假借名義斂財肥己者；(7)擅理民刑訴訟壓迫平民者；(8)破壞地方公益者；(9)侵蝕公款者。」此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運動中，還對貪污罪、賄賂罪、瀆職罪、侵害人權罪以及禁煙禁賭等方面的懲處辦法，作了原則的規定。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民主政權制定的刑法分則性規范，主要見諸1934年4月8日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該《條例》確定了反革命罪的概念和主要罪行，即「凡一切圖謀推翻或破壞蘇維埃政府及工農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權利，意圖保持或恢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者，不論用何種方法都是反革命行為。」接著具體列舉了各種反革命罪行，如：組織反革命武裝及土匪侵犯蘇區者，或在蘇區內舉行反革命暴行者；勾結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以武力進攻蘇區者；組織反革命團體破壞蘇維埃政權意圖恢復反動統治者；攜槍投敵或組織他人投敵者；投降反革命積極反對蘇維埃和紅軍者(革命叛徒)；以反革命為目的故意破壞蘇維埃法令及其所經營的各項事業者；以反革命為目的，混入革命機關進行破壞、暗殺、搶劫、放火或盜取國家機密者；以破壞蘇維埃經濟為目的，製造或輸入假貨幣及公債券，故意擾亂金融者；假冒蘇維埃、紅軍或革命團體名義，或偽造公私印章、文件，進行反革命活動者；以文字、圖畫、講演進行反革命宣傳者，以及對上述罪犯的藏匿者和協助者，皆以反革命論處。此外，蘇區制定了《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中央蘇區關於懲治貪污浪費的訓令、保護山林條例和紅軍懲罰條例等刑事法規。
抗日戰爭時期的刑法，是新民主主義刑法的重要發展階段，主要刑事法規有：1939年《陝甘寧邊區懲治漢奸條例(草案)》和《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盜匪條例》，以及1941年12月18日《陝甘寧邊區破壞金融法令懲治條例》、1941年7月15日《晉冀魯豫邊區毒品治罪條例》，1942年10月15日《晉察冀邊區懲治貪污條例》等等，分別規定了各種犯罪行為及其處刑辦法。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解放區人民政府頒布了一系列取締反動組織、鎮壓反革命罪犯的刑事法規。例如，《遼北省懲治土匪罪犯暫行辦法(草案)》具體規定了對各種土匪罪犯的處刑辦法。1947年11月晉察冀邊區《對破壞土地改革者的制裁問題》的布告，1948年1月晉冀魯豫邊區《破壞土地改革治罪暫行條例》規定：凡帶頭組織或勾結反動武裝，對農民進行報復、倒算、殺害幹部和農民，或者其他嚴重危害農民利益者，處死刑；次要分子處勞役。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軍事管制問題的指示》規定：「解散國民黨、三青團、民社黨、青年黨及南京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團體，並收繳其反動證件，登記其各級負責人員」。華北人民政府1949年1月專門頒發布告規定：解散一切反動會道門封建迷信組織，其首要分子應即向公安機關進行登記，如拒不登記繼續活動者，定予嚴辦。
2�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刑法奠定基礎階段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中國內地的政權建設和法制建設隨即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立法許可權方面，根據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有權「制定並解釋國家的法律，頒布法令，並監督其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之下，組織政務院，為國家政務的最高執行機關，為執行政協共同綱領、國家的法律、法令和中央人民政府規定的施政方針，有權頒發決議和命令，並審查其執行。在地方設立大行政區(1953年撤銷)，省(或行署)、縣、鄉各級地方政府。依照《全國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通則》的規定，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根據並為執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國家的法律法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規定的施政方針和政務院頒布的決議和命令，在其職權范圍內頒布決議和命令，並審查其執行，擬定與地方政務有關的暫行法令條例，報告政務院批准或備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最初幾年的主要任務，是有步驟地為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而創造條件，沒收官僚資本的企業並把它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統一財政，穩定物價，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完成新解放地區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活動，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以及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為此，根據需要與可能，先後制定了一批單行刑事條例和法規，還有各種行政法規中的刑事條款，對上述各種犯罪行為及其懲治作了規定。這里就幾個重要的單行刑事法規的分則性規范內容作闡述：
(1)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經呈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於1950年7月23日聯合發布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提出：①對一切手執武器、聚眾叛亂的匪眾，必須堅決鎮壓剿滅，並將其主謀者、指揮者及罪惡重大者，依法處以死刑。②對以反革命為目的而殺害公職人員和人民，破壞工礦倉庫交通及其他公共財物，搶劫國家和人民的物資，偷竊國家機密及煽動落後分子反對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動，以及組織間諜暗殺機關，應徹底破獲並逮捕其組織者及罪惡重大者，依法處以死刑或長期徒刑。③對怙惡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慣匪，依法處以長期徒刑或死刑。④凡勾結、窩藏上述三項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節重大者，依法處以長期徒刑或死刑。
(2)1951年2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全文21條，主要內容包括：①確定了反革命罪的基本概念，第2條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②自第3條至第13條，分別列舉了11項主要反革命罪行，即背叛國家罪、叛變或策動叛變罪、持械聚眾叛亂罪、間諜或資敵罪、組織或參加特務組織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罪、利用封建會道門進行反革命活動罪、反革命殺人破壞罪、反革命煽惑挑撥罪、反革命偷越國境罪、聚眾劫獄或暴動越獄罪、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罪等。③規定了各種刑罰，刑種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④規定了從輕、減輕或免予處刑的條件是：自動向人民政府真誠自首悔過者；揭發檢舉前或以後真誠悔過立功贖罪者；被反革命分子脅迫、欺騙確非自願者；解放前反革命罪行並不重大，解放後又確已悔改並與反革命組織斷絕聯系者。⑤確定數罪並罰的處刑原則：凡犯多種罪者，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者外，應在總和刑以下，多種刑中的最高刑以上酌情定刑。
(3)1951年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規定了對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在企業中的股份財產依法沒收的處理程序。
(4)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為防止不法地主的破壞活動，該法作出以下規定：①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嚴禁一切非法的宰殺耕畜，砍伐樹木，並嚴禁荒廢土地，破壞農具、水利、建築物、農作物或其他物品，違者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②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凡侵犯人民權利者，應受法律制裁。為了懲治不法地主的犯罪活動，使人民法庭的審判工作正確掌握量刑標准，在實行土地改革的各大行政區的軍政委員會，先後頒發了懲治不法地主的單行條例，如1950年9月19日《華東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同年11月15日《西北軍政委員會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11月16日《中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12月13日《西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上述條例的內容大同小異，主要包括以下各點：①凡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而有以下行為之一查有實據者，視其情節輕重，處以當眾悔過(或當眾警告)、勞役、或處以一年以下徒刑(中南區規定為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以出賣、出典、贈與、假賣、假典、假分家等方式，分散轉移隱瞞土地財產者；在減租期間，以不法手段，奪佃、抽房，致使農民遭受損失者(西南區規定：非法索取依法應廢除的解放前的欠租欠債者，以恐嚇利誘等手段脅迫農民明減租而實不減者，向農民預收或搶收地租者，隱藏或否認已收之押金或故意拖延不退押金者)；拆賣房屋者；砍伐森林者；殺害或故意餓死耕畜者；破壞農具或農作物者；故意荒廢土地者。②凡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為之一查有實據者，按情節輕重，處以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中南區規定為三年以上五年以下徒刑)：造謠惑眾，挑撥農民與人民政府之間的關系，致發生嚴重影響者；以不法行為，組織假農會或假借農會組織，徑行減租退押及分配土地，或篡奪操縱鄉村政權者；挑撥離間，製造農民內部糾紛，引起宗派斗爭，致人民財產損失或身體傷害者；以金錢財物或其他不正當方法，賄賂引誘他人，包庇其不法行為者；以威脅利誘欺騙等手段，侵奪農民已獲得之減租退押利益及分得之土地財產者。③凡企圖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而有下列行為之一查有實據者，中南區規定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華東區規定處死刑或十年以上徒刑，西北區規定處死刑或五年以上徒刑：為首組織土匪武裝或勾結匪特武裝，反抗人民政府，殺害農民或其他重大危害農民利益者；為首組織或利用封建迷信團體，實行暴動，殺害農民或其他重大危害農民利益者；狙擊或暗殺農民及工作人員，因而致重傷或死亡者；以爆破放火等手段，燒毀房屋糧食，破壞山林或水利建設，因而造成人民生命財產之重大損失者。
(5)由政務院通過、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准，於1952年4月21日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的基本內容是：①規定了貪污罪的概念。第2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企業、學校及其附屬機構的工作人員，凡侵吞、盜竊、騙取、套取國家財物，強索他人財物，收受賄賂以及其他假公濟私違法取利之行為，均為貪污罪。」《條例》同時規定，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和現役革命軍人犯貪污罪，適用本條例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侵吞盜竊、騙取或套取國家財物者，應追繳其違法所得財物，並酌處罰金，其情節特別嚴重者，得參照本條例予以刑事處分或沒收財產的一部或全部。②確定懲治貪污罪犯的政策原則。即要貫徹執行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對國家工作人員從嚴、對非國家工作人員(除一小部分罪大惡極者外)從寬的原則。③規定了多樣化的刑罰，便於靈活掌握。刑種有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勞役、管制，以及罰金，沒收財產和剝奪政治權利等。按貪污數字多寡分為四個等級：一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者處死刑；二為判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為判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年至四年勞役，或一年至二年的管制；四為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勞役或管制，或免除刑罰給予行政處分。
除上述單行刑事條例和法規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還制定了其他刑事法規；在許多非刑事的行政法規中，也規定了刑法條款，內容涉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妨害婚姻家庭犯罪，瀆職罪等方面。舉其要者：(1)有關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法規。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代表會通過《關於北京封閉妓院的決議》，規定集中所有妓院老闆、領家、鴇兒等加以審查處理。罪大惡極者依法懲處。沒收剝削妓女的財產作為救濟妓女之用。1950年2月24日政務院公布了《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依照這一法規，西南軍政委員會於同年7月制定了《關於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和《西南區禁絕鴉片煙毒治罪暫行條例》，西北軍政委員會也頒布了《西北區禁煙禁毒暫行辦法》。(2)有關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規。其中關於放火失火罪的法規，有1950年4月《東北人民政府頒布嚴防火災的命令》，1951年12月《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護林防火的指示》，1952年3月《政務院關於嚴防森林火災的指示》，1953年3月《林業部關於護林防火的指示》等。關於破壞交通設備罪的法規，有1950年3月《西北軍政委員會為加強保護電訊設備令》，1950年10月《東北區電信線路保護條例》，1950年11月《東北人民政府關於愛護保養鐵路電信等交通命脈嚴禁破壞偷盜的布告》等。關於交通肇事罪的法規，有1949年9月《北京市交通管理暫行規則》，1950年2月《鐵道部關於消滅事故保證行車安全的命令》和1950年7月《鐵路獎懲暫行條例》，1950年4月交通部公布的《汽車管理暫行辦法》和1953年7月《修訂汽車管理辦法實施細則》。(3)有關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法規。其中關於走私罪的法規，有1950年1月《西南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1950年4月《海關總署關於解放區與待解放區貨運管制辦法的批示》，1950年12月政務院公布的《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1951年4月政務院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對於走私行為情節重大人犯的處理原則》，1952年6月《海關總署關於逃匯套匯案件應作為走私案件處理應行注意各點的命令》和《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關於各級司法機關對海關總署所提處理走私案件的意見應遵照執行的通知》。關於投機倒把罪的法規，有1950年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締非法工商業行為暫行辦法》，1950年11月《貿易部關於取締投機商業的幾項指示》，1953年11月《政務院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關於偷稅、抗稅罪的法規，有1950年1月政務院《貨物稅暫行條例》和《工商業稅暫行條例》，同年12月《印花稅暫行條例》和《屠宰稅暫行條例》，1951年1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私鹽查緝處理暫行辦法》等。關於偽造國家貨幣、販運偽造的國家貨幣罪的法規，有1951年3月政務院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國家貨幣出入國境辦法》，1952年10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核准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止國家貨幣、票據及證券出入國境暫行辦法》；特別是1951年4月19日政務院公布的《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共11條，根據各種犯罪情節，具體規定了量刑幅度。(4)有關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的法規。其中關於侵犯他人民主權利罪的法規，有1950年3月24日政務院《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行處理辦法》，1950年4月22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確立法制觀點維護革命秩序認真執行保障人權的通令》，1952年7月24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嚴格禁止濫檢查信件妨礙「人民通信自由」的通令》。關於拐賣人口罪的法規，有1952年4月《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認真處理回鄉轉業軍人婚姻問題的指示》，1953年3月《法制委員會有關婚姻問題的若干解答》。關於誣告陷害、報復陷害罪的法規，有1950年12月《西南區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1953年5月8日政務院批準的《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決議》(規定「誣告」與「誤告」的界限)等。(5)有關懲治妨害婚姻家庭罪的法規。其中關於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法規，有1951年5月24日《華東軍政委員會為貫徹執行婚姻法保障人權的通令》，同年9月26日《政務院關於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的指示》。關於重婚罪的法規，有1950年10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關於重婚案件的處理原則》，1953年6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關於處理重婚、納妾、童養媳案件的時間界限問題的復函》，同年12月22日《法制委員會對中南政法委員會關於在婚姻法公布後的重婚、納妾如何處理問題的解答》。關於破壞軍人婚姻罪的法規，有1952年4月22日《中南軍政委員會關於認真處理轉業建設軍人婚姻問題的指示》。(6)有關瀆職罪的法規。其中關於泄露國家機密罪的法規，有1950年2月24日《政務院關於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保守國家機密的指示》，1951年6月政務院公布的《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
上述各類法規，亦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刑事審判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據。
建國初期在制定單行刑事條例、法規和非刑事法規中的刑事條款的同時，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在1950年也著手起草刑法的准備工作，並由法制委員會先後擬制了兩個刑法草案，這兩個草稿為以後正式起草刑法典作了必要的准備，起到了參考對比和啟示作用。
3�社會主義刑事立法的初步發展及其被削弱和破壞階段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第一部憲法，標志著中國內地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憲法的頒布，也大大推動了內地第一部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自1954年冬起，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負責。至1957年6月28日，已擬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初稿)》(即第22次稿)，該草案分總則、分則兩編，共計215條；其中分則8章119條，8章的名稱是：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會經濟秩序罪；侵犯人身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婚姻、家庭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瀆職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室自1962年5月開始，對刑法典草案第22次稿進行了多次修改，到1963年10月9日寫出第33次稿，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草案(修正稿)》，其中第二編分則共8章111條，8章的名稱與第22次稿基本相同，只是將「危害公共安全罪」改為「危害社會安全罪」；「妨害社會經濟秩序罪」改為「破壞社會經濟秩序罪」；「妨害其他管理秩序罪」改為「妨害管理秩序罪」。當然，條文的內容調整變動較多。內地第一部刑法典的第33次草案稿曾考慮公布施行，但因「四清」運動很快開始，接著又進行「文化大革命」，刑法典一直未能出台。
自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頒布至1957年以前，在刑法典起草工作進展較快的同時，其他各項單行刑事法律和包含有刑法規范的行政法規，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但這一發展趨勢，自1958年以後，不僅沒有得到繼續加強，反而被逐步削弱。進入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法制橫遭踐踏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