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演變

① 日本司法制度的變遷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其現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紀後半葉即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契機，以歐洲大陸法系為基礎，並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主要是引入了美國的法律制度），又繼承了自身傳統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國唐代律令為藍本的「大寶律令」制度）而逐步演變發展起來的。
（一）二戰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從17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葉，日本是由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德川幕府）掌握著國家政權。由於日本當時採取鎖國政策，與外國的邦交及通商都處於停止狀態。直到19世紀中葉受歐美各國開放的壓力，才打破了鎖國政策，並從「明治維新」建立新政權後，才開始了近代國家的建設，並借鑒法國和德國的法律制度，開始建設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國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最為明顯。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訴訟法》，就是仿照法國的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時，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國的影響，1890年的《法院組織法》就是以德國《法院組織法》為藍本的，並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憲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構成法》，也是借鑒德國憲法制定的。此外，日本還借鑒英國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審法，從1928年開始，實行了15年陪審制度，後來由於案件逐年減少，加之二戰爆發，為了節約由於陪審所需要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於是1943年取消了陪審制度。
（ 二）日本二戰以後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書的規定，日本廢除了《明治憲法》。美軍作為聯合國佔領軍進駐日本後，在美國的參與和扶助下制定了實行國民主權原則的日本憲法。以此為契機，日本進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謂二戰後日本的第一次現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的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賦予法院（日稱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權和違憲審查權，禁止設置二戰前行政法院那種特別法院；增設了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的審判機構體系；在審判程序方面，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制度中採用的是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原則；將司法「三曹」（指法官、檢察官、律師，又稱「法曹」）合而為一，實行同一的嚴格的司法考試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頒布的《日本憲法》關於「國民權利義務」一章中，規定了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權利，如沉默權、令狀主義、質問權等，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骨架。這些規定是以《美國聯邦憲法》為根據制定的，並成為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各種原則的基礎。因此，二戰後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帶有美國司法制度的色彩。

② 簡答題：漢律儒家化的表現 中國古代刑罰制度演變及特點 簡述唐律疏議 簡述明代司法制度 論述題：談談你對

哈哈 政法的，好好復習吧

③ 古代司法制度沿襲變革

中國古代法制，是指自夏朝建立時（公元前21世紀）開始，至清末改制前（公元1840年）結束的中國奴隸制類型法制和封建制類型法制。法律制度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在一定時期現實社會關系的反映，是國家實現其統治的基本工具。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有法律制度，古代的各朝各代在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和頒布自己的法律和建立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作為國家治理和維護統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中國古代法制從總體上說呈現出「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演進規律。司法機構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極具中國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之一，司法機構設置之遞演嬗變具有同質繼承關系，但同時不同發展階段的某一具體機構職能亦存在諸多差別。
一中國古代司法機構設置變遷概述
奴隸制社會時期（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476年）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奴隸制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發展。從司法機構設置來看，夏商時期沒有形成和設置專門的司法機構。夏王和商王擁有國家最高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國王的裁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西周時期周王及各諸侯國的內部開始設有專職的司法官員。中央為司寇，地方有鄉士、遂士、縣士等專職司法官員，但周王掌握國家最高司法權。中國古代奴隸制社會時期司法機構設置的主要特點就是司法權高度集中。未設置有專門司法機構。但出現了專職輔佐王權最高司法裁決權的司法官員。
封建制社會時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從秦代開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的完整的司法機構的設置逐漸建立並不斷豐富完善。
從中央司法機構縱向沿革演進來看，秦漢最高司法機關是廷尉；漢代尚書開始參與司法審判；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司法機構名稱出現變化，北齊時正式設置大理寺，司法機關稱秋官大司寇或大理寺或廷尉，監察機構御史台的監督職能得到加強；隋唐演變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宋朝在唐三司的基礎上增加了審刑院；元朝設大宗正府；明清時期的司法機關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明代出現「廠衛」等特務司法機關，清代則設立了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司法機關理藩院和維護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機構。
中國古代地方司法機構司法與行政不分，漢至唐大體上分為三級審理，宋至清未大體上為四級審理。其中，秦漢地方司法機構為郡、縣兩級。郡守縣令監理司法，基層設鄉里組織，負責本地治安與調解工作；三國兩晉南北朝為州、郡、縣三級；隋為州、縣二級；唐沿襲隋，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同時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設司法佐、史等。縣以下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糾舉責任，對輕微犯罪與民事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宋為知州、通判。宋在太宗時起在州縣之上設立提點刑獄司；元為行省、路、府（州）、縣四級；明為省、府（州）、縣三級。明朝在省設提刑按察司，有權判處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報送中央刑部批准執行。明朝還在各州縣及鄉設立「申明亭」，張貼榜文，申明教化；清為省、道、府、縣四級。
通過以上對中國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類型司法機構設置變遷的考察分析，可知中國古代的司法機構設置的基本特點是中央專設司法機構，並保持三大司法機構格局。地方則是司法與行政合一的體制。
二中國古代司法機構設置變遷研究
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包括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在內，總體而言淵源繼承，代代相因，具有依次更替的同質繼承關系。法律制度是現實社會關系的反映，具體到司法機構其遞演嬗變，存在諸多類似之處。但同時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司法機構設置又有著與一定時代具體法律制度相適應的基本特徵的差異。
一、秦朝初步確立皇權控制下的統一集權司法機關體系
秦朝建立以後，通過統一法度等措施，確立了一套統一集權的司法機關體系。中央司法機構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組成。秦朝沿襲戰國以來確立的地方行政長官兼理司法的傳統，實行行政機關與司法職能合一的制度，各地不另設專門的司法機構。實行郡、縣兩級制，郡守、縣令或縣長兼理司法。另外，在郡、縣下還有更低一級的行政級別，如鄉、亭和里。秦朝皇帝通過直接直接行使司法審判權或指派他人代行司法權，建立了一套皇帝直接控制的司法機關，對重大案件的審理判決，皇帝擁有最高裁決權和最終決定權。秦朝時期司法機構設置的基本特點是出現了由中央和地方兩級司法職能機構。中央一級司法機構設置了「廷尉」和「御史大夫」專職司法機關。地方則形成了郡、縣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機構體制。
二、兩漢時期逐漸形成中央和地方兩級較完備的司法機構
漢朝以秦朝法律制度作為基礎和參照。兩漢時期的法律制度朝著更加成熟的方向發展。漢朝法制的發展也體現在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司法機構。在中央司法機構中，有尚書、廷尉和御史大夫三個機構組成。地方司法機構類同於秦朝時期，設郡、縣兩級，司法與行政不分。漢武帝時期設立了旨在限制日益膨脹的相權的「尚書」這一司法機構，使司法審判大權轉由尚書和廷尉共同行使。這種由其它機關參與司法活動的機構設置模式是君主專制制度下的產物。皇帝為防止司法機關職權過重，便給予某些機關以一定的司法權，起到分散司法權的作用，從而便於皇帝控制。此外，重大案件的最後裁決，由皇帝獨攬。尚書、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機構的出現，為後來的審判、復審、監察的「三權分立」格局打下了雛形。可見，漢朝時期，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司法機構都比較完備。
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央行政機構兼領司法事務標志著司法行政與審判分離而又彼此牽制的司法機構設置模式的初步確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這一時間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漢制，又有所發展。中央司法機構主要有廷尉、尚書和御史大夫，中央司法機構日趨擴大。其中廷尉在北周時曾改為「大司寇」，北齊時曾改為「大理寺」，但不管稱謂如何，其最高司法機關的地位不變。但是尚書的機構在這一時期逐漸加強，而相對廷尉的權利有所縮小，部分司法權轉給了尚書。東漢後三省制漸成，使尚書台脫離少府成為中央最高行政機構。這一重大變革給司法機構發展以深刻影響。此時雖尚未設立刑部，但尚書台之下均設置有負責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獄的機構。這種中央行政機構兼領司法事務標志著司法行政與審判分離而又彼此牽制的司法機構設置模式的初步確立。反映了傳統司法機構的完善和強化的趨勢。這一變化為隋唐司法機構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四、隋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分工合作監督制約司法機構設置體系趨於完備
隋唐時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唐代司法機構上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權分立式的司法機關設置體系。刑部不但是中央司法行政的最高機構，同時負責復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是最高的司法審判機關。御史台掌管監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參與冤案大案的審理。刑部的正式確立，標志著我國古代中央司法機構命名的明確，以後歷代不改，一直延續到清末。唐代大理寺主管審判，刑部主管復核，御史台主管監察的這種既有分工，朋彼此監督制約的司法機構設置模式，有效地加強了封建司法統治，以及皇帝對中央司法權的控制。
五、宋代司法機關不斷擴大，職權分散，增設審刑院以加強對中央司法機構控制
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襲唐朝時期的制度，中央設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但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其變動主要是刑部的職權擴大，尤其是復核職能增強。宋太祖建隆年間另設審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審判復核機關，同時也擁有的審判權和復核權，審刑院是皇權加強的產物。刑部和大理寺的權利由此有所削弱。另外宋朝還設立了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三個法定機關，專門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訴的案件，以及上訴的冤案。宋代京畿地區設開封府，州縣之上設立中央派駐各路的提點刑獄司，旨在強化皇帝對各級司法機構的控制權。
六、元代蒙古貴族壟斷司法體系，司法機關各領其事「不相統攝」
元代在司法機構的設置上較混亂。元朝中央司法機構設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刪減。元朝設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設大宗正府審理蒙古貴族案件；設樞密院，兼掌軍法審判；設宣政院，專理宗教審判；設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設中政院，兼理宮內案件。地方有行省、路、府、州、縣地方行政機構，兼領司法職能。蒙古貴族統領司法體系。
七、明清兩代中央司法機構設置發生較大變化，司法權更趨集中完善，明代法外司法機構及清代旗人特權司法機構的出現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的體現
中央司法機構設置至明清時期發生較大變化。主要體現在司法機關職掌的變化和名稱的改異。明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的設置，一定程度上體現職權分離和相互牽制的特點。同時也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日益強化的體現。
明朝的中央司法機構統稱「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與都察院。明朝將元朝廢除的大理寺重新設置起來，但是其職責改為法律復核機關。刑部作為中央審判機關。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須由大理寺復核，可見刑部與大理寺的職能，正好與唐宋時期的相反。御史台改為都察院，其職責不變，仍是監察百官，參與審理大案，平反冤案。有明一代的司法機構設置的突出特點是出現了「法外」特務司法機構。主要是「廠」、「衛」司法，內廷的東廠、西廠和內行廠，外廷的錦衣衛。廠衛制司法機機構成為加強皇權專制和實行高壓政治的工具。其主要特點是法外用刑，三法司無權干涉，不受普通司法機構和法律約束，擁有監督司法機關的權力，非法逮捕不受限制。主要處理政治案件，是政治斗爭的工具。特務政治加劇了明代社會矛盾，削弱了司法機構的權威。

④ 中國司法制度的演變

第三輪，plas

⑤ 古代司法制度由刑到法的轉變過程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刑法相當發達民事和行政方面的法律相對刑法稍顯滯後。

提到刑法就不得不提到刑罰那麼在這個古老的重刑主義的國家其歷朝歷代的刑罰制度是如何變化發展的呢 先從奴隸社會下建立的第一個國家——夏朝說起。

中國古代的刑罰是由戰爭中的軍令發展而來的。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有嚴格的軍紀違反軍紀者要受到嚴厲的處罰。這些在戰爭中使用的處罰手段逐漸演變成為平時懲治內部平民的刑罰。夏朝統治者從天命神權思想出發把法律說成是神的意志的體現把施刑說成是上帝的意志是秉承神的命令。《甘誓》就是個很好的佐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絞絕其命。予今惟恭行天之罰。」

夏朝確立了墨刑在臉上刺字並塗墨、剕刑砍掉腳、劓刑割鼻、宮刑毀壞生殖器、大辟死刑五刑且規定昏自己做了壞事而竊取美名、墨官吏貪得無厭、敗壞官紀、賊肆無忌憚地殺人都要被處死。

商朝取代夏朝後繼承和發展了夏朝的「奉天罰罪」的神權法思想。在刑罰上保留了夏朝的五刑墨、劓、宮刑和大辟改剕刑為刖刑實質一樣另外商紂王還創立了炮烙令人在燒熱的銅柱上行走掉下即燒死、醢把人剁成肉醬、脯把人殺死後曬成肉乾、劓 2 殄即沒絕家人、剖心比干受此刑等酷刑。

西周滅掉商朝以後沿用了商朝的五刑另外增加了圜土之制將犯人關入監獄強制服勞役的刑罰刑期為一到三年是中國有期徒刑的開端、嘉石之制對於尚未構成犯罪的違法者束縛其手腳坐在嘉石上令其悔過然後從事一定時期的勞役期滿釋放的勞役刑流刑將犯人流放遠地、鞭刑用荊條抽打犯人背部和贖刑用金錢或者財產來折抵刑罰但主要適用於疑難案件和貴族犯罪。

春秋戰國時期仍然以五刑為主殘酷性並沒有改變、商鞅被處死時即用車裂之刑這一時期為奴隸制刑罰向封建制刑罰過渡的階段。

秦朝時刑罰種類繁多生命刑就有族刑夷三族、戮先羞辱再斬殺、棄市殺之於市公共行刑、腰斬、梟首斬首掛在木桿上示眾、定殺將麻風病人投入水中、車裂、坑殺具五刑肉刑黥墨、劓、斬左趾、斬右趾、宮刑流放刑勞役刑徒刑城旦、舂米鬼薪、白粲司寇、作如司寇罰作、復作舂刑財產性貲刑貲甲、貲盾、貲徭贖刑沒收財產恥辱刑髡、耐。

漢朝初年的時候死刑有梟首、腰斬、棄市、殊死肉刑為黥、劓、宮、斬左趾以及斬右趾徒刑分為髡鉗城旦舂、完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罰作、復作和隸臣妾此外還有徙邊、笞刑、罰金以及顧山犯徒罪的女子令放還家中每月交納三百錢由官府僱人勞作來折抵其刑。漢文帝時廢除了肉刑改黥刑為髡鉗城旦舂改劓刑為笞三百改斬左趾為笞五百改斬右趾為棄市。在漢景帝時期又改革了笞刑先是在公元前156年將笞五百改為三百笞三百改為二百 3 後又在前144年減笞三百為二百笞二百為笞一百同時又制定了《箠令》規范笞刑的刑具規格、受刑部位並規定施刑中途不得換人等等。

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刑罰體系較前朝有了很大的變化刑罰的總的變化的特點是逐漸寬緩。 「割裂肌膚殘害肢體」的刑罰手段逐漸減少西魏和北齊明令禁止使用宮刑應宮者沒為官奴婢宮刑至此被取消。流刑在漢朝時作為死刑減等之刑不屬於常刑但在北魏時期成為法定刑。

北周時按照距離京師的遠近將流刑分為五等兩千五百里、三千里、三千五百里、四千里、四千五百里。在此時期刑罰種類也在逐漸減少北齊、北周時確立了由死刑、流刑、徒刑、鞭刑、杖刑組成的新五刑制度向新的封建五刑過渡。

隋朝的《開皇律》確定了新的五刑制度即死刑流刑分為一千里、一千五百里和兩千里徒刑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笞刑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唐朝的刑罰較以前各代均較為輕緩死刑、流刑減少並且死刑只有斬、絞兩種五品以上官員犯死罪的賜死於家中。流刑則為兩千里、兩千五百里、三千里各居作一年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三年流刑服役期滿後在流放之地編入戶籍成為當地百姓。徒刑、杖刑和笞刑均和隋朝相同。因為其適用刑罰以從輕為度所以唐律被認為是我國古代社會「得古今之平」的刑罰中的典範。

宋朝在笞、杖、徒、流、死的五刑之外又創立了折杖法、刺配刑 4 和凌遲刑。折杖法是宋太祖時創立的用決脊杖代替徒刑和流刑用決臀杖來代替笞刑和杖刑。刺配刑是將杖脊、刺字和配役三種刑罰同時施加於一人原是寬宥死刑之刑宋朝為了彌補折杖法的缺陷開始廣泛使用刺配刑成為比唐代的加役流更重的刑罰。宋仁宗時開始使用凌遲即以利刃零割碎剮肌膚、殘害肢體再割喉嚨使受刑之人在極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刑罰。為了寬恤官吏及士大夫宋朝增設了編管和安置兩種刑罰。編管就是將犯罪的朝廷命官和士大夫編入外州戶籍使其接受監督管理並限制人身自由安置則是將犯罪的官吏貶謫到遠惡之地居住並限制其人身自由。

元朝的刑罰制度比較特殊死刑分為斬、凌遲流刑不分里數「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徒刑分為一到三年五等每等分別附加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杖刑和笞刑均以七為尾數笞刑自七至五十七六等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五等。此外元朝保留了很多習慣法很多刑罰還相當重比如黥、劓等肉刑。

明朝仍規定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除斬、絞之外增加了凌遲另外徒刑五等分別附加杖六十至一百流刑三等分別附加杖一百。五刑之外明朝還增加了充軍、枷號、遷徙、庭杖的刑罰。充軍是將罪犯送往邊遠地區充當軍戶的刑罰按照路途遠近及區域分為附近、邊衛、極邊、煙瘴、沿海、口外等按刑期分為終身和永遠。枷號是強迫罪犯在監獄外或者官府衙門前戴枷一般重達十五斤至二十五斤示眾受辱刑期為一月、兩月、三月、六月和永遠五等。遷 5 徙則是強迫罪犯全家遷居千里之外。另外明朝皇帝經常用庭杖的刑罰處罰大臣甚至有很多受刑中途被打死。

清朝是的刑罰制度進一步變化笞刑用小竹板分為四板、五板、十板、十五板和二十板杖刑用大竹板分為二十板、二十五板、三十板、三十五板、四十板文武官員犯笞杖罪時可以罰俸、降級和革職代替刑罰徒刑五等分別附加杖刑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流刑三等各附加杖刑一百充軍五等發遣清朝創立的將罪犯發配到邊疆地區給駐防的八旗官兵為奴或當差刺字主要適用於盜竊、逃軍、逃流等罪枷號枷的重量和刑期與明朝有所不同死刑花樣很多斬、絞、梟首、凌遲、戮屍且絞、斬分為監侯和立決兩種。

總的來看中國古代的刑罰由重走向輕由嚴酷走向較為寬和由不規范到逐漸規范比如說原先的奉天罰罪神權思想發展成為後來的依照成文法和具體的罪名施以不同的刑罰。歷朝歷代的刑罰制度不同刑罰原則也不相同比如老幼、獨子等減刑貴族、官僚減刑財產刑的發展以及官吏贖刑的變化很多人享有特權或者減刑條件。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刑罰逐漸變輕不過在大的變化趨勢中也有根據當朝的政治環境和階級矛盾不斷調整的小的刑罰的變化。盡管如此古代刑罰也不會跳出封建法律的圈子人治大於法治封建皇權和貴族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即使在各種稍顯人道的口號之下也還是可以逃脫和減少刑法的處罰帶有很嚴重的不公平性。

⑥ 中國古代的司法制度的發展變化

（一）司法機關
1.夏朝和商朝都是從原始社會進化而來的奴隸制國家，它們的司法制度尚未建立起來，但作為國家暴力機關監獄卻是存在的。
夏朝監獄的名稱有「圜土」、「均台」和「夏台」。
商朝監獄名稱有「圜土「、「羑里」和「囹圄」。
西周設中央司法機關和地方司法機關。
中央司法機關包括：（1）大司寇，為全國最高司法機關。（2）小司寇，是中央直轄地區的司法機關。（3）士師，是國都之內的司法官吏。
地方司法機關包括（1）鄉士（2）遂士。
3.秦的最高司法審判機關是「廷尉」，它的主要任務是：（1）負責皇帝詔令審理的案件；（2）審理地方送來的疑難案例以及重大案例的復審。
4.漢朝發展了監察機關和檢察制度。
（1）中央監察機關。
漢代中央設御史府也叫御史大夫寺，為最高監察機關。長官為御史大夫，地位僅次於丞相，協助丞相總理國政，同是掌管全國的最高監察權。下設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屬官。御史中丞也叫御史中執法，下領侍御史十五人。
（2）地方監察機關有司隸校尉和州（部）刺史。
5.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發展，到了唐朝，發展成為三大司法機關，即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1）大理寺是唐朝的中央最高審判機關，審理中央百官犯罪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2）刑部為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審核大理寺及州縣審判的案件。
（3）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監察機關，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動，也參與某些案件的審判。逢大案，常有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御史中丞共同審理，叫作「三司推事」。 6.宋初除按唐制，在中央設刑部及大理寺分掌司法以外，又於建隆年間在宮中設置審刑院。規定：凡大理寺審判的案件，經刑部復核後，須送審刑院詳議，再奏請皇帝批准。可見，審刑院就是為了加強皇帝對司法權的直接控制而建立的。
7.明朝的司法機關，中央仍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但就其職責而言，與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不主管審判，而專掌復核，凡是刑部、都察院審判的案件，均由大理寺復核，有權駁令更審，或請旨發落；刑部主管審判，受理地方上訴案件和重案，也審理中央百官的案件；都察院為監察機關，監督刑部、大理寺的司法活動；也握有一定的審判權。
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會審。由御史、大理寺官員和刑部官員共同審理的，謂「小三法司會審」；由都御史、大理寺卿和刑部尚書共同審理的，謂「大三法司會審」；審判後送皇帝裁決。如遇特別重大案件，則由三法司會同吏、戶、禮、兵、工各部尚書及通政使共同審理，清代叫「九卿會審」，是中央的最高審級，但判決仍須奏請皇帝核准。明朝在司法制度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廠衛干預司法。統治者為了強化封建君主專制，在常設的普通司法機關之外，又設立了廠衛特務審判機構。衛指錦衣衛，廠指東廠、西廠、內行廠，合稱廠衛，是明朝特有的特務司法審判機構。錦衣衛是由保衛皇帝人身安全的侍衛親軍組成的，是皇帝貼身的禁衛軍。東廠、西廠、內行廠，是由專門服侍皇帝及其後妃的宦官成員組成的另一特務司法審判機構。
8.從1906年開始，在中央，清政府把原來掌管審判的刑部改為法部，專門負責司法行政；把原來掌管案件復核的大理寺改為大理院，作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判，同時負責解釋法律、監督各級審判；設立總檢察廳，作為最高檢察機關，獨立行使檢察權，取消都察院。
9.南京臨時政府為貫徹三權分立，實現司法獨立的資產階級法治原則，中央設「臨時中央審判所」（亦稱「裁判所」），作為全國最高審判機關。
10.北京政府司法機關體系龐雜，法院有普通法院、建立司法法院、特別法庭、平政院之分。11.南京國民政府最高司法機關是司法院。司法院之下設立各級法院。法院有普通法院、特別法庭之分。普通法院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級，行三級三審制。特別法庭是據特別法規而設置的，行法西斯審判制度。
（二）審判制度
1.西周審理時，「以五聲聽獄訟」。所謂「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這種察顏觀色的審訊方法，盡管還不太科學，但它是奴隸主階級在長期司法審判實踐中的經驗總結，也是最早對犯罪心理分析的嘗試，所以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所採用。
5.從秦簡上看，秦朝案件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分，其中公室告屬於受訴案件，而非公室告則不予受理。「公室告」是指對家庭以外其他人犯有殺人、傷害、盜竊的，就是危害國家和公共利益，也即對整個統治秩序的侵犯，這類案件必須要向官府告發，官府必須受理。「非公室告」指的是子女盜竊父母的錢財或者主人擅自殺死、傷害或「髡」子女、臣妾一類的案件，這類案件僅限於有血緣關系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上述行為和主人對奴婢的侵犯行為。如果這類案件告發到官府，官府不予受理，如果堅持告發，則判處告發人有罪。
審訊後，作出判決，向當事人宣讀判決書，即「讀鞫」。如果當事人服罪，則執行判決。如果喊冤，不服罪，則可以請求再審，叫做「乞鞫」。
6.漢代出身出現了春秋決獄。
所謂《春秋》決獄，就是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為審判的法律根據，從而把儒家經典法律化。
7.明清時期審判制度有較大發展。秋審是復審各省死刑案件的一種制度，因在每年秋季舉行，故名「秋審」。清律規定：凡嚴重危害封建統治的犯罪，應立即處決的，叫「斬立決」或「絞立決」，如危害性較小或有可疑者，暫判「斬監候」，或「絞監候」，緩刑處決，延至秋天由九卿會審。會審包括秋審和朝審」。
此外,還有「熱審」，是指每年小滿後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左右二寺官員，會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辦司（稱作「小三司」）審理發生在京師的笞、杖刑案件的審判活動。
8.清末的司法審判制度體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典型的兩種制度是領事裁判權和會審公廨。
9.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仿照西方文明的審判方式，對專制野蠻的封建審判制度加以改革，其主要內容之一是廢除刑訊體罰。
10.南京國民黨政府審判制度包括：
（1）「一告九不理」，即對九種提起的訴訟不予立案處理。
（2）「自由心證」。即對證據的取捨和對證明力的判斷，法律不預先規定，由法官據其法律意識和內心確信，自行判斷。這是仿效資產階級國家法律原則而確定的一項審判原則。
（3）「不幹涉主義」。這是民訴中採用的一項訴訟原則，即訴訟活動依當事人意思決定，不得就當事人未申明的事項判決，一切全憑當事人意思行事。
12.在抗日戰爭時期，馬錫五把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運用到審判工作中去，創造了一種司法民主的嶄新形式，即馬錫五審判方式。其的特點：一是深入農村，調查研究，實是求是地了解案情；二是依靠群眾，教育群眾，尊重群眾意見；三是方便群眾訴訟，手續簡便，不拘形式。馬錫五審判方式為整風運動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群眾智慧是其產生的力量源泉。它的出現、推廣，培養了大批優秀司法幹部，解決了積年疑難案件，減少爭訟促進團結，利於生產保證抗日，使新民主主義司法制度落到實處。

⑦ 大學是什麼

大學(University、College)是指普通高等學校，是一種功能獨特的組織，是與社會的經濟和政治機構既相互關聯又鼎足而立的傳承、研究、融合和創新高深學術的高等學府。它不僅是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還在長期辦學實踐的基礎上，經過歷史的積淀、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環境的影響，逐步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 [1]
大學從產生到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歷史。起初，主要是從德國、英國等國家最早發展起來的。中國現代大學源起於西方，現代西方大學又是從歐洲中世紀大學、英國大學、德國大學再到美國大學這樣逐漸演化過來的。無論哪一個時代的大學都是以前大學的創造性繼承而不是否定。
洪堡把大學界定為「以純知識為對象的學術研究機構。而純學術的研究活動正是大學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內在依據。據此，大學應有一種精神貴族的氣質和對純粹學術的強烈追求，而不考慮社會經濟、職業等種種實際需要。」
美國著名教育家弗萊克斯納說：「我一向主張大學與現實世界保持接觸，同時繼續保持不承擔責任⋯⋯，工業界已經發展了利用純科學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學的實用性，如果社會科學要作為科學來發展，它們就必須脫離商業行為、政治行為以及這樣那樣的改革。」
英國教育家紐曼認為：「大學教育應提供普遍性的知識（具有普通意義的真理）和完整的知識，而不是狹隘的專業知識。」他所說的知識既包括具體的科學真理，也包括經過抽象、被科學化了的哲學知識。
在大學理念支配下的大學使命要求大學培養的學生首先是有高尚品格的、有教養的人，這樣符合大學的本質。這個使命是指培養學生完整的人格、凈化學生的心靈、修養學生的品行、鍛煉學生對事物進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僅僅對學生進行專業教育。
正如英國著名教育理論家紐曼所認識到的：「從功利派的論點中看到了真正教育的死敵。新大學在功利派理論的指導下，更看重的是專業培訓而不是文化要求，是考試及結果而不是心理過程，是對事實的被動獲取而不是心智的一般活動。」紐曼所指的「新大學」，是違背了大學的邏輯而將按市場經濟的邏輯和政治的邏輯當作它的使命來運行的大學。

⑧ 中國古代司法的特徵

一、古代司法的特點
（一）君主享有最高司法權
皇帝是古代最高的權力享有者，其身份的合法性不言自明。在人人認可其至高無上地位的情況下，皇帝自然是普天之下的最高主宰，他集立法、司法、行政權於一身，他是最高的思想權威、政治權威。最終的司法裁判權是其身份地位的重要體現，一方面，利於實現君主對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利於實現司法的相對統一。
（二）司法與行政的界限模糊
司法活動需要專門的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去參與，這也是司法職業化、專門化的需要。中國古代很早就產生了司法機關與並有相關的司法人員，如秦朝的「廷尉」。可以說，專門機關和專職人員應該是司法功能完善的重要體現，但從中國古代的實際情況來看卻不是這樣的，司法與行政的界限並不十分明顯，尤其是在地方上。
（三）重實體、輕程序與輕證據、重口供
有人認為中國古代的司法模式就是韋伯所總結的「卡迪司法」，即所謂的實質非理性。不可否認古代司法有一定的程序，但相較而言，對實體的追求，遠遠超過了對程序的追求，所謂程序不過是實現實體的公正的手段而已。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基本否了程序自身所體現的價值，「純粹程序正義」的觀念更是無法想像。這種司法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中國文化的精神，即務實主義精神。
（四）刑事與民事的有限分離
先秦時代，司法中有「獄」、「訟」，「獄」主要關乎刑事審判，而「訟」主要關乎民事審判，體現了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的初步分離。但是，從司法制度的整體來講，民事與刑事的分離並不十分明顯。比如，審判的具體機構是同一的，審判人員也是同一的，審判方式、甚至處罰方式也有的部分一致性。今天，我們有公、私法的觀念，其適用法律的條件，司法審判的方式，證據規則的適用，責任承擔的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區別，而古代社會的這種區分是不明顯的。比如，在古代，欠債不還是可能挨板子的，這樣的懲罰顯然是刑事的。
（五）司法官依法斷罪及其責任
中國古代重視結果公正的思想，也部分放寬了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為了實質的公正，可以能動司法，以協調好天理、國法與人情的關系。但是，就絕大多數的案件來講，是不需要過多的自由裁量的，法律基本上有明確的規定，此種情形之下，依法斷罪就成為司法官的基本職責。為了實現司法權的統一和皇權的至上性，必然要限制司法官吏的許可權，普通的司法官吏只能援法斷罪。枉法徇私、枉法循情的種種違法行為必然是法律所不容的，「無疵之過」、「出入人罪」就是最好法官責任的最好制度體現。
（六）儒家思想深刻影響司法觀
司法觀念只是社會整體法律觀的部分體現。中國正統法律思想深受儒家倫理觀影響，處處體現著倫理觀念的影子。儒家思想發端於孔子，以「仁」為核心，以倫理等級觀念為基礎，形成自己的獨特思想系統，這些思想武裝了人們的頭腦，更影響者人們的生活實踐，司法理念與實踐也概莫能外。

⑨ 看美國政治制度的起源與演變觀後感

在中國的美國史研究中，美國政治制度史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自改革開放以來，已公開出版的專著有曹紹廉先生的《美國政治制度史》和《論美國民主》，李道揆先生的《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蔣勁松先生的《美國國會史》等等。在上述著作中，蔣著《美國國會史》是一部專門探討美國國會制度創設、演變和體制模式的專著；李著《美國政府和美國政治》則是對美國政治制度和政府的實際運作做了系統而全面的闡述；曹著《美國政治制度史》雖是第一部比較系統研究美國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但該書出版於80年代初，學術觀點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張定河先生的新作《美國政治制度的起源與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可以說是集我國學術界最新研究成果的、系統闡述美國政治制度的起源與演變的一部著作。

該書共分七個部分，分別闡述了涉及美國政治制度主要內容的憲法、分權制度、國會制度、總統制、司法制度、兩黨制度、公民權力等方面的起源與演變，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本書最大的特點，是揭示了美國政治制度發展的一般規律。即：

第一，美國現行政治制度的確立，是通過美利堅本民族文明與歐洲外來文明相結合的方式完成的。或說經歷了「歐洲主義——民族主義——歐美主義」的道路。這種立足於本民族文明、不斷吸納外來文明的先進成果，融合為新的、既具有民族特色，又與世界發展潮流同步的發展方式，體現了美利堅民族的開放性和創新性，同時，這又是任何一種文明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美國政治制度形成之後，並沒有抱殘守缺、墨守成規，而是根據時代的變化和客觀環境的需要，不斷進行調整和變革。這種調整和變革貫穿於美國建國以來的整個歷史進程。這一規律說明了，不斷的變革是任何一種政治文明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第三，美國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約和監督機制。啟蒙思想家認為，不受制約和監督的權力是產生專制暴政和滋生腐敗的溫床，絕對的權力只能導致絕對的腐敗。殖民地時期的經歷使得美國的開國元勛們接受並發展了啟蒙思想家們的分權制衡學說，首創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體制。可以說，這種制約和監督機制是美國政治制度順暢發展的最有效的保證。

本書的第二個特點表現在對美國司法獨立和超黨派政治運動興起的闡述上。

在司法制度方面，作者詳細闡述了美國的司法獨立的形成。他首先確定了司法獨立三層含義：即法院設置有自成體系的組織機構，與立法、行政機構相分離；法官的地位，特別是任期與薪金，得到法律的特別保障；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案件，不受任何干預。其中最後一項是核心，前兩項是先決條件，三項缺一不可。繼而詳細闡述了英國統治時期，大多數殖民地司法從屬於行政的現象及其原因；獨立後各州司法從屬於立法的情況及其根由；1787年憲法制定正式確立司法的獨立地位這一演變過程。作者認為，聯邦憲法確立了司法獨立體制，而司法審查制度則成為保障司法獨立的有效手段。

關於超黨派政治運動的興起及其原因，作者認為，在超黨派政治地區，政府的政策集中在本地區公民和利益集團所關注的問題上，當選官員也不受政黨競選綱領的約束，因而，超黨派政治有利於地區的發展。

本書的另一大特點是對邦聯時期在美國政治制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關注。本書在《憲法》一章中列出了《邦聯條例》一節，在《國會制度》一章中列出了《一院制國會的形成》，在《總統制》一章中列出了《美國??期的政府體制》，在《司法制度》一章中列出了《邦聯時期對舊司法體制的繼承與改造》等等。這突出了美國政治制度發展史的繼承性和連續性。

體例簡潔，結構明晰，構成了本書的又一大特色。本書闡述的是美國政治制度的起源與演變，作者以「起源——發展演變——特點作用」為主要線索，將美國政治制度分為憲法、分權制度、國會制度等七個方面分別闡述。第一章首先分析論述作為美國政治制度基礎和根本的《憲法》；第二章分析了美國政治制度的精髓——分權制度，包括縱向分權——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聯邦制度與橫向分權——中央政府的三權分立；第三至五章分別論述了國會制度、總統制和司法制度的發展過程；第六章論述的是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但在美國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中起舉足輕重作用的兩黨制；第七章則闡述了美國公民權利的發展狀況。這種構思主次分明，脈絡清晰，令讀者一目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