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存在的問題
① 民法典是什麼東西
民法典來是指在採用成文法的自國家中,用以規范平等主體之間司法關系的法典。民法典是以條文的方式,以抽象的規則來規范各式法律行為、身份行為。有的民法典會酌采習慣法作為補充規范的方式,此外也多半規定以當事人間司法自治的方式彌補各種法規的不足。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1)司法改革存在的問題擴展閱讀:
《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起草。課題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煙台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法學院、山東大學法學院、北京化工大學法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深圳大學法學院、中國建銀集團法律部等單位的26人組成。
梁慧星學部委員擔任課題組負責人。該草案採用德國潘德克吞編制體例,分為總則、物權、債權總則、合同、侵權行為、親屬、繼承七編,共計1947條。
② 如何看待獄警這個職業
1、這是一個相當搶手的職業。由於大部分監獄都是省直單位(雖然坐落於窮鄉僻壤,但不歸當地管),行政級別高,要考上還挺不容易呢。
2、監獄都建在鳥不拉屎的地方,離繁華很遠,下班後娛樂活動極少,生活枯燥,所以警官們往往花更多時間琢磨工作,而且工作出色。
3、因為監獄不負責幫獄警在本地安家,很多夫妻分居兩地。很多剛考上的單身的小夥子因為生活沒著落,就找了當地的姑娘(比如老師、護士等),然後,就在那兒落地了。
4、獄警工作環境艱苦,犯人裡面什麼人都有,什麼病都有,肺結核啊這種傳染病很常見,常年跟他們接觸,有些獄警就被傳染上了,組織上也沒有特別的補助啥的,甚至都沒有一些額外照顧,要說到額外照顧,看大門可以算一個,這是一個相對清閑的崗位,所以用來照顧老同志或者身體不好需要修養的同志。
5、獄警的工作時間很長,晚上還要加班帶犯人做事,每月有生產任務額,以前據說,財政工資還經常不按時發,有的地方扣發財政工資,讓監獄發展生產,生產出來的利潤上繳之後返還一些給他們發工資。現在應該有所改善了吧。
6、獄警裡面也不乏有抱負有理想的年輕人,有些犯人出來之後會很感激當初帶班的幹部,有些幹部們還會為犯人聯系工作,關心他們出獄後的生活狀況。
7、那些聽說會打犯人罰犯人什麼的,事實上監獄很規范,犯人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可以寫信給檢察機關,這些信都會放在特製的信箱里,由當地檢察院定時來收。只要犯人自己不作死,是沒人去打他們罰他們的,現在大家都很懂人權法制。很多犯人覺得到了監獄才是到了正規地方,獎罰分明,好好改造表現優秀還可以減刑,比在看守所要幸福很多。
8、獄警看到了很多人性陰暗面,有些會產生負面情緒什麼的,這是當然。我覺得,應該多關心他們的心理健康。
9、至於什麼無期徒刑之類的,只是大家的想像吧,他們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圈,只是上班而已,跟大家在企業上班是一樣的。就是條件相對艱苦些。
最後加一個科普:看守所屬於公安,而監獄屬於司法。他們不是一個系統。看守所是嫌疑人未定罪前的臨時關押處,而監獄則是已通過司法程序定罪的罪犯服刑處。
③ 論述我國審判監督程序的主要內容及改革思路
審判監督在我國現有的司法實踐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我國目前審判監督程序中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陷嚴重的制約和影響審判監督職能的充分發揮,使審判監督程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亂,其主要表現有:啟動機制混亂,再審事由無限制,審級的無限定問題,審理程序及再審范圍的無限定性,對審查方式、處理結果、期限等均未加以規定,申請再審的權利義務內容不明確等等。筆者由此而展開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勢在必行,並對於審判監督程序目前存在混亂的根源進行探討,認定其根源就是保障當事人申請再審權利與維護生效裁判穩定性的矛盾以及申請再審的當事人主義與再審提起的職權主義的矛盾,這兩對矛盾如果無法得到解決,審判監督程序的改革將無法徹底進行。為此筆者探討了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問題,認定程序公正、程序效益和程序安定是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要實現再審程序的價值目標,筆者建議應首先確定權利義務相對應的申請再審權及構建以公正、效率、效益為價值目標的科學的審判監督和訴權保障機制, 改革和完善申請再審程序,完善再審的啟動程序,科學構建起再審的事由,實行審級監督,對民事、行政案件實行再審申請預收費制度等。並建立有限的「三審終審制」。
一、現實的困惑
「審判監督程序就是指對判決、裁定或調解協議已經發生效力的案件提起再行審理以及人民法院依法對這些案件進行再行審理的程序。」①審判監督程序作為司法補救程序,是一種特別的審判程序。除少數由檢察機關、上級法院或本院依職權提起再審外,審判監督案件多數是由當事人申請再審引起的,因此在事實上包含著兩個程序:再審申請復查程序和再審程序。整個審判監督程序過程可以簡單的表述為:申請再審――申請再審審查――決定再審(或予以駁回)――再審。可見從申請再審審查到再審,是一個前後銜接的完整過程。申請再審是前置程序,再審程序是後續程序,因此,申請再審程序實質上是審判監督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申請再審工作也是審判監督工作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在司法實踐中,由於我國訴訟法上的粗放和簡約,造成再審程序立法的真空,導致復查程序存在法律盲區,加上再審程序啟動和運作上的問題,造成一方面申請再審難,審查工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終而不終」,無限再審的尷尬局面,以致法院裁判的權威性、法律的嚴肅性嚴重受損,並因此損害社會主義國家及法制形象。
二、程序缺陷和弊端的具體體現
再審程序設立以來,在司法公正、實現法律統一、糾正冤假錯案、維護司法權威和社會正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再審啟動上強調了國家干預權,忽視了當事人處分權,在事實認定上追求客觀真實,忽視了法律事實;在糾錯上,注意實體公正,忽視程序公正,從而在實際操作中出現了以下幾種弊端。
1. 啟動機制混亂
在法律上並沒有嚴格限制再審主體的啟動。根據我國現行訴訟法的規定,再審程序除基於當事人申請再審發生外, 還可以基於法院、檢察院的職權發生。「這在西方國家僅規定當事人有權提起再審,法院和檢察院一般不成為引發再審程序發生的主體。」②但是我國人民法院及相關機關則被賦予了相當大的職權,法院、檢察院可以在當事人未提出申請的情況下主動依職權提起再審,而且無時間限制,明顯帶有國家干預的色彩,將公權利隨意介入了私權利之中。這不僅忽視了對當事人是否通過再審以維護自己權益之決定權的尊重,而且也缺乏對當事人放棄上訴權及其產生的法律後果之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國家更注重個人權利的今天,此等規定是極不科學的,應當盡快予以修正。
2. 再審事由無限制
再審事由過於原則和籠統,司法過程中不便把握。民訴法第179條列舉了當事人應當提出抗訴的五種情形,包括出現新的證據、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違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等。第185條列舉了檢察院應當提出抗訴的四種情形,僅比前者少了出現新的證據這一情形。第177條規定法院提起再審只要認為裁判「確有錯誤」,至於是哪方面錯誤,錯誤程度如何,均由法院自由裁量。在實踐中,只要是生效裁判稍有錯誤,便被認為是啟動再審的理由,甚至只要有點點瑕疵的生效裁判都可能被多次再審。
3. 審級的無限定問題
據我國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對於已生效的判決可以向原審法院提出再審,也可以向上一級法院申請再審;本院的上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權發動再審程序,最高人民檢察院、上級人民檢察院、同級人民檢察院也都有權直接或間接的啟動再審程序。」①
因此法律對於再審案件應有哪一級法院管轄規定不清楚,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 再審案件級別管轄不明。不僅原審法院可以管轄受理,而且,上級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同時復查甚至再審,這種現象經常發生;(2)再審抗訴管轄不明。特別法檢時常發生沖突的法律問題。《民事訴訟法》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按理說,同抗同審應無異議,受理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直接審理同級檢察院提出的抗訴。但由於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皆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規定,所以司法實踐中,多數採用了上抗下審的做法,但也不排除同抗同審的可能,這種管轄的極具不明朗性。
4. 審理程序及再審范圍的無限定性
現行中的民事訴訟法除了第一百八十四條外,對再審的審理程序和裁判程序並無專門性規定。三大訴訟法對再審案件的審理程序規定了兩種: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如果原審是按照一審程序審理則再審也應按照一審程序審理;原審是按照二審程序審理的則再審依二審程序來審理。這一規定,未加考慮再審程序的特殊性,從而使司法實踐中的再審審理雜亂無章,既不同於原一審程序,也不同於二審程序。民事訴訟法簡單地按照一審或二審程序不可能包羅再審的所有法律問題。例如按一審程序審理的案件,能否追加當事人的問題;原告能否變更訴訟請求,被告能否反訴的問題;原告經合法傳喚無不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允許中途退庭能否按撤訴處理的問題;維持或撤消原判如何適用法律問題,按照二審程序提審的案件能否發回重審的問題等等,都無相關法律規定。
5. 對審查方式、處理結果、期限等均未加以規定
申請再審的審查方式主要是法院在受理申請再審後,調取原審卷宗依職權進行調查的方式。申請再審程序是法官背著當事人對案件的調查為主線而展開的活動。其中法官負有案件真相的職責。因此審查方式上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再審法官易先入為主,違背了當事人處分原則,弱化了再審開庭的庭審功能,審判方式不公開,申請再審審查結束後以通知的形式駁回再審申請,體現不了審判機關行使審判權的法律特性,也體現不了法院作為審判機關的權威性與嚴肅性。
當事人可以依據審判監督程序引起再審,再審裁判生效後,還可以依審判監督程序再再審,如「湖南長沙市某法院發生一起案件訴訟十八年,裁判二十次,法院反復再審多次,最後再審維持原初審判決的事例。①「現行民事訴訟法對申訴的期限未作限制意味著當事人終身的申請權」。②
6. 申請再審的權利義務內容不明確
按照我國三大訴訟法對申請再審之訴的法律規定,只要對於生效判決提出再審申請,就應該必然地引起再審的審查程序,這是再審區別於一般申訴的標志。但在現實中,申請再審提出後,也不必然引起復查程序的立案,或者是立案後並未及時的開展審查工作,使申請再審人的申請再審權利得不到實質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並未相應地明確與申請再審權利相對應的訴訟義務。對申請再審人怎樣行使其訴訟權利,其訴訟權利的行使應受到如何的限制和約束,都未規定,導致再審申請人隨意、濫用再審權,甚至無限申訴,違反了程序的安定性與裁判的既判力。
三、困惑或矛盾的根源
申請再審之訴作為訴權得以確立,本是現代訴訟立法的一大進步,而這種訴權的確立,必須要有相應的嚴格的、科學的制度加以保障,否則,只能使申請再審之訴流於形式。我國現行的再審程序立法,相對於一、二審程序立法而言較為混亂,這種混亂的原因是申請再審權利及其保障程序設置上的缺陷,加上再審啟動機制混亂,造成了立法規則上的不和諧和沖突。一方面當事人申請再審難,另一方面又容易引起對生效裁判所謂公正性和穩定性之間把握的平衡,最終導致了司法實踐中程序運作混亂和操作困難。「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無疑應當限定較為嚴格的條件,因為再審畢竟不是一個獨立的審級,要穩定生效裁判的效力,就必須防止再審程序通常應當由當事人提起。」可見,現行審判監督制度這種兩難困境和難以調和的沖突根本原因,在於保障當事人申請再審權利與維護生效裁判穩定性的矛盾以及申請再審的當事人主義與再審提起的職權主義的矛盾,這兩對矛盾如果無法得到解決,審判監督程序的改革將無法徹底進行。
四、重構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訴訟法與實體法的相互關系被經典地界定為『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在這種認識論的指導下,在理論層面上表現為極端化的『程序工具主義』。而在司法實踐中表現為『重實體、輕程序』的程序虛無主義。」①
極端地堅持程序虛無主義的觀點,其後果往往是承認甚至鼓勵裁判者為實現正確結果而不擇手段――不考慮法律程序本身的正當性、公正性、合法性。「法律程序既然只是為了實現裁判結果的正確性而存在,那麼也同樣可以為這一目的而犧牲,這也是從程序工具主義理論中可以得出的一個必然結論。」②
(一) 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
「任何值得被稱之為法律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③對於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的取向,近年來不少學者從程序公正和訴訟效益的角度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並已達成了某些共識,也有學者提出了「程序安定也是民事訴訟價值的取向,甚至提出在法的價值序列中,法的安定性優於正義和其他價值」④
1. 程序公正
「博登海默將正義表述為有著一張普洛透斯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並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⑤公正在傳統法理學中被認為法律的唯一目標或功利價值。關於程序公正的內容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闡述,他們的回答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內容。「但是程序公正的觀念和標准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它們要與特定時代和特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狀況相適應,並受制於一個社會的法律傳統,人們很難提出一種普遍適用於所有時代和社會的公正理想。」⑥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否認,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的民事訴訟程序主體對程序本身的需求具有某種共同性的因素,我們可以歸納為「法官中立原則」、「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平等原則」、「程序參與原則」、「程序公開原則」等。
2.程序效益
效益本身作為一個經濟學術語,只涉及純經濟學的內容,其所回答是一個資源有限的社會,應如何進行理性的選擇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以來,訴訟立法同社會經濟生活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以至於無法拒絕受經濟功利規則的影響和支配。經濟分析原理與訴訟法律關系之間的融合導致了訴訟成本與訴訟效益觀的產生。波斯納將經濟學看做是一種理性選擇理論,即訴訟所達到的理性選擇。就是以最小可能的資源化費來達到預期目的的理性選擇,從而將節省下來的資源用於經濟系統的其他領域。「程序效益的內涵就僅僅及於其經濟價值的體系,從民事訴訟的角度,程序效益所要考究的是盡可能以最小成本投入獲得最大的訴訟效益」。①
「司法本身是一種時間和資源有限性的工作,它必須遵循法律的正當程序,而不允許當事人無限制地收集和提交證據,給法院並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法院進行審理。」②
我們應當重新設計再審程序和司法實踐中程序效益原則,應當始終注意把握。作為再審,必然要消耗相當的物力、人力、財力以及時間資源。這些資源的消耗在一定意義上講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從公正的角度上來講,對於錯誤的裁判應當予以糾正,但從效益的角度來看,「實現公正要以最小的投入來保障,而現行訴訟法忽略了程序的效益,重要的表現在於判決缺乏終局性,啟動再審主體過多,時間上的限制也不嚴格,無休止的訴訟反映了也刺激了對法院決定的不尊重,從而嚴重削弱了法院體系的效率。」③
3. 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的價值往往被歸納為程序公正的范疇,博登海默就在討論正義與安全時稱:「盡管有著秩序無需要的討論中,我們把安全需求的問題置於中心地位,但是人們卻始終只是把安全視為實現正義的價值的一個相關因素而已」。④「程序安定與程序公正的效益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但從根本上來說,程序安定是訴訟制度獨立的價值取向。」⑤如果法律秩序不表現為一種安全秩序,那麼它根本不能算是法律,因此我們認為,如果法律程序不安定,那麼它就不是一種程序,當然也就談不上程序公正和效益,因此程序安定是訴訟制度的首要價值取向。
程序的安定性包含兩個層次的安定,即程序規范安定和程序運作的安定,其基本要素包括程序的有序性、程序的不可逆性、程序的終結性、程序的法定性。程序安定要求,終審判決一旦作出,不能隨意地重新啟動程序,對該案件重新審理或撤銷該判決。這不僅能夠充分地維護司法的權威和法律的權威,而且也可以確保各方及時地擺脫訟累。「判決一旦做出,法官就不再是法官,既使法官從他處理的爭議中擺脫出來」。①當事人也從侵擾中恢復安寧和自由。「如果一種爭端解決程序總是因同一事項而被反復啟動,它是不能成為程序的」。②
我國再審程序啟動具有多主體性及申訴無限性,正是由於啟動主體范圍過寬,使得再審啟動是一種無序的狀態。導致再審程序的頻繁啟動,終審判決沒有什麼既判力。不僅當事人不對其信服,而且也造成其他人喪失了對法律的信仰。在現代社會里,維護法的安定性和法律和平是法治原則導出的必然結果。這就要求每一紛爭都應獲得終局的解決,並且為避免統一紛爭反復訴諸法院,重復進行訴訟程序及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二) 再審程序價值目標的實現
審判監督工作的改革的切入點必須首先確定權利義務相對應的申請再審權。切實保障申請再審權,只有這樣才能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之功效。法理學理論告訴我們,真正意義上的權利,必然有其相對應的義務,權利和義務不可分離,因此在設定申請再審權,同時必須同時明確與之相對應的訴訟義務,如規定申請再審的范圍,提出機關、提出的次數、時限及其它訴訟義務,是申請再審的權利義務完整地有機統一。
其次,構建科學的審判監督和訴權保障機制,須以公正、效率、效益為價值目標,並最大限度保護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益乃至實體效益。要實現訴訟公正,必須從立法上實現程序公正。主要是健全再審的啟動和運作機制,構建科學的法定再審事由,以防止再審程序被輕易提起,維護終審裁判的既判力和穩定性。
1. 完善再審的啟動程序
(1) 取消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的規定。
其理由是一:從理論上講,法院依職權決定再審違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則。因為法官在訴訟中的中立裁判角色決定其在啟動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極的、被動的。否則,則與一方當事人無異。因為啟動再審程序的當事人都是有訴須審的,與對方當事人是成對立關系的,所以法院在啟動再審的同時也就喪失了中立裁判的立場,使三角的訴訟結構蛻變成了線形結構。這樣做,不僅違反了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也有悖於民事訴訟的目的。其二,就是從國外大多數國家的規定看,很少有法院作為再審主體的規定。法院只能根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法定條件和程序才能啟動再審程序,才能有效地維護終審裁判的既判力。
(2) 限制人民檢察院抗訴案件的范圍
關於人民檢察院對民事案件的抗訴權,理論界爭議很大。有人主張取消檢察機關的抗訴權,其主要理由就是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進行抗訴「師出無名」,違反了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處分之原則。對此,筆者雖有同感,但也不完全贊同。
檢察機關僅僅基於一方當事人的一面之詞而提出抗訴的話,不僅有悖於程序公正的要求而且從深層次上講還損害了民事訴訟當事人雙方訴訟地位平等和訴訟權力平等的基本准則。檢察機關針對一般民事案件的提起抗訴違背了民事訴訟中的處分權原則。其次,檢察機關對一般民事案件提起抗訴容易打破當事人雙方平等對抗的格局。所以筆者認為應當取消檢察機關對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訴權。但檢察機關畢竟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並負有法律監督職責。因此檢察機關不應過多介入私法領域的民商事審判,除非案件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或者發現法官有枉法裁判行為。
(3) 取消申訴制度,開放再審程序,強化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權利。
申訴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民主權利,無時效限制。申請再審是一項訴訟權利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如不在法定期限內提出再審申請,以後將無權請求再審。目前申訴已經被很多人無休止地用到法律領域,且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所以筆者建議取消申訴制度。同時,長期以來,民事當事人的民事申請再審權一直得不到應有的對待,甚至受到輕視,所以要加強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程序保障,開放再審程序,即凡是當事人認為生效判決有誤並在法定期限內提出了再審申請,只要該申請符合法定情形,人民法院就應當立案受理。
2. 科學構建起再審的事由
程序正義是立法者在程序設置、司法者在程序操作過程中所要實現的價值目標,而現行民事訴訟法關於再審理由規定的一個缺陷就是忽視了程序正義的獨立性。目前法律界對於如何穩定裁判的既判力,防止再審提起的隨意性,維護司法的權威問題各抒己見,見仁見智,但對再審法定事由質疑最多。有專家指出,我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幾種當事人申訴或申請再審的情形,但這幾種情形涉及到證據的事實、法律、程序等各個方向,幾乎囊括了與案件相關所有問題。而且表述籠統,不具有可操作性,無法達到規范再審標准和再審標准和限制再審的目的。
審判監督階段的事實審查,並不是審查這些證據能否成一定的法律事實,而是對已認定的案件事實是否符合證據規則進行判斷,即以原裁判作出時所收集到並經質證的證據為限,對原裁判的事實認定的准確性進行評判。顯然比一、二審程序來對證據的標準的要求應進一步降低,即原判所認定的法律事實主要證據不足的,才能應申請再審人的申請予以再審,而把那些事實難以查清,尚存爭議的案件排除在再審之外,避免隨意再審改判;另外原終審結束後出現所謂「新證據」,當然不能成為再審事由。這不但是對二審終審的直接違反,也與舉證時效制度相抵觸,對這種新出現的證據,可引導當事人以新出現的事實另行起訴。當然認定是事實也有怎樣適用程序法的問題,但比使用實體法的要規范的多。對原裁判的事實認定,存在著一個是非對錯的判斷標准問題。當然也就要求建立相當健全的證據法律制度,從立法上確保程序公正的法律基礎,故應當把提起再審的事限定在對原判的認定事實和程序的問題上,這樣就把再審的法定事由建立在具有較為明確的標準的基礎上,使之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以便於司法實踐中准確地把握應用。筆者以為,再審的法定事由一般可歸納為再審的程序事由和實體事由。有關程序方面的法定事由有依法應公開審理的案件未公開審理、未經開庭審理而作出判決、審理本案的審判人員、書記員應當迴避而未迴避、審判組織不合法、當事人未經合法代理、違反管轄規定的等。實體事由主要有作為裁判基礎的主要證據是虛假的或不真實的、作為裁判依據的另一裁判或行政機關的決定已被撤消、本案裁判與另一在其前生效的判決、裁定相抵觸、適用法律、法規錯誤,且足以影響裁判公正的等等。
3. 審判監督程序必須實行審級監督,改變目前實行的內部監督的模式。
審判監督程序的根本性能在於糾錯。但是目前所實行的由內部的審判監督機構對本院已生效的判決進行審判監督的內部監督機制是難以實現這一功能的。現行再審程序下,再審案件的管轄是不清晰的。就申請再審而言,上下級法院就同一案件同時進行再審的情形,並不鮮見。就抗訴再審而言,是同抗同訴還是上抗下審,也都一直存在爭議。所以,我們必須對再審案件的管轄作一統一規定。「審判獨立的根本就是保證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響、壓力的情況下,根據庭審認定的事實和其對法律的理解自由做出裁判,如果允許乃至對法院裁判是否正確進行法律效果的評判,必然導致法官產生擔擾、畏懼乃至服從,依附心理危機審判獨立。」①這種內部機構監督是法官也放不開手腳,所以這種監督的結果也缺乏司法的權威性,不復合訴訟的本質規律,只有審級監督才能體現權威性、嚴肅性、公正性,況且如前所說,對從事審判監督工作的法官來說,改判本院的案件就意味著壓力,情感上也不願改判案件。所以,筆者以為,再審案件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上一級法院管轄並審理較為合適。這樣從審判監督角度上,還是從心理學講都是比較科學的。
4. 民事、行政案件實行再審申請預收費制度,這是遏制申請再審無序狀態的有效途徑。
所謂收受理費,待案件處理後,如果結果是駁回再審申請的,則費用不予退還,以懲戒其濫用申請再審權的行為;如果結果是申請再審有理,案件被改判的則法院會把這項費用如數退還給申請再審人,把申請再審收費作為申請再審人的一種訴訟義務。加以制度化規定下來,對於當事人而言,申請再審之訴是自己的訴訟權利,而且還必須承擔相應的訴訟義務,從而使起更珍惜自己擁有的權利,切實有效地減少無理纏訟和濫用申請再審權利的現象。況且在司法實踐中,90%左右的申請再審案件經審查後確認原裁判正確,駁回再審申請,辦理這類案件也要花費人力、物力、財力對申請人收取一定的費用是合理的、應該的,也可以增強辦案人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五、結語
通過對我國現行審判監督程序的現實和理論的檢討以及重構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的分析,我們在重構時應充分考慮在再審設計與運行中注入程序公正、效益、安定的程序價值。同時應考慮到「中國需要又在一系列基本原則、概念和形式上能夠與現代世界各國法律銜接的而又具有自己的法理的法律。這種法律能夠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下,在適應發展的前提下處理的一般與本土的關系。」①
但是,審判監督程序既是一「人為制度」,就難以擺脫人類制度固有的局限性。完善再審程序應當比較完美地實現法的安定性與法的真實性之間的統一。再審是對既判力的挑戰,也是對訴訟中不誠實信用行為的懲罰。我國的審判監督程序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相信在公正陽光的照耀下,秩序雨露的滋潤下,效益春風的吹拂下成長。相信不久的將來,審判監督程序必定會是一個合理有序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張衛平主編《民事訴訟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陳桂明著《訴訟公正與程序保障》,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4、高洪賓著《審判監督與司法權威》載《人民司法》2001年第一期
5、馬慶文著《訴訟十八年,裁判二十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6、田平安主編《民事訴訟改革熱點問題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
7、陳瑞華著《程序正義論綱》轉載陳光中主編《訴訟法論叢》(第十卷)法律出版社1998版
8、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9、陳桂明著《程序理念與程序規則》,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10、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1、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2、沈達明著《比較民事訴訟法初論》(上冊)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
13、陳瑞華《通過法律實現正義》載《北大法律評論》第一卷,第一期,
14、常怡《審判監督與審判獨立》載《訴訟法學新探》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5、宋冰《程序、正義、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講演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專升本和成人高考,自考之間的區別有哪些
1、入學方式不同成考屬於嚴進寬出的形式,要求考生參加全國統一組織的入學考試,由版各省市、自治區自主錄權取,跟普通高考一樣需要填報志願,由成人高校擇優錄取。
自考屬於寬進嚴出的形式,自考生不需要參加入學考試,只要符合報名條件即可進入高校學習。
2、學習方式不同
成考專升本主要有三種,分別是業余、脫產、函授。業余學習方式適合在職人員,上課時間安排在雙休或晚上,不影響成考生的工作時間;脫產學習方式適合想進入大學體驗大學生活的學生,跟普通高等院校學生一樣進行全日制學習,有固定的寒暑假;函授學習方式適合在職人員或業余時間較少的'學生,上課時間安排在寒暑假,可以兼顧學習與工作。
自考專升本的學習方式有全日制、業余制、網路班。全日制學習方式跟普通高等院校的學生一樣進入大學學習,上課時間是周一至周五;業余制學習方式適合上班族,上課時間是周末或晚上的,利用考生的業余時間;網路班學習方式適合在職生,主要利用網路,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進入學習中心學習。
成人學歷提升機構推薦明世教育,明世教育能抓住當代學員的學習特徵,結合時代趨勢,用互聯網教育的形式服務更多學員,學員可以夠學的輕松、學的快樂、學的實在。
⑤ 20年前,日本第一個被判無期徒刑,後改死刑的未成年人,如今怎樣
未成年一直都是各國都相對於關注的一個話題,由於未成年的思想,身體都在一個發育期,因此立下了許多未成年保護法,然而這些保護法,卻成了未成年犯罪的「保護法」,日本的一個惡魔就利用「保護法」險些逃脫了制裁。
本村洋甚至險些放棄,他曾說:「如果法律存在的意義是為了保護犯人,那不如由我殺了他」,在這次「世紀對決」當中吉田和本村洋都沒有被擊垮,他們還會繼續下去,當100次沒有成功,那就上訴101次。
⑥ 如何提高社會治理水平
確立憲法和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最高權威,就要不斷完善公共服務體系。
公共服務為本的理念是提升地方政府社會治理能力的基礎和凝聚人心的利器。此外,堅守公平公正的信仰和責任。
提升地方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必須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導作用和整合能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基礎,促進社會公平公正和社會穩定。地方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要職責是制定規劃。地方政府的社會責任就是提供社會服務、資源破壞等公共化,不斷增加民眾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為社會、維護秩序,改變政府在社會治理領域包攬過多的制度安排,承認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由於趨利性,地方政府既是社會治理的唯一主體,導致對地方社會發展和社會責任的漠視,建立社會成員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機制、社會,創造條件讓公民以治理主體的身份參與社會治理,提升地方政府社會治理的制度化。社會治理目標反映了地方政府對社會利益的價值判斷和行為取向,地方政府要逐步釋放社會組織成長的空間。還有一些政府官員利用權力尋租、社會化。另一方面、教育、利,更好發揮各自的獨立功能,實現多元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社會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特徵。這是提升地方政府維護社會穩定與秩序能力的基礎。一方面、養老等基本民生問題上得到改善。
⑦ 法人有限 責任是
法人有限責任指的是:法人無限責任、股東有限責任。
這是有限責任的本質。法人以其人格(財產基礎)保證償還債務。如果不能償還則破產(相當於死)。所以債務對於法人來說是無限的。
但股東僅以出資為限承擔責任,所以對股東來說是有限債務。
不要片面的看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就以為法人有限責任。還不了債法人要沒命的。
當然新公司法規定了「法人面紗制度」某種程度上使得股東有限責任也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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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
在公司治理中,供應商、消費者和勞動者等利益相關者等都是以債權人身份參與公司治理的,因此,如何保護債權人,平衡債權人與股東的利益是公司法的一個重大課題。現代公司制度賦予股東有限責任保護是生產社會化的必然選擇。而股東受有限責任保護,在出資范圍內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存在固有缺陷及局限性,有限責任不可避免會被濫用。債權人與股東利益沖突就集中表現在公司控制股東利用有限責任的保護,濫用控制權,轉嫁公司經營風險和成本的問題上。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看,因為各國公司治理的制度環境不同,解決這一問題的制度安排與選擇也就不同,排除或限制股東有限責任的適用並不是解決控制股東濫用有限責任、損害債權人利益的唯一手段。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的范圍和條件取決於合同與公司立法等事前制度安排的完備性程度,其本質上是要克服股東有限責任制度固有的缺陷,解決事前防範機制的不完備性,通過排除或限制有限責任對控制股東的適用,追究濫用有限責任的控制股東的民事責任,為因控制股東濫用有限責任而受到損害的債權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兼顧效率與公平。從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的法律效力來看,它並不影響公司法人格地位,也不影響其他股東依照公司法享有的有限責任。因此,從其本質內涵上來說,美國「揭穿公司面紗」、德國「直索責任」和日本「公司法人格否認」等概念都不能准確表達其本質含義,容易引起誤導。
在司法實踐中,在維護股東有限責任價值與保護債權人權益之間如何掌握一個最佳平衡點,兼顧效率與公平,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存在各種各樣的學說,實踐中的做法也有很大不同。如美國「揭穿公司面紗」理論有工具說、替身說、欺詐說、代理說、企業整體說等學說;德國「直索責任」理論有主觀濫用說、客觀濫用說和法律規定適用說;日本「法人格否認」理論有中義說、狹義說和廣義說。盡管其理論依據及適用的范圍與條件有些不同,但本質上這些制度都是限制或排除有限責任的適用,追究控制股東濫用控制權的法律責任,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英國則把法律調節的重心放到董事身上,通過加強董事責任防止有限責任被濫用。從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的條件看,控制股東是被追索對象,判斷是否是控制股東有兩種途徑,一是從股權結構,二是從股東對公司的影響力;保護對象是債權人;客觀要件是控制股東有濫用有限責任的行為並造成公司部分或全部喪失償債能力;主觀要件爭論焦點在於對欺詐或惡意的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因果關繫上要求控制股東濫用控制權和債權人損害之間要有因果關系。
集團公司是現代社會化大生產普遍採用的一種組織形式,出於戰略統一安排的需要,控股公司之間經常性通過關聯交易安排在集團內部進行資產和利潤轉移,調節資源的分配。集團公司組織結構和股權結構為公司控制股東濫用控制權提供極大的便利,這就給子公司或關聯公司債權人的保護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因此,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在集團公司越來越多被廣泛地用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在學界有人提出「企業說」,主張將集團公司看成是單一的法人,將集團公司子公司與關聯公司債權債務合並到集團公司進行處理,排除或限制有限責任對控股公司的適用。目前,這一主張已被有些國家在司法實踐和立法中所接收。
長期以來公司被看作是為股東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社團組織,在公司治理中,消費者和勞動者以及社會公眾被排除在外。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公司越來越多被看作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組織,其存在與發展關繫到消費者、勞動者和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他們作為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的權利越來越多地受到強調。在這種背景下,當消費者、勞動者和社會公眾的利益因為控制股東濫用其對公司控制權而受到侵害時,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也就越來越多被用來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從國外的發展趨勢來看,與公司供應商或貸款人等自願債權人相比較,在保護消費者、勞動者和社會公眾上,法院在適用股東有限責任例外上更為嚴格。
自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確立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由於公司文化基礎薄弱,投資者保護、債權保護法律制度不健全,公司治理水平低,加之我國大多數公司都是國有股一股獨大,股東有限責任濫用現象因此而日漸增多,集中體現在逃廢債現象上。在打擊逃廢債的過程中,我國也逐漸確立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制度,但遠不夠完善,需要在公司治理整體框架中進一步完善。要解決一問題,充分發揮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價值,創造良好的信用環境和投資環境,有必要借鑒國外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制度方面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和好的做法,將其納入公司立法,並明確規定其適用的范圍和條件。
一、股東有限責任例外概述
(一)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價值
19世紀發明股東有限責任公司制度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20世紀早期充分展現,有限責任為資本市場的形成和規模化的社會化大生產創造了條件,人們充分意識到了股東有限責任的價值所在,將其與蒸汽機和輪船同譽為工業革命的三大發明。美國學者菲利普·布魯貝爾格(Philip Blumberg)就指出:「(歷史)會將有限責任原則發明人與瓦特和史締芬和其他工業革命先驅同樣的榮譽。」 美國法律史學家伯納德·施瓦茨更是在評論有限責任公司制度對美國經濟發展的作用時,將其看作是美洲大陸得以開發的制度基礎,他認為:「正是公司制度使人們能夠聚集起來對這個大陸進行經濟征服所需要的財富和智慧。」 總結人們的種種贊譽和評價,股東有限責任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為企業家精神發揮創造了條件。因為有限責任的保護,投資者可以放心將它們的投資交給企業家營運;而創業企業家更容易從資本市場獲得外部投資的支持,充分發揮其創業、經營管理才能。
2、使社會化大生產成為可能。有限責任有利於企業融資,吸引投資,將民間的閑散資金轉化為資本,從而使社會化大生產成為可能。馬克思對股份有限公司給予高度評價:「假如必須等到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麼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
3、有限責任促進了風險創業資本市場的形成,為現代高科技產業發展創造了條件。美國經濟學家戴爾芒德說:「希望獲得的利潤越大,則風險也越大,只有在投資的預期利益超過預期的風險時,才能促使投資者投資,要預測和減少風險,就要靠限制責任的辦法實施。」如果沒有風險資本,就沒有高科技產業的迅速崛起;而如果沒有有限責任,就不可能出現風險投資家和風險資本。美國之所以在高新技術產業占據絕對競爭優勢,離不開納斯達克創業板資本市場的支持。
4、方便股份的自由轉讓,使資本市場成為可能,降低了投資者的監督成本。美國學者波斯納(Posner)認為,在不完全市場條件下,公司法上有限責任規則是最佳的任意性規則,它的主要優勢在於公司的股份可轉讓性,投資者只需在其投資的范疇內承擔責任。由於有限責任大大降低了投資者的進入與退出的交易成本,從而使資本市場得以形成,這樣,投資者就可以選擇成本較低方式參與公司治理,通過資本市場用腳投票,而不是成本昂貴的用手投票。
5、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促進了公司管理與監督的專業化。這為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充分發揮其在資本市場和融資市場的作用打下了基礎。同時,有限責任限制了投資者風險,投資者可以通過資本市場規避和降低其風險,無須依靠直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就可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不僅降低了股東監督成本,通過將企業經營管理委託給職業經理人也有利於企業經營效益的提高。
6、企業治理結構標准化。有限責任制度的確立,使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標准化和模塊化,通過公司章程標准化,減少了交易成本。公司法關於公司治理結構,股東、董事權利義務的界定都標准化了,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途徑和方式也都標准化了。企業選擇某種形式,就自動套用這些標准格式,降低了企業成立、營運的交易成本。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有限責任價值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有限責任制度也因此而越來越多被推廣運用。近幾年,歐美國家公司法都普遍認可了一人公司的有限責任,美國許多州有限責任公司法也賦予了合夥企業有限責任。這些立法實際上是對有限責任價值的進一步肯定,通過對有限責任的擴大運用也必然進一步使有限責任價值在經濟發展中得到充分發揮。
(二)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的本質內涵
股東有限責任制度從其創建之日,就伴隨著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矛盾。股東有限責任必然導致公司的獨立責任,公司股東不再直接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債權人無法直接從股東那裡獲得債務清償的保證,這就為股東利用有限責任的保護,濫用公司法人格,將公司經營風險和損失轉嫁給債權人創造了條件。因此,從有限責任制度確立之初,債權人就不斷對股東的有限責任提出挑戰。在19世紀末,當企業大規模採用有限責任公司組織形式,有限責任公司在美國普遍推廣應用時,控制股東利用有限責任的保護,將公司經營風險和成本轉嫁給債權人的現象非常嚴重,美國法院越來越多地不顧公司的法人格(disregard the corporate personality),直接判令控制股東就公司債務直接對債權人負責,法院形象將這種做法稱之為「揭穿公司面紗」(lifting the corporate veil)。美國判例法「揭穿公司面紗」後來被日本、德國、澳大利亞等多國借鑒,從而使其成為判例法上直接追究股東責任,保護公司債權人利益的一項重要制度。
究其實質,美國揭穿公司面紗實際上是在特定條件下通過限制或排除股東有限責任的適用,為得不到清償的債權人提供的一種救濟。但長期以來,我國學者把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混同於公司法人格的否認,我國學者在研究和討論這一問題時,多是在公司法人格否認的概念框架下討論這一問題,如出資瑕疵、公司設立無效等。虞政平博士則提出了「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的概念,主張用該概念來取代含糊不清用得過濫的「公司法人格否認」的概念,他提出:「所謂股東有限責任的例外適用,是基於法律認可而限制或排除股東有限責任適用的制度。」 這一概念與法人人格否認比較,表達了以下兩層含義:一是當股東有限責任被例外適用時,公司之獨立責任亦相應地被限制或排除適用;二是股東不受有限責任保護,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甚至無限連帶責任。也就是說,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排除的是公司獨立責任適用和有限責任對股東的保護,股東有可能承擔補充責任,也可能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他進一步強調指出,與法人人格否認不同,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具有以下幾個特徵:1、以股東有限責任的正當發生為前提。設立中公司的行為人責任,設立無效公司的行為人責任、董事管理人員的職務責任和非有限責任型公司的股東責任都不屬於這一范疇;2、以排除或限制股東有限責任的適用為例外。即並不是完全否定股東有限責任的合法性,並不是完全否定股東有限責任保護的法律內容,而且這種排除或限制是強制性的,而非自願的安排;3、不僅為債權人利益的保護而設立,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可以用來保護債權人以外其他相關利益主體的權益。
他還分析了人們對法人格否認誤解產生的根源。他指出,人們混淆了公司責任與股東有限責任的關系,是因為股東有限責任才產生公司的獨立責任,並非是因為公司獨立責任而產生股東有限責任,因此,排除股東的有限責任的保護才必然導致公司獨立責任的排除,而不是公司獨立責任的排除而導致股東有限責任保護的限制或排除,股東有限責任被限制或排除並不必然導致公司法人人格被否定。公司獨立責任並非公司法人人格必然的附隨產物,而是完全憑借著股東有限責任的法律支撐,正是由於股東有限責任保護股東不再對公司的債務負責,故公司之責任由此走向自負其責的獨立狀態。由於人們經常將公司的獨立責任視為公司法人人格的必然組成部分,故當公司因股東有限責任的例外適用,而限制或排除其法人獨立責任之適用時,人們便認為公司的人格因此亦被否認。事實上,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既不以公司人格否認為前提,也不必然導致公司人格之被否認。同時,他提醒人們注意公司法人人格獨立與有限責任之間因果關系,「公司法人人格並不等於法人責任的必然獨立,公司法人責任的獨立乃淵源於股東有限責任的形成與支撐。」 因此,否認公司法人人格,並不必然會導致有限責任被限制或排除。有的公司法人的股東承擔的並不是有限責任。美國直到20世紀初,股東承擔兩倍或三倍於其出資的責任,或承擔比例無限責任的公司法人都一直存在著。 從全球范圍來看,世界上仍然有大量的責任非獨立型、責任半獨立型和責任補充型法人的存在。
筆者同意這種看法,法人人格否認確實是一個容易引起誤導的概念,「邏輯矛盾和概念含混」, 沒有表達出限制或排除有限責任適用的本質內涵,而「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這一概念則更為准確。
美國從來就沒有在學理上給該制度一個精確表達的概念,使用的都是些模糊的比喻性概念。如「揭開公司面紗(lift the corporate veil)」、「刺穿公司面紗(pierce the corporate veil)」。在判例中,法院使用形象性的概念也隨心所欲,並不限於「面紗」這一種表達,還有如「工具(instrumentality or tool)」、「緩沖器(buffer)」、「殼(shell)」、「傀儡(puppet or mmy)」、「替身(alter ago)」、「化名(alias)」、「外衣(coat)」等等。日本在引進美國這一判例法制度時,使用了「公司法人格否認」這一概念,有可能是英文文獻 「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的誤譯,該表達直譯應為「不管法人資格」,也就是說,揭穿公司面紗是因為控制股東的行為與債權人遭受損失直接相關,而應限制或排除有限責任對控制股東的適用。相對而言,德國的「直索責任」這一概念,在對限制或排除有限責任適用的本質含義的表達上要比日本「公司法人格否認」、美國「揭穿公司面紗」概念清晰得多。但是其缺陷在於,「直索責任」也容易被誤認為是對有限責任制度的根本否定,而不是例外適用。而事實上,德國直索責任的適用是要受到嚴格條件限制,它也不是從根本上否認股東有限責任。
綜上所述,由於美國揭穿公司面紗、日本法人格否認和德國直索責任概念上容易引起混淆,我國在引進這一制度時,不宜生硬照搬,使用「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 更能准確表達這制度的本質含義:1、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是針對特定股東的行為對債權人提供的一種法律救濟,例外適用並不影響公司法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的法律效力,而只是針對濫用有限責任的控制股東;2、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是一種財產責任,其目的是為了平衡控制股東與債權人的利益,防止控制股東濫用有限責任和公司法人格轉嫁經營風險和成本,侵蝕公司債權人的合法權益;3、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的概念強調對有限責任的尊重,適用上要受到公平與效率原則嚴格的限制,它的終極目的是要捍衛現代公司法的基石????股東有限責任,而不是否定。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承認有限責任在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資源優化配置的價值功能,但同時也承認有限責任濫用可能將公司不當經營風險和成本轉嫁給債權人和社會的內在缺陷和局限性。為克服和消除這種缺陷及局限性,一方面,要積極通過完善和改進公司治理促使股東將公司經營風險和成本內在化,另一方面,通過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排除或限制有限責任的適用,為公司相關利益主體提供法律救濟,制裁控制股東濫用有限責任的行為,平衡股東與債權人的利益。排除或限制有限責任的適用是對有限責任濫用的矯正,本質上是維護有限責任制度,因此,其適用的前提條件應受到嚴格限制,其終極目的是要維護有限責任,充分發揮有限責任的價值。
二、股東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的法理基礎
(一)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缺陷及局限性
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缺陷及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事過度冒險的經營活動。由於有限責任的保護,公司控制股東為實現自我盈利最大化,利用債權人提供的信用支持從事風險過大的投資活動,從而將公司經營失敗的風險和成本轉嫁給債權人。
2、通過關聯交易實現利益輸送,侵蝕公司的財產。控制股東利用其控股地位,通過不對等的關聯交易,如資產置換、債務重組、關聯擔保、價格轉移等手段將被控制公司的資產轉移到控股公司或關聯公司,從而將被控制公司的經營風險和成本轉嫁給債權人。目前我國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就普遍存在這種現象。
3、過度分紅,導致公司資本不足。控制股東利用其控股地位,通過高額現金分紅套現,抽干被控制公司,將風險和成本轉嫁給被控制公司的債權人。
4、侵權和欺詐。利用有限責任的保護從事違法行為,侵犯消費者和社會公眾合法權益,或詐害債權人,謀取非法利益。
有限責任的缺陷及局限性是內在的,是有限責任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股東很有可能利用有限責任的保護將公司經營風險和經營成本轉嫁給債權人。如果不排除有限責任的適用,直接追究公司股東的責任,該缺陷及局限性就難以克服和突破。
(二)事前防範機制——合同和法律的不完備性
1、合同的不完備性
股東有限責任對於自願債權人來說並不是強制性的,而是任意性的。通過合同安排,自願債權人可以強迫公司接受將風險和成本內在化的交易條件,自願債權人還可以通過其他合約進行分散或規避風險,如保險、分散投資等,但合同的不完備性決定了這些事前安排都無法有效遏制公司或控制股東對有限責任的濫用。如就過度冒險而言,對於那些對信用有持續需求的公司來說,出於維護信用的考慮,公司會主動避免從事風險過大的活動,但對於那些本來就想退出的股東來說,合約安排就很難對它們起作用。再者,合約安排不適用於公司非自願債權人,對於侵權行為受害者來說,它們沒有機會與公司或股東進行談判。這就成了一些人攻擊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焦點。在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學者漢斯曼(Hansmann)和卡瑞卡門( Kraakmn)就提出,對於公司的侵權責任,股東應當以按股份比例承擔無限責任以解決侵權風險外部化的問題。在20世紀,大量工業災難不斷發生,許多公司不顧公眾安全,污染環境,放任有缺陷產品流入社會,嚴重威脅到廣大消費者和公眾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上述兩位學者將這種現象歸咎於有限責任,他們認為,是有限責任鼓勵公司經理們冒不適當的風險。由於有限責任的保護,股東有意或無意地放縱公司經理們的行為,從而導致大規模侵權事件發生。因此,他們提出,在公司侵權行為中,應當將有限責任廢除,讓股東按照其所佔的股份承擔無限責任,這樣就迫使股東積極參與公司治理,遏止經理們的不當行為,防範侵權風險的發生。事實上,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直到1931年才修改1879年州憲法,取消股東按比例承擔無限責任制度。在歷史上,美國有六個州要求股東就未支付的薪水對雇員承擔無限責任,紐約和威斯康辛迄今仍然保留這一制度。從1865年到1932年,美國聯邦和州法律都要求銀行股東按其出資比例的雙倍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
按照這兩位學者的看法,如果法律取消有限責任,當事人之間還是可以通過合同的安排來接受有限責任的安排。但這種主張一提出來就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反對第一個理由就是,即便是可以通過合同作出有限責任的安排,但交易成本也異常的高。反對第二個理由就是,無限責任對於債權人與股東而言,都是無效率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反對的第三個理由就是,即便有限責任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有限責任缺陷及局限性所帶來的成本遠遠低於其產生的價值。這些贊成有限責任的學者認為,有限責任的好處還是大大超過侵權風險外部化,如果有限責任股東獲得價值超過侵權給受害人帶來的損失,可以通過收益再分配來解決這一問題。
雖然廢除有限責任制度的意見確實過分偏激,但通過債權人自行通過合約安排來解決有限責任外部性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即便是通過合約安排能夠防止有限責任的濫用,談判和監督合同執行的成本也可能非常的高。
2、事前防範法律機制的不完備性
合約的安排最終仍然是要股東放棄有限責任,所以最終仍然會損害有限責任的價值,而且,由於合約的不完備性,交易成本非常高,且不適用於非自願債權人,因此,在維護有限責任制度前提下,就法律技術面上說,克服有限責任局限性無非兩種選擇,一種是事前防範法律制度的保障,另外一種是事後救濟制度。事前防範法律機制就是建立和完善保護債權人的法律制度,強制公司各相關當事人遵守,防止股東將風險和成本轉嫁給債權人。事後救濟就是在股東有濫用有限責任行為的情況下,准許債權人通過司法救濟渠道獲得賠償,通過法律強制制裁相關責任人的不當行為。
實際上,自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確立以來,債權人保護就一直是公司法的一個重大課題,在公司法框架內,有許多制度安排都是可以用來防範有限責任外部性,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如信息披露制度、維護公司資產真實和完整制度、賦予債權人參與公司重大利益決策的制度。這些制度都立足於克服有限責任的缺陷及局限性,維護債權人利益。
盡管如此,法律事前防範制度具有不完備性,不可能完全有效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要充分釋放有限責任的價值,降低交易成本,優化資源配置,又要克服有限責任的缺陷及局限性,防止給債權人帶來額外的風險與成本,克服合約安排和事前防範法律制度的不完備性,有效平衡股東與債權人的利益,剩下的唯一辦法就是為債權人遭受損害時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
(三)兼顧效率與公平的事後救濟機制
根據公司控制權掌握來劃分,現代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劃分為兩種:管理層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和控制股東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前者所有權與控制權完全分離,公司實際控制權掌握在以董事會為中心的管理層,後者公司實際控制權掌握在控制股東。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中,由於股東與管理層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有關的法律制度安排重心也就各有側重,法律責任在各治理主體,即股東、董事等分配上也就有所不同。事後救濟機制一方面是要為受害人提供經濟補償,另外一方面是要追究責任人的責任,通過責任的威懾和制裁迫使公司控制人將風險和成本內在化。
從理論上來說,就消除股東有限責任的外部性來說,通過強化董事責任制度和股東責任制度都能夠達到將風險和成本內在化的目的。如果事後救濟制度重心落到公司董事頭上,讓董事對有限責任濫用承擔相應法律責任,那麼董事就會被迫認真履行自己職責,堅持自己的獨立性,一方面抵制公司大股東不當目的之追求,另一方面,會加強對公司經理人員的監督,防止任何有不當損害債權人的行為,從而可以有效防止有限責任的濫用,避免遭受法律的制裁。如果事後救濟制度重心落實到股東頭上,因為存在有限責任例外適用,直接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威懾,公司控制股東必然會積極參與公司治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加強監督管理,防止任何濫用有限責任行為的發生,避免因損害債權人利益而被債權人追索。因此,就事後救濟機制來說,存在著有兩種不同制度安排,可以通過強化董事責任制度來達到防止有限責任的濫用,也可以通過排除或限制股東有限責任適用,直接追究股東責任來防止有限責任的濫用。不同國家,可能有不同選擇。但其最終目的來說,都是為了維護有限責任制度,充分發揮有限責任價值,同時又能夠有效防止有限責任制度的濫用。
在實踐中,在治理有限責任制度濫用上,美國事後救濟制度的重心是股東,主要依靠揭穿公司面紗制度來排除有限責任的適用,追究控制股東的責任;日本借鑒美國做法,確立了法人格否認制度;德國也採取類似做法,確立了直索責任制度。而同屬英美法系的英國,把法律調節的重心落實到了董事的頭上,影子董事制度、破產法上的董事欺詐或錯誤交易責任等都是以董事責任為中心來保護債權人利益的(詳情請參見第三部分對英美相關制度的比較)。目前,上述各國這些制度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缺陷,如何完善這些相關制度,仍然存在各種看法。
1、建立以控制權為基礎(control-based)的責任制度。以控制權為基礎確定股東責任的方法是密西根大學門德森(Mendelson)提出的。他認為,對於控制股東而言,其獲得信息成本相對較低,對管理層決策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從公司獲得利益也更大。因此,不同股東對公司經營管理影響是不同的,控制股東可以更有效地遏止管理者規避風險的行為,也容易濫用控制權,損害債權人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控制股東從公司經營活動中獲得特別利益,即控制權租金(control rent)。那些有能力控制公司行為的股東應對公司侵權或違法行為
⑧ 民警用大數據思維偵破套路貸案,大數據對於偵破案件有哪些作用
民警用大數據思維偵破套路貸案,打擊罪犯的“名偵探柯南”一、民警用大數據思維偵破套路貸案
賀警官是蘭州市公安局刑警,2020年被評為蘭州市優秀人民警察。從警27年來共參與偵破案件1000餘起、抓捕犯罪嫌疑人1500餘人。賀警官曾利用大數據思維帶領大家偵破“2·12”特大套路貸專案等案件,推動了打擊信息領域犯罪的立法進程,可謂是打擊罪犯的“名偵探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