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

⑴ 民法書籍推薦

一、民法史與概述

1、謝懷栻：《外國民商法精要（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2、[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較法總論》（上），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

3、[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4、[德]羅爾夫·克尼佩爾：《法律與歷史——論德國民法典的形成與變遷》，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5、[德]霍爾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十九世紀德國民法科學與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德]維亞克爾：《近代私法史》，上海三聯書店 2006 年版

7、[美]弗里德曼：《美國法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 年版

8、[美]弗里德曼：《二十世紀美國法律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9、[美]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普通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二、民法總則

（一）教科書

1、王利明：《民法總則》，中國人民大學2017年版

2、[德]哈里·韋斯特曼等：《德國民法基本概念（第16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3、[德] 漢斯·布洛克斯：《德國民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4、[日]山本敬三：《民法講義Ⅰ·總則》（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二）體系書

5、[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6、[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7、朱慶育：《民法總論（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8、李永軍：《民法總則》，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三）專著

9、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

10、邵建東：《德國民法總則編典型判例 17 則評析》，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11、[德]維爾納·弗盧梅：《法律行為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

12、芮沐：《民法法律行為理論之全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四）注釋書

13、石宏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三、人格權法與個人信息保護法

1、[日]五十嵐清：《人格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2、王澤鑒：《人格權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3、王利明：《人格權法研究（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

4、謝遠揚：《個人信息的私法保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

四、物權法

（一）教科書

1、王利明、尹飛、程嘯：《中國物權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

2、崔建遠：《物權法（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3、孫憲忠：《中國物權法總論（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日]我妻榮：《新訂物權法》，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5、[德]曼弗雷德·沃爾夫：《物權法（第 18 版）》，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體系書

6、[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法》（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7、王利明：《物權法研究（第四版）》（上、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8、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中、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1 版

9、崔建遠：《物權：規范與學說》（上、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專著

10、王軼：《物權變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1、田士永：《物權行為理論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2、程嘯：《不動產登記法研究（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即將出版）

13、尹飛：《物權法·用益物權》，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14、崔建遠：《土地上的權利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15、高聖平：《擔保法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程嘯：《擔保物權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四）注釋書

17、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五）工具書

18、程嘯編著：《物權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五、債法總則

（一）教科書

1、張廣興：《債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洪亮：《債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3、[德]羅歇爾德斯：《德國債法總論（第 7 版）》，中國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二）體系書

4、黃立：《民法債編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版

5、邱聰智：《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

5、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下），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6、[日]我妻榮：《新訂債權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

六、合同法

（一）教科書

1、崔建遠：《合同法（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3、謝懷栻等：《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二）體系書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三版）》（第 1、2、3、4 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依次出版

6、崔建遠：《合同法總論（上卷）》（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7、崔建遠：《合同法總論（中卷）》（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8、韓世遠：《合同法總論（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9、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上、中、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三）釋義書

10、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四）工具書

11、程嘯編著：《合同法一本通（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七、侵權與損害賠償法

（一）教科書

1、程嘯：《侵權責任法教程（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 年版

2、[德]福克斯：《德國侵權法》，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3、[德]埃爾溫·多伊奇等：《德國侵權法（第 5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體系書

4、程嘯：《侵權責任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5、王利明、周友軍、高聖平：《中國侵權責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

6、王澤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三）專著

7、張新寶：《侵權責任法立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8、[澳]彼得·凱恩：《阿蒂亞論事故、賠償及法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9、[美]彼得·凱恩：《侵權法解剖》，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

10、邱聰智：《從侵權行為規則原理之變動論危險責任之構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

11、[德]克里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四）釋義書

12、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

（五）工具書

13、程嘯編著：《侵權責任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八、民法方法論

（一）入門階段

1、[德]魯道夫·馮·耶林：《為權利而斗爭》，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2、[德]迪特爾·梅迪庫斯：《請求權基礎》，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

3、[日]北川善太郎：《日本民法體系》，科學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初級階段

4、[德]齊佩利烏斯：《法學方法論》，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6、梁慧星：《民法學解釋學（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三）高級階段

7、王利明：《法律解釋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

8、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

9、[德]卡爾·恩吉施：《法律思維導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

10、[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 2005 年版

九、法經濟學著作

1、[德]漢斯-貝恩德·舍費爾等：《民法的經濟分析》（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第 6 版）》，格致出版社 2012 年版

3、[美]斯蒂文·沙維爾：《法律經濟分析的基礎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4、[美]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七版》，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

5、[美]卡拉布雷西：《事故的成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6、[美]蘭德斯、波斯納：《侵權法的經濟結構》，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民法思維與案例分析

1、王澤鑒：《民法思維》，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2、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3、國家法官學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法律適用方法：侵權法案例分析》，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4、國家法官學院、德國國際合作機構：《法律適用方法：合同法案例分析》，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

⑵ 民法中的相對權與絕對權有什麼區別

絕對權與相對權區分的民法意義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市200042）

【摘 要】絕對權與相對權是民法學上民事權利的重要分類，傳統民法體系下物權與債權的區分就是以此為基礎的，其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權利類型，對民法的立法和適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謂是民法的最基本概念。然而隨著社會條件的變遷，不斷產生了一些新的民事權利，這些權利能否確定無疑地歸入絕對權和相對權產生了疑問。從絕對權相對權本身概念入手，與新興民事權利相結合，繼承傳統思維，又賦予了其新的外延，同時對民法典體系的編纂提出了一些看法。

【關鍵詞】絕對權；相對權；民法體系

權利是法律最基本要素，尤其對於崇尚私法自治的民法學來說，民法的發展就是一部不斷誕生新興權利、為權利而斗爭的歷史。關於權利的研究與學說一直是理論的熱點。其中，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分類由來已久，這對概念從宏觀上建立起民法的框架結構，影響深遠。

一、定義

（一）德國法

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起源於德國民法，一般認為，至遲在康德的時代，就已經認識到了絕對權與相對權之間的區別。如康德認為，物權或對物權是得以排除一切其他佔有人對該物進行私人使用的權利。薩維尼則從對人之訴與對物之訴出發建立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他認為這兩種訴之間的區別主要在於不特定的相對人或特定的相對人，也就是說，對物之訴可以對抗一切第三人、一切佔有人，而對人之訴則不能；由此，對物之訴所代表的對物權，就以其對抗一切人的普遍效力，而區別於對人之訴所代表的債權。所以，一切權利都可以按照這一標准，分為兩大類：「對抗一切人的權利」與「對抗特定個體的權利」。[1]在此後的學術發展中，尤其是在潘德克頓法學中，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構成了權利的一種主要分類方式之一。

（二）中國法

我國學者以及承襲德國民法學說體系的台灣地區對於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定義表述也很多，較為典型的有如下：

1、「依據利人可以對抗的義務人的范圍，民事權利可以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絕對權是指義務人不確定、權利人無須通過義務人實施一定行為即可實現的權利，如所有權、人身權。由於絕對權的權利人可以向一切人主張權利，可以對抗他以外的任何人，因此又稱為對世權。相對權是指義務人為特定人，權利人必須通過義務人實施一定行為才能實現的權利，如債權。由於相對權的權利人只能向特定的義務人主張權利，他對抗的是特定的義務人，因此又稱為對人權。」 [2]

2、「權利以其效力所及的范圍為標准，可分為絕對權與相對權。絕對權指對於一般人請求不作為的權利，如人格權、身份權、物權等。有此權利者，得請求一般人不得侵害其權利，故又稱對世權。相對權指對於特定人請求其為一定行為得權利，如債權。有此權利者，不僅得請求特定人不得侵害其權利，並得請求其為該權利內容的行為，故又稱為對世權。」 [3]

（三）區分標准

與上述類似的觀點還有很多，基本上都認為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劃分是基於義務主體是否特定以及權利的性質和特點做出的。

然而，近來有人提出此區分標准也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認為「在劃分的過程中，沒有將這個標准貫徹到底，而是發生了嬗變」，在我們利用這個標準定義絕對權時說絕對權得對一切人主張，主張的內容是任何人均負有不得侵害絕對權和妨害絕對權行使的義務，權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均為義務主體，義務主體的義務是消極義務，實際是從權利保護的角度來定義絕對權；在定義相對權時，說相對權是指權利人只能夠請求特定的義務人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權利，義務主體是特定的，義務主體的義務是積極義務，實際上是從權利實現的角度來定義相對權，也就是說，從積極效力的角度定義相對權，從消極角度定義絕對權，邏輯上是混亂的，再者，從認識論的角度，我們界定一個事物應當從積極的和肯定的角度，尤其是下定義，我們只能說某事物是什麼，而不能說某事物不是什麼；只能說某事物怎麼樣，而不能說某事物不怎麼樣。[4]我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論者從出發點上力求實現概念的統一和科學性，這無疑對於我們更明確地認識和辨析事物有著重大幫助，但也不免過分吹毛求疵，從歷史發源和後來的繼承看，我們對於絕對權和相對權有了大致統一的定義，雖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對於大部分的權利，我們能夠比較直接迅速把其歸入絕對權或是相對權的范疇，並且絕對與相對是作為一對反義詞存在的，在定義時做講一方是什麼，相對應的另一方自然就不是什麼，這樣的表述更加清晰直接，比較總是能夠使我們更清楚地區分事物，過分的統一有時難以把握。

（四）新的發展

隨著社會生活和學說理論的發展，新的權利出現，很難把它們絕對歸之於絕對權或相對權，學說具有不周延性、滯後性的特點，不可能盡善盡美，不能以後人的眼光要求前人。學說也需要有開放性，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劃分也應當是開放的。要准確地認識這些權利的本質，才能進一步對其劃分類別。首先對於債權物權化、物權債權化的提法本身就很有爭議，雖然很多學者接受了這樣的觀點，但也有人主張，一個東西它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是就不是，不可能既是這個又是那個，物權就是物權，債權就是債權，民法的基本體系不能改變。根據德國民法學界的通說，絕對權和相對權差異的根本意義沒有因此改變，大部分的情況下，一些表現出債券化的物權只是例外，由法律單獨做規定。這樣的區分是明晰的。同樣對於少部分的相對權效力的絕對化，由於牽涉到第三人的利益，，也必須由法律做出明文規定。而對於第三人侵害債權也爭議較多，我國新近頒布的《侵權責任法》沒有採納第三人侵害債權的概念，不可否認現實中會出現這樣的情形，但要明確債權始終是相對權，從根本上說，債權的實現取決於債務人的履行，而不依賴於第三人不侵犯法。並且，在一些第三人侵害債權場合，債權人可以不追究第三人責任，而通過直接追究債務人責任獲得救濟，如我國《合同法》第121條的規定。違約責任的相對性是原則，第三人侵害債權是例外，法律應對第三人侵害債權做出明確的限制規定，否則就是對公民自由的不正當限制，因為此時公民要承擔的注意義務太高。

二、外延：絕對權、相對權與其他權利的關系

在傳統的民法體系劃分下，物權是典型的絕對權，債權是典型的相對權。那麼絕對權等於對物權，相對權等於對人權，這樣的提法或者直接等同是否科學呢。

其實對於對物權與對人權，在提法上並不嚴謹，霍菲爾德在其經典著作《司法推理中應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對之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深刻批評，指出「對物權並非針對某物的權利」，「一切對物權皆系對人。這可不是在幾個同樣有效的表達方式或定義中厚此薄彼，而是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邏輯上的同一」，因為對物的提法很容易讓人自然而然地做字面聯想：「我們若在字面上理解『對物』一語，並在頭腦將權利因之而存在的那個物當成能夠承擔責任與義務的某種法人，則我們只能永遠糊塗下去」，對物一詞表達的是權利的范圍而非對象，即該權利針對一般人，而非對某物的權利，許多對物權要麼針對或者關於某人，要麼根本無對象可言，對物權或者不特定權利中有直接與物體有關者，有直接與人身有關者，如不得被非法拘禁之權利，也有與有體物或人身無直接關系者，比如隱私權；此外，霍菲爾德還進一步提出「對物權只與一人的一項義務有關，而非與不特定的一大類人中所有成員的多項（或一項）義務有關」，簡單的說明方法就是在涉及訴訟時原告與被告總是特定的人，「義務」一次恰當地表達了特定人對誰負擔債務以及誰負擔此項債務，債權人與債務人必須皆輸確定，義務才能存在，他認為「在義務的影響范圍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多物權」。[5]龐德也認為「所有權不只是包括一項權利而包括若干獨立又有區別的權利、權力和自由，且每一種權利都與一種義務相關聯」，同時『一般的人』和『特定的人』之間很難做出清晰的劃分，對於一部分人的對物權相對應的就可以看作是對剩下那部分的對人權。其實不管怎麼樣，如同我們在上文所說，爭論的最後我們依然要肯定「對物權」和「對人權」劃分的合理性，因為它至少抓住了兩者的核心區分，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和完美的，總有一些例外的存在，龐德也贊同Holland的一句話「雖然這些詞語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它們卻得以廣為流傳，這本身值得推薦。並且，它們也許並不比可能提出的任何替代詞差。」 [6]

三、區分的意義

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不只是權利分類學說研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作為發源私法的一對概念，其對於民法體系的構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我認為，可以采絕對權和相對權二分法的體例，這是抽取了物權和債權二元結構本質特徵，同時也可以使得知識產權和人格權納入其中，雖然這二者也難說到底是絕對權還是相對權，但大體上不影響劃分，我們需要抓住的是效力范圍的內在。這樣我國的民法體系可以是：總則、人格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侵權、親屬、繼承。並且這樣的統一還可以帶來民事責任方式的統一，比如對於絕對權的侵犯，其救濟方式可以物上請求權為參考，權利人可以直接基於客體的損害要求恢復原狀，而相對權以債權的違約責任為參考，採取較為統一的損害賠償金方式。同時，侵犯絕對權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因為它與人格利益相關，侵犯相對權則要嚴格限制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

絕對權與相對權微觀上的區分主要表現在：第一，法律賦予絕對權更完整的訴訟保護，可以直接基於物上請求權請求停止侵害、消除妨害、排除危險，而相對權只能依賴義務人特定的給付才能實現，並且絕對權較之相對權具有固有的優先效力，如物權的優先效力或者優先受償權等；第二，如拉倫茨指出:「絕對的支配權和相對的債權的一個重要區別還表現在破產的情況」，[7]如果債權人對破產的物擁有絕對權，那麼這個物可以從破產財產中分離出來，或者從變價財產中分離出來；相反，如果債權人僅享有的是一個相對權，那麼只能按照一般破產原則按普通債權份額的分配方案得到償還。這一點在我國的《企業破產法》中也有體現，比如破產取回權，別除權等都屬於具有絕對權性質的權利，可以在破產財產之前優先受償，而一般債權只是相對權，按照一般債權分配。

【參考文獻】

[1]金可可.論絕對權與相對權——以德國民法學為中心[J].山東社會科學，2008（11）.

[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46.

[3]王澤鑒.民法總則（增訂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85.

[4]張宏武.絕對權與相對權的區分標准[J].武漢工程大學學報，2010（4）.

[5]Wesly N·Hohfle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6Yale L.J.,1917.

[6]羅斯科·龐德.法理學（第4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3.

[7]卡爾·拉倫茨著，王曉曄等譯.德國民法通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01.

⑶ 通論讀書筆記範文

《德國民法通論》的作者卡爾拉倫茨，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來構思和寫作。他的嚴謹治學態度，使學生非常欽佩，尤其是在功利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這種態度顯得尤為難得。拉倫茨將黑格爾的實在法和應然法中的哲學理念充分運用，與法社會學的現實力量相結合，強調法律與社會其它因素的相互作用，強調法的社會目的和社會效果。法律的功能在於構建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並將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引入有序的軌道。法社會學以社會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法律現象，將法律作為社會控制的主要工具，更加強調法律與社會其它因素的相互作用。法律社會化是經濟立法興起的動因，促使民法在適用范圍上的縮水，而單純的完全平等的關系已經幾乎不見，法官在公平正義與價值取捨上也常常選擇社會化。總體來說，社會化是現行工業化大發展的必然趨勢。

拉倫茨對於具體概念的論述非常詳盡，全書花了很長篇幅來論述意思表示和法律行為，而對於一些法典上本來就很模糊的概念如公序良俗，拉倫茨就在倫理層面對這些概念加以細化，並通過一些案例來加以證明。拉倫茨認為「善良風俗是法制本身內在的倫理道德價值和原則，也包括了現今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的行為准則。」這種社會的行為要求基於文化團體成員的共同信仰，或者是基於這種道德准則的某個社會團體的共同信仰，這種信仰應該是「最大多數民眾」能夠接受的。拉倫茨將「占統治地位的道德」進一步闡述為整個社會的行為要求，這種信仰在法律制度中就能找到他們的痕跡。通過這樣的論述過程，對這些概念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拉倫茨在表述概念時嚴格區分相似概念，需要極強的法律理論功底和慎密的思維。

公序良俗所追求的內容是一種社會妥當性和社會正當性。現代國家也偏重於社會公共秩序，以確保公共利益的實現。拉倫茨也贊同這樣的觀點，在小字部分關於律師和醫生職業道德的要求就是對公共秩序的維護。他將其具體闡述為「醫生和律師這類職業有其特定的責任，即必須為基本的、共同的公共目的服務，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必須在公共利益方面加強自己的內在道德尊嚴，而不應該為了私人使用和私人的利益而進行種種限制。」在德國的民法典上並沒有關於公共秩序的規定。在德國民法典的草案中本來是有關於公共秩序的概念，但在討論時，公共秩序的概念遭到學者的一致反對，這是因為，在該草案之前的德國普通法中並沒有公共秩序的概念，這一概念是從法國民法典中借鑒來的，但在德國法的嚴謹和准確性相矛盾。

德國法學院的教學方式與拉倫茨等學者著述特點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教學中，簡單的案情也要嚴密的邏輯論證，雖然顯得繁瑣，但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論述概念時，拉倫茨對概念的內涵和外圍都加以嚴格的限制，是其進行合理論證的前提。對於整個民法學的核心法律行為，拉倫茨闡述非常詳盡。而其間的要因行為與不要因行為的闡述，對於我國現行民法中的熱點爭論有相當的引導作用。拉倫茨清楚地說明，法律不顧事實，將交易中的三個內在應該意義應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行為，分割開來，既有優點、也有缺點。這樣的言語在書中能見到很多，拉倫茨始終堅持以現行存在的民法典作為自己理論匡正的標准。

拉倫茨的邏輯論證常常是內環狀的，相互補正。接下來拉倫茨繼續論證了要因行為。在論述用語上拉倫茨極其講究嚴密。比如不僅物權法上的法律行為是「不要因的」，而且其它處分行為通常也是不要因行為。與此相反，負擔合同通常是「要因的」。在論述中拉倫茨非常注意這種范圍的劃分和適用是否全面或者超越。在對上面的要因和不要因的劃分中，拉倫茨就用一個「通常」對現實生活做了一個限制和分類。因為現實生活是千絲萬縷的交錯，任何劃分都是對這種聯系的一種傷害。而但是劃分又可以給人一種體繫上的映象，更方便於研究和學習。最後，拉倫茨將要因和不要因行為的劃分加以總體上的說明，即這種分析方法的適用范圍，是通常僅僅出現在那些向當事人一方給予財產的法律行為中。而且這種分析對於有償無償行為的區分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從事處分行為是為了履行或執行一項無償的「要因」法律行為，那麼該項處分行為就是無償。這就是說，在判斷某項處分是有償的還是無償的時候，我們必須研究作為處分基礎的要因行為。

民法作為平等主體間的法律調整規范，的確對於釋放人的創造性，民法規范的自由經濟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這個自由經濟時代，人們無論是法學家還是市民都將國家逐出門外。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猛發展，這種將國家僅僅作為守夜人的形象定位越來越不適應現實。因此更多的威權開始加於國家，但作為這些威權的執行人擁有太大的權利必然將損害公民的天然權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保護和維護公民的利益並且保證社會利益最大化，是現在法律研究的一個方向。而拉倫茨是在這個轉型的中後期出現的偉大學者，我們對於他關於公民意思自治的限制和保護的論述，以及上冊中對於人格權的論述和上冊第三章關於民法現代的發展，都可以讓我們有較大的借鑒。由於我的民法底子較薄，對於拉倫茨的很多論述只能抓住其皮毛而已，以上是我對這本書的感受，也許很膚淺，請老師原諒。

⑷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 詳細 最好論文！

公法與私法劃分之探討【學科分類】民法總則
【出處】《首都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文集》，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6月。
【摘要】文章先由一個案例入手，簡要探討公私法的區別及其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意義，然後精細的分析了公私法劃分的起源、發展及劃分的標准，並著重指出公私法劃分的五大意義。
【關鍵詞】公法 私法 劃分標准 劃分意義
【寫作年份】2004年

【正文】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由來已久。但是，由於我國過去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認識上的誤區，所以我們曾經一度否認二者的劃分，乃至否認私法。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逐步推向深入，加強法治建設的呼聲也會愈來愈大。現在，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體系。當今，我們再也不能夠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而否定私法、否定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本文首先從分析案例著手來說明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普遍存在，然後具體論述了公法與私法劃分的起源、發展、劃分的標准及其意義，期待能夠在理論上正本清源、去偽存真。
案例：甲酒後駕車，撞倒乙致其重傷並逃逸。路人丁送乙前往丙診所就治，丙以乙未繳納保證金為由拒絕診治。試問：①乙得向甲請求何種權利？②甲應負何種刑事責任？③甲的主管機關能否吊銷甲的駕照？④丁得向乙主張何種權利?⑤乙得向丙請求何種權利？⑥丙的主管機關應當對其作出何種處罰？⑦上述情形所涉及的法院管轄和救濟程序有何不同？⑧上述法律的適用何者屬於公法？何者屬於私法？⑨什麼是公法、私法？其劃分的標准及意義何在？
解析:①在前述案例，乙得否向甲請求損害賠償，是民事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庭受理並依民事訴訟程序進行。乙得向甲請求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權基礎是民法中有關侵權行為的規定。屬於私法。
②甲酒後駕車致乙重傷，並且逃逸，觸犯刑法第133條規定的交通肇事罪，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是刑事案件，由法院的刑事庭受理並依刑事訴訟程序進行。屬於公法。
③依《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酒後駕車致人重傷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交通執法部門可以依法吊銷甲的駕照。這是行政處罰案件，依行政程序法即行政處罰法來處理。屬於公法。
④丁可以向乙主張權利，其請求權的基礎或者依據為無因管理之債。即丁可以向乙請求無因管理所產生的費用或者損失的權利。這是民事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庭受理並依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屬於私法。
⑤乙能否向丙請求救濟，關鍵在於看丙在法律上負有何種義務以及乙是否因丙違反該義務而受有損害。丙作為醫師，不得拒絕救治病人，負有強制締約義務。所謂強制締約是指個人或企業負有應相對人的請求，與其訂立契約的義務。也就是說，對相對人的要約，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承諾；如果拒絕承諾或者締約，那麼相對人就可以提起訴訟。負有締約義務的人或企業，拒絕訂立契約致相對人因而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強制締約義務之訴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要求負有締約義務的一方接受要約或承諾而簽訂合同之訴;另一種是因為沒有正當理由而拒絕承諾所生的損害並由此引起的損害賠償之訴。醫師管理法規定，醫師非有正當的理由不得拒絕診療、檢驗或處方的調劑。在本案中，丙以乙未交納保證金為由拒絕救治，未交納保證金算不算是正當理由是爭議的焦點。筆者認為，未交納保證金不能算是正當理由。因為，法律規定醫師的強制締約義務是基於對人的生命健康權益的重視，如果隨意以患者無保證金而拒絕治療則違背這一原則；何況救死扶傷本來就是醫師的天職！因此，在本案中，假如乙因丙拒絕治療而受到損害的話，那麼乙就可以向丙請求損害賠償。這是民事案件，由法院的民事庭受理並依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屬於私法。
⑥依《醫師管理法》的規定，醫師違法拒絕救治病人後果嚴重的，其主管部門可以吊銷其營業執照。衛生部門可以根據情況對丙作出處罰。這是行政案件，依照行政處罰法來處理。屬於公法。至於公私法的涵義、劃分標准以及意義等下文將詳細加以論述。
一、公法與私法劃分的起源及發展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大陸法系國家所公認的基本法律分類。它源於羅馬法，為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所首創。他以法律維護的利益為標准，把法律分為公法和私法，認為「公法規定的是羅馬國家狀況（如國家機構、宗教機構及其事務，涉及國家的穩定。筆者注釋）」,「私法是有關個人利益的規定」①。這種劃分反映著國家與個人對立的認識，體現了以法律來維護個人利益空間的用心。這一觀念影響了羅馬法並強化了私法的發展。優士丁尼《法學總論》中規定:「法律學習分為兩部分，即公法與私法。公法涉及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涉及個人利益。」②
至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在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法典編纂和法制改革過程中，羅馬法得到繼受，公、私法的分類也得到廣泛運用。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建立後，各國紛紛以羅馬法為基礎，結合本國的實際制定和改造其法律體系。法學家們在開始認真研究現存法律規范和制度時，公、私法的劃分就成為他們重建法律制度的重要考慮因素。如果說在羅馬法時代公、私法的劃分只是初步的，缺乏較成熟和系統的法理底蘊和很深厚的物質生活根基的話，那麼在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後政治制度不斷完善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在歐洲大陸各國創建近現代法制的同時，公、私法的劃分就有了更迫切的理論需求和穩固持久的生活基礎。時至今日，公、私法分類在大陸法系各國根深蒂固，極為流行，並與各國的文化交織在一起。美國法學家梅利曼在說明這個問題時認為:「法學家的論文、專著以及法學院學生們的習作，一般都涉及到這種二分法的討論，而且學者和學生們往往是採用過去討論中出現的權威性見解作為論述的可靠依據。歐洲和拉丁美洲法學院的學生們一跨進學院，就碰到公法和私法的分類，並且往往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從而很快在此基礎上形成他們的法律觀點。」③
二、公法與私法劃分的標准
關於公法與私法的分類標准，至今尚無定論。瑞士學者郝林嘉（Hollinger）曾列舉不同學說達十七種之多，德國學者瓦爾茲（Walz）也曾列舉十二種學說，足見其見解之分歧。④本文僅介紹主要的幾種觀點並加以評述。
利益說，即以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者為公法，以保護私人利益為目的者為私法。烏爾比安倡導此說。這一學說存在如下缺陷：其一，公益和私益用語本身存在確定的困難，不便具體應用。其二，任何法律會同時兼顧公益和私益，刑法雖屬公法但亦具有保障私人生命財產安全即私益；民法雖屬私法但也具有保護交易安全、社會倫理秩序和經濟秩序等公益。因此，無論是公法還是私法，其宗旨都不僅僅在於促進或保護某些公共的或個人的利益，而且在於適當的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創造正義和公正的局面。
應用說，凡法律規定的內容，私人的意思不許自由拋棄或者變通的為公法，即「公法不得為私人簡約所變通」；反之為私法。應用說在技術上非常簡便易行，但是它不能解釋法律劃分的實質理由。
主體說，法律關系主體的一方或雙方為國家或國家授予公權力的機關者為公法，法律關系主體雙方均為私人者為私法。該說為德國學者耶律內克所倡導。這一學說仍有缺陷，國家或其他公權力機關有時也與私人締結買賣、租賃或運送等契約，如政府采購等；私人有時會立於國家地位對其他私人行使公權力，如海商法規定船長因維持海上治安得行使警察權等。
性質說，此說以法律關系的性質為其區分標准，又可細分三種學說：（1）權力關系說，即規定不平等關系或權力服從關系的為公法，規定平等的權利義務關系的為私法。此說無法解釋國際法，國際法雖屬公法但卻規定國與國之間平等權義關系。（2）統治關系說，即規定國家統治權關系的為公法，規定非統治權關系的為私法。該說的缺陷在於，確定統治權問題上不易明確且難以操作。（3）生活關系說，即凡規范作為國民自身一份子資格而產生的國民的生活關系（私的生活關系）的為私法，如買賣、婚姻、繼承等；凡規范作為社會一份子立場而發生的社會的生活關系（公的生活關系）的為公法，如當官、納稅、服兵役等。批評者認為這一主張實際上也難以操作。
新主體說，凡規制國家或公共團體為其雙方或一方主體的法律關系，而以權力服從關系為基礎者為公法；僅規制私人間或私團體間的相互關系，而以平等關系為其基礎者為私法。此說乃折衷學說，頗具說服力。⑤
一般而言，所謂公法，就是維護國家利益和整個社會利益的法律，它主要調整國家機關與國家機關之間、國家機關與私人、私團體之間以及整個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這種規范調整以權力服從為基礎、為特徵。發生公法關系的各方當事人中，必有一方是國家機關或由國家機關授予公權力的機構。憲法、刑法和行政法等屬於公法范疇。所謂私法，則是維護一切私人或私團體的利益的法律，凡屬於與國家權力無關的私的領域所發生的社會關系即由私法調整，這種規范調整以平等自願為基礎、為特徵。發生私法關系的各方當事人，必是從事私的領域活動之主體，其中也包括從事私法行為之政府，如政府在市場中購買大宗辦公用品，國債的發行等。民法和由其派生之商法屬私法范疇（民法是私法中的普通法，商法是私法中的特別法）。
值得注意的是，公私法的劃分又受到法律一元論和三元論的沖擊。主張一元論的為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他認為公私法的劃分沒有必要，法律應該一元化，並提出國家與國民的關系本質上也是權利義務關系而非權力服從關系。一元論雖著眼於法的統一性，但在現實中一元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德國學者帕夫洛夫斯基（Pawlowski）提出以公法、私法和社會法三分法來取代傳統的兩分法。三元論目前在德國學界頗有影響。三元論者注意到了當代法律的一些實際發展，即公私法的交錯形式上產生了作為中間領域的新型法域，如勞動法和經濟法等。社會法的出現，說明法律在一定范圍上突破了傳統的二元劃分，正朝更精細的調整目標邁進。⑥但是，傳統二元劃分並不過時。因為，公私法劃分的基礎在於承認個人與國家的對立存在並重視個人的獨立性及其利益，只要國家存在，這一基礎就不會消失；再者，社會生活中確實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關系，兩類不同性質的審判機關和兩類不同性質的訴訟程序，而目前這種司法體制及訴訟途徑（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都沒有改變。
三、公法與私法劃分的意義
總體而言，公法與私法分類的基本意義在於便於法律的適用。區分二者的實益在於，易於確定法律關系的性質，應適用何種法律規定，應採用何種救濟方法或制裁手段，以及案件應由何種性質的法院或審判庭受理，應適用何種訴訟程序。梁慧星先生在談及公法與私法的分類時說，法律之分為公法與私法，乃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重大成果。他同時引用德國學者基爾克的論斷：公法與私法的區別是今日整個法秩序的基礎。⑦如果這一區別被混淆，甚至無視公法與私法的本質差異，作為社會調整器的法律將會失靈，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將會處於混亂之中。具體言之，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主要有以下不同意義。
（一）從利益保護的重心來看，公法以維護公共利益即「公益」為主要目的，私法則以保護個人或私人利益即「私益」為依歸。
「利益說」曾是公、私法劃分標準的有力學說，這種論說是以利益多元化和多極化的客觀存在為基礎的。羅爾斯·龐德將利益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三類⑧。法律與利益發生聯系的紐帶是利益主體的行為。法律主體的行為與一定的利益追求相關聯，人們努力奮斗所追求的一切都與其利益相關。法律對正當利益的保護是通過設置適當的行為標准來完成的。
公法著重保護的公共利益，首先是超越私主體的具體的和特殊的利益，其次也是其他各種利益的平衡器，在其他各種利益發生沖突時為政府實施調控和干預充當一個正當合理的借口。公共利益是為維護共同體之間的共存共處而存在的，是共同體之間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就實際情形而論，公法所維護的公共利益表現為各社會共同體之間的秩序、安全、公正、自由等人類基本的生存價值和制度環境。
私法主體在私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區域內所尋求的是各自獨立的私人利益，包括財產利益及人身利益兩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應當嚴格區別國家作為行政管理者和作為財產所有者兩種不同的身份。當國家以特殊的私法主體面目出現時，如以國家名義發行國債、接受無主財產或取得無人繼承的財產等，國家所追求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利益，而仍然屬於私法上的「私人」利益，這是由國家的多重法律身份所決定的。
（二）從調整的社會關系即對象來看，公法調整的是國家與公民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各種關系，主要體現為政治關系、行政關系及訴訟關系等。私法調整私人之間的民商事關系即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
一般來說，在國家與公民、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中，國家和政府是公共權力的代表，對各種社會公共事務實施管理並向人民提供服務，但這些管理和服務並非管理者隨心所欲，而是應當納入法治的范圍。公法的基本內容就是為規范國家權力和政府行為而存在的，其根本目的是通過控制公權力來維護私權利。與公法中所面對的國家與公民、政府與社會之間非平等的社會關系不同，私法所謂整的民商事關系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它是人民日常私人生活狀況的法律體現。法律對民商事關系的調整遵循的是人格獨立、地位平等、行為自願以及公平、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民商事關系的主體在法律上的「存在」通常情況下是沒有區別的，是抽象平等的。
（三）公法以權力為軸心，嚴守「權力法定」的定律；私法則以權利為核心，適用「權利推定」的邏輯。
法律對權力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授予作用，二是限制或制約作用。權力只有授予才能行使，一切權力的運作必須基於並源於民意和公意，並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地固定下來，即「權力法定」、「越權無效」、「法無授權不可為」。在法治社會里，「權力法定」的含義是：一切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須從法律中獲得其來源，國家機關不得行使法律沒有授予和禁止行使的權力。權力法定也告示人們應該慎重對待權力。由於權力最易誘發人性中最醜陋、最貪婪的東西，權力客觀上具有腐蝕性、異化性、擴張性及對私人權利的侵害性等傾向，一切擁有權力的人都可能會濫用權力。因此，對權力加以分解、限制、制約並對權力使用活動進行嚴格監督是法治的應有之義，這主要是通過公法來進行的。在一國法律體系中，公法同權力的設置、分配、行使、制約及監督等運作有最直接的聯系。
私法確認和保護的是私法主體享有的私權利即民商事權利。財產權、人身權以及由這兩類私權派生的眾多具體權利構成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權。私法倡導「權利本位」，私法是權利法。權利主體（自然人和法人）制度、權利規則制度（物權、債權、人身權、繼承權、知識產權）、權利行使制度（法律行為制度和代理）、權利保障或救濟制度（民事責任制度）等構成私法的基本內容。私法奉行「法不禁止即自由」，將它作為金科玉律並以此去分析、評價、判斷具體的個人行為。「權利推定」就是「不禁則許」，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行為就是私法主體通常可以自由實施的。社會愈發展，文明程度愈高，人們獲得自由的機會就愈多，權利推定的范圍就愈大。
（四）公法奉行「國家或政府幹預」的理念，私法遵循「意思自治」、「私法自治」的原則。
行政法主張政府對各項行政事務的領導和管理；刑法對絕大多數犯罪行為適用國家追訴主義；經濟法強調國家對市場經濟活動的調節、控制和干預；訴訟程序中當事人申請撤訴須經法院同意等現象，都鮮明體現了公法中國家或政府幹預的思想。由於公法具有濃厚的國家干預色彩，公法規范成為強行性規范。為了更好地貫徹國家或政府幹預理念，法治實踐中應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干預的理由和根據是什麼？干預的范圍和程度怎樣？干預的形式及目的如何？等等。
「意思自治」或「私法自治」原則是私法的靈魂，常被譽為：「支配整個私法的最高原則」、「私法之基礎」、「私法根本價值之所在」、「法律行為效力之源」等。一般認為，所謂私法自治是指個人依其意思形成其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具體而言，私法自治原則認為，私法方面的一切法律關系可以而且應該由每個人自由地、自行負責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決定。這一原則是私法中的一個總的原則，表現在私法領域的各個方面，首先是承認人人平等，每個人有獨立的完全的權利能力，每個正常的人（幼兒和精神病人除外）有完全自主的能力，這種能力應該受到尊重。因此，每個人有法律行為自由（包括合同自由），每個人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過失責任），每個人的權利（包括所有權）應該由每個人自由行使並受到尊重（所有權不可侵犯）。這些私法自治原則的主要內容構成了近代民法的四大基本原則：人格平等、合同自由、過失責任和絕對所有權原則（私的所有權神聖不可侵犯原則）。
私法自治的理論依據在於：在社會關系日趨復雜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私法主體都是主張不同的具體利益要求的人，每個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和實踐者，都明了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所在。因此，從尊重人、關心人、保護人的信念出發，法律應當充分相信個人能夠清醒而理智地對待和處理與其利益相關的一切事務，國家及他人應尊重個人的自由選擇，不得干涉或限制。政府為更高的價值或公益而對私人事務施加強制或干預時，應有適當理由。總之，在私法自治之光的照耀下，私法既維護了私人自主選擇的自由，又能合理利用人的自私心使個人在追求和實現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時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五）公法以政治國家為作用空間，私法以市民社會為功能范域。
公法是政治國家的法，私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國家之創設，就是為市民社會服務的，無市民社會，國家便無實質意義。將市民社會的法界定為私法，是為了防止按政治國家成員的標准來要求市民社會的人，就是要把民事活動與政治活動區別開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是近代歐洲社會變遷的產物。市民社會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會存在的前提。黑格爾和馬克思是現代市民社會思想的集大成者。
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就是由私人生活領域及其外部保障構成的整體。個人是市民社會活動的基礎，從生產和在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在市民社會中佔有重要地位。黑格爾理解的市民社會，實際上是在私有制（個人所有權）和分工的條件下，生產和交換的體系；是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前提下，社會成員（市民）自利和互利的活動過程。⑨
在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中，市民社會是「私人利益的體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包括了處在政治國家之外的一切領域，市民社會實質上是一種「非政治性的社會」。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強調市民社會是對私人活動領域的抽象，是與作為對公共領域的抽象的政治國家相對應的。隨著社會利益分化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兩大相對獨立的體系，整個社會就分裂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兩大領域。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後者則是普遍的公共利益關系的總和。⑩
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相分離的思想是對人類社會生活多樣性屬性及人的多層面社會存在狀況的描述。用作為西方文明的市民社會理論來解釋我們目前的生活現狀仍然沒有過時。現實生活中的每個人都具有雙重身份或地位：一方面他是政治國家的成員即公民，參加政治國家領域內的一切必要活動，其行為受公法調整；另一方面他同時又是市民社會的一分子即私人，在市民社會領域內與法律地位平等的其他人實施各種民商事活動，其行為受私法調整。以立法現實為例，各國憲法中規定的是公民而不是自然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這些權利義務是公民作為政治國家成員所應當具有的。而民法中確認的是自然人的財產權利、人身權利及相應的義務，這些權利義務是自然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即私法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所必需的。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①江平、米健：《羅馬法基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版，第9頁。 ②優士丁尼 ：《法學總論》，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93版， 第5頁。 ③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顧培東等譯，知識出版社1984版，第107頁。 ④鄭玉波：《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⑤龍衛球：《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鄭玉波：《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頁；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頁。 ⑥龍衛球：《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⑦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頁。 ⑧羅爾斯·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商務印書館1984版，第37頁。 ⑨徐國棟：《市民社會與市民法》，載《法學研究》1994年第4期。 ⑩俞可平：《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地位》，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