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

A. 司法考試考哪些內容

2020年國家統一法律職業抄資格考試客觀題考試共兩卷。分為試卷一、試卷二，每張試卷100道試題，分值為150分，其中單項選擇題50題、每題1分，多項選擇題和不定項選擇題共50題、每題2分，兩張試卷總分為300分。
具體考試科目如下：
試卷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中國法律史、國際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刑法、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試卷二：民法、知識產權法、商法、經濟法、環境資源法、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

主觀題考試為一卷，包括案例分析題、法律文書題、論述題等題型，分值為180分。主觀題考試設置選做題的，應試人員可選擇其一作答。
具體考查科目為：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理學、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含仲裁製度)、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職業道德。

B. 中國商務學院揚謙教授編排過四個發展階段 和三商法嗎

朋友你是不是考察異地趕會來不然你也不會上網查，揚謙教授和他的四個學生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編排了四個發展階段

C. 在法國封建法的形成與發展中，羅馬法的復興和商法的發展出現在什麼時期

在法國封建法的形成與發展中，羅馬法的復興和商法的發展出現在等級君主制時期。

等級君主制形成於西歐封建制度確立以後。11世紀以後，隨著城市的復興和商品經濟的活躍，12世紀後英、法等國的王權呈逐漸加強之勢，以國王為代表的中央集權勢力和新興市民階層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力圖攜手打破封建割據局面。

1、羅馬法復興是歐洲11～15世紀主要以義大利為中心而發生的重新研究、鼓吹羅馬法的高潮。

2、歐洲中世紀時期，商法經歷了從商人習慣法到成文法的飛躍，並在中世紀晚期以法國1673年的《陸上商事敕令》為標志進入了近代商法典時期。

(3)商法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擴展閱讀：

羅馬法復興的根本原因在於當時西歐的法律狀況同商品經濟發展及社會生活極不適應，而羅馬法是資本主義社會以前調整商品生產者關系的最完備的法律，這一法律遺產可以滿足當時西歐各國一般財產和契約關系的發展變化的需要。

經過羅馬法復興，以研究《國法大全》為突破口和中心，法學蓬勃發展起來，形成了一個世俗的法學家階層，改變了教會僧侶掌握法律知識的情況。這就為把羅馬法運用於實踐准備了條件，從而為正在成長中的資本主義關系提供了現成的法律形式。

D. 中國企業法律法規的發展歷史

中國公司法的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政府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政府於1904年1月21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頒行了《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此外，清政府還制訂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獎給商勛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等相關法規。
《公司律》共分十一節，共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節，公司分類及創辦呈報法；第二節，股份；第三節，股東權利各事宜；第四節，董事；第五節，查帳人；第六節，董事會議；第七節，眾股東會議；第八節，賬目；第九節，更改公司章程；第十節，停閉；第十一節，罰則。
清末《公司律》確立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公司律》的頒行標志著中國開始以公司制企業模式組織、發展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經濟民主理念的、專門規范生產經營組織的法律，從而開啟了中國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與《商法調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欽定商律》頒行之後，《公司律》部分制定、頒行事出倉促，缺陷不少。修訂法律館曾聘請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於1907年起草編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當時各商會以修訂法律館所編《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與國情不合，於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憲公會發起商法起草委員會，決定組織全國范圍內的商情、商事習慣，參照各國最新立法例，自行編纂商法草案。至1909年12月召開第二次大會時已完成《商法總則》與《公司律草案》兩編，經大會討論通過，呈請清政府施行，並附《公司律調查案理由書》與《商法總則調查案理由書》，農工商部再加以修訂，定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總則和公司律兩編)，相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遠比已頒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當《公司律》修定接近尾聲，並即將付諸資政院通過時，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了清王朝的覆滅，該草案也未得頒行。

二、民國時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國民政府(1912-1927年)

1、《公司條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農商部頒行了近代中國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條例》。1914年的《公司條例》分為總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及罰則共有6章、251條，其內容和篇幅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較大的變動和增加，並於同年9月起實施。

《公司條例》(共251條)不僅在內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條)詳盡，而且在法理上也較《公司律》上了一個台階。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規定，「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而《公司條例》則規定，「本條例所稱公司，謂以商行為為業而設立之團體」，「凡公司均認為法人。」第一次對公司概念作出了較為准確的界定，並第一次從法律上確認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徵，體現了現代公司的根本屬性。再如，在公司分類方面，《公司律》將公司分為「合資」、「合資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類，因分類標准含糊，因而各種「公司」概念界定不嚴，相互重疊。《公司條例》則將公司分為「無限」、「兩合」、「股分有限」和「股分兩合」四種，基本上體現了現代公司理論關於公司的分類原則。在其它具體條款方面，《公司條例》的規定相對都比較准確、可行。但該條例中將公司的類型規定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兩合公司。1914年的《公司條例》將1904年《公司律》中「合資有限公司」(實為有限責任公司)刪除，這與當時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總體而言，民初的《公司條例》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較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國民政府又主持修訂了《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注冊規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和《破產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規[7]，初步形成了民國初年較為完備的公司法律體系。其中《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在中國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創意義。

這部《公司條例》在頒行時並沒有經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農工商部呈請大總統批准頒布。《公司條例》頒布後，經過二次修正，分別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其間，雖然於民國五年，法律編查會由余棨昌和日本學者岩谷孫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條)，但未經立法機關頒行。所以，《公司條例》是民國北洋時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國民政府頒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政府1914年《公司條例》的基礎上，參酌德法等國《公司法》，於1929年11月擬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比較完整的現代中國公司立法」[8]。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立法院即擬定了「公司法原則草案」，在原有4種公司類型外增加了「保證有限公司」，以後在修訂過程中又被否決。
1929年(公司法)頒行之後，南京政府又先後頒行了《公司法施行細則》、《公司登記規則》以及《公司法施行法》等。

1931年2月，立法院會議通過並公布了《公司法施行法》33條，主要內容是規定《公司法》施行的具體程序。另外，國民政府實業部在1931年6月公布了《公司登記規則》，分通則、規費、呈請程序、附則4章46條，對公司的主管官署、公司設立登記應繳納的各種費用等加以規定。《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記規則》和《公司法》一起，於1931年7月1日同時施行。

抗戰期間，在1940年，國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予以補充。按該條例，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政府機關組織、准許本國人民或外國人認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2、1946年《公司法》

1945年1月，國民黨立法院商法委員會依據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和「修正公司法原則」，隨後訓令商法委員會修正1929年公司法，經商法經濟兩委員會聯席會議，立法院討論研究，修正後的公司法於1945年9月29日通過，1946年4月12日公布，同日施行。

1946年《公司法》分「定義」、「通則」，「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外國公司」、「公司之登記及認許」和「附則」10章、361條，篇幅大為增加，規定更為詳細，內容大為豐富。為近代中國篇幅最大、內容最全，同時也是最後的一部公司法。

修正後的1946年《公司法》，與前幾部公司法規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它概括了一切有關公司的法律、條例、規則，形成十章的編制，除第九章純為程序的規定外，前面各章都屬實體上的規定，用整章規定登記手續置於實體規定章節之後，使該法呈現出濃厚的集實體、程序規定於一身的特點。此外，1946年公司法大量借鑒英美公司法的內容，其次，在內容上，]1946年公司法增強了法律彈性，減少了官廳干涉，力圖使立法精神從大陸的干涉主義趨於英美自由主義，該法的許多規定都體現了這一精神。

另外，1946年公司法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引進有限公司制度。為此，1946年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股東人數為2人以上10人以下。股東人數的下限比股份有限公司少，成立容易;上限限於10人，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資力者組織有限公司，」至於「其他資力較薄須集合多數人方能經營者」，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相對於1929年公司法重視中小股東利益保護的原則，1946年公司法則通過一系列規定維護了大股東利益。

最後，1946年公司法為外國投資者來華經營進一步提供了方便，如規定中外合資公司董事長須有中華民國國籍，不設董事長的，代表公司之董事至少應有一人有中華民國國籍。1946年公司法另特設外國公司一章，規定凡在其本國設立登記的外國公司，可向中國官署申請認許，從而在中國境內營業或設立分公司，外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與中國公司相同。將外國公司規定於公司法中，在中國公司立法中屬首次。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台灣當局仍沿用1946年公司法，後由於經濟的發展，經濟政策的變化，台灣當局於1966年對該公司法進行全面的修正。此後，公司法又進行了7次修訂。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年-2005年）

（一）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6）

政務院於1950年12月29日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凡32條，1951年又公布了《實施辦法》，凡105條。根據上述條例和實施辦法，私營企業有獨資，合夥和公司三種形式，公司仍包括1946年《公司法》規定的五種公司形態。

政務院1954年9月5日公布的《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該條例規范的公私合營企業雖然名稱上不再稱為公司，但其實質內容是有限公司的特徵，因為它確認公私雙方的股份，並確定合營企業股東的有限責任（第5、8條），並規定合營企業的法人機關為董事會和私股股東會會議（第20、21條）以及盈餘分配辦法（第17條）。

1956年第一季末實現全國全行業私合營後，標志著社會主義改造已告完成，從此私營公司不復存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及其實施辦法同時失效，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隨之消失。根據1956年2月10日國務院的《關於在公私合營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及7月26日《關於對私營工商業、手工業、私營運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問題的指示》，私有股份變為債權，私有股東不復存在。這樣《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所規范的有限公司也歸於消失，此後23年，中國的企業全部轉為國營、集體企業，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業立法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立法所取代。

（二）全面計劃經濟時期（1956——1978）

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國家開始按照行業歸口、產品歸類和方便管理的原則，按行業組建了各種專業性公司。這種公司雖然名為生產性專業公司或銷售公司，實際上其本身並非一種從事經營性的公司，而是國家對同行業的企業進行管理的工具，具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質，事實上這些專業公司後來又轉變為各種行業主管機關。從所有制角度看，這一時期我國全面實行集中的計劃經濟法制，企業組織形式逐漸演變為國營、集體企業兩種公有形式，而且這兩種組織形式彼此之間也不存在相互交融或聯合投資的情況。由此，這一時期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形式在我國不復存在，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亦銷聲匿跡。

（三）經濟體制改革時期（1978—1992）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經濟體制改革時期，作為經濟體制微觀基礎的企業組織形式一直是改革的一個重點。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我國的公司制度逐漸開始重新恢復，有關公司立法也逐步推進。這一時期我國的公司立法是以有限公司制度的建立與豐富為中心的，具體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1、關於三資企業

1979年7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後於1990、2001年兩次修正）的頒布，標志著大陸公司立法在停頓23年後又恢復了。這部法律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國公司企業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新起點。這一法律的頒布，開創了新中國法律確認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先河。此後，全國人大又分別於1986、1988年過《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均在2000年修訂）。此外，經過20多年的立法努力，有限公司制度已經在三資企業領域建立並逐步完善起來，而且成為我國公司立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關於經濟聯合

1980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動橫向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明確提出走聯合之路，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並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制、隸屬關系的限制，並要求不能用行政命令強行組織，而要堅持自願原則。這一規定可謂是企業聯合經營和資本流動的破冰之旅，使公司的組建成為可能，為後來企業聯營式公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3、關於私營經濟

1988年6月25日國務院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可以採用獨資企業、合作企業和有限公司三種形式。依該條例，私營「有限責任公司是指投資者以其出資額對公司負責，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企業。」這樣，法律就實際上規定了以國內法人、自然人作為股東而設立有限責任公司的合法性。

《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在新中國企業公司立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首先因為，雖然這一法規本4、關於公司的清理整頓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興起了一股「公司熱」。公司濫設現象十分普遍，出現了大量「行政性公司」、「皮包公司」和「掛名公司」，嚴重阻礙了公司制度的健康發展。國家隨後開始了「清理整頓公司」工作，為此，國務院陸續發布、批准了一系列清理整頓公司的政策文件，其間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規、行政規章[，為確立規范的公司制度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主要規范內容包括：（1）公司不擁有行政管理職能；（2）公司設立采許可主義，須經政府有關部門審批；（3）公司必須辦理注冊登記，注冊資金不得少於法定最低額；（5）董事長或經理是法人代表，等等。

（四）公司立法的規范化

我國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活動始於1980年初期。1983年國家經委和體改委開始著手起草公司法。但當時顯然不具備制定統一公司法的實踐基礎和外部環境，一些重大立法理論問題也未得到解決。1985年8月，由國家經委主持起草工作，並於1986年1月完成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根據徵求的意見和建議，起草小組又分別擬定了《有限責任公司條例》（送審稿）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送審稿）。1987年，兩個條例的草案上報國務院。國務院在研究這兩個條例時認為股份公司尚屬試點性質，不宜在全國以行政法規形式加以規定，有限公司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在實踐中也已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可以先行通過。1991年國務院法制局與國家體改委以送審稿為基礎，會同有關部門反復修改，於1991年8月形成《有限公司法（草案）》，並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但由於有限公司法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的關系，國有獨資公司是否列入等問題未予解決，未獲通過。後有關部、委、辦對草案作了進一步修改。但在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股份制企業發展聲速，為適應規范化的需要，後決定先由國家體改委（1988年國家經委被撤銷，公司法的起草工作轉由國家體改委主持）以這兩個公司的「規范意見」這一行政規章形式代替了原定的國務院行政法規形式而先加以公布。這樣，1992年5月15日，《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與《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一道由國家體改委正式發布。《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1章79條，《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2章119條，以大陸法系的公司制度為藍本，在全面總結了自1978年以來我國公司制度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系統規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則、設立、公司治理、資本（股份）、合並與分立、解散與清算、財務會計、法律責任等基本制度。其後，相關部、委、辦也相繼發布了十餘項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極有特點的中國公司法律制度體系。

同一時期，我國不少經濟發達地區的地方性公司法規也對公司制度予以規范。最早的是廣東省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涉外公司條例》（1986年9月），1992年3月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有限責任公司暫行規定》。之後，上海市、海南省都相繼頒布了本地的公司法規。這些地方性公司法規、規章的制定，不僅規范了本地公司的行為，也為全國統一的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經驗。

這一時期，在以兩個《規范意見》為核心的一系列規范性立法文件基礎上形成的公司制度體系具有以下鮮明特點：首先，它是以行政規章、行政法規為主構成的制度體系；其次，與以往立法文件相比，該制度體系內容更為系統和規范；復次，它既汲取了台灣地區和國際上的通用准則，又特別反映出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化的實際需求；再次，它總結了我國公司制的經驗教訓，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的可操作性；最後，這一制度體系具有試點和過渡性質。總之，上述規范性文件尤其是兩個《規范意見》的制定與實施，對我國公司法的制定與出台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也標志著我國公司立法逐漸走向規范。

（五）1993年《公司法》

兩個《規范意見》發布後，各界要求盡快制定公司法的呼聲很高。這里有一個要提及的立法背景是，《規范意見》所規定的主要是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試點方面的問題，加之它們是以部門規章形式制定的，所以其適用效力有局限性。隨著這一時期各項市場化改革的迅猛深入，非國有企業和其他組織、個人也紛紛組建公司，國家迫切需要制定適用范圍更加廣泛效力位階更高的公司法。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公司法列入1992年的立法計劃，公司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1992上7月，《有限責任公司法（草案）》再次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並獲原則通過。7月28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聽取了國務院法制局局長楊景宇關於該草案的說明。依該說明，有限責任公司法的調整范圍在不打破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已經確立的企業立法體制的基礎上，定位於：在中國境內由二個以上公有制（全民或集體）企事業單位作為股東出資舉辦的有限責任公司；私營有限公司仍適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並參照本法執行；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之間相互聯營或同其他企業聯營而舉辦的有限公司，參照本法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認為，草案確立的調整范圍太窄，沒有突破按不同所有制進行企業立法的作法，太遷就了立法現實，並提出應制定一部覆蓋面更寬一些、內容較全面的公司法。

1992年9月初，第27次會議閉幕後，委員長會議決定由全國人大法工委起草一部較完整的公司法。此後，法工委在原有《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有限公司條例（草案）》、《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有限公司法（草案）》等五部立法資料之基礎上，廣泛參考其他國和地區的公司法，起草了公司法（草案）初稿。該草案歷經1993年2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1993年6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次會議、1993年12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三次審議，最終於1993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並於1994年7月1日起施行。於此，新中國第一部公司法誕生了。

1993年12月29日的《公司法》規定公司為法人，分為兩種形式，即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都規定了最低注冊資本限額。根據各國立法例，公司法除上述有限責任公司及股份公司外，大都包括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等。為彌補此項不足，1997年頒布的《合夥企業法》和1999年頒布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對於合夥與個人獨資作出了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與合夥企業為非法人商事主體，注冊資本無最低資本額限制，投資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其設立程序較公司為簡便，條件限制較少，設立較易。

由於我國公司實踐起步較晚、市場發展迅速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雖然有230條之多，但條文存在著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諸多不足，在實際應用中問題頗多，所以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進行了修改，但只是對國有獨資公司監事會的增設和對高新技術的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和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進行了規定，對於司法實踐應用的大量問題並沒有做出相應修改。此後的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關於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徵求意見稿)，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做出了一定的答復，但隨著《公司法》修改登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這一意見稿並沒有最後出台。

2004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正式生效，依據《行政許可法》的規定，2004年8月《公司法》又進行了修改，但僅僅刪除了一款「股票採用溢價發行的，須經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批准」的規定，基本上僅僅是涉及到技術層面上的修改。

（六）2005年《公司法》

2003年3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和次年的二次會議上，數百名人大代表提出多項議案，建議盡快修改公司法。隨後，《公司法》的修訂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本屆要審議的立法規劃。2004年7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完成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並將徵求意見稿下發到有關部門徵求意見。2004年12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歷經三次審議之後，於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公司法。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第42號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訂後的法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條，分為總則，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發行和轉讓，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和義務，公司債券， 公司財務、會計，公司合並、分立、增資、減資，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法律責任和附則。

這次公司法對1993年《公司法》做了比較全面的修訂，基本上所有的條文都有修改，當然有些是屬於文字上的修改。修改的主要內容，大體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修訂後的公司法，完善了公司設立和公司資本制度方面的規定，包括較大幅度地下調了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門檻」；擴大了股東可以向公司出資的財產范圍；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定向募集設立方式；將「一人公司」納入公司法的調整范圍，允許一個自然人或法人投資設立一人有限公司，對其依法加以規范；等等。這些修改和補充，為公司設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有利於鼓勵投資創業，促進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

第二，修改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方面的規定，包括完善了股東會和董事會制度，充實了股東會、董事會召集和議事程序的規定；增加了監事會的職權，完善了監事會會議制度，強化了監事會作用；增加了上市公司設立獨立董事的規定；對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對公司的忠實和勤勉義務以及違反義務的責任，作出了更為明確具體的規定。這些修改和補充，對於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要求，保障公司的規范運作和有效管理，推進國有企業繼續進行規范化的公司制改造，維護出資人權益，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支持。

第三，充實了公司職工民主管理和保護職工權益的規定，進一步強化了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更充分地體現了我國公司立法的社會主義特色。

第四，健全了對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機制，包括為保證股東的知情權，增加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可以查閱公司財務會計賬簿的規定；增加了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監事時，可以實行累積投票制的規定；增加了有限責任公司股東退出機制的規定，在公司符合分紅條件而長期不向股東分紅等情況下，股東可以要求公司收購其出資，退出公司；增加了股東代表訴訟的規定，當公司董事、經理等高級管理人員侵犯了公司權益，而公司不予追究時，股東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維護公司和自身的權益。這些修改和補充，對於維護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保護投資積極性，增強投資信心，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五，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認」或稱為「揭開公司面紗」制度的規定。修訂後的公司法在為公司的設立和經營活動提供較為寬松條件的同時，為防範濫用公司制度的風險，增加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的規定。當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時，該股東即喪失依法享有的僅以其對公司的出資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的權利，而應對公司的全部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一規定，為防範濫用公司制度的風險，保證交易安全，保障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當然，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必須嚴格把握界限，不能因此動搖公司有限責任的基礎。修訂後的公司法,設置了法人人格否認的制度安排，至於適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即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具體情形，還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嚴格掌握的原則，通過司法解釋作出規定。

這次修訂後的公司法，進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順應了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實踐要求，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當然任何修訂都只是階段性的。隨著實踐的發展、改革的深化，公司法還會適時加以修改，以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不斷完善的要求相適應。

E. 揚謙教授的三商法和四個發展階段是真的嗎能賺錢嗎

中國商學院院長楊謙教授和他的四個大學生助手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將我們今天這個行業在全世界各地的發展情況，結合當時的中國國情以及在我國風雨運行十三年的情況和現階段人們的心理情況，將我們今天所從事的行業，它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時期，也就是我今天給大家講解的四個發展期剖析給大家。
在98年以前由於非法傳銷的影響把我國的直銷業作歪了,我國的老百姓已經是根深蒂固,對於帶「銷」字的東西就認為不是什麼好東西,自98年通過李蘭清主持的青島會議之後國家已經把我國的直銷業扶上了正軌,希望每一位老百姓都能回來重新認識我們今天的直銷業,可以說是給我們貧苦大眾的最後一次翻身的機會了,對於我門國家的國情根本就不適合做以往的傳銷,那是發達國家的產物,而我們國家是發展中國家,現在我們能做的只能是網路營銷,是到傳銷的過度階段,作傳銷我們要有社會背景,和雄厚的經濟實力才行,而今天的網路營銷是適合我們每一位老百姓來做的好的行業,讓我們編織一個人際網路,我們每人都有一個交際圈,用我們現有的交際圈來編織我們的人際網路,來趕上時代的步伐,當今21世紀就是一個網路的年代,可以說是個三網合一的年代,有電腦網路,這個對於每個老百姓來說是不大適合的,還有連鎖店網路,它需要你雄厚的經濟實力,老百姓做不起來,最後就是人際網路,對這個每個人都有,誰都有幾個好朋友,21世紀你有大網你就扣大魚,有小網你就扣小魚,那麼你沒有網,沒辦法你就是別人的網中魚。今天我就給大家講一下我國的發展階段，也給大家講一下傳銷於網路營銷的區別。

F. 商法的民族化和商法的本土化是不是一個概念

第一講抄 商法的基本理論http://

商法的襲不同定義：

1、 商法是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

2、 商法是規范商人和商行為的法律。

3、 商法是調整和規范商人所參加的商事關系的法律。

商法發展

第一個階段：羅馬法時代的商法。

第二個階段：中世紀的商法。

第三個階段：16世紀以後到20世紀初的商法憲

商法發展的三個階段：羅馬法時期、中世紀時期、法典化時期

從商法發展的三個階段得出的結論：商法是調整商業關系的法律

中世紀商法的特點：

商法是具有國際性的法律。

商法是習慣法，而不是國家制定法。

商法是關於集市的法律。

慣例：在商業實踐中，被人們反復使用的、而不是由國家立法者或法律編撰者制定的習慣做法或常規。

G. FRM和CFA分別是什麼，哪個含金量更高，對工作更有幫助。

金融界有很多證書，有很多人說CFA、FRM一家親，兩者之間可以相輔相成，那CFA與FRM證書有什麼區別呢？

CFA（特許注冊金融分析師），是美國特許金融分析師學院發起成立，自1963年考試以來，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CFA是全球投資業里嚴格與高含金量資格認證，CFA為全球投資業在道德操守、專業標准及知識體系等方面制定的規范和標准，也得到業內的認可。CFA作為金融領域高含金量證書，其證書持有人具備完備的專業知識和高標準的道德操守，這讓他們能夠從容應對金融市場的風雲變幻。完善的金融知識儲備，熟知金融業務，將有助於他們更准確的預見到金融風險，並及時給予應對建議。

金融證書領域，常有句戲稱：CFA+FRM=天下無敵！這也並非誇張。CFA更注重投資知識的全面性，FRM更注重風險管理的專業性，二者可以實現領域互補。

擁有完善投資知識的CFA，如果再在風險管理上更為精進，則更能成為金融領域的搶手人才。而在風險管理上比較專的FRM，如果投資分析能力更進一層，亦是十分難得，將更加受到各大金融機構的青睞。

此外，二者在所考知識內容上可以融匯貫通。就考試內容來說，CFA和FRM有相當大比例的內容是重疊的，CFA的知識覆蓋面廣，如果考過了CFA二級，再去參加FRM考試，所需要的增量復習時間是較少的。二者兼得，也未嘗不可。

今後，由於二者的專業性，CFA人才和FRM人才都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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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日本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

就日本的經濟法理論而言，對其討論大致可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兩個階段。戰前的日本經濟法受德國經濟法理論的影響，以統制經濟法為基本特徵。戰後受美國經濟民主的自由競爭思想的影響，以維持市場競爭秩序法為基本特徵。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經濟法思想

經濟統制是指國家在確定了某一目標後，對經濟活動施加權力干預使之朝著既定的方向發展，以實現國家的特定經濟目的。而以經濟統制為基本特徵的法律，可以說在日本擁有百年的歷史土壤。日本社會是極其容易地接受這樣的法律制度的。

1、二戰結束前的統制經濟法立法活動

從近代日本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盡管明治維新選擇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並為此建立健全了市民法體系，如明治23年（1890年）就頒布了《民法》《商法》等。但是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的市場經濟體制並沒能通過自由競爭一步步地走向成熟，而都是在特殊的國內外環境下被統制經濟所代替，而統制經濟法[2]正是國家實現統制經濟的最有效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雖處於戰局之外，但卻是參戰國的市場，這為日本國內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契機。為適應戰時需要，保護經濟的繼續發展，日本政府一方面採取了強權的戰時經濟統制，如大正3年（1914年）制定的《有關戰時工業源料出口取締事宜》，大正6年（1917年）制定的《黃金出口禁止令》和《戰時船舶管理令》等；另一方面又對與戰爭有關的產業進行特殊的保護措施，如《軍需工業動員法》、《戰時海上保險法補救法》、《染料醫葯製品獎勵法》等。二戰爆發，日本社會又進入了所謂的戰時經濟時期，日本政府重操戰時經濟統制政策，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以保證人力、物力資源投入戰爭，同時還頒布了各種戰時臨時經濟統製法令。

2、經濟法概念的引入及其影響

正如大家所知，經濟法這一用語最初是從德國法中的「Wirtschaft srecht」一詞中翻譯過來的，並且是以經濟統制為其基本特徵的。

日本對經濟法的理論研究是從大正末年到昭和初開始的。孫田秀春於大正14年（1924年）發表的「勞動法與經濟法的關系」中最早把經濟法的概念介紹到日本。由於歷史上日本法律對德國法律的依存性，加之戰時統制經濟政策的共性以及本國在統制經濟體制下所存在的上述大量的經濟立法活動，使日本各界非常容易接受當時德國的以經濟統制為基本特徵的經濟法理論，將經濟法與經濟統製法視為同一概念，從國家強權介入經濟活動以實現特定目標這一立法目的來認識經濟法的現象。

善長邏輯思維的德國學者曾從不角度來定義經濟法的內涵，他們的理論對日本的經濟法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本學者們也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法的各種含義。一些行政法學者們從政府的「公共福利」目的來認識經濟法，並使用過「經濟警察」這一概念[3]；民商法學者也對政府所實行的官民企業一體化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行政權力的企業組織和事業者團體組織十分關注。

當時針對這一普遍的社會現象，各部門的法學家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作以闡明各自的觀點。如公法學者田中二郎的《經濟統製法的發展及現狀概況》，民商法學者末川博的《加強統製法與對私法的關心》、川島武宜的《經濟統製法與民法》等[4]，都是從經濟統制的角度來認識經濟法。可以說當時日本經濟法的核心概念是「經濟統制」。

總之，明治維新以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日本社會一直是處在統制經濟體制之下，這種否定私人企業經營自由的統制經濟，必然要影響立法目的。強調國家的特定經濟目標、壟斷特權，忽略甚至不允許私人企業自由競爭，集中代表了這一時期日本經濟法的立法思想和價值取向。所以，日本經濟法學者稱這一時期的經濟法是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經濟法時期。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經濟法思想

如前所述，日本在從德國引入經濟法概念時，曾對經濟法問題展開過大討論，但對經濟法是一個新興的獨立的法律部門的研究卻是在二戰結束之後才開始的。

1、經濟法的新理念與經濟法理論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佔領軍根據美國的經濟思想，要求日本經濟非軍事化、民主化，並頒布了一系列的經濟民主化法，其中重要標志就是1947年4月《禁止私的壟斷與確保公正交易法》（以下簡稱《禁止壟斷法》）的制定。

隨著《禁止壟斷法》的制定和實施，有的學者開始主張要以的競爭理念為中心開展對該法律制度的研究，並積極地去思考如何建立一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新的經濟法理論體系。當時為九州大學副教授的丹宗昭信在1958年的《經濟法》雜志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經濟法（學）的獨立性――試論由「統制」概念而形成的經濟法的統一體系》的論文，作者以帶引號的統制概念為基礎，提出應當把《禁止壟斷法》體系中自立性的「統制」這一本國的經濟法與戰時經濟統製法體系中他律性的「統制」這一外來的經濟法區分開來。並進一步指出：經濟法既不是什麼行政法，也不是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我們有必要將經濟法從行政法、商法中獨立出來進行單獨地研究。[5]但是，由於長期受戰時統制經濟法思想的影響，在許多從事經濟法學研究的學者中政府與經濟一體化的意識依然很強，為此要建立一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經濟法理論，並使其成為在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正式的新的經濟法理論，無論是在觀念上，還是在時間上都需要有一個適應期。尤其是由於「統制」是一個包含著對多種經濟活動加以規制的、內容極為豐富的概念，所以，新的經濟法在形式上往往表現為是涉及到各個領域的法律制度。為此，如何將戰時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經濟法與新的以《禁止壟斷》為中心的經濟法聯系起來，進行繼承性的研究，如何將新的經濟法與既存的法學領域中的商法、行政法、民法、勞動法相區別來認識經濟法的獨立性，如何具體地整理出具有統制特性的新的經濟法的概念，均成為這一時期重要的理論課題。

在日本的戰後經濟恢復時期，美國佔領軍想將日本建成像美國那樣的小政府型的自由競爭式的市場經濟體制，而為了將支撐這一經濟體制的重要的法律制度――《禁止壟斷法》的基本理念能被人們廣泛地接受，於是就有「禁止壟斷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這一說法，同時試圖來確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日本經濟法理論體系。但是，關於在美國干預下制定的《禁止壟斷法》在經濟法中的地位問題，一開始就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後來由於東西冷戰的日益尖銳、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1952年日本從美國的佔領政策下獨立出來，日本經濟又很自然地轉向了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並制定了大量的有關禁止壟斷法適用除外的保護壟斷的產業政策法，[6]而且政府用於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基本法律不僅僅是《禁止壟斷法》，還包括財政金融法以及各個不同時期的某些「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因此主張應當平衡地把握促進競爭與適當地限制競爭的關系，於是「禁止壟斷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的說法也漸漸地不再提起了。即使是被認為日本市場經濟體制已達到一定的成熟度的今天，在重談如何建立小政府、如何建立以競爭為中心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當前日本經濟的重要課題，並提議應當恢復以往經濟法有關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理念時，也沒有人再度用「禁止壟斷法是日本的經濟憲法」的提法。因為從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更多地發揮積極作用的是產業政策法，而《禁止壟斷法》卻一直處在不正常的「冬眠」狀態，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產業政策的抗衡上。也就是說當政府過度地利用產業政策法去保護某一產業而有損於市場競爭機制時，公正交易委員會和有關的經濟法學者就用《禁止壟斷法》的規定來抵抗政府有關產業政策法議案的通過。[7]所以說，如何處理好反壟斷與公共利益的關系，在今天依然是日本經濟法學的重要話題。

2、有關經濟法理論體系中的「中心說」與「非中心說」

在經濟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進行研究的同時，形成了兩大經濟法理論。這就是以丹宗昭信、正田彬為代表的「中心說」（即經濟法是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和今村成和、金澤良雄為代表的「非中心說」（即不認為《禁止壟斷法》是經濟法的中心）。

就「非中心說」而言，以金澤良雄教授的觀點為例，他認為：所謂的經濟法是應經濟性＝社會協調性的要求，用社會協調的方式來解決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和困難（即因市民法自動調節的局限性而產生的困難）。它要求用「國家之手」，從國民經濟的立場出發制定各種經濟政策，並為實現這些經濟政策而進行的國家干預。經濟法的出現是為了彌補市民法所不能涉及的空白的法的領域，能夠這樣來把握經濟法的本質特性，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在各種社會環境下，經濟法的內容既可以是促進壟斷法，也可以是維護競爭秩序法。作為經濟社會協調要求說，金澤教授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解決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矛盾，維持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法律。為此，一方面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就需要有促進壟斷和維持供求關系的法律。另一方面，為了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則需要禁止壟斷法。因此，國家在這兩方面的規制同樣重要，不贊同經濟法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8]

就「中心說」而言：以代表競爭法核心說的丹宗教授為例，他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即在市場出現限制競爭的情況下，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對市場加以介入，這是經濟法最基本的特性。這樣定義經濟法是為了說明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把現實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市場支配的各類現象（不能維持市場競爭秩序的狀態及可能性）作為自己獨自的調整對象（調整的目的、方法也是多樣的），從而形成經濟法自身的體系並與相鄰的行政法、民法、商法及勞動法等法律部門加以區別。在競爭法中，有關於禁止市場支配維護競爭秩序的法，如《禁止壟斷法》。也有促成市場支配而限制競爭的法，如禁止壟斷的適用除外法和經濟統製法，他們都與競爭法有著密切的聯系。為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法的核心是競爭法，有關競爭的法律在經濟法中占據核心地位。

3、兩種觀點對日本經濟法理論研究的影響

從兩種不同學說中我們不難看出：「非中心說」認為經濟法的理論體系應當由《禁止壟斷法》和產業政策法二部分內容構成，政府依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對市場活動的規制包括鼓勵與促進，也包括禁止與限制。經濟法的功能對「市場失靈」即有事前的御防性，也有事後的糾正性。與之相反，「中心說」則認為，經濟法是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而產業政策法僅僅是在禁止壟斷法適用除外的特殊情況下才存在的，不應當與禁止壟斷法擁有同等的地位，國家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法律只能是以《禁止壟斷法》為主，只有在市場出現限制競爭的情況下，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對市場加以介入，在此之前國家不應當對市場的競爭活動加以干預。由於兩種觀點的分歧使日本經濟法的教科書也分為兩個版本，一個是由競爭法與產業政策法二部分內容構成的經濟法學教科書，一個是由以《禁止壟斷法》為主，在該法的適用除外中介紹產業政策法的、直接以《禁止壟斷法》命名的經濟法教科書。但是有關「事後介入說」[9]在日本始終沒有被政府所接受，而且在學術上也是少數人所堅持的觀點。

三、經濟法學會的成立與各時期經濟法學的研究課題

1、 經濟法學會的成立及前期的研究活動

如前所述，《禁止壟斷法》頒布實施之後，如何理解經濟法的競爭新理念，如何使日本的經濟法理論從戰前的以統制經濟為中心的統制經濟法的影響中擺脫出來，成為研究經濟法學的一項重要課題。日本經濟法學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51年5月4日在東京成立。經濟法學會的成立大大地推進了經濟法學的研究。學會通過一年一度的學會研討會，事先確定大會報告議題，並廣泛地展開討論。如第一次的研究會（1952年）的議題就是《我國禁止壟斷法中的諸問題》。這一時期大家所關心的重點是經濟法自身理論的建設，學術界力爭明確經濟法的概念，並試圖建立起一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現代經濟法理論體系。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隨著日本經濟完成戰後的重建而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學者們開始注意對與《禁止壟斷法》相關聯的法律問題進行研究。這些研究不僅拓寬了經濟法學的研究領域，也為社會實踐活動提供了理論上的幫助。作為日本經濟法理論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就是1961年有斐閣出版的法律學全集中的金澤的經濟法和今村的禁止壟斷法及第二年出版的正田的經濟法，這些經濟法學專著在質與量上都有了一個較大的飛躍，並且在他們三者之間分別形成了具有代表意義的三學說，即以金澤為代表的縱觀對經濟活動進行全面規制的金澤經濟法說，以今村為代表的全面解釋《禁止壟斷法》的今村《禁止壟斷法》機能說以及從社會法的立場入手對金澤說與今村說持批判態度的正田社會法說。

2、新一代經濟法學者的研究課題與相關學會的成立

進入七十年代中葉，出現了直接從經濟法學入手研究經濟法理論的一代研究者。他們在業已建立的日本經濟法基本理論的指導下，展開以《禁止壟斷法》為中心的、以及與《禁止壟斷法》有關聯的各種事業規製法與競爭法的關系研究，如電氣事業法、郵電通訊事業法、道路運輸法與競爭法的關系等。

八十年代後半期，隨著日本限制政策的緩和化，也同時帶來了限制政策下的競爭行為的普遍化，這為經濟法的理論研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領域和更加活躍的氣氛。這一時期，由於日美貿易磨擦不斷升級，美國強烈批判日本政府幹預市場經濟活動的行為；產業界也利用美國的壓力，要求政府放鬆對企業的控制及對國際貿易的管制。面臨國內外的壓力，日本政府於1993年12月16日公布了《關於經濟改革的最終報告》，提出了規制緩和的基本思路：「原則自由，例外規制」。社會的規制[10]應當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規制」。圍繞著政府的行政改革及由經濟規制轉向社會規制的規制緩和化，經濟法學界及時提出了在規制緩和中導入競爭理念，一方面有必要針對過去產業政策法中的有關促進壟斷發展的傾向，提出縮小《禁止壟斷法》適用除外立法的范圍；另一方面強調必須處理好社會公共利益及安全與競爭法的關系，因為這是《禁止壟斷法》終極目的（――確保消費者的利益和國民經濟民主、健康的發展）的本質要求。這些理論為改革過程中的立法活動提供了依據，為進一步地完善日本市場機制及時地提供了法律保障。從90年代開始日本終於逐漸出現了規制日益緩和，競爭日益強化的傾向。

伴隨著國際貿易磨擦的激烈化和美國關於對不公正貿易制裁的措施的運用，促使人們注重對外國經濟法的比較研究。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九十年代初，國際經濟法從經濟法學會分離出來，由研究國際經濟法和經濟法的學者共同成立了新的國際經濟法學會，研究的主要內容是國際貿易與關稅、國際通商法等。

在日本，知識產權由知識產權研究會專門研究；證券法、銀行法等由商法學會加以研究；消費者權益保護由經濟法和私法學會共同研究；稅收法律由稅收法學會進行研究。此外，公益事業學會主要研究事業規製法。在這些學會里，既有經濟學者、經營學者，也有法學者。最後是公法學會，他們主要是研究財政法，但其研究活動很少。

近來，日本經濟法學研究的新動向表現為研究法與經濟的關系，這主要是受美國關於「法律與經濟」（Low and Economics）的影響，運用價格理論來研究法律現象，並且在研究《禁止壟斷法》中引入產業組織論[11].

進入二十一世紀，日本經濟法學的研究課題仍然是探索運用數學的方法，在現實中能對禁止壟斷法做出何等程度的解釋，並繼續討論「規制緩和」政策的有關問題。具體地講，日本雖然確立了以市場體制為中心的經濟體制，但在必要的公益事業規制中，如何處理好產業政策法與競爭法的關系。或者說，在日本不斷趨向高齡社會和逐漸喪失國際競爭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實施競爭法，是日本社會的最大政治課題。在國際經濟法方面，討論建立亞洲自由貿易協議的可能性，是該領域的中心話題。

參考文獻：

[1] 本文的許多歷史性資料是由橫濱國立大學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科科長來生新教授提供，並將他新寫的、尚未發表的著作提供給作者進行參考，在此作者對來生教授為了中日經濟法學的交流而在學術上表現出的無私精神表示衷心的謝意。

[2] 「統制經濟法」是指為維持統制經濟體制的法，或者說是對經濟進行統制的經濟統製法。經濟統制主要表現為國家對整個經濟活動，特別是對企業的經營活動加以行政作用。（參《新法學辭典》第三版 有斐閣 1055頁）

[3] 作為行政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經濟警察，是指本來原則上講對國民的經濟活動應當給予充分的自由，但政府對其某些方面如若放棄不管就會產生社會弊端（如損害公民的生命安全等）的經濟行為，在事先就加以必要的一定限度的限制，以預防這一社會弊端的發生的行政活動。如餐飲業經營許可制度、汽車駕駛的行車執照制度等。如果對此活動事前若不加以必要的政府介入，就會出現因不衛生的設備與不規則的操作以及無一定技術水準的操作而帶來損害國民身體健康、引發交通事故等社會問題，因此對那些不能滿足一定設備基準的人和尚未掌握一定技術水準的人應限制其經營或駕車。

[4] 《經濟法概論》金澤良雄著 達滿人譯 甘肅人民出版 1985年5月 14頁

[5] 《經濟法》第一期 1958年 第19頁

[6] 由於1947年在美國佔領軍支配下制定的《禁止壟斷法》（又稱「原始禁止壟斷法」）加入了美國人理想化的反壟斷規定從而超越了日本[現實，於是1953年日本對《禁止壟斷法》進行了較大的「緩和性」修改，主要是認可了「不景氣卡特爾」、「合理化卡特爾」、「維持再銷售價格合同」、「公司間相互持股及合並」等。以此為契機，日本政府進行了一些個適用別除外的立法，就此《禁止壟斷法》便被認為失去了經濟憲法的地位。有學者認為這次修改是日本《禁止壟斷法》的大倒退。

[7] 詳細內容請參閱1963年日本政府向國會提出《振興特定產業臨時措施法案》及該法案最終成為廢案的有關資料

[8] 參《現代經濟法入門》丹宗昭信、厚谷編 法律文化社 1981年12月8頁、《經濟法》丹宗昭信 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1996年，38頁。

[9] 「事後介入說」強調：市場經濟是以價值規律為中心，國家不應當對市場經活動加以干預，只有在出現「市場失誤」之後，政府才可以針對糾正市場的失誤而介入市場經濟活動。

[10] 政府以確保消費和勞動者的安全與健康、保護環境、防止災害為目的的規制。

[11]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產業組織論是以應用價格理論為中心所構成的產業組織理論體系（lnstrial Organiztion），將市場結構、市場行動及市場成果作為判斷市場競爭狀態的三要素。但是，最近產業組織法又引入了博弈（game）這一經濟學界新的成果，出現了新的產業組織論。本注所說的產業組織論即為「新產業組織論」。如何運用新產業組織論的研究成果來解釋《禁止壟斷法》是日本更年輕一代的經濟法學者關心的問題。

I. 民國時期民商法中的社會本位原則，求高手解答一下，能說明下和國家本位，個人本位有什麼區別，

國民政府民事立法社會本位指導原則

社會本位觀念在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對傳統私法理念的修正突出地表現在以下的法律思想中：對無限財產制限制的主張；對契約自由或私法自治某些限制主張；無過失責任及嚴格責任思想的確立，等等。

1.限制個人財產權的指導原則

保護財產的私人所有權不僅是社會對近代民商法的基本要求，即使是在法律社會化的潮流中也是民商法的基本任務，只是在時代的發展中，人們對財產權保護的要求不象自由化時期那樣的絕對化，而是認為財產所有權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應當具有社會性。基於這樣的思想，十九世紀晚期各國民商法對所有權設有一定的限制措施，要求權利的行使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禁止權利的濫用。在美國，如果說十九世紀是最大限度地放任獲取和使用財產，那麼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它的范圍開始逐漸縮小了。一個法理學家在這一情況時說：「過去，財產價值高，人的價值低，現在，財產的價值低了，而人的價值提高了。」在二十世紀，美國的法院傾向於適用禁止權利濫用的原則，傾向於對財產權作必要的限制，制止所有人以反社會的方式使用財產。在這段時期，尊重公共利益，增進社會福祉，被強調為所有權行使的指導原則。

中國民商法對所有權進行必要的限制的思想在立法者的立法說明中有較為明確的體現。立法院院長胡漢民說：「我們通常所說的所有權，乃物權的一種」，「但所有權固該尊重，而為社會一般公益起見，法律上也應同時予以相當的限制。」「法律之所以要保護各個人生命財產之安全，其最高的目的，由於為社會的安全，而不是純粹為個人的安全。所以個人的利益，必定置諸社會公共利益之下，一切權利之行使，只能在法律范圍之內，便是所有權亦須受此限制。」 在《民法》的立法說明中立法者就物權所應受到的限制以土地為例進一步說明道：對於土地所有權，「如果漫無限制，也會損及公益的」，「所有人固可以排除他人的干涉，但他人的干涉，如果無礙於其所有權的行使時，所有人也不能加以排斥」，對於因為公益事業而為之對私人土地所有權的損害，立法者解釋說：「土地所有人對於他人直接間接之動作，侵害其支配者，自可以加以禁止，但在工業大興以後，事實上便無法完全維持此種私權了。如煤氣、蒸氣、臭氧、煙氣、灰屑、喧囂、振動等等。」又如裝置電線佔了土地所有者的地上權，鋪設地下水管佔了土地私有權的地下權，建立公共設置而征地，人民到所有者的山林、荒地刈取雜草、樹枝，尋找並請求索還遺失物，土地所有者不得拒絕、干涉和阻礙。不僅如此，立法者還主張對所有權的取得以及其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都要採取積極干預的措施。在立法者看來，對土地所有權作出一定的限制具有兩層意義：第一，防止土地所有者為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和社會利益，第二，積極地通過限制和干預，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發展。總之，南京國民政府物權法的制定，「是根據黨義，以社會利益為生，採取各國法理之長。」

2.防止契約自由濫用的指導原則

契約理念的變化是這一時期民法發展變化的最顯著的表現。有人撰文描述這種現象時說：「契約和上帝一樣，已經死亡」。事實上，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契約在西方社會沒有也不可能死亡，除了對社會重大利益及公共政策著眼點方面的私人商業活動受到部分的限制之外，一般的經濟主體對普通的商業活動及其私有權利仍不受拘束，締結契約時仍享有完整的自由。1981年哈佛大學的查理斯弗雷德在其Contract as Promise 一書中強調，契約法龐大復雜，並未死亡，不能對契約中的某些缺點加以攻擊，就認為契約法已經完結。「20世紀以來，法學界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不再過分強調契約的自由了」，法律文化的這一變化被描述為「從契約到身份」。契約自由原則，是自由競爭時期市場經濟必然產物和本質特徵，它反映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經濟上的要求和精神上的理想，這一時期里民商法對契約自由不加限制地表現為經濟上的放任主義，它帶來的結果是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造成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於市場的不完全性，一方面，無限制的契約自由給公共道德、公共秩序等帶來一些損害，(法學家們對這些現象的思考導致了類似於《德國民法典》中第138條、第242條、第126—129條等條款的出現)，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受到失業威脅的工人來說，「契約自由」無異於一種為擺脫飢餓而出賣權利、自由的委婉辭令。由於經濟主體在經濟實力方面的巨大懸殊，所謂的完全「自由」的契約在經濟生活中已經給人們的權利帶來諸多的損害，伴隨著工商業的迅速發展，締約能力的不平等日益突出，公眾對工業社會的種種弊端產生了強烈的反應。契約自由雖仍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但已經不是從前的狀況，而是在多方面受到限制，例如對契約的某些條款加以明確的限制規定，舍棄契約的形式公正而以「事實上的契約關系」作為判決的依據，國家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通過誠實信用原則、公序良俗原則對契約的自由從形式到內容加以限制。在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民事立法原則也同樣規定：「契約自由，不得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化。」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胡漢民在立法院講述《民法債篇的精神》，作為立法者對民法債篇的解釋。其解釋「系完全依據總理三民主義之「王道精神」，注重弱者之保護」，，胡漢民解釋說，「蓋以」「債權」二字，意為專指保護債權人」，胡漢民認為「債務人常處於經濟上弱者之地位，法律如不究其理由，專為保護債權人，斯為霸道」，因此《民法債篇》不採用一般所慣用的「債權篇」，而用「債篇」為名。在立法說明中胡漢民列舉了僱傭、租賃、贈與、著作權合同等幾個例子來說明國家對於私人契約行為進行干預的必要性。例如租賃一事，「在許多國的都市都無不拚命保護所有權人，把所有權看得神聖非常。承租人本已是經濟上的弱者，如此卻逼到他弱而又弱。現在我們不然」，第一，在法律上明白規定，買賣契約不能破壞租賃契約，這已是所以保護承租人的了。其次，租賃物如遇損害，如被火燒，必須承租人有重大過失時，才對於出租人負賠償之責；倘不管他有無過失，租賃物一有損害，即須賠償，那就不王道了。」對於土地的租賃契約，立法者基於國民黨「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所採取的也是這樣的主張：「如耕地之承租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減少全無時，可以請求減少或免除租金」，並且明確主張「這種租金減免請求權，不得預先拋棄」，從而避免耕地承租人無知地拋棄此種權利。3.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指導原則南京政府立法者在「損害賠償」方面的思想較典型地體現出其社會本位的特點。立法者在《民法債篇的精神》中說明道：「如因故意過失而予人以損害時，照理應由加害人負賠償之責，但有時損害的發生和擴大，被害人也有相當的過失，那就不能專歸責加害人了。」「又如債權者對於債務者的行為，認為有妨害其債權時，得請求對於此種行為加以制止，此為保護債權者一方面的，但有時債務者雖有過失，致發生對方的損害，而其事件於債務者本身並無利益，那就不能專責債務者怎樣賠償了。」基於以上思想，立法者主張在司法實踐中如遇到類似的案例應採取這樣的作法：法官可以酌情，減輕或免除加害者、債務人賠償或處分，而並不一味以壓迫債務者為能事。「普通債務者負了債，照理是應依契約按價償還的，但有時債務者沒有依照契約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的失卻，事實上以不是故意的過失，那麼，法官也可斟酌其經濟情況，於不甚損害債權人利益之相當范圍，令其分期償還。」而對於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立法者說明道，這種人「在許多的法律中」，對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時，「他是可以完全不負責任的。好象一個精神錯亂者，在他無意識的行為中，致他人受了損害，他可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被害人所受的損失倘若很大，甚至承當不起，難於恢復原狀時，加害者固然毫不負責，此外更無負責之人，事理豈不太不公平?被害者豈不太失保障了么?」因此，主張規定：這種損害，雖然法定代理人對於行為人已盡了監督之責，法院仍得因被害者的請求，斟酌兩方經濟情形，判定賠償。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歐美，國家要求和鼓勵個人進行風險投資以建立新企業、開發新領地，因此，以個人為焦點的社會經濟倫理觀受到挑戰，人們試圖修正過錯責任原則而以無過失責任原則取代之。十九世紀以來，科學技術不斷向新領域開拓，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給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工業社會給人類帶來的副產品威脅著人類自身的安全，絕對責任原則在客觀上不能適應這種要求，侵權行為法中責任原則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發展變化，過失責任原則作為近代私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得以確立，是私法社會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德國，交通事故嚴格責任的立法是從普魯士時期1838年的《鐵路法》最初確立的。在英國，1868年上議院通過的賴蘭茲訴弗萊徹案(Rylands v. Fletcher)案件首次確立了嚴格責任原則，上議院在其後的判決中又把嚴格責任原則擴大到新的領域。在美國，二十世紀初期已經有幾個州採用了英國賴蘭茲訴弗萊徹案所確立的嚴格責任原則。1909年，紐約州制定的《勞工賠償法》規定了僱主對發生於僱傭過程中的損害事故負嚴格責任。南京政府立法院向國民黨中央會議提交的債編立法原則說明書中，對侵權行為的無過失責任也有類似的立法思想。以僱傭契約為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雇傭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的責任。但僱人已盡監督之責的，可不負賠償責任。在某種情況下，單由受僱人負賠償之責，超越其經濟承受能力時，法院得因其申請，斟酌雇傭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傭人為全部或一部之賠償。對於這樣的思想，胡漢民曾舉例加以說明詳細：「例如某人用一個汽車夫，平時開車本來很好，人也可靠，一天忽然因喝酒鬧出禍來，損害了人的生命，在雇傭人方面，原可不負什麼責任，但是受僱人情形很苦，而被害人尤其可憐時，法官為主持公道計，可以斟酌雙方經濟情形，使被害人得到相當賠償」。

J. 海商法的專業院校

本科階段開設海商法專業的國內高校：
大連海事大學、上海海事大學、集美大學、三專亞學院屬
研究生階段開設海商法研究方向的國內高校：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復旦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武漢大學法學院、廈門大學法學院、
課程簡介：海商法在國際貨物運輸法中起相當重要的作用。本課授課內容主要闡述與船舶有關的法律問題、海上貨物運輸、船舶租用合同、旅客運輸、船舶碰撞、共同海損、海事賠償責任限制、海上保險、海事訴訟等內容。課程力求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使學生掌握有關海商法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觀點，學會處理與海商法有關的實際問題，並掌握海商法學的研究方法。教學方法將採用啟發式教學、比較法教學和案例教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