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的論文

⑴ 罪刑相適應原則論文

論文關鍵詞：客觀危害；主觀罪過；人身危險性；報應；預防

論文摘要：沒有一個統一確定的標准，則罪刑相適應在刑法立法中便無法構建而在刑法司法中便無法實現，故標準的問題是關涉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根本性問題。本文結合貝卡利亞、康德和黑格爾等前人的論斷論證了罪刑相適應的標準是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並且作為該標準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一個增添了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這一新內涵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接著，通過與「兩個配刑基準論」的商榷進一步論證罪刑相適應的標准應具有唯一確定性。

罪刑相適應的標准到底如何把握，還是一個不甚明了的問題，而罪刑相適應的標准本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最關鍵問題。

一、犯罪社會危害性標準的確立

在新中國刑法學研究歷程中，自五十年代中期有人提出罪刑相適應原則並被廣泛接受以來，理論界對該原則長久停留於用「重罪重刑，輕罪輕刑，罰當其罪」這樣的表述作字面化的解釋，而罪刑相適應的標准似乎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問題。然而，如果沒有這個標准或這個標準是錯誤的，則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提法或主張首先在刑法立法環節就已變得毫無意義。這是一個什麼標准呢?貝卡利亞在其傳世名著《論犯罪與刑罰》的「刑罰與犯罪相對稱」標題之下開筆便說：「公眾所關心的不僅是不要發生犯罪，而且還關心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盡量少些。因而，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力量越強，制止人們犯罪的手段就應該越強有力。這就需要刑罰與犯罪相對稱。」而他在該書的「衡量犯罪的標尺」標題下又開門見山：「我們已經看到，什麼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尺，即犯罪對社會的危害。這是一條顯而易見的真理，盡管認識這類明了的真理並不需要藉助於象限儀和放大鏡，而且它們的深淺程度都不超出任何中等智力水平的認識范圍……」貝卡利亞的前述兩個論斷意在分別說明如下問題：前一個論斷意在說明刑罰的輕重是犯罪的社會危害的大小所決定的，而刑罰與犯罪相對稱也是由犯罪的社會危害的大小所決定的；後一個論斷意在說明犯罪的輕重是由犯罪的社會危害的大小所決定的。把貝氏的兩個論斷及其意圖說明的內容結合起來，我們便可作如下推導：既然刑罰的輕重是由犯罪的社會危害的大小所決定的，則犯罪的社會危害當然就是刑罰的「標尺」。而犯罪的社會危害又是犯罪的當然「標尺」，於是，犯罪的社會危害就成了犯罪和刑罰的公用「標尺」。當犯罪的社會危害成了犯罪和刑罰的公用「標尺」時，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犯罪與刑罰是否均衡或相適應的標准。但需要強調的是，貝卡利亞的社會危害性標准注重的是犯罪的客觀危害，即如有人說：「貝卡利亞更多的還是重視犯罪人的行為所產生的損害，相對較少重視犯罪人的故意，因此他主張懲罰的客觀(實際)平等化。」
其實，在貝卡利亞之前，康德的「等量報應論」和黑格爾的「等價報應論」已隱含著罪刑相適應的標准問題。康德是主張按照侵害的特種性狀去報應犯罪，而黑格爾則主張按照侵害所損及的價值去報應犯罪。由於侵害的特種性狀和侵害所損及的價值只是分別強調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不同層面，故無論是哪一種方式的報應，都可歸結為按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去報應犯罪，只不過康德注重的是報應的外在而黑格爾注重的是報應的內在罷了。當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構成報應犯罪的尺度時，則其也就同時構成了罪刑相適應的標准，因為報應的手段正是刑罰。
有人說：「社會危害性與刑法規范之間是一種『體』與『用』的關系。在立法階段，社會危害性是『體』，是根本。」那麼，罪刑規范便是「用」，而在這種「體」與「用」的關系之中社會危害性便構成了罪刑關系的搭配標准，因為罪刑規范只是罪刑關系的法律形式而已。曾經有人說：「罪刑相適應原則是建立我國刑法分則體系的主要依據。根據犯罪構成理論，犯罪行為侵犯的客體不同，其社會危害性也就不同，因而所處的刑罰也應當不同。刑法分則各類罪的排列和各類罪名體系的建立基本上是按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大小、罪刑的輕重決定的。」這段話雖然直接說的是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對刑法分則體系的影響乃至決定作用，但也可推出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罪刑相適應的標准。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引文中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大小」與「罪刑的輕重」相並列，但後者仍舊是前者所決定的。還曾有人說：「刑法分則中對各種具體犯罪的法定刑的規定表明，社會危害性大的犯罪，其法定刑就相對地要重一些；反之，其法定刑也就相對地要輕一些。」從這一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與法定刑成正比例關系的說法中仍可推出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罪刑相適應的標準的結論。
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之所以能夠構成罪刑相適應的標准，不僅因為它作為標尺在犯罪和刑罰之間具有公用性，還因為它作為標尺具有質量差別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個標尺的質量差別性形象地體現在貝卡利亞的「罪刑階梯論」中，也隱含在康德的「等量報應論」中，更是鑿鑿有據地存在於黑格爾的「等價報應論」中。由於特種性狀也存在著質量差別性，故雖然康德的報應論被稱為「等量報應論」，但由其論仍可推出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質量差別性的結論。而在黑格爾看來，犯罪所侵犯的是自由意志的定在，而「這種定在及其一般規定性，是否在其全部范圍內，從而在與其概念相等的無限性上受到侵犯(例如殺人、強令為奴、宗教上強制等等)，還是僅僅一部分或其質的規定之一，受到侵犯。」是有區別的，即在黑格爾看來，犯罪侵犯的對象作為定在存在質和量的區別。而在黑格爾看來，犯罪作為一種定在也存在質和量的區別：「犯罪自在地是一種無限的侵害行為，但作為定在，它必須根據質和量的差別予以衡量。」把黑格爾的兩個定在說結合起來可作如下推導：由於犯罪所侵犯的對象存在著質和量的差別，故犯罪本身也就存在著質和量的差別。犯罪本身存在著質和量的差別也就是犯罪的侵害性或社會危害性存在著質和量的差別。那麼，在「等價報應論」下，作為犯罪對應物的刑罰就不能沒有質和量的差別。可見，在黑格爾的「等價報應論」那裡，犯罪的侵害性或社會危害性不僅是罪刑等價的「標尺」，而且這把「標尺」還存在著質和量的差別。如果沒有質和量的差別，則這把「標尺」也就難以真正發揮「等價」作用，即罪刑均衡的標準的作用。實際上，在我們把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確立為罪刑相適應的標准之前，其便已具有質量差別性，而正是此質量差別性方使得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具有作為標準的性質和功能。總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既決定著犯罪本身的質與量，又決定著刑罰的質與量。而只因為其決定著刑罰的質與量，故其在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兩大環節分別構成可以統稱為刑罰標准(刑罰尺度)的制刑標准(制刑尺度)和量刑標准(量刑尺度)。
行文至此，還有一個問題即「社會危害性中心說」不能不作回應，因為該問題仍然涉及罪刑相適應的標准問題。有人說，在現今的國內刑法學體系中，社會危害性中心論仍占據主導地位或是整個刑法學體系的核心，體現為有關犯罪和刑罰的一切問題都用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來解釋，而「如果僅從罪與刑的報應關系來看，『社會危害性中心說』的合理之處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旦聯繫到刑與罪的功利關系，此說的片面性就顯而易見了，因為它忽視了雙重罪刑關系的對立統一性。以社會危害性為中心的刑法學體系，或者是貶低刑與罪的功利關系，或者是使刑法學成為犯罪論與刑罰論彼此孤立的兩大塊的堆積，甚至可能兩者兼而有之。我國現存刑法學所固有的矛盾——在犯罪論中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定罪量刑的根據，在刑罰論中又稱預防犯罪是用刑施罰的指南，以及重犯罪論輕刑罰論的不合理現象，實際上便是社會危害性中心論造成的結果。而只有從雙重罪刑關系(報應關系和遏止關系)的對立統一性出發，才能消除這些不合理現象。」筆者認為，如果傳統的社會危害性中心論確實造成了引文所說的不合理現象，那隻能歸因於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研究和運用不夠深入而不足以否定犯罪社會危害性應有的學科地位。實際上，如果將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作為犯罪本體的一個側面，則不是將罪與刑的功利關系予以貶低，不是將刑法學孤立為犯罪論與刑罰論兩大塊，而是將罪與刑的報應關系和刑與罪的功利關系予以統一，從而也是將刑法學的犯罪論與刑罰論予以統一。行為成立犯罪本來就是以行為人對刑法規范或刑法保護價值的蔑視或背離態度所體現出來的社會危害性為必要條件，而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說到底就是以抗制乃至消除此社會危害性而穩定社會秩序為最終目的，故社會危害性在犯罪論中構成了刑法學的邏輯起點而在刑罰論中構成了刑法學的邏輯終點。那麼，「社會危害性中心說」的形成並非毫無緣由。在刑罰論研究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如果刑罰論的基本問題也能夠得到增添了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這一新內涵或新側面的犯罪社會危害性的解釋，則犯罪社會危害性的刑法學中心地位一定要撼動嗎?能夠撼動嗎?在新刑法確立罪刑法定原則之後，社會危害性概念備受指責，甚至有人主張將此概念逐出注釋刑法學領域，但社會危害性的可判斷性、相對獨立性、很強的效用性及其與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上的相容性賦予社會危害性概念已不可取代的刑法學地位。
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作為罪刑相適應的標准所具有的確定性和唯一性地位可以看成是「社會危害性中心說」的一個運用和體現。需要予以強調的是，作為罪刑相適應的標準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已不再是傳統理論中的作為行為已經造成的客觀危害和行為時已經作用過的主觀罪過的統一體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了，而是作為行為已經造成的客觀危害、行為時已經作用過的主觀罪過和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三者統一體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了，因為以作為新概念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作為標準的罪刑相適應包含「報應相適應」和「預防相適應」。其中，「報應相適應」的事實前提是行為已經造成的客觀危害和行為時已經作用過的主觀罪過，而「預防相適應」的事實前提則是已犯者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二、與「兩個配刑基準論」的商榷

說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罪刑相適應的標准當然就是說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作為罪刑相適應的標准具有唯一性。那麼，我們就不得不面對近來有學者所提出的「兩個配刑基準論」：犯罪的嚴重性是配刑的一個重要基準，如其所言：「犯罪的嚴重性是分配刑罰的重要基準，盡管其不是配刑的唯一基準。」；預防需要是配刑的另一個重要基準，如其所言：「預防需要雖然不是配刑的唯一的基準，但是配刑的重要基準。」筆者肯定犯罪的嚴重性和預防需要對配刑的影響，但以此兩者的影響為由而提出兩個配刑基準卻需謹慎。以論者在其「配刑辯」中所舉士兵列隊為例，我們說，作為基準的排頭兵只能是一人，否則，對列將無法排成。回到配刑基準上來，兩個重要基準是否基準多頭而無所適從?再看論者所提出的「刑罰的分配以按罪制約上限按需制約下限為原則」，這一原則的提出明顯是所謂兩個基準的運用。所謂按罪制約刑罰的上限，實是從報應出發按犯罪的嚴重性確定刑罰的上限；所謂按需制約刑罰的下限，實是從預防出發按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確定刑罰的下限。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不是按罪和按需共同制約刑罰的上限?「按罪制約上限按需制約下限」的說法是否因過分強調了報應和預防的對立而割裂了兩者的統一?論者不是說過「根據報應關系，刑罰的分量應該取決於已然犯罪的輕重，而基於功利關系，刑罰的分量卻應受制於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的大小。」嗎?既然刑罰的分量同時受已然犯罪的輕重和未然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即人身危險性大小的影響，而刑罰的分量又自然包括刑罰的上限與下限，則必然是已然犯罪的輕重和未然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即人身危險性大小共同影響或制約刑罰的上、下限。另外，用「需」與「罪」相對應是否使得「按需制約下限」之說陷入「罪外設刑」或割裂犯罪與刑罰因果對應之理論困境?其實，論者所說的「需」實是構成犯罪本體的一個側面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而已，故不應將其從「罪」中抽離出來而重復影響刑罰之輕重。報應和預防的統一便體現在這共同影響或制約之中。在筆者看來，從刑法的全面價值出發，配刑時考慮多種因素是明智的，但考慮多種因素不等於為配刑確立多個基準或標准。否則，基準也罷，標准也罷，都將失准。配刑的基準只能是統一影響配刑的相關因素之後而得到的基準，故此基準象士兵列隊排頭那樣具有確定性和唯一性。正如我們已知，影響配刑的相關因素可以歸結為客觀危害、主觀罪過與人身危險性，而此三個因素的統一是作為上位范疇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因此，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便構成了配刑的唯一確定的基準。兩個基準的提出無疑是受並合主義的影響，因為並合主義主張同時以犯罪本身的危害程度與犯罪人的性格危險程度為基準的量刑是正當的。但人身危險性這一基準的提出無形中肢解了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一統一標准，正如論者所說：「總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犯罪的客觀危害程度與罪犯的主觀惡性程度的有機統一。」這句話等於是說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只是犯罪的客觀危害與罪犯的主觀惡性的有機統一。為何說論者將社會危害性這一統一標准肢解了呢?因為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而二元統一的犯罪是由客觀危害和主觀惡性所構成的「已然之罪」與以再犯危險性為特定內涵的「未然之罪」所構成，故社會危害性既存在於「已然之罪」之中，此時社會危害性是一個回首過去的概念，又存在於「未然之罪」之中，此時社會危害性是一個面向將來的概念。但當把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說成只是已然犯罪的客觀危害和主觀惡性的有機統一時，豈不是將社會危害性縮小在所謂「已然之罪」之中而同時將人身危險性抽離出來與之並列嗎?筆者認為，只要承認犯罪是一個完整統一的范疇，就必須承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也是一個完整統一的范疇。另外，我們通常將報應犯罪與社會正義相聯系而將預防犯罪與社會功利相聯系。可見，無論是報應犯罪，還是預防犯罪，都與社會有關。報應犯罪與社會有關，是因為犯罪人已經用實際行為危害了社會而令社會不安；預防犯罪與社會有關，是因為犯罪人仍以其人身危險性危及著社會而令社會不安。顯然，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可以而且應當納入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一范疇之中。傳統的犯罪社會危害性概念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是現實危害與可能危害的統一，而人身危險性的納入將使這兩種統一得到豐富和強化。那也就是說，客觀危害、主觀罪過和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聚合而成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作為罪刑相適應的唯一標准，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可行的。並合主義只要不是報應刑論與目的刑論的簡單拼湊，就應該用一個上位范疇將影響配刑的各種因素統一起來以確立一個基準而不是立下兩個基準。這個被確立為唯一基準的上位范疇正是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實際上，社會危害性標准已經包含了所謂配刑的兩個基準，因為被統括到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之中的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已經構成了預防需要的「指標」。
配刑的多頭基準還與主體性失控有牽連。這里所說的主體性失控是指立法者在罪刑配對即罪刑關系搭建過程之中，從自身的價值取向和利益需要出發「誇大」或「放大」自我而使罪刑失衡。於是，有兩個問題需要回答：一是立法者為何失控，二是立法者如何失控。第一個問題容易回答：立法者雖是全體市民和社會的代表，但其仍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基於切身利益所形成的價值取向。第二個問題較難回答，但仍可回答。我們知道，立法者是權力主體。既然是權力主體，則必擁有作為權力主體的權力優勢。立法者的權力優勢是怎樣的呢?筆者認為，立法者的權力優勢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社會優勢。立法者的社會優勢，是指立法者基於其身份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獲得上擁有多於別人或高於別人的強勢。可以說，社會優勢構成了立法者權力優勢的外部大環境，因此，不妨可稱之為「環境優勢」；二是專業優勢。立法者的專業優勢，是指立法者在從事其專業活動過程中不是多於別人或高於別人，而是別人不可替代的，決定其專業活動結果的強勢。專業優勢又可以從符號優勢和暗箱優勢兩方面來把握：符號優勢是指立法者在專業術語的採用、界說、運用上所擁有的權威性，而暗箱優勢又是指立法者在專業活動包括專業術語的採用、界說和運用中所擁有的自由度或不受約束性。擁有了上述權力優勢，立法者會怎樣行事呢?那就是對自身容易成為犯罪主體的犯罪即自身容易實施的犯罪如賄賂犯罪，帶著少報應和少預防兩種心理而「自憐」性地配對偏輕乃至過輕的刑罰，此如法國學者布迪厄和美國學者華康德認為的那樣，對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符號的權力或資本的佔有，就意味著把持了在這一場域中利害攸關的專門利潤的得益權；而對自身容易成為被害人的犯罪，則帶著多報應和多預防兩種心理而「畏他」性地配對偏重乃至過重的刑罰，此如福柯所言：「實際上，這里包含著一種計算原則。肉體、想像、痛苦、應受尊重的心靈，實際上不是應受懲罰的罪犯的，而是那些加人契約的，有權對罪犯行使集體權力的人的……需要加以人調解和計算的，是懲罰對施加懲罰者及其聲稱有權行使的權力的反饋效果。」那也就是說，對於立法者這樣的主體來說，權力優勢往往使其在遵從罪刑均衡的同時又更容易破壞罪刑均衡，而多頭基準則可能為立法者對罪刑均衡的暗中破壞創造更多的「契機」，即多頭基準更容易在罪刑關繫上「催化」出主體性失控而導致罪刑失衡，在刑法立法領域，對設定罪刑關系的立法者這一主體是這樣，在刑法司法領域對適用罪刑關系的司法者這一主體也是這樣。

三、結論

從上述罪刑相適應的標準的論證過程，我們不僅看到了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作為罪刑相適應的標准具有唯一確定性，而此標准自身又有內在結構性，即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是有客觀危害、主觀罪過和再犯危險性所構成，亦即可把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看作後三者的上位范疇，而後三者是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內在要素或其本體側面。有人說：「根據犯罪的輕重給犯罪排列等級，我們要麼單獨採用罪過或危害排序法，要麼以某種方式把兩者結合起來。一種合理的制度應以危害為基礎進行排序……因此，主要的排序方法是以危害為主要標准。再加上罪過標准，其中罪過標准用以區別具有相同危害的犯罪。」顯然，此說法中的「危害」等同於客觀危害，而我們今天排列犯罪等級的標准亦即罪刑相適應的標准應是將客觀危害、主觀罪過和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結合起來的犯罪社會危害性標准。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帕多瓦尼曾言：「某種意義上說，整個刑法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將定罪的標准從違法行為移向行為者的歷史。」在筆者看來，「移向行為者的歷史」就是移向包容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的統一的犯罪社會危害性標準的歷史。將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危險性融進犯罪社會危害性標准之中是對該標準的一次補血而非換血。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個標準的內在結構性不僅不損害其唯一確定性，反而是其唯一確定性的進一步體現和說明。就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刑法實踐而言，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一標准在立法環節被堅持時就是制刑標准，而在司法環節被堅持時就是量刑標准。

⑵ 對《利維坦》中罪刑法定原則的初步思考

霍布斯在《利維坦》第二十七章「論罪行、宥恕和減罪」中提到了一個「罪刑法定」的思想，其中國化解釋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霍布斯在闡述這一觀念時先對「罪惡」與「罪行」做出了一個區分。在他看來「罪行」僅僅指的是做出的違反法律的行為，而「罪惡非但是指違反法律的事，而且也包括對立法者的任何藐視」「罪惡不僅在於為法律之所禁為，言法律之所禁言，或不為法律之所為，而且在於犯法的意圖或者企圖」（《利維坦》p226）。罪行和罪惡最大的區別在於是否將想法付諸於實踐，簡單來說將罪惡的念頭通過違法行為的表達即為罪行，所以「每一種罪行都是一種罪惡，但卻不能說每一種罪惡都是一種罪行」（《利維坦》p227）。

我們要注意到，判斷是否是罪行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是否違法」。霍布斯在書中提到了兩種法，一種是「自然法」，另一種是「民約法」。在法理學中，「自然法」是永恆存在的法，不需要一個國家或者社會作為載體，也不需要主權者專門去制定，超然於任何有具體法條的法律，是由人類的美德自發構成的，或者說是由上帝或者自然賦予的一種法。而民約法是指一個國家或者社會主體制定的，社會成員普遍接受並有義務去遵守的法律。民約法通常是與強制力和制裁相伴的。所以這里判定是否是罪行的「法」指的應該是民約法而非自然法。

根據罪惡與法以及罪行與民約法的關系中，霍布斯得出了三個推論。「

沒有法的地方就沒有罪惡」（《利維坦》p227）這里的法是廣泛意義上的法，它為是非對錯提供了一個評判標准，所以因為自然法是永恆存在的，所以如欺詐、誹謗這類看似只是道德上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罪惡。

第二個推論是「沒有民約法的地方就沒有罪行」這個推論就和上文說到的對民約法和自然法的區別相一致。如果說只有自然法存在，就談不到控訴，也就沒有罪行的說法，所以更談不上制裁和懲罰。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法官，只受自己良心的控訴，只以自己意圖的正直與否作為辯白的標准」（《利維坦》p227）。

第三個推論是「沒有主權的地方就沒有罪行」，民約法的載體是一個主權國家，其強制力來自於主權，失去了這種強制力，人民就不能從法律的方面獲得保障，只能通過個人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自然權利。或者說沒有國家，就沒有法律規定，沒有法律規定就沒有犯罪，自然也就沒有刑罰。

第二、三兩個推論也讓我聯想到了「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邏輯前提之一——「主動性秩序」（https://www.hu.com/question/25742704），一個無政府社會缺少國家主權，因此沒有強制性的法律約束，這樣的社會的運轉，靠的是人們通過在長時間交往中的自我保護而形成的一種自發性的行為秩序即主動性秩序。但無政府主義和推論三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質又並不完全相同，「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主動性秩序的合理性，保證了他們可以建立一個完整的社會有機體，而這個有機體通過自治權力和自發形成共同體，完成一個無政府但是有權威，並且能夠形成有機秩序的一個社會生態」 （https://www.hu.com/question/25742704），這個「無政府但是有權威」我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無政府的社會它又是有 「主權」的，我將其理解為一種形式的「主權在民」，我們中國也提到我們國家是主權在民的，但從根本上講是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在間接行使主權，我並非是要質疑我們的國家制度，相反，它能在有政府的情況下建立一個制度嚴密、體系完善、效率高且符合中國國情的「人民主權」表現形式我是很為之自豪的。而我覺得無政府主義的人民主權更加純粹，其權威完全是全體人民在自發的行為狀態中自然形成的，所以雖然從霍布斯的觀點出發，無政府主義社會不存在罪行的說法，但破壞了一個自己也參與制定了的秩序，通過自己內心標準的評判時可能就會被認為是一種「罪行」，但是一種精神上的判定，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罪行。

從罪行的來源說，「一切罪行都是來自於理解上的某些缺陷，推理的某些錯誤或者是某種感情的爆發」（《利維坦》p228）。「理解上的某些缺陷」就是無知。這個方面的無知分成了三種：不知法、不知主權者、不知刑律。我認為不知法還可以再分成不知自然法和不知民約法，不知自然法是任何人都不能當成借口的事，因為每一個人到達一定階段都應該具備了判斷是非曲直的能力，所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在霍布斯看來，不知民約法在某些情況下則是可以被寬恕的。「一個人如果不知道民約法的話，那麼在民約法沒有向他宣布以前，便可以使他在一個陌生的國家得到宥恕」「同樣的情形，如果本國的民約法沒有充分宣布，不能讓人民只要願意就可以知道，同時這一行為又沒有違反自然法，那麼無知便可以成為獲得寬宥的理由」這兩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外界因素讓這個人無法知道法律。

而對於不知刑律，《利維坦》認為不能得到寬恕。「因為法律不隨之以刑罰的威懾，便不能成為法律，而只是空洞的言辭」（《利維坦》p228）在這一點上，霍布斯的想法和凱爾森的法律制裁論有相似之處。凱爾森認為，法律規范是一條強制性規范：一條法律規范必然規定了強制。而正是這一點將法律規范和其他規范區分開來。通過不法行為，法律以強制行為作為不法行為的後果證明了自身的存在。可以說強制性後果也就是刑罰，就是法律的組成要素之一，兩者是相伴相生的。這也和「罪刑法定」的思想相一致。

在那個時代，提出「罪行法定」這樣一個先進思想無疑是一件偉大的成就。但在對《利維坦》中的早期罪刑法定思想的學習思考中，我發現還有一些在如今看來不太成熟或者在當下社會不太適應的觀點，但在歷史上一代代法學家、哲學家的不斷研究下，這一觀念日趨完善。對我而言，短短一兩個月的閱讀和學習，我對《利維坦》的思考還比較淺薄，日後有時間將會深入進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