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路上

Ⅰ 司法警察如果在路上看到不法行為，有沒有執法權去制止

如果司法警察是在上班時間，在路上看到不法行為是有執法權去制止的。如果是在休息或者下班時間，是沒有執法權去制止的。但是有作為普通公民阻止不法行為的權利和義務。

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是什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有三個方面：

1、堅持黨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全會公報著重做了闡述和強調。公報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

2、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

3、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

(2)司法路上擴展閱讀：

1、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紮根自己的傳統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就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

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禮樂刑政、綜合為治，法不阿貴、刑無等級等法治思想影響深遠。今天搞法治建設，應根植中國土壤，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不能拋卻，也無法拋卻歷史傳統、割斷文化血脈。

2、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國情

兩千多年前，商鞅就說過，「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

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國情復雜，又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治建設決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特別是經過長期實踐探索，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設的巨大成就，必須立足這個基礎去不斷發展完善。

3、我們的法治道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治病要對症下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設也要著眼於解決問題，實現更好更優的國家治理。作為一個正在快速走向現代化的超大型國家，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的規模、復雜程度，是很多國家不曾遇到過的。

從經濟社會發展看，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問題，解決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都對法治建設提出更高要求；從法治建設本身看，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別人的經驗固然可以參考，但說到底，針對自己病症的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治國憑圭臬，安邦靠准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嘹亮號角，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前進，我們就一定能夠鑄就法治中國新的豐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Ⅲ 司法腐敗的典型標本：從資深法官到被法官審判，「浸淫北京司法系統30餘年的司法官員」走上了死囚路……

在肅穆的法庭之上，國徽熠熠生輝，象徵著公正的審判。北京法院的資深官員郭生貴，因涉嫌受賄、貪污罪，成為司法腐敗的典型標本，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終身剝奪政治權利，並被沒收財產。這起案件，猶如一面鏡子，映照出權力濫用與監督機制的漏洞，標志著北京司法系統的腐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郭生貴的腐敗之路，始於劉某某案件。一名當事人家屬為了減輕判決，向他送了一幅畫和1萬美元，郭生貴藉此機會指示加快審判進程。然而，即使如此關照，劉某某仍未能逃脫法律的制裁。家屬未能如願後選擇了舉報，隨之而來的調查揭示了郭生貴龐大的受賄網路，以及律師為案件送禮斂財的不正之風。

2007年，郭生貴的受賄案正式立案，隨後因涉及巨額賄賂被監視居住。他涉嫌受賄金額高達797.28萬元，盡管法院認定其情節特別嚴重，但由於其自首，最終被判處死緩。此案暴露出法官與律師之間的不當交易，郭生貴利用職務之便為律師介紹案件，從中獲取利益，如法律工作者張汝平通過他的介紹收取中介費。

在與張汝平的密切合作中，郭生貴試圖掩蓋非法所得，甚至牽涉偽造借條。然而，當風聲泄露後，他與律師鄔民的交易也浮出水面。郭生貴為鄔民介紹26件案件，兩人約定平分代理費，但鄔民的不滿和隱瞞行為揭示了權力濫用的深層次問題。馬紅玉通過張鳳海獲得的80萬元訴訟費，只是眾多賄賂案中的冰山一角，郭生貴的手法涉及干預案件進程和索要提成。

郭生貴的腐敗行為並非孤立，他的違法行為觸達了法律的底線。例如，蔣某的違建案件中，他不僅干預司法，還索要賄賂，這四宗罪行——包括收取訴訟費、干預案件、索要提成和貪污，均指向了他濫用權力的深淵。這些案例揭示了司法腐敗的鏈條，權力私有化和濫用導致的串案和窩案。

郭生貴的墮落，從一個革命背景的家庭出身者，一步步走向腐敗的深淵。他在東城區法院的升遷軌跡中，權力的濫用與個人慾望交織，最終在西城區人民法院門前的石獅象徵性地失去了聖潔，暴露了制度的失效。他的案例警醒我們，制度的漏洞與個人的貪婪如何結合，形成司法腐敗的惡性循環。

郭生貴的案例，是一場法律與道德的深刻較量，也是一次對司法體系的拷問。它揭示了制度設計的重要性，教育與體制改革的迫切性。只有通過建立更為公正透明的司法體制，才能有效遏制腐敗，守護社會公正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