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專訪

⑴ 中國民法系統更新完畢了沒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1月1日正式施行，這是中國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被稱作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一系列關乎中國民眾婚姻、居住、網路生活，甚至是如何起名的新規也正式施行。如何看待這些新規？如何理解這些改變背後的意義？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全程參與民法典立法的權威專家孫憲忠接受中新社「中國焦點面對面」專訪，進行權威解讀。

訪談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現在已有現行法律300多部，涉及民事商事的法律也有20多部，為什麼還要再立一部民法典？

孫憲忠：簡單說有三方面的價值。

第一是因為以前20多個法律顯得很零散，不成系統。世界各國差不多都有民法典，而我們是碎片化的法律。民法典立法的第一個好處就是把這些法律編在一起，使得法律內在的系統比較協調。

第二是提升法律本身的時代性。這(部)法律是人類進入到互聯網時代、信息化時代的法律，而以前的法律對這些問題很少照顧到。我們現在制定的民法典，其中規定數據資產的問題，尤其現代化信息化社會條件下隱私保護的問題等，實際上就適應了現代化的要求。

第三是要彌補原來法律立法的短板。我們過去有些法律，像民法通則是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它在投資制度、人民權利制度很多方面都跟市場經濟體制、跟人民權利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甚至連《合同法》都有這樣的缺陷。通過這次新的立法，把這些制度短板都給彌補了。

所以民法典可以說從思想性、技術性、體系方面都實現了極大的飛躍和更新，這就是它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王珊珊 攝

中新社記者：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民法典非常重要，您之前多次引用拿破崙的話說，他一生的功績並不在於打了多少勝仗，而是他為法國制定了民法典。為什麼這么講？

孫憲忠：這是法制史上一段佳話。

法國民法典編撰之前，法國有50多個省，民法領域的法律體系有400多個。所以當時伏爾泰說，你(騎馬出行)上馬的地方是一個法律體系，下馬的地方就(是)另一個法律體系，換法律比換馬還頻繁還復雜。法律體系不統一，國家經濟怎麼發展？這個話對拿破崙有很大的刺激。拿破崙執政以後，下定決心一定要把民法典搞出來，推進社會進步。他用系統性的法律，實現了法國市場規則的統一。

雖然在法國民法典之前也有法律，但是沒有像法國民法典影響這么大。從現在來看，我們從(這個)法典也還能學到很多東西。

⑵ 大衣哥兒子朱單偉發聲明，首次回應離婚事件，怎麼回事

知名媒體（鄉里鄉外）專訪大衣哥朱之文，對於外界關心的大衣哥兒子和陳亞男離婚事件進行了專訪，這也是繼張同學之後，新京報記者耿子葉老師專訪的又一草根明星。

在網路上出現了一封長達4頁紙的「朱單偉聲明」，聲明開頭就寫道，「全國廣大粉絲朋友們，我是朱單偉，在此針對陳亞男女士發表的言論，表達一下我自己的觀點」。

想像中的夫妻比翼連枝沒有實現，隨著加深了解，兩人矛盾越來越多，結婚不過5個月陳亞男就提出要把婚房賣了，但由於父母不同意沒賣成，從此兩人就開啟同床不同被的生活，感情越來越不好，後來大多數時間都待在娘家。

朱單偉覺得回顧以前種種，感覺自己是被騙婚了，陳亞男每一步都像是陰謀，口口聲聲說沒花男方一分錢，彩禮也都退還回來，可如果不是和朱單偉結婚，女方也不會成為網紅，也就沒有所謂的直播事業，現在直播掙的錢歸根結底也是因為有男方。

⑶ 佟柔的法學貢獻

佟柔教授40年致力於民法學研究和教學，他是新中國民法學的開創者和民法學理論奠基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他潛心研究中外各主要國家民法典，逐漸形成了自成一體的中國民法理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改革、開放」精神指引下，他把這一開拓性研究成果——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民法理論公之於世。他突破了傳統的私法理論的框架，據棄了民法調整「一定范圍的財產關系、人身關系」等等含糊不清的說法，他認為：社會關系的性質決定法律部門的劃分，社會關系的變化導致法律調整對象的變化；中國民法的調整對象既不同於私法理論中的「私權關系」，也不同於蘇聯教科書里籠統概括的那種「財產關系」。他提出「中國的民法調整對象應該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這一觀點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原理》上冊（1981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上、下兩冊是當時最早的、理論性較強的、系統購民法教材）；《民法概論》（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獲人民大學優秀教材獎）；《民法原理》（高等學校民法學試用教材，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獲全國高校優秀教材和司法部高校優秀教材獎）。這三本書是與他人合寫，後兩本書他任主編，書中都有關於民法調整對象的論述；尤其是1983年西南政法學院出版的全國第三期法律專業師資進修班整理的佟柔教授講課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原理》上冊和《廣東法學》1988年第3期刊登的《建立中國民法理論和體系》（在廣東省法學會的報告）以及《中國民法》（199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具有充分而深刻的闡述。
佟柔教授關於民法調整對象的觀點，與他對馬克思主義融會貫通的理解，與他淵博、精深的民法學知識是分不開的，這一切使他的觀點具有牢固的基礎。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商品交換過程的論述——「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交換；因此，我們必須尋找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如果要進行交換，必須互相承認對方是財產的所有者」，而且雙方意思一致，商品才能夠交換，他分析了民法的本質，認為民法的主要任務是為特定歷史時期不同社會的商品經濟服務的。然後，他又結合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民法典都有權利主體、所有權（物權）及債和合同三部分，認為這正是商品交換缺一不可的要求。中國現階段是有計劃商品經濟，而民法的發展史啟示我們，存在著商品生產、交換的社會，就必須制定與該社會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民法，中國的民法體系也必須以主體制度、物權制度及債和合同制度為核心內容，否則就無法為中國商品經濟服務。
關於民法體系的觀點，在他的著作中都有論述，以他主編的《中國民法》（1990年法律出版社出版）表述得最為完整『該書是在《民法通則》公布後，按照佟柔教授民法理論及體系結構與他人合作，重新編寫的高等學校試用教材。
佟柔教授還緊密結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在堅持國家所有制的前提下，提出一套關於國家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的關系的論述，形成了系統而深刻的理論…他反對把國營企業私有化或股份化的主張，他認為：「如果國營企業都股份化了，全國其它戰線上近十億人都將成為一無所有者；全民所有制不存在了，還怎麼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全民所有制和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不可動搖的根本制度。」這一觀點在1988、1989年中國法學會民法經濟法研究會年會都曾講述。
佟柔教授對經濟法也進行了研究，並首先提出學科經濟法理論。他認為：經濟法是門學科而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的任務是遵循和運用各種基本法的法律手段綜合調整具體的經濟事務，達到一定的經濟效果。詳細論述見1989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經濟法諸論》中的「學科經濟法論」。其它著作中也有關於此觀點的論述。
此外，他對民法大量具體制度以及婚姻法，繼承法和公司法、票據法、知識產權法等都有獨到的見解或論述，散見於他的著作和論文中。1985年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疑難問題解答》第一輯，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他參與編寫的書還有：《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1984年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出版）；《法學詞典》（1980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他是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並負責民法部分；《繼承法教程》（1986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他任主編並參與寫作，此書也是高等學校試用教材；任《中國法律年鑒》編委，撰寫1987年和1988年本中的《民法學》部分（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張友漁同志主編的《中國法學四十年》中的《民法學》、《民法通則要論》（1991年法律出版社出版，孫亞明同志主編，佟柔教授是撰稿人之一）。
他主編的書有；《民法通則簡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國民法學·民法總則》這陶希晉同志負責的國家「七五」社會科學項目——《中國民法學》（佟柔教授是副主編之一）系列中的第一本，1990年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概論》，1988年重慶出版社出版；《經濟體制改革中的若干民法問題》1985年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出版；《論國家所有權》，1987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民法講義》（1987年），他任副主編，該書是全國法院幹部業余法律大學教材1989年重新修訂以《中國民法教程》出版；（人民法院出版社）；另外在報紙雜志上發表了關於民法、破產法、票據法等論文、報告和專訪數十篇。
佟柔教授負責的國家七五社會科學項目《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法律調整》和他主編的《中華法律大辭典·民法卷》尚末出版。他曾擬定寫一本《中國民法的幾個理論問題》，可惜尚未動筆，他就患病與世長辭了。

⑷ 數據交易合規研究者齊愛民：鼓勵金融教育等探索行業交易規則

數據交易問路之專家訪談

數據交易所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效率、合規與安全，需要系統研究數據交易方式與交易場景，推動數據產品標准化，創新 探索 新型交易模式。我國大數據交易產業仍然處於初級 探索 階段，雖然得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大數據交易發展存在諸多障礙。

那麼，國內數據交易市場現狀如何？數據交易存在哪些問題？數據交易需要什麼樣的發展路徑？齊愛民曾經帶領團隊到杭州、貴陽、武漢等多地數據交易場所調研，是重慶大學法學院二級教授、重慶大學國家網路空間安全與大數據法治戰略研究院院長，就上述問題接受南都專訪。

以政府主導大數據交易平台模式為主

南都：齊教授曾經帶領團隊到多地數據交易場所調研，據您觀察目前國內數據交易市場發展現狀如何？主要包括哪些類型？

齊愛民： 目前，各地積極響應國家關於數據要素市場培育的發展規劃。2021年期間，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交易所相繼成立，中新天津生態城獲批設立北方大數據交易中心。就整體而言，我國在數據確權、數據定價、交易模式、制度建設等方面尚處於 探索 階段。

在交易類型上，我國以政府主導的大數仿彎據交易平台模式為主，還包括互聯網企業生態體系內的數據交易和第三方數據公司推動的數據交易。對於大數據交易平台中的數據交易，目前交易主體以央企、國企以及研究機構為主，商業機構因合規風險等考量尚未大范圍參與到大數據交易平台之中。在交易內容上，各交易平台有所不同，有的交易平台提供API數據服務，有的交易平台提供經過加工後的數據產品，還有的交易平台提供原始的數據集。

南都：調研主要發現數據交易存在哪些問題？經過幾年發展是否得到改進？對此有什麼建議？

齊愛民： 我們2016年前後對北京、上海、杭州、貴陽、武漢等地的大數據交易平台進行調研，發現7個問題包括：各類數據主體缺乏共享理念；數據交易平台定位不明；數據交易缺乏統一標准；數據法律屬性與歸屬存爭議；交易規則理論亟待創新；缺乏跨學科人才和培養基地建設不足；政府數據分類不明，存在交易風險。

經過這幾年發展，我國在數據要素市場頂層規劃以及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技術發展上有了較大進步，但數據流通的基礎法律制度構建問題仍未得到很好解決，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幾乎陷入業務停滯狀態，國內同類大數據交易所也尚未形成較為成熟的商業模式。我認為，應當吸取前幾年大數據交易平台實踐 探索 的經驗和教訓，一方面鼓勵各地開展大數據交易試點工程和規則制定，另一方面也應當從法律層面解決數據的權屬、數據價值評估、數據交易的邊界等基礎性問題。

南都：目前市場上數據交易平台主要包括政府類數據交易場所、數據服務商等，各有什麼優勢？隨著數據應用更精細化，您認為哪些數據悄蔽更符合市場需求？

齊愛民： 目前國內知名的大數據交易平台，如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交易所、貴陽大數據交易所主要是由政府支持建設，這類數據交易場所具有較高的可信度，能夠在地方政府的推動下擴大參與主體的范圍，激發數據交易主體的積極性和交易市場的活力，可以促進數據資源整合、規范交易行為、降低交易成本啟大州、增強數據流動性，在數據來源、運營規范化等方面有較大優勢。

數據服務商以服務客戶的特定數據分析需求為目標，通過將合法收集到的數據經過加工處理後提供給客戶來盈利，其服務方式更加靈活和多樣化，如幫助客戶進行消費者身份驗證和欺詐檢測，為客戶提供營銷效果分析等。我認為，一些數字化程度較高的領域，如金融、醫療、教育、交通等領域的數據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具有較大影響，也更符合數據交易市場需求。

南都：高質量數據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門、頭部互聯網平台及金融機構等主體手裡，我們需要如何培育多樣化數據供需市場及交易場景？

齊愛民： 我認為需要確立一些基本的法律制度，如數據的法律性質，數據交易的邊界等，一方面讓高質量數據的控制者敢於並積極釋放數據，另一方面也讓數據需求方放心使用數據。數據交易市場培育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我們不應過分仰賴大數據交易平台這一當前的主流模式，還應鼓勵金融、教育等數字化程度較高的領域開展行業內的數據交易規則 探索 ，從而形成多樣化的數據交易市場。

南都：我國《網路安全法》、《數據安全法》以及《個人信息保護法》被作為網路空間治理和數據保護的三駕馬車，目前數據交易仍然面臨哪些新難題？需要如何完善交易模式與法律制度的構建？

齊愛民： 我國近些年在網路空間立法方面取得了較大成效，《網路安全法》《數據安全法》以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出台為數據交易確立一些基礎邊界，但數據交易仍面臨權屬不明、定價模式不成熟等問題，阻礙了數據的自由流通和開發利用。我國《民法典》第127條肯定數據的合法性，為數據交易的專門立法提供了民事基本法支撐。

我認為，首先要在民法層面確立數據的法律性質。其次，通過部門規章等方式建立數據資產評估制度，推動形成多元化的數據定價模式。最後，對大數據交易平台等數據服務提供者設立准入門檻和備案登記制度，採取政府和平台協同監管模式，加強對平台內交易主體和交易活動的合規審查，尤其是個人信息保護、數據安全和國家數據主權的風險評估和防範。

南都：數據權屬是數據立法繞不開的問題，深圳出台國內首部綜合性數據立法，提出數據權益概念，《上海市數據條例》提出授權運營等，2022年1月25日天津發布數據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等。目前，對於數據確權、數據交易在立法層面有哪些經驗？地方數據立法應往何處？

齊愛民： 數據確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數據不同於傳統的有形商品，具有非競爭性，直接採取確權的方式可能並不利於數據的流通。目前，我國法律層面尚未確立數據的權利歸屬，但對數據交易活動的開展以及邊界作出了一些原則性規定。例如，《網路安全法》第42條允許將匿名化後的個人信息提供給他人，為數據交易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數據安全法》第33條規定數據交易中介服務提供者應當要求數據提供方說明數據來源，審核交易雙方的身份，並留存審核、交易記錄。《民法典》《刑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確立了禁止非法買賣個人信息的法律底線。

在促進數據交易方面，深圳、上海、天津等地進行地方立法 探索 ，其內容更多是鼓勵市場主體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開展數據交易創新實踐。我認為，對於一個剛剛建立還尚未成熟的市場，應當給予市場主體更多自由 探索 空間。在各地相繼建設大數據交易平台的情況下，應當允許地方政府根據本地的數據交易實踐制定具體的交易規則，如《天津市數據交易管理暫行辦法》等，在規則的適用過程中不斷完善數據交易制度，待相關經驗成熟後再上升為國家立法。

出品：南都大數據研究院 數字政府研究中心

策劃：王海軍 統籌：鄒瑩 凌慧珊 研究員：袁炯賢 設計：劉寅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