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之精神

① 什麼是商法精神

有關商法精神是很難用幾句話介紹清楚的，其中涉及三個問題，一是是公司和商人；二是公司法和商業組織法；三是公司法的精神和商法的精神。理清這幾對關系有助於理解商法精神。
公司法中體現的商法精神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公司的自治。公司法規定的關於公司的自治，特別是有限公司的自治非常明顯。除了法律、行政法規有特定規定外，公司的營業是自由的。另外,公司可以依照章程來實施公司的行為，但公司章程不能違反法律規定、違背社會公序良俗，不能侵害社會公共利益。公司自治體現著整個商法的自治，公司的自治與整個商法的自治一致被很多人認為是在私法領域中「高高舉起的一面大旗「。「高高舉起」說明了它的地位和重要性。
第二、方便投資。方便投資是在公司法中體現出來的。公司法中我們可以看出，促進投資、方便投資、有利投資是公司法的精神，也是公司法體現的商法的精神。
第三、追求效率。,相比較而言，民法更有倫理性，商法更追求效率，商法的追求效率是它的特點。另外，商法精神的發揚可以促進整個市場經濟的發展，因為商法的精神強調怎樣能夠推動整個資本市場的發展，同時它也很注重商業組織的團體性和發揮作用的結果。

② 商法的特點

商法的特點：商法調整行為的營利性；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商法規范較強的技術性和易變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國際性。

商法的原則：商主體法定原則（類型法定、內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則（地位平等、誠實信用）；交易簡便、迅捷原則（交易簡便、短期實效、交易定型化）；鼓勵交易原則（維護交易的有效性、對於有過錯的交易行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過其他原則如短期實效、意思自治等原則） 。

(2)商法之精神擴展閱讀

商法的種類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根據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修訂）

3、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 1999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0號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根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修正根據2001年3月15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③ 商法的基本原則與民法的原則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商法的基本准則是商法實際標准與抽象性的商法使用價值的交匯處,是當代商法特性的充分體現。針對商法的基本准則，在我國商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們各不相同，都還沒產生統一的見解。加強民商事組織原則，維護保養買賣平等原則，從2個層面反映，一個是民商事買賣行為主體的影響力公平，一個是誠實信用原則。推動買賣訊捷標准，關鍵反映在三個層面，買賣簡單，短期內時效性，定型化交易方式。維護保養買賣安全性標准。

誠實信用原則標准，通稱誠實守信標准。誠實守信標准規定一切銷售市場參與者遵照誠信生意人和誠信員工的道德標准，在沒有危害別人權益和社會公益的前提條件下，追求完美自身的權益。誠實信用原則為市場經濟體制主題活動中的社會道德規則。市場經濟體制標准下，每一個有工作工作能力的人，都理應根據銷售市場互換獲得權益和生活紀錄片。用現有錢財項目投資牟取暴利；用自身的技術性、專業知識獲得酬勞，用自身的體力活獲得薪水。

④ 關於商法的論文

論商法的原則和精神
從商事法律關系的基本特徵談起
摘要：中國商事通則的制定對於我國商事法律制度建設的現代化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商法基本原則
的釐定和商法精神的弘揚與普及則是順利制定商事通則的關鍵，二者的成功實現取決於對商事法律關
系基本特徵的准確把握。商事法律關系的基本特徵曾經是學界熱議的話題，其中的主流觀點卻值得反
思。商事法律關系的特徵是「聚合性」而非「營利性」，商事法律關系與民事法律關系的根本區別在於
「量變導致了質變」。這直接決定了商法與民法有著大相徑庭的原則和精神。
關鍵詞：商法；商事通則；商法基本原則

商法的產生與發展源於實踐。從需求的角度
說，商法的產生是為了適應中世紀城市的興起、商
業的復興所帶來的商事交往的需要，而商人階層的
產生與其力量的不斷壯大也是商法產生所必須的
社會因素。獨立的商法產生之後，歐洲各國「政府
給予商人特殊的保護，加上後來的地理大發現，為
謀求國家的富強，並加強政府本身的統治，各國政
府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因而商人的利益更得到
尊重，於是重商主義成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前奏，
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工業起飛」。隨後，西方快速發
展起來，並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其他古代文明國
家。中世紀獨立商法的出現開創了歐洲的新紀元。
我國古代社會的特殊歷史條件決定了自然經濟在
社會經濟結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專制制
度的基石。商業對封建制度是有消解作用的，而商
法則是私法中最具有變革性的力量，故無論是基於
模糊的認識還是藉助歷史的慣性，中國古代的統治
者總是厲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限制商品經濟的發
展，打擊商人，貶抑商人，使他們得不到一個自由發
展的機會。所以，主要調整商人之間橫向聯系的商
法根本無法出現，相反，反映統治者對商業活動縱
向控制的商業法規在中國卻很發達。而真正意義
上的商法，在清末才在我國出現。在隨後的近百年
里，中國的商法與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一樣經歷了
一
個曲折的過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甚至從法律
部門的序列中消失。我國的這一傳統，對市場經濟
的發展及國際貿易一體化是有負面影響的。
加入WTO為中國徹底打破舊有的輕商、抑商
傳統，振興商法帶來了新的契機。國際貿易日益一
體化的商品經濟潮流要求必須振興我國的商法。
我國的商事立法既沒有商法典編纂也沒有商法總
則的統領，盡管有的學者主張我國商法應採用民商
合一模式，但在現行的民法框架中還沒有反映對商
法整體原則的抽象與歸納，正在進行的《民法典》起
草工作似乎也未對商法的未來發展予以切實的考
慮與設計。更何況，商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
的重大區別本身就決定了商法和民法有著不同的
原則、方法和精神，應該是有區別的法律部門。①因
此，及時制定中國商事通則既可以盡快發揮統領單
行商事法規的作用，避免出現立法的重疊、交叉和
法律之間的沖突或不協調以及法律缺位等現象，又
可以為編纂商法典奠定基礎。然而，在對中國商事
通則制定相當關鍵的商事法基本原則的確定上目
前學界眾說紛紜。本文擬對其中一些主流觀點進
行反思，並對商事法的基本原則和商法的精神作一
次嘗試性探析。
一
、
商事詰律關系的根本特徵『聚合"
而非「營利"
人永遠是趨利避害的。同許多偉大的思想家
一
樣，馬克思認為：「所有的社會關系都首先是作為
利益關系表現出來的。…『人們所奮斗爭取的一切都
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利益本質上是人們企求滿足
的要求、願望或期待，它包括具體的物質財富獲取
和無形的精神財富獲取。從歷史唯物論和社會心
理學的觀點看，營利被看做人們追求的實現，這種
實現又是新追求的起點和契機，因此，追求利益即
營利是人類最一般、最基礎的心理特徵和行為規
律，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源泉和動力」。商事法
律關系當然具有營利性，但將營利性拿來作為商事
法律關系的根本或首要特徵以區別於其他的法律
關系並否認其他法律關系具有營利性，顯得過於牽
強。例如，簡單的民事交易雖然規模小，法律關系
主體簡單並且不具有反復和連續性，但在任何一次
正常的民事交易中，交易各方絕不會因為從事的不
是商事交易而放棄各自在民事交易中的營利目的，
相反嘈雜的菜市場上討價還價之聲總是不絕於耳。
應該說商事法律關系區別於民事法律關系及
其他法律關系的根本特徵應該是「聚合性」，這種
「聚合」是指商事法律關系的產生實際上是源於對
簡單民事法律關系及其他法律關系的聚合，單一的
以物易物和錢貨交換都不能被排除具有營利性，但
他們屬於民事法律關系的范疇，如果更多以至成千

⑤ 商法和民法的關系

商法與民法的關系包括二者的聯系和二者的區別。二和的聯系包括二者均屬於私法、都調整一定的財產關系、均適用誠實信用原則、自願原則等；二者的區別體現在關注的方面、性質和適用效力。
商法與民法的關系如下：
聯系：
1.在法律劃分上，均屬私法。尤其是在民商合一的國家，往往認為民法和商法的關系是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商事單行法規，只是為補充民法的規定，或為變更民法的規定。即使是民商分立的國家，也往往認為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2.就調整對象來說，民法和商法都要調整一定的財產關系。
3.法律原則誠實信用原則、自願、公平原則都兩法均適用。
區別：
1.民法所關注的是民事主體之間地位的平等和利益的平衡，公平是其首要特徵。商法關注的是商事主體的價值增值追求，保護營利是其首要特徵。
2.就性質而言，民法純屬私法，商法還有公法屬性；
3.就法律適用與效力而言，商法應優先適用。
我國法律的制定不能忽視商法總則內容的加入
1、從比較民商法角度分析，無論是實行民商合一立法體例還是實行民商分立立法體例的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商法都是優先適用於民法的特別法，而且體現市場經濟特點的法律的制度與規范，更多表現為商法總則的制度與規范(如作為商主體的公司、合夥企業、個體工商戶，作為商行為的商事合同、商事代理行為)。
2、從當下我國民商立法的實際出發，這種「商法體現」既可以表現為有關民商事單行法律(如合同法、公司法)的立法安排，也可以表現為有關民商事單行法的司法解釋(如合同法、公司法的司法解釋)的司法安排，但是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總則性質的民商事基本法(如制定法律或商事通則)，來體現商法總則制度和規范，則是包括《民法典》編纂在內的我國市場法律制度立法完善的一個當務之急。
我國法律「立法目的」條款中商法內容的加入
第一，《決定》將《民法典》編纂作為我國法治經濟中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的首要任務，所以對於我國而言，民法作為市場經濟基本法的現代意義，大於民法作為市民社會基本法的歷史意義。
第二，重視民事主體人格權的保護，是現代民法的一個發展趨勢，即「人格權優先於財產權」的發展趨勢，也反映了當下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將人權保護重點由保護人的生存利益向保護人的精神利益轉移的發展趨勢。體現上述發展的一個重要立法趨勢是，有關民事主體權利的分類愈來愈細，以便從形式和內容上更好地體現民法對民事主體權益的「終極關懷」。
第三，民法主要是裁判法，而裁判法的重點是法律適用。無論在民商合一立法體制中還是在民商分立的立法體制中，商法相對獨立於民法理論與實踐的價值，在於 「特別法優先適用於基本法」的法律適用價值，所以法律確定商法規范「優先適用」於民法規范的一般條款亦即商法總則有關商法規范適用的一般規則，十分必要。
1.民法與商法都是私法范疇中調整民商事行為的法律。兩者構成大陸法系私法的基本部分。民法是抽象化的法律，而商法是具體化的法律。民商事法律行為的調整需要民法與商法的密切配合。
2.民法的主體制度是對商品經濟活動主體資格的一般規定，任何個人和經濟組織的法律地位最終都是由民法的主體制度來完成。商法上的主體制度是民事主體特殊類型的特殊制度設計。如公司制度是民法中法人制度的一種最典型形式，合夥企業制度是民法中合夥制度的典型或高級形態。
3.商法中的物權制度是以民法物權制度為前提的，而商法中的債權制度作為市場交易活動的特殊規定也必須是以民法債權制度為前提的。如票據制度中票據權利的設定、轉移、保證、付款等都是債權制度的具體化，還有保險合同是民法中典型的格式合同。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二條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
第三條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第一條為了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

⑥ 100分~~~~ 求法經濟學的價值體現在哪些方面請認真回答

基於法經濟學視角的商法價值取向研究
一、關於商法價值取向的分歧

商法價值取向是從法哲學高度對商法宗旨的概括,是商法在調整商事社會關系時欲求的理想目標,因而是商法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之一。近年來我國已有不少學者關注商法價值取向問題,相關成果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商法基本理論的研究。如錢玉林從商法與經濟法相比較的角度,認為兩者有著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價值取向,現代商事法的價值取向是交易迅捷、靈活和交易安全。交易安全與交易迅捷在功能上相得益彰[1]。而胡鴻高認為商法的價值是指商事法律規范對於社會和個人及其群體的積極意義。它體現商法精神,統領商事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全過程。交易效率價值、交易安全價值和交易公平價值構成了當代商法的三大基本價值。商法的三大價值不是孤立的,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它們在貿易本位的基礎上組成了一個動態的、既互相制約又互相促進的相輔相成的基本價值鏈[2]。在商法的價值取向的認識上,雖然結論不完全一致,有認為是公平,有認為是效率,但相同之處在於多傾向於存在一個終極價值目標可以統領一切商法價值。

但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尚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已有成果界定商法價值取向的方式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推導,商法價值取向這一宏觀問題缺少微觀基礎支持。第二,也有學者意識到單一商法價值取向的缺陷,給出的解決方法是羅列多種價值作為替代,分別將其定位為「目標」、「基點」或「條件」,但這並不能說明各價值間的關系。「理想的商法價值取向構成狀況應為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卻是相對的、暫時的,而兩者的沖突在現實中難以避免。所以,有必要事先預設其序位,權衡出首要的價值目標,為價值沖突的解決立下規則」[3]。但是,「事先預設序位,權衡出首要的價值目標」,等於先入為主預先確立了商法的終極價值取向,也就不存在價值沖突問題。第三,從部門法比較的角度考察經濟法與民商法,得出商法價值取向與經濟法不同的結論,但該類分析是建立在「民商合一」論之上的,認為公平原則是民商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原則是一個高位原則,對其他民商法的其他原則起指導作用。實際上未注意民法與商法價值取向的不同,籠統地將二者作為一個整體,是在「民商合一」的前提假定之下得出商法的價值取向為公平[4]。第四,有個別文獻認識到商法價值取向的歷史性,但沒有考慮到商法價值取向的現實性和層次性,未能從實然之商法和應然之商法的層面加以詳解。第五,研究方法以法學的規范研究為主,缺少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視角的考察和相互佐證。因此,運用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商法的微觀層面———商法的要素入手,探尋隱藏在商法規范、原則、概念和技術性規定之中的商法價值取向,並討論商法價值取向的層次性、現實性和歷史性,對完善商法基本理論的研究有重要意義。

二、商法價值取向的建構

(一)法律價值取向的微觀基礎

價值是對人類需要的基本滿足,反映現實的人同滿足其某種需要的客體的屬性之間的關系。法的價值蘊涵在法的要素之中,而在法的要素中,法律規范是具體規定權利、義務及法律後果的行為准則,具有微觀指導性和可操作性;法律概念是對專門法律術語的抽象和概括,包含特定法律意義;法律規范和法律概念構成法的價值的微觀基礎。法律技術性規定是法律文件中的技術性事項,涉及法律的效力和法律解釋權等問題;相比其他法律要素而言,法律原則具有宏觀指導性和本源性。法律原則和法律技術性規定是法的價值的宏觀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是法的價值的積淀,決定了法律的價值取向。立法價值取向是指法律向著某種目的或達到某種社會效果的方向運作和發展,價值取向集中體現在部門法的法律原則上[4]。立法價值取向主要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各國在制定法律時希望通過立法所欲達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會效果,其二是指法律所追求的多個目標出現矛盾時的最終價值目標的選擇[5]。價值取向與法律原則的關系是:價值取向可以轉化為或直接體現為法律原則,而法律原則所體現的精神又會具體體現為各項明確、肯定的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在效力層次上,價值取向是法律原則的上位概念。而在法律原則與具體法律規范的關繫上,法律原則又是制定具體法律規范的依據,它要求具體法律部門的所有法律規范之間應當具有統一的價值取向,從而可以避免具體法律規范之間的矛盾,實現法律體系內部的和諧[6]。

(二)商法價值取向的內涵

商法的價值取向也可稱為商法的精神。商法的價值取向是抽象的,它存在於商法規范、商法概念、商法技術性規定和商法原則中。商法的價值取向必須藉助商事規范、概念、技術性規定和原則來體現。商法的原則較多地反映了商法的精神,它是調整商事關系必須遵循的普遍行為准則,是編撰商事法規和制定商法典的根本出發點和理論依據[7]。因此,討論商法的價值取向離不開對商法要素的考察,尤其是對商法基本原則的分析。所謂商法基本原則是指集中體現商法的性質和特點、概括商法的基本制度並反映商法基本精神的根本規則[8]。在我國商事法學研究中,商法基本原則是一個必然論及的問題。在數量有限的商法基本理論研究的學術論文中,關於商法基本原則的專題論文佔了較大的比重。事實上,極少有國家像我國這樣重視法律基本原則[9]。關於商法的基本原則,國內學者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1)三原則說。有認為應包括保障營利原則、維護交易效率原則和維護交易安全原則。也有認為應表述為交易自由原則、交易誠信原則、交易公平原則。還有學者主張維護市場正常運行原則、提高商事交易效率原則和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原則[10]。(2)四原則說。持四原則說的學者最多,但分歧也較大,如有學者認為從商自由原則、企業維持原則、商事交易便捷性原則和商事交易安全性原則是商法的基本原則。也有認為應是是強化商事組織原則、維護交易公平原則、促進交易迅捷原則和維護交易安全原則。還有認為是促進交易自由原則、維護交易公平原則、提高交易效率原則和確保交易安全原則[11]。(3)五原則說。主要是商主體法定原則、公平交易原則、交易簡便和迅捷原則、鼓勵交易原則、交易明確和安全原則。還有認為是商事主體法定原則、確認和保護營利原則、促進交易簡便快捷原則、維護交易公平原則和保護交易安全原則[12]。(4)七原則說。認為包括依法自由行使權利原則、商事主體意思自治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合法原則、尊重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原則、鼓勵交易保障交易便捷原則和維護交易安全原則[13]。(5)八原則說。即利潤最大化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磋商調節原則、互惠原則、簡便敏捷原則、安全原則、經營自主原則、強化商事組織和社會責任原則[14]。

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雖然在商法基本原則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但維護交易公平原則、提高交易效率原則和確保交易安全原則是為主流觀點所認可的。筆者認為,公平、效率和安全原則正是商法價值取向的直接體現,公平價值體現在許多商事規范中,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公司收購制度、公司破產制度等。公平價值在法律上表現為商事主體資格、權利、義務的平等性,在經濟上應該是表現為分配正義,強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公正性。商法效率價值體現在交易自由、交易規則及行為方式定型化、格式合同、短期時效、權利證券化、電子簽名、股東藉助證券交易系統投票等具體商事法律規范中。如學者所言:「商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為達到此種目的,必須力求交易敏捷。因交易敏捷,從事於商業之人,才能多次反復地交易,得以經濟其時間之利用,而達到其營利之目的。」[15]而信息披露制度、要式性、權利外觀主義、公示主義、票據無因性和嚴格責任等制度則是商法安全價值的體現。

有些原則不能作為商法的基本原則,僅僅適用於商法的某一制度或領域,是商法基本原則在具體商事制度或領域的表現,比如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雖然在民法中被譽為「帝王條款」,但在商法中,誠實信用只是公平原則的體現。至於有學者主張「保障營利原則是商法保障營利基本價值理念在商法基本原則上的直接反映,它能適應商事交易發展的需要而進一步細化出商法的其他基本原則,是商法基本原則中的基本原則」[16],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混淆了商行為與商法的關系,值得商榷。因「營利已不再是商法所保護的商事經營活動的最高目標,法律必須盡最大可能去阻止那些不公正或對他人及社會產生消極影響的營利行為」[7]。

三、商法價值取向的法經濟學解析

(一)商法價值取向的均衡性: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

商法的價值是一組價值集合,經過博弈達成一種均衡狀態,商法的價值取向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的均衡結果,而不是以某種優位價值統率其他價值。商法各價值經過博弈達成價值均衡狀態,從而顯示商法的價值取向,商法各價值間的博弈過程實際上是社會各利益集團博弈的過程,制定法的出台就是利益集團力量博弈的結果。具體歷史時期的商法是該時期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博弈均衡,該均衡表現商法的價值取向。無論是我國的商法還是國外的商事法律,其產生、發展及演變過程都清楚地顯示了這一博弈過程及其均衡結果。另外,商法價值取向的均衡性還要求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在同一商事法律中的不同規范間實現均衡,只有這樣,該法律才能適應經濟活動的需求。比如舊《公司法》是為適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新《公司法》強調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很明顯兩者體現的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之間不同的均衡狀態,同時也說明商法價值取向從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變化。

(二)商法價值取向的具體性:商事部門法的價值取向

就商法在一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而言,在世界范圍內,有所謂「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爭,我國商法學研究者曾對此問題投入大量研究力量。超越「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則》是現階段商法學研究界佔主流地位的學說[17]。我國不存在形式意義上的商法,只有公司、證券、票據、保險、破產、合夥企業、信託法和海商法等一系列單行商事立法,我國近年來出版的商法學著作也主要以上述商事部門法為研究內容。從各個商事部門法的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各商事部門法的價值取向並非整齊劃一,各商事部門法對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側重不同。《公司法》側重效率,《證券法》和《保險法》強調安全,《破產法》更關注公平。所以,效率、公平和安全等價值在不同的商事部門法中體現出的不同均衡狀態,或者說效率、公平和安全等價值在不同均衡狀態中的地位,因不同的商事部門法而異。

(三)商法價值取向的歷史性:商事制度變遷與商法價值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商法的價值取向是一個宏觀問題,能夠通過其微觀基礎,即商法的規范、原則、概念和技術性等要素得以體現。而商法相對其他部門法而言,具有易變性,商事立法隨經濟發展的變化而變化,不同時期的商法必然與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背景相適應,不同的微觀基礎也就必然體現差異性的商法價值取向。以我國的《公司法》為例,該法自出台以後歷經三次修改,其中第三次是修改幅度最大、最全面的的一次,基本上所有的條文都有修改,修改後的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門檻,明晰了法人治理結構,更大程度體現了公司的意思自治,突出了中小股東股東的權益保護。公司立法理念的變化可以從新舊法律條文的對比中清晰地得到答案,同樣的結論可以在證券、保險等商事部門法的修改中得出。而對法律價值取向的歷史性最有說服力的論據莫過於我國的《憲法》,從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憲法》的變化,尤其是1982年憲法所經歷的4次修改,都充分說明了法律價值取向的歷史性。此時如果仍然堅持認為新《公司法》與舊《公司法》在價值取向上的同一性,恐怕難以服人。有學者與筆者持類似觀點,認為法律諸價值的階位僅在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的具體制度中探討才有意義,純理論上的研究僅具有假設意義[18]。理想的商法價值構成狀況應為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卻是相對的、暫時的,而其沖突在現實上難以避免[3]。

(四)商法價值取向的層次性:實質意義與形式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

商法的價值取向可分為三個層次來表達:第一,商法作為私法的價值取向,即商法和同為私法的民法以及其他部門法一樣,其終極價值目標都是社會的公平、正義。第二,實質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是實質意義上商法的具體價值追求,包括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價值觀。實質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價值觀的集合。第三,形式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是指在商事部門法內部,當不同的價值發生沖突時,何者更為優先。形式意義上的商法的價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價值觀的均衡。以上三個層次構成完整意義上的商法價值取向。在我國商法理論研究中,對於民商法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終極價值目標這一點已形成共識[19],但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已有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實質意義上的商法和形式意義上的商法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

(五)商法價值取向的現實性:實然之商法和應然之商法的價值取向

「應然之法」與「實然之法」是法哲學的基本范疇。「實然之法」是現實存在之法,是「實際上是怎樣的法」,即在現實中實際存在、對人的行為實際發生效力的制定法,「實然之法」是各種利益相互妥協的產物。實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為公平、效率和安全三種價值的均衡。「應然之法」是理想之法,是「應該是怎樣的法」,即根據法的特性而應達到某種理想狀態的法。商法價值取向與商法基本原則的關系是商法價值取向決定商法基本原則,因此,可以通過對商事成文法基本原則的分析來追尋其背後的價值取向。但由此得到的只是實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而不是應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顯然,從商事部門法的要素中無法探知應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

在法哲學領域尋求「應然之法」價值取向的研究產生了「自然法」的思想,法經濟學的研究視角給我們提供了探尋應然層面商法價值取向的又一路徑。法經濟學主要運用微觀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分析法學理論和法律現象。其理論的核心是:一切立法、司法、執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都起著分配稀缺資源的作用,故所有法律活動都要以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益最大化為目的。法律作為經濟的「內生變數」,如同資金、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一樣,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作用。法律的經濟功能包括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益、促成合作、提供激勵機制、外部性的內部化和減少不確定性[20]。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經濟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提供服務、為實現合作創造條件、提供激勵機制並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制度創新有利於外部利潤內部化[21]。也就是說,當每個人自以為是奔向個人利益的時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22]。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言:個人追求利潤的活動在滿足交易雙方的同時,間接地促進了社會的繁榮。應然層面的商法作為正式制度,顯然也具有以上經濟功能,效益最大化也就成為「應然之商法」價值取向的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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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民法，商法以及經濟法之間的區別和聯系

民法、商法和經濟法都是涉及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體系，但它們在多個方面有著明顯的區別和聯系。

首先，調整對象不同。民法主要處理個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以個人利益為核心；商法則聚焦於商業活動中的平等主體關系，以商業活動為關注點；經濟法則主要涉及國家協調經濟運行中產生的公共經濟關系，包括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政策，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核心。因此，民法和商法通常被視為私法，而經濟法則被視為公法。

其次，法律屬性不同。民法和商法屬於民商法范疇，其基本屬性為私法，注重私法原則；經濟法則屬於經濟法范疇，其基本屬性為公法，強調公法原則。民法和商法的立法精神側重於個人利益最大化，而經濟法的立法精神則側重於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

在調整方式上，民法和商法主要依靠民事規范和商事規范，這些規范多為任意性規范，以當事人的意願為依據；經濟法則主要依賴於國家干預經濟的行政法規和政策，這些規范多為強制性規范，體現國家意志。

此外，它們的發展趨勢也有所不同。民法和商法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融合，形成了現代民商法體系；而經濟法則與其他法律領域相互滲透，相互配合，逐步發展成為現代經濟法體系。

綜上所述，盡管民法、商法和經濟法都是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但它們在調整對象、法律屬性、調整方式和發展趨勢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區別和聯系。

⑧ 對商法的認識和體會

商法，作為調整市場經濟關系中商人及其商事活動的法律規范總稱，對我而言，不僅是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現代商業活動的基石。

商法為商業活動提供了明確的規則和框架。在復雜的商業環境中，各種交易、合同和商業行為層出不窮，商法通過確立一系列原則和規定，為這些活動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例如，公司法規定了公司的設立、運營、變更和解散等各個環節的法律要求，為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法律指引。

商法的實踐性和應用性非常強。學習商法不僅僅是理解法律條文，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在實際商業環境中運用這些法律原則。在我個人的體會中，商法的學習和應用是相輔相成的。通過參與實際的商業案例分析和模擬，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商法的精神和實踐價值。

商法還在不斷發展和完善中，以適應日新月異的商業環境。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全球化的加速，商業活動日益復雜多變。商法作為調整這些活動的法律規范，也在不斷更新和完善。這要求我們不斷學習和更新自己的知識儲備，以適應商法的發展變化。

總的來說，商法在現代商業社會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不僅為商業活動提供了法律保障，還是商業文明和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石。通過學習和實踐商法，我深刻體會到了其重要性，並將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繼續深化對商法的理解和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