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有爭議的案例
㈠ 刑法案例分析
1、被告人的罪過形式是過失致人死亡。原因：被告人拉電網是為了抓住小偷，不是為了電死小偷。而且被告人怕電死人，還客觀上採取了他認為的不會電死人的手段，即去掉電源插銷上的一片銅片，以為只接一根火線不會死人，並在鐵絲網通電後用手背試過一次。即是說，他是在自己確認不會電死人（盡管他是認識錯誤）的情況下，才通上電的。也就是說，被告人對於電死人這種後果是不希望也不放任的。而是由於自信不會電死人（因為他採取了他自認為安全的手段，也測試過了），不存在電死人的主觀故意性，結果卻發生了這種後果，這種後果他也不想見到（由其事發後趕到現場想救人的表現看）。。。所以，有足夠的理由認定，對於這種後果他是過於自信產生的過失。
2、張某.楊某構成故意殺人罪。錢某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原因：客觀上，錢某給的是硫酸銅（一種只會引起嘔吐.肚子痛而不會致人死亡的葯物。主觀上：錢某不具有與張某、楊某共同犯罪的故意。客體上，其行為更不曾對被害人的生命產生過威脅。所以錢某無罪。
張某是未遂犯，其有犯罪的故意，也有犯罪的行為，只是因為工具不能犯，所以犯罪被迫終止。犯罪未遂是指已經著手實施犯罪，由於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為。根據刑法的規定，對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楊某是犯罪中止，盡管她也是工具不能犯，但其並不知其不能犯，而是以為自己有能力犯，但卻是自己的主觀放棄，其放棄後也做出了一些挽救的行為，其結果也沒有達到其所預先的犯罪目。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過程中，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的行為。據刑法規定「對於中止犯，沒有造成損害的，應當免除處罰；造成損害的，應當減輕處罰。」楊某的行為沒有造成危害結果，所以應當免除處罰。
3、某甲之前推小孩的行為有可能是過失犯罪，也可能是意外事件。這是沒有疑問的。
但其後的行為究竟是故意殺人未遂還是故意殺人即遂呢？在這里我覺得是前者更合適些。
原因：
某甲動手殺人時小孩已死，而某甲不知道，這屬於認識錯誤，屬於不能犯，所以，盡管其有殺人的主觀故意，也有殺人的行為，但其無法達成某甲的目的。所以某甲是殺人未遂。也許有人說，小孩死掉，也因某甲而死，難道沒達到某甲的目的。不能這樣理解，要想，某甲後來的行為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導致其想要的結果的，是屬於不能犯的。其危害結果是前一個行為導致的。也就是說，某甲做了兩個行為，一個行為是過失或意外，另一個是故意殺人未遂。所以，某甲有事實的兩罪。也不屬於可以從一重處罰的情況，所以可以數罪並罰。
許霆案對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廣州發生的許霆利用銀行ATM機故障惡意取款17．5萬元，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二審改判5年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兩萬元的案例，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該案已兩審終審，但其引起的法律思考還在繼續，許霆案發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反映的事物本質、涉及的法律價值沖突的問題，引發了更深層次的思考與探討。
縱觀許霆案件的爭論大致有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罪與非罪為爭辯焦點，核心問題是應適用民法上的「不當得利」，還是刑法上的「盜竊罪」；二是普遍認為在司法程序上發回重審不合法，廣東省高院在審理該案時認為一審所查證的事實是清楚的，而後又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前後矛盾；三是一審結果反映出刑事司法存在著法官機械適用法律的問題。由此可見，所有的爭論，焦點都集中在許霆案件本身，就事論事，沒有把它放在大的時代背景下考量。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就會發現該案涉及平等保護、有效辯護、程序正義、罪刑相適應等諸多現代司法理念影響下的法律價值取向的巨大變化。
一、從社會學的視角考量許霆案
（一）許霆案件的討論超出了辯護的范疇，關注點在於執法公正
從2007年11月此案開始受到社會關注，直到2008年5月初重審改判結案，半年來發表的文章數以百計。其中觀點對立，沖突尖銳，社會公眾對個案的關注程度、參與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從2002年被稱為「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李真死刑案首次由法律專家召開個案論證會發表論證意見開始，公眾對司法機關的執法開始逐漸關注。但在許霆案件之前，公眾對案件的評論意見基本是以辯護一方為代表的無罪和罪輕的意見，輿論的傾向性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從對許霆案件討論的深度、廣度可以發現，爭論意見涵蓋了有罪與無罪、罪重與罪輕、此罪與彼罪、程序是否合法等各層面的問題。這場關於許霆案件的大探討，遠遠超出了辯護的范疇，深入到執法是否公正的較深層面。這是本案凸現的社會關注中最積極的變化之一。
（二）社會關注面廣泛，討論引起了高層的注意與參與
社會各層面熱烈地參與著許霆案件的討論，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2008年1月3日央視《經濟半小時》專題報道了此案，2008年5月7日央視《法律與生活》欄目再次播出許霆案件的專題報道，輿論導向明確。該案在社會民眾中反響廣泛，引起了領導層的注意。兩會期間，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黃雲龍在審議兩院報告時發表了對此案的看法。「廣東處於改革前沿，將會有大量類似許霆的新型案件發生，希望兩院對弱勢群體的審判要慎重。」在廣東省人大、政協會議上，與會代表也關注並參與了許霆案的討論。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興長在參與重慶團討論後，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就我了解的情況來看，許霆案是比較特殊的，判處盜竊金融機構罪不太合適，判盜竊罪還是可以的。」[4]姜興長同時表示，「立法往往是滯後的，從許霆案來看，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注意，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也需要我們建議立法機關對法律進行完善。」
案件在審理過程中，尚未做出終審判決之前，社會各階層代表不同的聲音、媒體明確的輿論導向、決策層對案件如何處理的明確表態，在過去任何一個案件中都是沒有的現象，現代司法理念如此深入社會與民心由此可見。
（三）社會、媒體、決策層等各方意見影響了最終的判決
從2002年李真死刑案，首次由法律專家召開個案論證會，發表論證意見開始，至今引起全國關注的民事、經濟、刑事等各類案件共有20餘起，但如許霆案，因社會公眾、輿論的高度關注，使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重新審理，經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由無期徒刑改為5年有期徒刑，各方的意見影響了最終的判決，此案為全國首例且僅此一例。
（四）許霆案影響了已判和未判的相類似的案件
許霆案件最終由於法院改判結案，但它的輻射效應波及到了已判和未判的相類似的案件，其影響遠遠沒有結束。雲南何鵬案是已決案件，2001年雲南公安專科學校學生何鵬，利用銀行電子計算系統出現故障、自動櫃員機喪失識別能力之機，使用僅有10元的儲蓄卡，從自動櫃員機里竊取了銀行的42．97萬元，於2002年7月12日判處無期徒刑。許霆案件改判後，何鵬提出申訴，認為量刑過重。如今有了許霆案的先例，能否重審何鵬案，能否參照許霆案改判何鵬案，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雲南何鵬與廣東許霆雖相隔千里但命運相關。還有正在審理過程中的寧波唐風軍案。為了審理類似的相關案件，最高檢察院於2008年5月9日發布司法解釋「拾得他人信用卡並在自動櫃員機（ATM機）上使用的行為，屬於《刑法》第196條第一款第（3）項規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構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從社會學的角度考察，我們發現許霆案件就像投入湖水裡的石子，一段時間後，石子沉下去了，但它引起的波瀾卻輻射很遠，以至於影響到了整個社會。透過這個案件，我們發現，法律價值取向與現行法的沖突會表現在各個方面，什麼原因使一個普通的刑事案件具有如此的能量，究其根源，法律價值取向的變化，是所有原因中的根本所在，這是我們要思考和必須要找到的答案。
㈢ 求助刑法經典真實案例
去找法官或是自己去走訪，這樣你的見解會更加獨到
㈣ 急求真實且有爭議的刑法案例及研析
案情：2019年1月，張某在網上發布虛假的共享單車客服電話。王某通過手機App申請退還共享單車押金時遭遇系統異常，後王某撥通張某發布的客服電話尋求幫助。張某以快速退還押金需要綁定支付寶「親密付」為由，騙取王某為張某的支付寶開通「親密付」，並隨即轉出王某賬戶金額2.8萬元。「親密付」是支付寶為親人、密友等親密關系打造的極簡支付服務，親人、密友在預先設定的額度內消費時無需開通者確認，k可直接從開通者賬戶中支付款項。
分歧意見：本案張某的行為該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見：有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也有意見認為，張某的行為屬於「冒用他人信用卡」，應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筆者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具體理由如下：
評析：首先，王某無自願處分財物的意識，張某不構成詐騙罪。詐騙罪要求受騙者對自己的被騙財物具有處分意識進而自願交付財物。本案中，王某確因張某蠱惑而開通了「親密付」，但是其對「親密付」的功能是不了解的，對開通後造成授權張某「在預先設定的額度內支付款項無需確認」的結果是不知情的，更沒有基於被騙而自願把財物交給張某的意思表示和客觀行為，因此，張某不構成詐騙罪。
其次，張某行為不具有妨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的危害，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張某通過蒙騙手段獲得王某「親密付」的授權，所以才無需開通者王某的確認而對其賬戶中設定額度內的財產具有一定的佔有控制力。但事實上，張某並沒有非法獲取王某信用卡信息，更不能獨立地冒用王某的名義使用或控制王某的賬戶財產，王某始終對自己支付寶賬戶財產擁有佔有使用權，所以，張某的行為並未妨害國家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不符合信用卡詐騙罪的行為要件，不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最後，張某通過「親密付」秘密轉移王某賬戶財物應當定性為盜竊罪。本案中，張某誘騙王某開通「親密付」只是為了下一步轉移財產提供便利，其手段是在王某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親密付」將王某賬戶上的財物轉移到自己手中，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而且，刑法第287條規定：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按照本法有關規定定罪處罰。按照該條准用性規范，張某的行為應當按照盜竊罪定罪處罰。
㈤ 刑法不可抗力典型案例
法律分析：王某某，男，21歲，漢族，某市攤販。楊某某，男，23歲，漢族，某某市攤販。某 日下午5時許，王某某在自由市場賣豬肉，見鄰攤有一賣菜的婦女與兩名顧客爭吵， 便右手拿著剔骨刀走過去看熱鬧。往回走時，楊某某與王某某鬧著玩、將王某某抱 住。王對楊說：「別鬧，我手裡有刀，別扎著你。」王某某邊說邊把右手的剔骨刀尖 由原來的向下轉為向後，以防刺傷楊某某。但楊仍用雙手摟住王的雙肩向後推;王 站立不穩向後倒去，恰好被害人趙某某站在王某某身旁，王手中的剔骨刀刺入趙某 某的腹部，造成趙某某腰部開放性外傷，脾刺傷。則王某某的行為屬於不可抗力事件。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六條：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於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於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