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壹』 美國著名的辛普森案

經典案例參考：前世紀審判——辛普森殺妻案
作 者：陳 偉

橄欖球超級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涉嫌殺人案，震驚全美，堪稱20世紀美國社會最具爭議的世紀大案之一。不少人認為，辛普森腰纏萬貫，不惜花費重金，聘請了號稱天下無敵的"夢幻律師隊"（Dream Team）為自己開脫罪名。這幫律師唯利是圖，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利用美國社會的種族矛盾以及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漏洞，把掌握著"如山血證"的檢察官和警方證人駁得目瞪口呆，最後說服了陪審團全體成員，將殺人兇手無罪開釋。這場全球媒體矚目一時的"世紀審判"（Trial of the Century），無疑是對美國司法制度的極大諷刺和嘲弄。

然而，事過多年之後，根據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檔案和涉案當事人的回憶，人們驚奇地發現，洛杉磯市警方在調查案情過程中，未能嚴格遵循正當程序，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失誤，致使辛普森的律師團能夠以比較充足的證據向陪審團證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殺人元兇，很有可能有人偽造罪證，用栽贓手法嫁禍辛普森。

（一）有錢未必能使鬼推磨

談起辛普森一案，無論黑人白人都承認，假如辛普森是個雇不起一流律師的窮光蛋，那他非進大獄不可。這就叫"有錢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個理兒。可是，如果細琢磨一下，這個理兒好像又有點兒說不通。原因在於，若是論有錢，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Mike Tyson）比淡出體壇多年的辛普森有錢得多。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強奸遭到起訴後，盡管他同樣花費天文價格，聘請了一幫名律師出庭辯護，但仍然無法擺脫被定罪的命運，在大獄里結結實實地蹲了好幾年。那麼，何以泰森落入正義之網，而辛普森卻能逍遙法外呢？

有一種解釋是，泰森案陪審團以白人為主，而辛普森案陪審團成員多為黑人。黑人特別抱團，自然會偏向黑人球星。但是，這個說法同樣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審員中，雖然有9名是黑人，其中卻有8位是女性。一些研究陪審團的專家認為，這一構成對辛普森特別不利。根據美國學者對"黑人女性最討厭啥樣兒的黑人男性"這一社會學課題的統計和調查，最讓黑人女性來氣的黑人爺們兒有兩種：一種是出名發財後立馬就娶一個白妞兒當老婆的燒包；一種是動不動就對媳婦拳打腳踢的粗漢。而辛普森恰好把這兩種壞樣兒全佔了。

辛普森於1947年生於舊金山市的黑人貧困家庭。他曾獲得全美大學橄欖球聯賽的最高榮譽獎海斯曼獎。進入職業聯賽後，他先後在紐約水牛城鷹嘴隊（Buffalo Bills）和舊金山淘金者隊（San Francisco 49ers）擔任主力，創造過一個賽季帶球沖刺2003碼的驚人記錄（至今未被打破），被譽為橄欖球職業比賽史上的最佳跑鋒。退出體壇後，辛普森又投身影視和廣告業，在電影《裸槍》（Naked Gun）和《殺手勢力》（Killer Force）中扮演主角；在美國廣播公司（ABC）和國家廣播公司（NBC）擔任體育評論員；在美國最大的計程車公司赫茲（Hertz）擔任形象大使。另外，由於英文橙汁（OrangeJuice）一詞的縮寫恰好與辛普森名字的縮寫OJ一樣，所以佛羅里達一家飲料公司特意邀請他拍攝橙汁的促銷廣告，使OJ這個英文縮寫成為美國體育英雄和超級廣告明星的代名詞。

辛普森成名之後，一向有"花花公子"和"外黑內白"的名聲。與空中飛人喬丹（Michael Jordan）和魔術師約翰遜（Magic Johnson）等著名黑人球星不同，辛普森對贊助黑人貧民區的活動和投資項目毫無興趣，卻熱衷於躋身富有白人的高爾夫球俱樂部。除了幼年好友柯林斯外，他的哥們兒無一例外都是白人。同時，他也只對白人性感女郎感"性趣"。為了"脫黑"，他甚至不惜重金聘請語音校正專家，反復練習，改掉了一口濃重的黑人貧民區口音。1977年，辛普森在一家高級餐廳與漂亮迷人、金發碧眼的白人女侍者妮可·布朗（NicoleBrown）一見鍾情，不久便與第一任黑人妻子離異。1985年辛普森與妮可結婚後，因妮可懷疑他在外面有"二奶"，兩人關系開始出現裂痕。妮可曾多次打電話報警，指控辛普森對她拳打腳踢。

辛普森案後，幾位黑人女性陪審員一再表示，她們並未因被告是黑人而影響裁決，或對被告產生任何個人好感。在揚名天下、腰纏萬貫之後，辛普森休掉黑人糟糠之妻，另娶白人金發女郎一事，極大地傷害了全美黑人女性的自尊心；而辛普森打罵白人妻子的粗暴行為，更使普天下不分膚色的所有女性不寒而慄。另外，在美國的刑事案審判中，12名陪審員中只要有1人持有異議，就會出現"死鎖"（Dead Lock）現象，即所謂"懸而未決的陪審團"（Hung Jury）。在此情況下，法院要重定開庭日期，控辯雙方要重選陪審員聽證和審案。所以，辛普森案陪審團做出被告無罪的一致判決，與黑人構成陪審團主體並無絕對和必然的關系。

那麼，陪審團究竟憑啥得出了被告無罪的一致結論呢？依照美國法律，作出判決的唯一依據只能是證據。美國是一個司法公開的國家，不僅刑事審判對公眾開放，而且重大刑事案件的原始檔案，如法庭記錄、起訴書、證人供詞、審問筆錄、旁證材料、法醫鑒定書、檢方和辯方律師的開庭陳詞和總結陳詞等，在結案後都要全部對公眾開放。根據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檔案，陪審團之所以判定辛普森無罪，與警方和檢方在辦案和起訴過程中出現重大失誤，使呈庭證據無法令人信服有直接關系。

（二）警方辦案三大失誤

盡管辛普森案是所謂世紀大案，但是，從這個兇殺案的刑事調查過程來看，洛杉磯市警方在偵破案件、搜集罪證、遵循正當程序等方面漏洞百出，涉案警官和刑事檢驗人員的專業素養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根據已公開的刑事調查記錄和涉案當事人的回憶，警方在辦案過程中至少出現了三個重大失誤，對這個謀殺案的結局產生了極大影響。

1.忽視現場勘查常識
1994年6月12日深夜11點50分，在洛杉磯市西區邦迪街（Bundy），一條名貴的純種日本狼狗狂吠不已，爪子上沾滿血跡，使一對散步的夫婦心生疑惑，尾隨這條狼狗，來到一座西班牙式高級公寓樓前，結果發現了兩具鮮血淋漓的屍體。他們嚇得魂不附體，立刻狂敲隔壁住家大門，想借電話報警。但是，深更半夜的敲門聲，卻把宅主嚇得半死，以為來了劫匪，便立刻打911電話報警。洛杉磯市警署兩位警官接警後，火速趕到現場，發現是一宗惡性人命案後，他們便呼叫重案處的刑警前來增援。

大批刑警趕到現場後，經初步調查，證實被害的白人女子35歲，名叫妮可，是黑人橄欖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被害的白人男子25歲，名叫戈德曼（Ronald Goldman），是附近一家義大利餐館的侍者。兩人皆因利刃割喉致死。妮克的脖子幾乎被割斷，咽喉和頸椎骨都裸露在外，刀口噴著鮮血；戈德曼身中30餘刀，死於頸部靜脈斷裂和胸腹腔大出血。兇殺現場血腥彌漫，慘不忍睹。辛普森與妮可的兩個孩子尚在二樓熟睡，沒有目睹這可怕的場面。

死者身份辯明後，西區警察分局局長布歇（Keith Bushey）決定，派幾位刑警趕赴相距約4公里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無恙的消息，並讓辛普森著手安排把兩個受驚的孩子帶回家。另外，警方考慮到辛普森是被害人前夫，他的安全也在警方的關注之處中。這時，一位名叫福爾曼（Mark Fuhrman）的白人刑警自告奮勇，要求帶隊前往。在1985年的一次家庭糾紛中，妮可被辛普森毆打後報警，福爾曼曾上門處理過他們的家庭暴力案，知道辛普森住宅的准確地址。於是，主持調查兇殺案的瓦納特（Philip Vannatter）警長便率領福爾曼等四名警探驅車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長從第一犯罪現場直接調派警官前往辛普森豪宅的決定，鑄成了警方的第一個重大失誤。原因在於，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進入過血跡遍地的第一殺人現場勘察，他們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跡。照常理，布歇局長應當派幾位壓根兒就沒進入過第一現場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一現場的血跡與後來被警方宣布為第二現場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跡發生交叉沾染，這是刑事案現場勘查的基本常識。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卻完全忽視了這種常識。在採集證據和保護現場方面，警方也出現了很多忽視常識的重大失誤。案發之後，大批刑警和刑事檢驗人員迅速來到現場，但法醫卻跚跚來遲，在案發10小時後才來到現場，錯過了准確地鑒定被害人死亡時間的最佳時機。法醫在解剖屍體時，不但沒對屍體進行X光檢查和採集妮克的右手指紋，而且對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醫學鑒定，致使破案線索大大減少。為了"保護"現場，警方人員順手從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幾條白被單，小心翼翼地蓋在了屍體之上。可是，由於辛普森與妮克離婚後仍然藕斷絲連，案發數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過夜，並經常來公寓看望孩子，被單上難免會有他的頭發或皮屑，結果致使檢方呈庭證據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據案發現場照片，辯方專家發現，妮可屍體裸露的肩膀上有七點血滴。從這些血滴的形狀和滴落方向看，它們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根據常識推理，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後，有人流著血從她屍體旁走過時滴落的。因此，如果這些血滴不是來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兇手滴落的。這樣，如果能證明這些血滴屬於辛普森，那麼他的嫌疑便倍增。可是，當辯方專家向警方檢驗人員提出查驗這些血滴時，他們深感驚訝，因為警方完全忽視了這些血滴的重要性。妮可的屍體在解剖前已進行沖洗，這些血滴永遠消失了。

2.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6月13日清晨5點，四位白人刑警來到建有圍牆的辛普森住宅。他們在前門按了很久電鈴，但一直無人應門。這時，福爾曼獨自一人，沿圍牆搜索了一圈，發現圍牆後門的路上停著一輛白色福特野馬型越野車。經細心觀察後，福爾曼高聲叫瓦納特警長過來察看，說在駕駛員位置的車門把手上發現了微小血跡。溫納特和另兩位警官看到血跡後大驚失色。他們擔心住宅內的人有生命危險，便決定進入住宅，進行緊急搜查。

這一搜查之舉，對這個世紀大案的結局有很大影響，因為警官們當時沒有搜查許可證。依照美國的司法觀念，警察是一種合法的暴力和必要的邪惡，對這一機構的權力必須予以嚴格限制，否則它將淪為專制暴君和貪官污吏禍國殃民的工具。想當年，為了防止官府和警察為非作歹，濫用權力，任意搜捕和禍害小民百姓，美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明文規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據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證，並詳細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或扣押狀。西諺中所謂"私宅就是一個城堡，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的提法，具體地落實在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之中。

1914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訴美國案（Weeks v United States,1914）中首次明確規定，聯邦法院在審判時，必須把警方用非法搜查手段取得的證據排除在外，這是美國警方人人皆知的"排除規則"（Exclusionary Rule）。1961年，最高法院在邁普訴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1960）中規定，"排除規則"同樣適用於各州法院。據此判例，警務人員若要進入民宅搜查，必須向法官宣誓擔保，不但要以書面形式列舉證據和理由，而且要詳細說明搜查的地點、范圍和時間。經法官審核批准，頒發許可證之後，才能進入民宅搜查。另外，警察只能在許可證規定的范圍內行動，並應在搜查後向法庭提交所獲證據報告。警察如果違法搜查，不但會受到警紀嚴懲，而且會造成所獲證據在法庭審判時一概作廢的嚴重後果。法官如果違規頒發搜查證，將面臨被彈劾和遭到刑事起訴的危險。

在美國的司法判例中，涉及搜查和扣押的規定千變萬化。幾乎在每一起刑事案中，辯方律師的首要工作，就是挑戰警方搜查和採集證據的程序是否合法。但是，有關搜查的法律法規極為復雜，缺乏清晰明確的規定。比如，警察攔截和搜查平民違法，但是，如果有人超速駕車，則警察有權攔截駕車人並開出罰單。但如果警察趁機要求搜身和搜車，則駕車人有權當場拒絕。可是，如果警察無意中在車後座發現了類似大麻的煙蒂，在沒有搜查許可證的情況下，警察是否有權搜車？如果警察搜遍全車後沒發現毒品，卻意外地發現了非法槍枝，那麼，警方的搜車行動是否違憲？搜獲的非法槍枝是否能作為呈庭證據？對於這些復雜的法律問題，並無統一的標准和答案，只能由法官在審判時審時度勢，酌情裁決。

20世紀60年代後，由於犯罪率急劇上升，"排除規則"遭到美國社會各界極大指責。批評者認為，過於嚴格地實施"排除規則"，將會給警方破案造成極大困難。在很多情況下，僅僅由於警方粗心大意或急於求成，未能嚴格遵循程序，致使很多罪犯在鐵證如山的情況下逍遙法外。尼克松總統執政後，先後任命了四位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要職，試圖推翻或修正"沃倫法院"那些對罪犯"心慈手軟"的判例。此後，最高法院對"排除規則"的解釋略有改變。1984年，最高法院在美國訴里昂案（United States v Leon,1984）中規定，當搜查不完全合乎程序要求時，如果警方的所作所為具有"良好誠信"（Good Faith）和"合理相信"（Reasonable Belief），法院在審案時可以引用搜獲的證據。

在辛普森案中，涉案四名警官皆為老手，每人都有20年以上刑事偵查經驗。對於限制警方搜查的案例和法規，他們恐怕比初出茅廬的律師了解得還要多。稍有法律頭腦的警官都應明白，美國訴里昂案的裁決雖然對警方有利，但這個判例對所謂"良好誠信"和"合理相信"的解釋模稜兩可、含糊不清。而體壇巨星辛普森涉嫌殺人一案，毫無疑問將是轟動全美的世紀大案。為了防止被辯方律師鑽空子，警方應當格外謹慎，嚴格遵循法律程序。

在辛普森案中，從當時福爾曼發現血跡和長時間無人應門的情況看，四位警官擅闖民宅之舉，勉強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但是，警官們進入住宅後，一旦發現辛普森及其家人沒有生命危險，就應停止搜查。只有當與法官取得聯系，申請到搜查許可證後，才能對辛普森住宅進行合法搜查。

但令人費解的是，在沒有面臨迫在眉睫危險和非緊急情況下，福爾曼警官獨自一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內繼續搜查，結果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個重大失誤。決定進入住宅後，福爾曼自告奮勇，搶先翻越圍牆，從裡面打開前門，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可是，按了很久的電鈴，仍然無人應門。於是，他們繞行到住宅後邊，去三間獨立客房敲門。在第一間客房，有一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來應門，他自稱是辛普森的哥們兒，名叫凱林（Kato Karlin）。他告訴警察，辛普森和第一任黑人太太生的大女兒住在隔壁第二間客房。當刑警們把辛普森女兒從夢中敲醒後，瓦納特焦急難耐地向她詢問辛普森的去向。她回答說，父親已於昨夜趕搭飛機到芝加哥，參加一場赫茲公司很早就已經安排好的高爾夫球商業比賽。警官當即打長途電話給辛普森，告知他前妻遇害的噩耗。辛普森聞訊大驚，表示將迅速趕回洛杉磯。

當瓦納特等人詢問辛普森女兒和打電話時，福爾曼在隔壁單獨盤問凱林，打聽昨晚有無異常情況。凱林稱，大約在晚上10時45分左右，他聽到客房背後一聲巨響，牆壁上的掛畫都被震動得搖晃起來，他當時以為是輕微地震，沒放在心上。福爾曼疑心大起，立即拔出手槍，獨自一人、單槍匹馬地到客房後搜查。大約18分鍾後，福爾曼高聲叫來其他刑警，說在屋後懸掛式空調機下的走道上，發現了一隻沾有血跡的右手黑色皮手套，這只手套與在兇殺案現場發現的另一隻手套相配。但是，在血手套現場沒發現其它血跡以及可疑的腳印和痕跡。福爾曼解釋說，估計在半夜三更、黑燈瞎火之時，兇犯潛逃在屋後，一不留神撞在了空調上，在驚慌失措中遺落了手套。

發現血手套後，刑警們又找到了更多線索。他們發現，在圍牆前門車道，以及從前門通往住宅大門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跡。這樣，警方認為已有足夠理由懷疑辛普森是兇殺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為兇殺案第二犯罪現場，正式向法官申請搜查許可證。在後來的搜查中，福爾曼在二樓卧室的地毯上發現了一雙沾有血跡的襪子，它成為指控辛普森涉嫌殺人的重要證據之一。

可是，福爾曼在沒有搜查許可證和非緊急情況下，單槍匹馬地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使警方出現了涉嫌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嚴重問題。依照美國法律，在某些人命關天的特殊情況下，警官可以用電話或其它現代化通訊手段與法官取得聯系，法官了解現場情況後，可以口頭授權警察進行搜查。只有在面臨生命危險或罪證可能被銷毀的緊急情況下，警察才能破門闖入民宅搜查。可是，警官們進入辛普森住宅後的境遇並非如此。

在預審時，辯方指控白人警探心懷偏見、先入為主，早在案發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內定為主要嫌犯，然後故意尋找借口，闖入民宅非法搜查。這樣，假如法官判決警方違憲，則搜獲的血跡和血手套都會成為"壓下不用的證據"（suppressed evidence），不能在審判時呈堂。但法官聽取了警方的辯解後，裁決搜查行為合法。盡管如此，在庭辯期間，面對辯方律師的窮追猛打，福爾曼死活也解釋不清，作為一個有多年刑事偵察經驗的老手，在非緊急情況下，明知沒有搜查許可證，為何仍然獨自一人、單槍匹馬地在住宅內大肆搜查？辯方藉此懷疑，福爾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闖入住宅搜查，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用栽贓手法嫁禍被告。

3.警官攜帶血樣返回現場
6月13日中午12點，當辛普森從芝加哥匆忙趕回洛杉磯時，警方已封鎖了他的住宅。主持調查的瓦納特和蘭吉警官讓他到警署總部來一趟，澄清一些疑點，辛普森當即隨口答應。

這時，辛普森的私人律師要求隨同前往，但辛普森堅持說，自己與兇殺案絕對無關，用不著律師。在盤問開始之前，瓦納特向辛普森宣讀了"米蘭達告誡"，提醒他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請律師在盤問時在場。但辛普森同意放棄沉默權，獨自一人與兩位刑警談了半個多小時，希望能給警方提供一些破案線索。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殺人兇手，沾有血跡的手套和襪子還遺留在客房後和卧室地毯上，殺人時刺破的手指傷口未愈，就是借他10個膽，恐怕他也不敢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地與經驗豐富的刑警周旋。在案發當天那種心緒激盪、大受刺激的情況下，如果他在盤問過程中顛三倒四、自相矛盾、謊言連篇、破綻百出，他的口供將成為檢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在美國社會中，犯罪嫌犯擁有沉默權的"米蘭達告誡"家喻戶曉。如果心懷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絕審問，或者至少要求律師在審問時坐鎮壓驚。但是，辛普森並沒這樣做。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白白浪費了單獨審問辛普森的千載良機。在多年的破案生涯中，警官們似乎已習慣於嫌犯像榆木疙瘩一樣一聲不吱，極少碰到過嫌犯自願地放棄沉默權的好事，把盤問嫌犯的謀略和技巧早就忘得一干二凈。在審問過程中，兩位刑警非常客氣，沒有盤問辛普森在案發之日的具體行蹤，他們提出的問題既缺乏邏輯又不連貫，遠遠低於警校低年紀學生水準。按常理，警官們應當刨根問底，窮追猛打，盡可能地套出更多口供，把盤問一直進行到辛普森不願回答問題或請求律師在場時為止。可是，警官們竟然草草收兵，主動結束了審問。這樣，警方既沒得到任何破案線索，也沒得到任何可以用來起訴辛普森的口供。事後，主持起訴的檢察官氣得七竅生煙。

在審問過程中，瓦納特告訴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內發現了一些可疑血跡。辛普森當即表示，願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樣品，以便澄清真相。於是，警署的護士便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樣品。按常規，為了防止血樣凝固和變質，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樣中添加了防腐劑（EDTA）。這時，瓦納特注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綳帶扎住，且有腫脹跡象。辛普森解釋說，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對於弄破的具體時間，他解釋得含含糊糊，前後矛盾。徵得辛普森同意後，瓦納特指揮攝影師將傷口拍攝下來。值得一提的是，辛普森此時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雖已頒發搜查許可證，但尚未正式頒發逮捕令。辛普森如果心裡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絕與警方合作，拒絕抽取血樣和拍攝傷口照片。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樣後，瓦納特警長並未將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遙的警署刑事化驗室，反而卻攜帶血樣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兇殺案現場。整整三個小時之後，瓦納特才磨磨蹭蹭地將血樣交給了刑事檢驗員丹尼斯·馮（Dennis Fung），後者當時正在現場取樣勘查。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居然手持嫌疑犯的血樣，在血跡遍地的兇殺案現場遛達了三個小時之久。在庭審時，面對辯方律師的質問，瓦納特解釋說，根據工作條例，所有證據必須先登記編號，然後才能送交刑事化驗室存檔。而丹尼斯·馮正是負責登記編號的警員，所以他才攜帶血樣回到了犯罪現場。可是，辯方死死抓住這個重大疑點，大加渲染。辯方律師卡克倫把瓦納特和福爾曼貶稱為"一對騙子"。使陪審團對警方涉嫌違法亂紀、栽贓陷害的疑慮大大加深。

瓦納特身攜血樣返回第一犯罪現場，鑄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個重大失誤。在庭審時，警署護士出庭作證時說，他那天從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約7.9至8.7毫升血液樣品。可是，辯方專家在警方實驗室只發現了6.5毫升的血樣。換言之，大約1.4至2.2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樣品竟然不翼而飛。辯方藉此懷疑，瓦納特攜帶血樣回到第一犯罪現場，很可能是為了借機偽造證據。

（三）公路追捕與刑事起訴

警署審問和抽取血樣之後，辛普森得知自己已淪為頭號嫌疑罪犯。為了避開新聞媒體的騷擾，他暫時躲在一位律師朋友位於半山腰的神秘豪宅中，開始籌組"夢幻律師隊"。辛普森借用橄欖球術語，給自己掛上了球隊老闆兼指導的頭銜。負責協調指揮全隊進攻的"四分衛"（Quarterback）角色，由大名鼎鼎的猶太裔律師薩皮羅（Robert Shapiro）擔任。他曾出任好萊塢影星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的律師。沖鋒陷陣的跑鋒要職，由著名黑人律師柯克倫（Johnnie Cochran）擔任。此公在70年代出任過洛杉磯市副檢察長，後來下海開業，成為法律界聲望極高的大律師，曾幫助音樂巨星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打過官司。

薩皮羅律師人脈極廣，頗有運籌帷幄之才。他從波士頓請來了著名刑事律師李貝利（Lee Bailey），此公被譽為美國律師界最拔尖的盤詰高手之一；從紐約請來了舍克（Barry Scheck）律師，他是擅長在刑事案中應用DNA證據的頭號權威；從阿爾巴尼請來了解剖和法醫專家貝登（Michael Baden）博士，他曾在肯尼迪總統被刺案中擔任首席法醫。由於辛普森案的管轄權屬於加州法院，應用加州法律和司法判例，薩皮羅邀請加州法律專家、加州大學聖塔克拉拉校區法學院院長烏爾曼（Gerald Uelmen）入伙，他曾為"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1971）的主角艾爾斯伯格（DanielEllsberg）擔任過辯護律師。

陣容如此強大，薩皮羅仍不放心，由於警方涉嫌非法搜查，事關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薩皮羅又說動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德肖維奇（Alan Dershowitz）加盟。這位教授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哥德伯格（Arthur J. Goldberg,1962-1965任職）的法律助理，是全美聲望極高的憲法權威和上訴律師。為了確保勝訴，薩皮羅又叫上康涅狄格州警政廳刑事化驗室主任李昌鈺（Henry Lee）博士出任專家證人。此公是美籍華裔刑事鑒識專家，以精湛、獨特的刑事偵查與證據鑒識技術享譽國際警界，因屢破奇案被媒體譽為"當代福爾摩斯"。此外，辛普森懸賞50萬美元巨款，獎勵提供破案線索的舉報人，並僱傭了幾位著名私人刑事偵探調查兇殺案真相。據行家估算，維持"夢幻律師隊"正常運作的全部開銷，至少應在600萬美元上下。

6月17日上午8點，即案發5天後，根據現場血跡化驗和DNA測試結果，檢方決定立案起訴辛普森。警方要求他在上午10點准時投案自首。此時，"夢幻律師隊"中的薩皮羅律師、貝登博士、李昌鈺博士等人正在向辛普森了解案情，從他身上採集頭發和血液等檢驗樣品。薩皮羅以辛普森情緒低落、心理不穩為理由，請求警方延緩幾個小時。上午11時，警方拒絕了延緩的請求，並派出刑警前往神秘豪宅逮捕辛普森。

中午12時左右，當刑警趕到豪宅時，辛普森突然失蹤了。臨行前，他留下了一封訣別信，信中說："我與妮克之死毫無關系。我愛她，一直都非常愛他，而且將永遠愛她。如果我們之間有什麼矛盾的話，那隻是我愛她太深。"結尾寫道："請不要為我悲傷，畢竟我一生輝煌，又有好友無數。請大家記住真正的OJ，而不是眼前這個在人生中迷失方向的人。"下午3時，警方在電視上了公布了辛普森的照片和汽車牌照資料，宣布他是在逃通緝犯。薩皮羅律師召開記者招待會，向媒體宣讀了辛普森的訣別信，並在電視上請求辛普森不要輕生。

那麼，辛普森打算遠走高飛、畏罪潛逃嗎？似乎不太像。當天下午5點56分，警方在加州高速公路上發現了辛普森的白色野馬車。在長達約6個小時的時間中，他乘坐的越野車一直在洛杉磯市郊徘徊。

據辛普森自己解釋，他只是到安葬妮克的墓地去了一趟，悲痛欲絕。駕車司機是辛普森的鐵哥們兼隊友柯林斯，他一邊駕車一邊用汽車電話與警方通話，聲稱辛普森此時躺在後坐，手持槍支，情緒沮喪，如果警方強行截車捕人，辛普森有可能會自殺。

6月17日下午，恰好是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總決賽的第五場，紐約尼克斯隊大戰休斯頓火箭隊。筆者那天球賽看得正來勁兒，沒想到，當警方發現了辛普森的越野車後，全美各地電視台突然臨時中斷節目，畫面一律改為現場直播警車跟蹤白色野馬車的實況，真讓人掃興。這時，辛普森終於開始與警方對話，他同意束手歸案，但要求先回趟家，跟沒娘的孩子和家人打聲招呼。警方擔心出人命，便同意了他的請求。這樣，白色

『貳』 美國哪個總統是法院判決老不什還是小不什

是老布希。
影響美國25大案(24):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2008-03-28 14:11:29網友評論 8 條 點擊查看
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上演了一場好萊塢經典大片式的悲喜劇。經過36天的總統難產之後，最後一錘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選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與法治的平衡 一個永恆的難題
美國最高法院多數派的裁決受到了自由派的廣泛批評和質疑。有人嘲笑說，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投了小布希兩次票：一次在11月大選中，一次在12月的裁決中。批評主要集中在司法對政治的干預和對民主原則的違反。
在美國，選舉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根據美國「偉大的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留下的憲政遺產，法院一般不應介入政治問題。但人民的選舉權乃是人民的一項根本的憲法權利，當整個問題涉及人民的選舉權時，法院是否應該介入？如果按照沃倫法院在著名的貝克訴卡爾案（Baker v.Carr）中確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應當。（最高法院在該案中裁定，各州議員選區劃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也是公民憲法權利的平等保護的法律問題，因此法院有權干預。）但問題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稱，奉行司法克制哲學，它的介入難免有黨派傾向之嫌，有損司法獨立的美名，因此，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次大選「開創了由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總統大選爭議的先例，打破了美國憲政中三權分立的神話」。
這個評論可能過於絕對，因為這里涉及到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拋開黨派政治因素不談，如果認為60年代沃倫法院對貝克案的判決是正當的司法干預，有助於美國民主制度完善，那麼同樣道理，也很難說大選案不是正當的司法干預、不有助於美國大選政治的穩定，因為按傳統的標准，兩者分別涉及州議員的選區和總統選舉的地方選票問題，都是不適合聯邦司法解決的地方政治問題，因此不能因為是開明派的干預就說是正當，保守派的干預就是越權。（據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在審理布希訴戈爾案之前，超過70%的被訪問者[包括小布希和戈爾陣營的人]認為最高法院是解決選舉糾紛最值得信賴的機構，並且能夠對案件作出公平判決。最高法院判決後第二天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80%的民眾准備接受小布希為他們的總統。）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兩，因為佛羅里達最高法院人工計票決定在先，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後。一位美國教授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過是對佛羅里達高院「非法」的反擊。如果在原則上認可佛羅里達高院司法干預的合法性，就很難不贊成聯邦最高法院干預的合理性，因為總統選舉人的產生顯然與憲法及聯邦法律密切相關。（國內知名美國憲政學者張千帆教授也認為：「因此，問題並不在於法院是否應該干預，而是究竟哪個法院應該干預，並且其決定應被作為最終決定而獲得尊重。」他認為佛羅里達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適合。摘自《論美國總統大選的憲政問題》，原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4期第415頁。）唯一可以指責的是，倫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張限制聯邦權力，強調限制平等保護條款的適用范圍，突出保護各州的權力，而它在大選案上的態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這次選舉糾紛處理過程中，政治化傾向顯而易見。州務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時還是共和黨在佛羅里達競選委員會的兩主席之一，因為這次選票爭議，她一時成為全國性人物，在2002年美國國會選舉中順利當選為眾議院議員）與棕櫚灘等縣選舉委員會之間的選舉法許可權之爭，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對哈里斯決定的兩次否定，聯邦最高法院決定的涇渭分明，都顯示出黨派意志的較量。為此，《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爾先生（Mr.Gore）為美國人民挨了一槍子兒。這打在美國人民胸口的一槍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們出於政治的動機裁定布希為總統。」不過，所有這些政治較量都限於對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沒有背離法律本身。討論這一司法大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純粹的法律之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黨派之爭，並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如果我們接受丘吉爾的看法，承認民主只是與獨裁之間選擇中的一種「兩害之間取其輕」的制度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同樣也應該接受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見解：「就所涉及的社會方方面面而言，與人壽保險和自由主義本身一樣，法治只是從惡劣環境中尋求的最佳結果」，因此，實在沒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獨立應該理解為一種制度上的獨立，即不依賴於任何其他政府部門或黨派而存在，理解為對法律的忠誠而非黨派政治的順從。法官並不完全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超凡脫俗之輩，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間煙火、不受各種思潮觀念滲透和影響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學，它們構成了其理解和解釋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觀中立的法官只存在於書生的法律王國之中。
那麼，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傳統的保守主義立場」？他們的決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決定」呢？似乎很難十分肯定，這從判決書中五花八門的意見中可窺一斑。這個判決書一共分成六個部門，一個多數意見，一個附合意見，四個不同意見，其中只有一個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餘三個不同意見都是雙重異議。
裁定佛羅里達高院的做法違憲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兩位開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蘇特。他們認為，佛羅里達人工重新計票一案的確涉及了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問題，憲法明確規定由各州議會制定產生總統選舉人的方式和程序，並給予選民的投票權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護。由於佛羅里達最高法院的判決未能提供一個「符合聯邦憲法最低要求的」統一的計票標准，同樣的選票會得到「不平等的衡量」。這里的問題不是人工計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計票的不同標準是否損害憲法的平等法律保護原則。但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評家看來非常荒唐可笑，因為佛羅里達一共有67個縣，有著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著統一的計票標准，只能是根據各縣不同的選票形式和投票方式來決定選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決本身並沒有下令停止人工計票。像美國任何一個上訴法院一樣，最高法院只專注於原審法院作出判決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聯邦憲法和法律，從而保證審判沒有法律上的錯誤，因此，它只是將案件發回，要求佛羅里達高院重審，並作出與最高法院法院意見相符合的決定。顯然，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它作出判決的時間（12日晚上10點）離它認為合法的選票統計截至時間（12日）只剩下兩個小時，這實際上斷絕了佛羅里達高院採取任何補救行動的可能性，也斷絕了戈爾的最終希望。這種做法似有「不誠實」（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卻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選擇，因為它可以辯稱，它只是對法律程序而非總統選舉問題作出了其許可權范圍內的判決。此外，確認12月12日為截止日期的並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羅里達議會根據聯邦有關法律制訂的選舉法確定的。
布雷耶和蘇特兩位自由派大法官雖然在人工計票案具有憲法性的問題上與多數派站在一起，但他們認為聯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時間，而應該允許佛羅里達建立統一的計票標准，並在12月18日選舉團投票前完成人工計票即可。他們的這一異議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兩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異議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針對多數派大法官的說法——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改寫了佛羅里達的法律，史蒂文斯認為佛羅里達高院的決定不過是解讀州立法機構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國憲政實踐的傳統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義時州最高法院的有關決定是最終裁決，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不應介入。在結論中，他甚至上綱上線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於對執法者的信心。時間會有一天癒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是肯定：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才是今年總統選舉的贏家，但確定輸家卻顯而易見，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無私的守護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黨人福特總統任命的，一向被認為是傾向共和黨的保守派，但這次卻成為堅決反對最高法院決定的異議者。顯然，保守派和開明派的分類並不十分准確，同時也說明指責最高法院這一決定完全受黨派利益支配，根據並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異議主要強調不應該質疑佛羅里達高院對州法的解釋，它並沒有改寫法律。
在所有的異議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最為突出，因為他從根本上認為這是個政治問題，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來，除了布雷耶外，其餘的大法官都認為佛羅里達選票爭議是可以由司法管轄的，分歧只在於是由州還是由聯邦司法管轄。
盡管最高法院最終進行了干預，但實際上這一干預相當勉強。在法院意見書的結尾部份多數派大法官不得不這樣表白：「沒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員更明了司法權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憲法的設計——通過他們的立法機關讓人民並由政治來選擇總統——方面沒有人比本院更堅定。但是，當訴訟雙方啟用訴訟程序後，我們就必須處理訴訟中的聯邦以及憲法問題，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很難說保守派大法官因為黨派利益改變了他們司法克制觀念。因為，正是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強調，應由佛羅里達議會而不是州最高法院處理整個選舉事宜。他們還指責州最高法院在審理整個案子時不是在解釋州法，而是在重新創制州法。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亞和湯馬斯3人在支持裁決的附加意見中指出：按照佛羅里達法律，只有那些標記清楚的選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允許人工計算標記不清選票的作法違反了佛羅里達的立法。本來。這雖然只涉及到佛羅里達內部的分權問題，但本案涉及的卻是總統選舉這一事關聯邦的大事，屬於憲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因此，他們才不厭其煩地從法理上說明，在選票匯總上報的截至日期和所謂「合法選票」（legal voter）問題上佛羅里達最高法院如何違反了佛羅里達有關選舉的法律和憲法第2條。其次，從技術可行性上說，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計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決意見書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異議。通過對總統選舉問題的憲法史考察，他強調，布希訴戈爾案涉及的是一個不可司法的政治問題，因為「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和（制訂1887《總統選舉人條例》的）1886年國會作出的決定，都是盡可能地減少最高法院在解決總統選舉難題上的作用，這既明確又明智。對國會來說，解決選舉糾紛難題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難，但是，作為一個政治機構，它比非民選的最高法院更准確地表達了人民的意願，而人民的意願正是選舉的意義所在。」在結論中布雷耶寫道：「我擔心，為使這一久拖不決的、令人煩惱的選舉過程有一個明確的結果，我們沒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們自身權力的行使』，『我們自我約束意識』」。他還援引著名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D.Brandeis）關於司法克制的名言：「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認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實並不應該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應當進行自我約束，駁回案件而不觸及其實質問題。應該說，布雷耶的觀點有相當強的合理性和理論上的說服力。
此外，還有一個利益沖突是否應該迴避的問題。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幾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將退休，這意味著不論誰上台，新任總統都會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選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論是開明派還是保守派，當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這樣一來，他們在大選案中就與自己的這一利益攪和在一起，這很可能是保守和開明兩派如此涇渭分明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從利益迴避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應該接這個案子。（自由派批評家還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亞的兒子工作的律師事務所恰好是替小布希在最高法院辯護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馬斯的太太則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負責為小布希政府特色合適的官員人選。）
可是，為什麼這些觀點曲高和寡、無人喝彩呢？這就是現實政治在起作用。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民主」的美國也同樣如此。如果讓民選的州議會或國會來決定總統人選，如果每一張選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確統計，這樣的話要折騰到何年何月？在憲政危機的壓力面前，民主的邏輯難免顯得有些蒼白無力。有人評論說：「從憲政秩序的角度來看，最高法院可能幫了國家的大忙；從法律推理來看，最高法院的這個決定很糟。一句話，最高法院的決定產生了秩序，卻沒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說布希訴戈爾案的裁決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司法判例，極大地損害了司法部門公正獨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說最高法院果斷介入計票爭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場因總統難產導致的憲政危機；你可以說每一張選票都代表了民眾的心聲，停止重新計票實際上等於忽視了民主原則；你也可以說遵循憲政法治的規則和程序比「順從民意」更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為根本。對此，主要看評論者的個人偏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場司法大戰著實讓世人看到了美國民主的成就與局限、美國法治的成功與遺憾。
此外，在這場世紀大案的裁決過程中，大法官之間不同意見暢所欲言、激烈交鋒，讓人們領略了美國法治的華彩篇章。一位中國學者雖然對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略有微辭，但仍然贊揚道：「我們看到一個獨立與公正的司法機構對於保證民主選舉的完整與可靠是至關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於司法程序本身必須是一個自由、平等與公開的說理過程，其中每個法官（不論是幾「品」，有沒有官銜）都可以不受壓制、毫無顧忌地表達自己對憲法與法律的觀點，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見——無論是多麼智慧或荒謬——也都將受到法學界同行、學者乃至整個社會與歷史的無情檢驗。」
經歷了36天的訴訟大戰後，戈爾在承認敗選的演說中所表現的君子風度和對憲法法治的尊重讓人們再一次領略了美國法治的精彩和無奈。他說：「現在最高法院已經說話。盡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決，但我接受它。」這句話充份顯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國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它作出的判決可能會出錯，可能會不被失敗者內心認可，但卻會被無條件地接受。
針對戈爾的認輸講話，《紐約時報》專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評論。盡管他認為最高法院的判決帶有政治傾向，但他卻深信，美利堅民族對憲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國強大的關鍵，因為「判決的失敗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後的制度為最終的、合法的原則」，「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只有當我們重申我們對法律制度的忠誠，甚至即使它對我們不利時，制度才能長存、改進並在失誤中總結教訓」。弗里德曼認為，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不在於空軍，也不在於海軍；不在於言論自由，也不在於自由市場。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後的制度。正是這種制度使每一個人可以充份發展而不論是誰在掌權。美國真正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所繼承的良好的法律與制度體系——有人說，這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
弗里德曼的評論贊揚了美國法治的精彩，但卻迴避了美國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這次大選使美國選舉制度中的幾個不夠民主的問題暴露無遺：正是選舉人制和贏家通知的原則，致使戈爾在領先對手50多萬張選民票的情況下功虧一簣；而正是由於非民選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選的國會的干預，戈爾失去了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這一在200多年前因為妥協而形成的總統選舉人（選舉院）制度是否仍然適合今天的美國社會？很顯然，如果沒有選舉人制，就不會有這場驚天動地的選舉訴訟大戰。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來自小州的選舉人的代表性遠遠不及來自大州的選舉人）顯然與今天很多美國人所信奉的民主觀念格格不入，而贏家通吃的選舉原則也遠非歐洲大陸比例代表制那樣公平。但因為選舉人制有利於小州，贏家通吃則有利於兩大黨輪流執政，不讓第三黨在全國范圍內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機會，這些問題在美國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沒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來，有關廢除或修改選舉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無一例外胎死腹中。雖然有嚴重的問題，但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卻依然充滿活力，長盛不衰，就如同參加一場極具魅力的體育比賽一樣。顯然，對於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無缺，而是經久耐用，符合國情民意。多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並不相信民主萬能、也沒有對其選舉制度進行「民主改革」的美國政府卻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導和推動民主！
另就程序問題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國的總統選舉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國，選舉完全是地方的事務，富裕的縣可以不斷更新其投票設備，盡可能減少誤差，貧窮的縣卻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投票設備陳舊，容易出錯。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別實際上反映了經濟上的貧富差別所帶來的政治表達權益的差別。以打孔機和光學掃描儀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錯而無效的機率比後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則要求所有合格的選民應該有平等的投票條件和環境，他們的選票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准確統計。
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不論從內容還是從程序而言，當美國人連自己國家的選舉制度都沒有辦法民主化時，它還能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民主的榜樣和民主價值的倡導者嗎？ ( 作者：任東來)

『叄』 誰有哈佛法律評論之經典合輯及影響美國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國法的發展史上，《哈佛法律評論》作用之重要無容置疑，在各個領域，它都為後人留下了值得反復誦讀的經典文獻。憲法學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賽爾教授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一直是憲法學必讀的經典，即使是司法審查最積極的擁護者也迴避不了他對這項制度的謹慎質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憲法的中立原則」在法學論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過了霍姆斯1897年的絕世經典「法律的道路」。這對於法理學「排行老大」的中國來說，也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譯《哈佛法律評論》的經典論文，對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法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我無須贅言。事實上，這正是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選擇文獻的主要標准。畢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國讀者，因而要為中國讀者服務，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政的淵源、歷史和現狀。入選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歷史地位不可動搖的、對美國憲法發展產生持久影響的經典名作，譬如上述兩篇以及切菲教授對言論自由的評論；另一類則是活躍在當今舞台的知名學者對美國憲法（學）發展的相當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雖然可能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們仍然能從中了解到美國憲法在某個方面的最新概況。總的來說，對前者的標准更高一些。時光對人的記憶來說宛如大浪淘沙，不斷銷蝕著思想的影響。對於一般的論文，年代越久遠，影響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經典才能像一壇陳年老酒那樣，藉助時間發揮出越來越濃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屬於哪一類，要看我們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們現在看來，它們代表了這個階段憲法學說的里程碑，盡管以後也許會被更高的豐碑所遮蓋。

哈佛法律評論協會曾在1967年出版過一個憲法的集子，收集了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十餘篇論文。我們採用了其中四篇。其餘的盡管是某個領域的階段性總結，但似乎對今天的意義已經不那麼大了，因而必須為更新的綜合(synthesis)所替代。我們主要從Lexis-Nexis網上搜索了憲法幾個主要領域的論文，將我們認為有潛力成為經典的（畢竟這是需要時間檢驗的事情）放到現在的這本文集，構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這幾篇文章都和司法審查有關系。美國是第一個探討這個問題的國家，其歷史至少從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開始。在這個里程碑的判例中，馬歇爾(C.J. Marshall)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在沒有憲法明確授權的情況下為自己建立了司法審查權。這種做法立刻引發了幾乎所有「法律人」參與的爭論，這場爭論延續至今。賽爾教授在判決90年後發表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顯然不是第一篇質疑和界定這項權力的論文，但無疑是最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實上，或許是因為司法審查已經成為既成事實，賽爾並不質疑這項權力的憲法依據，而是在勉強承認其存在的基礎上限制這項權力的范圍。這也是現代絕大多數懷疑者所採取的思路。畢竟，這項制度已經存在兩個世紀之久；除了某些「極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會斷然否認司法審查的正當性。爭論的焦點一直是法官應如何並在什麼范圍內行使這項非同尋常的權力。賽爾的這篇論文系統闡述了憲法的嚴格解釋主義，並使之成為美國司法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雖然有些判決未必明確引用他的文章，但是從判決思路上顯然可以看到這篇論文幾乎無處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則多少站在另外一邊，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開始，他先論證司法審查實際上是有條文依據的。這也和大多數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數人都像漢德法官(J. Hand)那樣認為，司法審查是憲法沒有規定但對於維護憲法權威來說確實是必要的權力。威克斯勒卻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雖然憲法沒有明確提到司法審查，但是從憲法規定的結構上能邏輯地讀出這項內在權力。這么說來，威氏是司法審查的積極擁護者了。其實不然，他接著筆鋒一轉，轉而主張司法審查必須依照某種「中立原則」。憲法授權法院進行司法審查，但這並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這項權力，隨便將自己的價值、理念和政治主張摻合到憲法文本中去；假如這樣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舉出了美國法官在判決過程中「越界」的許多實例，包括像「校區種族隔離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這樣的社會影響巨大且至今為民眾所稱頌的判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是一篇迄今為止討論這個主題的最具建設性的論文，也是這個領域的難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著自馬伯里決定以來的學術論辯之總結，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個新的起點、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後，人們對司法審查和司法職能的學術探討多建立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因而其引用率那麼高，也就不足為奇了。

司法審查這個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打開的，因而本書如果沒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將是不妥當的。法蘭克福特大法官的論文專門是為了紀念馬歇爾誕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書惟一的一篇來自司法實務界的文章。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法蘭克福特並不是一個聽起來那麼熟悉的名字。如果說馬歇爾、霍姆斯、布萊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為標新立異而聞名，那麼法蘭克福特則是一位以嚴謹和中庸著稱的大法官，嚴格保持著一位法官所應有的中立和低調。在這個意義上，他比那些家喻戶曉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國法官共同體，他對同行馬歇爾的評價也因此而更為公允。盡管在美國的憲政文化之下，司法審查或許是一項遲早都要出現的憲政制度，但是說馬歇爾通過馬伯里決定改變了美國憲法的歷史，應該並不算過譽之詞。當然，馬伯里案只是一個起點；通過詮釋其後的一系列憲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蘭克福特法官進一步探討了司法職能的本質，並再次對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發出警告，而這種警告和前面兩篇論文的主旋律是相當和諧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專門關於司法審查的論文，本書的其它論文則是從更具體的視角探討同樣的問題。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羅琳產品案，更准確地說是其中的一個腳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腳注」(Footnote 4)。可別小看它只是一個腳注，它對美國憲法的影響力實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國憲法如此簡練，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麼重要的條文，但是卻不可以不知道這個腳注；如果美國法學院的學生不知道這個腳注意味著什麼，那麼可以肯定他通不過憲法學的期末考試。為什麼？因為在這個腳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闡明了法院在什麼時候可以或應該對立法加大審查力度。什麼時候？在民主和法治「失靈」的時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腳注」中列舉了幾種情況，其中一種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數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視。我們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著多數主義規則：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那麼社會中的多數選民將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觀點的候選人選入議會；議會代表中的多數通過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數人的利益和觀點。但是如果多數人的某些利益或觀點並不那麼無辜——如果他們侵犯了少數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該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國家，除非你能喚起多數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沒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類只佔這個社會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會發現多數人壓在你頭上，對你們進行任意的歧視，而且是以神聖的「法律」的名義！在美國歷史上，種族歧視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強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種身上，而這些法律都是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民主幫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這種法律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當然，如果這個社會就是清一色的歧視，法院也不見得幫得了你，但多一個依靠總沒有壞處。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尋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憲法所要求的結果時，法院應該也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應該，是因為歧視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議會或總統這類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機構，因而法院在憲法面前責無旁貸；可以，是因為反正民選機構不能有效發揮其憲法職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職並無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羅琳產品案宣判於1938年，正值羅斯福總統新政之後，法院的威信跌落到僅次於「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點。事實上，最高法院在這個案例的判決中明確信奉司法節制主義，全面退出對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預。然而，「第四腳注」為司法復興埋下了伏筆：畢竟，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國家還是需要司法干預的。通過這個腳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現代法院在民主社會中的司法職能，進一步發展了美國的政治制衡理論，並為法院日後對取消美國的政治與法律歧視發揮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論准備。種族最終被宣判為「嫌疑歸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將以「理論上嚴格，實際上致命」的眼光來審視涉及種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種族歧視，這部法律就面臨「死刑」了。在美國歷史上，起到這種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數，足見「第四腳注」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然，「第四腳注」畢竟只是一個腳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將所有問題說清楚。這也就引發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戰。他並不質疑「第四腳注」的出發點：司法機構可以在民主政治機構「失靈」的情況下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他質疑腳注表述的准確性：「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真的在民主社會中無能為力？如果諸如種族等群體在今天並非如此，那麼司法繼續給予其特殊保護就等於「弄錯對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護的群體卻受到忽視。通過逐個澄清概念誤區，阿克曼指出「第四腳注」的措辭具有誤導性：需要特殊保護的其實不是「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而是「隱性與分散」的少數群體，譬如婦女、窮人和同性戀者——有時甚至是多數群體，因為他們的集體行動面臨著組織成本的巨大障礙。通過這篇論文，阿克曼與其說是挑戰或「超越」卡羅琳產品案，不如說是更新了「第四腳注」在現代社會的意義。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討論有一個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但這個前提顯然不是自動成立的。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們知道，在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運行良好的國家並不多，不少國家賄選、舞弊現象相當嚴重。如果徒有紙上的規定，實際上「選」出的議員並不能代表社會上多數人的利益和立場，那麼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會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保證民主程序依法進行？這又是民主本身無能為力的事情了，因為在選舉的那一刻，被選舉的那個政治機構其實已經解體了，所以根本無法保證新的人選符合憲法要求。民主過程必須得到法治的保證，否則就註定是虛假的民主；為了保證民主過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事實上，這是「第四腳注」命題的延續。「第四腳注」也確實提到了這種情況：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應受到更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法律禁止某個人群參與選舉過程，那麼他們肯定不能指望通過選舉和立法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了。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有理由對此類立法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法院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則相沖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幫助民主「運轉起來」。

皮德斯教授的論文涉及范圍更廣。選舉過程不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國在大約半個世紀以前對種族的限制），而且還可能受到種種因素的扭曲，例如選區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選區形狀的不規則以及法律對競選資金的規制等等。另外，盡管法律規定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實際操作過程卻可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問題，如自動識別選票的機器可能誤讀或忽略某些有效選票等高度技術性問題。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個最貼切的例子。如果某個關鍵的選區在統計選票中有爭議，法院應有何作為呢？選舉是一個政治過程，但並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對於這樣的問題，法院可以說是最有資格管了：相對於其它機構（如國會——總統自己顯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選中那樣作為候選人捲入爭議的話），法院的獨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問題是法院在處理這類問題過程中應尊重什麼限度，遵循什麼原則。如果司法審查的標准不妥當，那麼沒有什麼能保證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觀，所謂的司法判決也就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按照自己主觀意念的投票結果而已。（在2000年總統大選所引發的「戈爾訴布希」判決中，這種情況可能真的發生了。）皮德斯教授對這類問題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編《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書，可以說是集這個領域的各種判例與理論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憲法化」這篇文章中，他梳理、總結和評判了最高法院近年來的判例，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通過司法而憲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這個新鮮的主題，並發展了一套鑒別司法審查正當性的標准，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當然，民主依賴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遠遠不夠的。司法是對民主以及所有憲法權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後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充分和自由的辯論與交流，沒有選民與候選人的准確信息，我們能指望這樣的「民主」能產生什麼政府呢？如果等到選舉那一天再來關心整個過程的合法性，只恐怕專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飯了。這是為什麼言論與新聞自由對於民主如此重要，同時也是為什麼政治言論的自由是如此重要。兩者其實反映了同一個命題：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隨意控制和干預，正是因為它對於民主社會發揮著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是霍姆斯和布蘭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系列反對意見中所闡述的偉大思想。聯邦憲法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剝奪言論和新聞自由。」這么簡短的一句話意味著什麼？他們將其理解為，言論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論將產生「清楚與現存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應當嚴格審查限制言論的法律，防止其對言論自由構成過重的負擔。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裡獲得了系統化。在1941年的《美國的言論自由》一書中，他為「清楚與現存危險」的憲法標准提供了理論依據，並促使這一標准作為少數意見逐步為多數意見所接受。

然而，「清楚與現存的危險」標准本身就存在著至少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解釋認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論的種種社會後果，然後決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論。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平衡」路徑太主觀、太不確定、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以至於不可能為這項至關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實上，在兩次大戰之間及之後一段時期，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正是基於霍姆斯法官的「清楚與現存危險」標准，將被告發表反戰言論的自由給「平衡」掉了。因此，為了保證言論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剝奪，法院應該採取「絕對」(categorical)保護路徑：凡是屬於憲法保護范圍內的言論，一律不受政府幹涉，就這么簡單。雖然只有少數人採取看上去極端的第二種路徑，其中亦不乏傑出者。法官中有布萊克(J. Black)，學者中則有切菲的老師邁克爾約翰教授。後者將言論自由和民主自治緊密相連，系統發展了言論自由的絕對保護理論。但是「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在此收入的這篇短評中，切菲教授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辯護，並責怪其師「劍走偏鋒」。這是關於言論自由兩大門派的交鋒。孰是孰非，讀者讀後自有公斷。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樣，普斯特教授的論文也是對聯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屆開庭期的評判和總結。《哈佛法律評論》每年都會請一位知名學者（一般是憲法學領域）寫一篇繼往開來的「前言」(Foreword)，回顧和梳理過去一年的判例進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因為最高法院在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決了好幾個意義重點的案例，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對州政府侵犯同性戀袖手旁觀的態度，並明確肯定了大學校園里的「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合憲性。「糾偏行動」有時也被稱為「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種法律上的「歧視」，不過和一般的歧視正好相反，它「歧視」的不是少數群體或政治上的弱勢群體，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強勢群體自己，其目的是補償少數或弱勢群體在歷史上受到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並促使他們早日強大起來，足以通過民主政治過程保護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學醫學院曾明確為非裔或西裔等少數族群保留錄取名額，這種做法當然照顧了少數族群的需要，但其顯然的後果是損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對待這種「歧視」？最高法院相當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認為，「反向歧視」和一般歧視沒有區別，都屬於「嫌疑歸類」，因而都適用於嚴格審查標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會反駁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法，因為「反向歧視」的對象並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並不需要特別的司法保護。不過在實際適用過程中，多數法官對糾偏行動的審查標准似乎並不那麼嚴格，一般允許大學為了校園的「多樣化」(diversity)而規定有利於少數族群的錄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確規定限額。但從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觸這個問題之後，「多樣化」是否能為糾偏行動提供憲法依據，一直是一個未決懸案。2002年，密西根大學的錄取政策又惹其社會風波，辯論雙方都通過媒體積極造勢。最高法院下達了折中判決，繼續否定限額制度等糾偏行動的合憲性，但明確肯定「多樣化」可以作為糾偏行動的憲法依據。保守派人士沒有覺得太「吃虧」，自由派人士則宣稱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勝利」。

初看起來，這個判決似乎有點意外，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現在是由保守主義者佔多數，年邁的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總統大選案中5:4的判決，清晰顯示了共和黨略占優勢的法院構成。盡管在理論上人們都贊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則」，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麼意識形態應該是不相關的，但是「應該」歸應該，實際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絕對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場的案例中，法官的判決必然受到其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樣一來，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糾偏行動和同性戀訴訟中的重大「勝利」？普斯特教授試圖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決。他認為，法官的解釋過程並不是像一般想像的那樣獨立，而是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和約束。事實上，法官的任務正是詮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憲法的理解。正是通過法院的文化解釋，抽象的憲法在具體案例中獲得了實定法的權威。或許也正是通過文化對法官個人的約束，「中立原則」才成為可能。

最後，卻伯教授的論文多少代表了法學領域的「另類」。具有數理功底的他試圖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近代物理學原理，來昭示司法過程的性質及其社會作用。不錯，法院是受社會約束的，但反過來司法活動也積極地改變甚至塑造社會。就和傳統物理學割裂了物體和觀察者之間的聯系那樣，傳統的法理學也割裂了法院作為審判者和被審判的那部分社會之間的聯系。現代量子力學揭示，觀察過程將改變被觀察的對象，盡管這種變化在宏觀是微小的。同樣的，司法判決也改變著有待判決的事實本身。法官必須理解，在「彎曲」（而不是像傳統認為的那樣筆直）的憲法空間中，他的判決將影響他對待決案件本身的認知，並將改變受判決影響的社會。法官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和社會「交織於一個復雜的意義網路」，意識到判決不只是一種被動的「觀察」，而是主動塑造社會的「行為」。惟有如此，司法過程才能獲得其應有的責任感。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本書主要作者簡介
序言
前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略論
第一章
保守的美國革命產生了長壽的聯邦憲法
第二章
美國憲政法治的捍衛者：最高法院的九尊護法神
第三章
美國憲法的英國普通法淵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力是誰給的？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803)
第五章
契約神聖原則與大學自治傳統
——達特茅斯學院訴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聯邦至上原則和憲法默許的權力
——馬卡洛訴馬里蘭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護主義
——吉本斯訴奧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發美國內戰的司法判決
——斯科特訴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總統大還是最高法院大？
——從梅里曼訴訟案到米利根訴訟案
第十章
從受害者到勝利者：華人官司對美國法律的貢獻
——益和訴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壟斷的第一槍
——北方證券公司訴美國案(1904)
第十二章
爭取勞工權益的漫漫長路
——有關勞工權益的幾個案子
第十三章
當愛國主義碰上宗教和言論自由
——有關國旗致敬和《效忠誓詞》的三個案子
第十四章
戰時的公眾自由和種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響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號角
——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園祈禱與「分離之牆」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叢」中的平等選舉權
——貝克訴卡爾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審判與對窮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訴溫賴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對新聞自由的挑戰：誹謗還是輿論監督
——《紐約時報》公司訴薩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厭其煩的告誡與刑事被告的權利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選擇權與生命權的漫長較量
——羅訴韋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總統」的自我彈劾
——美國訴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國究竟誰歧視誰?
——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條旗保護焚燒它的人
——得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聞自由與公正審判的兩難抉擇
——羅德尼?金訴洛杉磯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與「世紀審判」
——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殺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布希訴戈爾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國政府為何總跟微軟過不去？

『肆』 想讀一些關於經濟和法律有關的書，有什麼推薦嗎

經濟類的不太了解，法律類書籍倒是的可以推薦幾本。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任東來等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

本書被譽為刑法學乃至法學領域里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論犯罪與刑罰》原著初版於1764年，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對刑罪原則進行系統闡述的著作。自1993年由黃風教授第一次翻譯成中文出版以來，《論犯罪與刑罰》已被列人中國刑法學研習者的必讀書目。當時譯本依據的是原著法文譯本編排次序（也稱42章版，由法國學者對原著重新編排章節而成），此次再版依據的是原著的47章版，由黃風教授最新授權。

『伍』 馬伯里訴麥迪遜，馬歇爾大法官的論證是不是無懈可擊的

提問者，你這個問題很學術

我在附件里放了一本書：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是PDF格式的

其中從第58頁起開始講案件

第一個案件就是這個，希望能幫到你

求 給個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