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司法實踐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理論，最早是由奧地利的刑事訴訟法學者柯拉哲在1858年發表的《奧國刑法專論》一書中提出，後來，德國學者布利於1873年在其著作的《論因果關系及其刑事責任》中提出的「條件說」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 。刑法因果關系與哲學上的因果關系的目的不同。刑法上考察因果關系的動機，是為了歸責的問題。在刑法學界，由於各學者、各地域的法律淵源、社會文化、世界觀、方法論的不同，從而形成了刑法因果關系的不同學說，以至至今人們對於刑法因果關系的具體認定尚未形成一致的認識。人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陸續提出了不同的因果關系學說，因而進一步形成了刑法因果關系理論體系。
對於因果關系在刑法中的意義，通說有三種觀點：
(1)犯罪行為與結果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不是犯罪構成的必備要素。犯罪構成中的主觀、客觀的事實，因果關系都不能表現出，所以其便不能成為犯罪構成的必備要素。這種觀點是以肖中華教授為代表的，他認為行為與結果是否具有因果關系是一種內在的聯系，並不是一種外在的客觀表現。
(2)犯罪行為與結果是否具有因果關系是犯罪構成的選擇要素。這種觀點認為，在刑事犯罪中，只有在必須產生危害結果才能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因果關系才是必備要素。即「只有實質犯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才具有犯罪因果關系，形式犯不存在犯罪因果關系 」。
(3)犯罪行為與結果是否具有因果關系是犯罪構成的必備要素。這種觀點認為任何犯罪都會對犯罪客體造成損害，所以只要是犯罪就會有危害結果，都會有一定的客體遭受侵害。那麼，危害結果與因果關系當然也都是構成要件的必備要件了。
刑法因果關系既涉及定罪，也涉及到量刑。所以，學生贊同第三種觀點。總的來說，刑法因果關系涉及到行為人要不要受到刑事處罰，要受到什麼刑事處罰。刑罰所要保護的是社會的危害性，我們不能說哪些需要受到刑事處罰的行為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哪怕沒有造成人身或是財產的侵害，但只要法益受到了侵害，我們就應當認為應當受到刑事處罰。所以，因果關系應當貫穿整個刑法司法。
我國刑法上因果關系認定的理論現狀
目前，我國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都一直停留在必然因果系與偶然因果關系之爭，這是較大因素是受到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的刑法學說的影響。刑法的因果關系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之爭，開始於蘇聯的畢昂特科夫斯基教授的「必然因果關系說」。他主張必然的結果是由某個行為經過一定的條件從而轉化過來的，偶然的結果則是兩個或多個的行為混合造成的。他的邏輯認為，只有必然的結果才是可以預見的，也才能成立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才有刑事責任。對於偶然的結果，那是不能預見的，則不能把這種行為的責任歸結到行為人身上。所以，他認為刑事責任問題僅對某人行為的必然結果的提出才有意義。因果關系中的必然因果關系學說認為，這種必然關系是危害行為與與危害結果之間有著的一種必要的，必須的聯系。也就是說，危害結果必須是由危害行為引起的，只有這種必要的情況存在我們才能認為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因果關系在刑法中的認定，除了必然因果關系，還有偶然因果關系。偶然因果關系說則認為，是指，危害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著表面的，非實質的關系。即，一種行為可以產生多種結果。危害行為作出時，可以出現也可以不出現危害結果，可以出現此危害結果，也可以出現彼危害結果。「必然因果關系說」在20世紀50年代進入我國領域以來，一直占著主導的地位。它的哲學依據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作家和黑格爾關於因果關系的論述。黑格爾認為「什麼是偶然的結果，什麼是必然的結果，這是很難確定的，因為有限的東西的內在必然性，是作為外在必然性，即作為個別事物的相互關系而達到內在的，而這些事物作為獨立的東西是互不相關地、相互外在地聚在一起的。」
② 試述法律邏輯在司法實踐中的意義
(一) 法律推理符合法治精神美國法學家伯頓指出，法律推理增強了判決的一致性和正當性，可以為法律問題提供健全的經過充分論證的答案。無論是法律推理的形式還是法律推理的內容與法治的精神和要求都是一致。
(二)法律推理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徑，法律推理從思維方式上規定了法官判決的思維路徑。如果法官嚴格遵守法律推理的程序，不違反邏輯規則和法律規則，並以此種方式論證判決結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那麼我們就得承認法官的判決在形式上就是公正的。
(三)法律推理是通過法官的職業化思維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法律推理是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的邏輯方法，因而帶有明顯的職業性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推理是法官的思維方式。法官隊伍的職業化是法官獨立的重要標志，也是實現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條件。
(四)法律推理使法官依靠理性，而不是依賴經驗做出判決理性被認為是人的心智的結構，其首要特性，就是「對觀點、意見或結論提供證據」。理性的思維和分析的手段是邏輯，它要求運用邏輯推理，合乎規律地從一定的根據和理由中得出結論法律推理的過程表明法官的判決是有充分的法律根據和理由的，而不是法官的主觀擅斷或主觀意志的產物。總之，公正判決結果的形成，離不開法律推理，無論是形式推理還是實質推理，都是為法院公正判決結果提供法律理由和正當理由的一個法庭決策過程。
③ 什麼是司法實踐
執法、司法以及老百姓（含律師用法）等活動統稱，相對應司法理論。
④ 我國不承認判例，但司法實踐中能否引用，具體的案例是什麼
你說的很對，我國雖不承認判例，但是有的時候可以做為參考，用來解決其它類似的案件。
⑤ 司法實踐中對故意傷害罪的認定和處罰應注意哪幾個問
司法實踐中對故意傷害罪的認定和處罰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行為人有非法故回意損害他人答身體健康的行為是構成本罪的關鍵。對此應注意以下兩點：
(1)傷害行為的非法性是構成本罪的前提。如果傷害行為是合法的，如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過程中造成一定傷害的，則不構成犯罪;(2)本罪故意傷害的必須是他人的身體健康。自傷行為不能構成本罪，特殊情況下可能構成其他罪。
2、構成本罪的傷害程度限於輕傷、重傷、傷害致死三種情況。輕傷以下的輕微傷和一般的毆打行為,不能構成本罪。至於重傷、輕傷、輕微傷區分的標准,應以《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准》，必須經過具有資質的法醫鑒定中心進行鑒定。
3、本罪主體的刑事責任年齡因傷害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致人重傷或者傷害致人死亡的,刑事責任年齡為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致人輕傷的,則須已滿16周歲才能構成本罪。
4、對於刑法明確規定以其他罪論處的故意傷害行為，應按照刑法有關條款定罪處罰，而不能以本罪論處。
⑥ 如何看待我國司法實踐中正當防衛的認定問題
隨著崑山反殺安、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等一系列案件的曝光，正當防衛成為全民討論的熱點話題。帶著許多疑問，民主與法制時報對京衡律師集團上海事務所副主任、高級合夥人鄧學平進行了采訪。
《民主與法制時報》：從這些年的司法實踐來看，正當防衛的認定存在什麼問題？
鄧學平：這些年，司法實踐對正當防衛的標准把握過於嚴格，條件過於苛刻，導致司法實踐中認定正當防衛的案例極少，大量的正當防衛案件被錯誤地追究了刑事責任。有媒體根據過往的裁判文書進行統計，律師關於正當防衛的辯護意見，最終被法院採納的不足10%。包括你提到的崑山反殺案、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如果不是媒體介入，最終是否會被認定正當防衛還不好說。
《民主與法制時報》：司法實踐中為什麼會出現這些情況呢？
鄧學平：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非常復雜，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強政府、弱社會的總體格局。習慣於認為所有的暴力都應被政府壟斷，正義應當由政府伸張。第二，中國人謙抑、含蓄的權利觀。強調公民的義務多於強調公民的權利。習慣於講權利的邊界，習慣於講公民權利的濫用。第三，司法工作被維穩思維主導。害怕被害者家屬纏鬧、上訪。為了穩定而人為和稀泥。第四，死者為大或傷者為大的傳統遺留。認為有人死亡，必須要有人擔責。無人擔責就是對死者的大不敬。第五，司法裁判的原教旨主義。流水線作業，機械死摳法條，喪失了對社會正義和常情常理的感知能力。
《民主與法制時報》：法律上認定正當防衛的關鍵要素是什麼？
鄧學平：我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的很清楚很明白。一般來說，正當防衛需要同時滿足五大要件：第一是起因要件，必須是合法權利遭受了不法侵害；第二是時間要件，不法侵害必須正在進行；第三是主觀要件，必須是出於防衛目的，而不能是報復或者借機行凶；第四是對象要件，只能對不法侵害者本人進行防衛、實施暴力；第五是限度要件，不能使用明顯沒有必要的過限暴力。實踐中爭議較多的是第二點和第五點，即防衛在時間上是否適時，在限度上是否適當。
不法侵害的起止時間應該怎麼算？怎樣才算不法侵害正在進行？我認為只要已經著手實施侵害並導致了迫在眉睫的危險，就應該認為是不法侵害已經開始。比如揚起了屠刀即可防衛，不必等到屠刀砍下才可防衛。只有當不法侵害已經實施終了，才可認為防衛的時機已經結束。
如果只是中間臨時倒地或者暫時中止施暴，那還不能認為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只有當侵害人客觀上已經喪失侵害能力，比如倒地不能動彈、身負重傷、被警方控制等；或者主觀上已經放棄侵害意圖，比如已經轉身逃跑或者求饒等，此時實施的暴力反擊才可能被認為防衛不適時。
《民主與法制時報》：那麼，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限到底該如何釐清？很多人說，要求精準防衛根本不現實。
鄧學平：關於防衛限度，《刑法》二十條第二款規定很明確，司法實踐很多都偏離了立法本意。根據刑法規定，只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且造成不應有的重大損害」才構成防衛過當。
「明顯」是指一般人都認為，幾乎沒有爭議。如果達不到明顯的程度，不應認定防衛過當。如果是否明顯存在較大爭議，則應當按照正當防衛認定，將存疑利益歸於防衛人。重大損害，至少應該是重傷以上的損害。達不到重傷的結果，即便「明顯」過限，也應認定正當防衛。《刑法》二十條第三款規定了無限防衛權。對於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防衛致死不屬於過當。
應當允許防衛人進行優勢防衛。比如人數優勢或工具優勢。可以兩個人同時對一個人進行防衛，也可以防衛人持凶器防衛。不能要求防衛人總是被動、消極防衛，更不能要求防衛人必須處於弱勢。如果要求防衛人必須處於弱勢，那就根本實現不了防衛意圖。正當防衛就是要求通過優勢力量制止不法侵害。
如果侵害人一旦倒地，防衛人就必須停止防衛，必須等到侵害人站起來反擊時才能二次防衛是違背立法本意和人性的。必須把防衛過程中的互搏作為一個連貫的整體過程看待，不能截取其中的幾個片段作為判斷依據。只有當防衛人和受侵害人已經完全脫離危險，不法侵害人已經不再具有現實危險性以後，才能認為已經明顯沒有防衛必要。
《民主與法制時報》：對於正確認定正當防衛，從案件辦理和制度層面，您分別有什麼建議？
鄧學平：國家立法層面沒有大的問題。《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民法總則》和《侵權責任法》建立起了完整的正當防衛體系。問題不是出在立法層面。
針對我國司法實踐中一些問題，我建議：第一，最高法適時出台司法解釋，明確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界限，特別是明確防衛過當的認定標准。第二，加強案例指導。典型案例要及時編纂，強化指導案例的適用剛性。第三，加強文書說明。過往判決中，關於正當防衛的爭議，判決書往往兩三句話帶過。不進行說理，不分析論證，正義的邊界就永遠搞不清楚。
《民主與法制時報》：關於正當防衛，您還有什麼想說的？
鄧學平：安全感是每個人都想要的，也是個人都必須有的。正當防衛是生物本能，也是自然法。從司法的角度，激活正當防衛非常必要。一個案例比一摞文件更有效，更能塑造社會價值選擇，更能提供行為指引。
是非對錯的原則問題不能和稀泥，正義的邊界不能人為模糊。家是人最後的安全防線，見義勇為是最該嘉獎的文明舉動。福州趙宇案和淶源反殺案的典型意義值得司法人員銘記。
⑦ 標簽理論對刑事司法實踐的影響
由於給青少年貼上越軌標簽的人是在社會關系中很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言論和評價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大，一旦青少年被貼上「越軌者」的標簽，他本人也有意無意地接受了這一「標簽」，對別人的看法予以認同，開始圍繞越軌者的角色來認知自己的行為和觀念，並做出相應的行為。
青少年被貼上標簽後，社會對之另眼相看，迫使他與其他越軌行為者為伍，形成越軌群體和越軌群體亞文化。群體成員間的相互認同減輕了由問題行為造成的內疚和自我悔恨的心理負擔，恪守常規的壓力減輕了，越軌者的自我形象加強了，群體使越軌行為合理化。
所以群體人員更是以越軌者自居，照此標簽所暗示的越軌行為模式去做，結果將發展出更多的越軌和違法行為，繼而有可能形成持續性越軌的生活方式，由初級越軌者演變成習慣性越軌或累犯。
標簽理論認為，負面的標簽，如認為某人是「愚笨」、「精神病患者」、「犯罪者」或「偏差行為者」等，都是使他人自我形象受到長期損害的主要來源。標簽的本質及標簽如何被運用等對於被標簽者的本來行為均有極大的影響。
例如，某人是否被視為犯罪人可能會影響到該人在家庭、學校、工作單位或其他機構等所受到的待遇。青少年犯罪行為人可能會發覺，他的父母會因此而認為他對其他兄弟姐妹將帶來負面影響，學校則可能將他與其他有相類似行為的同學編在一起，而同學們也可能會嘲諷、疏遠他，而過去曾經被標簽為「犯罪者」或「精神病患者」則會發現，他們很難在社會上重新找到合適的工作。
除上述被標簽後立即產生的社會後果外，標簽理論更認為，標簽會逐漸加深一個人的犯罪行為而逐漸跨入經常犯罪者的行列。一經被貼上某種標簽後，他會受到來自多方面的監視和警覺，也會因屬於嫌疑犯而漸漸被從合法社會中排除。
因此，曾經被標簽的人就只好物以類聚，共同相聚在一起，互尋協作，而孤立於傳統社會之外，因此，他們逐漸成為慣犯，而與犯罪集團為伍。
(7)對司法實踐擴展閱讀
標簽理論的主要內容有三個要點：即對越軌行為成因的重新解釋、標簽的張貼是有選擇性的以及越軌行為的養成是一種被辱的過程。
這一理論在社會心理學中的互動影響下產生，從社會和他人對越軌者的反應的角度解釋越軌行為，主要闡釋人在進行初次違法犯罪後再進行違法犯罪的原因。
提出，社會和他人是否把一個人視作越軌者，對一個人是否產生越軌行為起關鍵作用。繼發的違法犯罪行為是後睡對一個人初次的違法犯罪行為貼上壞的標簽，而個人又對這種壞標簽產生消極認同的結果。
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並不由行為本身的性質決定，而是由有權勢者為了自己的利益在法律中確定的；根據人們遵守和違法這類法律的情況，人被貼上「守法者」或者「違法者」的標簽；對於被標定為「違法者」的人。
會採取包括逮捕在內的一系列進一步標定活動，目的是在個人和周圍社會成員心目中樹立起違法者的形象，引起社會成員對違法者的更多的譴責等標簽行為；當個體對這種標簽過程產生消極認同時，就會在絕望情緒下進行更激烈的違法犯罪行為。
一些學者主張將研究重點放在群體如何為越軌行為下定義，如何給一些人加「標簽」上，而非越軌行為者本身的特點。該主張得到批評，被認為鼓勵人們同情越軌者，不利於社會安定；標簽也使越軌者不再違反社會規范的警告作用。
⑧ 司法實踐中如何處理法律和政策的關系
如何處理法律與司法政策的關系，一直是困擾我們的一個重要問題。實踐中總有一種傾向，要麼以司法政策代替法律，搞法律虛無主義，要麼認為在司法領域只能依據法律，絕不能靠政策，將二者視為相互排斥、相互對立或相互替代的關系。事實上，司法政策的作用和功能並不是法律所能替代的，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統一。二者的統一性主要表現在追求目的的一致，基本價值取向和基本原則的一致，以及基本內容的一致。如果只強調法律，舍棄司法政策，那麼司法活動的進行就會受到影響，許多司法工作中出現的復雜問題包括司法標准、界限等方面的問題，就不能得到正確、合理的解決，法律也不會得到很好的適用。而且從各國的治國經驗看，由於司法政策能夠根據社會形勢變化及時調整，有利於國家對犯罪的控制和打擊，因此世界各國的司法活動中幾乎都存在著「鍾擺式」的司法政策，不斷調整打擊犯罪的重點和力度。我國根據社會治安狀況而展開的「嚴打」實際上也就是這種司法政策。
雖然司法政策對司法活動起到價值導向作用、具體指導作用和彌補法律缺失的作用，但是司法政策畢竟不是法律，不能作為司法機關定罪處刑的直接依據。因此，在貫徹司法政策、充分發揮其價值功能時，必須在法律的范圍和限度內進行，不能以實施司法政策為借口而超越法律的規定。在司法活動中，對法律有明確禁止性規定的案件，絕不能有什麼「敢闖法律禁區」的思想，不能離開法律另立標准或者擅自更改法律，以所謂政策作為依據來辦案。在法律對有罪判決的證明程度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司法機關不能以政策為借口，對不符合定罪條件的公民追究司法責任。
⑨ 結合文章的對策,講講司法實踐中哪些措施是實施有效的措施
在司法實踐當中很多措施都是非常的有效的比如說帶領學生進行相應的法院的流程觀看或者是模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