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肯定說

① 刑法中打擊錯誤 是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說一下為什麼

舉個例子抄說吧，要不太抽襲象，甲拿槍向乙射擊，打偏了，將乙旁邊的丙打死了，就說這個吧。按照法定符合說，甲對乙構成的是故意殺人的未遂，對丙構成故意殺人的既遂，想像競合，定故意殺人既遂。甲對乙肯定是直接故意，對於丙，因為甲意識到可能會打偏，打中丙，對於丙的死亡不是甲追求的結果，而是放任結果發生，應該是間接故意。按照具體符合說，對乙是直接故意，對丙沒有故意。

② 刑法中的法定符合說和具體符合說的區別

在刑法理論中，在面對認定犯罪事實時，犯罪嫌人發生具體的事實認識錯誤，即行專為人認識的事實屬與實際發生的事實不一致，但沒有超出同一犯罪構成的范圍，如何具體認定案件的具體情況。

針對處理這種情況，有兩種學說；

第一種是法定符合說：

1.只要（認識到的與實際發生的）二者「在法定構成要件范圍內」一致（符合）時，就成立故意，不必要求具體一致（符合）。

2.行為人主觀認識到的與實際發生的事實不一致，其程度超出了同一構成要件范圍的，則對不一致的事實（對象·結果）不成立犯罪故意。

第二種是具體符合說：

這種學說認為，如果具體不一致的，不成立構成要件故意。

③ 刑法解釋的時間效力及其適用原則， 你是站在肯定說的角度還是持否定 的態度。

你說的應該是刑法中司法解釋的是否有溯及力吧。
我個人認為司法解釋不應該有溯及力。因版為刑法權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實行的是從舊兼從輕原則。而司法解釋只是最高院做出的，最高院是從全國人大產生並對全國人大負責，其位階是低於全國人大的。根據舉重以明輕，司法解釋當然是無溯及力的。

④ 如何理解大陸法系關於刑法因果關系的學說及分析評價

條件說亦稱必要條件說、等價說、同等說。該理論認為，「只要在行為和結果之間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這種必要條件關系，就可以認為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3]例如，在理論實務學習中上海海耀律師事務所曾經多次列舉的案例，甲行刺某乙，乙身受重傷在醫院就治中，醫院發生火災，乙不幸被燒死。根據條件說的主張，此案中甲的行為和乙死亡間即具有因果關系，因為如甲不行刺乙造成其重傷，乙就不會住院，乙不住院也就不會在醫院火災中喪生，因此甲的行為與乙死亡間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這種必然性的條件關系。
條件說由德國帝國法院刑事部推事布黎（Buri，1825—1902年）首創，為德國法院所普遍採用。在奧地利、義大利等國家條件說至今仍被主張著。在日本，最高審判機關多數判決中也採用條件說。「條件說」主張符合條件的原因就是法律上的原因，不主張再對原因做其他法律上的限制，凡構成結果產生的原因的行為人，就應該對結果承擔責任。這種觀點從自然的物理觀念上理解因果關系，將一切對結果產生起了不可缺少作用的因素都看作是結果產生的原因，具有一定得直觀性特點，有利於人們具體尋找確定因果鏈條，能迅速地將未對結果起到必要作用的因素從原因體系中排除出去；重要的還在於，試用「條件說」判斷標准，一般情況下不至於漏掉本應受到懲罰的犯罪者；此外，它也能解釋共同犯罪行為中各共同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問題。堅持「條件說」還能嚴格堅持因果關系的客觀性，避免主管因素介入因果關系的判斷之中，從而將因果關系嚴格的與責任問題區別開來。因此「條件說」出現後雖然持續性地受到批評，但是它在一個多世紀當中，一直是德國刑事審判實踐所堅持的判斷標准。而且，後面所出現的各種觀點，也都是在此基礎上主張進行一定的限制，因而也並沒有從根本上拋棄這一學說。
不過，「條件說」的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由於條件說主張只要行為和結果之間存在必然條件關系，就是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因而因果關系的范圍有被無限擴大之嫌。[4]批駁條件說者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根據條件說，殺人犯的母親也要對被害人的死亡承擔刑事責任，這無論從一般常識還是從社會公正的角度來看，都是不合適的。為了克服條件說的缺陷，刑法理論界提出了各種對條件說加以限制的主張：一種是「因果關系中斷說」，該理論認為在因果關系的進程中，如果介入了自然性事實或第三者的故意行為時，就由此中斷了正在進行的因果關系。「基於負責能力人之自由且故意之行為，在法律上常發生新的獨立因果關系，第一意思活動與惹起結果間之因果關系，因此而中斷。」]5[ 例如甲投毒殺乙，在乙毒性發作之前，丙故意開槍打死了乙。由於在甲的投毒行為之後介入了丙的故意殺人行為，因而丙的行為中斷了甲的行為與乙死亡之間的因果關系，只在丙的行為與乙的死亡之間有因果關系。但是「因果關系中斷論」也遭到批評，因為它一方面以條件說為基礎肯定條件關系，另一方面又否認條件關系，這樣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另一種是「溯及禁止論」，它是為了避免「中斷說」的尷尬，由德國學者弗蘭克於1931年提出的，他認為，「先行於自由而且有意識地，即具有故意、有責地指向結果發生的條件不是原因」。]6[ 意思是說，在故意造成危害結果的行為之前的行為，只是結果發生的條件，而不是原因。如乙女被甲男強奸後，基於羞憤心理而自殺。因乙女的自殺是故意行為，因而發生在自殺之前的強奸行為只是乙女死亡的一個條件，而不是原因。又如，甲把子彈裝進槍膛後，放置一旁，乙拿起該槍故意將丙擊斃。因乙擊斃丙的行為是故意行為，因而在丙行為之前發生甲裝子彈進膛的行為不是丙死亡的原因，而只是一個條件。這種理論與中斷說具有類同之處，且在對具體案件的解釋上不合邏輯，缺乏根據，因而和中斷論一樣未獲得更多人的支持。

⑤ 97年以後我國共頒布了幾個刑法修正案，我覺得是六個啊，可答案說五個！

你做的題目肯定是06年之前的題目
刑法修正案到現在已經七個了~

1997年新《刑法》生效後，內短短十年時間，我國容已對其進行了七次修正。分別是：1999年的刑法修正案（一）、2001年的刑法修正案（二）、2002年的刑法修正案（三）（四）、2005年的刑法修正案（五）、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以及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

⑥ 刑法中的類推解釋和擴大解釋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望採納

⑦ 刑法中因果關系的幾種主要學說是什麼

必然因來果關系說、偶自然因果關系說、條件因果關系說。
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中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並合乎規律地產生危害結果，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必然因果關系。
偶然因果關系說危害行為中並不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偶然介入其他因素，並由其他因素合乎規律地引起危害結果時，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偶然因果關系。
條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的關系時，前者就是後者的原因。

⑧ 刑法上所說的因果關系

刑法學上的因果關系理論，是刑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大陸法系國家，自十九世紀提出因果關系理論至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學說和觀點，且隨著刑法理論的向前發展，先後出現了一系列極有影響的因果關系理論。而英美法國家刑法學中的因果關系理論，則將因果關系區分為事實因果關系和法律因果關系。所謂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就是客觀存在於外界之中的先行為與後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聯系。這種聯系是純自然的存在，與人的主觀認識沒有任何關系，與法律規定也無關。而所謂法律原因，就是在法律上有價值的原因，也就是事實原因中，能夠被法律認為應讓行為人對產生的危害結果承擔責任的原因。〔1〕我國的刑法理論，秉承前蘇聯的刑法理論，在因果關系問題上，局限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上的必然性聯系和偶然性聯系以及內因和外因的論述上，而造成對刑法因果關系的種種理解，從而使學說觀點長期爭論不休。一方面固然有利於刑法理論的研究和發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對因果關系的理解混亂不堪。在刑法因果關系問題上，還存在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對象、范圍以及刑法因果關系的機能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論。
一、刑法因果關系的界定
刑法因果關系，有的學者認為，是指犯罪實行行為與對定罪量刑有價值的危害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合乎規律的聯系。〔2〕也有的學者認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關系，是指人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3〕還有的學者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作為刑事責任的客觀根據而存在於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為與結果之間的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果關系，同時又是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關系，是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的統一。〔4〕種種不同的觀點，分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刑法因果關系。從以上的觀點中可以看出：（一）刑法因果關系首先是一種聯系。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事物之間的聯系具有普遍性，事物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的事物相互聯系著的。（二）刑法因果關系是一種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聯系。因為只有人的行為才能給予法律上的評價，自然力或者動物力縱使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結果，也不能以刑法來處罰它們。（三）人的行為是有主觀罪過的行為，才能成為刑法上的原因，如果沒有主觀罪過，人就不能對他的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負刑事責任，自然不能認為行為和結果之間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雖然我們在研究和司法實踐中認定因果關系時，應考慮各種事實的條件，但只要被確定為刑法上的原因的人的行為，則必然有主觀上的罪過。除了上述的幾種觀點，我們能否從其它的角度來觀察刑法的因果關系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要從其它的角度來看刑法因果關系，應該先考察刑法因果關系的機能，以及研究刑法因果關系要解決的問題。刑法的因果關系理論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判斷因果關系是否存在的問題，二是判斷存在的因果關系對犯罪構成要件有無重要性的問題。〔5〕刑法的因果關系有兩個機能，一是定罪的判斷機能，即根據刑法的因果關系，要為誰定罪，也即判斷犯罪的主體。二是量刑的機能，即在各個犯罪主體之間如何讓其承擔刑事責任。這兩個機能和上面的要解決的兩個問題具有密切的聯系，當然，定罪和量刑是不能割裂的，而應該是緊密聯系的。在現實生活中，行為人的行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這種事實的聯系（包括事實的因果關系）如果被刑法認定具有刑法的意義，即行為人的行為構成犯罪，否則不能作為犯罪來處理，如行為人是未滿14周歲的兒童，其行為不構成犯罪，行為和結果之間也就沒有刑法因果關系可言。這里不是說刑法因果關系是犯罪的構成要件的內容，因為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便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因果關系。〔6〕在量刑上，刑法因果為犯罪主體確定刑事責任，是刑事責任的依據。如行為人甲以殺人的故意持刀傷害某乙，乙受傷住院，適逢醫生丙與乙舊有讎隙，乃故意不為救助，致乙死亡．在此案中，甲和丙的行為自然構成犯罪，但是應該如何定罪和量刑還要依靠刑法因果關系理論來指導。日本學者野村稔認為由於刑法將人的行為作為規范的規制的對象，因此人的行為與結果（外界變動）之間的因果關系成為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此場合，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被肯定，亦即將結果歸因於行為，因此將結果包括在內的廣義的行為作為評價對象而進入了刑法的世界（刑法評價對象的確定機能）。也就是說，關於刑法的因果關系是從外界的變動出發，就刑法的評價對象的人的行為予以發現之際，幫助人的思維方式。〔7〕
事實的因果關系，已如前述，是一種客觀的，自然的聯系。而刑法的因果關系，則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先從刑法的目的談起，因為即言因果關系有刑法的意義，以及其有重要的機能，自然不能脫離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可以籠統的說總有保護社會生活利益的內容。而刑法的機能或者任務，也都有保護社會的含義。主法益論者，認為刑法的目的和任務在於法益的保護，因此當法益受到侵害或者威脅時，刑法自然會介入社會個人的生活，論行為人與法益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為行為人定罪量刑。我國刑法第二條規定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因此若有對上述保護對象的侵害，刑法就會有所反應。但是對社會生活利益的侵害，有人的行為亦有自然力以及動物力，對後者，因其非人力所能預料，難以控制，故而不具可罰性；而前者，也要區分而對待，在客觀的事實中，人的行為是危害結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的意義上，則並非這種事實的原因就是刑法上的原因。如行為人並無主觀的罪過，則縱使造成嚴重的危害結果，也不能對之定罪量刑。所以，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不同於事實的因果關系。比如在間接正犯的場合，如行為人驅使動物傷害他人。這里，在客觀事實上，他人被傷害的結果，是因為動物的襲擊，而這危害結果與動物的襲擊之間有事實的因果關系，但是刑法不認這種事實的因果關系為刑法的因果關系。行為人與動物的襲擊和他人的傷害結果，有一定的事實聯系，又因為行為人在主觀上有罪過，因此，行為人的驅使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依從刑法的目的、任務和機能出發，被判定為有刑法的因果關系的存在，行為人應該承擔刑事責任。有的學者認為，刑法因果關系首先是客觀世界存在的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這種基本表現為哲學上外因與結果之間的關系。〔8〕應該承認，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以事實聯系（包括事實因果關系）為判斷的物質基礎，但它本身不是事實聯系，也不是事實因果關系本身。事實因果關系僅僅是事實聯系中的一種，事實聯系的范圍更為廣泛，它包括一定的條件。刑法因果關系與刑法的目的、任務及機能密切相關，而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事實的聯系及事實的因果關系則是客觀的一種聯系。在客觀的事實中，人的行為都可以是對社會生活利益的侵害結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上，刑法因果關系不同於事實因果關系。人的行為有的有主觀上的罪過，有的則沒有主觀罪過，前者，自然有刑法的意義，而後者，則不具有刑法的意義。出於保護的目的，刑法一旦查明有社會生活利益被侵害的事實，則必依一定的標准，在造成危害結果的諸多事實聯系中尋出具有刑法意義的因果關系，對行為者加以刑事責任。從這種意義上看，刑法因果關系是一種判斷或評判。所謂判斷，是指一定之認識主體基於其特定的目的或需要，依據已認識的客觀材料運用抽象的思維方法對事物或現象所作的一種確定。刑法以其自身的目的、任務和機能，而帶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以此為出發點，對社會中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進行評判。在現實中，一般都是先有危害結果的發生，然後根據危害結果和各種事實，查明案件，理清各種事實聯系，從中判定什麼樣的行為應對此危害結果負責，應怎樣負責即是一個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過程。在這過程中，判斷的主體是立法者，執行者則是司法者，對象是行為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聯系。而事實之因果關系則是一種認識，因其具有客觀性而不容主觀的判斷。但是刑法因果關系並非純主觀的，它是以一定的事實聯系為基礎的。事實的因果關系也是以一定的事實聯系為基礎的，而其本身就是一種事實聯系。大陸法系早期的條件說，即認一切行為在論理上可以成為發生結果的條件，都是結果發生的原因。〔9〕就是以事實聯系為因果關系的基礎，甚至就以不具有刑法意義的事實聯系為刑法因果關系。而後來的原因說，則於事實聯系中擇一定之原因為刑法上的原因，自然考慮事實的因果關系。再到後來是相當因果關系說，則更體現刑法的因果關系理論是一種判斷的理論。相當因果關系說，以條件關系的存在為前提，認為由其行為發生該結果在經驗上是通常的，即限於被認為是「相當」的場合，肯定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在相當因果關系說中，「相當性」判斷是一個關鍵的問題。〔10〕在相當因果關系說中，還有分主觀相當因果關系說、客觀相當因果關系說和折衷的相當因果關系說。主觀說認為對因果關系的判斷，以行為人之主觀為主，即行為人能否認識行為與危害結果之相當性；而客觀說則以社會一般人的經驗考察行為人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相當性；折衷說則結合兩者，以平衡社會及個人權利，不致強求個人，也不使社會之生活利益受損害。而所謂相當性，也是一個判斷的問題。折衷的相當因果關系，立法者及司法者立於社會一般人的經驗以及個人的特殊情況所為的一種對行為的評判。日本刑法學者野村稔認為，相當因果關系，也就是在一般人的經驗上，只看這種行為，通常被認為會發生這樣的結果，這種場合就存在因果關系。所以，將它作為定型的判斷，在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層面予以論述。至此，相當因果關系就與構成要件該當性這樣的刑法評價發生關聯。〔11〕
疫學的因果關系，也是表明刑法因果關系是一種具有一定價值取向的評判，所謂疫學的因果關系，是由於產業、食品、葯品等公害犯罪中，往往難以確定因果關系，但是如果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發展，由於沒有被科學的自然法則完全解明，就否認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對大多數公害犯罪就不能認定，就不能追究行為人的責任。為了解決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就提出了疫學的因果關系。〔12〕因為難以查明事實的聯系，但又不能違背刑法的目的，所以還是依一定的經驗，認產業、食品、葯品等公害犯罪中行為人的行為，與出現的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的因果關系。此種理論已為某些國家司法實踐所採納，〔13〕而甚至在英美國家，有案例採取嚴格責任理論，某些對於特定行為的一個或多個行動要件不要求故意、輕率、甚至疏忽的犯罪被稱為嚴格責任犯罪。〔14〕將嚴格責任犯罪區別於一般意外事件，而認為行為人的行為，縱使沒有主觀的罪過，也與危害結果之間有刑法的因果關系，應當負刑事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刑法目的性非常明確和明顯。
刑法的因果關系，與刑法的目的、任務、機能相關，故自有其主觀判斷性。刑法因果關系是受刑法目的規制的。一定的行為是否與危害結果有刑法的因果關系，必須依照立法者、司法者的主觀判斷。這種判斷以一定的客觀事實聯系包括事實因果關系為基礎。如故意殺人罪，醫生故意注射毒葯而令病人死亡，構成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又如醫生以殺人的故意，對病人在其求救時不予救助，致其死亡，構成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前者，刑法因果關系以行為人的作為和危害結果為判斷的基礎，而後者，則以行為人的不作為、危害結果以及行為人的作為義務為判斷的基礎，在這里，行為人的不作為和病人之死亡結果是沒有事實的因果關系的，而僅僅是因為作為義務的存在而具有一種事實的聯系，但也由此而具有刑法因果關系。但是在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上，事實因果關系是刑法因果關系的物質前提，只要某一行為在邏輯上與危害結果存在這種必要條件聯系，無論作用大小，距離遠近，都應作為事實原因而納入刑法因果關系的候選對象中，而不能在此區分原因與條件，從而將部分必要條件排除在此范圍之外。〔15〕甚至還要考慮存在一定的事實聯系，以避免判斷不合理。
對刑法因果關系和事實因果關系的區別，早有學者提出，如有學者認為，刑法中的因果關系與先驗范疇的因果律不同，與自然科學的必然性因果法則不同，而與歷史學的個別因果關系的因果意義是相同的。刑法學的認識目的是關於個別的因果關系的認識。〔16〕但是刑法因果到底是什麼，應如何界定？本文從刑法本身的目的、任務以及機能出發，區分刑法因果關系和事實聯系以及事實因果關系，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由立法者所評判，而表現為人的行為與其造成的危害結果之間存在的，據以判斷確定犯罪和刑事責任的法律上的聯系。這一界定沒有改變多少，主要包含著以下幾個方面的涵義：（一）刑法因果關系是一種有價值取向的判斷。出於刑法的目的、任務和機能，刑法認一定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而不局限於事實聯系及事實因果關系，從而具有一定的主觀判斷性。（二）刑法因果關系依然是一種聯系，是人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聯系。（三）刑法因果關系有兩個機能，一個是定罪上的機能，一個是量刑上的機能。已如前述，刑法因果關系涉及對犯罪請便的認定和刑事責任的承擔。（四）這種聯系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所謂具有法律意義，是指這種聯系因其本身涉及法律的目的和機能而進入法律的視野，且最終由法律進行評判。如某甲為一汽車運輸隊的修理員，明知由駕駛員所駕駛的汽車有故障的存在，但故意不予維修，駕駛員在不知情況的條件下，在一次出車中發生了重大的事故。在此案例中，修理員的不作為與事故之間顯然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而駕駛員的業務行為則與事故固然存在事實上的因果關系，但其不具有刑法之意義，不是刑法因果關系，從而修理員的行為構成犯罪，而駕駛員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二、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探討
我國刑法理論承前蘇聯刑法理論，雖有很大的發展，但許多問題仍局限於舊的理論和學說之中。刑法的因果關系問題，一直受蘇聯刑法學中的因果關系理論的影響，也存在著必然性聯系和偶然性聯系的爭論，同時也有內因與外因的爭論，使我國刑法因果關系問題的認為混亂不堪。時至今日，不少學者紛紛主張，應該從新的思考角度來研究我國刑法因果關系，也出現了不少對這方面的嘗試，有力的推進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發展，但在刑法因果關系問題上，還是有不同的爭論，〔17〕因此有必要對我國刑法因果關系問題進行探討。
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關於因果關系的論述，以及蘇聯刑法理論的影響，在現實中，存在著對刑法因果關系的性質是采必然性因果關系還是雙層次因果關系說的爭論。所謂必然性因果關系說，為前蘇聯刑法學家皮昂特考夫斯基所主張，這種觀點認為，只有行為人的行為與其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之間才存在因果關系。另一種必然、偶然因果關系說認為刑法因果關系是極為復雜的，既有主要的，作為基本形式的必然因果關系，也有次要的，作為補充形式的因果關系。而偶然因果關系是當危害行為本身並不包含著產生危害結果的根據，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並由介入的因素合乎規律地引起危害結果時，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聯系。這是刑法因果關系問題關於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爭論。而所謂內因和外因，是指事物發展的內在根據和外部條件，內因和外因被廣泛應用於事物變化的分析之中。我們知道，哲學中因果關系研究的目的在於發現事物之間存在的因果規律，以使人類運用這些因果規律在改造自然、改造社會中獲得更大的自由，而刑法因果關系並不關注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聯系是否符合規律，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注重的是在具體案件中，當某一特定的危害結果發生時，到底有哪些人的行為或事件對結果發生起了作用，起了多大作用，行為人應承擔什麼樣的刑事責任。〔18〕哲學固然是具體學科的基礎，但具體學科本身有其不同的特點，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統一。哲學的因果關系，是客觀事實的，不容人的主觀意志創造，固然存在著必然因果關系和偶然因果關系，而且在原因上，是有內因和外因的區別，而刑法因果關系本身是一種帶主觀判斷性的法律上的聯系，自然有其自身的特點。刑法因果關系不必注重因果關系的必然性或偶然性，也不能在事實的聯系中尋求內因和外因的區別。而注重的是行為人的主觀罪過，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為危害結果負責，如何負責。因為刑法本身有極強的目的性，有其特別的任務和機能。
我國刑法因果關系問題上，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內因和外因的爭論，是因為並沒有把刑法因果關系和事實聯系以及事實因果關系區別而對待，而是依據哲學上因果關系的理論，套在刑法因果關繫上。正是以事實的聯系的一些特點和性質來說明刑法因果關系，從而造成了理論上的混亂。筆者認為，刑法的因果關系完全不同於事實聯系及事實因果關系，但是以它們為判斷的基礎的。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長期宥於事實因果關系我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內因和外因的觀點，不能清楚的認識刑法的因果關系，而且，會在刑法因果關系的兩個機能的發揮上產生問題，可能導致不能認識具有刑法因果關系的行為和危害結果，致使有的犯罪行為不能被依法追究，從而不能達到刑法保護社會生活利益的目的，不能實現其任務和發揮刑法的機能。因此，在區別刑法因果關系和事實聯系及事實因果關系之後，上面所說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內因和外因的爭論，或許可以從一個新的思考角度，而可以澄清問題。
所謂因果關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指一現象和另一現象這間的聯系的一種性質，前者表現出聯系的固定性、不變性和規律性，而後者，則表現出隨機性、無規律性。這兩者主要用於事實聯系或事因果關系的判斷上，屬於客觀世界的范疇，是事實因果關系所具有的兩種性質。事實原因中的內因和外因，則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內在根據和外部條件。刑法上原因中的內因，和人的主觀意志有密切的聯系。要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行為人必須具有主觀的罪過，包括故意和過失。在故意犯罪中，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行為人知道一定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存在著事實的聯系或事實的因果關系，這也正是故意的認識范圍。行為人依據自己的認識，利用這種事實的聯系而實施一這種行為，構成犯罪。如在故意殺人罪中，行為人認識到自己投毒的行為會致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結果發生，而有意識地利用這種毒葯和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的事實因果關系，而有意識的利用或者放任，則其投毒或者放任的行為獲得了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中原因的意義。在不純正不作為犯中，如護士對求救的病人故意不給救助，護士明知病人會因沒有及時救助而死亡，但其基於自身的意志，利用這種事實的因果關系，采不作為的方式放任事實因果關系的發展，其不作為因此而具有刑法上的意義，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在過失犯罪中，行為人預見或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輕信可以避免或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致使危害結果的發生。在過於自信的過失中，行為人預見到危險狀態，但相信自己可以避免，終因事實因果關系的作用而發生危害的結果。如甲駕車自坡上下，預見到可能撞傷行人，但其相信自己的駕技可以避免，然危害結果仍然發生。甲已預見到自己駕駛行為可能會造成危害的結果，此兩者之間的事實因果關系也有所認識，然甲仍以其意志實施行為，不嚴加註意反而相信自己，當結果發生時，因其注意義務的存在，其行為具有刑法上的意義，因果關系也存在。在疏忽大意的過失中，行為可能會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但行為人因違反注意的義務，而沒有認識行為可能造成危害結果，故一旦危害結果的發生，行為就被賦予刑法的意義。在過失不作為犯中，因行為人違反了注意義務，從而也違反了作為義務，使事實的因果關系得以發展，而產生危害的結果。如值班的火車扳道工，因過失而忘記為火車扳道，致使行駛至此的火車出軌，造成重大事故。扳道工固然應該預見不實施作為會發生危害的結果，也應該知道負有作為的義務，但因過失而違反此雙重的義務，刑法自然認為其過失的不作為和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
可見，刑法因果關系的存在，和行為人的主觀罪過有密切的聯系，是因為行為人主動積極地利用事實因果關系或放任事實因果關系或者違反注意義務令一定事實因果關系的實現，從而使其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的因果關系。因此，可以說行為人的主觀意志，是刑法因果關系原因上的內因，因其主觀的罪過出發，行為人的行為才具有可罰的根據，這種從內在的主觀出發的原因，可以說是刑法原因中的內因。而外因，則是其主觀罪過所支配的事實聯系或事實因果關系，是一種條件。行為人的主觀意志通過對外部的事實聯系及事實因果關系的支配而使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的意義。如果沒有內因，只有事實的聯系或因果關系，行為人的行為是不能被給予刑法上的評價的。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不在於事實的因果關系，而是基於行為人的主觀意志，若行為人的主觀意志完全支配事實聯系的發展，則其應負犯罪既遂的刑事責任，事實聯系或因果關系並沒有完全發展者，為未完成的犯罪。而如又有其它的因素的介入，即應具體分析該介入的因素是否也具有刑法的意義，而判定其犯罪與否及量刑的問題。從刑法的目的、任務和機能考察，因果關系的認定，則是為社會生活利益的保護而令他人的行為為其結果負責任。故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不是事實因果關系或事實聯系的認識，而有主觀性的存在。因此，因為什麼而認行為人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的因果關系，自是立法者權衡社會的利益（包括國家、社會、個人的利益）保護和行為人的個體權利的問題。因此，不能不慎重考慮。因此，犯罪構成要件是對立法者此種主觀的判斷的嚴格限制，在基本原則上講，則是近代法治國家的罪刑法定主義。刑法因果關系不能任由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主觀判斷，而應明確的有犯罪的構成要件加以限制。而現在一般主張的折衷的相當因果關系說，也是對此種評判的一種限制，立法者及司法者應考察社會一般人的經驗，又結合行為人個人的利益，再由此進行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
對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新思考，有的論者提出構建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體系的設想：第一層次，劃定具有法律價值性的一切事實。尋找的方法是「由果溯因」，首先用「butfor」公式找出與結果有關的一切行為和事件，然後由「社會經驗法則」進行篩選，最終確定具有法律價值性的一切事實。第二層次，從具有法律價值性的事實中尋找相當因果關系，決定結果責任的歸屬。〔19〕這種構想區分了刑法因果關系和事實因果關系，正是本文所主張的。刑法因果關系應該擺脫其與事實聯系及事實因果關系的糾纏而造成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內因」和「外因」的爭論。而從刑法的目的、任務和機能出發，明確刑法因果關系的主觀評判性。另一方面，以罪刑法定主義和犯罪構成要件從基本原則和具體立法司法中發揮刑法的保障機能，這樣才可以既保護社會生活利益，也可保障個人的權利不受刑法的侵害，充分發揮刑法的兩個機能。上述的設想最終歸結於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有的學者認為，在相當因果關系說中，認為一般人不能認識的，行為與結果之間沒有因果關系；行為人特別認識的，兩者具有因果關系，將是否有因果關系歸結到是否認識，抹殺了因果關系的客觀性，是不妥的。〔20〕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依然沒有認識到刑法因果關系的主觀性，而局限於事實聯系及事實因果關系的客觀性中。刑法因果關系當然不能憑空而存在，必定要以一定的事實聯系及因果關系為其基礎，但刑法因果關系本身主要卻是一種主觀的判斷，具有強烈的法律意義。同時它又是主客觀相統一的，以客觀實在為評判的基礎。相當的因果關系說，本身就是刑法因果關系判斷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已經顯示出很強的優越性。而在我國現實的司法實踐中，司法者往往自覺或不自覺的運用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來判斷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聯系。〔21〕相當因果關系是值得借鑒的。總之，應從新的角度來考察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理論，應該從長期以來的混亂的爭論中走出來，加強對刑法因果關系本身的特點的研究，才能有利於刑法理論的發展。

三、不作為犯的因果關系
不作為犯因其不同於作為形式的犯罪的特點，而使他的因果關系問題更是爭論中的爭論。不作為犯，歷來是刑法行為理論的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們首先要簡要的談談刑法上的行為理論。在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中，刑法上的行為理論是一個漸次發展的過程。19世紀自然科學發展迅速，產生了因果行為論，認為行為是意思所惹起的外界的自然因果過程。而後的目的行為論，認為刑法的行為指人為達成其特定的目的而支配其身體所為的活動。到晚近的社會行為論，出現於20世紀三十年代，該論認為為了正確的理解行為，不能只從自然的物理的方面理解行為，而必須從社會的意義上來把握。認為行為的「社會性」是行為概念的本質要素。此外有日本學者團藤重光主張的人格行為論，人格行為論以行為是人格的主體的現實化的身體動靜為刑法上的行為。
在因果行為論上，對不作為，因其不具有外界的身體動靜，缺乏事實的因果關系，故而被排除在行為之中。在目的

⑨ 有關刑法的時間效力范圍，錯誤的說法是（）。

參考 家老人家喝了肯定得食物中毒，所以說這就是一糊弄人的東西。」

⑩ 違反了刑法 能不能說是犯罪

違反刑法的事很多，達到一定程度才是犯罪，夠嚴重就是犯罪。

犯罪一定是違反刑法，但是違反刑法情節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