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18條第4款

Ⅰ 寫一篇如何規制酒後駕車的論文。一千字左右

摘要: 刑事司法對於規制醉駕行為之罪名「爭」多「論」少,洞見其症結乃是處罰醉酒犯罪的刑事立法過於粗疏所致。醉駕肇事行為的定性,依託原因自由行為之法理,結合醉駕行為人所處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狀況之不同,區別對待,力求主觀罪過之精確認定。基於完善立法的考量,可在交通肇事罪中增添加重情節條款,將醉駕、飆車、無證駕駛等情況作為交通肇事罪加重處罰情節,以達至一舉多得之功效。
關鍵詞: 醉駕行為;交通肇事;醉酒犯罪;公共安全

現代性已從古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脫穎而出,形成一種嶄新的「風險社會」形式。[1 ] 以交通運輸為例,社會為快捷而選擇了現代交通工具,在不遺餘力的發展中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其帶來的損害風險。當然,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也試圖運用規范制度以將風險控制在「允許」、「容忍」的范圍內,以實現社會和諧發展之目的。近年來,伴隨著我國汽車保有量的爆發性增長,交通肇事帶來的嚴重危害後果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以2008 年公安部的統計為例,2008 年我國共發生道路交通事故265204 起,直接財產損失10. 1 億元。因交通事故導致73484 人死亡,304919人受傷。嚴重的後果一再挑戰公眾的「容忍」底線,其中,醉酒駕車肇事更是人神共憤,對其刑事規制乏力也就被廣泛詬病。分析現行刑法對醉駕規制手段的缺陷,探求應對之策略,無疑是理論界面臨的迫切課題。
一、當前刑事規制醉駕肇事行為之困境
我國刑法第18 條第4 款規定:「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該條款簡明扼要地規定了醉酒行為人應當對其醉酒期間實施的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但對行為人醉酒期間之責任能力喪失亦或明顯減弱的情況下能不能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故意或過失)以及能否減輕其刑事責任的問題卻缺乏規定,充其量只是以自然法感和刑罰功利性目的實現為基礎,規定醉酒人犯罪的可罰性,多有「事後諸葛」之嫌。由於缺少詳細法理支撐,造成了目前醉駕肇事司法認定的疑惑和混亂。
(一) 可罰的醉酒類型範圍尚未明確
我國刑法僅規定了醉酒人犯罪的可罰性,卻缺少詳細界定醉酒犯罪行為人之類型。廣義之醉酒包括生理醉酒、復雜醉酒和病理醉酒三種。而在實際司法操作中,為證明是何種醉酒類型,就需要解析行為人在醉酒期間的精神資質並推斷其刑事責任能力。對此,有觀點認為,由於復雜醉酒是生理醉酒與病理醉酒的中間狀況,而且復雜醉酒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只是削弱並非完全喪失,故刑事責任可適用生理醉酒予以解決,而病理醉酒可歸類於精神病人刑事責任之認定當中,亦沒有在法條上區分之必要。[2 ] 然而,否定具體區分醉酒刑事責任類型的理由亦是以行為人在醉酒期間的精神資質區分為基礎的,同「因」卻逆「果」,有邏輯之謬。更為重要的是,區分醉酒類型之目的在於防止「一刀切」的刑罰擴大化。通說認為,病理醉酒狀態(尤其是首次) 的行為人應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人,如追究刑事責任是過分苛責的,司法實務中一般將其做暫時性的「精神病」對待,但立法之遺漏使實務操作有違罪刑法定原則之嫌。進而需要思考的是生理醉酒之後同樣處於無責任能力狀態下的行為人是否應當承擔完全刑事責任,處於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下的行為人又該承擔何種程度的刑事責任,理由又為何? 由此推斷,行為人在醉酒狀態下的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問題無法在動用刑罰的合理性論證過程中予以迴避,此為限制刑罰權恣意的重要環節。
另一方面,我國刑法沒有細化行為人醉酒是自願性還是非自願性。非自願性醉酒多表現為被脅迫、受騙等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之原因所引起的情形。參照英國立法,對非自願醉酒的限制較嚴格。如果被告人明知其喝的是酒,他不能僅僅因為自己低估了飲酒量或者喝酒對其的影響而宣稱醉酒是非自願醉酒。只有在被告人沒有意識到他正在飲用酒類飲料,或者在特定的案件中一個人因為服用了醫療處方上的葯物(假定含酒精) 而陷於醉態,才是非自願醉酒。[3 ] 以醉酒駕車為例,非自願性醉酒對醉酒本身絕無認識,事前亦無駕駛車輛造成損害之故意與過失的主觀心態,而在其後若醉酒駕車,並在無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了危害行為,則應當不承擔刑事責任;如若是處於限制責任能力下實施的,需依據實行行為的情形認定主觀故意或者過失,進而明確刑事責任輕重。由於我國刑法規定的闕如,使復雜情況過於簡單化,具體到醉駕肇事的主觀方面,也就難免眾說紛紜了。
(二) 醉駕肇事認定罪名之困境
刑法上醉酒規定之粗疏,不僅體現在應罰的醉酒行為人范圍尚未明確上,亦體現在所指向的構成要件之認定上。在目前公開的判例中,醉酒駕車肇事行為人在司法審判上亦涉及「交通肇事罪」抑或「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爭議。① 雖然各案例中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然而對於行為人醉酒實施行為之主觀方面分析的爭議卻從沒停息過。一種觀點認為,交通肇事罪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肇事」,從本來意義上,「肇事」既有過失引起事故的含義,也存在故意挑起事端的意思。而現實生活中的酒後駕駛行為造成的交通事故,很多場合更可能是故意放任所為。[4 ]此種觀點認為,醉駕行為在法律上明令禁止、輿論反復聲討的情況下仍層出不窮,體現了行為人對危害風險是可以認知的,而對危害結果是否發生采無所謂之態度,即並不反對危害風險的現實發生,與間接故意的放任心態相契合,從而在定罪上偏向「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認定。此種觀點從重塑法秩序價值、著力維護法益出發,若交通肇事罪仍以行為人主觀過失為構成要件,則主張對醉駕行為規制予以提前並配合重罪量刑,即不以危害結果是否發生為啟動追訴刑事責任的要件,而以交通肇事之過失結果犯變更為抽象危險犯,只要發現醉駕行為即可認定造成了法所不允許的危險,沒有實現即為未遂,若實現了危害風險則成立既遂,量刑提高至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在當前,對於醉駕行為重罪重判的觀點是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的。而在其支持之聲音以外,還存有另一種觀點,認為應堅守刑法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醉駕行為人之主觀方面仍然是過失,其對於醉酒行為的危害結果雖具有認識,但是輕信其有能力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且在主觀上並不希望結果真實發生,與間接故意之對危害發生持無所謂的心態相去甚遠,是故在定罪上仍然堅持以「交通肇事罪」認定,而對於交通肇事發生之後具有規避責任的行為,如逃逸過程中又造成人員傷亡或重大損失的,可根據具體情況再做判斷。[5 ]
對於醉駕行為人主觀方面認定的觀點爭鳴,雜糅了刑罰目的、刑罰實施效果等刑事政策的考量因素。但由於缺少對醉酒狀態下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能力與實行行為應罰性之分析,故有將行為人對醉酒的態度與行為人對醉酒後的實行行為的態度相混淆之虞,重新陷入功利性認定酒後行為構成犯罪之穴臼,使得對醉駕的處罰更多地受到自然法感的牽扯,而出現同類案不同罪,多種觀點爭論難息的狀況。
二、醉駕肇事主觀方面認定之釐清
如前文所述,醉駕行為出現規制乏力之重要因素在於刑事法自身「陣腳混亂」,由於沒有對醉酒狀態下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狀態與實行行為關系做出明確法理梳理,從而出現遇到「醉酒」就忽略特定狀態下刑事責任能力之具體認定,直接判定主體適格。按照最高法院《關於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 條將「酒後、吸食毒品後駕駛機動車輛」而「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直接規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這樣就逆向確定了行為人主觀罪過的存在且罪過形式只能為過失;對於為何能夠對醉酒後的肇事行為認定為犯罪,逆向尋求答案為基於刑法第18 條第4 款的規定;而刑法總則規定對醉酒行為人處罰的法理依據何在,再度逆尋答案為刑罰目的之需要,那麼既然為了更好地實現刑罰目的,為何不以更為嚴苛的「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規制醉駕肇事行為,就出現了以醉駕行為人主觀是故意還是過失之爭議的表象,將行為人對「醉酒」與「行車」兩個分開階段的行為模糊為「醉酒行車」之統一行為項下予以考察其主觀心態,造成了司法爭議上的簡單盲目化和雙方觀點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混亂現象。是故,釐清醉駕行為人之主觀方面,應當撇除表象而追本溯源,從行為人在醉酒狀態下的行為責任能力程度認定,以及支撐處罰特殊狀態下之實行行為的法理依據為著手。
(一) 醉駕行為人之責任能力狀態
以現代醫學和司法精神病學的觀察、研究表明,在生理醉酒狀態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變化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興奮期,一般在飲進的酒精飲料中純酒精量達20～40 毫升後急速出現,此時飲酒者自製能力有降低,愛與人爭論,情緒不穩定且易於激動;第二時期為共濟失調期,多在飲酒量較大時出現,醉酒人此時呈酩酊狀態,言語增多,口齒不清,步態不穩,辨認能力降低,共濟運動趨於失調即控制行為能力明顯減弱;第三時期為昏睡期,在飲進的酒中所含純酒精量達到100 毫升以上時,飲酒者可出現酣睡、知覺喪失、昏迷等表現,嚴重時可因呼吸中樞受損害而死亡。[6 ] 而依據我國對於機動車駕駛員酒精在血液中的含量認定,酒精含量大於或者等於20mg P100ml 、小於80mgP100ml 的駕駛行為為飲酒駕車;車輛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於或者等於80mgP100ml的駕駛行為為醉酒駕車。機動車駕駛員血液中的酒精濃度高低亦與飲酒人自身身體素質有關, ② 從而有可能出現自認為頭腦清醒之行為人,比頭腦已經糊塗之行為人具有更高的酒精血液濃度之情形,是故在醉駕行為過程中,行為人兼具有限制行為能力、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轉向無行為能力以及無行為能力轉向限制行為能力四種責任能力狀態的可能性。其對於行為人刑事責任之相關影響將在下文分析之。
(二) 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能否適用醉駕肇事行為
當醉駕行為人處於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之時,其所實施之行為是否可因其行為能力瑕疵而影響刑事責任的承擔,是無法迴避之問題。據此,大陸法系之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對於其已有詳細之探討。原因自由行為系指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使自己陷於無責任能力狀態,並在無責任能力狀態下造成符合構成要件的結果。[7 ] 行為人使自己陷入無責任能力或者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之行為,稱為原因行為;而在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下實施的符合犯罪構成的行為,稱為結果行為。基於行為人對於設定原因行為具有自主決定之能力,故以原因自由行為相稱。該理論之孕育旨在作為「責任與行為同在」原則的例外,通過追溯行為人製造限制或者無行為能力之主觀惡性,達到規制醉酒人犯罪刑事責任的目的。然而隨著理論細化,其理論自身亦圍繞著如何解決「責任與行為同時存在之行為所指為何」[8 ] 之核心問題展開討論,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觀點[9 - 12 ] :其一,間接正犯構造說。這種觀點側重於從原因行為入手,類比間接正犯理論,利用原因行為尋找實行行為的主觀依據,並堅持實行行為與責任能力同時存在的原則;其二,行為意思決定說。這種觀點側重於從結果行為入手,某種程度上忽視行為與責任同時存在的原則,以結果行為溯及行為人在原因行為時的最終意思決定能力,即以事前之控制力指代整體行為的責任考察;其三,相當因果行為說。這種觀點認為只要原因行為和結果行為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聯與責任關聯,就可以追究原因自由行為的責任。基於原因自由行為之相關論點仍在不斷爭論發展當中,論點間的交鋒已超出本文主旨范圍,在此不做贅述。而在醉駕肇事案件中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其意義在於區分了「醉酒」與「駕駛」兩個階段的行為,相較我國相關內容之法理,對於明晰行為承載之主觀責任更具貢獻。
(三) 主觀責任之分類確定
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作為論證特殊狀態下的實行行為應罰性之法理,應當得到肯定。只是正如否定原因自由行為應罰性之觀點所指摘的那樣,「心神喪失後與喪失前的心理關聯性已完全斷絕,不能想像在正常精神狀態下所作的決定,在心神喪失時能有意識地依原定的計劃進行。倘若仍能依計劃進行,即可證明心神未喪失,行為人自不能免除刑責;如謂已心神喪失,即應無責任」[13 ] ,面對__否定論的質疑,原因自由行為無法令人信服地予以釋疑,不免遺憾。但是對於認定醉駕行為之責任認定已為足夠。由於行為人可能在結果行為階段處於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故在原因行為設定之時與結果行為具有相當因果聯系時可適用原因自由行為論證行為人之主觀責任關聯,而在相當因果聯系並不明顯時即可直接認定行為人之主觀責任。此為相當因果行為說之優勢所在,筆者也持此種觀點,即結合行為人醉酒後所處之行為能力與原因自由行為之法理共同研析。
1. 醉駕行為人處於限制行為能力狀態。該類行為人在結果行為開始時,處於限制行為能力狀態直至實害結果的發生。行為人此時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之能力,僅是醉酒使得其觀察或控制能力降低,處於非正常行車之狀態。正是基於其尚未完全滅失行為能力,是故支撐實行行為之主觀故意與過失是存在的,並應結合先前飲酒行為區分為故意飲酒+ 故意行為、故意飲酒+ 過失行為、過失飲酒+ 故意行為、過失飲酒+ 過失行為四種情形。前者對自陷於限制行為能力之狀態具有故意與過失兩種心態,而在處於該狀態之後的實行行為亦存在故意與過失之心態,既包括原先之故意在限制行為情形下較難予以扭轉,也包括新生之故意心態亦或對危害發生之過失心理。
其一,在故意飲酒+ 故意行為之情形下,飲酒之故意弱化於實行行為之故意,行為人自陷入限制行為能力狀態可能僅為最終完成實行行為的步驟之一,也有可能是在故意酗酒階段無犯意或持A 犯意,而在實施醉駕行為時形成B 犯意,是故前者之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之間在犯意連續之時關系緊密,前心態可被後行為之主觀心態吸收。例如,行為人為了實施傷害而故意酗酒並陷入醉態,但實施醉駕行為時產生了殺人的故意,此時,直接依照行為人在醉駕實行行為時之故意心態認定行為人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
其二,在故意飲酒+ 過失行為之情形下,基於行為人處於限制行為能力,不可能對自陷行為之事前惡意在認識或控制能力僅為一定程度削弱的狀態下,轉變為對危害結果持否定態度之過失,只可能存在自陷行為時無犯意或持A 犯意,而行為人在實現行為階段對B 結果持過失之心態。此時之原因行為為結果行為發生之始然,若無原因行為則無結果行為,可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若故意醉酒為實施A 犯罪,則應認定為A 犯罪未遂並與過失之犯罪B 共同處罰。例如,行為人為殺A 壯膽而酗酒,在前往作案現場時因醉駕肇事致路人B 死亡,則行為人應構成故意殺人罪(預備) 和交通肇事罪;若故意酗酒時無犯意,僅僅因醉駕過失引起結果的,則以過失犯罪認定之。
其三,在過失飲酒+ 故意行為與過失飲酒+ 過失行為之情形下,雖然行為人對於陷入限制行為能力為過失,但因為行為人處於責任能力有所限制的狀態,故對醉駕引起的結果仍以通常的方法予以考察,行為人在醉駕時對危害結果持故意態度的,則以故意犯罪認定,反之,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持過失之心理的,則以過失犯罪認定。
2. 醉駕行為人處於無行為能力狀態。此時行為人已喪失辨認或控制之能力,在此種狀態下行為人主觀不應具有刑法意義上的主觀故意或過失存在,即實行行為與責任是相脫節的。然而,從自然法感出發又需要對故意或過失陷入無行為能力之行為進行應罰性衡量,應當適用原因自由行為理論論證在自陷行為之時對於實行行為之主觀認識程度。基於此,也應分為故意飲酒(故意行為) 、故意飲酒(過失行為) 、過失飲酒(過失行為) 三種情形。前者為自陷於無行為能力狀態下之主觀意願,括弧中為行為人對後續實行行為在自陷行為實施時所持之態度。其如同琴鍵之黑白,白鍵為原音,黑鍵為加強音,單個鍵均不能涵蓋和弦之音域,是故需兩鍵同時按下,方可求得「應罰」之音律。
其一,在故意飲酒(故意行為) 之情形下,行為人追求陷於無行為能力狀態並對駕車行為具有認識,而採取希望或放任之態度時,其主觀應當綜合認定為故意。在故意心態中,直接故意之態度較為顯見,而持間接故意之放任態度需要綜合認定。
其二,在故意飲酒(過失行為) 之情形下,如甲到餐館用餐,故意飲醉(因心情不好想要酩酊大醉) ,甲沒有意識到他稍後必須開車回家,就在回家的途中撞死乙。甲在處於原因設定之時,追求無行為能力狀態為故意,卻並沒有開車撞死人之故意,只是其對即將開車上路可能會出事的結果是應當預見卻沒有預見的,具有疏忽大意之過失。[14 ] 在這種情形下,其主觀罪過應當綜合認定為過失。同時,行為人對於結果行為亦可能持過於自信的過失,如具有多年安全醉駕「經驗」的行為人「意外」地造成了事與願違之結果,基於其深信自身能夠避免危險結果,故在主觀上也應當綜合認定為過失。需要注意的是,在行為人故意陷入醉酒並在實行行為階段完全無行為能力的情況下,其對於結果行為之主觀認定為間接故意還是過於自信的過失是較為困難的。例如,同樣造成了人員傷亡,如若是行為人第一次醉酒行車即被推定為持放任態度之間接故意,那麼似乎難以解釋上述習慣性醉駕之行為人為什麼不是基於輕信自身能力而成立過於自信之過失。[15 ] 否則會演變成為認定主觀惡性小之過失取決於越軌行為的發生次數以及經驗之積累,顯然違背邏輯。過於自信之過失作為交通肇事類案件的行為人主觀方面是廣泛而真實存在的,需要結合行為人醉酒之具體成因,醉酒中實施危害行為時之言行,對於危害行為及危害結果發生後的反應,酒醒後及案發後的反應等綜合分析,才能做到區分情況認定。[16 ]
其三,在過失飲酒(過失行為) 之情形下,行為人對於自陷於無行為能力之狀態為過失,故並不存在其對於醉酒駕車的後續行為具有主觀故意的狀況,而只能在原因__設定階段出於疏忽大意的過失或者過於自信的過失,故在主觀上應綜合認定為過失。
3. 醉駕行為人由限制行為能力發展為無行為能力。酒精對責任能力的影響常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醉駕行為人在駕駛途中亦可能出現行為能力之轉變,如在開始駕車時為限制行為能力而在一定時間之後發展為無行為能力狀態,並最終在該狀態下造成危害結果之發生,則該行為人的責任能力應如何認定? 理論上的分析認為,只要是在限制行為能力之狀態下實行行為已經進行了的,出於無行為能力狀態下的後行為雖然在主觀認識上與前者發生斷絕,但是實質上後行為的相關行為樣態與前者具有同一性,那麼就不必以原因自由行為為媒介,而可直接認定責任,[17]即以限制行為能力狀態下的故意與過失統領限制行為能力以及無行為能力階段行為之主觀認定。
4. 醉駕行為人由無行為能力轉向限制行為能力。醉駕行為人在實現行為開始階段中處於無行為能力狀態,而由於突發事件轉化為限制行為能力狀態之情形在現實當中也存在。如行為人於無行為能力狀態下醉駕,肇事後猛然刺激神經,從而在「酒醒」狀態下駕車逃竄又連撞數人的,可依兩種不同階段的行為分別處理,即前者無行為能力狀態下的行為依照前述2 之情形判斷,而後者「酒醒」實為仍處於限制行為能力狀態之下,是故考慮其重新獲得有限的認識能力或者控制能力即可直接認定主觀是故意還是過失。③ 據此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對醉酒駕車,肇事後繼續駕車沖撞,放任危害後果的發生,造成重大傷亡,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115 條第1 款的規定定罪處罰。」[18 ] 此認定是符合此類行為人主觀特徵的。
三、醉駕規制之刑事立法完善
交通肇事類犯罪之認定屢被爭議並非偶然,從上文分析可見,對於醉駕行為之主觀認定出現「故意派」與「過失派」之爭,均失之於絕對。醉酒駕車僅為社會生活之白描話語,而行為人之刑事責任在進入醉酒狀態出現的限制行為能力與無行為能力中該如何認定才是理論分析的焦點所在。故並非醉駕就不能認定為「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要故意飲酒至無行為能力之前對實行行為持故意之心態抑或行為人處於限制行為能力時之主觀出於故意,即可認定之。而在其餘之情形下均應認定為主觀為過失交通肇事犯罪。但是,精細的分析仍然抑制不了司法實踐為達至功利性效果的沖動,只有補足我國刑事法規對於交通肇事類犯罪的立法缺失才能最終實現規范判定此類犯罪的目的。
(一) 相關立法建議之評析
1.對交通肇事罪進行立法修改之建議。有觀點認為,交通肇事罪之主觀心態應當包括間接故意,醉駕之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是放任還是排斥的態度很難在其意志不清的情況下予以認定。是故在明知不當為而為之的情況下,應判定為故意,但是畢竟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並不是追求的態度,因此不能認定為直接故意,而是間接故意。[19 ]此觀點將對交通肇事罪之構造產生巨大改變而不僅只表現為增加了一種主觀罪過,是不足以採信的。首先是故意僅選擇間接故意在條文表述上之不便。其次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之故意態度容易與行為人對違反交通運輸法律法規行為本身之態度相混淆。行為人對於交通法規之違反完全可能是明知故犯,即眾多明知不當為而為之的行為將嚴重壓縮甚至實質上排除了認定行為人主觀過失之心態。第三,僅為「攘外」並未「安內」,即依據違反法益之特殊性撇除其他罪名對規制交通肇事類案件具有更為直觀的意義,但對於例如醉駕行為的行為人主觀方面是持間接故意還是過失仍沒有在交通肇事罪內部予以解決。
另一方面,有觀點主張,可以單獨針對醉駕行為,在交通肇事罪中增設特別條款,並適當提高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幅度。[20 ] 我們認為,這是比較中肯性之意見。目前刑法中對於醉駕行為認定刑事責任僅依照總則第18 條第4款以及最高法院相關司法解釋第2 條中的內容確定為構成交通肇事罪,只要行為人沒有逃逸行為,普通交通肇事依法量刑為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屬於「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也僅處3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應當說,僅僅將「酒後駕車」作為「定罪情節」在評價體繫上是殘缺不全的:其一,在第一量刑幅度中,在同樣導致「死亡1 人或者重傷3 人以上」的情況,是否屬於「酒後駕車」在量刑上沒有任何差異。其二,在第二量刑幅度之中,即「死亡2 人以上或者重傷5 人以上」的「情節惡劣」的交通肇事案件之中,是否屬於「醉酒駕車」在量刑上沒有任何區別。[21 ] 特別「是以往,交通肇事罪作為過失犯罪,70 %以上被法院判處緩刑,有的法院達90 %以上。因此,實_______踐中,往往給民眾產生一種錯覺,出事賠了錢,就能了事」,[22 ] 直接讓刑罰規制醉駕行為出現威懾力不足的情況。故可在交通肇事罪中明確分列醉駕行為條款,並以低門檻配以高量刑,在普通交通肇事案件中發現系醉酒駕車的科以「特別惡劣情節」檔位之刑罰幅度,若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配以最高檔位量刑。
2. 設立中間罪名之建議。由於醉駕行為的危險性,有觀點提出,在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間還缺少一個過渡的罪名。即可在罪名的設定上,將其設定為危險犯、行為犯,如只要喝了酒,汽車一啟動就可以處罰。[23 ] 此種觀點以擱置前述兩罪在主觀方面之爭議,而著手解決醉駕行為本身的需罰性問題。問題是由於類似之行為犯原為行政處罰之科處范圍,若將其全部入刑,有刑法萬能主義之傾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 條規定的科處醉駕行為也包括暫扣、吊銷機動車駕駛證和罰款、拘留等手段。保留對醉駕行為的處罰層次性,有利於增加行為人悔過自新的機會,以及減少社會「抗葯性」的程度,刑罰之猛葯若廣為適用,則在未來只有更為嚴苛之處罰才能維護秩序價值,而無舒緩之可能性。
(二) 我們的主張
以最高法院2009 年9 月9 日公布的兩起醉駕肇事判例為標本,以「依法嚴懲醉酒駕車犯罪」為政策導向,實務中出現了治亂用重典的傳統思維導向。實務中有人提出:「對於醉酒駕車犯罪,以後可能不用再爭論以交通肇事罪還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了———以用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懲治醉駕犯罪,基本成為了共識。」[24 ]但事實上,如果對醉駕行為完全從功利性的刑事政策考量,只簡單考慮嚴重後果而不明晰和充分細化行為人故意或過失將自身處於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狀態下的實現行為應罰性,可能有動搖主客觀相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根基之虞,畢竟處於完全喪失辨認和控制能力的醉酒人犯罪與未醉酒人犯罪主觀苛責性還是有很大不同的。
是故,刑法理論應重新釐定風險社會下的間接故意和過於自信過失界限,刑事政策應當以法的合目的性與合穩定性為宗旨,刑事司法應以醉酒行為階段之應罰性著手,仔細認定行為人主觀過錯。就立法完善而言,為避免醉駕行為主觀認定的困難,我們主張,完全可以在交通肇事罪的基礎上,將醉駕、飆車、無證駕駛等情況作為交通肇事罪加重處罰情節,對這些「馬路殺手」設置可達10年以上直至無期徒刑的重刑。如此立法,可收到一舉多得之功效:一是適應了風險社會強化刑法規制的需要,滿足了社會嚴厲懲治醉駕等危險駕駛行為的期待;二是淡化了間接故意與過於自信過失在量刑上的巨大差異,避免司法糾纏於主觀方面而猶疑不決;三是統一法律適用,純化「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堅守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使執法機關的罪名適用少一些隨意性。只有那些明顯表現出故意的醉駕肇事行為才以「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認定;四是減少社會公眾對「同案不同罪」、「同案不同罰」的選擇性執法之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