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法與三公約之比較
海商法一直被視為民法的特別法而存在，民法的基本原則為海商法所適用。但在具體情形下民法與海商法也存在著沖突，而在此過程中又體現著二者之間的融合。本文從民法與海商法的關系入手，之後以民法中的完全賠償原則與海商法下承運人的責任限制制度為例，分析了民法原理與海商法之間的沖突與融合。
關鍵詞：完全賠償；責任限制；沖突；融合
民法是私法領域的一般法，海商法是調整船舶關系和海上運輸關系的特別法。通說一直認為民法與海商法是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此觀點被廣泛接受。據此，海商法應適用民法基本原理。但由於海上活動的特殊風險，決定了海商法不能完全依照民法基本原理，否則不利於海上貨物運輸的發展和國際貿易的進行。民法下的完全賠償原則與海商法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即為民法與海商法的適用所不盡一致的地方，二者存在賠償原則的沖突但又在有些方面相互融合。
一、民法下的完全賠償原則與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
民法下的完全賠償原則，是指因違約方違約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損失都應當由違約方負賠償責任。[1]因違約方的違約使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損失都應由違約方通過賠償使受害人恢復到合同訂立前的狀態。《民法通則》第112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一方違反合同的賠償責任，應當相當於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據此，凡與違反合同行為有因果聯系的損失都應賠償， 賠償規模須相當於對方的損失。
而在海商法下，即使承運人根據合同或法律應對海上貨物運輸中的貨損貨差負責，我國《海商法》和三大公約都賦予承運人一項特殊權利，即可將賠償責任限制在一定數額內。限制承運人責任的合理性植根於對海上貨物運輸特殊風險的承認和對承運人的特殊保護，它因能幫助承運人衡量最高責任，建立統一的責任基礎以制定統一、低廉的運費率而保留了存在價值。[2]盡管三大公約和我國《海商法》規定的責任限制制度不完全相同，但都承認了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的合理性。
二、完全賠償原則與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的產生原因
就補償性而言，為了使受害方恢復到倘使合同被正確履行的經濟狀況以保障受害方的利益，由此引出完全賠償原則。賠償損失是於違反合同場合承擔法律責任的主要方式，而完全賠償被一直作為確定賠償規模的一般原則。但海商法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卻是完全賠償原則的例外。
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是海商法中特有的並區別於民法下賠償的一項特殊制度，其之所以存在是因為：第一，海上運輸危險極大，如果承擔無限責任將無人樂於從事航海業。第二，船長代理許可權的法定范圍極廣。若使船舶所有人負無限責任， 未免苛責。第三，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大勢之趨，讓企業負有限責任在營業活動分散的今天很有必要。第四，基於國家航海政策考慮，有鼓勵航運、保護海運企業的必要。
三、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與民法原理的沖突
完全賠償原則被確立為損害賠償的一項重要原則，旨在賠償受害人遭受的財產損失，所以賠償范圍主要取決於財產損失的後果，而不應取決於責任方主觀過錯的程度。而在海上貨物運輸合同中，作為承運人責任限制的例外情況而使承運人喪失責任限制的權利，與民法中的完全賠償原則存在著沖突。《海商法》第59條規定：「經證明，貨物的滅失、損壞或遲延交付是由於承運人或承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損失而輕率地作為或者不作為造成的，承運人或承運人的受僱人、代理人不得援用本法第56條或第57條限制賠償責任的規定。」雖然對於「故意」和「明知可能造成損失而輕率地作為或者不作為」不很明確，尚需在實踐中逐步確立，但這體現了責任限制制度對責任方主觀過錯程度的考慮。
再者，根據完全賠償原則，違約方應賠償受害人的實際損失和可得利益的損失。在確定可得利益的賠償時，受害人不僅要證明其可得利益的損失確實是因違約行為造成的，而且要證明這些損失是違約方在簽訂合同時能合理預見的，且可得利益的損失與違約行為之間應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如果受害人要求加害人賠償由於違約方違約所造成的人身傷害以及精神損害等，則必須根據侵權行為責任提起訴訟。而對於侵權損害賠償同樣適用於完全賠償原則，它以實際損害作為標准全部予以賠償，包括人身損害、財產損失和精神損害的賠償責任范圍及數額。[3]而在海商法下有一條為人熟知的「喜馬拉雅」條款，其規定承運人根據合同可以享受的抗辯和責任限制的權利同樣適用於侵權之訴。[4]在海上貨物運輸中，承運人以及其受僱人或代理人對於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均享有責任限制的權利，這與民法相沖突。
此外，合同具有相對性，它是指合同只在特定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當事人一方能基於合同向對方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也不能擅自為第三人設定合同上的義務。而在海商法下，「喜馬拉雅」條款規定了承運人的受僱人或代理人與承運人一樣享受責任限制的權利。承運人的受僱人或代理人雖不是合同當事人，但也可以享受公約或法律為承運人所規定的權利。這與民法的合同相對性是相悖的。
四、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與民法原理的融合
盡管民法的基本原理與海商法的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存在著沖突，但二者也存在著融合。
首先，海商法規定了責任限制的例外情況，其中之一即以特約的方式規定了責任限制的例外。《海商法》第56條規定，如果托運人在貨物裝運前已經申報貨物的性質和價值，並在提單中載明的，或承運人與托運人已經另行約定高於該條規定的賠償限額的，則應按提單所載或雙方約定的標准進行賠償。托運人申報時，貨物的性質和價值必須同時具備，且申報內容必須記載在提單上。如果提單上僅僅記載了貨物性質，即使從該記載上很容易推知貨物的市價，也不能不適用法定責任限制。[5]此處即是與民法基本原理相融合的體現，它體現了合同的優先性原則。
再者，民法中在確定侵權責任時，對於確定損害責任的大小，加害人的主觀過錯程度起著重要作用，這與海商法下的賠償原則方面是存在相同點的。前述《海商法》第五十九條的規定也同樣體現了主觀過錯程度在確定賠償責任中的重要作用，它直接關繫到承運人能否享受到責任限制的權利。我國《合同法》中也建立了根本違約制度，規定根本違約使另一方有權解除合同。對於海上貨物運輸中的嚴重違約行為，諸如承運人沒有取得托運人同意也不是依據國際慣例而擅自將貨物裝在甲板上、不合理繞航、無單放貨等，應該認為，不管是根據《海商法》第59條還是《合同法》根本違約的理論，都不能僅僅根據違約的種類，而應該根據違約的主觀意圖及違約後果的嚴重程度來決定是否剝奪承運人的責任限制權利。這是海商法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與民法原理相融合的重要體現。
總之，海商法下的承運人責任限制制度作為海商法中一項長期存在的制度，雖然與民法基本原理存在著沖突，但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與其相互融合，由此產生了海商法與民法在海上貨物運輸領域的調整上相互補充、相互完善的和諧局面。
② 我國海商法中對無單放貨的規定
無單放貨，又叫無正本提單放貨，是指承運人或其代理人(貨代)或港務當局或倉庫管理人在未收回正本提單的情況下，依提單上記載的收貨人或通知人憑副本提單或提單復印件，加保函放行貨物的行為。
一、 無單放貨的性質
無單放貨，又叫無正本提單放貨，是指國際貿易中貨物運輸承擔者把其承運的貨物交給未持有正本提單的收貨人。
關於無單放貨的性質有很大爭論，本律師認為無正本提單放貨屬於違約和侵權的競合。一方面，承運人簽發提單，不僅是收到承運貨物的證據，同時其與提單持有人形成了運輸合同關系，承運人必須把貨物安全送到目的港並正確交貨，才可以視為完全履行完畢運輸合同；而無單放貨，承運人在未提交正本提單的情況下交貨給收貨人，未履行正確交貨的義務，應屬於違反提單所體現的運輸合同義務。另一方面，無單放貨也侵犯了正本提單持有人對提單項下貨物享有的物權。對於賣方，其享有貨物所有權，若買方不付款贖單，貨物所有權並未轉移，賣方對其貨物享有中途停運權和處分權；對於質押銀行，其享有對貨物的擔保物權，提單成為買賣合同貨款的擔保憑證，若買方不付款，銀行有權對提單項下貨物行使留置權。因此，承運人將貨物交給無正本提單的收貨人，將損害賣方或銀行對於貨物享有的合法權利，不但違反運輸合同中應有的交貨義務，同時也構成侵權。正如Denning大法官在Sze Hai Tong Bank V.Rambler Cycle Co.〔1959〕一案中指出：「航運公司沒有將貨物交付給對此票貨物享有權利的人，他將因此而負擔違約責任。如果他沒有憑正本提單付貨而將貨物交付予無權享有此票貨物的人，他將因此而負有債權之責。
二、無單放貨行為的界定，典型樣態原因及抗辯
1、無單放貨行為的認定標准：
判定承運人無單放貨行為是否已完成應以提單下的貨物是否完成法律意義上的交付而非物理意義上的交付，即承運人向提貨人出具提貨單這一行為為標准。而提貨人在提貨當中的行為對承運人無單放貨並無影響。
2、目前無單放貨主要形式及原因：
（1）貨抵目的港，承運人憑保函將貨物交給提單所載收貨人以外的第三人。
（2）由於目前航海科技的發展，航速高的航程短，單據流轉速度慢，承運人為減少港口費用，開始投入新的航次，而將貨物放給無正本提單的持有人。
（3）承運人與提貨人惡意串通欺詐正本提單的持有人。
3、對於無單放貨行為的不同定性，直接關繫到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定以及訴訟的結果。對此，司法界和學術界有如下觀點：
（1）法律規定說：該說認為收貨人取得權利乃基於法律規定，收貨人取得權利時，托運人權利處於休止狀態，故承運人無單放貨是因不履行法律規定產生之債中的債務所致，宜視為違約行為[5]。此說顯然違背了違約責任的前提即必須有合法有效的合同存在，依法律規定而生之債自然不會產生違約責任。
（2）默示合同說：該說認為托運人以外的提單持有人與承運人之間的關系是獨立於承托雙方之間的運輸合同之外的一種新的運輸合同關系，是基於法律規定產生。該說置當事人合意於不顧，並混淆了合同之債與因單方行為產生之債的異同性。
（3）代理說：該說認為運輸合同是承運人和收貨人訂立的，具體簽訂合同的托運人只是代理收貨人行事。實際上，這種情況僅適用於記名提單和FOB合同[6]。
（4）第三人契約說：現在較為流行的觀點是：當托運人和收貨人不是同一人時，托運人是為收貨人利益訂立運輸合同。
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此說並不能成立，依利他合同的效力，收貨人權利義務完全取決於承托雙方的約定，而且收貨人的權利受承運人對托運人的一切抗辯的對抗，這不利於保護收貨人的合法權益，也不符合憑清潔提單即可向承運人提貨或索賠的原則。
（5）讓與說：該說認為，提單的轉讓即意味著運輸合同的讓與，收貨人則承受了原承運人和托運人之間的運輸合同關系，但依債權讓與理論，讓與人應就此退出債的關系[27]。而實際上托運人與承運人之間的運輸合同關系並不因此解除，且收貨人受讓的權利義務可能與托運人不同。英國1845年Thompson V.Doming案的判決指出：「沒有什麼能證明提單在任何商業習慣下可以轉讓合同，提單只轉讓物權，不轉讓合同。
三、關於無單放貨的法律責任
1、如前所述，提單具有三大法律性質：貨物收據、合同證明、所有權憑證，這彰顯了提單在物的關系和債的關繫上的雙重效力。無單放貨破壞了彰顯於提單之上的法律關系，應具有物上和債上的雙重性質。
根據提單所代表和證明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承運人有義務妥善照管和運輸貨物，在目的港將貨物交給提示正本提單的人。今承運人無視這一義務，將貨物交於他人，顯然已剝奪了托運人和合法提單人等作為合同一方根據合同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該行為屬於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違約行為，是《合同法》第94條規定的當事人可以以解除合同作為救濟的最嚴重的違約行為之一。同時，承運人在運輸期間對貨物實施的佔有，是依合同的無權佔有。根據提單所有權憑證的性質，正本提單才是所有權的充分證據。承運人無正本提單擅自處分獲五，將貨物交於他人，使合法持單人的物上請求權落空，無法對提單項下貨物實施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這顯然又侵犯了合法持單人的所有權，又構成侵權。可見，承運人的無單放貨行為，具有違約和侵權的雙重特徵，必將產生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所以，合法將持單人對承運人或可根據合同要求實際履約或賠償損失，或可根據所有權要求返還原物或賠償價款及相應損失，並有依兩種訴由之一提起訴訟的權利。
2、筆者認為 違約之訴相對更具有優越性
對於無單放貨，多數國家法律和司法活動表明，允許當事人選擇依何行訴。英國法允許當事人選擇，甚至允許同時以兩個理由起訴，但承運人仍按合同規定承擔責任。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包括法國)已經允許請求人在合同之訴和侵權之訴間進行選擇。《海牙規則》和《維斯比規則》都已承認據侵權行為和合同提起訴訟的權利[8]。而依我國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違約訴訟和侵權訴訟競合時，允許當事人選擇起訴。實踐中大多數當事人傾向於違約之訴，因為它比侵權之訴更具優越性：
（1）比起侵權之訴，違約之訴的收貨人的舉證責任更輕。
（2）侵權之責存在的前提在於索賠方在侵權行為發生時必須享有其所主張的被侵犯的權利。英國上議院在The Aliakmon〔1986〕一案中重申在損害發生之時，索賠方若無物權則不可能得到賠償的原則[9]。只有在貨物發生滅失或損壞時提單持有人是貨物所有人或合法佔有人，才能提起侵權之訴，而這對收貨人、提單持有人是不利的。
（3）侵權訴訟中當事人的純經濟損失(即間接損失)得不到賠償，而依違約訴訟，賠償范圍可以包括如市價損失之類的純經濟損失，更有利於保護收貨人的利益。
③ 提單三大國際公約的主要內容及其區別
一、承運人的責任基礎不同 《海牙規則》下承運人的責任基礎是「不完全過失責任」。 《維斯比規則》下承運人的責任基礎是「不完全過失責任」。 《漢堡規則》則對海牙規則進行了全面徹底的修改採用了推定過失責任與舉責任相結合的完全過失責任制即完全過失責任。明顯的擴大責任人的責任。
二、承運人的最高責任賠償限額不同 《海牙規則》第四條規定船東或承運人對貨物或與貨物有關的滅失或損壞的賠償金額不超過每件或每單位100英鎊或相當於100英鎊的等值貨幣。 《維斯比規則》將最高賠償金額提高為每件或每單位10000金法郎或按滅失或受損貨物毛重計算每公斤30金法郎兩者以較高金額的為准。同時明確一個金法郎是一個含有66.5毫克黃金純度為千分之九百的單位。 《漢堡規則》再次將承運人的最高賠償責任增加至每件或每貨運單位835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或稱記帳單位或每公斤2.5特別提款權兩者以金額高的為准。
三、公約適用范圍不同 《海牙規則》只適用於締約國所簽發的提單。這樣如果當事各方沒有事先約定那麼對同一航運公司所經營的同一航線上來往不同的貨物可能會出現有的適用《海牙規則》有的不能適用《海牙規則》的奇怪現象。 《維斯比規則》1任何締約國簽發的提單2從締約國港口起運3提單中列有首要條款即當事人選擇適用該公約。 《漢堡規則》則避免了這一缺憾。它不僅規定公約適用於兩個不同締約國間的所有海上運輸合同而且規定①被告所在地②提單簽發地③裝貨港④卸貨港⑤運輸合同指定地點五個地點之中任何一個在締約國的都可以適用《漢堡規則》。
四、承運人的責任期間不同 《海牙規則》規定承運人的責任期間是「„„自貨物裝上船舶開始至卸離船舶為止的一段時間„„」有人稱之為「鉤至鉤」。 《漢堡規則》則將責任期間擴大為承運人或其代理人從托運人或托運人的代理人手中接管貨物時起至承運人將貨物交付收貨人或收貨人的代理人時止包括裝貨港、運輸途中、卸貨港、集裝箱堆場或集裝箱貨運站在內的承運人掌管的全部期間簡稱為「港到港」。
五、訴訟時效不同 《海牙規則》的訴訟時效為一年。一年後「„„在任何情況下承運人和船舶都被解除其對滅失或損害的一切責任„„」。一年時間對遠洋運輸的當事人特別是對要經過復雜索賠、理賠程序而後向承運人追償的保險人來講無疑過短。 《維斯比規則》規定訴訟時效經當事各方同意可以延長。並且在「„„一年期滿之後只要是在受訴訟法院的法律准許期間之內便可向第三方提起索賠訴訟„„」但時間必須在 三個月以內。這樣部分緩解了時效時間過短在實踐中造成的困難。 《漢堡規則》一方面直接將訴訟時效延長至兩年另一方面仍舊保留了《維斯比規則》90天追賠訴訟時效的規定。
六、 承運人免責事項發生變化。 依據《海牙規則》承運人可以按照其第4條規定的17項免責事項享受免責權利且僅明確了第17項「兜底條款」免責的舉證責任。 《漢堡規則》 托運人索賠承運人需證明自己無過失或損失是由托運人造成的。
七、單件貨物賠償限制不同 《海牙規則》每件100英鎊。 《維斯比規則》每件10000金法郎或每公斤30金法郎1979年改為每件666.67SDR或每公斤2SDR。 《漢堡規則》每件835SDR或每公斤2.5SDR賠付延遲交貨的限額為運費的2.5倍但不超過應付運費的總額。
八、索賠通知 《海牙規則》非表面貨損在貨物交付後3日內提出。 《維斯比規則》非表面貨損在貨物交付後3日內提出。 《漢堡規則》非表面貨損在貨物交付後15日內提出。遲延交付應在60日內提出。
九、承運人的基本義務不同 《海牙規則》1船舶適航的義務2管貨義務。 《維斯比規則》1船舶適航的義務2管貨義務。 《漢堡規則》增加管船義務取消了航行過失免責。
綜上所述可見《海商法》是根據中國國情和海上運輸特點制定的一部特別民事法律。它以目前通行的國際公約為基礎吸收體現國際慣例的民間規則借鑒有廣泛影響的標准合同成為具有很強國際性的一部國內法。它的制定和實施對於健全和完善我國的海商法律制度維護中外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促進海上運輸事業和經濟貿易的發展將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