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

Ⅰ 中級法院二審一般多久下判決書

一、中級法院二審一般多久下判決書
1、中級法院二審一般3個月下判決書，具體情況如下：
（1）收到一審判決書之日起15天內准備好上訴狀遞交給一審法院上訴窗口；
（2）一審法院受理之後，會將上訴狀以及一審的全部材料移交給二審法院；
（3）二審法院收到之後會安排開庭時間並發出傳票給上訴人和被上訴人；
（4）如果一審有訴訟費，則上訴立案的同時會繳納上訴費。
2、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一條
人民法院審理第二審民事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合議庭的成員人數，必須是單數。
中級人民法院對第一審適用簡易程序審結或者不服裁定提起上訴的第二審民事案件，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的，經雙方當事人同意，可以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理。
發回重審的案件，原審人民法院應當按照第一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
審理再審案件，原來是第一審的，按照第一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原來是第二審的或者是上級人民法院提審的，按照第二審程序另行組成合議庭。
二、不服二審判決怎麼辦
1、立案，上訴的裁定或者判決，又告訴庭審查後直接進行裁決；
2、開庭，提前3日通知當事人開庭時間、地點、承辦人；
3、核對當事人身份，宣布合議庭成員；
4、當事人陳述案件事實；
5、告知證人的權利義務，證人作證，宣讀未到庭的證人證言，出示書證、物證和視聽資料；
6、各方當事人就有爭議的事實和法律問題，進行辯駁和論證；
7、合議庭合議作出裁決；
8、宣判。

Ⅱ 用人單位弄丟了員工人事檔案2018法律規定：單位承擔所有賠償！

人事檔案，相信每一位勞動者都不陌生，它記錄一個人一路走來的主要經歷、政治面貌、品德作風等個人情況，是個人身份、學歷、資歷的合法有效證據。在職工轉正定級、職稱申報以及辦理養老保險時有重要作用。但總有一些意外情況使職工的人事檔案沒有得到妥善保管，給職工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金先生就遇到了這樣的事情，到了退休年齡想要申請領取養老金時卻被告知用人單位不小心弄丟了人事檔案。人事檔案里記錄著金先生的養老保險繳費記錄以及視同繳費年限，想要辦理退休，領取養老金，金先生必須提交證明文件補辦人事檔案！
金先生很早就開始參加工作，以前的記錄早就無法證明，退休養老金遲遲辦不了，為此金先生將單位告上了法院要求一個說法。經過6年，終於得到了公正的解決，法院判處用人單位賠償金先生人事檔案丟失損失並協商負責金先生的養老費用終生。
我國《檔案法》有明確規定，個人沒有經手或管理自己人事檔案的權利，甚至有些單位也沒有管理員工人事檔案的權利。
此外，法律規定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都有保護檔案的義務；由於檔案管理處工作人員的管理不當造成的檔案丟失，管理機構應當承擔相應的行政或法律責任。
勞動者的檔案丟失後，能夠補辦的只有就業關系證明，一些獎懲、職稱評定等原始材料若無法補辦，檔案管理處（用人單位）必須依法協商賠償因此對勞動者造成的全部損失。
判例要點：關於丟失檔案一節，劉偉一審提交了中糧集團公司於2008年6月份提交給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的證據目錄、證明及東城區人民法院判決書，根據以上證據可以看出，2008年劉偉的檔案仍在富鴻花園物業公司。中糧集團公司與大連中糧系富鴻花園物業公司股東，2013年2月為富鴻花園物業公司辦理注銷手續。同年，大連中糧掛牌交易，改制為東和盛源公司，債權債務亦由改制後的東和盛源公司承擔。中糧集團公司及東和盛源公司一審均無法說明劉偉檔案的去向。鑒於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已注銷，其債務應由中糧集團公司及東和盛源公司負擔。故，中糧集團公司及東和盛源公司應當對由此給劉偉造成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具體數額一審法院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予以酌定。
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 之規定，判決:中糧集團公司、東和盛源公司於判決生效後7日內賠償劉偉因檔案丟失的經濟損失60000元。
立案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事檔案被原單位丟失後當事人起訴原用人單位補辦人事檔案並賠償經濟損失是否受理的復函》 
（2006年6月13日 [2004]民立他字第47號）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2004]皖民一他字第19號《關於人事檔案被原單位丟失後當事人以補辦人事檔案並賠償經濟損失的訴請起訴原單位法院是否受理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同意你院第一種意見。保存檔案的企事業單位，違反關於妥善保存檔案的法律規定，丟失他人檔案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檔案關系人起訴請求補辦檔案、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作為民事案件受理。
上訴人（原審被告）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陽區朝陽門南大街8號。
法定代表人寧高寧，董事長。
委託代理人薛康波，北京市鑫諾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劉偉，男，1970年1月1日出生。
原審被告大連東和盛源進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大連市中山區一德街9號。
法定代表人武冰。
上訴人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糧集團公司）因與被上訴人劉偉、原審被告大連東和盛源進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和盛源公司）勞動爭議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0065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於2015年7月30日受理後，依法組成由法官楊路擔任審判長，法官石煜、法官杜麗霞參加的合議庭，於2015年10月12日公開開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上訴人中糧集團公司的委託代理人薛康波，被上訴人劉偉到庭參加了訴訟。東和盛源公司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應訴，本院依法進行缺席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中糧集團公司在一審中答辯稱:1.劉偉訴中糧集團公司的四項訴訟請求不屬於勞動爭議受案范圍。劉偉與中糧集團公司沒有勞動關系；2.劉偉起訴要求中糧集團公司承擔大連中糧相關的債權債務等沒有事實法律依據，中糧集團公司作為股東之一，依法對大連中糧進行清算，並且履行了相關的告知義務，劉偉訴中糧集團公司依法承擔清算不當所造成的損失沒有事實及法律依據；3.劉偉起訴中糧集團公司的訴訟請求超過了訴訟時效。2003年10月，劉偉從大連中糧離職，根據當時勞動法的規定應當在60日內向勞動仲裁部門依法提出勞動仲裁，但劉偉一直未向相關的行政和司法部門提出任何請求，上述訴訟請求均超過了訴訟時效；4.中糧集團公司對大連中糧決定進行清算的日期是2013年，在清算時劉偉與大連中糧的勞動關系已經解除，依據是劉偉與大連中糧長期兩不找。訴訟請求中涉及的補繳社保不屬於人民法院受案范圍，不應當被支持，關於精神損害賠償，本案不屬於人身損害的范圍，不應該被支持。
東和盛源公司一審未到庭，亦未提交書面的答辯意見。
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劉偉稱其1994年進入大連中糧。1999年6月，中糧集團公司計劃財務部將其調至中糧集團公司駐大連工程處（富鴻花園項目，當時還未成立公司，不是法律主體），4個月之後成立了富鴻花園物業公司。2003年8、9月份，富鴻花園物業公司讓其待業，工資支付至2003年10月，之後其未再上班。中糧集團公司主張劉偉與其公司沒有勞動關系，不清楚劉偉的工作情況。
2007年10月，劉偉以中糧集團公司為被申請人向北京市東城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訴，要求與中糧集團公司解除勞動關系，並要求發放經濟補償金187000元，賠償金187000元；一次性支付2002年至2007年10月的工資469000元，賠償金469000元。2007年12月17日，該仲裁委作出裁決，駁回劉偉的申訴。劉偉不服該裁決，訴至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要求:1.解除與中糧集團公司的勞動關系，並按照大連中糧遣散員工的方法支付其經濟補償金355000元、賠償金355000元；2.中糧集團公司為其補發2002年5月1日至2007年10月8日的工資1005000元、賠償金1005000元；3.中糧集團公司為其理順、補清因其過錯而造成的保險、醫療、公積金等系列問題，並承擔相關費用；4.中糧集團公司承擔取證費（即至大連往返路費387元）；5.中糧集團公司承擔欠繳的採暖費7920元及暖氣分戶費用800元；6.按照勞動合同和政府的相關規定給予其生活補助費；7.中糧集團公司承擔其住房公用設施的下水道疏通費2500元；8.中糧集團公司承擔房改損失費50000元；9.中糧集團公司書面道歉並登報公開，賠償其精神損失費1000元；10.承擔通訊費用1000元；11.案件受理費、申請費、交通費、仲裁費等由中糧集團公司承擔。2008年7月8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作出（2008）東民初字第0084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劉偉的全部訴訟請求。劉偉不服該判決，上訴至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劉偉曾於1997年3月28日與大連中糧簽訂兩年期的勞動合同，後雙方三次續簽勞動合同至2002年3月28日。1999年6月，劉偉稱其至「富鴻花園」工作。劉偉認為「富鴻花園」為一項目名稱，發展商即為中糧集團公司。中糧集團公司認為其並非「富鴻花園」的發展商，劉偉至「富鴻花園」工作，即為至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工作。在大連中糧的《幹部調動報告表》中註明，劉偉於1999年6月至2001年3月在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工作，該《幹部調動報告表》同時顯示劉偉於2002年3月15日自大連中糧調入富鴻花園物業公司。2002年3月，劉偉的《職工養老保險個人帳戶變更申報表》中亦註明其工作單位由大連中糧變更為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同年3月14日，大連中糧向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出具的《工資介紹信》中註明:茲有我單位劉偉同志經批准調往你單位工作，我單位已從2002年4月1日停發工資。富鴻花園物業公司提供了劉偉自大連中糧至富鴻花園物業公司的《職工調轉介紹信》復印件，同時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出具證明，稱由於員工人事檔案原始材料原件無法郵寄，現材料為復印件。中糧集團公司與劉偉未簽訂過勞動合同，中糧集團公司亦未向劉偉發放工資。2000年7月1日，秦炳元作為投保人為劉偉投保康寧定期保險和住院醫療保險。2001年，劉偉曾書寫住房申請書，稱「本人在1999年6月由中糧總公司計財部向大連中糧進出口公司商調至富鴻花園工作至今」等，富鴻花園物業公司總經理何×批註為:劉偉同志在富鴻工作期間，積極努力‥‥‥目前在我司任開發經營部經理職務，‥‥‥我司同意按公司住房相應待遇規定給予解決。2002年，劉偉在有「富鴻花園發展商2002年3月份」字樣的工資表上簽字領取工資，該工資表上富鴻花園物業公司總經理何×簽字批准。劉偉提交一份視聽資料，劉偉稱此為何×的錄音資料，以證明其工資系大連中糧代中糧集團公司發放。中糧集團公司對該視聽資料的真實性有異議。大連中糧和富鴻花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均為注冊在遼寧省大連市的獨立核演算法人企業。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劉偉主張其與中糧集團公司存在勞動關系，提供2001年3月的住房申請、幹部調動申請表及與富鴻物業公司的職員何×的錄音，住房申請表明劉偉在富鴻物業公司工作過，幹部調動申請表證明，劉偉調入了富鴻物業公司工作，並不能證明其與中糧集團公司存在事實勞動關系，故劉偉主張與中糧集團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並要求解除與中糧集團公司的勞動關系，支付其經濟補償金、賠償金的請求，本院難以支持」。2008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08）二中民終字第13866號民事判決書，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審法院另查，中糧集團公司、大連中糧是富鴻花園物業公司的股東。2012年12月25日，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召開股東會，全體股東決議:因經營不善，長期無業務，同意注銷本公司。2013年2月富鴻花園物業公司被注銷。2013年5月22日，大連中糧名稱變更為東和盛源公司，企業改制前的全部債權債務由東和盛源公司承擔。關於檔案情況，劉偉主張2002年3月，大連中糧在中糧集團公司的要求下將其檔案調入富鴻花園物業公司，但現在找不到自己人事檔案的去向。劉偉就檔案情況提交如下證據:1.2008年中糧集團公司提交給東城區人民法院的補充證據（二）的證據目錄，顯示:「證據二:《職工調轉介紹信》說明:劉偉的檔案存放在大連中糧富鴻花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處，因擔心郵寄丟失，無法直接提供給法院。但其將檔案中的《職工調轉介紹信》復印並加蓋公章後，提交法院。」2.證明，顯示:「由於員工人事檔案原始材料原件無法郵寄，現提供材料為復印件。」該份證明上顯示有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公章。3.（2008）東民初字第00841號判決書，該判決書經審理查明部分顯示:「…庭審中，富鴻花園物業公司提供了劉偉自大連中糧至富鴻花園物業公司的《職工調轉介紹信》復印件，同時富鴻花園物業公司還出具證明，稱由於員工人事檔案原始材料無法郵寄，現材料為復印件…」。中糧集團公司對證據1-2認為是第三方出具的證據，真實性不能確認，且與本案無關，對東城法院的判決書真實性認可。中糧集團公司稱經查詢富鴻花園物業公司的檔案材料，未找到劉偉的檔案。
一審法院另查，劉偉戶口性質為城鎮戶口。
2014年10月13日，劉偉以中糧集團公司為被申請人向朝陽仲裁委申請仲裁。要求:1.中糧集團公司為其找回檔案；2.中糧集團公司補全其碩士畢業生的檔案手續；3.中糧集團公司補償因人事檔案管理不當給其造成的損失1704000元；4.中糧集團公司賠償其精神損失費500000元；5.中糧集團公司賠償其二個子公司所欠工資損失1700000元。2014年10月20日，朝陽仲裁委作出京朝勞人仲不字（2014）第01756號不予受理通知書。劉偉不服該不予受理通知書，訴至一審法院，起訴請求同仲裁請求。2014年12月16日，劉偉撤回起訴，一審法院口頭裁定準予撤訴。
2014年12月28日，劉偉再次以中糧集團公司為被申請人向朝陽仲裁委申請仲裁，要求:1.中糧集團公司對其被注銷的子公司富鴻花園物業公司未為劉偉繳納的2003年10月至富鴻花園物業公司被注銷之日期間的社保費，予以補繳，如不能補繳，應賠償由此給劉偉造成的經濟損失；2.中糧集團公司賠償富鴻花園物業公司應向劉偉支付的生活費63247元；3、中糧集團公司賠償富鴻花園物業公司應向劉偉支付的經濟補償金20330元；4、中糧集團公司對富鴻花園物業公司丟失劉偉人事檔案一事，書面道歉、補辦檔案、賠償其經濟損失80萬元和精神損失費5萬元。2014年12月18日，朝陽仲裁委作出京朝勞人仲不字（2015）第00390號不予受理通知書。劉偉不服，訴至一審法院。
一審法院判決認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後果。東和盛源公司經一審法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出庭應訴，視為其放棄了答辯和質證的權利。一審法院可依據查明的事實，依法缺席判決。
關於丟失檔案一節，劉偉一審提交了中糧集團公司於2008年6月份提交給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的證據目錄、證明及東城區人民法院判決書，根據以上證據可以看出，2008年劉偉的檔案仍在富鴻花園物業公司。中糧集團公司與大連中糧系富鴻花園物業公司股東，2013年2月為富鴻花園物業公司辦理注銷手續。同年，大連中糧掛牌交易，改制為東和盛源公司，債權債務亦由改制後的東和盛源公司承擔。中糧集團公司及東和盛源公司一審均無法說明劉偉檔案的去向。鑒於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已注銷，其債務應由中糧集團公司及東和盛源公司負擔。故，中糧集團公司及東和盛源公司應當對由此給劉偉造成的合理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具體數額一審法院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予以酌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款 規定:「勞動爭議申請仲裁的時效期間為一年。仲裁時效期間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2007年10月，劉偉至北京市東城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訴，仲裁時效中斷。2008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08）二中民終字第13866號民事判決書。自此劉偉應當知道其權利受到侵害且其訴訟主體錯誤，但其時至2014年10月13日才再次申請仲裁，已超過了一年的仲裁時效，故其要求中糧集團公司賠償富鴻花園物業公司應向其支付的經濟補償金及生活費的訴訟請求，一審法院不予支持。
劉偉要求中糧集團公司補繳社保、就丟失其人事檔案一事書面道歉、賠償精神損失的請求不屬於人民法院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受案范圍，一審法院不予審處。
劉偉系城鎮戶口，故其要求賠償因不能補繳社會保險給其造成經濟損失的請求，於法無據，一審法院亦不予支持。
綜上，一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 之規定，判決:一、中糧集團公司、東和盛源公司於判決生效後7日內賠償劉偉因檔案丟失的經濟損失60000元；二、駁回劉偉其他訴訟請求。如果未按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 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中糧集團公司不服一審法院上述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其主要上訴理由是:1.一審判決適用法律不明確，沒有標明適用的實體性法律條文，只是寫明了適用的程序性法律條文。一審法院裁決依據為股東的清算責任，並不是基於勞動法律關系來認定責任，而對於股東的清算責任在實施部分並沒有作調查。2.一審判決確定中糧集團公司與東和盛源公司承擔劉偉因檔案丟失的經濟損失，但對於雙方承擔何種責任，應當承擔何種責任，沒有明確說明。一審法院認為劉偉檔案最後的存放地應為富鴻花園物業公司，中糧集團公司與東和盛源公司均為該公司的股東，對於股東承擔責任的依據以及最後責任承擔的比例，一審判決沒有明確提出，中糧集團公司對於一審判決的結論無所適從。3.劉偉自2003年從富鴻花園物業公司辭職後，對其檔案一事，一直未與原單位聯系，直到該用人單位進行清算時，無法核實劉偉檔案的存在與否。中糧集團公司認為，對於劉偉檔案丟失一事，劉偉應當承擔責任。綜上，中糧集團公司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依法改判中糧集團公司不支付劉偉因檔案丟失的經濟損失六萬元。
劉偉未向本院提交書面答辯意見，其在本院庭審中口頭答辯稱:劉偉不同意中糧集團公司的上訴理由。該案屬於勞動權益，也應按照相應的勞動權益來進行處理。中糧集團公司沒有新的證據推翻一審判決。劉偉離職時沒有解除合同，至今也沒有解除勞動關系，劉偉的檔案理所應當在公司存放。從劉偉被待崗到2008年起訴中糧集團公司時，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就向中糧集團公司提供劉偉的個人信息。2013年公司注銷，劉偉的聯系方式一致沒有變更，但是一直未得到聯系。富鴻花園物業公司解散的時候，中糧集團公司和大連中糧屬於總公司和全資子公司的關系，中糧集團公司理應承擔主要責任。東和盛源公司與中糧集團公司之間屬於中糧集團公司內部問題，不能以東和盛源公司現在與中糧集團公司沒有關系進行推脫。這些事情給劉偉造成了很多損失。
東和盛源公司二審未出庭應訴，亦未向本院提交書面答辯意見。
本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一致。
上述事實，有一審證據及各方當事人一、二審陳述等證據材料在案佐證。
本院認為:發生勞動爭議，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本案中，劉偉一審提交的另案材料證明劉偉的檔案2008年仍在富鴻花園物業公司。富鴻花園物業公司現已注銷，其與劉偉之間的債權債務應當由其股東中糧集團公司與大連中糧承擔，東和盛源公司作為改制後承繼大連中糧的權利義務的主體，一審判決確定中糧集團公司與東和盛源公司共同賠償劉偉因檔案丟失的經濟損失並無不當。中糧集團公司在二審中主張股東按照各自出資比例承擔的約定系股東之間的內部約定，不能對抗劉偉。中糧集團公司及東和盛源公司之間由此產生的債權債務關系，雙方可另行解決。中糧集團公司的上訴意見缺乏充分依據支持，本院不予認可。綜上，一審法院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處理並無不當，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 第一款 第（一）項 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一審案件受理費10元，由劉偉負擔5元（已交納）；由中糧集團有限公司、大連東和盛源進出口有限公司負擔5元（於本判決生效後七日內交納至一審法院）。
二審案件受理費10元，由中糧集團有限公司負擔（已交納）。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Ⅲ 中鐵電氣化局劉志遠判決書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3)二中刑初字第1530號。公訴機關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張曙光，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於江蘇省溧陽市，漢族，大學文化，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運輸局局長，曾任原鐵道部運輸局裝備部客車處處長、裝備部副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區。
被告人張曙光因涉嫌犯受賄罪於2012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被逮捕。
辯護人王大明，北京桓標律師事務所律師。辯護人楊希光，北京高文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以京檢二分刑訴[2013]0155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張曙光犯受賄罪，於2013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訴。
本院於同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於同年9月10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檢察員孫晴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張曙光及其辯護人王大明、楊希光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審判長宣讀法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經審理查明：2000年至2011年間，被告人張曙光分別利用擔任原鐵道部(以下簡稱鐵道部)運輸局裝備部客車處處長、裝備部副主任、運輸局局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廣州中車軌道交通裝備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單位在解決藍箭列車使用及列車配件銷售、技術產品應用、工程項目中標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上述單位負責人楊建宇、戈建鳴、王建新等人給予的款物共計摺合人民幣47 181 315.35元。案發後，涉案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張曙光主動交代了辦案機關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賄事實。
審判長宣讀張曙光第一起受賄事實。2000年至2011年間，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裝備部客車處處長、裝備部副主任、運輸局局長期間，接受廣州中車鐵路機車車輛銷售租賃有限公司(以下稱中車機車公司)、廣州中車軌道交通裝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中車軌道公司)法定代表人楊建宇的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上述兩家公司分別解決藍箭動車組租賃到期後繼續使用及列車空調設備銷售等問題提供幫助，為此先後在北京等地收受或者同意其情婦羅菲(另案處理)收受楊建宇送予的款物，共計摺合人民幣10102979.35元。
第二起受賄事實：2004年初，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裝備部副主任期間，在明知時任青島四方新誠志卓客車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誠志卓公司)董事的楊慶凱希望其幫助該公司獲得更多普通客車車輛內飾產品等配件的訂單業務，並進入動車組零配件供應商行列的情況下，在京都信苑飯店收受楊慶凱給予的人民幣3萬元。2006年11月，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期間，在明知時任新誠志卓公司董事長的楊慶凱有上述請託事項的情況下，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收受楊慶凱給予的美元1萬元，摺合人民幣78667元。
第三起受賄事實：2004年間，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裝備部副主任期間，接受青島亞通達鐵路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亞通達公司)總經理劉越勝的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裝備部研究南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四方公司)報送推薦亞通達公司引進國外蓄電池技術和集便器技術生產CRH2型動車組配件的方案時，同意該方案。2005年春節前後，張曙光在劉越勝對其支持表示感謝並希望其幫助亞通達公司參與300公里動車組業務之後，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收受劉越勝給予的人民幣10萬元。
第四起受賄事實：2005年至2006年間，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裝備部副主任、運輸局局長期間，接受中技國際招標公司(以下簡稱中技公司)總經理王康的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該公司在鐵道部中標「時速200公里及以上動車組技術引進國產化」項目、獲取較高代理費率等方面提供幫助，為此先後7次在辦公室等地共計收受王康給予的人民幣7萬元、美元4萬元和歐元1萬元，以上錢款共計摺合人民幣479538元。
第五起受賄事實：2005年、2007年及2009年春節期間，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裝備部副主任、運輸局局長期間，接受蘇城軌道交通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蘇城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洪發請求幫助該公司參與動車組車窗業務的請托，先後3次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收受徐洪發給予的錢款共計人民幣30萬元。
第六起受賄事實：2005年至2009年間，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期間，在今創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今創集團)總裁戈建鳴表示願意給其財物，並請其給予今創集團支持之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今創集團成為動車組輔助電源等配件的配套生產商及壓低外方談判條件等事項提供幫助，為此分別以需要用錢、參評中國科學院院士需要用錢為由，向戈建鳴提出需要用錢的具體數額，先後3次在京都信苑飯店收受戈建鳴給予的錢款共計人民幣800萬元。該款部分被張曙光交給妹夫王勇保存，部分被用於為羅菲買房，其餘被張曙光和羅菲揮霍。
第七起受賄事實：2007年間，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期間，在武漢正遠鐵路電氣有限公司(下稱正遠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新多次向其提出請托，請求幫助將該公司研發的交直交1600KW牽引變流技術和列車計算機網路控制系統轉化為產品應用於高鐵之後，指示該公司不要停止研究工作，為將來應用做准備，同時表示合適時讓該公司先進入地鐵檢驗，以後再進入高鐵領域。為此，張曙光於2007年至2009年間，以購買房屋、參評中國科學院院士為由，先後3次在北京收受王建新給予的錢款共計人民幣1850萬元。該款部分被張曙光用於購房，部分被張曙光交給王勇保存，其餘被張曙光和羅菲揮霍。
第八起受賄事實：2007年前後，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期間，接受無錫市萬里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稱無錫萬里公司)法定代表人談國良的請托，答應幫助該公司獲得300公里動車組的集便器業務。次年，張曙光接受談國良的請托，利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的職務便利，給時任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的李丕慶打電話，幫助無錫萬里公司催要集便器貨款，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後即付清無錫萬里公司的集便器貨款。為此，張曙光於2007年間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收受談國良給予的人民幣5萬元，於2010年春節前在家中收受談國良給予的人民幣10萬元。
第九起受賄事實：2009年3月間，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期間，接受北京博得交通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稱博得公司)法定代表人陳丙玉請求幫助該公司獲得時速380公里動車組列車車門項目的請托，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收受陳丙玉給予的人民幣500萬元。該款部分被張曙光交予王勇保存，其餘被張曙光、羅菲揮霍。
第十起受賄事實：2009年初，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期間，接受中鐵電氣化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稱中鐵電氣化局)總經理劉志遠請求幫助該公司獲得電氣化工程項目的請托，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收受劉志遠給予的人民幣30萬元，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幫助該公司於2009年6月中標哈大線電氣化工程項目。2010年3月初，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期間，接受劉志遠請求幫助該公司獲得電氣化工程項目的請托，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收受劉志遠給予的歐元3萬元，摺合人民幣272 625元。後張曙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幫助該公司於2010年8月至9月間中標南廣線和合蚌線等標段的電氣化工程項目。
第十一起受賄事實：2009年至2010年間，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期間，接受中鐵建電氣化局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稱中鐵建電氣化局)董事長薛之桂和總經理鄭斌的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該公司工程項目中標等事項提供幫助，先後5次在辦公室共計收受薛之桂、鄭斌給予的人民幣5萬元、歐元4萬元和美元2萬元，以上錢款共計摺合人民幣572556元。
第十二起受賄事實：2010年夏，時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的張曙光在吉林省長春市開會期間，在吉林省金豆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稱金豆集團)法定代表人金明南請求幫助該公司參與動車組座椅生產業務之後，在長春香格里拉飯店收受金明南給予的附有載明持卡人姓名及銀行卡密碼紙條的銀行卡3張，該3張銀行卡內共計存款人民幣200萬元。
第十三起受賄事實：2009年年底至2011年1月間，張曙光在擔任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期間，在中車機車公司法定代表人楊建宇的介紹下，接受雙雙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稱雙雙集團)法定代表人陳曉美請求幫助該公司參與有關列車電機項目的請托，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該公司與日本三菱電機株式會社合作提供幫助，為此於2010年6月、2011年1月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先後收受陳曉美給予的港幣100萬元和50萬元，共計摺合人民幣129.495萬元。
審判長宣讀法院對被告人張曙光辯解及辯護人辯護意見的核查及綜合評判的內容。對於被告人張曙光提出的辯解及辯護人提出的辯護意見，本院核查並綜合評判如下：
1、關於被告人張曙光所提其是在戈建鳴事先表示了要用錢就找他的情況下，才提出需要具體數額的錢款，其沒有索賄的辯解，以及辯護人所提戈建鳴事先向張曙光明確表示過如果需要用錢可以予以解決，不讓張曙光再找別人，張曙光收受戈送予的錢款不屬於索賄的辯護意見，經查，在張曙光向戈建鳴提出需要用錢之前，戈建鳴確向張曙光作出「要用錢就找他」等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應視為事先主動提出願意給張曙光財物的概括表示，張曙光在此情況下向戈建鳴提出需要用錢及具體用錢數額，不屬於索賄，故該部分辯解及辯護意見成立，本院予以採納。
2、關於被告人張曙光所提在本案中其未做損害國家利益之事的辯解，以及辯護人所提張曙光在收受他人財物的過程中沒有為請託人謀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其在為請託人辦理請託事項時，能夠堅持不損害國家利益的底線，嚴把安全關和技術、質量關，按各項規章和程序辦事，沒有打招呼干涉企業正常招標的辯護意見，經查，該部分辯解及辯護意見基本屬實，但其中提到的張曙光的行為均為其職責所系，不足以成為對其從寬處罰的理由，故本院對該部分辯解及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3、關於被告人張曙光所提有的受賄沒有刻意為他人謀利；為部分企業與外方談判是為國家整體利益和減少國家高鐵建設成本，其行為不同於直接為他人謀利的辯解，以及辯護人所提張曙光作為高鐵技術引進的負責人，在中外企業的合作談判中維護國家利益，使中方相關企業也獲得了利益，張曙光的此行為與其直接為中方企業謀利有本質區別，張曙光收受款物數額絕大部分具有人際人情交往的屬性，在量刑上有可寬宥之處的辯護意見，經查，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據此規定，故意為他人謀利與刻意為他人謀利，直接為他人謀利與間接為他人謀利，對於認定受賄罪均無本質區別；鑒於被告人張曙光受賄情節特別嚴重，其未刻意為他人謀利和未直接為他人謀利均不足以對其從寬處罰。本案中張曙光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均屬於其利用職務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權錢交易，並不具有人際人情交往的屬性。故本院對該部分辯解及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4、關於辯護人所提指控張曙光的部分受賄犯罪還停留在承諾、許諾所請託事項的階段，張曙光尚未辦理請託事項的辯護意見，經查，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的相關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明知他人有具體請託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託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即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故張曙光的部分受賄犯罪雖停留在承諾、許諾所請託事項的階段，亦已構成受賄罪的既遂，該情節不足以成為對張曙光從寬處罰的理由，本院對該部分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5、關於辯護人所提張曙光沒有為楊慶凱、徐洪發提供幫助，拒絕了陳丙玉、金明南的請托的辯護意見，經查，張曙光在偵查階段的供述與證人楊慶凱、徐洪發、陳丙玉和金明南的證言相互印證，證實張曙光明知該四人送予財物的目的和請托內容，雖然張曙光曾拒絕陳丙玉和金明南的請托，但此後其在明知該二人具有具體請託事項時仍收受該二人送予的財物，應認定其承諾為楊慶凱、徐洪發、陳丙玉和金明南所在單位謀取利益，其收受該四人送予財物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的既遂，故本院對該部分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6、關於辯護人所提張曙光認為多次出國收受王康送予的外幣屬於王康所在公司為引進項目而支出的各種費用中的一種，張曙光主觀上存在認識錯誤的辯護意見，經查，張曙光在偵查階段已供述自己清楚王康多次送其外幣的目的，一是保持項目做下去，二是在每個項目中在代理費的確定上其能幫助說好話。該供述與王康的證言等證據可相互印證，辯護人所提張曙光主觀上存在認識錯誤的意見無證據支持，不能成立，故本院對該部分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7、關於辯護人所提王建新是希望張曙光在技術上給予幫助，並為其自主研發的兩項技術有朝一日用於鐵路機車上提供支持，張曙光未因收受王建新的錢物而為其謀取不當利益的辯護意見，經查，證人王建新的證言及被告人張曙光的供述均證明王建新並非希望張曙光在技術上提供幫助，而是希望張曙光利用職務便利為王建新公司的兩項技術應用於動車組提供幫助，供證一致，足以認定；張曙光明知王建新的請託事項而收受王建新的財物，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張曙光是否為王建新謀取不當利益不影響張曙光受賄罪名的成立，故本院對該部分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8、關於辯護人所提張曙光始終如實供述收受賄賂的有關犯罪事實，構成坦白；主動交代辦案機關不掌握的多項犯罪事實，應認定為自首的辯護意見，經查，張曙光確有坦白情節；其主動交代辦案機關不掌握的犯罪事實與辦案機關已掌握的犯罪事實屬於同種犯罪事實，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四條規定，張曙光主動交代行為不構成自首。故本院對該部分辯護意見中構成坦白的意見予以採納，對其餘構成自首的意見不予採納。
9、關於辯護人所提張曙光在接受調查之初檢舉了他人的犯罪線索，為我國鐵路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應認定為有重大立功表現的辯護意見，經查，現無證據證明張曙光檢舉他人犯罪線索對他人犯罪案件的偵破起到實際作用；其為我國鐵路建設和發展作出的貢獻並非到案後實施的行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第七條的規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的相關規定，不構成立功，故本院對該部分辯護意見不予採納。
10、關於辯護人所提張曙光沒有前科，案發後認罪悔罪，積極聯系家人退賠贓款贓物，涉案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或退回的辯護意見，經查，該部分辯護意見屬實，本院酌予採納，並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本院認為：被告人張曙光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4700餘萬元，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受賄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依法應予懲處。被告人張曙光所犯受賄罪罪行極其嚴重，論罪應當判處死刑，鑒於其因涉嫌受賄被調查後，主動交代了辦案機關尚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賄事實，認罪、悔罪，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張曙光犯受賄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唯在張曙光向戈建鳴提出需要用錢及具體用錢數額前，戈建鳴已向張曙光作出了願意給予其財物的概括表示，指控該起事實為索賄不當；張曙光同意楊建宇為羅菲購買的兩塊手錶均為羅菲選定後由楊建宇代為支付貨款，應以楊建宇實際支付的貨款認定張曙光的受賄數額，將上述兩塊手錶的鑒定價格指控為張曙光的受賄數額不當，本院不予支持。根據被告人張曙光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四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張曙光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期間，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核准之日起計算)，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二、在案扣押款物予以沒收，上繳國庫，超出犯罪所得部分作為被告人張曙光的個人財產，並入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項執行(清單附後)。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