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解釋與利益衡量

『壹』 如何平衡隱私權和公共安全之間的沖突

關於利益衡量問題是固定特定價值秩序還是委諸法官自由裁量，學者有不同看法。贊同後者的認為，利益衡量完全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范疇;贊同前者的則認為，必須通過確立利益的順序，為不同的利益排序來確定先後。如我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法典第327條為例:「1.在相同或同類權利上出現沖突時，各權利人應盡量妥協，使有關權利能在不對任一當事人造成較大損害之情況下同樣產生效力。2.權利不相同或其所屬類別不相同時，以在具體情況下應被視為較高之權利為優先
綜觀我國現行立法，有關隱私權的法律規定少之又少，並且沒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保護體系。我國立法中，沒有明確規定「隱私權」的含義，也未直接對隱私權的法律保護作出規定。涉及隱私權的保護主要體現在憲法和民法有關人身權和財產權的規定中。
(1)憲法規定了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原則，而隱私權正是人格權的一種。
《憲法》規定:國家保護公民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對公民進行侮辱、毀謗和誣告、陷害;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2)民法對隱私權的保護。
我國的《民法通則》中沒有明確規定「隱私權」保護，僅對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提供保護。在人身權的保護中，明確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毀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等。未提及隱私權保護。
直到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一條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起訴要求賠償的，法院應當依法受理。第一次肯定了在違反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法律對「隱私權」的保護。
(3)我國司法實踐中對隱私權的認定。
由於我國法律沒有直接規定「隱私權」的法律依據和歸責原則，實踐中對侵犯隱私權的案件往往有兩種認定方法。一種，是將侵犯隱私權的行為，認定為侵犯「名譽權」，加以保護;還有一種，如果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可以認定為侵害「隱私利益」。
由此可知，中國有關隱私權的保護目前仍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在隱私權領域--法律缺位。
筆者認為，必須對高科技監控手段的使用加以限制，同時完善我國相關立法。
3.1限制高科技監控手段的濫用
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各種視頻監控設備的應用已不可避免，但對其監控范圍必須嚴格限定在公共領域內並且必須合法安裝。可以從幾個方面著手。
(1)只有特定的合法主體，具有合理、合法、明確的目的時，才可以使用視頻監控設備，並且這些主體的使用，也要受到限制。只要能夠實現管理目的即可，不能盲目貪多貪密。
(2)整頓視頻監控設備市場，打擊非法銷售者，建立較為完善的市場准入制度。
(3)加強信息保障制度建設，設立安全的網路信息交易環境，防範惡意軟體對公民的隱私權和財產權的侵害。
(4)明確責任主體和履行責任的方式。比如，在視頻監控設備使用中，建立一種「誰安裝誰負責」的制度，促進設置主體對監控錄像的管理。同時，應在立法中明確，侵犯隱私權的懲罰措施和具體程度，進而規范高科技產品的應用。
3.2完善我國「隱私權」立法
我國關於隱私權的保護體系尚未完善，目前還只是「間接」保護，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只有從立法上明確肯定隱私權，才能真正地把隱私權的保護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才能完成保護公民隱私權的重大任務。如果立法上不承認隱私權，那麼我國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只能處於一種理論與立法嚴重脫節的尷尬境地。筆者以為，隱私權的保護應以民法保護為主，其他法律保護為輔。
一方面，應該加快隱私權的民事立法，明確隱私權的權利范圍、權能、保護方式等，在《民法典》的立法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可以先制定單行的《人身權法》或《侵權行為法》等特別法，將隱私權列為其中一章，予以詳細規定。另一方面，也可以先由國務院制定統一的行政法規，或地方各級政府制定行政規章，在行政管理層面將高科技監控手段予以規范化，從而為隱私利益與公共利益劃定一個相對明確的界限，這樣就可以為隱私權提供一個完善的保護框架，較好地協調其與高科技技術手段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沖突。

『貳』 民法總則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三款合同法全文

第171條 無權代理
【條文】
第一百七十一條 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仍然實施代理行為，未經被代理人追認的，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
相對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予以追認。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行為人實施的行為被追認前，善意相對人有撤銷的權利。撤銷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未被追認的，善意相對人有權請求行為人履行債務或者就其受到的損害請求行為人賠償，但是賠償的范圍不得超過被代理人追認時相對人所能獲得的利益。
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的，相對人和行為人按照各自的過錯承擔責任。
【法條釋義】
一、無權代理的構成
無權代理的構成以代理為前提，這要求無權代理人（行為人）必須以被代理人的名義作出代理法律行為。無權代理與有權代理的區別僅僅在於行為人有無代理權，其他構成要件兩者完全相同。同時，這也是無權代理和無權處分的最大區別，無權處分的前提是無處分權的行為人以自己的名義作出處分，而無權代理的前提是無代理權的行為人以被代理人的名義作出代理法律行為。
無權代理的構成還包括行為人無代理權。行為人無代理權具體而言有如下幾種情形：第一，行為人自始無代理權，包括被代理人沒有做出代理授權行為，代理授權行為本身無效或被撤銷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被代理人和行為人之間的基礎關系無效或被撤銷等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導致代理授權行為無效等情形。第二，行為人享有代理權但超越代理權，即行為人有代理權但超越了代理許可權。第三，行為人代理權終止後繼續做出代理行為，即行為人之前享有代理權，但代理權依據本法第173條終止且不具有溯及自始的效力，之後行為人依然做出代理行為。
二、被代理人的追認權
（一）代理行為對被代理人而言的效力瑕疵
本法第5條確立了自願或意思自治原則，據此，在委託代理中，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中包含代理人做出的代理行為對自己產生效力的效果意思，根據此種意思，基於委託代理權做出的代理行為效果歸屬於被代理人，這擴大了被代理人意思自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代理人無代理權，這意味著被代理人並無承擔代理行為後果的意思表示，因此，代理行為的後果並不能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擔。故原則上而言，應由被代理人予以決定是否承擔代理行為的後果，被代理人據此享有追認權，本條第1款即確定了這個一般規則。
但該規則在如下情形中應予以目的性限縮：第一，無權代理行為是單方法律行為。此種情形中，該代理行為原則上對於被代理人確定不發生效力，被代理人不承擔代理行為的後果，且不享有追認權，因為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對單方法律行為的效力沒有影響，如果該單方法律行為對被代理人的效力完全取決於被代理人的追認，且相對人無撤銷權予以保護，可能會導致相對人過分的被動不確定。但即使在單方法律行為的情形中，仍然可能例外地由被代理人享有追認權，包括：相對人未對無權代理人所提出的代理權提出異議；相對人同意無代理權的代理行為；無權代理行為系受領意思表示的消極代理。原因是，在前兩種情形相對人自甘冒險，故其無需被特別保護；在最後一種情形中，意思表示由相對人做出，在意思表示到達前相對人有權依據本法第141條予以撤回，因此其無需其他特別保護。
第二，如果無權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構成無因管理，即無因管理行為是由管理人以被管理人名義做出的法律行為，則作為無因管理的法律後果，被管理人（被代理人）應具有追認義務，作為管理人的無權代理人可請求被代理人承擔代理行為的後果。
（二）追認的意思表示
被代理人有權通過追認承擔無權代理行為的法律後果。追認也是一種意思表示，故適用本法關於意思表示的一般規定。
追認也需要被代理人具有相應的行為能力。如果被代理人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原則上需要由被代理人的法定代理人予以追認。依據本法第145條第1款的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例外地自己享有追認權，但此時不應當看他是否能夠理解追認權的行使本身，而應當看無權代理行為是否對他來說屬純獲利益或與其年齡、智力、精神健康健康相適應的行為，否則限制行為能力人的追認行為作為單方法律行為應為無效。
追認是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追認既可以向無權代理人作出，也可以向相對人作出，但是，在相對人進行催告後，如果被代理人的追認意思表示仍可向代理人作出，這可能不利於保護相對人的利益，故此時追認應認為只能向相對人作出。同時，根據本法第137條的規定，對話意思表示自相對人知道其內容時生效，非對話意思表示到達相對人時生效，且該意思表示可以根據本法第141條予以撤回。
追認意思表示，依據本法第140條的規定，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默示。《合同法解釋二》第12條規定被代理人已經開始履行合同義務的，視為對合同的追認，這即為默示的追認意思表示，默示的意思表示還可以從被代理人請求相對人履行義務、被代理人提供擔保等行為中推斷出來。依據本法第140條第2款，被代理人單純的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規定、當事人約定或者符合當事人之間的交易習慣時，才可以視為追認意思表示。在代理行為被做出且相對人行使催告權後，被代理人單純的沉默按照本條第2款規定，應視為拒絕追認的意思表示。同時，代理行為作出後，《民法通則》第66條第1款第3句所規定的被代理人知道他人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民事行為而不作否認表示的視為同意，課予被代理人必須表示明確拒絕追認的義務，並不合理，在此種情形中不應再予以適用。
追認意思表示也會出現效力瑕疵。如果追認因重大誤解、顯失公平做出，或者基於相對人欺詐做出，或者基於相對人或無權代理人脅迫做出，被代理人自然享有撤銷權。如果被代理人基於無權代理人欺詐而為追認時，為保護相對人利益，應適用本法第149條第三人欺詐的規定，認為只有在相對人知道或應當知道無權代理人欺詐行為的，被代理人才享有撤銷權。
被代理人可否追認代理行為的部分，可考慮區分下列情況分別處理：其一、如果無權代理行為是可以分割的，則被代理人可以追認其中的一項或數項，除非不同部分相互連接產生了價格等方面對被代理人的優惠；其二、如果無權代理行為是不可分割的，則原則上不可部分追認，除非相對人同意；其三、無論被代理人是追認全部或部分代理行為，都必須是概括的追認，而不能只追認其中的有利內容，拒絕其中的不利內容。
（三）追認期限
被代理人享有追認權，但其是否予以追認和何時追認，對相對人而言並不清楚，此種狀態的長期存在不利於相對人，使得相對人可能喪失良好的商業機會，且被代理人能夠以相對人的成本為代價進行投機。因此，本法對被代理人的追認予以期限限制。
在相對人催告時，本條規定「相對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予以追認。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相對人催告時是否有權確定一個並非一個月的其他追認期限，對此觀點不一。基於利益衡量的考慮，如果被代理人和相對人有約定或法律存在特別規定，自然約定或特別規定優先，並無理由排除雙方的意思自治；如果相對人催告時自行確定追認期限，則法定的一個月期限應為最短期限，避免損害被代理人利益。
同時，本條並未規定相對人沒有催告情形中的追認期限。如果被代理人和相對人有約定，自然約定優先；如果不存在明確約定，也不存在特別規定，未經催告時的追認期限應當自被代理人知道或應當知道無權代理行為之日起的合理期限，交由法官結合交易習慣、交易性質、標的數額等因素予以確定。
（四）追認效果
本條第1款後段規定「未經被代理人追認的，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這意味著被代理人予以追認的，代理行為就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被代理人承擔代理行為的後果。但追認是對特定無權代理行為的事後同意，而不能將其視為授予了將來的代理權。追認具有溯及效力，溯及至代理行為實施時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合同法解釋二》第11條後段的規定即如此。但該溯及力不能侵犯到第三人利益，例如，乙無權代理甲將甲的電腦賣給丙，之後不知情的甲與丁簽訂了另一個買賣合同，但因為前一個合同價格更優，甲對此予以追認，此時追認具有溯及力即侵犯了丁的利益。
被代理人追認無權代理後，若被代理人行為超出基礎關系之限制，被代理人有權依據其與無權代理人的內部關系或侵權關系請求無權代理人賠償。
三、相對人的催告權和撤銷權
為保護被代理人的利益，被代理人享有追認權，同時為體現被代理人和相對人之間的利益平衡，保護相對人利益，本條同時規定了相對人的催告權和善意相對人的撤銷權。
（一）催告權
相對人無論善意抑或惡意，都享有催告被代理人追認的權利，旨在盡快結束不確定的狀態。在解釋上可認為如果被代理人已經向相對人表示追認或拒絕追認，或者雖然被代理人向無權代理人表示追認或拒絕追認且相對人知情的，則由於行為效力已經非常明確，旨在結束不明確狀態的催告權就不能再行使。相對人的催告屬於准法律行為中的意思通知，其效果是自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算被代理人的追認期限。
本法並未規定催告的其他效果。如果被代理人根本未作出追認或拒絕追認的意思表示，或者被代理人向無權代理人做出追認或拒絕追認但相對人不知情的，從利益衡量的合理性角度予以考慮，如前所述，在相對人進行催告後，被代理人的追認應只能向相對人作出；同時，在催告後，可認為被代理人在催告前已經對無權代理人做出的追認或拒絕追認意思表示失效，被代理人可重新對相對人作出追認或拒絕追認的意思表示。
（二）善意相對人的撤銷權
善意相對人不能決定無權代理行為是否能夠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但能夠在被代理人追認前撤銷自己的意思表示，進而使得無權代理行為對自己不能發生效力，這就是善意相對人所享有的撤銷權。撤銷權的構成要件如下：
第一，相對人曾作出意思表示。如果無權代理人做出的代理行為是單方法律行為，相對人不曾作出意思表示，自然就不享有撤銷其意思表示的權利。
第二，無權代理行為被追認前。同樣，如果撤銷的意思表示還沒有到達被代理人而被代理人的追認意思表示就到達相對人的情況下，撤銷權也不得行使。
第三，相對人為善意。問題是如何理解此處的善意相對人，有觀點認為，只有明知行為人無代理權的相對人才不享有撤銷權，但是，從本條第2款所採取的「善意相對人」文義中並不能得出如此結論，並且本條第4款規定了「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的」，與第3款規定的「善意相對人」對應，此時本條中的善意相對人應做相同的理解。因此問題的關鍵就是如何理解本條第4款所規定的「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的」，如下文所述，所謂的善意相對人是指相對人不知道且未因重大過失而不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
善意相對人的撤銷權應當以通知方式作出，這意味著撤銷權的意思表示應是明示的；撤銷權可向被代理人為之，也可向無權代理人為之；同時，與追認要求一致，撤銷權的客體應及於無權代理行為的全部，不得只撤銷不利的部分，但如果無權代理行為是可分割的，則可以就其中的一部分行使撤銷權，除非不同部分相互連接產生了價格等方面對相對人的優惠。
四、無權代理人的責任
在被代理人不承擔代理行為後果的情況下，為保護相對人的利益，相對人可請求無權代理人承擔責任，無權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根據本條第3、4款應區分相對人善意抑或惡意予以分別處理。
（一）相對人善意的認定標准
這涉及到與本法第172條表見代理中相對人善意的協調，表見代理和狹義無權代理的構成要件中都包括相對人善意，無權代理人賠償責任中相對人善意的確定，其實就是和表見代理中相對人善意進行比較，分析其是否應當相同以及如何不同。從價值判斷的角度看，既然表見代理是比無權代理人賠償責任更充分和更強大的保護方式，相對人要主張表見代理的難度應該更高，相對人也應承擔更高的調查義務，付出更多的調查成本。這一價值判斷結論除了反映於表見代理構成中還需要被代理人的可歸責性之外，也應反映於相對人善意的判斷標准上。據此，可以認為，在表見代理中，相對人的善意以沒有抽象輕過失為標准；無權代理人的賠償責任中，相對人的善意只要沒有重大過失即可。
這從本條和第172條所使用的不同語詞中可以看出來，本條第4款規定「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的」，相應的，善意相對人即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而172條所規定的善意相對人是「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兩相比較，第172條所要求的善意程度顯然更高。據此，本條中善意相對人應被解釋為不知道且未因重大過失而不知道行為人無代理權，如果相對人具有抽象輕過失，雖然不能構成本法第172條的表見代理，但應能構成本條中的善意相對人。相應的，本條第4款中的「相對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的」應解釋為「相對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
（二）善意相對人的請求權
1、選擇權
不知道且未因重大過失而不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的善意相對人信賴的是無權代理人有權代理，在不能依據本法第172條構成表見代理的情形中，為保護善意相對人的此種信賴，雖然被代理人不承擔代理行為的後果，但應由無權代理人承擔代理行為的後果，如同代理行為對無權代理人發生了效力。因此，善意相對人有權選擇請求無權代理人履行債務，或者就其受到的損害請求行為人賠償。如果善意相對人請求無權代理人履行債務，則在相對人和無權代理人之間形成法定的債之關系，無權代理人自然應負有其有權代理時被代理人所應負有的履行債務義務，但其也具有相應的權利，例如享有對相對人的瑕疵擔保責任請求權和合同所產生的抗辯權等。
如果善意相對人選擇請求無權代理人賠償，那麼賠償范圍究竟是信賴利益抑或履行利益？如果承認善意相對人有權請求無權代理人履行債務，相對應的，其就當然有權請求無權代理人承擔履行利益的賠償，代理行為中所約定的違約金、定金等約定條款也應同樣予以適用，如同代理行為對無權代理人發生了效力。
但是，對善意相對人信賴的保護不能超過被代理人追認時或者行為人有權代理人時相對人所能獲得的利益，因此履行利益的賠償應等於而不能超過被代理人追認時或行為人有權代理時相對人所能獲得的利益，這意味著如果代理人可以證明被代理人根本不能履行合同或者無財產能力時，則代理人也不需要承擔履行債務或損害賠償的責任。
2、無權代理人不知其無權代理且無過錯時
即使相對人為善意，但無權代理人也可能不知其無權代理且無過錯。此種情形較為少見，但並非沒有，例如被代理人是限制行為能力人而授權，如果授權行為最終無效導致代理人無代理權，但代理人未因過失地將被代理人誤認為完全行為能力人。此時，讓無權代理人承擔履行債務責任或履行利益的賠償責任，在利益判斷上較為失衡，但如果無權代理人不承擔任何責任，則對相對人有失公允，畢竟善意相對人較之作出無權代理行為的無權代理人而言更值得保護。基於利益平衡的考慮，此時本條第3款的前半句應進行目的性限縮，相對人不可請求無權代理人履行債務，但該款後句仍予以適用，即相對人仍有權請求賠償，但此時僅為信賴利益而非履行利益的賠償，且無論如何不得超過超過被代理人追認時或行為人有權代理時相對人所能獲得的利益。這是一種法定的風險合理分擔規則。
（三）相對人惡意
如果相對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道行為人無權代理，其為惡意相對人，在價值判斷上，較之善意相對人，此時對惡意相對人的保護程度應當較弱，故此時應由相對人和無權代理人按照各自的過錯分擔信賴利益的賠償責任。無權代理人承擔賠償責任後是否具有對被代理人的追償權，則依據他們的內部基礎關系或侵權關系予以解決。
有觀點認為，相對人明知行為人無權代理時，不可請求無權代理人承擔賠償責任，原因在於相對人自甘冒險，無需保護。但是，在無權代理人對無權代理的發生有過錯的前提下，無權代理的發生畢竟是因為無權代理人的原因，如果由相對人承擔全部信賴損失，未免在利益衡量上有失公允。因此，此種情形下，仍應依據本條規定，相對人和無權代理人按照各自的過錯分擔信賴利益的賠償責任。如惡意相對人請求無權代理人承擔責任，則應適用過錯相抵；如果無權代理人對其無權代理不知且無過錯，則自然無需向相對人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民法通則》第66條第4款規定「第三人知道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已終止還與行為人實施民事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害的，由第三人和行為人負連帶責任。」該款規定偏離了規范重心，未解決代被代理人是否承擔代理行為的後果和相對人是否對無權代理人享有請求權的問題。因此，本條的適用范圍僅能是，在被代理人拒絕追認，且被代理人存在其他損失的情況下，被代理人有權在相對人和無權代理人存在共同侵權時依據共同侵權請求他們承擔連帶的侵權賠償責任，但此時已經無需在代理中作出特別規定，適用侵權規則即可。
（四）相對人對無權代理人無請求權的其他情形
如果無權代理人做出代理行為時受欺詐或脅迫，被代理人不予追認，此時無權代理人應有權撤銷代理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無權代理人是有權代理，相對人也不可請求被代理人承擔有效代理行為的後果，故此時相對人不享有本法第3款所規定的對無權代理人的請求權。
在承認無權代理人可以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的前提下，如果其未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則基於對限制行為能力人的保護優先於交易安全的價值判斷，限制行為能力人不承擔任何責任，相對人只能依據《侵權責任法》第32條請求限制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承擔責任。
如果善意相對人行使本法第2款所規定的撤銷權，有觀點認為，此時被代理人無法行使追認權，因此相對人無權請求無權代理人承擔責任。但此時似乎對相對人保護不周，因為撤銷權本來是為了保護善意第三人，目的僅在於消除不確定關系狀態，但卻因善意相對人行使撤銷權反而對善意相對人不利。此時，善意相對人要在兩難中予以選擇，要麼不行使撤銷權請求被代理人承擔責任，要麼只能行使催告權但仍要忍受一定期間的不確定這種不利益，這在利益判斷上存在問題。因此，即使善意第三人行使了撤銷權，善意第三人仍可依據本條第3款請求無權代理人承擔責任。

『叄』 以民事權利為核心來分析民法體系

一 體系建構的範式(模式)
在民法學體系中建構一個科學的民事權利體系，無論是對當前我國民法典的制定和民事司法實踐，還是對於法學研究和教育，都有著重大的意義。當前，民法典的制定正在進行中，民法典的草案已經提交九屆人大常委會討論。無庸置疑，民事權利的類型及保護手段的規定是民法典的核心，並將最終決定民法典的優劣成敗，正所謂「權利是私法的核心概念，同時也是對法律生活性的最後抽象。」[1]然民事權利種類、名稱紛繁復雜，內容變化不斷，對此，我們既不能不加辨析地「一網打盡」，將其全部納入法典之中，又不能固步自封地「抱殘守缺」，死守《民法通則》中規定的幾種有限的權利類型。因此，對民事權利進行體系建構與分析就顯得至關重要了，科學的民事權利體系使我們在宏觀把握權利框架的前提下，具體分析每項權利設立與否的實益，進而在民法典中予以科學體現，對於我們制定一部法意久遠的偉大法典至為重要；同時，摒棄權利體系之外的非權利類型，對於在司法實務中抵制和遏制「泛權化傾向」與「權利濫用傾向」，也具有基礎性的作用；而對於法學研究、教育和學習來說，科學的民事權利體系，使「初學民法的人，對民法中的各種權利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就比較容易了解民法的全貌」[2]，對於順利跨入民法的殿堂意義重大。

筆者認為，從法哲學角度看，對權利的劃分應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從而認清權利的三種最基本形態及其相互關系。首先，權利的最初形態是「應有權利」或「習慣權利」，即人們基於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而產生的權利要求，或公民作為社會主體在現實條件下和可以預見的范圍內應當享有的一切權利。應有權利是利益和需要的自發反映，是「自在」的權利。馬克思稱之為「已有的權利」或「習慣權利」，並認為法定權利即來源於這些「習慣權利」或「已有的權利」。「各種最自由的立法在處理私權方面，只限於把已有的權利固定起來並把它們提升為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而在沒有這些權利的地方，他們也不會制定這些權利。」[3]亦即：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權利，而只是在表達權利。可見「應有權利」比「法定權利」在內容和范圍上要豐富和廣泛得多。「法定權利」是權利的第二種基本形態，它是通過立法對「應有權利」的規定和確認，對「應有權利」的選擇和整理以及對「應有權利」進行的認定和分配，是集中化處理和系統化了的「應有權利」，是對人們利益和需要的自覺認識和概括，所以是「自為」的權利。權利的第三種形態，即處於最後發展階段的「實有權利」。「實有權利」是人們對法定權利的真正享有，是人們權利和利益的實現和完成形態。[4]從「應有權利」到「法定權利」再到「實有權利」，是權利實現的一個動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法定權利」是聯結「應有權利」與「實有權利」的中間橋梁，是最重要的一種權利形態。

在對「權利」的基本形態作出簡略說明之後，接下來就涉及「民法上權利」的形態問題。「民法上權利」是法律上「權利」的種概念，因此「民法上權利」也應具有應然權利、法定權利和實有權利三種形態，當無疑問。但在現實的法律語境中，「民法上權利」則往往僅指法定權利，這點可由民事權利的類型化研究看出。民事權利的類型化研究既是大陸法系的學術傳統，也是支撐大陸法系民法法典化的基石。大陸法系的立法理論認為，只要通過理性的努力，法學家們就能設計出一部作為最高立法智能而由法官機械適用的完美無缺的法典。[5]基於這種對法律制度「邏輯自足能力」的確信，實證主義法學家和分析法學家認為，實在法制度乃是一種全面的、詳盡的、在邏輯上自恰的規范體系，而且該規范體系為法院所可能面臨的一切法律問題都提供了答案。[6]由上述觀念所決定，大陸法系對民事權利的類型化研究，其對象也只能是制定法上的權利，即法定權利，而不可能涉及應有權利和實有權利的劃分問題。

很顯然，「立法者萬能」的神話在社會的法律現實中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而且也從來就沒有實現過。馬克思指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現在我手裡拿著的這本Code Napoleon（拿破崙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於18世紀並在19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一法典一旦不再適應社會關系，它就會變成一迭不值錢的廢紙。」[7]社會生活瞬息萬變、變動不居，舊的利益形態在消亡，新的利益形態在不斷涌現，法律滯後於社會現實的「時間差」是不可彌合的。因此，制定法不可能將一切的民事權利網羅無遺。這就決定了在制定法所確認的權利（法定權利）之外，必然還存在著尚未為立法者發現的、或雖發現但尚未納入制定法中的大量「法外權利」，即應有權利。立法者一方面應大力探尋和發掘現實生活中人們在從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項社會活動中所出現的諸種「應有權利」，以擴大「法定權利」的基礎和來源，另一方面又應加強立法工作，以科學地確認這些「應有權利」，使之上升為「法定權利」。[8]

基於以上分析，本文對「民法上權利構成」（民事權利構成）的剖析不局限於「法定權利」，而是擴大至「應有權利」。如此界定有以下兩個方面考慮：首先，由法定權利與應有權利的關系可以看出，應有權利先在於法定權利，法定權利僅是對應有權利的確認、選擇和歸結，應有權利是法定權利的屬概念。因此，對應有權利構成的研究，必然內含著對法定權利構成的研究，二者並不矛盾。若依大陸法系通行的立法理論，法律先存於權利，權利經由法律創設，並由「法律之力」予以擔保，任何利益只有經過法律的確認才能上升為權利，[9]則沒有「應有權利」的存在餘地，凡權利皆是法定的。由此，權利的發展為法律所設定和阻滯，亦步亦趨，權利將得不到保障，「法律專制」乃至「權力暴政」將由此形成，人類「法治國」的追求和大同的「自由國」理想也將是一個泡影。其次，應有權利是一個開放的權利體系。人類權利感情、權利意識、權利觀念皆發軔於社會生活，與社會發展同步，不存在滯後性問題；並且由於人類對幸福美好生活有本能的追求，往往會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未來權利要求，從而推動權利與法律的進步和發展。與此相反，法定權利則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滯後性是其固有品質。在某一既定歷史時期，法律規范體系具有高度的穩定性，由此決定了法定權 利體系的不易變動性和封閉性，這對權利與法律的發展進步都是一個障礙。

明確以上前提後，則此時問題的關鍵在於依據何種標准來構建民事權利體系，欲解決此問題，必須回到「權利」本身，從研究民事權利的本質入手。而就本文論題而言，若僅談法定權利，而非應有權利，那權利的類型界定與權利的泛化等問題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本文的論述以應有權利為主線，同時評述法定權利類型，適當論述實有權利。

我們認為，權利種類的界定、權利內容的擴展、權利體系的構建、權利體系的分析，權利泛化的遏止，莫不受制於權利的本質，無不以此為前提和出發點。傳統民法學雖對民事權利有諸多分類，卻無一以權利的本質入手，或雖然分析了權利的本質的各種學說，也論證了自己的觀點，但在界定權利的種類時，卻又將權利本質置於一旁於不顧，沒有以權利本質為指導原則，而是採用了雖較直接但有失科學的標准和方法對權利進行分類，如依權利之內容將權利分為財產權與人身權，依權利之效力所及范圍人分為絕對權與相對權；依權利之客體所屬分為公權利和私權利；依權利之作用分為支配權、請求權、形成權和抗辯權[梁慧星教授對此認為還應包括可能權，並統稱變動權]，以權利之間的因果關系分為原權利和補救權利等等。這樣分類的最大缺陷是無法容納全部應有的權利類型，且僵化，導致一些權利游離於此權利與彼權利之間，如社員權、知識產權，它們的內容，權利特點及行使方式，保護手段都顯著不同。本文試圖以權利之本質入手，構建一科學和諧之權利體系。

權利的本質，可以說，是一個被搞得混亂不堪的問題，「據粗略統計，西方思想史上關於權利概念的定義不下數十種」[10]，特別是素以抽象思維見長的德國法學自19世紀以來，對權利本質的探究尤為突出。今從諸種學說，扼其要者，進行分析評釋，進而得出本文的觀點，為民事權利體系構建做好基礎論證工作。

一、「意思說」。此乃德國法學家溫德賽和薩維尼所倡導，該說認為權利的本質是個人的意思，即個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圍。其不足之處相當明顯，故該說一產生便遍遭批評。

二、「利益說」。此乃德國法儒耶林所倡導?又可稱為利益保護說。耶林認為，權利乃是法律承認、確定並加以保護的一種利益，授予權利就是為了滿足特定利益，無論權利客體是什麼。應該說，耶氏的論述是相當深刻的，他「通過使人們注意到權利背後的利益，而改變了整個的權利理論」[11]，並且這種觀點直到今天仍在我國一些學者觀念中根深蒂固，如有學者認為「其實，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即為權利，……」[12]「法律所保護的利益，都由立法機關確認為權利……」[13]但，這種深刻性卻包含著極大的片面性。我們認為，法律所承認和保護的利益，並非完全表現為權利，或者說並非完全以權利的形態出現，法律所承認和保護的利益是一般法益，所謂法益，是法律上主體得享有經法律消極承認之利益。所謂消極承認，一方面應肯定其合法性，他方面則提供相對薄弱的之保護。另外，法益作為一種手保護的利益，法律上主體僅處於得享有的狀態，實際上是否享有，視情況而有不同。而權利乃是從法益中脫離出來，而成為法律特別規定和保護的一種法律上力量，這種力量彰顯著一種利益，並最終依靠這種力量保證某種利益法律上歸屬某人——權利設立的基本思想的實現，用圖可簡單表示如下：

一般利益——法益
法律所保護的利益
特定利益——權利

在法律規定中，一般來說，一般法益保護規定具有倡導性，不具有強制性，為一般法律主體一般性享有，或者說是法律主體所享有的由法律消極承認的利益；而權利之保護規定，常有強制性的規定伴隨以保證權利的實現，如義務的設定、責任的設定。在法律規范方法上，對於權利，法律提供完整而周到的保護，對於法益，提供局部而薄弱的保護！在以下「法力說」中，將有進一步的論述。因此，「利益」說，實質上將權利和法律所保護是利益等同，是片面的。

三、「自由說」。此乃黑格爾和費希特力倡之。黑氏認為「法定的權利，不論是私人的還是國家的，市鎮的等公共的，原先就稱之為『自由』……每一個真正原權利就是一種自由[14]」費希特認為權力就是行為的自由，但是，權利主體的權利如何體現這種自由，『自由』說並沒有給予關注，這是『自由』說明顯的缺陷」。
四、「法力說」。此乃梅克爾等倡導，又稱法律實力說。該說認為權利乃權利主體享有特定利益之法律上之力，即權利之本質是法力，而利益是權利的目的；權利可分解為兩個構成要素：「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我們認為，這種對權利的本質的分析和界定是相當科學的，「特定利益」要素貫徹了權利設定的基本思想——將某種利益從法律上歸屬某人（權利主體）；「法律上之力」要素實質上是一種保障，它是一種法律上的強制力，表現為義務和義務的保證---責任，它的功能在於通過使權利相對人或稱之為義務主體負擔某種不利益，進而保障權利主體「特定利益」的實現。從法理上說，權利的這種本質構成也是符合權利、義務運行關系及其規律的。如前所述，法律所保護的利益分為法益和權利，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法益和權利的基本區別在於有沒有強制力保障，即權利有無義務和責任作保障，另外，法益之存在與權利也有不同，法益幾無固定村的處所，而權利則截然不同，「遍地都是」，所謂民法為權利法！實際上，法益和權利之區分也是法律所保護利益在位階上的層次區分，之所以有這種區分，實乃法律上利益衡量和價值分析之結果，二者共同決定了法律應該採取何種規范，何種手段、何種程度在一般法益和特定利益（權利）間作出區分性的保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於權利的極端重要性。而權利之極端重要性，自不待言。[15]

搞清楚權利之本質後，我們便可依「特定利益」和「法律上之力」為基本依據來構建我們的民事權利體系了。我們認為，權利之「特定利益」實乃權利的內容，且為目的性內容，；權利之「法律上之力」實乃義務和責任，表現為權利的效力所及的范圍，從權利的視角觀察看，就是權利的行使方式和范圍。進一步說，是借利益受法律保護之程度不同，用以界定范圍和設定行使方式的！所以，我們以「特定利益」為一級標准，以「法律上之力」為二級標准，我們將民事權利的體系試圖構建如下圖：

一般民事利益——民事法益
民法一般所保護的利益

特定民事利益——民事權利：財產權 人身權 知識產權 社員權
民法特別保護的利益

以上四項民事權利類型及其所包含的子項權利共同構成了本文的民事權利體系。將民事權利依照權利內容分為財產權和人身權，乃傳統法學之分類，雖有重大貢獻，但缺陷已如前述。知識產權兼具財產性和人身性，特定利益故可表現為財產利益和人身利益，這種利益特點財產權或人身權均無法單獨涵蓋，這是從特定利益上說的；從法律上之力來說即權利行使方式和范圍上看，知識產權中與財產權、人身權中最相似的權利類別上仍存在重大差別，如署名權與姓名權，商標權與名稱權等，因此，將知識產權獨立出來，而不是將其認作「邊緣性權利」，有利於民法理論的科學發展和民法理論體系和諧、邏輯嚴密。社員權包含的權利特點更是如此（此點將在社員權中論述），故也宜獨立出來。

『肆』 民法復習資料利益平衡原則

利益平衡原則是指「通過法律的權威協調各方面的沖突因素，使相關各方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礎上達到合理的優化狀態」
利益沖突在一般情況下可依靠社會自發調整而解決。然而，隨著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利益需求的無限化，使得利益沖突已超過社會自發調整的范疇。據此，法律作為解決利益沖突的一項有效手段就產生了。法律對相互沖突的利益進行調整，對利益的先後順序、上下位階予以安排，並為各種利益評價問題提供答案，也即在人們追逐利益之前就提供了一系列的評價規范。法律依據穩定的評價規范對利益沖突進行化解，使法律成為一項兼具穩定性和有效性的利益沖突化解機制，使得沖突各方在利益關系中處於平衡狀態。具體到專利法領域，則需要由法律對專利權人的合法權益與與專利權有關的利益關系人的正當利益，以及專利權人合法權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產生的利益沖突進行化解，使之處於利益平衡狀態。
作用

(1)利益平衡是實現法律基本價值的基礎
法律自產生以來，就以公平、正義、秩序、效率的實現為其追求的價值目標。然而，上述各項價值目標的實現，均以利益平衡為前提。正如羅斯柯·龐德的所說「最好的法律應該是能夠在取得最大社會效益同時又能最大限度避免浪費」∞，也即法律在調整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時，不僅要在最大程度上滿足各沖突主體的利益需求，同時也要盡量減少摩擦避免資源浪費。由於社會在每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會有一項處於優勢地位且應當率先實現的價值目標。在立法活動和司法活動的過程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價值目標應該首先得到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充分尊重。在保證優勢價值目標實現的前提下，也使其他處於弱勢地位的價值目標得到體現，使強勢利益與弱勢利益取得相互的平衡。
(2)利益平衡原則是協調和平衡利益沖突的保障
基於人類追求利益的盲目性、無止境性以及片面性，利益不平衡甚至利益沖突在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其根源在於，社會物質資源是利益產生的土壤，也是現實利益的媒介。社會物質資源的有限性和利益主體需求的無限性決定著這兩者之間不可能存在供需平衡的狀態。因此，相關利益主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為爭奪有限的社會物質資源，沖突也就必然會發生。正如羅斯柯·龐德所言，「人本性中慾望的擴張性與社會本性具有矛盾，正是這一矛盾產生了利益沖突的根源。」
既然利益沖突無法避免，就需要藉助外力對沖突的利益進行平衡。法律作為一項協調利益關系的有效手段，具備協調和平衡利益沖突的功能，是實現利益平衡的長效機制。法律以權威方式分配已有利益，將其固定在法律條文之中，並以國家名義出現，要求民眾遵守，進而達到化解利益沖突的目的。首先，法律識別、確認和衡量各項存在沖突的利益，之後確定利益分配的原則、范圍、數量和質量，進而在各利益主體之間分配利益，並確認每一項利益主體所享有的權利和應當承擔的義務；其次，法律對社會中的弱勢主體的利益進行傾向性保護，在分配利益時給予特殊考慮，以實現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利益平衡。
適用方式

通過對各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的調整，使各方主體處於均衡狀態是利益平衡機制的基本適用方式。在知識產權法中，實現利益平衡的基本方法是「通過分配權利和義務，確立知識產品資源分配的正義標准、正義模式和正義秩序」。「知識產權法中的利益平衡包括知識產權法上權利和義務的總體平衡、知識產權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知識產權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平衡以及知識產權人自身的權利義務平衡等。」管利益平衡機制以權利義務配置為核心，其適用應堅持以下兩項基本原則。
一、平等對待原則
在進行權利義務配置時，平等對待原則是首要考慮的基本原則之一。現代法治社會，法律以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為價值目標，而平等是實現上述價值目標的基礎。目前，平等原則己為現代各國法律吸納並確認為法律原則之一。所謂平等原則，「首先應該體現為形式平等，即相同情況相同對待，不能因利益主體的不同導致相同情況下的不同對待，維護各利益主體的人格平等；其次是實質平等，即不同情況不同對待，在權利義務的配置時應傾斜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保障弱勢群體的差別利益。」如此，基於平等原則產生的權利義務配置結果才能在平等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情況下，又可維護出處於不利地位的主體或處境較差的主體的利益，實現各方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
二、整體利益最大化原則
「法律的功能在於調節、調和與調解各種錯雜和沖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種利益中的大部分或我們文化中的重要利益得到滿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地犧牲。"對權利義務進行配置時，在以利益大小為衡量標準的同時，要兼顧各項利益背後的內容，充分剖析各項利益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根據互贏或多贏原則在各利益主體之間分配利益，使多個主體的整體利益達到最大。在利益的平衡配置過程中，各利益主體都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但利益最大化不能以無限制的犧牲另外部分主體的利益為代價。因此，就需要法律根據公平、正義等基本法律原則，在犧牲最少的情況下使整體利益達到最大。
法律控制

運用法律實現利益平衡存在兩種途徑，一是立法途徑，即法律、規則、制度的設計均以利益平衡為基礎；二是司法途徑，即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目標均以利益平衡為准繩。
一、立法原則之確立
社會作為一個復雜的、多維的利益綜合體，多種利益關系均在其中相互博弈。立法活動首先是一個利益衡量過程，對相互博弈的各項利益，依據公平、正義原則進行衡量，最終實現各項資源和利益在各主體之間的合理分配。通過立法活動，使得曾經處在博弈關系之中的多項沖突利益可以重新達到平衡狀態，並以權利義務的形式固定在法律制度之中。法律制度作為立法活動的產物，是立法者在綜合平衡多種沖突利益之後的結果。「權利是受法律保護的一種利益，義務則是法律規定的不利益」。立法活動對沖突利益進行平衡的結果就是：以權利的形式對其肯定的部分進行保護，以義務的形式對其否定的部分進行規制。因此，在立法活動中確立利益平衡原則，以權利義務的形式對沖突的利益進行平衡，是實現社會整體利益平衡的第一步，亦是最重要的一步。
二、司法原則之確立
基於法律本身的特性——滯後性，法律不可能對現實中的每一種沖突都進行規制，也即意味著法律無法對現實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進行平衡。對於某些立法沒有規制，但又需要化解的利益沖突，就需要司法採取一定的措施進行補充性利益衡量，實現全方位的利益平衡。司法活動實際上是對存在於「雙方當事人、以及當事人與第三人、社會公眾」之間的，某些立法活動未確認的利益內容進行補充性平衡的過程。司法活動要求衡量者——法官，根據利益平衡原則，對存在於上述主體之間的沖突利益進行權衡與取捨。當然，由於司法者個體素質和觀念差異的存在，其進行利益平衡的標准與結果勢必帶有主觀傾向。在司法活動中確立利益平衡原則，可有效彌補法律滯後所帶來的問題，但也存在著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