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司法通

① 關於鄉村彩禮如男方不同意的女方是否可以退.法律上是怎樣規定的

關於彩禮問題的探討
〔 作者：劉舒力 轉貼自：河源律師工作室 點擊數：6 更新時間：2006-5-31 文章錄入：鍾指葵 〕

在我國，於婚約訂立過程中給付一定數額的彩禮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尤其在廣大農村，更是一種習俗。由於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且因彩禮引發的糾紛大量存在，加之我國法律對彩禮的性質沒有明確的規定，相關司法解釋也較缺乏，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對彩禮糾紛的處理沒有較統一的標准，存在一些混亂現象。
一、 彩禮的由來及發展

我國自古以來婚姻的締結，就有男方在婚姻約定初步達成時向女方贈送聘金、聘禮的習俗，這種聘金、聘禮俗稱「彩禮」。西周時確立並為歷朝所沿襲的「六禮」婚姻制度，是「彩禮」習俗的來源。新中國成立後，我國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後的《婚姻法》，均未對婚約和聘禮作出規定，且都規定了禁止買賣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的內容。但目前我國很多地方仍存在把訂婚作為結婚的前置程序，在農村尤盛。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訂婚的彩禮也在不斷提高，小到金銀首飾，大到上萬元的現金、汽車、住房等。一旦雙方最終不能締結婚姻或是離婚則彩禮的處置問題往往引發糾紛，訴諸法院的案件也逐漸增多。

二、 彩禮的性質

現代婚姻不是買賣，彩禮當然不能視作價金，而在送彩禮和接受彩禮的過程中，男方給付彩禮是無償的，女方的接受行為亦如此，不需要支付對價，因此可以認為此種給付行為實際上是達成了贈與合同。然而此種贈與合同遠非簡單的贈予那麼明確，因為雙方的內心意思實際上是以婚姻的達成為預期結果的，很多時候雙方對此預期結果也有明確的表示。那麼此種預期到底會如何地影響彩禮贈與的效力，確實值得研究。從立法上看，我國法律沒有對彩禮的性質作出規定。從司法解釋上看，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雖有規定，但僅是對應返還彩禮的情況進行了概括。

對這一問題的分析，主要涉及到：此種贈與中的婚姻這一事實，是屬於附條件還是附義務，或是其它？ 有人認為彩禮屬於附義務的贈與，締結婚姻屬於接受彩禮一方所負的義務。但從法理上分析，如果接受彩禮的一方不締結婚姻，即構成違約，贈與的一方享有要求其履行的請求權，並可訴請法院強制其履行，或是撤銷贈與。但結婚是不能作為強制履行標的的人身關系，所以認為彩禮的性質為附義務的贈與顯然不妥。王澤鑒先生也認為：「結婚在法律上的性質，原非可認為系屬給付行為，且不得強制請求履行，故以結婚為贈與負擔，是否符合當事人意思及社會一般觀念，似有疑問。」

筆者認為，彩禮為附條件之贈與，並且是附解除條件的贈與。所附的解除條件是婚約的解除，如果條件不成就（婚約未解除），那麼贈與行為繼續有效，贈與物的所有權歸受贈人所有；如果條件成就（婚約解除），贈與行為失去法律效力，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解除，贈與彩禮應當恢復到訂立婚約前的狀態，彩禮應當返還贈與人。事實上一般在對彩禮有規定的國家的學理上或立法上以認為此種贈與為附解除條件為通說。只有少數的判例和學理認為是附生效條件或類似證約定金的（主要為日本舊說）。德國、瑞士的民法均明文規定了此種贈與，從其規定看，均要求在婚姻不成時，對贈與之物得請求返還。史尚寬先生亦認為應屬附解除條件的贈與。

三、 彩禮返還司法實踐中的問題及解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中規定了三種應返還彩禮的情況：（一）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二）雙方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確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給付並導致給付人生活困難的。

對於第一種情況，即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的，在司法實踐中存在一種普遍認識，認為只要未辦理登記手續，男方提出返還彩禮的請求，就一律都應當支持。筆者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婚姻不成彩禮應當返還，但對於特殊情況不宜絕對化，應區別對待。比如，某男與某女訂立婚約，雙方同居較長時間後，男方提出解除婚約並要求返還彩禮。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判決女方返還彩禮，將有失公平，也難以保護婦女 的合法權益。因此，在男方對婚姻不成存在重大過錯的情況下，對於其返還彩禮的請求可以不支持或不完全支持。

對於第二種情況，司法實踐中也存在認識上的差異，對共同生活含義的理解不盡相同。有人認為，只要雙方共同居住，無論時間長短，即便是一天，也應視為已共同生活。有人則認為，共同居住應當經過一定的期限，否則不應認定為共同生活。甚至有人認為，認定共同生活應當以雙方發生兩性關系為必要。筆者認為，對於共同生活的認定的確是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鑒於現實生活的復雜多樣，制定一個明確的標準是相當困難得，其實並無此必要，應給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如此才能適應現實生活的需要。但那種時間極短的同居似乎不宜認定為共同生活。另外，是否發生兩性關系可以作為認定共同生活的考慮因素，但不應作為必要條件。

對於第三種情況，司法實踐中處理起來也是比較復雜的。首先，是生活困難的標准應如何掌握的問題。筆者認為，對於城鎮居民，情況相對簡單，可根據其收入是否低於最低生活保障標准來確定，因我國城市在全國范圍內已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並有明確的最低保障標准予以參照；但對於農村居民，問題就復雜了，因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沒在我國農村普遍建立，大部分地區尚沒有確定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准，這使界定是否生活困難缺乏相應的依據。其次，「給付人」的范圍應如何確定也值得探討，是僅指婚姻關系中的男方，還是亦包括男方的父母。也就是說，給付彩禮導致男方父母生活困難的是否應當返還。筆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彩禮也應當返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訂婚時男方基本年齡較小，並無過多自己的收入和積攢，事實上大多數是由男方的父母給付彩禮，有的為此傾其家產，甚至債台高築，如不返還將有失公允。

通過對上述三種情況的分析，結合筆者在基層法院審理涉及彩禮糾紛的案件情況，筆者需要說明的是：在彩禮糾紛發生率最高的廣大農村，總起來說，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條規定的三種應返還彩禮的情況，其中（一）（二）這兩種情形，在解決糾紛的實施適用中，農民基本能夠接受和理解，原因在於該兩規定基本符合農民的傳統意識和風情習俗。法官也較易操作適用。對於第三種情形的規定，如上所述，僅就「生活困難」男女雙方就各持主張，而法院又無明確的執行尺度，無可操作性，法院在審理此類型的糾紛時大多極少適用。筆者對我所在法院從事基層民事審判的同事了解到，自該司法解釋實施後，無一件離婚案件中適用該司法解釋第三情形判決返還彩禮。對於大量的同居生活後的離婚案件糾紛中男方的彩禮主張極少獲得支持，結果處理起來男方往往處於人走（離婚了）、物去（女方陪嫁拉去）、財無回（彩禮不返還）狀況，敵對情緒較大，矛盾不可調和，不利於糾紛的解決。究其原因，筆者建議，對第三情形的適用應制定基本可操作的標准，綜合從男女結婚共同生活時間的長短、給付彩禮數額的多少、當地的生活、收入水平等因素考慮，根據民法中的利益均衡原則，平衡男女雙方的利益，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對結婚共同生活時間較短、給付彩禮數額較大（超出當地年收入幾倍）的情形，法院在處理時對男方要求返還彩禮的主張酌情部分支持，從而達到利益均衡，解決糾紛的目的。

（作者單位：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

② 鄉村道路被有意破壞，原本農用四輪可以行駛，如今被挖壞並種上香蕉不讓車輛行駛，該怎麼辦如果司法調

報警可好

③ 司法部是如何推進法治鄉村建設的

司法部門是如何推進法治鄉村建設的，他都是根據國家的文件鎖依照國家規定去完善的不是私自更改或者是超過自己許可權去違法建設。

④ 如何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出了《關於認真學習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的通知》，要求更加充分地發揮人民法院職能作用，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務和司法保障。

「我們正審理一起案件，村民從原來種小麥改為在大棚里種蔬菜，5家人商量，把原來南北向承包的5塊土地自行改為東西向承包，便於陽光照射進大棚。這樣做，多年來都相安無事。但去年，由於修建高鐵途經此地，高鐵佔道剛好是最靠西邊的那塊南北向土地。原來承包這塊地的村民提出，補償款應該全部歸他，但其餘4家堅決不同意，訴到法院。」在淄博市臨淄區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庭長孫友軍向記者介紹，不少糾紛和農村土地確權頒證不規范有關。

面對紛繁復雜的土地糾紛，法律法規不可能詳盡規定怎麼辦，必須靠司法機關充分發揮司法智慧。「在農村，很多問題不是簡單的法律問題，而是天理、國法、人情怎麼相統一的問題。我們運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讓矛盾糾紛朝著最有利於實現案結事了人和的方向去解決。」臨淄法院立案庭法官相征說。針對農村土地確權頒證不規范的問題，臨淄法院還向相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建議進行排查整改。

在審理土地糾紛的過程中，不少法官發現，村委會能否依法發揮自治功能，直接關繫到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我們經常遇到村委會換屆後，新官不理舊賬，不承認上一屆簽發的土地承包合同，引發矛盾糾紛。」萊西法院研究室主任李紹斐說，新一屆村委會給出的理由是上一屆在發包時，沒有召開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會議。不管違約的動機是什麼，「沒有經過民主議定」確實是影響合同效力很重要的因素。

為了避免此類問題再次發生，萊西法院經過認真調研，向相關鄉鎮黨委政府發出司法建議，建議他們在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中加強指導，提高村委會依法自治的能力。

「山東法院加強與鄉鎮黨委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的溝通協調，充分發揮鄉村幹部、人民調解員的力量，進一步加強基層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力度，將更多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張甲天說，延伸服務促進了基層社會治理。

充分發揮人民法庭靠近鄉村、貼近群眾的優勢

在農村，與農民打交道最多的司法機關是人民法庭。今年山東高院工作報告顯示，5年來，基層法院及人民法庭辦案537.5萬件，佔全省法院結案總數的87.3%。為加強人民法庭建設，5年來，山東法院建設或修繕人民法庭488處。

「《意見》提出，強化人民法庭化解矛盾第一線的功能作用，堅持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群眾『三個面向』和便於群眾訴訟、便於人民法院獨立、公正、高效行使審判權的『兩便』原則，充分發揮人民法庭靠近鄉村、貼近群眾的優勢，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司法需求。」張甲天介紹。

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法院院長李忠林介紹，歷城法院建立了便民訴訟網路，推進智慧法院建設，拓寬訴訟服務渠道，讓當事人足不出戶即可辦成事，使司法服務更便捷、更親民。為留住綠水青山，歷城法院實行涉環境資源案件歸口審理模式，維護環境資源法律制度的權威，保障美麗鄉村建設，促進農村生態保護。

「在農村，巡迴法庭發揮了『審理一件、教育一片』的作用。每年，我們都要組織巡迴審判，法官帶上國徽、電腦、列印機，開著車到村裡審理案件，周圍群眾都圍攏過來，一些鄰里糾紛、贍養案件、繼承案件，很有教育意義，庭審是最佳的法治公開課。」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院長殷延輝說。

采訪中，萊西法院民一庭庭長孫連英告訴記者，有一年全市兩會時，一位村支書找到法院院長，請院長安排法官到村裡來現場審理贍養案件，原因是該村村民不養老人的風氣有抬頭趨勢。萊西法院法官立即選取合適的案件，在該村設立巡迴審判庭，現場審判。「隨著審理的深入，我們發現，問題並不簡單，子女不養老人，有的是不懂法，有的是心裡有氣，覺得老人有許多做得不對的地方。法官耐心釋法說理，講明法、理、情，不僅當事人流下熱淚，圍觀群眾也深受教育。」孫連英說。

為了發揮人民陪審員來自基層、了解基層、具有豐富基層生產生活經驗的優勢，《意見》提出，加強對農村人民陪審員的培訓和管理，廣泛吸收基層群眾擔任人民陪審員。「人民法庭的人民陪審員積極參與民事糾紛調解等基層社會治理工作，已成為推進司法民主的重要力量。」張傑說。

最高法決定的要實施。

消息來自人民網。

⑤ 農村房屋買賣糾紛案

一、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法律解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於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已經屬於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由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該條第四款規定「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後，再申請宅基的，不予批准。」上述法律規定實際確立了農村宅基地的以下法律屬性；首先，農村宅基地的所有權為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共同共有；其次，我國對農村宅基地實行三級所有，所有者主體依法可劃分為村集體經濟組織，組集體經濟組織及鄉、鎮集體經濟組織；再次，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系依照法律規定，依法定程序確定給特定主體的用益物權；最後，緣於農村宅基地系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依行政審批無償取得，旨在解決為以農戶為基本單位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提供居住保障，同時，受制於土地系不可再生資源的自然屬性，基於需求與供應之間的現實緊張關系，對於宅基地的流轉必然要求法律予以限制，因此，宅基地使用權在法律上屬於受限制的用益物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宅基地使用權的取得、行使和轉讓，適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國家有關規定」，該項法律規定從民事實體法律規則層面對宅基地使用權的上列法律屬性予以了重申。

二、農村宅基地上房屋的法律定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第二款規定「農村村民建住宅，應當符合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並盡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內空閑地」。該條第三款規定「農村村民住宅用地，經鄉（鎮）人民政府審核，由縣級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佔用農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辦理審批手續。」《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四十一條第四款規定「建設單位或個人在取得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後，方可辦理用地審批手續」。上述法律規定旨在規制利用農村宅基地的建房行為，否定非依法取得農村宅基地進行建設的行為，以實現確實控制非法佔用農用地及農村宅基地的法律價值目標，因此均屬於效力性法律規定，違反上列法律規定的行為應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評價。

農村宅基地上建房的違法行為常見於以下情形：

1、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未依行政審批程序佔用宅基地建房；這種情形屬於行為人違法佔地建設，其行為違反國家法律的強制性規定，行為人不能取得所建房屋的物權，也當然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權，僅對其投資形成的建築物、構造物享有實物形態的佔有及處分利益；

2、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違法佔用農用地建房；我國依法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的利用應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涉及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等土地用途變更事項法律均設定了嚴格的行政分級審批程序，未依法定程序佔用農用地建房屬於嚴重的違法用地行為，其所建房屋屬違法建築，行為人不能取得物權；

3、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佔用宅基地建房；農村土地依法屬於特定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屬於該集體經濟組織所有成員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生產和生活資料，為維護農村、農業、農民的根本性利益，我國的相關政策一直對包含但不限於城市居民佔用農村宅基地建房的行為持否定態度，國辦發（1999）39號文件第二條規定「……農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佔用農民集體土地建住宅」。對於村民佔用非本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建房行為應如何處理？相關法律規定未有涉及。筆者認為，根據憲法及土地管理法的立法精神，農村土地屬於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共有，應僅限於該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申請並經相應行政審批程序取得宅基地。因此，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均不能依法取得宅基地，其建造房屋的事實行為亦當然不能作為物權取得的原始依據。

4、村民違反鄉村建設規劃建房；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的加快及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國家將鄉村規則納入到規劃控制的范圍。《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在確定區域內的鄉、村莊，應當依照本法制定規劃，規劃區內的鄉、村莊建設應當符合規劃要求」。因此，村民在依法制定了鄉村規劃的區域修建住房，必須符合鄉村規劃的要求，依法取得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否則，其建房行為構成規劃違法，其所建房屋即為違法建築。

三、農村宅基地上房屋買賣及其司法裁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七十五條規定「公民的個人財產，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儲蓄、生活用品、文物、圖書資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以及其他合法財產」。農村宅基地上房屋屬於村民基本的重要的生活資料，其建造往往也耗費了農戶大部分甚至畢生積累，也常常是村民最昂貴的私有財產。因此，無論從物盡其用的經濟價值考量，還是從肯定和激發村民投資消費的積極性著眼，村民對房屋的所有權應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村民依法對其房屋享有的佔有、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應得到法律的彰顯。但如前文所述，村民對其房屋的處分是受限制的處分，即在房屋交易對象上實行限制。一方面，村民的自然流動必然涉及農村宅基地上房屋的流轉，另一方面，對該類房屋的流轉又必須依法實行限制。因此，司法實踐必須對該類訴諸司法的糾紛裁決作出及時、有效的回應和規制。

1、村民將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宅基地上自建住宅轉讓給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糾紛處理

基於雙方交易主體均系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其住宅買賣行為不會導致本集體經濟組織有限宅基地資源的流失。因此，對村民之間基於自主意思表示所締結的房屋買賣合同應認定為有效。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第四款之規定，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後，再申請宅基的，不予批准。

2、村民將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宅基地上自建住宅轉讓給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糾紛處理

農村土地系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決定著農村的長期穩定發展，村民取得宅基地系依法無償取得，因此其轉讓行為中必然隱含的土地價值利益不得為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成員享有。無論其交易對象是城鎮居民，還是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雙方以村宅基地上房屋為合同標的物的買賣合同均應認定為無效。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八條之規定，基於該買賣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對於受讓方取得房屋後進行了改、擴建或裝飾裝修的，依據民法的添附理論，由房屋出讓方享有添附物的所有權，同時按評估殘值對受讓方予以折價補償，若雙方還有其它損失，則還須由買賣雙方按同等責任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3、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將宅基地上所建房屋轉讓的糾紛處理

如上文分析，非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佔用宅基地建房無論是否經過相應行政審批，其均不享有所涉宅基地的使用權，因此其所建房屋不能取得物權，基於該房屋的買賣合同亦當然無效。司法實踐中處理該類糾紛還應注意二個問題：其一是若建房人取得宅基地經過了行政審批，則在民事訴訟進程中尚需前置性的通過以司法建議啟動行政程序或行政訴訟程序撤銷相應行政許可；其二是鑒於出賣方雖未依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權及房屋所有權，但其作為投資人，在違法建築未被拆除前，其佔用利益應予保護，以維護既定的經濟秩序，因此，法院在司法裁判時應就案件所涉宅基地違規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門發出司法建議，同時判決確認合同無效，並按無效合同的法律規定明確雙方當事人的責任。

4、村宅基地上房屋在被行政徵收後，買受人與出賣人之間的買賣合同被確認無效的處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員會的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徵收決定等，導致物權設立、變更、轉讓或者消滅的，自法律文書或者人民政府的徵收決定等生效時發生法律效力」。一般而言，人民政府徵收決定發生法律效力後，相關徵收實施單位才與被徵收人簽訂徵收補償協議，而此時，依據法律的規定，被徵收房屋的物權已移轉至作出徵收決定的人民政府享有，因此，若相關當事人就該房屋的轉讓所簽買賣合同在此時被確認無效，則會出現買受人返還房屋不能的情形。在此前提下，對該類糾紛的處理則應遵循以下原則：緣於買受人取得宅基地違法，則其僅對宅基地上房屋相關建築裝飾材料享有相應權利，因此，其僅得就建築裝飾材料部分的對應價值在徵收補償款中主張權利，就宅基地價值部分，基於取得行為違法，則應由該宅基地所在集體經濟組織享有或以司法制裁的形式予以收繳，買賣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相關損失則由簽約雙方予以分擔。需要另外指出的是，若原出賣人仍具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由於宅基地系其所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共同共有，宅基地的徵收利益亦不能為出賣人獨自享有，而應作為集體收益歸屬集體經濟組織享有，出賣人則可以原宅基地被徵收為由另行申請宅基地。

⑥ 對城市或農村的看法

農村在改革開放以後來就開始迅速發源展，遠遠超過了城市發展速度。現如今在農村既能過上向城裡一樣的好日子，還可以呼吸新鮮空氣，享受柔和的陽光。人們安居樂業，美滿生活。城市的先進，發達，但是冷漠。但不管是鄉村還是城市都是美好的！【精編】

⑦ 鄉鎮鄉村司法所是干什麼的

職責：

1、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參與調解疑難、復雜民間糾紛；

2、負責社區矯正工作，組織開展對社區矯正人員的監督管理、教育矯正和社會適應性幫扶；

3、協調有關部門和單位開展對刑釋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

4、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

5、組織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工作；

6、組織開展基層依法治理工作，為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供法律意見和建議；

7、協助基層政府處理社會矛盾糾紛；

8、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

9、完成上級司法行政機關和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交辦的維護社會穩定的有關工作。

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機關最基層的組織機構，是市（區、縣）司法局在鄉鎮（街道）的派出機構，負責具體組織實施和直接面向廣大人民群眾開展基層司法行政各項業務工作。

(7)鄉村司法通擴展閱讀：

司法所長職責

（一）團結和帶領全所人員認真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堅決執行上級的指示和決議。

（二）自覺接受上級司法行政機關和當地黨委、政府的雙重領導，積極爭取黨委、政府對司法所工作的重視和支持，加強與有關單位的溝通協調，領導全所人員圓滿完成各項工作任務。

（三）積極拓展基層司法行政工作，促進基層社區依法治理，當好基層黨委政府的法律顧問。參與對轄區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群體性事件的調處工作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全力維護社會穩定。

（四）負責全所人員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作風紀律建設，抓好業務學習，不斷提高全所人員的政治素質和業務工作能力，樹立司法所的良好形象。

（五）負責制定司法所各項工作計劃，精心抓好落實。

（六）負責制定和完善司法所的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所工作人員崗位責任制，使所內的各項工作達到規范化、制度化。

（七）負責本所的行政管理工作，及時做好各項業務的審核、審批及上報工作。遵守財務制度，嚴格經費管理。

（八）廉潔自律，秉公辦事，自覺接受上級和群眾的監督。

⑧ 誰有關於農村法律方面的畢業論文

論農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
作者：盧明威
內容提要：
歷史傳統與教育因素導致農民缺乏法律意識，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如何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事關大局。現有農村社會組織無法滿足農民的法律需要，造成機構制度性缺失。從成本效益看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將其作為農村法律援助機構是較為切實可行的方案。
關鍵詞：
農村法治 法律援助 鄉鎮司法所

由於歷史原因，農民的身份問題、貧困問題、公平問題、政治參與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雖然是中國改革的試驗起點，但到今天，在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經濟建設等方面等問題已經凸現，無法滿足國家法治與現代化的需要。從上世紀末開始，「三農」問題就已成為政府高層的「心病」。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見仁見智，但農村制度建設尤其是法治建設問題是無法迴避的，它是農村各方面建設的基礎，並決定了農村發展可持續性和依法治國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本文擬從農村社會法治狀況及各種組織對農民權利的影響論述農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建立與完善。

一．農民法律意識及其影響因素
影響農村法治建設的因素可以分為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內在因素是農民的法律意識，它是農民關於法律現象的思想觀念、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對廣大農民而言，法律意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他們能否以法律支配自己的日常行為，能否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在因素則指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是否依法辦事，能否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及其對農民心理的影響。
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傳承作用，而法律意識的內在因素有歷史傳統、法制教育等。
首先，在農村歷史傳統中，農民行為的指導思想是「禮治」多於「法治」，並深深影響著農民的法律意識。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j中國傳統社會中充滿著王權至上、權大於法，倫理至上、情大於法的與現代法治相矛盾的禮法觀，強調德禮教化而忽視法治，強調家庭團體而忽視個人權益。「宗法制度在兩重意義上塑造了中國農民的法律心理：一是它通過血緣連結的人情，把國家法律的強制、習慣法的自然約束和道德法庭的社會監督有機地統一為一體，使用權其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國家正式法律；二是在宗法制度的面紗下面，農民自動解除了作為獨立個體即自由民的可能，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農民以個體名義爭訟的自主性。」k習慣中農民之間一旦發生沖突或糾紛，往往是請聲望較高的長者以人情、禮俗來調解和緩和從而保持秩序的穩定，其注重的是互相忍讓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在廣大的農村尤其是經濟文化較落後的地區，這種意識仍決定著農民解決糾紛的方式。
其次，法制教育對農民的傳統法律思想產生了一定沖擊。自1986年開始，我國全民普法已歷經「一五」、「二五」、「三五」三個階段17年時間。第一階段以公民的法律啟蒙為主，對農民而言填補了法律常識的空白。不可否認，普法教育在提高社會整體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方面有了明顯的效果，廣大民眾普遍承認了法律在國家和社會中應有的崇高地位，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的觀念深入人心，也對廣大農民重情禮輕法紀的傳統法律意識產生了一定的沖擊。但由於缺乏對受眾的細分和濃厚的行政主導性，使得普法效果在農村大打折扣。北京大學法學院朱蘇力教授幾年前在某地進行基層司法調查時看到一本發給或是要求農民購買的，由該省司法廳編印的「農村普法讀本」。讀本匯編的第一部法律是《憲法》，第二部竟然是《反不正當競爭法》。l普法成了一些公職人員必須完成的表面文章。即使在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山東「從總體上看，普法教育的廣度和深度還遠遠不夠，在普法教育中強調普法重點的多，強調普法教育的少，普法布置多檢查落實少，形式單調缺乏吸引力。特別是對某些偏遠農村來說，普法教育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有些地區甚至從沒有開展過。」m對農民真正有意義的普法活動應該是第一階段，然而受限於農民文化程度瓶頸，缺乏對農民法律需求的分析，尤其是上述一些走過場的行為影響了普法效果。

二．農民權利保護機構的制度性缺失
對農民權利產生影響的農村社會組織有鄉鎮政府、村委會和村民調解委員會等。
從歷史角度看，解放前農村處於相對封閉獨立的境地，血緣性與地域性相互結合使宗族保持了對農民的相對強大的控制。建國後，中國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甚至公社化手段有力沖擊了農村的基本組織和控制手段，國家權力得以滲透到農村基層，但這種沖擊是以行政權力擴大化來進行，農民對這種國家政權與農民之間關系是基於對強力行政權的服懾而非內心的需要和自覺認同。更為消極的是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等極端左側行為使農民加深了權大於法的觀念。從現實的一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治的強大慣性至今使一些基層工作人員在處理涉農問題時仍更多依靠行政權力來解決而不是在這過程中強調依照法律處理問題，它留給農民的印象是權力的強大而不是法律的神聖：廣西南寧市所屬農村生產基本實現了小機械化，是廣西農村較為發達的地區。今年3月，城北區一鄉村部分村民以圍牆圈地企圖繼承其地主祖父解放前所有的土地。處理該事件的鄉司法員和另一工作人員因與該部分村民有親戚關系，初期偏袒其主張。但現已取得使用權和其他交通嚴重受阻的其他村民不服，認為解放後這些土地已經處理，使用權已變更，強行拆除圍牆導致發生群架的劇烈沖突，鄉政府最後不得不強令拆除圍牆，恢復原狀。對法律的無知要求繼承地主土地的主張固然荒唐，反映了部分農民極低的法律意識，但鄉政府在處理事件中的反復使我們看到提高鄉鎮基層工作人員法律素質與提高農民意識同樣緊迫。其實我國法律對這類問題已有明確規定，適用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對相關問題的批復和《民法通則》關於財產權和相鄰權的規定就可得到解決。但鄉政府工作人員並未明示其決定的法律依據，當事人只知政府的決定不得不服從，卻無從知悉法理依據。n在一份對山東農民法律意識的調查中有66%的人認為我國目前是權大於法。o現實中一些基層執法、司法、法律監督機關公職人員法律意識淡泊，甚至曲解法律、知法枉法，造成農村法治氛圍嚴重不足，農民缺乏法律信仰，遇事沒有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習慣。
在涉及農民權益維護的社會組織中，村委會是一個特殊的主體，一方面它是農民自己選舉，代表著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特殊的基層政權組織，客觀上肩負著一些諸如計劃生育、稅費徵收、秩序維護等責任。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鄉政村治後行政權力在農村受到壓縮，村委會的一些權力讓渡給了分散的家庭，不再是過去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全能調控型組織，權力與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導致權威的喪失。在經濟貧困地區，村委會沒有多少剩餘索取權，不能吸引有能力的人進入村委會，致使基層組織渙散，機構不健全，幹部大量流失，後繼乏人，甚至有的村組織名存實亡。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集體擁有相對豐富的財產，村委會有一定的管理職權，也就有較多的剩餘索取權，在村委會選舉中候選人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出現操縱選舉的非正常現象。無論是發達地區還是貧困地區，村委會正處於由原來以集體所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政權組織過渡到村民自治組織的時期。這一時期由於法律不健全、規范不到位，社會體制與農民之間的紐帶發生斷裂，國家法律、方針政策難以得到貫徹執行。農村基層組織的弱化一方面導致宗族勢力復甦，一方面使村委會失去保護農民利益的功能，在被某些利益集團控制後可能成為危害農民利益的新威脅。
宗族勢力由同血緣的同姓家庭擴展而成，建立在血緣認同基礎上。改革開放前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宗族利益一般並不重要。但如今農民在經營上不再依賴集體組織和基層政權，宗族成員間的相互依靠重新變得重要，導致宗族勢力日益膨脹。廣東湛江市公安局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鄉鎮基層能夠當村委會主任或村長的，其家族大、兄弟多是一個重要原因。如雷州市沈塘村捐花村，族頭族老鼓動、威逼村民選舉「爛仔」當村長，成為該村黑惡勢力的操縱者。p在宗族勢力的影響下，村民之間因祖墳、山林、土地許可權之間的糾紛不再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而是訴諸武力。宗族勢力比較強大的地方往往是農民沖突不經法律途徑解決，發生大規模械鬥的地方。廣東省湛江市自改革開放至1987年，共發生宗族械鬥1300多次，吳川市僅2000年1月至高無8月共發生群體性沖突39起。q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村委會選舉受到宗族勢力的影響，但在村委會選舉規則進入鄉村社會後，宗族力量對選舉的影響並非都是負面影響，它可以成為村委會選舉法的動員力量，在參與選舉中摒棄以武力解決爭端的方式，並在選舉博弈中形成競爭、妥協、寬容等民主品格，同時村委會授權來源的改變使村委會幹部由眼睛向上變成向下，使村委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為已任。
在當前情況下，鄉鎮政府以行政手段解決農民糾紛，村委會正處於轉型時期，選舉中的一些問題使其尚未成為新的保護機制。如果國家不能杜絕基層政權行政執法中傷農坑農問題，不能及時為農民糾紛提供法律幫助必然會影響法律在農村社會中權威的樹立。
習慣上農民糾紛的傳統解決途徑是村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作為一項法律制度，在現行《憲法》第111條、《民事訴訟法》第16條和《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等法律中有相關規定。村民調解委員會根據法律、政策和社會公德，通過說服、教育、疏導等方法化解了許多民間糾紛。但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其缺陷也非常明顯。一是調解委員會委員缺乏法律知識，二是因基層法院履行各種審判職能，工作繁重，幾個鄉鎮才設一個派出法庭，很難對散落農村中的調解組織進行指導，造成調解主要以一般的公序良俗作為指導而非以法律為依據，缺乏統一的標准，往往達成協議後一方反悔難以執行，造成調解組織的威信降低。甚至在有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調委會。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糾紛出現許多新情況新特點，農民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的追求，利益沖突加劇，可調解性下降。尤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指引下，村委會、鄉鎮政府職能轉變，對農民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大。如果說農民之間的利益紛爭可以通過完善人民調解制度等傳統途徑來解決，而當行政性質的權力介入糾紛時，這些傳統途徑就會變得無能為力：村委會、鄉鎮政府對農村集體經濟資源如土地、山林、池塘水庫、集體企業的承包權的管理，公共基礎設施和其他項目開發對農村土地的徵用、拆遷中對農民權利的侵害等。當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或因缺乏法律知識無法尋求幫助，或因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無法得到應有的幫助而處於被動地位。在失去了維護農民利益的農民協會後，如今的村委會、調解委員會無法肩負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何況法律援助應該是國家對貧者弱者所負有的一種責任，民間機構往往因經費、人員、機制等因素而力不從心，在為農民提供法律救濟方面存在機構缺失的制度性問題，為社會秩序的動盪留下了隱患，以下事例可見一斑：2002年11月29日，廣西防城港市政府以「保證港口至防城航道暢通，減少港池淤積」為由，通告責令全部一千多養殖戶在2002年12月20日前將防城入口到江山一帶淺海養殖設施全部自行拆除。這些養殖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使用該海域，都有持有海域使用證，其海產以三年為一周期，大部分都是在2000年先後投養，尚需一年到收獲期，而該市已無其他淺灘可以移殖，此時拆除損失巨大。同年12月9日養殖戶向市政府申請行政復議被告知不予受理，12月12日又遞交《關於要求延期拆除西灣養殖設施的報告》 ，請示政府體察困難待該批海產品收成後再自行拆除，但市政府置之不理。12月25日政府組織300多民工，兩百多公檢法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強行拆除養殖設施，導致全體養殖戶到市政府門前請願，又被公安人員驅趕。為此，眾多養殖戶通過各種渠道申訴上訪。市政府在拆除部分設施後卻又停止了拆除行動，在設施已被拆除的養殖戶中有的損失將近四十萬元，東拼西湊借貸而來的財產毀於一旦。被拆的怨聲載道，未被拆的暗自慶幸，可見行政行為的隨意性對農民利益，對政府形象，對法律尊嚴的巨大損害。r回顧整個事件，且不論政府的行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養殖戶在法律上的孤立無援顯而易見。由於缺乏組織，他們沒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幫助；由於缺乏法律知識，他們不知行政復議應向市政府的上一級即自治區政府提起；由於海域爭議案件是復議前置，不經復議他們也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更沒有法律援助機構給予任何幫助。這種現象促使我們對農民法律援助的機制進行檢討。

三．對現存法律援助制度的反思及機構選擇
法律援助定位於為那些由於經濟狀況貧困，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而不能進行訴訟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幫助，使其權利得以實現的一種法律制度。在我國現行法律中，為了保證貧者和弱者能夠行使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07條規定了訴訟費用的緩、減、免。《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了法院可以或應當為當事人指定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幾種情形。除此以外的民商事、行政案件都沒有有關於法律援助的規定。在涉農利益案件日益增多而農民法律意識未得到顯著提高時，現有規定已經不能滿足農民的法律需求。如果農民沒有法定的可尋求較低費用或免費法律幫助的渠道，就不能切實保障農民尋求司法保護的權利，無法實現農村法治的目標。因此，建立農民法律援助制度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政府必須承擔的國家義務。
作為法律援助機構應具備一些必備條件：有完善的組織機構，有較高法律知識水平的工作人員，有一定的經費保障。縱觀我國各種組織，滿足上述條件的機構並不少，有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人大和政府的法制工作部門、司法廳局、律師事務所和法科大學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但由於它們各自的性質或地位、布局、運行機制、輻射力等因素，作為農村的法律援助都存在不足。
在當代中國社會，在縣這一級，公檢法司都有自己的延伸，有比較完備的體系，但到了鄉這一級就有了一些變化。s在鄉一級許多機關只有少數的派出機構。況且，法院作為一種裁判機構它的特點是地位中立，對雙方當事人都要保持適當距離。如果由法院來充當法律援助機構，會造成法官先為當事人從法律上設計一個較為安全的訴訟安排然後再行裁判的印象，從法理上看這是不當甚至應該禁止的，也與法官的司法職業道德相沖突。檢察院因為工作職責的規定，鄉一級沒有檢察系統的工作人員，即使設立檢察所也是為了調查、監督的方便。總體上檢察院和公安系統工作人員主要職責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與農村大量的日常糾紛的司法解決關系不大。換言之，檢察院與公安系統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農民權益沖突已超出了這一范圍，檢察、公安機關顯然不適合作為農民的法律援助機構。
至於各級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機構大都設立在縣級以上，也是遠鄉村，無法提供及時的法律幫助。由於律師事務所的營利性質，農民往往無法或是不願支付律師費用，要求一種營利機構長期法定地負擔起公益性質的工作也不切實際。而法科大學中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從性質上最適合承擔這一任務，但這些機構往往都地處大中城市，布局和經費問題使其無法肩負起為廣大農村提供法律援助的重任。
在幾乎所有政府部門中，最適宜擔任農民法援機構的就是鄉鎮司法所。

四．加強鄉鎮司法所建設，規范法律援助運行
司法所是設置於鄉鎮人民政府的國家司法行政機關，是縣司法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司法助理員則是基層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他們是中國司法行政機關的神經末稍。在我國農村，大部分的鄉鎮不是設立了司法所就是在鄉鎮政府中設置了司法助理員這一職務，他們在鄉鎮政府和縣司法局的指導下工作，主要負責調解委員會和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工作范圍從解決打架斗毆到山林地界糾紛和離婚調解等。可以說鄉村司法所覆蓋面廣，根扎農村，熟悉農民經常面臨的法律問題，而且可以作出較快的反應，能夠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適合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早在1995年2月，時任司法部部長的肖揚在全國司法廳（局）長會議的報告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途徑和辦法，給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無償的法律幫助。今年要把這項工作正式提上議程，充分論證，抓緊制定可行方案使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盡快建立起來。」11從成本效益角度看，法律援助機構可以設立在鄉鎮司法所之內，或「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是切實可行的。
一方面農民迫切需要法制宣傳，只要工作有針對性和實用性，農民都會樂意接受；另一方面，從黨政部門來說也需要司法所做好參謀以實現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村。一些鄉鎮領導也認識到司法所就象農村衛生院那樣不可缺少，一個緩解了農村缺醫少葯的問題，一個緩解了農民對法律援助的迫切需要。一些地方司法所定下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的目標，客觀上為農民提供了法律援助。因此把鄉鎮司法所建設成農民法律援助機構和現實與需要相符合。
但是把鄉鎮司法所作為農民法律援助機構顯然加大了司法所的工作負擔，必須加強建設力度。一是要得到黨政領導的重視，一是要提高隊伍的素質。現實中有的鄉鎮司法員是兼職從事，專職司法助理員中很多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缺乏人員編制，文化程度偏低，形成成分多元化、管理多重化、待遇多樣化，對開展基層法律援助工作非常不利。要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機構就要積極推進鄉鎮司法所的建設。
首先，要加強司法所的組織建設。鄉鎮司法所要發揮作用必須要身份合法，機構的立戶和列編問題是關鍵。機構列入鄉鎮政府管理系列有利於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鄉鎮工作規劃，促使鄉鎮領導將其作為一項工作職責，有利於理順管理指導和改善辦公條件及工作經費的解決，同時便於在法援工作中協調各個部門。其次，要加大對鄉鎮司法所人員的政治、業務素質培訓，提高全心全意的整體水平和業務能力，通過吸收法律專業畢業生等途徑來壯大法援隊伍。最後，要明確鄉鎮司法所有關法律援助的職責和制度建設。司法所作為政府機構系列之一，其本職工作是指導村民調解委員會，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進行法制宣傳及刑釋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如果將其作為法援機構，它要負責免費為農民提供法律咨詢，提供能最大限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解決方案，及作為農民的代理人進行維權行動。這就必須處理好與現存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與律師在城市提供法律服務相對應，鄉鎮司法服務所主要在農村為農民進行服務。到1997年底，全國已經建立了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近3萬5千多個（其中至少3萬2千個是鄉鎮所），法律工作者近11萬5千人（其中有10萬多人是鄉鎮法律工作者）12鄉鎮法律服務機構的工作性質與律師相類似，獨立於政府機構，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機制。但在許多鄉鎮，法律服務機構就在司法所下設立,人員也多有交差。如果不能理順法援機構與法律服務機構的關系，農民在尋求法律援助時很可能被以各種理由推到法律服務所進行有償服務，法律援助就會有名無實，司法所就變成法律服務機構的「掮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要明確法律服務所的獨立性，要求其與司法所進行「脫鉤」；同時制定完善的制度，對於符合援助條件的不得推諉，也不得要求農民到法律服務所尋求幫助，進行援助工作的定崗、定人、定責、定目標，建立工作責任制和監督投訴機制。
其次，要明確法律援助的范圍和程序。范圍應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農民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都有可以尋求法律援助。程序上要先由農民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放寬援助條件；有的人擔心法律援助成為所有人的免費午餐導致無理纏訟，其實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為了得到更優質的法律服務會選擇聘請律師等方法維護自己的權益。不能因為這一擔心而使大部分農民支付較高的維權成本或失去維權機會。
一般而言，如果不涉及行政權力，鄉鎮司法所援助機構可以完成農民的法律要求，但當行政權不當運作侵害農民權益時，鄉鎮司法所出於行政級別和當事人一方的地位，就不再適合作為援助機構。這時應建立某種制度要求律師介入。司法所作為援助機構的便利之處是其上級主管部門縣司法局負責對律師的管理。按刑法和律師法的規定，司法局、法院有權指派律師承擔一定的法律援助任務。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要求基層司法所在發現法律援助涉及行政機關時，應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請求指派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任務，使當事人得到更優質的服務。

五．結語
農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必須承擔應有的責任，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使所有人無論貧者弱者都得到平等的司法保護，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加速農村發展和依法治國的偉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